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创办中国文化书院和《儒藏》的编纂，景海峰先生曾这样高度评价汤一介：“汤一介二十多年来所做的工作，秉承了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恪守‘士’之本分，坚持学人之良知，以现代知识分子的学术理念和敬业精神，鞠躬尽瘁，勇往开拓，取得了灿著于世的成绩。其中，他投入精力最多、花费时间最长，也是最有影响的两件工作：一是创办中国文化书院，领导了这间将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上留下重要印记的民办学术机构；二是发起《儒藏》的编纂，主持了这样一项新世纪巨大的学术工程。”

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21世纪，汤一介在挑起《儒藏》编纂的重担之前，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工作就是创办了中国文化书院。

创办中国文化书院始于1984年，那年8月，汤一介正在美国夏威夷参加“亚洲哲学与比较哲学讨论会”。国内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与汤一介一同工作的几位同志一起给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他们在信中表示，应该建立一所“中国文化书院”，以作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民间机构。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各地民办形式的书院逐渐消失，公办大学就成为中国国内唯一的高等教育机关。这种局面随着20世纪80年代政策的开放及各种改革新思潮的随波兴起而改变。

汤一介与乐黛云在中国文化书院。

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的同志们正是在这样的形势鼓舞下，带头发起酝酿筹备创办中国文化书院。也是在这个形势下，从美国归来的汤一介立即被哲学系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的同志们一致推举为中国文化书院的负责人。

在汤一介和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文化书院终于在这年12月成立，汤一介被选为中国文化书院首任院长。

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时代背景看，汤一介创办中国文化书院无疑适时顺应社会发展和时代呼声。因而当年的中国文化书院不仅得到了众多著名学者的支持，也取得了丰硕成果，更在当年产生了深远影响并起到了促进中国文化发展的积极意义。

在汤一介的领导下，当年的中国文化书院不仅聘请到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周一良、庞朴、杜维明等70多位海内外的学术界著名大家学者为导师，更举办了多次大型的各类学习、函授班和召开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

在以“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为主题的第一期学习班中，很多著名学者担当了学习班演讲的导师，他们当中既有梁漱溟、冯友兰、吴晓铃、牙含章等老一代著名学者，也有汤一介、乐黛云、庞朴、李泽厚等近60岁的学者以及美籍华人学者杜维明教授。

导师们以如何看待“中国文化”为主题，分别从“肯定”、“批判”、“分析”等角度讲述的中国传统文学和介绍外国文化研究情况的精彩演讲受到了学员们的热烈欢迎。而梁漱溟先生在这次讲习班上以“中国文化要义”为题作的两个多小时的演讲，更是引人注目。这是自1953年梁先生受到批判后的第一次的公开演讲。可以说这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件大事，更为中国文化书院的历史记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

而在书院举办的有1万2千多人参加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函授班中，不但学生人数众多，而且生源来自全国各地。参加的学员不仅有学生、教师、医生、记者、编辑、政府工作人员，还有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和家庭妇女，其中既有学富五车的大学教授，也有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

为办好这一期庞大的函授班，中国文化书院采用了函授与分地区面授的方式进行教学。书院院长汤一介更是带头深入到兰州、银川、呼和浩特等地亲自面授。学员们学习热情非常高，有的甚至要步行几百里赶来听课。因此，无论是学习班的多彩内容，还是函授班的庞大场面，都可以让我们看到当年中国文化书院蓬勃办学的盛况。

为开展与海内外及海峡两岸学术界广泛的文化交流活动和文化讲座，中国文化书院还先后主办了“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中日走向近代化比较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等各类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并成功举办了13届“蔡元培学术讲座”和14届“汤用彤学术讲座”。

此外，为出版大批系列专著、文集、教材、资料集等，中国文化书院又做了大量工作。这其中有：庞朴主编的《中国文化与文化中国丛书》，以院长汤一介为主编出版的5套书，即《中国文化集成》、《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论著集要》、《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道家文化研究丛书》及《国学举要》。

在这之后，中国文化书院还准备再出第六部仍由汤一介任主编的500余万字、14册的巨著《中华佛教史》。遗憾的是，由于有几位作者没有写，或者是没有写完，这套书到现在仍没能得到出版。

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起的中国大地，中国文化书院的这一系列活动，无疑为传播和研究中国文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产生了深远影响。因而也可以说，中国文化书院是当年中国大地“文化热”的主要推动力量和代表性的一派，对那个时期的中国文化研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

而中国文化书院的创办人和首任院长汤一介更是为开展书院的事业付出了巨大心血和艰苦的努力，因此中国文化书院取得的辉煌成绩，离不开汤一介的倾情付出和卓越贡献。

创办中国文化书院距今已20多年，但是汤一介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书写的辉煌一页仍是不容置疑和令人难忘的。正如景海峰先生所说：“……尽管中国文化书院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特别是因为时代条件的改变，现在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红火’了，但它的‘曾经辉煌’，已经写入了历史，汤一介为此而付出的努力，也已成为他‘事功’簿记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2003年，教育部正式批准由北京大学主持制定，汤一介为首席专家的“《儒藏》编纂与研究”方案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立项。从此，76岁的汤一介以更加雄劲的步伐在哲学道路上跨入新的里程碑。

2004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将“《儒藏》精华编”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同年，由北京大学牵头，汤一介挂帅的《儒藏》编纂工程正式启动，全国25所高校和社科研究机构的数百位学者加入到《儒藏》编纂的队伍。2006年，《儒藏》工程被列入“十一五”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和“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及重大工程出版规划。中国文化只有《佛藏》、《道藏》没有《儒藏》的历史终于即将改变，而改变这一历史的带头人就是汤一介。

编纂《儒藏》是一项集录中国历代儒家思想文化经典，预计须耗时16年（目前看则需几十年）的浩大工程。然而汤一介义无反顾、欣然全力挑起这一艰难而巨大的重任。

汤一介能够成为《儒藏》编纂工程的首席专家，挑起《儒藏》编纂中心主任的重担亦绝非偶然。这一切源于汤一介的深厚学养和他在学术界德高望重的地位。因此中国学术界很多知名人士对汤一介被任命为国家《儒藏》工程的首席科学家都给予高度评价。北京大学副校长吴志攀说：“汤一介之所以能在如此高龄的时候来担任首席科学家，是源于他的人品、经历、组织能力以及在中国古代哲学界都有极好的口碑。”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来新夏说：“我从《中华读书报》上，读到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主持编纂《儒藏》的消息，甚感欣悦，因为这是儒生们数百年来的宿望……自《四库全书》纂成，又经二百余年，汤一介教授出而倡导编纂新‘儒藏’，可称一大功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陈静教授说：“汤先生领导的《儒藏》编纂实际上就是整理经典的工作。当我们在经典的阅读中再一次温习先哲的理想，当我们沉思先圣的教诲而终于领略到他们博大深远的胸怀，也许我们面对世界就知道该说什么了，也许我们又会获得一套属于中国人却又说给世界的话语，到了那时，中国难道不能再一次成为典范？”摘自《光明日报》2006年3月19日第5版。

完成《儒藏》始终是汤一介要实现的一个“梦想”。早在1989年的秋天，在中国文化书院一个小的聚会上，汤一介和大家一起讨论“我们能做什么”的时候，他就提出了编《儒藏》的问题。后来在1990年时汤一介又一次提出来要编《儒藏》。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有一个叫范业强的企业家提出来要支持汤一介编《儒藏》，可是没有想到他的企业没有搞好，结果这个企业家后来就没有钱支持汤一介做编《儒藏》的事情了。虽然如此，汤一介一直想编《儒藏》的愿望却从未改变。

在汤一介的心目中，编纂《儒藏》是中国传统文化迎接未来新挑战所构建的一项重大而伟大的工程。完成《儒藏》编纂工程是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这个伟大的工程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完成。

也曾有人在采访汤一介时对实施《儒藏》编纂这个学术工程提出疑问，如：清朝学者纪晓岚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中，如果去掉佛、道、韩、墨的内容，其实就是一部《儒藏》。虽无《儒藏》之名，但有《儒藏》之实。又何须再耗费巨大人力财力再编一部？

汤一介对这一质疑的看法是，《四库全书》内容虽然接近于儒家总集，但其修纂未善，错漏不少，体例未必全符，另外，虽然《四库全书》以及《续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书目》已经把儒家的大部分书目都包含进去了，但都是没有标点的木刻抄写版，现在的人用起来非常不方便，并且能看到的也都是影印本。而我们要做的，不是影印本，而是标点排印本，而且有校勘记，还可以做成光碟，便于大家检索，便于普及利用，比《四库全书》利用率大得多。更何况还有大量有价值的儒家典籍没有被收入《四库全书》。

此外，汤一介还撰写了多篇文章从几个方面论述为什么要编《儒藏》以及编纂《儒藏》的深远意义。在这些文章中，汤一介首先指出，在中国历史上，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历来是儒、道、释三分天下。但自宋朝以来，历代王朝就都编有《佛藏》和《道藏》，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又编辑出版了《中华大藏经》和《中华道藏》，却惟独没有编出过《儒藏》，这不仅与儒家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主流地位极不相称，更不能满足传统文化的整理与研究的日益广泛深入的需要。明、清两代虽然也曾有学者提出编纂《儒藏》的建议，例如明末曹学佺曾是首先倡导者，清朝的周永年也曾作《儒藏说》，这些都得到了很多学者的响应，但终因工程浩大，没有能够实行。虽然如此，但明朝学者编了《永乐大典》，清朝学者编了《四库全书》，这显然和明清学者对编纂《儒藏》建议是有关的。

汤一介还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对《佛藏》、《道藏》的编纂是靠寺院经济支持做起来的，但中国的儒家不是一个宗教派别，他没有寺院经济，因此，《儒藏》应该由国家来做。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现在已经具有现代的科技手段，这些不仅可以为我们提供以前达不到的便利条件和保存方式，还可以为我们大规模的整理和传播中国儒家文化奠定良好基础。而且我们不仅要把中国的儒家文献典籍包含在内，还要联合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家的学者一起把这些国家用汉文写作的儒家典籍也包含在内。因为在早期，日本、韩国、越南的典籍很多都是用汉文写作的。

这让我们看到，《儒藏》不仅仅限于中国儒家文化，更深远的意义还是面向世界。因此也可以说，《儒藏》的编纂同样具有世界意义。就像日本学者岛田虔次曾经说过的：“孔子的精神文明不仅仅是中国的精神文明，也是全东亚的精神文明。”

汤一介在接受《邯郸学院学报》常务副主编康香阁采访时也说：“对，有世界意义，所以我们没叫《中华儒藏》。不像我们国家20世纪80年代编的《佛藏》叫《中华佛藏》，《道藏》叫《中华道藏》。”

对于汤一介欣然受命《儒藏》编纂首席专家，后来也曾有记者在采访汤一介时提问过诸如“您现在正在主持编纂《儒藏》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历时十几、二十年才可以完成。听说这个工程是您最初提出设想的，您是怎么考虑的？”以及“《儒藏》工程规划了16年，但是今年您已经77岁了，您有没有考虑过，可能您这一生，也不会完成这样一项工程了？”之类的问题。

汤一介的回答是：“必须做，编纂《儒藏》是我国一件当务之急的大事。因为只有儒家思想才是中国文化的正统思想，而且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今天对中国文化的传统主流做一次系统的整理，不仅会对我们的民族发生重大影响，而且可以让世界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了解中华文化。”

自2004年《儒藏》编纂工程正式开始至今，已是第7个年头。7年中，汤一介也经历了诸多的困难和挑战。然而，无论是面对“人才奇缺”、“学风不好”，还是“资金不到位”等各类工作中的问题，汤一介始终全力以赴，以一颗赤诚的心坚定地面对《儒藏》的编纂工程。

在汤一介的带领下，《儒藏》（精华编）36本已经完成，这是汤一介在2010年为完成《儒藏》（精华编）330本的编纂工作和编一部《儒藏总目提要》制定的10年规划的内容之一。目前《儒藏总目提要》的第一步《儒藏总目》已经开始进行。

此外，汤一介还曾谈到他为《儒藏》编纂工程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的标准：“有的记者问我，你编纂《儒藏》的标准是什么？我说我的标准是，我编了《儒藏》之后一百年不会有人来超过我的，而且世界上通行的儒学研究的本子就是我这个本子。”

《儒藏》的编纂工程无疑是巨大和艰难的，但是汤一介义无反顾地接受了这一项浩如烟海又繁冗复杂的工作，这种生命理想般的执著，既是汤一介无悔的追求，亦是一代哲学大家惯有的风范。

2009年12月4号，北京大学正式批准成立儒家研究院，这是汤一介哲学生命又增添的新血液，也是长期以来汤一介一直想做的事。从很早的时候汤一介就看到，教育部在四川大学设有一个道家道教研究基地，在中国人民大学设有一个佛教研究基地。可是教育部还没有在哪个大学设立一个专门研究儒学的基地。

从我们国家整体来看，这种情况说明儒学研究在中国的教育领地所处的地位是不尽如人意的。因此，汤一介在20世纪90年代就曾提出要建立这样一个基地，如果要把这个儒学研究基地放在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就要有一个机构来做这件事情。

但是也有人认为，在北京大学建立一个儒学研究院与北京大学的传统不相吻合。因为北京大学在人文学科方面的思想也是各种各样的，而且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是批判儒学的地方。当年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派和以胡适为代表的改良派联合起来举起“打倒孔家店”的大旗，批判传统儒家思想，提倡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所以，有人认为北京大学是中国激进主义产生的摇篮，不适宜建立儒学研究院。

但汤一介认为，五四时期是想把中国传统中糟粕的东西去掉，并不是要抛弃整个传统。如今北京大学已经有了这样一个基础。一是已经完成了9卷本的《中国儒学史》，二是计划完成330本的《儒藏》（精华编）已出版了36本。而成立儒学研究院，就是要把北京大学文科各系研究儒学的力量整合起来，加强研究队伍的力量。因此也可以说儒学研究院同时又是一个开放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可以加强与国内外儒学研究机构之间的学术交流。

2010年6月29日上午，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成立大会如期在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会场召开，这一成果，同样浸满了汤一介倾力付出的心血。按照汤一介的计划和安排，儒学研究院的成立大会，同时也是一个中国经学史的讨论会。因此在会场上悬挂的大会横幅上写的是“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成立大会暨中国经学史研讨会”。儒学研究院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要做《中国经学史》的撰写工作，届时会把全国的一些学者请来，大家一起讨论中国经学史到底如何做。

成立大会上，作为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的首任院长，汤一介在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院士为大会致辞后作了发言。他指出，中华民族正面临着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自古以来，儒学都是中华文化的主流，它影响着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是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研究室、《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中国文化哲学研究所的基础上，联系多方面儒学研究力量建立而成。儒学研究院将开展一系列对人类社会有重大意义的项目，包括《儒藏》精华编的编纂、多卷本《中国儒学史》以及《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等著作的编写。同时，儒学研究院将开展若干面向中国现实社会的核心课题，如儒学与道德建设、和谐社会等，并与各学术研究机构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在发言中，汤一介还对儒学研究院的发展前景充满坚定的信心，他相信，在多方面力量的支持下，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必将取得更大的成绩。

汤一介与北大校长周其凤一起为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揭牌。与会的还有著名历史学家、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李学勤，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等。他们在发言中都对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寄予了由衷的鼓励和深切的希望。而这些，无疑也是汤一介一直以来努力追求和为之拼搏的。

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终于成立了，汤一介在很长的时间里最想完成的一件事终于得以实现。在当今国际国内学术研究发展的形势下，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的成立，无疑是北京大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它不仅有利于整合北京大学原有的儒学研究资源，更会对培养新时代学术研究的人才，推进儒学研究的世界性和时代性产生深远影响。

因此，汤一介将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的办院目标和宗旨总结成五句话，即：“放眼世界文化潮流，传承儒学思想精粹，阐释儒学特殊理念，寻求儒学普遍价值，创构儒学新型体系。”

为办好儒学研究院，汤一介又亲自定出儒学研究院招收学生的标准：只招研究生，不招本科生，主要是研究课题。让研究生参与到课题中来，硕博是连读的。硕士阶段两年，主要学习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考据学等，这是研究儒学必须具备的基本功。此外汤一介还对儒学研究院招收的学生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必须掌握一门外语，而且主要是英语。因为儒学研究院培养出来的学生将来要能与世界学术界进行交流，不懂英语就听不懂人家讲什么。这两年就是这两类课程，其他课可以不要，也不需要写论文，只要把课程学好。如果学不好，两年以后可以淘汰一批，学得好的，到博士阶段再写论文。

关于以后儒学研究院的发展规模，汤一介认为：“现在的规模还不会太大，儒学研究院首先是作为一个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把《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整合在一起，共同做课题、带研究生、开设儒学课程。下学期就准备开《中国儒学史》，请9个分册的主编，每人讲两个星期。每个主编就把自己研究的这一段的中国儒学史问题讲清楚。原来我们没有开设过《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现在我们有条件开设这门课。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不是一个封闭的实体，是一个开放的机构。”

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的成立，是汤一介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作出的又一贡献，也是继接受《儒藏》编纂工程的重任后，汤一介又挑起的一副重担。因而也更让我们看到，一代国学大师在哲学研究的道路上仍然在前进的风采。

汤一介在80岁寿辰时曾说过，时光倒流50年，或许他能成为一个哲学家，而现在他已经过了79岁，已经不能成为哲学家了。

因此，虽然汤一介在很早就有一个成为哲学家的梦想，但他却一向不称自己为哲学家，而且多次反对别人称自己为大师。在他的眼里，只有像王国维先生和陈寅恪先生那样的学者，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大师。他们这些学者不仅取得了伟大成就，而且对中国哲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们的思想与学术是真正值得研究的。

关于这方面，汤一介曾这样回忆：

我真正开始做哲学和哲学史的研究应该说是在1980年。这时我已经53岁了，但我没有气馁，仍然希望能为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尽一点力。但毕竟最好的年华已经过去了，要想真正成为一名有创造性的、有重大影响的哲学家已不可能。“虽不能尔，心向往之”而已。

在我年近80岁的时候，我曾想，要想成为一位有创造性的、为人们所公认的“哲学家”已经是不可能了。不过我仍可自慰，至少我可以算的上一个“哲学史家”。“哲学家”是要创造出一套思想，让别人来研究，而“哲学史家”是研究历史上哲学家的学者。但尚可告慰，在我编出这本《我的哲学之路》后，仍然可以看到我是在不断地研究着“哲学问题”。我探讨着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所在；我思考着中国现代哲学的走向；我关注着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文化问题；甚至我还雄心勃勃地设计着“创建中国解释学”。我想，活着就应该不断地想问题，生活才有意义。

世事悠悠，几十年过去了，回想起来，颇多感慨。今天想来，我没有能成为一个“哲学家”，从我自身说，也许我没有这个天分，哲学思想的发展往往是由“异端”突破而开创新的局面。必须允许对主流思想的质疑，甚至是颠覆性的质疑，才可以打破束缚人们思想的条条框框，才可以实现真正的“百家争鸣”而推动哲学的发展，而且这样才可能避免使思想“教条主义”化。我们期待着“哲学的春天”早日到来，这才是中华民族的福祉所在。

2010年5月，汤一介在接受康香阁采访时，又曾就“反对称自己为大师”一题，回答了康香阁的提问。

康香阁当时曾这样提问：“汤先生，您是中国当今健在的最顶尖的大学者之一，中央电视台、报刊和各大媒体都是这么来介绍您，但您多次提出反对称您为大师，为什么？”

汤一介回答说：“你知道，我一向不把自己称为哲学家，而且我一向反对用大师这个称号。不管是中央电视台、凤凰台，一介绍我就说我是什么国学大师、哲学大师。一开头就讲我不是大师，现在没有大师。原因是我们没有提出一套理论，让世界上都承认，你现在研究学问往往用的还是西方的理论，你说我们谁的理论拿到国外去，大家都可以承认，没有，所以没有大师。为什么没有大师？我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自由是一种创造力》，只有允许自由思想、自由写作才可以创造，没有自由你怎么创造呢？还有一篇是《学术上不能有指导思想》，有指导思想就阻碍了百家争鸣，你要百家争鸣就不能有指导思想。一个在《南方周末》发表了，一个是在《南方都市报》发表了。”

康香阁说：“如果按照您定义的标准，确实没有大师，但我们认为您是中国当今最有学问的大家之一，这是大家对您学术成就的肯定和敬仰，所以，大家还是发自内心称您为大师，把您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尽管您自己不承认，但大家还是愿意这么尊敬您。”

对康香阁的话，汤一介回答说：“我说现在没有大师，是因为还没有一个思想的理论体系被大家普遍接受，还没有出过一本影响世界的划时代著作，比如，还没有出过像《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这样的著作，它已影响了西方世界上百年。20世纪后半叶，我们为什么没有出现大师，为什么没有出现20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样的一批有创建的‘哲学家’。对我来说，我想除了自己的天分不够，社会环境也没有创造产生‘哲学家’的条件。没有‘思想自由’，把思想禁锢在一个框框里边，怎么能产生大师，怎么能产生划时代的著作。哲学思想的发展往往是由‘异端’突破，而开创新的局面。必须允许对主流思想的质疑，甚至颠覆性的质疑，才可以打破束缚人们思想的条条框框，从而推动哲学的发展。”

汤一介与康香阁的这一段对话，不禁让我们看到，当今学术界称汤一介为学术大师，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敬，是对汤一介学术成就的肯定和高度评价。虽然汤一介一直反对别人称自己为大师，但汤一介在当今中国学术界一代学术大家的辉煌地位和学术领袖的高大形象是不可替代的。

从“魏晋玄学”到早期道教的开课，从中国哲学的范畴体系到中国解释学的探索，从创办中国文化书院到挑起编纂《儒藏》的重担，从中华大地到世界各大城市，30年的岁月，汤一介不畏辛苦劳顿，身体力行，不仅取得丰硕成果，更为中国哲学的开拓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彰显出一代哲学大家之风范，成就了他无人可比及的辉煌业绩。

2011年3月30日下午3：30分，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的《儒藏》精华编赠书仪式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202会议室隆重举行。

在汤一介的主持带领和海内外几十家学术机构及数百位专家学者几年来的共同努力下，继2010年完成出版了《儒藏》精华编36册后，《儒藏》精华编终于正式出版了40册近3000万字，并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隆重举行向国务院参事室、中国人民大学国学研究院暨孔子研究院、国际儒学联合会、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国文化书院暨三智道商国学院同学会等单位赠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儒藏》精华编赠书仪式。

这是自2003年汤一介挑起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儒藏》的编纂与研究”之重担以来，《儒藏》编纂工作取得的最新进展和成果。

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杨河、国务院参事室党组书记兼主任陈进玉、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杨慧林、国际儒学联合会秘书长曹凤泉、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王守常等出席了此次《儒藏》精华编赠书仪式。作为《儒藏》总编纂和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主任，汤一介分别向国务院参事室、中国人民大学国学研究院暨孔子研究院、国际儒学联合会、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国文化书院暨三智道商国学院同学会等单位赠送了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儒藏》精华编部分分册和孔子像。

汤一介同时在捐赠仪式上表示，加强学术文化交流和得到更多对《儒藏》精华编的批评、建议和帮助，是举办这次赠书仪式的希望和目的。《儒藏》工程是建国以来最大的由中外学者在人文社科领域进行实质性合作的学术文化工程，正如日本学者岛田虔次所说：“孔子儒家思想不仅是中国的精神文明，也是东亚的精神文明。”中、日、韩、越在学术文化上的合作将有益于东亚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赠书仪式上，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国务院参事室党组书记兼主任陈进玉、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杨慧林以及北京大学国学院导师邓小南等分别作了发言，他们在发言中共同表示，热烈祝贺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取得的成果，并将全力支持《儒藏》的编纂和研究工作。

在汤一介的带领下，《儒藏》已经走过了7个年头。如今，《儒藏》编纂的工作已经有条不紊地展开。然而未来的道路依然漫长和艰辛，包括收录中国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400余种、收录历史上受儒家文化影响最深的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家以汉文撰写的重要儒学文献100余种的《儒藏》精华编，还有290册、约2亿的文字尚待完成。而进一步收录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儒学文献5000余种，大约15亿字的《儒藏》大全本已经完整列在计划中。

汤一介也已步入人生第84个年头，为《儒藏》他已献出了太多太多。然而这些都不能阻挡汤一介奋力前行的脚步，他依然在执著地拼搏，依然在前进。无论是气势磅礴的《儒藏》，还是构建以中国文化为主体又具有世界普世价值意义的理论体系，都是一代国学大师心中永远的热爱和追求。 Yc+0x46mFm1J1jVM47Hkt0R95+jlcPCTLgH7xR/ZTQollwhXYBDJQuScZ+67QNx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