1934年，年方20岁的王世襄踏着金秋的落叶，沐浴着北京10月和煦的阳光，走进了燕京大学的校门。当时的燕京大学，位于现在的北京大学校址，校园优美雅致，全校共占地770余亩，其中勺园旧址占300余亩，后买进了徐世昌的鉴春园、张学良的蔚秀园、载涛的朗润园。全部建筑费用，一共用了360多万银元，建成66幢建筑物。燕京大学的历史，同司徒雷登有着密切的联系。早在1868年，他的父亲就作为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派出的首批传教士之一，携带新婚妻子来到中国。司徒雷登1876年6月24日出生在杭州，至今在杭州还保留着当年他们一家生活与传教的旧居。

当年，司徒雷登为了在中国创办一所学校，曾亲自骑毛驴或自行车，在北京城四处勘察，最终看中了一处宽敞的西郊之地。那块土地本是清廷淑春园的所在地，到民国时被陕西督军陈树藩买了。司徒雷登为能在这块地上建校，就专程前往西安游说，终于使其同意转让。校址选定后，司徒雷登即聘请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美国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HenryKillamMurphy，1877—1954）进行了总体规划和建筑设计，校园建筑群全部采用中国古典宫殿的式样，楼角四面翘起，屋脊亦高耸。1919年之际，司徒雷登采用诚静诒先生的建议，定名为“燕京大学”。司徒雷登为了学校的经费，曾连续10次回美国募捐，为燕大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1926年6月，燕大迁入新址，校园借远山近水之势，巧妙地安排建筑布局，成为北京西郊令人瞩目的新景点，并有了一个独特的名称——燕园。

燕大的校园是美丽的，东西轴线以玉泉山塔为对景，正面是歇山顶的贝公楼（行政楼），两侧是宗教楼和图书馆，沿中轴线向东，一直到未名湖中的思义亭，湖畔还有博雅塔、临湖轩。东部以未名湖为界，分为北部的男院和南部的女院。男院包括德、才、兼、备4幢男生宿舍以及华氏体育馆。女院沿一条南北轴线，分布适楼、南北阁、女生宿舍和鲍氏体育馆。燕京大学由于当年所募建筑资金来自各界人士的赞助，故他们对校园的建筑提出了各不相同的要求。比如美国费城的乔治柯里夫妇，把他们的捐资指定用于建造一所校长住宅，这就是位于未名湖南岸的临湖轩。但司徒雷登并未把它当做自己的私宅，他只是将这临湖轩作为一座公共场所，用于接待来访贵宾，一些重要的会议也在这里召开。燕大青年教师的婚礼，也经常在临湖轩举行，司徒雷登很乐于为他们担任证婚人。冰心与吴文藻的婚礼，也曾在这里举行。这临湖轩相当长时间里并没有名字，直到1931年校友们在此聚会，纪念燕大建校10周年，才由冰心取名为“临湖轩”，后来由胡适撰写匾额。而燕大园内最重要的景点，应是居中的那个湖，为它的命名，当时大家争执不休，后钱穆有主意，称其为“未名湖”。

王世襄进入燕大时，有如此美丽的校园，当然是非常畅心的。他当年写了一篇《燕园景物略》，其中介绍了那里怡人的景色，如“莲塘”、“华表”、“钟亭”、“文水陂”、“湖岛”、“塔”、“石舫”等。他有诗诵曰：“定舫徘徊待月迟，文陂一片碧琉璃。会看塔影湖心重，便是穿云欲上时。”这足可见从20岁至24岁时，那四年之大学生活，对他来说可谓是乐事多多，虽然，那时他由于家境条件，尚把较多时间用于贪玩上，但穿云欲上的鸿鹄之志，也时存于他心中。

王世襄一开始考入燕京大学，就读的是医科，这是由于父亲王继曾宦海沉浮多年，深感时局变易、世事难料，未来在中国从政为官之路也颇为艰难险恶，所以希望世襄在大学能修成一门有专业技术的学科，未来可以赖其安身立命。况当时燕京大学的医科，名扬海内外，于是王世襄凭着从小的家学教育、天资聪颖和一口流利的英语，顺利地考入了燕京大学，开始了他在未名湖畔的负笈求学之路。

王世襄入学时，燕京大学正是发展的全盛时期。1934年春，时年40岁的陆志韦接替原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吴雷川先生任代理校长。陆志韦先生是著名的心理学家、语言学家、诗人和教育家，出生于浙江吴兴南浔镇，与王世襄之母金章是同乡。陆志韦担任校长后，秉承司徒雷登的办学方向，决不将教会大学局限于狭隘的宗教范畴，而是力求使燕京弥漫着浓厚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空气，兼收并蓄。他请的教授只要有真才实学，不问政治倾向、宗教信仰、学术流派。所以当时各学科的老师可谓人才济济，不仅汇集了教育家林迈可，社会学家许仕廉、雷洁琼，人类学家吴文藻，考古学家容庚，神学家赵紫辰，法学家张友渔，哲学家张东荪、洪谦、冯友兰，史学家顾颉刚、钱穆、邓之诚、韩儒林，政治学家萧公权，还有来自国外的心理学家夏仁德、记者斯诺等人，文学系则有周作人、朱自清、林庚、顾随、郑振铎、陆侃如、冯沅君、冰心等。

燕京大学的求学岁月，是王世襄人生的一页新篇章，也是他从“少年玩家”至“青年学者”的一个重要转型期。刚进入燕大时的他，玩之心性未敛，再加上他对医学课程甚感枯燥无味，只是由于父命难违，才硬着头皮考入这医科专业。当年，王家恰在燕京大学附近的成府路刚秉庙东，有一个20余亩地的园子，当时有人叫它为“王家花园”，那园子地方开阔、花草繁茂，可以让世襄继续他的各类玩好。于是，他在园子里搭起了葫芦架，播种引藤自己范制、火绘葫芦；又邀京城有名的养狗家荣三、小崇搬进园内居住。于是，虽在燕大就读，总免不了“身在曹营心在汉”，他把很多时间还是放在爱好上，在园中朝南的几间花洞子里养狗放鹰等等。玩得最盛时，除了一开始名为浑子、壬子的两条黑花狗外，后又添了青花雪儿，如此这三条狗，正好可凑成一围。

大学期间，他曾多次猎獾，玩绩可谓不凡。特别是他与荣三等在三间房一带用三天三夜的时间蹲守，终于取得了三条生狗咬回獾的战绩，在京城一时传为佳话。除了养狗猎獾外，世襄还继续养鹰。初入燕京大学时，他曾在大沟巷鹰店，花十多元买了一架酽豆黄和一只长相极好的老破花。到大学二年级时，他又以百金购得一架白色儿鹰子。作为一个大学生，有如此壮举，引得京城玩家争相观看，遂名动一时。那时的王世襄，似忘却了学校课业的压力，身心全放在那些有趣的动植物上，那正好坐落在燕大旁边的王家花园，俨然成了京城一个青年玩家的“秘密花园”。

然而，玩得如此不亦乐乎，自然无法兼顾他在燕大学医科的繁重学业，两年下来王世襄在燕大医预科中的数、理、化成绩均不及格。这正是如他年届八十时所吟的“髫年不可教，学业荒于嬉”的时期。当然，在二十多岁那个时期，王世襄是不太在意这一点的。

按当时校方规定，他无法继续学医，要么转学别科，要么退学回家。但这时的王世襄仍无“悔改”之意，也许，还为逃脱学医生涯一事而庆幸，于是按当时燕大所规定，他只有于1936年弃医之学，转入燕京大学国文系学习。此后，王世襄凭着自小的私塾教育、家学熏陶，在燕大应付国文系的功课，自然是游刃有余。如有一次，他上的是刘盼遂先生的《文选》课，课后，刘先生布置了据文选为题目的作业，可世襄仍择兴趣所好，以《鸽铃赋》为题撰成骈文一篇。由此看出，弃医从文，反而给了他更大的闲兴游玩空间。他曾在大学四年级，以明人笔法“戏作”《燕园景物略》：“予来燕京四年，不惮霜雪，不避风雨，不分昼夜，每于人不游处游，人不至时至，期有会心，自悦而已”。1938年夏天，他顺利地拿到了燕京大学本科毕业文凭，父亲要他学医致用的愿望，也只能付诸东流了。当时，日军的铁蹄还未踏进北京，这也是王家生活相对稳定富裕的一段时间，可以说是夹在两场大风雨中的一个短暂的阶段。

燕大的四年时光，弹指即逝，对于王世襄来说，这四年中纵天性所好，可能是玩物多于治学。大学时代就这样过去了，学士学位也拿到了，人生又将是个转折点，对于王世襄的人生，也可有多个选择，比如，他依然可沉迷于各种玩物，像京城中的八旗子弟、官宦富家公子哥儿们一样，与其昏昏犹淌水似的度过一生；也可以大学毕业资格，从事教育事业度过一辈子。但王世襄就在这人生旅途之转折处，最后还是选择了书香人家的归程，要继续在学业上深造下去，于是，在1938年秋天，他考入了燕京大学研究生院文学院，成了一名研究生。

初入学时，他确还没有下定发愤治学的决心，然而，1939年春，发生了一件使他意想不到的事：一直以来对其爱护备至的慈母金章过早地逝世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乃是因为当时的王家，家境已每况愈下。父亲王继曾，当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便淡出了官场，赋闲在家，因此可以说没有了主要的经济收入，再加上战事纷乱、物价动荡，王家有时还得靠典当一些宋元瓷器和善本古籍来应急。在日渐清寒的境况下，母亲金章患上了高血压病，她从小就在衣食无忧的环境中长大，如今却要为家庭日常开销而担心苦恼，自然影响了她的健康，最终导致一病不起，年仅56岁便去世了。

王世襄当时25岁，长期以来，他一直在母亲的呵护关爱下一帆风顺地长大，尚不知人间疾苦、艰难磨折为何物？慈母的突然逝世，对他来说，犹如晴天霹雳，让他的灵魂被深深地触动。他此时思忖起往昔的一切，想着自小父母为他请最好的老师上课，又供他上大学，并进入研究生院。他也知道30年代时，燕京大学作为美国的教会学校，比一般公立大学的学费要昂贵得多。当时，燕京大学一个学生一年的学费要160银圆，而当时一个普通中学教员一年的收入也仅为120银圆，可见负担四年的大学本科教育，应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他回想起自己把多少宝贵光阴都耗费在养蛐蛐、架鹰獾狗上，每次他掌灯时分玩乐归来，母亲总温柔地抚慰他，从不对其责怪阻拦，但王世襄深知母亲内心极重视对他的教育，希望他能成为一个有用之才并承袭书香之家。如今，已无法再在母亲膝下聆听她的教诲了，世襄深感自己荒诞任性、虚掷大好光阴，悔恨不已，于是痛改前非，他驱散了鸽群，送走了大鹰和獾狗，将蛐蛐罐、葫芦、鸽哨等玩意也统统束之高阁，决心在燕京研究院潜心苦读。

母亲的去世，确是王世襄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已是九十四岁高龄的他，一直念叨着这件事，并对我说：“我从幼年一直玩到1939年大学毕业，考进燕京研究院后，该年春母亲逝世，对我极大震撼。从此坚决悔改，认真学习、工作，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转变，终生恪守，直到衰老。”

事实上，当1937年日寇入境，北平沦陷，多数大学都迁往内地，而燕京大学则选择留下，因司徒雷登、陆志韦两位校长的努力，当时的燕大屡屡拒绝日军无理搜查校园的要求，成了北中国的自由“孤岛”，并继续为抗日后方输送了许多人才。此时的燕大研究院并没有因中日的战争而中断研究工作，还在读的研究生仍有46位，所有的学生都满怀着热情和期望投入学习，他们认识到在外界风雨飘摇之时，仍能在燕园安稳地读研究生，那是多么的难能可贵，所以个个都努力治学，之后几乎都成为了各个领域的大师。如清史、满族史专家王钟翰，中国藏学研究的主要开拓者、人类学家李有义，历史地理学家何炳棣，中国科学院院士侯仁之，《文心雕龙》的研究专家杨明照，物理学家葛廷燧等等。这些日后的中国学术带头人，当时都与王世襄是同窗学子。

一旦收敛玩心、改玩归正，王世襄在燕京研究院的生活，过得更充实而忙碌了，日渐显示出了他治学的潜力。1939年到1940年间，他结合过去的亲身体验，在《华光》杂志上分三次连续发表了关于大鹰和老北京玩鹰民俗风情的文章，在文章中他旁征博引，不仅细致地总结和梳理了捕鹰、养鹰、驯鹰、放鹰的过程，还在历朝文献中，考据了中国养鹰的历史，这已初步显露了王世襄将民俗风情提炼升华到学术历史高度的治学特征。1940年，他又用英文发表了《关于姚最〈续画品录〉中的一个错字》，这是一篇颇具深度的学术论文。姚最，南北朝时期杰出的论画家，《续画品录》主要为补遗谢赫的《画品》而作，补入了23位与《古画品录》所品评的画家同时期画家的20条有关条目，并对补入画家的作品作了严谨的个案分析，指出作品中的优缺点，是继谢赫《画品》之后的第二部品评画家的论著。而王世襄的那篇论文，主要围绕姚最的《续画品录》展开，回顾了刘海粟等七位现代艺术家对该著作所作研究的各自观点，表述了自己研究的结论，资料翔实、条理明晰，而且全文用地道流畅的英文写就，这在当时确是难得的论文，从中已可以看出王世襄中西兼备的治学才华。

由于家学渊源和丰富的藏书，王世襄旧学的根基很早就奠立，其关注对象则集中于中国传统文化，又由于自小入美侨学校，对西学自不会排斥，但旧学根基的深厚，令其不会盲目崇拜西学，对中国传统文化更能提升其精神，因此中学西学在他身上不存冲突而是协调互补，自然而然地取西之长，补中之短，洋为中用而不失本体。这也说明了王世襄在思想上承袭了王、金家风，以及他们的中体西用的学风。

1939年，王世襄在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时，选择了当时还未有人深入研究的题目——《中国画论研究》（下称《画论》）。这在当年的燕大，确也是出乎国文系老师的预料。当然，如果我们从他之家学来追溯的话，就并非特殊。中国画一直是王世襄感兴趣的领域，也许是母亲、舅父自小对他的艺术熏陶之结果。从《关于姚最〈续画品录〉中的一个错字》的论文开始，他就积极地开始探索古代画家和画论家之所述，也令他对中国绘画的发展轨迹逐渐清晰；也许为了报答母亲25年的养育教诲之恩，王世襄才选择了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对中国画论研究的课题。

中国画论是一门专业性极强的学科理论，是独立的学科，同时又与其他学科如美术史、绘画史、美学、文学、书法、哲学、历史、乐论等密切联系。《中国画论研究》在王世襄就读的燕京研究院文学院，确是跨学科的选题，但学校还是同意了王世襄的选题，从此，他躲进书斋成一统，不论春夏与秋冬，埋首阅读史书、画论、哲学等各类典籍，专心撰写他选择的论文《画论》。

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三年的燕京研究院学术生活中，王世襄还收获了生命中最珍贵的一段感情，邂逅了今后与他相濡以沫、志同道合携手共度人生六十载寒暑的伴侣——夫人袁荃猷。袁荃猷生于1920年，上海松江人，祖父于清代曾在山东任过知县，后到东北担任过银行经理，晚年就在北京购了一座大院，定居于北京。袁家有姐妹四人，荃猷在祖父母身边长大，自小请家馆讲授国学，后在北京读中学，并从汪孟舒先生习书法、绘画和古琴，能写一手好书法，仅《兰亭序》就临了不知多少遍，所以日后她之行楷清逸妍秀，在当年燕大同学中，实难有人与之相匹，王世襄曾写她“爱好艺术，常去图书馆借阅书画、古器物以及敦煌、云冈、龙门等洞窟的图录”。袁荃猷当时也正在燕京大学教育系读书，比王世襄要低几级，两人之相识，也可谓以书画结缘。1940年袁荃猷因要撰写毕业论文，准备编写一部中国绘画教材，但当时教育学系的导师中并无人对中国画有所研究，教育系的系主任周学章先生，知道国文系的王世襄研究中国画，于是便介绍袁荃猷去找他，请他在研究之余帮忙指导荃猷教材的编写。当时世襄应对这位小他五岁，文静秀丽、落落大方的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荃猷也应被这位高大爽朗、学识渊博并热心帮助的师兄所吸引。那幽静的燕园、美丽的未名湖，在那些个青春的岁月里，都留下他们两人漫步、倾谈的身影。就这样，两人因一本绘画教材而相识，又因同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倾心和热爱而相知相恋。之后的五年中，尽管王世襄离开北京，转徙大后方，当时燕大因迁徙成都，荃猷未随学校转移而到山东青岛一所小学任教，但他们俩这段感情却从未因分离和曲折而丝毫减损，反而随着当时艰苦而又曲折多变的时间考验愈为醇厚。两人的专注执著与忠贞不渝的感情，最终成就了他们俩一段美满的婚姻和白头偕老的人生。

1941年，历经三年的潜心读书、治学，王世襄终于完成了《中国画论研究》先秦至宋代部分的撰写，同时顺利完成答辩，取得了燕京大学文学硕士的学位。由于这样一个艰深的研究过程，以往人们对王世襄玩物丧志的形象，也在老师与同学的心目中有所改观，同时，人们对他所具备的学问潜质，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当时的哈佛燕京学社，正待选派一个研究生去美国哈佛深造。哈佛燕京学社成立于1928年春，是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联合成立的教育机构。作为美国铝业大王的赫尔（CharlMartinHall1863—1914）有一笔巨额遗产，用以作为教育基金，其目的是合作研究中国文化和培养汉学人才，自成立以来，已经陆续互派了多批中美学者进行交流学习。当时，有人提议燕京还没有研究美术史的，可考虑送王世襄去哈佛攻读美术史博士。会议讨论时，主持会议的洪煨莲先生立即发言，他认为：“王世襄资质不差，今后如专心治学，可以出成果。但他太贪玩，今后如何，是个未知数。派送哈佛的名额有限，决不能把有限的名额押在未知数上。”洪煨莲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他的意见，有理有据，一锤定音，众人称是。几天后，洪先生在校园偶遇王世襄，特意告诉他开会的经过及自己对他的反对意见，王世襄听后心悦诚服，认为洪老师的决定非常正确，事后还特意禀告了父亲，而父亲听闻此事后，也极其赞服洪先生的看法，他还对儿子冷静地说：“如果我是洪先生的话，也会这样做的。”我们从这件事可以看到，王氏家族的门风是绝不以一己之利为利的，同时也可一窥当年社会之风气，是多么公正与正派。时隔了七年后的1948年，王世襄有了去美国考察和学术交流的机会，当时曾去拜访洪老师，师生情谊甚为融洽。尔后，相隔了整整三十载，直到1980年，国内“十年浩劫”结束，王世襄又有机会去美国，再次拜望洪老师，当时世襄还只有薄薄的一本油印的《髹饰录解说》可呈送当年的老师，但就是这么一本小小书，在美国的洪老师，看了非常欢喜，还很开心地回忆和聊起往事，他向陪同王世襄前往的费正清夫人费慰梅说起当年反对王世襄去哈佛的事，还打趣地和大家说：“我没有说错，他不再贪玩，还是可以写出书来。”

王世襄在研究生毕业后，下定决心要将《中国画论研究》补写完整，父亲王继曾也屡屡告诉他，做事要有始有终，支持他将《画论》撰写完毕。于是，王世襄又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全心在家继续《画论》的撰写。当时，因燕大在太平洋战争后被日军所封闭而无法去图书馆查找资料，幸好世襄还有家藏的丰富图书可供查阅。就这样，1943年春天，王世襄终于完成了他的一部重要著述。这部《画论》跨越先秦、两汉、南北朝、宋、元、明、清上下五千年，洋洋洒洒，共计七十万言。此著作撰写完毕后，他又与周士庄及另一名社会青年，特用毛笔誊清抄写，并线装成册。尽管这部《画论》的写成历时五载、倾其全力，但王世襄仍觉得他这部学术处女作，尚有不足之处；比如全书“论说罗列多于分析研究，未能揭示各时期理论作法之发展，与画家画迹相印证”，他始终认为，只有再用两三年时间作较大的修改，方能有所提高。于此，他将这部《画论》标为未定稿。当时，由于王世襄正准备南下求职谋生，没时间再对书稿进行修改，于是便将手稿随身携带，又特意将书稿晒蓝复制一份留在家中。

王世襄携带着这部书稿，急急离京南下，虽有时也披阅一番，有时也想能抽空作些修润，这份书稿，凝结着王世襄对先逝的母亲的思念和感激，同时也代表着他三年日夜苦读的成果；然而，却因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得以出版问世。直至时隔了近六十年后的2002年，才得以付梓，尘封了将近一个甲子，真多靠了他老而弥坚，长寿体康，才在有生之年能见到这部70万字作品终与读者相见。

说起这部书的问世，也有些轶事可谈。1943年王世襄完成书稿之际，正值国难当头难觅出版问世的机会，而到了1955年，王世襄将此书稿交给人民美术出版社，当时出版社也同意出版，但王世襄经再三考虑，还是觉得不如待好好修改后再行问世，至为妥当，于是他与出版社商量后主动要求撤稿。然而，他没有想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国内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形势的不断变化，到十年“文革”时，这样的封、资、修的东西，连批判都来不及，遑论出版！到“文革”结束，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后，王世襄一心要将濒临灭绝的种种传统文化能让世人所知，所以伏案全心著书立说，《画论》始终束之高阁，直至王世襄想起修改《画论》时，却已经年老力衰，真是力不从心，而只能作罢。尔后，终由广西师大出版社于2002年7月出版了手写影印本。这本《画论》一波三折的历程，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了近现代以来中国几代学人之命运。他们往往才华横溢、博闻强识、中西汇通，但没法静心专注于自身的学问钻研，太多的光阴和精力被白白浪费于战事和运动之中，不禁让人感叹他们的生不逢时和颠沛坎坷的人生命运。王世襄自然也是中国几代学人中的一分子，且可算是一个典型，当然也可说是个“奇人”呢。

结束了《画论》的撰写，王世襄已29岁了，其父王继曾对他说：“你已经到了自谋生活的年龄。北平沦陷，自然不能再呆下去了。”于是，王世襄决心走出去闯一闯，靠自己所学谋生。但当时的北平已沦为日军占领区，如果要在北平谋职的话无疑是在为日伪工作，他思考再三，决定离开北平，到西南大后方去，因当时北平著名的学府和研究机构均转迁至大后方，对于长期生活在北京的王世襄，那里有浓厚的学人集聚和丰富的人文氛围，那里可以开始一种新的事业和新的生活。当然，此去将有什么样生活和前程在等待着他，也确是难乎预料，抗日的号角还在耳边震响，战争的火焰尚在神州大地上熊熊燃烧。 mmyM3maE1/hmZSX/kApQpExmS5vvYuDBWgEkoQcjLBeb2Qjdnjq4FlELyxtgQiU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