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沉睡了一个寒冬的树木重新绽放出新绿时，人们总会蓦然发现时光已经载着残存的往昔从不经意间轻轻飞逝。也许，总有许多记忆中的事将会被永远深藏，然而，当时钟定格在卷入漩涡的那一瞬间，也许会发现许多在别人眼里轻如浮尘的事，于己却是如入梦魇，令人难以释怀。

范用说：“人到暮年，回忆往事，总有一些难以忘却的事。”他回忆自己一生只对母亲说过一次谎话，那是去干校的时候，他只对母亲说出差去了。对于母亲，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而对于范用，这却是历史和他开的一个大大的玩笑。

因为渺小，人会难以避免地卷入历史的大漩涡，从而上演一幕幕可悲的闹剧。“文化大革命”期间，范用被关在“牛棚”里，人们以为范用会过不了这一关。没有想到，坚强和自尊的人不曾颓唐，他依然做着一切有关于书的梦，缥缈而又漫长，难割而又难舍……

1949年8月份，一份电报把范用调到了北平出版委员会。带着军管会新闻出版处给的一份证明书和一份转关系的信函，范用踏上了前往北平的列车，从此就成了中宣部的一员。

中宣部出版委员会和新华社同在北洋政府的一幢旧建筑内办公，每逢周六，大厅里热闹极了，新华社的同志自发聚集在这里开舞会，有的男同志还穿着汗背心跳交际舞，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幢办公大楼的所在地正是当时位于天安门广场西边的司法部街（现为人民大会堂的所在地），街上一早有个专门卖“炸荷包”的小摊子——“炸荷包”的做法是先用面粉做个小口袋，再打一个生鸡蛋放在里面，最后整个儿油炸，范用对小贩那娴熟的技术印象深刻。

作为中宣部的一个工作部门，出版委员会主要任务是出版毛主席著作，统一各地的版本；编印党的政策文件和干部理论学习用书，简称“干部必读”。在这里，范用又和许多老同事聚到了一起工作和生活，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第一天到中宣部报到，范用就见到了久违的恩师黄洛峰，曾经的黄经理变成了眼前的黄主任，他又成了范用的领导，这真是一种缘分。

然而，初到北京的范用并不习惯这里政治化的生活。以前在三联工作，同事们吃的都是一样的伙食，但到了中宣部，待遇因级别而定，连吃饭也分等级：一等小灶，在出版委员会里，只有主任享有此种待遇；二等中灶，中层领导干部的待遇；三等即大灶。一开始范用根本不知道这些“规矩”，来中宣部工作的第一天，负责管干部的王钊见到范用，劈头盖脸就问他：“吃的什么灶？”范用一下子懵了，不知道该如何回答，黄洛峰见状就替他交代：“中灶。”所谓中灶，就是比大灶多一个肉菜，主食和大灶一样，有窝窝头、馒头、二米饭——二米饭就是用大米和小米混煮的饭。

晚上，范用在主任黄洛峰的办公室里搭铺睡觉，兼做值班员，半夜的电话铃声总是吵得他无法入睡。电话多是来自中南海的陆定一部长。陆部长平日里给范用的印象是比较严肃、为人正派又有见解。从做值班员起，范用心里就在嘀咕：中南海的首长原来也像毛主席一样是夜里办公的。

就在范用来这里办公两个月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随即成立的出版总署和人民出版社取代了出版委员会，这之后，范用就在人民出版社工作。人民出版社同样归中宣部领导，在人员安排方面，由中宣部报请中央书记处批准任命出版社领导小组成员，而范用就是领导小组中的一员。

在中宣部的会议室里，参加会议的一般都是正副部长和处长，范用是出版处长包之静通知前来列席的，因为一切有关出版的事情，范用甚至比处长还要清楚。会上，包处长答不上的问题就转身问范用，仿佛范用是“二排议员”。就在这个烟雾缭绕的会议室里，范用第一次见到了康生和陈伯达。会议前，见陈伯达来了，康生反应“敏捷”，一跃而起，立即让出自己的座位，同时口中还念念有词：“元帅驾到！”回忆起当时康生的丑态，范用总是忍俊不禁。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和康生等人在谈话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后来，范用作为“阎王殿”在出版界的代理人遭到揪斗。

范用曾作小文《我与“阎王殿”》，讲述他与中宣部的故事：姚溱担任中宣部副部长，编印一份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简讯，只印二十份，专供中央领导同志参考。他要我担任这一工作，要调我到中宣部，我说工作我可以做，但我不习惯做机关工作，愿意呆在出版社。

中央领导同志看简报，有的指定某一本书批示“翻出来看看”，我即请人翻译，尽快出版。我认为这件工作需要做，多了解一点外国的出书情况，不至于闭塞。我约请了几位翻译快手帮助我做这件工作，其中写简讯稿最快的是汪衡同志，一本几十万字的外文书，要不了多少天他就可以写出一篇简介。

需要翻译出版的书，我以“现代史料刊印社”名义出版，内部发行。因为封面是灰色书面纸印的，这批书后来被称做“灰皮书”。第一本印出的是赫鲁晓夫传——《大策略家》，接着又印了南斯拉夫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最近牧惠在《灰皮书，曾记否？》一文中说德热拉斯“在苏联解体三十年前就能做出如此准确判断。我倒是觉得不应当仅仅是一本‘供内部参考’的灰皮书，很应当把它再次印行，供更多的人见识。”最近在《文汇读书周报》看到一篇报道：《一批珍贵近现代史料浮出水面》，准备以“现代稀见史料书系”名义重印，其中就有灰皮书。

我与中宣部最后一次打交道，是关于王若水的《为人道主义辩护》一书。此书在排校过程中，中宣部要调阅清样。我抽出其中答辩胡乔木的一篇文章，等中宣部退回校样，再加进去交印刷厂迅速出版。这本书在1986年的书市上成为畅销书之一，初版三万册很快就卖完。我认为人道主义是理论问题，应当允许研究讨论。

有时去中宣部在楼道里遇见周扬同志，他总是客客气气地打招呼，使人感到亲切。陆定一部长比较严肃，为人正派，有见解。

“文化大革命”期间，忽然传来消息：姚溱和王宗一自杀。王宗一是中宣部时事宣传处处长，他主编《时事手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我们共事过一个时期。他们两位为什么会自寻短见？是为了捍卫人的尊严，反对倒行逆施，士可杀不可辱也。是啊，士可杀不可辱也，在范用的心目中，人，尤其是读书人的骨气，永远占据重要的位置。

范用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批斗的“罪名”之一是他曾为蒋介石树碑立传——他不仅主持编辑过《蒋介石全集》，也曾经打算请人写《蒋介石传》。光是为一个人立传，本是小事，偏偏范用立传的对象不是普通人，正是反动派头子蒋介石，有人就说范用此举是有阴谋的，是在为蒋介石反攻大陆做准备。一时间，各种流言蜚语铺天盖地。

事实上，当年范用出版《蒋介石全集》乃奉命而为。在“文化大革命”前一两年，那时范用担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的职务，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通知范用开会，讨论编印蒋介石言论集事宜，与会的还有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

在会上，许立群讲道，毛主席在接见外国客人时，说了在王府井书店可以买到两个人的全集，一个是赫鲁晓夫，一个是蒋介石，随即许部长拿出中宣部关于出版蒋介石言论集的报告，范用觉得这两部全集都不适合人民出版社出版，因为人民出版社是国家政治书籍的出版社。金灿然则表示出版古籍的中华书局也不适合出版此种书，因为这不属于他们的出书范围。后来，经过一番讨论和研究，还是决定由人民出版社负责出版《蒋介石全集》，《赫鲁晓夫全集》则另请世界知识出版社考虑出版。

如此决定，人民出版社只好接受了这一任务。心思缜密的范用特向上级提出了三点要求：

一、请中宣部出具介绍信，由人民出版社派人到几个地方的大图书馆了解并调借蒋介石言论著作；

二、请中宣部帮助人民出版社从一些出版社借调一批熟悉民国时期资料且适合担任此项工作的编辑人员；

三、请邮局给一个免检邮箱，以便收寄从港台搜集的相关资料。

这三点要求都得到了中宣部的同意后，《蒋介石全集》的编辑工作开展得紧锣密鼓。范用派了三名熟悉这方面历史资料的有经验的编辑分三路开展工作：一路南下去武汉、长沙、广州，一路到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一路赴南京、上海。三路人员分头行动，去各地调查、收集图书馆收藏的蒋介石论著。收集所得的资料陆续从四面八方寄到北京，不久就放满了好几个书架，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连蒋介石跟旧上海流氓头子黄金荣拜把子的金兰帖都运来了，资料搜查工作的细致程度可见一斑。

编辑工作完成后，范用仔细通读了每一集，并签字付印了稿本100部，还给中宣部打了个报告，附上一本稿本。报告上说拟印1000部，限定发行范围。没过几天，中宣部却通知范用印1万部，原来毛主席在报告上做了醒目的批示：“一千部太少，印它一万部。”

1969年，人民出版社的数百名干部被下放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当时作为“走资派”的范用也在其中。在干校的时候，范用听说关于《蒋介石全集》的资料和档案全部被运到三线的山洞中保存，以后又被运回北京，但不知现在何处。

至于编写《蒋介石传》，则完全是范用个人的想法。那个时候，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拥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如印尼共产党已经参与政权，取得了席位，其中央委员前来北京取经，希望能够了解一些出版工作方面的经验，组织上便派经验丰富的范用和陈原跟他们交流。范用认为，印尼共产党在这一时期要想做好党的出版工作，必须要有两手准备，一手公开，一手秘密，以防备“糖衣炮弹”。由此，范用想到也许可以从这一角度组织编写一本《蒋介石传》。它不同于演义，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传记，其本意不是为读者提供一部严肃的传记，而是编写一本政治读物，因此，动笔撰写前需要掌握丰富准确的资料，而光靠范用一个人的力量完成这样重大的工程显然是不够的。

在人民出版社，范用主持出版有关中国现代史的书籍，有幸结识了田家英和黎澍，他们两位成了范用工作上的热心顾问。巧合的是，黎澍认识写《金陵春梦》一书的唐人，即严庆澍，他比较熟悉这方面的资料，范用就想到请他来写《蒋介石传》。于是，在黎澍的悉心指导下，范用很快拟了一份编写《蒋介石传》的提纲，供严先生参考。只可惜，严庆澍不久病故，编写《蒋介石传》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然而，范用一直念念不忘要认真编写一本《蒋介石传》，使之成为类似吴晗主持编印的《中国历史小丛书》那样的较为通俗的读物，让更多的年轻人在了解蒋介石这个历史人物的同时，多了解一些中国现代史。

“文化大革命”中，范用因“为蒋介石树碑立传”、“为蒋介石反攻大陆做准备”而遭受清算，当年由他请来参与此事的许多编辑也都跟着遭受牵连，以“招降纳叛”之罪受到非人般的折磨与迫害，这让范用难以心安。在那段关在“牛棚”的日子里，范用每天夜晚都盼望着天快一点亮，这样可以少受噩梦的折磨，然而，他又是多么希望天就这样永远黑下去，因为难以想象明天又将是如何痛苦的一天。

1970年，在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和范用在一起的还有司徒慧敏，他是由中国共产党电影小组直接领导的左翼电影公司——电通影片公司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当时他担任的是摄影厂主任一职。他俩经常在一起回忆过往云烟，每每谈到一本普通又不平凡的杂志，禁不住感慨万千。

这本特别的杂志正是名噪一时的《电通半月画报》。

电通影片公司自1934年春天成立以后，拍摄了许多进步影片，如《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都市风光》《压岁钱》等。这些影片的成功拍摄充分显示了当时左翼电影的艺术成就，也极大地激发了战斗精神，而为了配合影片的宣传与发行，《电通半月画报》应运而生。

在那个年代，电影刊物通常是16开本的，因此，大8开本版式的《电通半月画报》一问世就令人眼前一亮，显得分外醒目。此刊物不仅形式别致，内容上也别具一格，图文并茂，主要刊登电影故事，介绍电影演员，发表电影理论，且图片统一使用影写版，严肃而不失活泼，高雅而时尚，每期发行量高达4万余册。

1935年5月16日，《电通半月画报》创刊号发行，封面为陈波儿，并特设《风云儿女》《自由神》的介绍等；第2期在6月1日出版，封面和封底是王人美、谈瑛、袁牧之，内容为《风云儿女》特辑，首载《义勇军进行曲》；第3期在6月16日出版，封面与封底为王莹、施超，内容有许幸之对《风云儿女》的自我批评及唐纳、陈波儿等人的文章；第４期于7月1日出版，封面是蓝苹，封底是周伯勋，内容是介绍《都市风光》《自由神》，以及司徒慧敏的译文《论中国电影》；第5期的封面封底是陆露明、顾梦鹤，内容有许幸之的译文《画面构成论》，另有《电通生活味》等杂文，于7月16日出版；第6期是《自由神》特辑，封面是王莹，封底是施超、蓝苹、周伯勋，于8月1日出版；第7期于8月16日问世，封面是聂耳，封底是郑正秋，为《聂耳逝世纪念特辑》；第8期于9月1日出版，封面是张新珠，封底是唐纳，内容有聂耳追悼会，“电通诗画”及陆露明的《北游散记》；第9期于9月16日出版，封面封底为白璐、葵若虹，内容有《都市风光日记》《电影的透明面》等；第10期是《都市风光特辑》，于10月1日出版，封面是《都市风光》的八位演员；第11期于10月16日出版，封面封底是陈波儿、唐纳、张新珠，内容是上海各报评论《都市风光》，另有王莹等人的文章；第12期于11月1日出版，封面为周骖、封底是金山，刊载有《喜剧家的喜剧之谜》《舞台与银幕的合欢》等；第13期为革新号，于11月16日出版，封面的内容有《嘉陵江上》曲谱词、《读者自由谈》、陈波儿在《街头巷尾》中的造型等。

然而，就是这样一本畅销一时的电影画报，因其鲜明的政治倾向而被当局称为“赤色大本营”。一本从创刊号到革新号只持续了半年的刊物，却出人意料地承载了许多人世沧桑与历史烟云。1968年7月15日，上海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这起所谓的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事件的起因就是这份电影画报。

在“文化大革命”前，上海的书店里常能见到上海出版局的一些负责人的身影。一次，办公室主任游云在书店劳动时看到《电通半月画报》上登载着江青的照片，想要借用，就请丁之翔帮忙。丁之翔替其写了借条，为慎重起见，又打电话请示上海出版局的相关负责人，请库房将全套《电通半月画报》杂志借给他。但是，这并没有得到出版局方面的许可，游云借书的念头不得不就此打消。本以为这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不料，1968年的7月15日，进驻上海书店的解放军工宣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大会，居然要丁之翔下跪向毛主席请罪交代“罪行”。之所以称其有罪行，是因为管库房的人以为这套杂志借给丁之翔后未得到归还。后来，这份杂志出现在了书店里，证明丁之翔当时确实没有借得此书，然而在那个黑白是非颠倒的浩劫年代，丁之翔被迫继续交代其莫须有的“罪行”。为此，游云也被关了两年半，放出来后不久即离开了人世，而丁之翔夫妇则被送进“抗大学习班”，只留下3个孩子在家里。

1972年，范用摘掉了帽子，从“牛棚”中解放出来。他去上海看望久违的老友，在福州路的上海书店见到了担任经理的毕青和丁之翔。范用在他们的带领下来到书库，在一堆旧期刊下面，看到露出画报的一角，直觉告诉范用那正是《电通半月画报》，然而公安部门曾规定所有电通画报一律上缴，早已绝迹于世，那么眼前这静静躺在墙角的究竟是什么呢？

为了解开心结，范用坚持要将这铺满灰尘的纸张抽出来看个究竟，果然，不出他所料，真是《电通半月画报》！范用认识到这份画报具有重大的历史文献价值，再三恳请毕青将《电通半月画报》连同其他一些旧期刊卖给他，毕青犹豫了一下答应了，全套13本只卖10块钱。范用如愿以偿，从此这套画报成了他毕生的收藏珍品。

对于范用这样的爱书之人而言，恐怕没有比经历与书的种种奇遇更为幸福的事了。挂着“走资派”头衔的范用每天都要在人民出版社的大楼里打扫卫生，那时身处逆境的他只要一息尚存，就不会忘记他那可爱的“通灵宝玉”——书。

一次，“清洁工”范用在垃圾堆里看见一批废弃的玻璃图版，下意识地定睛一看，有一份图版的打样居然是莎士比亚戏剧插图。范用记得他最早见到莎士比亚戏剧插图还是在抗战时期的桂林，那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田汉翻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下范用真是如获至宝，立即从垃圾堆中将其捡回，小心翼翼地贴在自己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

后来，范用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原读书生活出版社的同事郑效洵处了解到，这批插图来自葛一虹先生收藏的一本英国的画集。“文化大革命”一结束，范用觉得应该物归原主，于是带着这批插图去看望葛一虹先生。看到插图激动不已的葛先生将画集的来历一一告诉了范用，并郑重地交给范用保存。10年后，山东画报出版社汪稼明先生在范用那儿看到这剪贴的插图文字与图画相得益彰，对此爱不释手，于是，《莎士比亚画册》普及本应运而生。

在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除了司徒慧敏，范用还和原国家出版局局长陈翰伯、原商务印书馆社长陈原一道，被扣上“陈范集团”（又名“盛饭集团”）的帽子。关于“盛饭集团”名称的由来，其实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个笑谈——

那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范用作为“走资派”尚未得到解放，一到咸宁干校就遭到批斗，而批判范用的人恰恰都是本来关系很好的同事——特殊时期，有人为求自保，上纲上线地说上几句也是司空见惯的。好在是文斗，不是武斗，只动嘴不动手。当时，群众里面有两派，一派是保“陈范集团”的，另一派则跟着一个姓蔡的军代表，两派人就先批谁这一问题展开辩论。中国人吃饭，是先“盛饭”还是先端“菜”？辩论的结论是：总是“菜”先端好了再“盛饭”，那么既然先端“菜”，所以就要先批姓“蔡”（“菜”的谐音）的军代表，后批范用、陈翰伯和陈原三人组成的“（陈范）盛饭集团”。

在干校所谓“脱胎换骨”的日子里，陈、范三人一起参加劳动，而最早主张办和书有关的杂志的恰恰还是这三个人。在干校里，行动上有很多限制，连看书都受限，这个不准看，那个不准看，书都要烧掉，最后，就如同看“样板戏”一样，可怜得只剩一本《红旗》是规定必读的刊物。对“盛饭集团”来说，人可一日无食，但怎能没了书这一精神食粮？在全国人民几乎无书可看的境况下，范用坚持认为读书是做人的权利：认识世界之权，调查研究之权，知己知彼之权，无圣人凡人之分。他有感于没有一个好的杂志，于是提议要办一本类似《学习生活》的杂志，以便广泛地联系读者，让作家有一个自由发表言论的地方，让大家的思想都活跃起来。范用的想法得到了陈翰伯的绝口称赞。三人商量策划，决定离开干校以后一定要办一本和书有关的杂志。

这本杂志的名称简单明快，就叫《读书》，这是陈翰伯起的。陈瀚伯同志干出版很有经验，抗战期间，他在重庆以“王萧坤”为笔名编了一本叫《学习生活》的杂志。

1969年9月底的一个晚上，范用突然接到北京来的长途电话，要调范用回北京工作。这不正是范用日夜盼望的消息吗？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当范用听说只调自己，没调其他人时，立刻作出反应：“那怎么行，还有许多有经验的行家在干校，光调回我一人有什么用？”患难见真情，范用他丢不下“盛饭集团”，也放不下他们要一起办杂志的约定。

在那样一个身心俱疲的时候，坚强和自尊的人不曾颓唐，虽然成为了被批斗的对象，范用依然做着一切有关于书的梦，缥缈而又漫长，难割而又难舍……

1976年4月，范用含泪怀着悲愤的心情在《悼念周总理》一书中刻下：“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这是范用到天安门抄录的诗文中的一首，也是他最后一次从事刻印。

1985年，范用在共产党员登记表上填写了这样一段话：入党四十五年，最痛苦的回忆，最深刻的教训，莫过于在“肃反”、“三反”、“反右”、“反右倾”一系列政治运动中盲目跟随“左”倾路线，虽无害人之心，却有保护自身的私念，惟恐组织上说我右倾，宁“左”毋右，“文革”中挨斗，胡乱认罪，“活学活用”又作违心之论，是我最大的弱点，也是我一生中的污点。今后加强党性，首先要加强政治上的坚定性，提高识别能力，对来自“左”的或右的错误，能够保持清醒头脑，予以抵制。任何时候，都要讲真话。同年，范用在人民出版社建社三十五周年纪念会上，又当众讲了这番话。范用说，他这样做不是为了检讨，也不单纯是忏悔，更无意用这种方式评论历史，只是借此机会向同志们做一个交代。可惜的是，散处外地的同事不可能参加，已经离开人世的同志也永远听不到范用的“交代”了。

经历过浩劫的人不会忘记历史的伤疤，他们懂得自我解剖和灵魂净化的意义。范用亦如是，他说：“但愿在出版社生活和工作的同志们，不必再承受那种难以忍受的生活和负担，轻装前进，从而一心一意做好出版工作。”

是的，无论身处何境，都不要放弃读书的权利！范用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NHquOJ/Pp1C4bM6Givu5lKDPCSIzJjzjXuNWu72USlu8ojsXIbqPA9Bm5SoD4tJ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