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在一次谈话中对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作出这样的指示：“书业界的工作，不得不向游击区谋发展，工作的地域，大概可以分为华北、华中、华南三区，每区的游击根据地可以作为经营的中心地点，工作必须与当地军队取得联络，各战区的工作又必须是独立的。”这一深远的指示，不仅为三家书店指明了发展远景，也为其向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展做了思想准备。

1938年末，武汉失守的迹象日渐明显。汉口读书出版社经过一番思考，决定将出版社南迁至广州。正当大队人马南下之时，日寇率先在广州大鹏湾登陆，不久广州全部沦陷，南迁广州的计划落空。于是黄洛峰等人决定将纸型运到重庆，范用等人随后抵达，读书出版社就在重庆安起了新家。

从1939到1946年，范用就辗转在重庆、桂林工作，出版社里几乎所有的工作他都干过，打包、送信、杂务、邮购、批发、门市、会计、出版、编辑、设计封面……成了多面手的范用在这一时期还肩负了一项特别的差事——为毛主席购书，由此得到“书店巡阅使”的称号。那些巡阅书店的日子使范用虽辗转穿梭于白色恐怖之中，却依然能在书的天地中享受到一份难得的轻松和快乐。他用行动印证了他的选择：是为了读书才选择了出版这一行。

1939年，范用被派到重庆工作。

这一年的秋天，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转来延安的两本杂志纸型，一本是《中国青年》，一本是《中国妇女》，新民报印刷厂冒着风险将其印了出来，结果被守候在印刷厂送书路上的国民党特务以所谓的图书杂志审查制度为由拦截没收了。“吃一堑，长一智”，经历了此次风波，读书出版社意识到，在日趋恶化的政治环境下，必须开展新的灵活的工作方式，即既要组织起公开的活动，又要有隐蔽的斗争来掩护。

很快，读书出版社有了自己的秘密仓库，用来疏散存书纸型，随后，又组织人力、物力保证邮购业务的顺利开办，将书刊发行到读者手中。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为限制异党活动，竟在邮局扣留起信件邮包来。为躲过邮局的检查扣留，范用和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在包扎寄发上也想尽了一切伪装的办法。因此，可以说，每一本编印目录和书刊都来之不易，它们都是经历了战火硝烟的洗礼才送达到千万读者手中的。

随着邮购工作的开展，读书出版社的进步书刊在重庆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欢迎。当时，范用和出版社的同志日夜盼望的便是能尽快在重庆设立门市部，以便直接和广大读者见面售书。尽管当时的重庆处在日机狂轰滥炸的威胁之下，却抵挡不了广大读者和同志们实现强烈愿望的决心和勇气。几多周折后，读书出版社终于如愿在民生路开起了门市部，而生活书店、新知书店、《新华日报》的营业部恰巧也在民生路上扎根，从此，这里每天都能吸引无数追求真理的读者前来买书，而同在民生路上的国民党、三青团的正中书局、中国文化服务社、拔提书店、青年书店却是门可罗雀，这同党的书店门庭若市的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也引来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因此，范用和同志们对特务的“光顾”格外警惕，一旦特务在一家党的书店的门市部出现，其余三家就会立刻接收到消息，做好准备，沉着应对。

在重庆的日子和在汉口一样，紧张而艰苦。当时范用代替楚云、冬垠编《学习生活》杂志，常常要带着校样来回跑20多里路，到化龙桥《新华日报》印刷车间，通宵达旦地和工人一起拼版、改样。在那段日子里，地板、办公桌就是范用的床，粗陋的伙食只求饱肚。特务随时都会以种种理由搜查宿舍，因此，为避免暴露内部情况，范用和出版社的同志们都分散居住，且不写日记，警惕一切对外往来。

可是，日寇肆无忌惮的轰炸还在疯狂进行，国民党反动派的打压也仍在不断升级。在一次日寇的夜袭中，出版社险些遭了大殃。当时火势凶猛，重庆总社（随着各地分社的相继建立，重庆分社即作为总社）的一个仓库和宿舍被一片火海包围了。情况紧急，范用和同志们奋不顾身地抢救财产，他们将楼上所有的存书和家具朝大街扔去，然后再运送到安全地带。所幸因为抢救及时，出版社未受到重大损失。但是，随着日机的空袭越来越频繁，范用和出版社的同志们几乎没有办法在重庆市区工作。为了书籍和纸型的安全，他们搬到了江北的治平小学，白天就在江北躲避空袭，黑夜才回到市区办公，就这样，奔走往返于市区和学校间，冒险穿梭在枪林弹雨之中。

就在谁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的时候，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范用永远忘不了那是1941年。这一年，桂林读书生活出版社被国民党查封，组织上派18岁的范用到桂林，在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的形势下，以另一种工作方式继续与反动派作斗争。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对形势作出了正确的判断，他鼓励出版业同仁：你们要坚持，坚持下去就是胜利。坚持到他们（国民党反动派）来封门，就是你们的胜利。他们一封门就被动，就输理。

此时，范用已经抵达桂林。他深知，当初读书生活出版社设立桂林分店，除了出售书刊外，主要还有两个任务，一是在上海出版的书，由此中转到重庆等地，二是因重庆印刷力量有限，桂林要负责印刷出版一部分书刊。因此，范用此行赴桂林可以说是身负重任，他暗暗发誓牢记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绝不轻易放弃桂林分社。可是，在日益恶化的时局下，如何才能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成为摆在范用眼前的一大急需解决的现实难题。

在紧急关头，范用想到了周恩来副主席曾作出关于贯彻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精神的指示，又想到后来他对三家书店的明确建议，即“书店必要划分一、二、三线三条战线，以便生存和斗争，避免更加严重的损失。”周恩来的意思是，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要始终站在第一线同反动派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而在二线和三线的书店出书要隐蔽些，若原来的机构已经无法立足，可以改名换姓，另起炉灶，或者灵活重建，与别的出版社合作，建立起新的名目机构。于是，范用决定用“新光书店”的招牌改头换面，重建桂林分社，以对付国民党的查封——怎么也没想到，关键时刻竟是周恩来给范用支了招。

于是，带着对周恩来指示的领悟，范用以“张敏”的名字向桂林市社会局领得新光书店的营业执照，开始出版书籍。新光书店成立后，出版的书籍数量并不多，且偏重于文艺读物，但每出版一本都引人注目。比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哲学与生活》，曹伯韩的《通俗社会科学二十讲》《新哲学大纲》《知识的应用》《通俗经济学读本》《社会的故事》《新文学教程》《新音乐教程》《高尔基与中国》，罗荪的《文艺漫笔》、艾芜的《秋收》、曹靖华翻译的《油船特宾特号》，王语今翻译的《从暴风雨里诞生的》，彭慧翻译的《草原》，还有张谔揭露汉奸汪精卫的漫画《旧阴谋新花样》和《学习生活丛书》等，都很有影响。中学书的排印、校对、付印和封面设计，所有出版程序都由范用一个人独立承担。范用惊人的工作能力着实令人赞叹不已。

范用之所以干劲十足，正是因为他从事着自己热爱的出版事业，人的一生恐怕没有比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更为痛快的了。同时范用也深深地感到，革命出版工作不可能避免损失，但可以设法另辟财源来弥补，即所谓以副业辅助正业，这不正是二三线书店存在的价值吗？！

自新光书店成立以来，一直面临着战乱的威胁和国民党的监视，但对这一切，范用和同志们早已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不论情况如何险恶，他们一定要坚持到最后一刻，决不自行停业。每当敌机来临，警报拉响，范用和工作人员就跑到郊外暂避，而遇到国民党前来查封，盘问书店老板是谁时，范用就从容镇定地说是昆明新光电力厂厂长。总之，凭着智慧和信念，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和敌人周旋较量着。

1944年夏秋之交，湘桂大撤退，日寇沿湘桂铁路一路西侵，整个桂林城紧急疏散，新光书店余下的工作人员也为数不多了。就在大疏散之前，范用预见到战局难料，为将损失减少到最小，避免书籍毁于战火，他就把新光书店的存书打成三十几个包，一并运往金城江，再转运到重庆。

书安全抵达重庆了，可是人却难以脱险。当时同事丁仙宝刚生下儿子，尚未满月，范用带着她母子俩到火车站，本打算搭上火车往柳州、贵州方向撤退，但火车站早已人满为患。他们只能远远地看到火车站，却无法靠近，而此时头顶上敌机依旧轰炸不绝。范用竟然下意识地撑开一把伞，企图挡住炸弹，保护丁仙宝母子二人。所幸炸弹并没有掉下来，但显然，他们是无法动身离开桂林了，范用和同事们于是决定到乡下去避难。

不久，消息传来，日军不西进转而南下了，原本逃离桂林城的百姓又纷纷返回，于是往柳州方向开的火车成了空车，而往桂林方向开的车则挤满了人。范用心想：此刻不走，更待何时！于是，二话不说，带着同事们乘车去金城江，再由那儿坐汽车去贵阳，然后转回重庆。

一路上逃难，范用得到了许多同志的热心照顾和帮助。中途到贵阳的时候，得到了新知书店吉少甫的接济。吉少甫本身经济条件已是非常拮据，却卖了一条西装裤子来招待范用他们吃鸭头面，这物质上的帮助带给范用的是精神上的振作和温暖。同时，范用也不忘记把这份温暖传递给更多的人。

路过柳州的时候，范用听说有一批从桂林撤退出来的文化人士住在柳州中学，于是前去探望，结果见到了艾芜、周钢鸣、韩北屏等作家，他们中有的携儿带女，有的病了。见此情况，范用十分心疼，他不由分说地把自己身上的全部的钱分送给了这几位作家。

当时范用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否会挨批评，也不知道该如何向重庆方面交代，但良知告诉他这样做是正确的，况且，对生活困难的作家、朋友伸出援助之手其实也是读书生活出版社素来的传统。

在重庆时期，范用还接到过一项任务，要给几位生活有困难的文化界朋友送去物质上的帮助和关怀。但范用和社里的同志都知道知识分子是有骨气的，哪肯白拿人家钱财，所以范用采用约稿的名义，给作家们预付稿费，目的并不是让他们真的交稿，而是让他们把钱收下。令人感慨的是，许多接受帮助的作家都如约交来了稿件。范用记得有一位京剧演员金素秋，她的住处是用竹子搭在臭水沟上的，生活的窘迫可见一斑，范用就以约稿的名义给她送了些钱去，出版社方面自然也不会催促她交稿。可结果金素秋却真的交来了一部她编写的京剧剧本《残冬》，范用深受感动，将其印了出来，但剧本畅销与否，范用和出版社的同志并不关心，他们只是纯粹地为作家朋友提供生活上的帮助。

事实证明党支持范用这样做——当范用好不容易从桂林脱险回到重庆，他接济作家友人的举动得到了黄洛峰经理的肯定和赞许。

从1942年到1943年，范用在广西桂林从事出版工作时，出版社的资金出现困难，急需自行设法解决。范用想到向银行贷款以解燃眉之急，李公朴给范用开了介绍信，让他去找聂耳的哥哥聂叙伦。因为聂叙伦是云南兴文银行的经理，或许能帮得上忙。

怀揣着忐忑不安的心，范用见到了聂叙伦，聂先生却十分热情好客，他给范用一本空白支票本，允许范用随时到银行支款。范用所有的顾虑和不安就此烟消云散，他向聂先生保证，借了钱，出版社一定会如数奉还。聂先生却表示绝无问题，他对范用的这份帮助和信任，其实也正是对读书出版社的帮助和信任，患难见真情，这令范用十分感动。

谈完了公事谈私事。聂叙伦先生把范用当成知心朋友，出于信任，他希望范用能帮助他找位可靠的作家写一本聂耳的传记，这是他多年以来未了的夙愿。

虽然范用与聂耳未曾谋面，却结缘甚早，从小范用就是唱着他谱写的歌曲长大的，《卖报歌》《大路歌》《开路先锋》《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这些歌曲，始终在范用的心中回旋荡漾。令人扼腕的是，随着上海的白色恐怖蔓延，聂耳远走日本，从此没能再踏上祖国的土地。那时候，国民党要逮捕聂耳的消息不胫而走，聂耳决定借此机会出国深造，进一步丰富自己的音乐修养，提高音乐创作的技能。组织上为了保护这位奋发有为的青年志士，也批准他经日本去欧洲、苏联深造，借此亦可躲避国民党的迫害。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日本，23岁的聂耳与友人在鹄沼海滨游泳时，竟被汹涌的海浪无情地夺去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聂耳在范用心中是一位值得敬重的人民音乐家，范用也觉得自己有能力帮助一位哥哥实现对弟弟的爱护之意，于是坦率地接受了聂叙伦先生的嘱托。当聂先生将七八册软面洋抄本的聂耳日记交到范用手中时，范用就从此多了一份沉甸甸的出版使命。

范用很快找到了能完成聂耳传记的心仪人选，他把聂耳的日记郑重地交给了诗人洪遒，委托洪遒写作。然而，战局难料，日寇沿湘桂路西侵，桂林紧急疏散，范用也不得不离开桂林，他怕聂耳日记丢失，于是把原件归还给了聂叙伦。

写聂耳传记的计划就此搁浅，范用深以为憾。但在离去以前，范用请两位同仁和他一起连夜将日记抄写了一份，这份抄稿一直和范用如影随形。新中国成立以后，范用来到北京，结识了孙慎先生。孙先生是中国共产党在音乐战线上的第一代领导人之一，他的人品和声望均令范用信服。范用将珍贵的聂耳日记抄稿送给了孙慎先生。

多少年过去了，聂耳日记历经烽火，范用却从不曾忘记聂叙伦先生当年的殷切嘱托。1976年，范用去昆明，有幸同聂叙伦先生叙旧，聂先生送给范用一张珍贵的照片，照片上，聂耳正静静地演奏着他心爱的小提琴，照片的背面留有聂叙伦先生清晰的笔迹：“聂耳弟遗照送范用同志留念聂叙伦敬赠”。1978年，范用收到了诗人洪遒寄赠给他的《聂耳纪念集》，这本纪念集是聂耳在日本遇难后，由聂耳在日本的朋友所成立的东京聂耳纪念会募捐编印而成的。1985年，历经烽火的聂耳日记终于被《聂耳全集》收录，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和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然而，写一本聂耳传记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这是范用一生的遗憾。他是多么地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展现在世人面前的聂耳传记能成为像罗曼·罗兰写的《贝多芬传》那样优秀的文学传记作品啊。

范用喜欢看书和逛书店。这个癖好被黄洛峰经理发现后，他交给范用一个任务，就是替出版社采购新出版的杂志。每次买回来后，范用都会用回形针把杂志夹起，整齐地挂在墙上，供出版社的工作人员阅览。

从1939年开始到抗战胜利以后，从重庆工作到上海解放，范用一直为毛主席买书、买杂志，天天跑书店，得到了“书店巡阅使”的绰号。那些巡阅书店的日子使范用虽辗转穿梭于白色恐怖之中，却依然能在书的天地中享受一份难得的轻松和快乐。书店里的书琳琅满目，不能细细品读的书，拿来翻一翻，范用也觉得是一种享受，从此他养成了翻书的习惯，也用行动印证了他的选择：是为了读书才选择了出版这一行。

在重庆、桂林，范用做读者邮购工作时，多次收到毛主席秘书李六如从延安寄来的信，信的内容就是托范用为毛主席购书，且每次来信都会附有一张油光纸，上面用毛笔写着各种书名，其实就是一张购书单。从笔迹上看，这些毛笔字正是出自毛主席本人之手。

毛泽东酷爱读书，他看的书很广，几乎什么类型的书都有所涉猎。因此每次替他买书，范用都会广为搜罗。

有一次，范用接到一个任务，即搜集章回体旧小说。那时重庆文艺界正在热烈讨论民族形式问题，研究这个问题势必要对旧小说有所认识，于是，范用搜罗了一批重庆新旧书店里的旧小说，打包请八路军办事处转交延安。

抗战胜利后，范用被调到上海工作，但依然每天到报摊上为毛主席搜集报纸杂志。那时候上海出版的报纸杂志多达百来种，每种范用都买一份，因为毛主席什么杂志都要看，就连英文的《密勒氏评论报》，他也不错过。

范用为毛主席物色的杂志最后统一交给党的地下贸易机构走海路，从上海运到大连，然后从大连转到烟台，再转送河北，进解放区，颇费一番周折，但买书的过程却很令人享受。这件差事不仅可以让范用饱读“过路书”，更给了他许多逛书店的机会。

范用自称为毛主席购书受益无穷，他喜欢这件活计，所有为毛主席购得的书他都要看上一遍。而每到一个城市，范用最流连忘返的去处就是这个城市的书店街，如重庆有武库街，桂林有太平路，上海有福州路，那里是书的世界，知识的海洋，也是范用的乐趣所在，他每天都要到那里转一转，架上新出版的书一览无遗。

旧书店在范用眼中也极富魅力，如重庆米亭子、桂林中北路、上海卡德路，到那些地方搜罗得到的意外收获和惊喜发现总能让他欣喜若狂。比如，鲁迅先生印造的书，如《海上述林》《引玉集》《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铁流》《毁灭》，曹禺签名赠送给郑振铎的精装本《日出》，夏衍赠送给叶灵凤的1927年创造社出版的《木犀》，田间签名赠送给艾思奇的诗集《中国·农村的故事》……这些书在范用看来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无价之宝。

范用跑书店除了能买到好书，还另有一番乐趣，那就是和书店老板、店员交朋友。有一回，范用在虹口报摊为毛主席搜罗新书，有个报贩朋友悄悄提醒他：“今天这一带有狗特务，当心点。”正因为有了许多卖书朋友的帮助，范用才能名副其实地被称为“书店巡阅使”。

在做巡阅使的过程中，毛主席的阅读兴趣对范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范用称其为读书方面的楷模，以后范用也是什么书都看，而他广泛看书的目的，或为求知，或为欣赏，或为消遣，总之，不受限制和约束。多年后，有一次，范用接待台湾客人，交谈中，来客提到“先总统”蒋介石，范用说他看过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来客提到“现总统”蒋经国，范用又恰好看过他的《风雨中的宁静》，又提及白先勇，范用说看过他的《台北人》。范用看书如此广博，来客对此大吃一惊：你在大陆还能看到台湾的书？范用笑着以“我们知书识礼”回答。

范用说：“读书亦如进食，多吃五谷杂粮有益身体，不可偏食。”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并逐渐形成了自己“博学之，明辨之，开卷有益，读书无禁区”的读书观。而所谓“博学之”，就是读书要广；所谓“明辨之”，就是要形成自己对书的判断力。

范用认为“明辨之”三个字非常重要，他还从毛泽东和列宁身上得到启发，总结出一个“读书比较法”。在《列宁选集》中，有一则故事讲列宁曾写便条给他的秘书，让秘书帮忙把别人认为不好的书找来，他要亲自阅读验证，形成自己对书的判断。由此，范用体会到，书的好坏，不是靠别人的判断而定的，也不是靠断章取义的解读而定，而是要靠自己的思考，只有看得多，学会比较，才能真正提高自己的分辨能力。 57fb8vhhHXubaubA87ZN2gkq6uihS3XXyqWDdiOwobCa7C9QJIeBmhjz6MI+lp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