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书店的前身是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和新知书店这三家书店。

1932年，邹韬奋在上海创办了生活书店，它以“促进大众文化”为己任，所出版、发行的图书内容涉及大众生活的诸多方面，逐渐成为当时中国出版行业的先行者。随后，新知书店和读书生活出版社分别成立于1935年和1936年。无独有偶，创办于多事之秋的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屡遭反动势力挤压和干涉，却依然坚持爱国进步立场，反映广大中国人民的呼声，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和民主革命，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其业务发展速度之快、名声之大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

三联以优良的历史传统、狂飙突进般的思考、永远追求真理的勇气和独立的人格、大无畏的精神，始终站在救亡图存的第一线，谱写了一部红色的出版和发行史。其出版的图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扎实的学理功底、丰富的人文关怀和敏锐的思想智慧。说是机缘巧合也好，幸运眷顾也罢，从1938年开始，范用就跟三联图书打了一辈子的交道。

1938年，那是一个艰辛苦涩的年代，也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年代，这一年是范用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党收留了他，教他学会了做事做人，引导他坚定信仰，走上了光辉的革命道路。而与读书生活出版社的结缘，则使他踏上了通往梦想的旅途。

范用将这一切归功于可遇不可求的人生机遇。从梦想到现实，若是没有经历过出外逃难的艰苦磨炼，没有离乡背井被迫到汉口投靠舅公的痛苦抉择，没有会文堂书局二楼的巧合租用，没有党的出版社的好心收留，难以想象，命运又会对范用作出何种安排。也许命中注定范用是干出版的，然而，令读者感动也令范用难忘的却是置身于“救国有罪”的年代，“革命小毛驴”范用是如何把握这种人生机遇，从而创造自己新的人生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镇江告急，刚刚上中学的范用被迫中断了学业。为了保住家里的独苗，外婆和母亲给了范用八块银元，让他去武汉投靠舅公。当时范用只有14岁，在家人眼中，他永远是个小孩子，对于一个小孩子远走异乡，家长无论如何是放心不下的，而唯一能得到些许安慰的是范用能跟着沙名鹿老师一块逃难，总算有个大人照应着。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上了轮船，沙老师家里人居然追来了。沙老师是个孝子，实在不忍心丢下老母，于是不得不改变主意，选择去苏北逃难，而范用只好一个人搭上了怡和公司最后一条开往汉口的轮船。

正值10月下旬，江风吹到身上，寒意袭来，凄楚弥漫。范用在船上度过了四天，四天的时间并不长，却令范用一辈子刻骨铭心。他曾写《江上日记——一九三七年的四天》，以日记的形式永久地记录了那几天的仓皇凄楚，真实地再现了他在逃难途中的所见所闻和心路历程：

十月二十三日

身子软瘫得要命，算一算，埋在这行李堆里，已经胡想了一夜和一个上午了，眼皮总不肯好好地合上。

声音不停地从这里那里迸发出来：金属物互相撞击的声音，起重机有节奏地glangglang的声音，混着嘈杂的喊声和哭声……所有这些，又都像一个个巨大的铁锤声，沉重地撞进耳朵，夹在这中间，还有某种混浊的气息，叫人感到这里是个受难的所在。

可是船平稳地停泊在江心，没有为这些声音震动过一下，除了江水会激动着它摇几摇。

“今天又靠不住不开啦。”焦灼的脸，焦灼的声音。

不是吗，船栏上“××月××日镇江开往汉口”的粉牌子除下了，水手还不断挟着空酒瓶上岸去玩，蔬菜、米、煤都没有上齐，驳船上百来件货还没有下舱。

坐小船来要求上船的人还是不少，但是老远就给喝住了：

“不许上来！”

“我有船票啊！我有船票啊！”小船上绿色的票子举得高高的。

hua！一桶水无情地浇上了小船，小船便没有主张地顺着江水淌远了。

大菜间里的英国船主抬着肩膀笑了，船上麻木的中国人也跟着笑了。

听说不开船不能开饭，带来的香麻酥和京江脐子都啃完了，怎么办？假使不开船的话。

想呀想的倒睡着了，也不知道几点钟，总之是下午。

十月二十四日

机器开始叫起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随着起锚的声音，船左右摆动起来。“开船了！开船了！”人的心也跟着越跳越快。

岸上的一切好像旋转起来。再望望吧，浸会堂、海关、中国银行、自来水塔、金山寺……这些建筑物。

等它们小得像模型的时候，船便加速了马力，弯过焦山，于是什么也看不见了。

开出了口，便忙着开饭，到处是碗筷碰撞着。

凭着船票，像施舍一样得到不满一漱口杯的饭，我要求多给些，后边的人把我挤了出来。

米糙得叫人疑心曾经掺和了沙子。

到南京的时候，迎接我们的只是一大片远远近近的灯火，岸上什么都看不见。

十月二十五日

昨天黑夜里抛的锚，今天又在黑夜里开的船，谁也没有看见南京。

今天，以一个晴和的早晨开始了这一天，江面上凝结着不少的雾，堆集起来，又伸张开去，我们已经看到隐藏在云层上的太阳了。

两岸都是绵亘的田野，农民们来回耕作。我想，假使某一天敌人来到了，他们是守着自己的土地，还是任它荒芜？他们不会让敌人从这土地上得到什么吧。

昨天没有吃晚饭，现在饿得发慌，到厨房去找饭吃，宁波厨子睁圆了眼睛：

“娘些卵泡，啥个辰光！”

转到统舱里的小卖部，架子上除了还有一听油焖笋，什么都没有。老板倒在柜台上睡得挺起劲，手上还拿着一把扑克牌。

听说马上要靠芜湖，心里一快活。

船行得特别快，当看到亚细亚四只白闪闪的排列在江边的油池，黑压压的建筑物也跟着出现了。最后连怡和的趸船也看到了。

趸船上挤满了小贩，叽叽喳喳像一窝麻雀闹翻了，夹在这中间，戴着铜盆帽的警察，手里的皮鞭子没有顾忌地抽来抽去。

量了水，两只巨大的铁锚，狠命地掼下了水，水沫在船头前面飞舞起来。

现在，行李堆里穿来穿去的尽是些小贩，五香牛肉的香味，莲子白粥的热气到处散开去，还有一些叫不出名称的糕啊饼啊。

吃了两只茶叶鸡蛋，又花了一百文买了一张《芜湖日报》。

报的形式倒没有什么特别，别致的是有几个大标题字却是用四个小铅字拼成的，大概是没有这个字，“窜无锡敌军被歼”这个标题中的“窜”和“歼”字就是这样。

大号字刻得十分不顺眼，油墨也有一股臭味。

放下报纸，伸过来的四个头八只眼睛一齐缩了回去，但是有一位戴眼镜的说了声“对不起”，便伸手把报纸接了去。

下午一点钟船又挂了江，停在江心。

又是有人想上船，又是给水打回去。

十月二十六日

安庆、九江都没有停。

夜里，船还是tutututu往前开。

船头上没有一点儿亮光，连洋烛也不准点，不然领江会看不出航路。

在黝黑里，江好像变成了一条白带子，向前伸张开去。

被汹涌的江水和重重的机器声吵得不能有一分钟的安静，不知道谁压得嗓子小声小气地唱着，还有一个跟着打拍子：

张三郎啊！

我阎雪姣 要你——

到鬼门关哎！

声音游荡在冰冷的气氛里，像些小虫子不轻不痒地爬在心胸上：

那一日，

只见你……

一阵风吹过来，这家伙骂了一句“×格妹子”，把头缩进了被筒，只剩下打拍子的还在baba一下一下地打着。

大菜间里的灯光透过绿色的帘布，好像鬼火一样。

茶房说：“到汉口只有四百多里了！”如此真实的文字，即便是半个世纪、一个世纪以后读，都会像大锤子一样撞击读者的心胸，让人久久地沉默……

范用的舅公在武汉汉口会文堂书局当经理，他和范外婆感情甚笃，不仅乐意收留范用，还对其照顾有加。但是好景不长，1938年的开春，舅公就一病不起，不幸去世。

在有舅公照顾的那三个月时间里，范用每天吃完饭就一头扎进一家租用会文堂书局二楼办公的出版社去玩——这家出版社正是从上海搬来汉口的读书生活出版社，而如磁铁般吸引范用的是出版社里那些好看的书和杂志。出版社的工作人员除黄洛峰、方国钧、孙家林三位年纪较长，其余六七个都是青年人，大家对范用都很热情。尤其是经理黄洛峰和范用一见如故，他很喜欢范用这个稚气未脱的孩子，一见到范用，他就放下工作，拉着孩子的手聊起了家常，那亲热劲就仿佛范用是他的亲儿子。

范用从小就失去父亲，又因战乱中断学业，远离故土，逃难至武汉，本以为找到了容身之所，没想到祸不单行，舅公去世，一夜之间，15岁的范用又变得无依无靠了。他是如此不幸，却又是如此幸运地被读书生活出版社的黄洛峰经理收留，成了出版社的一名练习生。范用对此一直心存感激——毫无疑问，对当时身处窘境的他而言，成了读书生活出版社的一员，就意味着有饭吃，又有书读，这已经是天大的幸福了！

范用在穆源小学时就看过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书，那是一本薄薄的小刊物——柳湜先生主编的《大家看》半月刊（与范用在小学时代编的刊物同名），虽然是小三十二开本，每期也只有三十页，但涉及的内容很丰富，有诗歌、弹词、连环画、国难地图，等等，且文章作者阵容不弱，有李公朴、艾思奇、金仲华、恽逸群、陈楚云、曹伯韩、以群、陈白尘、张天翼，等等。他们“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擅长用浅近的文字跟读者交心，讲种种的大道理。杂志价格低廉，每本只卖二分钱，正如它登的广告所宣传的那样：“少吃一包花生米，就可以看一本《大家看》”，因此范用买得起，他不仅自己看，还常常带到学校里给同学们看。只可惜，这本刊物只出了两期，终因思想激进，有煽动阶级斗争之嫌，而被国民党政府查禁了。

在汉口读书生活出版社，范用如愿见到了《大家看》的主编柳先生。当时，柳先生正和李公朴先生一起在办《全民抗战》周刊，看来国民党虽然查封得了他们的刊物，却禁锢不了他们的思想。范用告诉柳先生：“大家看，不仅看，还要干！”这是一句鼓动士气的宣传语，其实就是柳先生在《大家看》创刊词《见面的交代》里写的话，柳先生听范用这么说，欣然地笑了，还拍了拍范用的头。

除了柳湜先生，在出版社里，范用还有幸见到了许多当时文化界的名流。在国共合作的蜜月时期，汉口的八路军办事处公开发行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新华日报》和读书生活出版社亲如一家，因此，范用有机会认识了《新华日报》的许多负责人，如章汉夫、许涤新、吴敏等。有意思的是，《新华日报》每次开会，都请读书生活出版社参加，还要出节目，范用曾登台唱《卖梨膏糖》，边唱边向下撒糖果，每个糖果里有一张抗日口号，大家一起振臂高呼，那种激情、自由、欢乐的气氛，融化成抹不去的记忆。

在出版社工作，只有小学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范用也没有停止学习。出版社就是他的大学，他感受到自己的梦想就要在这里起航，因为在这里他得到了周围人的帮助，成长很快，不仅读书，还学习如何做人。

出版社的读书氛围很浓厚，黄洛峰经理总是带头开读书会，学习《大众哲学》，他教范用去书店买各种杂志阅读，提高对书籍的识别能力，还用印书的纸边钉了个本子，教范用练习写字，他说在出版社工作，一定要把字写好，要笔画清楚。范用现在写字依然规规矩矩，就是那时候练字得来的好处。

作为一名练习生，范用对跑印刷厂很感兴趣。大概是因为儿时跑印刷局跑多了的缘故，他从小就喜欢闻油墨的气味，而看工人排字、印书、装订，对他来说也是一种乐趣。多跑了几回印刷厂，范用也学会了一点拣字、拼版、改样的技术。很快，范用跟印刷厂老板做了朋友，也跟工人做了朋友。范用对上海大华印刷厂有位叫“咬断”的工人记忆深刻，因为他总是和范用一起调油墨，调得范用满意了才开印封面。

进出版社不久，范用就尝到了梦想成真的滋味。第一次看到自己写的字、设计的封面以书本的形式展现在自己面前，范用激动得简直难以相信这是自己的作品，还以为是在做梦。那是1938年，作家周立波在出版社搭伙，他曾在上海和黄洛峰经理是国民党监狱中的难友，从敌后到武汉，周先生写了一本《晋察冀边区印象记》，他要范用写图片说明文字：“小鬼！你来写。”范用一看，那是聂荣臻领导的边区政府成立那天的照片，于是一挥而就，写了“五台城外，一九三八·二·三”几个带有隶书味道的字，周先生很满意，又拿出一批剪报来要范用用娃娃体写文字说明，范用又歪歪斜斜地写了“平津汉奸报广告示例”。后来，这两行字居然都被采用，印在了书上，周先生在书上还题写了“送给用，立波七月九日”。这本书跟随了范用一辈子，形影不离，无论经历何等样的风波都不曾丢掉，成为最珍贵的纪念品。

起初，范用不知道读书生活出版社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出版社。进社第二年，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是被党的出版社收留了。从小，在范用心目中，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是神秘的、光荣的，也是坎坷的、危险的。

打开记忆的闸门，范用回忆起了发生在1935年前后的事情——当时，镇江师范有几个学生因“共党嫌疑”罪名而被捕，沙名鹿老师毫不掩饰地告诉当时初懂人事的范用，其中一位女生是沙老师的恋人，还用了“CP”、“CY”这两个范用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名词。后来范用才知道原来“CP”表示共产党，“CY”表示共青团，但是他不知道沙老师与这二者的关系，也不知道沙老师是否加入了CP、CY。尽管如此，在范用心目中，沙老师依然是一个有强烈爱国心、有新思想的进步青年，他能明显地感受到沙老师的政治倾向。

早在学生时代，范用就通过沙名鹿老师知道了陈白尘先生。范用喜欢读陈先生的小说和剧本，知道他原名陈征鸿，笔名“墨沙”，是一位有学问的先生，但始终未曾谋面。那时，白尘先生刚刚出狱。范用这才知道共产党员居然要坐牢！这令他感到困惑和好奇：为什么共产党这样的好人却要被抓去坐牢呢？

范用有了自己对人事的判断力，他肯定他所认识的共产党员陈白尘就是一个好人。儿童剧社的演出得到过陈白尘的鼓励和支持，出于关心，他还写信告诉儿童剧社：不要光演大人的戏，小孩子应当演儿童剧。随后，他寄来许幸之的两个儿童剧《古庙钟声》和《最后一课》，还特地为范用他们写了独幕剧《一个孩子的梦》。《一个孩子的梦》讲述了两个孩子想抗日的故事，其中一个孩子相信连环图画，于是跑去找神仙，结果神仙没找到却找到了汉奸，等到梦醒，他已经悲惨地死在日本人的枪底下了；而另一个孩子因为抗日光荣牺牲了，是个民族小英雄。显然，陈白尘用作品表明了他支持抗日的政治立场。巧合的是，当年出版《一个孩子的梦》的出版社就是读书生活出版社。

1936年，范用终于见到了他心目中的“好人”陈白尘。陈白尘带着亲切的苏北口音跟范用开玩笑：“唷！小把戏，像个小姑娘。”本来从未见过“共党分子”的范用在陌生的大人面前免不了腼腆和紧张，好在陈白尘很随和，如此一来，范用才无所顾忌地与陈白尘有了近距离的接触。尽管他们是初次见面，却很快像老熟人一样的交流开了，陈白尘问范用：喜欢玩吗？打不打架？爱看书吗？看些什么书？喜不喜欢看戏、看电影、唱歌？范用一一作答，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无比的亲切和温暖。

陈白尘了解到范用爱好文艺，就慷慨地订了一份《作家》月刊和一份《小说家》月刊送给范用，以后每个月初，范用就在都盼望着邮局寄来他的“精神食粮”。在《小说家》月刊里面有个小说家座谈记录，参加座谈的有艾芜、沙汀、萧军、欧阳山、聂绀弩、东平、周文、陈白尘、蒋牧良等作家，这本月刊提倡新人创作，说是“给初学写作者一点力量”，范用就是因此深受鼓舞，大胆地加入到创作的队伍中去的。除了收到杂志，范用还从白尘先生那儿收到了一部托尔斯泰的《复活》。范用幼小的心灵被这部小说深深地震撼了，他十分同情被侮辱被损害的玛丝洛娃，偷偷地为她的悲惨遭遇流泪，又十分憎恨那个虚伪的贵族地主少爷聂赫留朵夫，为他的残忍怠惰咬牙切齿，而最使范用深受感染的是作家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1937年冬天，范用带着这部小说一起逃难，足见其珍贵。

与陈白尘的交往，算是范用第一次与“共党分子”的亲密接触，以后在读书生活出版社，范用还见到了更多的共产党员，比如罗炳辉、彭雪枫、章汉夫、许涤新、潘梓年、周立波、舒群等，通过与他们的交往，不仅增长了见识，还进一步加深了对党和党员的认识。而范用对中国工农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和毛泽东的认识，则是通过阅读斯诺的《毛泽东自传》获得的。抗战爆发不久，范用在伯先公园对面的一家小书店买到了这本书，那是一个炎炎夏日，火伞高张，范用一头钻进洗澡堂，一口气把整本书都看完了。

事实上，在当时范用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进的出版社是共产党所领导的。在出版社当练习生时，兴趣广泛的范用积极参加地下党领导的书业界同人联谊会，唱歌、演戏、读书会，算是一个活跃分子。1938年，范用成了党员发展对象，发展党员的名单是黄经理和编辑陈楚云在武汉商定的。1939年开春，同在一个出版社的赵子诚（刘大明）介绍年仅16岁的范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仪式简单却不失庄严，面对桌上放着的一张从书上撕下来的马克思像，范用举起右拳，庄严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永不叛党，保守党的秘密，遵守党的纪律。”几句誓词神圣而豪迈，他开始明白要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党员就要努力学习，全心全意为党工作。这是范用新的政治生命的开始，他有了党名叫“叶琛”——为保密起见，当时开会时都称呼党名，以防隔墙有耳。而实际上，按照党章规定，范用入党的时候年龄还不够，后来组织上表示既然已经进了就下不为例吧。

范用还记得他第一次过组织生活是在新知书店的宿舍里，党小组成员都是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的工作人员，有赵子诚、徐律、陆家瑞等。范用学习的第一个文件是《秘密工作纲要》。

从范用被黄洛峰经理收留的那一刻起，读书生活出版社就成了范用温暖的家，成了范用的学校。他在这里工作、生活、学习，从一个幼稚的孩子，成长为会办点实事的工作人员，从一个兴趣广泛的积极分子，发展为有坚定信仰的共产党员，从此走上了光辉的革命道路。

在出版社里，范用的工作主要是跑腿送信，登记来往信件，还负责给订户寄发《群众》周刊——我党在国统区的第一个公开刊物。

范用是出版社年龄最小的员工，人虽小，任务却重。当时虽是国共合作期，但国民党已经开始了种种限制，他们的军警经常来出版社视察，还拿点书回去，所以范用担起了专门给党送信的任务。

这项任务不同于一般的工作，它具有高度的保密性，因此送信的人必须可靠，且不能轻易被特务盯上。范用个子矮小，胆子却大，又长了一双飞毛腿，跑得很快，特务盯不上他，就算是被盯上，机灵的范用也能够兜兜转转地把特务甩掉。就这样，出版社的人给范用取了个外号，叫“革命小毛驴”。

范用的办公桌背朝着门，每天有两个人进门从后面摸他的头，他就知道一位是送信的老邮差，另一位就是罗炳辉将军。送信的老邮差总是一边摸范用的头，一边用湖北人的腔调唱着“摸着你的脑袋前进！”——这是从《义勇军进行曲》里的“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改编而来的。

当时的武汉是抗战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心，每天都会有不少人来读书生活出版社，这里仿佛是一个联络站或中转站，大批文化人聚集在这里。来自延安的罗炳辉要去江南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正好经过武汉。

罗炳辉总是亲切地叫范用“小鬼”，他与出版社的黄洛峰经理是同乡好友，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十几岁就入伍当兵，1929年入党，在江西吉安率部起义，任独立第四团团长，以后又任红十二军代军长。在长征途中，罗炳辉率领红三十二军担任后卫，掩护主力顺利前进。抗战爆发后，中央军委决定派罗炳辉到华中工作。罗炳辉就住在汉口泰和街八路军办事处，每天睡醒午觉，总要到读书生活出版社来。

罗炳辉追击敌人时，总是奋不顾身地跑在最前面，步伐之快，如《水浒》中“神行太保”戴宗般行走如飞，日行数百里，很少人能跟得上他。他率领的工农红军迅速神勇，因此被朱德总司令称赞为“两脚骑兵”。

罗炳辉的戎马生涯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通过和他的交往，范用深切体会到将军爱党、爱革命事业、爱劳苦大众的崇高精神境界和坦荡的胸襟气度。“人生最欣慰的是真正勇敢地牺牲个人的一切利益，最热诚努力地为民族独立、自由解放而斗争，尤其是要为劳动大众的解放和利益，以真理、正义、公道为人类的幸福而斗争。”这是罗炳辉常常挂在嘴边的话，这句话也一直激励着范用，给了他坚持为党工作的勇气和信念。 apdcnGv1vgWR51QnutjJIjoIxgneIIv1a1gf9QpAwr+cpu8pP3F8An+eqvuVvF/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