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抗战胜利了。然而，在饱经蹂躏的中国土地上，战火却未曾熄灭。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推翻了政协决议，蒋介石又在四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公然撕毁政协决议，破坏和平，挑起争端，发动内战。从此，国民党更加倒行逆施，对进步新闻出版事业的破坏和压制也变本加厉，白色恐怖达到顶点。

这年秋天，范用由重庆被调往上海工作。一方面，他一如既往地参加救国会活动和出版社的工作；另一方面，由于不能公开活动的出版社转入地下，同事有的进入解放区，有的转移到香港，只有范用和几个同志留在上海，接受党交付的一些别的任务，为解放接收上海做准备。就这样，范用满腔热情，冒险干出版，在上海度过了令人难忘的三年危险期。

1948年，读书生活出版社与生活书店、新知出版社在香港合并成立了三联书店，新中国成立前十一年的“三联”，范用称它为“我的大学”。在这个特殊的“大学”里，范用在工作业绩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思想追求上也日益成熟，而他将这一切都归功于他的“大学”和他所敬仰的人们。

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柳湜……这些革命前辈都是范用所敬仰的，他曾说，作为“三联人”的一员，他深切怀念他们，并且，可以告慰他们的是：书店还在，杂志还在出版。而范用一生心存感激且引以为豪的，正是自己曾和这些革命前辈、青年导师一起生活过、工作过、战斗过……

范用之所以能够汇入救亡的洪流，进而走上革命的道路，离不开救国会的启蒙与引导。自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来，他赞成救国会的主张和号召，参加救国会的活动，始终与救国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可以称得上是一位“不是会员的救国会员”。

那么，救国会是个什么组织？我们看下它的档案就明白了：救国会小档案：1935年下半年，沈钧儒、钱俊瑞、邹韬奋、陶行知在一起讨论抗日救亡，酝酿筹组救国会。12月，上海文化界联合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5月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此期间，南京、北平、重庆等地亦先后成立妇女、文化、学生、职工等各界救国会。1945年筹备政治协商会议时，民社党、青年党为席位分配在民盟内部兴风作浪，气势逼人。在这种形势下，沈钧儒、李公朴、史良、沙千里、陶行知等改组救国会为中国人民救国会，在民盟内外开展活动。1949年12月，中国人民救国会在北京宣告因完成历史使命而光荣结束。范用正式参加救国会是在1945年，那一年，同时参加救国会的还有出版社的黄洛峰、仲秋元、吴毅潮等同志。以后，范用经常能在救国会见到他心中敬仰的沈钧儒先生。

记忆中，沈钧儒每天一起身就要亲切接待许多的来访者，其中有不少是年轻人，他们都把沈先生看成是知心朋友，而他们的谈话总是离不开复杂的政局与时事。沈钧儒总是为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因此来不及看报，范用就当起了他的“助理”。每天一早，范用会把当天日报上的重要新闻、重要文章一一圈出来，让沈先生先看一看，这样他和来访者谈话的时候就能做到心里有数。这样的差事范用自然很乐意干，因为不仅能帮到沈钧儒，还能让自己在第一时间掌握最新的时政信息。

沈钧儒一生都在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奋斗，董必武说他是“一切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周恩来则赞誉沈先生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范用为自己能成为这面旗帜下的一员而感到无比的光荣。

沈钧儒去世后，有负责人在搜集整理救国会资料时，向范用询问当时的会议记录，因为那时组织上给范用的任务就是负责会议记录和整理保管文件。范用记得当时救国会的会议地点或在史良大姐家、任宗德先生家，或在重庆民生路会所，而他在离开重庆的时候将会议记录都交给了史良大姐。

后来，范用收到该负责人寄来的一封信：

“近来我翻阅沈老保存的资料，发现很多很宝贵的东西，1945年底，1946年初中国人民救国会的记录本相当完整，其中多次会议是您作记录的，我复印了一份送给您，能引出您的很多回忆。这份记录对研究救国会的历史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原来，他们在沈钧儒的遗物里找到了那一时期范用记下的会议记录，随信寄来的正是1946年4月13日救国会的第七次会议记录。

看着这份记录，往事历历在目。范用记得那次会议正是由沈钧儒担任主席，在他向会议报告政局和民盟近况后，与会人员又听取了自延安来到重庆的柳湜的报告。

范用和柳湜早就结识，在范用还是读书出版社的练习生的时候，柳先生办的刊物《大家看》、《全民抗战周刊》都是红极一时的进步刊物，他编的刊物普及性强，写的文章也通俗易懂，因此范用是他的忠实小读者。1938年柳湜离开重庆去了延安，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教育厅长。

此次重逢，是时隔八年的相见，范用格外兴奋和高兴。柳湜做报告，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范用却听得很清楚，他详细记录了报告内容，共有2000多字。

救国会在当时团结了全国进步的文化界，通过文化出版机关和许多刊物形成强大的思想文化阵地，联系无数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展巨大的思想教育宣传工作。这些刊物的主编者和撰稿人，都是在当时文化界享有盛誉的知名人士、作家及学者，如胡愈之、茅盾、夏衍、沈志远、钱亦石、钱俊瑞、沈兹九、金仲华、章乃器、李平心、柳湜、艾思奇、张仲实、艾寒松……其中，邹韬奋、李公朴所办的书店和刊物更是青年人的良师益友。

1946年2月10日，重庆发生了因争取和平民主而遭到国民党特务捣乱殴打的震惊中外的“较场口事件”。这一天，重庆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为庆祝政治协商会议达成协议，在较场口举行群众大会。范用和几个同志的任务是留在台上布置主席台，因此亲眼目睹了特务的残酷暴行。多少年过去了，亲历此次事件的范用对那一天的情形仍然记忆犹新。

在较场口事件中，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因而遭受特务毒打伤势最重的是李公朴先生。范用知道李公朴这一名字还是在上小学的时候。自1936年从报上看到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等七位抗日救亡运动领袖被国民党逮捕的消息，即震惊全国的“七君子事件”，他们就成了范用心目中了不起的人，也是他在革命道路上的榜样。

范用第一次见到李公朴是在出版社当练习生的时候，虽是初次见面，却显得格外亲切。李公朴年轻时在镇江一家百货店当过店员，他知道范用是镇江人，就摸着范用的头，用镇江话谈笑风生。后来，范用知道原来读书生活出版社就是李公朴创办的，《读书生活》半月刊也是由他主编的，对李先生的敬仰之情更是油然而生。

范用忘不了，那是个其乐融融的夏天，李公朴穿着汗背心裤衩，扭秧歌舞给大伙儿看，还一边跳一边唱：“二月里来好风光，家家户户种田忙。都说那今年的收成好，多种那五谷送军粮……”出版社里因此洋溢着欢声笑语。

那个时候，范用和李公朴住在一处。范用是个“夜猫子”，由于晚上看书看得太晚了，早上就起不来，这时，嗓门本来就大的李公朴还会扯着嗓子大声地叫醒他：“你学斯大林、毛泽东啊！”

范用记忆中的李公朴总是那么的乐观开朗，又是那样的忙碌不停，成天为民主运动奔走，几乎没有停歇的时候。和沈钧儒一样，李公朴每天都不厌其烦地接待一批又一批的来访青年。于是，范用也会把报上的重要新闻告诉他，方便他跟大伙儿谈论时局，讲山西敌后和延安的情况。

李公朴从来不把特务放在眼里，范用和同志们都很担心他的安全，他却早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在较场口事件中，李公朴尽管已是头破血流，却依然表现出无比的勇敢和无畏，令人折服。周恩来同志亲赴医院看望他，李公朴对周恩来说：“为了和平民主，我要更加坚强起来。”然而，五个月后，他在昆明街头遭特务暗杀，壮烈牺牲。

当天，除了李公朴外，大会主席团成员章乃器、施复亮等人也被特务包围殴打，郭沫若、马寅初等共60余人被打伤。在主席台上的郭沫若和施复亮被特务当胸一脚从台上踢了下去，却毫无畏惧，仰首大笑；沈衡老在一片混乱中镇定从容，范用正在他的身旁，劝请他从速离开会场，沈先生却执意不肯，语气还是同平常一样安详而坚定，眼看特务追上前来，范用只好把他架走，才得以脱险；章乃器先生是“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的发言人，负责出面招待记者，驳斥国民党宣传机构的虚伪，因此，也是特务攻击的重点对象，处境危险，别人劝其离开重庆，他不走，而是在家中准备了酒瓶、石块等应对暴力；黄洛峰在较场口事件斗争中充分显示了他的出色才干，一切几乎都由他精心安排，比如如何和党外人士通力合作，如何同敌人针锋相对，又如何护送民主人士回家，对于这些，他都做了周密的安排。每当深更半夜，范用从睡梦中醒来，看到黄经理仍然聚精会神地在灯下赶写新闻稿，起草文件，往往深受鼓舞。

这些革命前辈在斗争中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对特务暴行的极度轻蔑，给范用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并带给范用积极开展工作的力量。作为筹备会秘书组成员之一，范用也是日程满满，每天除了发通知、发新闻、刻钢版、送报馆、跑警察局外，还负责做会议记录和保管筹备会的各类文件。

和革命前辈们一起生活和战斗的那些青春岁月，给范用先生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出于对革命前辈的敬仰，对重庆这座城市的怀念和对较场口血案的祭奠，范用将自己精心收藏的一批珍贵文物捐赠给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令人惊叹的是，范用捐赠的文物多达160余件。其中有宣言、声明类的文件，如重庆文化界对时局宣言、陪都文化界人士对政协之意见、民主运动联盟成立宣言、向全国同胞控诉、驳中央社报道等等；也有一部分大会筹备会秘书处的文件，如大会筹备会负责人谈话会议记录、秘书处工作日志、开会签名纸；还有较场口事件发生后民主人士与国民党在法庭斗争的文件，如李公朴等答辩及反诉状、李公朴等刑事自诉状、刘野樵等人的自诉状；还有事件发生后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的验伤单、各方之慰问函电以及此后各民主党派与反动宣传进行斗争的资料等等。这批珍贵的文物不仅清晰地再现了较场口事件本身，成为特务实施暴行的铁证，更为研究国共两党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范用捐献的文物，让我们能够真实地感受到民主运动的轰轰烈烈，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为争取建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携手共进、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无限情意。

1946年秋，范用由重庆调往上海工作。

在上海福州路、江西路口汉密顿大厦租的两间写字间里，我党办了一个地下刊物——《文萃》，负责编此刊物的是范用的三位战友，陈子涛负责编辑，骆何民担任排印，吴承德办理发行，分工明确的这三人都是共产党员。其中，陈子涛与范用早在来上海之前就已结识。

1945年，陈子涛在成都编《华西晚报》。这年4月，四川大学的特务学生捣毁了《华西晚报》，报馆职员无奈走避一空，陈子涛怕暴徒捣毁排字房，影响今后的出版工作，就留守在办公室继续工作。当暴徒袭来，他独自挡在排字房门前阻止破坏行径，因而遭受了暴徒的殴打。5月，陈子涛出走重庆，在读书生活出版社的办公室打地铺住了两晚，此时范用正在重庆读书生活出版社工作，因而两人有缘相识。

抗日战争胜利后，范用和陈子涛都来到上海工作。在环境日益恶劣的时候，陈子涛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对范用说：“我只有这一条路，我早就在这条路上走着，我十分愉快，因为我终于成为一个共产党员。”他说话时那坚定的语气和愉快的表情，范用永远也不会忘记。

《文萃》一开始是公开的大型刊物，但随着白色恐怖的加剧，写字间四周总有可疑人物出没，大家意识到，一旦被特务盯上，随时都会面临生命危险。于是，吴承德跑到北四川路北仁智里找黄洛峰帮助转移刊物办公地点，黄洛峰二话不说，当即把北仁智里167号宿舍腾出来给文萃社，为迷惑敌人，又挂上了“人人书报社”的招牌。此时文萃社工作人员碰头商谈的活动地点变得不可捉摸，有时在公园，有时去咖啡馆，有时又在马路上。陈子涛为了躲避特务的跟踪，更是居无定所，他随身带着大皮包、帽盒子、鞋盒子，里面装着刊物的原稿、校样。他们就这样英勇而机智地坚持着地下刊物的出版工作。

很快，《文萃》从公开转入秘密，从大型变成了小型，封面上“文萃”两个大字也不翼而飞，转而被“文萃丛刊”几个小字取代，后来竟连小字也不见了，封面上只有一个小小的漫画人物，此人掮着一支大笔，挺着胸脯，大踏步向前。这成了《文萃》的独特标志，很快被广大读者所识记。

小《文萃》共出版了九辑，每出一辑就换一个书名，书名依次为：《论唱倒彩》《台湾真相》《人权之歌》《新畜生颂》《五月的随想》《论纸老虎》《烽火东北》《臧大咬子伸冤记》《论世界矛盾》。刊物的编辑、排校、印刷、发行全是在上海秘密进行的，但为了掩人耳目，出版地点都伪装成了香港，定价也印成港币，最后一辑还另印《孙哲生传》封面。

第十辑预定要用《假凤虚凰》作为书名，范用应约要为这一辑设计封面，陈子涛为最后一辑写好了前言，其中说道：“亲爱的读者们！这本小册子是我们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希望你们保存它，并把它传开去。一百年来志士仁人奋斗以求的新中国，就要诞生了！大家快行动起来，用行动来迎接新的伟大事变。”

可是，范用无论如何没想到这竟成了战友陈子涛的绝笔！

1947年6月24日，范用永远忘不了那惊险的一天。

在上海四川北路，文萃社一位原来在苏北新四军负责烧饭的女青年，因治病来上海，不料特务从她身上搜出了一张身着新四军军装的照片。随后，陈子涛因钢笔上刻有自己的名字而被特务识别；吴承德身上揣着《七一宣言》校样，被当做铁的“罪证”，无可推诿；骆何民曾被特务抓过六次，这次是第七次被抓，特务早已认识了他。三位战友就这样先后被逮捕。

那一天，范用不知道已经出事，他只发觉有人到北仁智里读书生活出版社打听人人书报社，警觉的他立刻感觉到情况异常，于是就把自己身上的全部东西连同一本写有地下工作人员地址和电话号码的小本子掏了出来放在办公桌玻璃板上，空身离去，想通知167号房间里的同志赶快转移。

不料，当范用轻轻推开167号大门的时候，狡黠的特务已经守候在门后了。范用来迟了一步，被特务一把拉了进去，他们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全是彪形大汉，用力抓着范用问：“来干什么？”范用急中生智：“来小便的。因为我曾经在这里住过，知道进门墙角有个尿桶。”特务不甘心，搜查范用全身的口袋，却一无所获，气急败坏的他们当胸给了范用一拳头：“他妈的！侬这老鬼！”范用庆幸自己是空身而来，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当天，范用因有嫌疑被押送到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2号的特务机关，即国民党中统局上海站，战友陈子涛已经被关在里头。晚上，他们俩并排睡在水泥地上，为了掩饰身份，假装彼此不认识。

范用故意问陈子涛：

“你是干什么的？”

陈子涛说：

“我是跑街卖报的。那你是干什么的？”

“我在出版社干校对。”范用故作镇定地回答。

两人就这样通过默契的交谈串通了口供。

接连三天的审讯，范用一口咬定不认识陈子涛，自己只是去小便的。此时，他不怕严刑拷打，也不怕生离死别，但是，表面上泰然自若的他其实内心并不轻松，令他提心吊胆的是如果因为自己被捕而影响出版社就麻烦了。所幸范用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特务没有能够从范用身上扩大缺口，没有因范用被捕而抓到出版社的人。

两个半月后，因范用被捕时身上没有任何物件可以给特务做口实，审讯时也问不出什么结果，组织上花了钱顺利地把范用营救了出来。范用离开牢狱前，问陈子涛有什么事要他办的，陈子涛嘱咐范用去找陈白尘先生，把情况告诉他。

此时的陈子涛已经经受了连续三天的酷刑，始终不屈，特务在他身上使尽了逼供的招数，坐老虎凳，受电刑，灌胡椒水，用猪鬃刺入生殖器，用烧红的针刺入指甲，用毛巾绞脑袋……而陈子涛虽然遍体鳞伤，却依然守口如瓶，没有说出一个组织成员的名字。特务终于失去了耐心，杀害了包括陈子涛在内的所有被捕的文萃社工作人员。

正值英年的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信念，为了国家的解放，为了人民的幸福，宁死不屈，从容就义，表现出一名共产党员坚贞英勇的气概和锲而不舍的精神。范用明白了：干出版就是干革命！

《文萃》风波后，为了保存力量，防止国民党特务破坏突袭，根据党的“三家书店人员、物资均应进行疏散”的指示，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将一部分存书运到解放区，一部分分散到秘密仓库，原打算在四川北路开设门市部的准备工作也作了罢论。

组织上安排许多人员有计划地向香港、苏北、山东、东北转移，留守上海的只有范用、丁仙宝等少数人。他们改用假身份，转入地下，避免公开活动，但仍坚持图书的出版工作。当时，为了有一个隐蔽的住处，便于工作的秘密开展，同事丁仙宝利用亲戚关系到公路局总局上海办事处工作，范用则伪装养病，住进公路局的宿舍。他白天跑印刷厂，晚上关起门来看校样。就在这异常艰难的处境下，范用冒着生命危险负责出版了《剩余价值学说史》《巴黎圣母院》《有产者》等著作。

在上海的三年时间，一方面，范用一如既往地参加救国会活动和出版社的图书出版工作；另一方面，也接受党组织交办的一些特别的任务。

特别任务之一是尽可能详细地调查国民党的书店、印刷厂、出版社的情况，甚至包括这些机构负责人的住址及电话，写成材料，印成手册，交给陈毅率领的第三野战军，这样解放上海时就能按范用调查的材料去接收。另外，组织上还派范用和许觉民、董顺华一起，寄发警告信给国民党的官方书店、印刷厂的负责人，要他们保护好资产设备，不得转移破坏。范用的这些任务实际上是为解放接收上海做了准备，意义重大。

除此以外，范用还参与了一些策反和情报工作。淮海战役时，经一位牙科医生刘任涛的介绍，范用认识了正在上海的蒋军兵团司令黄维的太太。范用努力说服她动员丈夫黄维率部起义，此事正在进行时，黄维兵团已被我军歼灭。解放后，黄维太太被安排在上海文史馆做资料工作，黄维对此甚为感激。

在参与情报工作时，范用又经人介绍认识了上海警备司令部作战科科长潘刚德。在上海市政府对面汉密顿大楼的一个写字间里，潘科长给范用提供了有关防守上海的部署，包括吴淞口地区的工事布置、上海兵力防御部署、沪宁溃退的残军交警总队、123军接防75军，以及其他有关的军事情报。情报显示浦东地区防御薄弱，范用意识到这对攻打上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及时向组织递交了这些情报。

除了组织上布置的这些任务，范用也帮助朋友冒险干出版。1948年的有一段时间，为了编印地下刊物，范用不得不蛰居在友人戴文葆的家里。后来，为了工作方便，戴文葆介绍范用隐居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浜桥的海军月刊社。住在那里，少了查户口的顾虑，也就多了一份安全，因为该社是国民党为了安置海军人员郭寿生办的，而社长郭寿生又是我们党的老朋友。

在这里，范用认识了戴文葆的朋友陈尚蕃，他原在《文汇报》工作，那时和几位朋友自己掏钱买了一部能收听解放区电台广播的短波收音机和手摇钟灵油印机，酝酿出版一份油印刊物，传播邯郸的新华社消息。范用毅然加入了出版的行列，帮他们刻写蜡纸，然后拿到山东路一家皮箱店楼上用钟灵手摇印刷机印刷数百份。因为印刷机有响声，恐被敌人发觉，所幸那里是闹市，楼下又是做皮箱的，印刷机的声音被掩盖了。印好以后，穿“义务警察”制服的人骑车取走，将其秘密散发。

就这样，出版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一天，正当范用埋首刻写的时候，不防郭寿生推门进来。他显然是看到了，却没有吭声，事后也只叮嘱戴文葆：“叫你的朋友小心点。”这份油印出版物总共出了两期，刊物的名字都是范用起的，一期叫《北方》，一期叫《方向》。

1948年2月2日，国民党上海市执行委员会发出了查封“共匪宣传机构”生活、读社、新知三店的密令，三家书店随即紧急应变，决定同时撤退。为瞒过敌人，直到10月17日，范用才被派到大公报预先订了一个广告位置，到深夜12时报纸临时开印，才将广告稿送去。第二天一早，生活、读社、新知三家书店宣告结束并迁往香港的消息和《读社与出版》月刊休刊的启事见诸报端。等特务发觉，出版社早已人去楼空，结果一个人也没有抓到。

就这样，范用满腔热情，出手不凡，冒险干出版，在上海度过了令人难忘的三年危险期。终于，迎来了1949年，那是一个青春的年代、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一个光明幸福的年代。这一年5月的一个夜晚，范用站在晒台上，向浦东方向眺望，只见火光烛天，耳边不时传来隆隆的炮声。范用兴奋极了，黎明终于要到来了！

上海解放后，结束了东躲西藏的苦难生活，范用被调到军管会工作，负责出版室的调研工作。穿上军装，戴上军管会臂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的他，俨然成了一名文职军人。那一年，穿着军装的范用高高兴兴地回到镇江去看望外婆和母亲，还同她们照了相，她们一生就只照了这一张照片，范用一直将这张珍贵的照片挂在自己床头。

8月份，一份电报又把范用调到了北平。那时的北平给范用的感觉是一座安静、单调而又严肃的城市，他虽身处其中，心却依旧停留在生活了三年、奋斗了三年的上海，他留恋在上海的新书杂志，留恋在上海度过的激情岁月，睡在帆布床上的范用甚至天真地想：干一个时期再要求调回上海吧…… Ze/0tSVhvGo49J0+sLo/zpNBLfWcA8cKgANNA6CcIGzBX0bHHgwvmfgwcfFULBw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