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五月的北京，莺飞草长，天空碧蓝如洗，绿的天使，神奇般地映出春天所有的笑容，还在远处，不时传来一阵阵如仙乐般的鸽哨声。就在这般祥和的时节，往日安恬与静谧的芳嘉园里，却弥漫着欣喜而又焦虑的气氛，仆人们一个个似热锅上的蚂蚁。而芳嘉园的主人王继曾，更怀有不安与期盼之心，在大屋前的游廊上，又急又喜地来回踱着，不时向一间屋里张望，一副心急如焚的神情，分秒般地显露出来。

原来，王继曾的夫人金章，今日临盆，谁知却意外的又是一次难产。王继曾想起二儿子世容诞生时的情景。当时，他们正旅居巴黎，那次金章生产也艰难异常，腹痛了整整一夜都未临盆，后来幸得法国医生实施产科手术，才得以母子平安。

如今世容已两岁，金章却又一次遭遇难产，他一面心头忧虑，一面又冷静下来，努力驱散心头的阴云，只祈保佑平安。正当大家焦躁和紧张之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只见一个女仆气喘喘地跑至王继曾面前，急切而欣喜地喊道：“啊，老爷，夫人生了，是个小少爷呢，母子都平安！”

这个久盼的佳音，终于让王继曾一直悬着的心放下了，他立刻奔进了里屋，只见妻子孱弱的身子半躺在床上，苍白的面庞上，却浮现着满足、平和的微笑，怀中抱着那刚出生的娇弱的婴儿。王继曾凑近金章，一面看那男婴粉嫩的圆脸蛋、微微张合的嘴唇，显得格外的憨态可掬。那小婴儿，似也正新奇地看着这刚来到的世界，全不知母亲刚经历的那一阵生死边缘的痛苦与紧张，将他带入了人世。

这个男婴，便是我们的传主王世襄。1914年5月，他降生于父亲买下不久的北京芳嘉园。殊不知，这年，也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年，也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日本成立，拟进行二次革命之年。而芳嘉园里，正是农历岁次甲寅，蒲月之朔，满园的绿树花苗，更显婆娑多姿。园内吉祥欢愉之气，随阵阵春风荡漾拂来，世襄的降生，无疑给在北京城安顿下来的王家，又平添了一份欢乐和福祉。

我们常说，不凡之人，诞生于世，常伴有不一般的现象发生，这“既不科学，又不迷信，或介于两者之间”的说法，在王世襄身上似乎也不例外。原来，世襄出生的前一晚，祖父王仁东远在上海，却在深夜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人送来一幅画像，打开一看，却是左宗棠之像；不料，次日即收到北京发来电报，告知孙儿于芳嘉园出生，终大小平安！祖父联系昨晚之梦，因清朝湘军统帅之一、洋务派首领左宗棠，曾谥“文襄”，觉得梦中情景与此有着微妙的关联，真是高兴万分，遂为刚出世的孙儿取名为“世襄”。

而父亲王继曾，则因儿子生在当时的京城，又给世襄另取了个小名“长安”（后来，王世襄自己又取其谐音，改为“畅安”）。也许，这一切，全都是对日后人生美好的一种期盼，在这新旧更替，两千多年的帝制刚刚结束的时代，世事多变，人们在心理上总在祈盼一份平安与静好。

王世襄的祖上，原居江西吉水县清江乡，故人称“西清王氏”。他的始祖旭窗公，在江西经营瓷器业致富。尔后，王家在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公元16世纪）却从江西迁徙福建。为何要举家徙居他乡？可能是为了经营发展上之方便，也可能当时在江西，经营瓷业者居多，恐难求发展，抑或由其他各种原因所需，今日已难考证。这犹如陈寅恪祖上（义宁陈家）原定居福建，属客家系谱，到六世祖时，却突由闽入赣去发展家族事业了。

王氏家族自江西迁福建定居后，因口岸海运之便，商业的发达，生意一度蒸蒸日上，逐渐发展成为福州一带的名门望族。谁知，王家到了六世祖时，因身体健康不佳，在商旅生涯上渐失竞争力，从此，家道中落，祖先的辉煌，仅只留存于过去的时代里了。

家道中落，渐于清贫。在王世襄的高祖庆云公一代，就开始发愤读书，以期改变命运，重振家业。那时，正值晚清嘉庆、道光年间，国家尚称得上是较富裕的时期，世风不免“以侈靡为荣”，但这样的世风，并未影响庆云公读书的勤奋，以及在心志的上进。

十年寒窗，胸怀壮志，王庆云终于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中得举人，十年后又中得进士。从此，王氏家族开始步入青云，直上官宦之路。

庆云公中进士后三年，便入翰林院，后任贵州学政。五十岁时，在政绩与学问上，就与曾国藩并驾齐驱，还被朝廷任命为武会试的考官。尔后，在太平军时期，又曾任两广总督，清同治元年（1862）官至工部尚书。然而，就在这被封为尚书之年，庆云公却因病不幸逝世，朝廷为嘉彰他，谥文勤公。于此，王世襄先祖的名字，也被载入了《清史稿》名人传之中。

庆云公除了一生仕途坦荡外，还是位勤奋治学之人。他在翰林院期间，因曾经致力于一个省的教育与工业事业，撰写了一部《石渠余纪》又名为《熙朝纪政》的重要著作，书以六卷本刊出。其中详细记载了清代治国与理财的事绩，凡包括科举、荐举、吏治、军政、兵额、赋税、地丁、关税、盐法、矿政、屯田等门类，无不录入书中，并详细阐述，这著作用现代眼光看，就是当时清廷一部实用的财政简史。

庆云公生二子，其次子王传璨，曾任刑部主事。王传璨生四子，即仁致、仁堪、仁熟、仁东。长子仁致，早殇。王世襄的祖父王仁东，是庆云公的第四孙。

咸丰四年（1854），王仁东出生于福建省闽县（今福州市鼓楼区）城内登龙（灯笼）巷，从小长得很英俊，少年时代，所撰诗文便已日显才气。光绪二年丙子（1876），王仁东乡试中了举人，初任内阁中书，后又历任南通知州、江苏候补道、江安督粮道、苏州粮道兼苏州关监督等职。然而，王仁东在清廷为官时，正值晚清衰败，内忧外患之时，他才虽高，却已难觅救世报国之道了。

晚清的龚自珍（1792—1840），早认识到清朝末年来自国内外的严重危机，主张政治改革，抵御外侮，写了很多好诗，如“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但书生笔下之波澜，毕竟不抵事，晚清当局也绝不会改弦易辙。王仁东虽晚龚几辈，但大清帝国的危机更是积重难返、无可救药了。作为一介书香官宦子弟的他，在那样动荡混乱的时代，除了忧心愤世，也只能寄情于诗歌唱酬了。

王仁东晚年流寓上海，写下不少忧世感慨的诗文词句，有《完巢賸稿》传世，此著作系其女于1921年所辑。王仁东所著诗文，由于家学渊源，文字清秀，常有一种散淡的忧郁飘潜于他之字里行间。今天读他之诗，在某些文字里，我们也时能读出龚自珍《己亥杂诗》中之余韵，只不过少了点定庵诗中那“灵思奇想”而已。兹选录诗一首，以见其情操：

凄凉重过故人庐，

苦茗浇胸郁不舒。

昼静名园游客少，

天寒老树著花疏。

别来君竟长眼去，

乱后吾犹短发梳，

旧雨晨星寥落甚，

凭阑春色满庭除。

——《七律·愚园过洪鹭汀故居感赋》

近代著名政治家、书法家，同为福建老乡的郑孝胥，特为王仁东《完巢賸稿》一书作序云：“晚遭世乱，流寓海上，颇贫困，而刻苦自若。及发狂疾，余往视之，执手悲哭，述先考功当日勖语于昏眩中，露其天性，至死不变，庶几所谓刚矣。知交中处困日久，渐丧所守，旭庄极愤慨，不忍斥言也。所为诗，虽不多，亦足以自见其性情。视随波逐流者，不可同年而语哉。”

我们从郑孝胥这篇序文中，以及那一首首表露心迹的诗词中，无不可读出在晚清世乱之际，王仁东不愿随波逐流，仍刻苦读书并甘于贫困，足见他虽身处乱世，却独善其身、保持晚节的性情。当然，也正是这种性情，让他在时势之交替中，深感于那个时代所赋予的希望与失望，渐丧和失守，呐喊与彷徨，慎独和混世；同时，也反映了他对世事苦闷与无力回天之状，时交织于他的心灵之中。

王世襄祖父王仁东，1918年因病于上海逝世，终年64岁。祖母刘学熹，河南布政使刘齐衔公之三女，于咸丰二年（1852）生，光绪十二年（1886）逝世，享年三十四岁。葬福州北关外下凤山。刘氏知书识礼，晓大谊。生子孝绰、孝絜、继曾、孝缜，生一女荃芬。

而王世襄的伯祖王仁堪（字可庄），以清官著名于世，清光绪三年（1877）丁丑科状元，后出任镇江、苏州知府。曾谏西太后罢缮颐和园，直谏不阿。

王仁堪在朝为官几十年，恪尽职守，清廉奉公，为民所爱。光绪十七年（1891）三月，王仁堪出任江苏镇江知府，到任未及半月，有名的丹阳教案发生。该县民众在天主教堂内刨到死婴70多具，引起公愤。教堂被周围民众焚毁。洋人提出种种无理要求，王仁堪亲临现场稽查，验得婴儿尸骸70多具，认为该教堂既然兼办育婴，不应枉死婴儿；又不遵照光绪十五年（1889）两广总督奏行的章程，遭到群众反对是咎由自取。于是，呈请两江总督刘坤一，于结案时不追究民众焚毁教堂的责任，同时给传教士以适当抚恤，态度不卑不亢，甚为得体。

光绪十八年（1892）春，王仁堪在镇江知府任上，因劳累过度，不久病倒。当地发生蝗灾，王仁堪亲自督捕于野，病情加重，在病床上仍念灭蝗事；同年秋，丹徒、丹阳又遭大灾，王仁堪一面请准截漕济赈，一面劝导绅商捐助，救活20余万人。光绪十九年（1893）七月，王仁堪调任苏州知府。据说，这一年，殷如璋为浙江乡试主考官，为防互通关节，走水路途经苏州。王仁堪任苏州知府，理应上船问候。恰此时，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是殷如璋同年进士，他派仆人送去钱票及如何通关节的信函。不料这个仆人无知，大叫要回条，殷如璋只好叫王仁堪代拆。一下漏了馅，王仁堪命将送信人拿下。殷如璋为表白自己，也拍案大怒。后周福清在杭州，被判“斩监候”，在府狱一关八年，待到八国联军战乱时才获释。

因积劳过度，王仁堪一到苏州又病倒。但仍抱病每天到谳局（审理案件的机关）清理积案，“未两月，结七百余起。”同年冬，在一次夜间巡查时，又感受风寒，终于一病不起。

噩耗传至镇江，“士民皆欷嘘流涕”，并详列王仁堪政绩，呈报督、抚，请求上报朝廷。总督刘坤一、巡抚奎俊，对王仁堪以实心行实政，视民事如家事，卓然有古循吏风，上闻，清帝诏允宣付史馆立传，以表循良。

当然，身处晚清这般已明显衰败的时代，王仁堪虽未能看到日后即将发生的甲午战争的失败、百日维新的夭折，也没有看到一场中国的“自改革”运动的烟飞灰灭；但历史尚是公正，毕竟不会忘记王仁堪这样为官一身正气的清廉人物，那历史之遗迹——福州螺州的王仁堪状元府，迄今还矗立在那里。

王世襄的父亲继曾，是王仁东的第三子，字述勤。辛亥革命后，王世襄的祖父王仁东寓居沪上。王继曾1882年生于上海，早年入上海南洋公学学习。南洋公学是当时上海著名的学堂，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是民国初年的南洋大学，而南洋大学的前身便是清朝的南洋公学。南洋公学设立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办人是盛宣怀。南洋公学初建于上海徐家汇镇之北，经费取自于招商局、电报局之特捐。这两局先后属于商部、农工商部、邮传部，因此南洋公学先后称为“商部高等实业学堂”、“农工商部高等实业学堂”和“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

辛亥革命前夕，学校监督（即校长）为唐文治，字蔚芝，江苏太仓人，原任农工商部左侍郎；教务长为辜鸿铭，名汤生，以字行，福建厦门人，曾为粤督张之洞办外交，为当时有名的文学家；斋务长（即训导长、训育主任）本为陆规亮，辛亥革命前夕，则改为庄思缄，字蕴宽，江苏常州人，原任广西龙州兵备道，受革命思潮影响，不愿做清朝官吏，毅然辞职，因与唐文治为同学，来校任职。

王继曾在南洋公学接受的是不同于旧式私塾的新式教育，由于盛宣怀设立南洋公学是要着意培养懂得西文西艺（外语与科技）的人才，学校要求学生首先学习英、法、日等外语；学法律、公法、政治学、通商法、商税法；学习天算、舆地、格致、制造、汽机、矿冶等科学技术。也许，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式教育氛围中，王继曾感受到了西方先进技术的强大和不同文化思潮的碰撞，同时也随着外强入侵和清朝国力的式微，越来越看到清廷的无能和官员的腐败，看到百姓陷于疾苦，感到中华民族要振奋图强，势必先向西方寻求科技和改革制度才行，这让他产生了出国留学的念头。

但当时清廷实行愚民政策，禁止人民出国，适逢孙宝琦被任命为中国驻法公使，孙宝琦是清末重臣孙贻经的儿子，是一个笃诚开明的人士，王继曾便利用这一契机，于1902年随孙宝琦赴法国巴黎进修。就这样，年仅20岁的王继曾便踏上了赴法求学的旅途。可以说，巴黎是他之后外交官生涯的最初起点。

当年，像王继曾一样随孙宝琦出使法国的，还有后来被孙中山称为“民国奇人”的张静江先生和赴法办勤工俭学运动的李石曾先生。他们三人，当时都是二十出头的青年。李石曾当时21岁，张静江最为年长，当时25岁。尽管三人出身不同，所受教育迥异，到巴黎后也各自受业，但在辛亥革命爆发后，至民国时，这段中国近现代史上惊心动魄、风起云涌的岁月中，三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均有所作为。

李石曾留法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和黄复生等组织了京津同盟会，出版《民意报》，在北方宣传和组织革命。1912年他和吴稚晖等人在北京创立留法俭学会。1924年，在国民党一大上，李石曾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而张静江在赴欧途中，结识孙中山，提供银3万两为反清革命活动经费，后又往东京、巴黎，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被任命为财政部长。1925年，任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静江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孙中山逝世后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李石曾和张静江，后与蔡元培、吴稚晖，被称为“民国四大元老”。但当时，作为同路人的三个青年人，是无法预料到他们之后的人生之路，他们只是怀着学成救国的壮志和激情，怀着对未知的广阔世界的美好希冀和憧憬。作为这三人人生拐点的1902年，成了他们闲适地坐在开往巴黎邮轮上最有希望的一年。

王继曾到巴黎后，先后在法国高等学校及巴黎政法大学学习外交与公共事业管理，留学七年，学成时曾被授予学业优秀奖。1909年，他毕业回国后，首先任当年清政府军机大臣张之洞之秘书。后因其扎实的外语功底、外交能力和在巴黎留学的经验，不久便改任驻法留学生的监督，王继曾也得以有机会携夫人金章，再度赴法国巴黎故地重游。正是王继曾夫妇侨居巴黎之际，国内时局却发生剧变，辛亥革命于武昌爆发，满清帝国终于土崩瓦解，中华民国宣告成立。

民国成立后，王继曾回国供职于北洋政府外交部，1914年1月，又任外交部政务司司长。这一年，也就是王世襄快出生前，买下了北京东城芳嘉园的一座四合院。那是一座传统的独门四合院，有四进院子、四层房屋，后门开在新鲜胡同，以当时的北京老城来说，虽不算大，却也几近中等规模。王世襄正出生于这老四合院里，并一直居住了将近八十年。

1920年9月，王继曾出任驻墨西哥公使并兼任驻古巴公使职。当时王世襄正六岁，本来全家要随父亲一起远赴墨西哥，但此时二哥王世容不幸夭折，王世襄又患猩红热初愈，不宜离家远行，因此母亲只好带他留在上海。1921年8月，王继曾免兼驻古巴公使职，专任驻墨西哥公使。同年底，他任满归国后，一家终在上海重聚。1924年1月，王继曾由沪往京，在孙宝琦执政的北洋政府担任国务院秘书长，一家人才重回芳嘉园老宅居住。1926年，王继曾又改任安国军外交讨论会委员，1931年后则任英美烟草公司北平分行经理。

王继曾在频繁出任驻外使节的过程中，还对各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分析，曾著《意大利政治经济财政报告书》等书，介绍并评述了当时国外的一些政治经济之状况，应该说，为当时国人了解西方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体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尔后，随时局之变化，当民国政府迁都南京后，北京的政府职能逐渐萎缩、日渐萧条，而王继曾则又无意去国民党的政府工作，他在时过境迁之下，也渐渐淡出了政界。

西清王氏一门，自从福建闽县经商发家，后代代相承，通过科举应试走上仕途，逐渐发展为一个官宦之家。回顾王世襄祖上三代的生平历程，可谓英才辈出，洵不多见。如有进士出身、治理一方的重臣，有状元及第、直陈时弊的循吏，也有跻身洋务、从事外交的使节。所以说王氏世家子弟、官宦生涯，尤其是在鸦片战争后内外交困的时局中，王家各代养成的“通达时事”、“兼备中西”、“注重实际”的办事作风，无疑是西清王氏一代代薪火传承之作风，对日后王世襄的成长和后来的治学，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人们常说，时代造就了一个人的成长，但我认为时代固然重要，可在中国重门风世家的社会传统和环境氛围中，个人的成长与作为，实离不开代代相传的家族之影响。这正如《伏尔泰传》的作者莫罗阿所说的：“一切都是不良的，但一切都可以改善。”我想，这话说得有理，这里所说的“可以改善”，乃是因为一个人能幸运地处于一个好的社会，实非易事。当个人无力或无法去改变社会之恶劣环境时，那么，个人之成长抑或成才的机会，无疑离不开世族家风这潜移默化的影响。否则，我们又如何去理解古人的种种精神与现代之相通，以及有着几千年中国文化精神所凝聚的耕读之家，迄今绵绵不断的那文脉的延续呢？ +1eUXOS9TTfW0K+NRthc8mhhc7XtCcFpwdwTgwas0veSh8fhiym1WQjSkyR7Ax9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