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市委党校的教师后，年轻的汤一介仍然保持着努力钻研、积极向上的作风。为了工作，汤一介开始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毛泽东选集》。特别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汤一介更是下功夫进行刻苦钻研。

在1951年到1956年期间，汤一介读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斯大林全集》一至十三卷（当时只出了十三卷）以及《列宁选集》两卷、《列宁主义问题》和出版的几卷《列宁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等。在这些马列著作中，《联共（布）党史》是他读的遍数最多的。此外，汤一介还有一个很好的读书习惯，就是把自己认为重要的地方加上红线或者批语，这亦是青年汤一介读书用功勤奋的可贵之处。

在北京市委党校，汤一介最先给学生讲的是中共党史，课本即是胡乔木写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后来教《联共（布）党史》中的第九章至第十二章。1955年以后，汤一介又开始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讲认识论部分。因此汤一介又开始下功夫钻研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及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

汤一介在党校的讲课很受欢迎，因为他讲课条理很清楚，这一方面离不开他在北大的哲学基本训练，另一方面也离不开他在这个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下功夫学习和钻研。就如汤一介所说：“既然自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就应该认真阅读和下功夫钻研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1956年夏天，在哲学教研队伍里愈加出类拔萃的青年汤一介又一次被领导“相中”而决定调他去高级党校（即今中央党校）。与此同时，一直欣赏汤一介才华、并已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负责人的胡世华教授也在积极要求把汤一介调过去。

但这时汤一介只想回到北京大学，因为这时患脑溢血的父亲汤用彤教授身体已有所好转，恢复研究工作的汤教授最希望儿子汤一介回到北京大学帮助他整理文稿。

这年10月，汤一介终于回到北京大学并开始积极帮助父亲整理编辑文稿。第二年6月，汤用彤教授的名著《魏晋玄学论稿》正式出版。此书的完成离不开汤一介的付出，但一向勤奋的汤一介仍觉得这一时期自己做的不多，因为只完成了帮助父亲编辑《魏晋玄学论稿》这一任务。

这个时期，北京大学也开始了整风“反右”运动，让汤一介没有想到的是，在1958年初运动已经进入尾声时，他的妻子乐黛云竟被划成了“右派”。对于在上大学时就已参加革命入党并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乐黛云来说，这是她遭受的人生第一次冲击，也是她和汤一介共同经历的第一次人生风暴。

此时一直积极热情工作的乐黛云正担任北大中文系教员党支部书记。由于“反右”运动的开展，她和中文系的青年教师们不得不停止了此前他们一直准备在北大校园创办的刊物《当代英雄》。

到了1958年2月，虽然这时全国的反右运动已经进入了尾声，但《当代英雄》的创办者们仍然因被称为“反党”的“同人刊物”而被揪出来当众批判，结果就是这些北大中文系的青年教师们全部被划成“右派”。身为中文系教员党支部书记的乐黛云更因为是这些右派们的“头领”而被划成了潜伏最深的右派。

不久，北京大学对被划为第二类“极右派”的乐黛云做出了“戴上‘极右派分子’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每月16元生活费，立即下乡监督劳动。”的结论。而这时的乐黛云又刚刚生下儿子汤双，看着怀中嗷嗷待哺的婴儿，坚强乐观的乐黛云无言以对。

面对惨遭不公正待遇的儿媳和刚刚出生不久的小孙子，一向廉洁自律、谦恭待人的汤用彤教授只得亲自出面找到北大领导。他向北大领导请求说，可否让乐黛云晚些时候再去乡下劳动改造，因为刚刚出生的孙子离不开母亲。

也许是考虑到汤用彤先生当时还在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工作，也许是别的原因，总之，北京大学最后还是对乐黛云做出了“宽限”，允许她8月份再去农村接受劳动监督改造。

而汤一介听到妻子被划成“右派分子”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根本不可能”。从当年阅读《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开始，他就相信，乐黛云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样一个热爱党热爱祖国的人怎么可能是右派呢？

正直善良的汤一介认为是北大中文系搞错了，而这样把一个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干部打成右派，是对党和国家的不负责。于是他立刻给北大中文系党总支部打电话对他们说，乐黛云不可能是右派，是中文系党总支搞错了。

想不到北大中文系党总支却把汤一介的话通报给了哲学系党总支。结果哲学系领导就以汤一介与“右派分子乐黛云划不清界限”为由，给了他一个“严重警告”的处分。但是身背“处分”的汤一介并没有丝毫改变，他仍然在时时关心着处于逆境中的妻子。

乐黛云终于还是没有逃脱母子离别的厄运，8个月后，正在为小儿子汤双哺乳的乐黛云接到了北京大学让她“立即下乡，接受监督改造。”的通知。他们同时在通知里告诉乐黛云，她必须在第二天赶到北京远郊门头沟大西山的斋堂村，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如有违抗，后果自负！

乐黛云知道，她被特许恩准留在小儿子身边的日子就要结束了，毫无选择的乐黛云只得抛下襁褓中的小儿子，告别了善良而又无奈的公公婆婆，一个人孤独地走出家门。

被强迫离家的乐黛云都没有来得及和汤一介告别，因为这时汤一介正被下放到京郊大兴县搞“人民公社化”，一个星期才会回家一次。当汤一介风尘仆仆从郊区赶回到家里时，8个月大的小儿子竟然一个人孤零零地睡在小床上。汤一介难过地抱起幼小的儿子，心中更加思念远在门头沟大山里被监督改造的妻子。

从这以后，汤一介一直坚持给乐黛云写信，他鼓励妻子坚强乐观面对生活，他还告诉妻子，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坚信自己不是“右派”，并且永远都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为了表示自己支持妻子的坚定立场，汤一介每次写完信，都会认认真真在信封上写下“乐黛云同志收”几个大字，以显示自己毫不隐晦坚信乐黛云不是右派的心迹。

这一切，无疑带给京郊大深山里的乐黛云莫大的鼓励，因为在那个年代，谁都知道“同志”两个字的意义有多重。自从被划成“右派”后，乐黛云就再也没有听见别人对她称过“同志”，因为她已是人人都必须批判和划清界限的“阶级敌人”。因此在这样的时刻，汤一介坚定支持陷入深渊的妻子，才更让妻子感动和难忘。

而对于汤一介这样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来说，在妻子遭受不白之冤时不仅对爱情忠贞不渝，而且直白坦诚地支持妻子。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种毫无掩饰的鲜明立场，必然是“引火烧身”，甚至于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那是在京郊大兴的农村，有一天汤一介托一个北大学生寄出一封他写给乐黛云的信，但想不到这样一件很平常的事却给汤一介带来了麻烦。原来，这个学生看到了汤一介在信封上写的“乐黛云同志收”的几个大字后，觉得这是汤一介的“革命立场”有问题。于是这位“革命立场”坚定的学生回到学校后，就立即向北京大学哲学系党委作了汇报。结果由于这位同学的“革命行动”，使得他的老师汤一介一受到了一通狂风暴雨般的狠批痛批。

虽然如此，遭到“痛批”的汤一介却丝毫没有改变立场。过后他仍然坚持给乐黛云写信，而且每次写信时，他仍然会在信封上清清楚楚地写上“乐黛云同志收”几个大字。因为他始终认为乐黛云根本不是右派，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弄错了。汤一介从没有想过，他这种近乎执著的率真和坦诚只能为自己招来更多的麻烦和灾难。

果然在不久后的“反右倾”运动中，因为给右派妻子写信称为“乐黛云同志”的事，又让汤一介遭到了更为“声势浩大”的严厉批判。从汤一介第一次因为与“右派分子乐黛云划不清界限”而受到“严重警告”处分开始，这已经是汤一介第三次给自己“引”来的灾难。

但汤一介却依然是初衷不改，似乎从没有想过与自己的妻子划清什么所谓界线。在乐黛云被监督改造长达4年的时间里，他始终坚持一星期为妻子发一封写着“乐黛云同志收”的亲笔信，这一封封满怀关爱鼓励的信件，不仅给了身临苦难的乐黛云极大的勇气，更见证了汤一介对妻子诚挚的爱情。

1962年底，乐黛云终于结束了在京郊门头沟大山里被“监督改造”的日子，重新踏进了北京大学的校门。当年襁褓中的小儿子汤双已经长大，懂事的女儿汤丹已经10岁。善良的公公婆婆已见衰老，汤一介的脸上更增添了几许沧桑。不管怎么说，一家人终于又在一起生活了。汤一介虽然从此再没有用笔书写“乐黛云同志”表露心迹，但是在他的心目中，乐黛云永远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优秀的共产党员。

1958年到1964年，中国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运动和“三年自然灾害”的特殊年代，汤一介这一时期的哲学路程也和当时的社会形势紧密连在一起。其主要体现在当时中国政治领域内中国共产党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反修防修”的斗争以及学术界对著名学者冯友兰教授提出的“抽象继承法”和“普遍性形式”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发起的批判。

由于中苏两党分歧和矛盾的公开化，在中国国内就正式开展了“反修防修”的政治斗争。这种形势下，正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共产党员汤一介积极参加了批判修正主义的理论队伍，并且与另外3名同志一起以笔名“司马文”撰写文章批判修正主义。“司马文”就是“4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的意思。

中国国内学术界也同时开展了对当时的北大教授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和“普遍性形式”批判的“学术讨论”。同时也有一个与汤一介他们的“司马文”特点非常近似的名为“撒仁兴”的写作小组也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撒仁兴”，即是取“三人行”之谐音的三人写作集体。汤一介他们的“司马文”自然也参加到了这个批评冯友兰的行列之中。

虽然那个时期的这类“学术讨论”受时代影响有它自身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参与讨论的学术工作者们必须引经据典，因此汤一介又继续阅读了一大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另外这时的汤一介已经开始为哲学系的心理学专业和哲学专业的学生教授中国哲学史，并先后培养出一批北大哲学系专业的毕业生。因此除了阅读大量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外，汤一介也开始系统地阅读中国古典书籍，从儒家经典到诸子百家书以及《汉魏丛书》、《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前四史、《晋书》、《南北史》等等。对于这些书籍，汤一介不仅全部翻看，而且精心做出了几千张的分类卡片。

这个时期的汤一介也撰写了一些文章，除了在参加北京学术界召开的关于孔子、老子、庄子的讨论会后写的文章被收入《老子哲学讨论集》、《孔子讨论文集》、《庄子哲学讨论集》外，汤一介又撰写了有关墨子、王弼、郭象、朱熹等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文章。

由于当年时代环境的影响，后来汤一介对这些文章都不太满意。只有他在“老子思想的阶级本质”一文提出的“老子哲学反映着没落奴隶主的要求，但是他的哲学是唯物主义的”这一观点与当时流行的观点不同。当时社会比较认同的观点是“唯物主义是进步的，唯心主义是反动的”。

汤一介认为，能写出这样的观点，是他在学习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历史观之发展》和梅林的《论历史唯物主义》中找到了根据。在当年汤一介的哲学研究中，这个观点应该说是一个突破，但后来的汤一介仍然认为，他当年敢于发表的这个观点仍然没有脱离时代的局限性。

纵观这一时期汤一介的哲学路程，无论是他大量地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和中国古典名著，还是他撰写的著作和观点，都尽显出汤一介对哲学的刻苦钻研和执著追求。

1964年，汤一介的人生道路开始不平静，这一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他的父亲汤用彤先生因病不幸逝世。

汤用彤先生的逝世，使中国学术界失去了一个著名的国学大师，一个优秀的现代哲学史家和佛教史家。而对于一直和父亲感情很深的汤一介来说，更是在悲痛之中愈加怀念父亲。

在汤一介的心目中，父亲对自己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尤其是在人生经历，哲学梦想的追求中，父亲对传承“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家风的教诲，父亲的勤奋与学术成就，父亲的忧国忧民思想，都对自己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汤用彤先生1893年诞生在甘肃渭源县城。辛亥革命后考入北京清华大学堂，后赴美国哈佛研究院攻读哲学。汤用彤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及印度古代哲学史的研究。而他的著作《魏晋玄学论稿》和《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更是研究魏晋玄学与佛学不可不读的经典著作。

尤其是汤用彤先生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多年来一直得到多位学术大家的高度关注和热烈赞扬。其中贺麟先生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中写到：“写中国哲学史最感棘手的一段，就是魏晋以来几百年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许多写中国哲学史的人，写到这一时期，都碰到礁石了。然而这一难关却被汤用彤先生打通了。汤先生……所著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材料的丰富，方法的严谨，考证方面的新发现，义理方面的新解释，均胜过别人。”

胡适先生在1937年1月17日看到了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稿本后，则在日记中高度夸赞到：

读汤锡予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稿本第一册。全日为他校阅。

此书极好。锡予与陈寅恪两君为今日治此学最勤的，又有成绩的。锡予的训练极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细密，故此书为最有权威之作。

后来季羡林先生在《汤用彤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论文集序》中也赞扬说：“拿汤老先生的代表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来做一个例子，加以分析。此书于1938年问世，至今已超过半个世纪。然而，一直到现在，研究中国佛教史的中外学者，哪一个也不能不向这部书学习。向这一部书讨教。此书规模之恢弘，结构之谨严，材料之丰富，考证之精确，问题提出之深刻，剖析解释周密。实在可为中外学者们的楷模。”

2005年8月10日《南方人物周刊》登载夏榆撰写的《汤一介：给中华文化一个恰当定位》一文，文中是这样写的：“汤用彤早年毕业于哈佛，与陈寅恪、吴宓一起被称为‘哈佛三杰’。1922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后回国，出任东南大学哲学系教授。1926年至1927年，汤用彤到南开大学、中央大学哲学系任教，并开始研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据传，此前，胡适出版有关中国哲学著作，只有上部，没有下部。他被汉魏两晋以来佛学发展问题难住了。中国哲学史学者每每写到此处就触礁，致使中国哲学史中的汉魏两晋南北朝领域一直是空白。1930年，汤用彤完成《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初稿，并开始在北京大学讲授。1938年，四易其稿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公开出版，中国哲学史的‘关卡’被汤用彤打通。”

这部受到诸多学术大家夸赞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是汤用彤先生历经15年日以继夜的艰辛劳作，才得以在1938年出版。因此汤一介后来曾回忆：“……那个时候在北平，20世纪30年代，他一个人住在家中的前院，每晚写作到深夜两三点。他的身体就是在那个时候搞坏的，他日以继夜创作的就是日后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这本书现在大家都当作经典来读，因为我父亲的每一个论断都很可靠。”

而在汤一介的眼中，生活中的父亲从不看重金钱和名利，而且温文尔雅、和气待人，是一个为人善良、生活随意、疼爱孩子的慈祥父亲。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北平积极筹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办事处的傅斯年先生力邀汤用彤教授兼任该办事处主任。在傅斯年先生的一再邀请下，汤用彤先生接受了办事处主任一职，但却将傅斯年先生送来的每月200元兼职薪水全数退回。他说：“我已在北大拿钱，不能再拿另一份。”

在学术界同人和朋友中，汤用彤先生素有“汤菩萨”之称，这源于汤用彤先生为人和善、谦谦待人的君子之风。大家都知道，学者们在论学交流中经常会因为观点不同或是各持己见而激烈争辩。但汤用彤先生却和同时期的大部分学者都相处得非常好。当年钱穆先生曾与傅斯年先生有矛盾，熊十力先生与吕澂先生在佛学研究上有分歧，胡适先生对文化的观点更是与汤用彤先生不同，但他们都是汤用彤先生很好的朋友。这就是汤用彤先生待人和气的一贯作风。

1954年，汤用彤先生因患脑溢血而不得不长期卧床，这以后的几年中，在燕南园很难再见到他的身影。两年后，身体稍见恢复的汤用彤先生立即投入了《隋唐佛教史稿》的修改和补充工作，但终因身体原因，而没有完成他晚年一直想做的事。

1963年5月1日，汤用彤先生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赏焰火，那一次，毛泽东主席见到汤用彤先生后，非常关心地询问了他的健康状况，并告诉他说自己读过他写的所有文章。但是汤用彤先生的健康却一直没有恢复。1964年的正月，他的病情不幸又开始恶化，不得不又一次住进医院。

一直到1964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一天早上，已经守候在病房一宿的乐黛云看着汤用彤先生平稳地卧在床上，一切都很正常，就和早早来到的汤夫人告别离开了病房。临走的时候，汤用彤先生像往常一样，抬起胳膊对乐黛云挥了挥手，完全没有什么异样。

然而，乐黛云刚刚回到家，就传来了汤用彤先生病逝的消息。一代国学大师，中国著名的近现代哲学史家、佛教史家汤用彤先生，就这样在1964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走完了72岁的人生旅程。

父亲走了，但是他的博学，他对中国哲学、佛学研究的孜孜不倦和卓越贡献，他的高贵人品，他的“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家训，都深深印在了汤一介的心中。

1964年秋，随着中国大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也随之掀起风云。而在北大“社教”运动的重点哲学系，更是因为观点不同而公开分成“调干学生和党的干部”派及“学校出身的教员为主体”派。两派的人都认为自己最革命，也都想“争取”当时担任哲学史教员支部（包括中外哲学史）书记的汤一介。但汤一介却从不表态，更不介入两派纷争。

这自然是汤一介一向埋头做研究不喜争斗的性格使然。另一方面，汤一介已经历了“整风反右”和“反右倾”两次运动，因此他能够冷静地认识到，自己还没有搞清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搞什么，还是不要参与任何一派为好。

这时北京大学又接到了支援农村开展“四清”运动的任务。于是汤一介立即报名积极参加。不久，成为农村“四清”工作队队员的汤一介被派往京郊朝阳区三间房大队，这也让汤一介暂时避开了北大哲学系两派对立的矛盾。

在汤一介的努力下，朝阳区三间房大队的“四清”工作顺利展开。他决心把三间房大队办成北京市“四清”运动样板大队。但很快就要过春节了，汤一介只得和休假的同志们一起回到北京大学。几个月的时间，北京大学校园内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愈加激烈。

1966年5月25日，一直把斗争矛头对准北京大学校长陆平并称其为“走资本主道路的当权派”的聂元梓终于一手策划、发起贴出了“宋硕、陆平、彭佩云要干什么？”的大字报。

这就是那张由聂元梓等7人署名，当年曾轰动全国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果然，自称为“造反派”的聂元梓一伙人很快就把北京大学校长陆平、书记彭佩云揪出来挂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黑牌子，同时对他们宣布撤职，进行批斗。紧接着，北京大学的所有高、中层领导干部，各系的教授、副教授等也一起被打成“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拉出来示众批斗。

汤一介自然不能幸免，那一天，他不仅被“占领”了哲学系大楼的“造反派”们挂上了“黑帮分子汤一介”的黑牌子，而且在“造反派”的押解下，被迫用双手高高举起“黑帮分子”的大牌子，“陪在”北京大学的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陆平的身旁，接受“广大革命群众”的批判。

1949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汤一介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受到如此对待，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国家社会就被颠倒。而自己身为一名具有17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却无法改变这一切，更无力拯救这些和自己一样蒙冤受难的同志，想到这些，汤一介只觉得自己的心像流血一样，充满了伤痛和悲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烈火很快就从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诞生地蔓延到全国各地。北大校长陆平、名教授冯友兰等人先后被“打倒”、批判。在当时的环境下，汤一介当然也无法幸免，三天两头地挨批斗、写检查、劳动改造。

虽然如此，在汤一介的心中，仍然还有一股发自内心的对人生的热爱、对祖国的热爱。因此汤一介经常鼓励自己，一定要相信，总有一天会得到党和人民的原谅，会得到改正错误的机会。

1968年的秋天，北京的各单位和大中院校，分别派进了以工人阶级解放军官兵为主体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就是曾留给很多人记忆的“工宣队”和“军宣队”。北京大学的混乱局面也随着工宣队和军宣队的进驻而得到改变。

在这样不断地挨批判挨斗争，不断地挖思想根源作检讨的日子里，汤一介历经磨难，受尽煎熬。当他终于被宣布得到“解放”，可以回到人民群众的队伍里时，已经是1969年的夏天。

这个时候，中国大地已经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随着“上山下乡扎根边疆、扎根农村”的浪潮，千千万万的中学生告别父母，告别城市，奔赴农村或边远地区插队落户。汤一介与妻子乐黛云也送走了15岁的女儿汤丹到北大荒落户。紧接着，按照命令，他们又带着小儿子与北京大学2000多名教职工一起匆匆离开北京大学，来到了江西鄱阳湖畔鲤鱼洲接受劳动改造。

位于江西省鄱阳湖边的鲤鱼洲，曾经是有名的血吸虫病肆虐的土地。当地很多农民在多年前就因为可怕的血吸虫病纷纷逃离了鲤鱼洲。后来设立的劳改农场也因为鲤鱼洲的险恶环境搬走了。因此，对于几千人的北京大学教职员工来说，来到鲤鱼洲除了劳动改造外，还要在战天斗地中迎战可怕的血吸虫。

虽然鄱阳湖畔的鲤鱼洲生活环境艰苦，一家三口人夜夜与水牛为伴，但再没有了几年来戴着黑牌子挨批斗、写检查劳动改造的日子。因此汤一介时刻要求自己，一定要真心地在劳动中改造自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和劳动人民结合，真正地回到人民群众的队伍中。

从此，哲学家汤一介在艰苦的鲤鱼洲五七干校开始了中国几千年来一个普通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艰辛劳作。虽然下稻田插秧和平整水田的劳动对于从小家境富裕、生活无忧，一直埋头做学问的汤一介是一场近乎“磨难”的体力锻炼，汤一介却一直认为鲤鱼洲干校让自己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才能亲自感受到在稻田里插一天秧苗后那种难以忍受的腰腿疼痛，才能感受到经过一整天站在淤泥中平整水田后的疲劳至极。这是中国农民的真实生活，也只有在这里，才能体会到千千万万中国农民的辛劳困苦。

汤一介不怕苦不怕累，真心地在劳动中改造自己，也给工宣队和军宣队留下了“认真改造”的好印象。一年后，在鲤鱼洲干校的北京大学招收了一批工农兵学员。一致认为汤一介改造最彻底，表现最好的哲学系工宣队和军宣队的领导决定，派汤一介为这些工农兵学员当教员。

于是在鄱阳湖畔鲤鱼洲北京大学的五七干校，汤一介开始为这些当年从工人、农民、解放军部队基层招收的工农兵学员做教师。那个年代，他们也曾被称为“工农兵大学生”。

这一段和工农兵大学生一起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和学习的日子，给汤一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而他曾这样回忆：“……并和这些从工、农、兵中来的学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斗私批修。在我与工军宣队的同志们和工农兵学员在鲤鱼洲生活在一起的日子，我感到他们的朴素、诚恳、吃苦耐劳和坦白的胸襟，对我是很大的教育。我到现在也还认为，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是值得庆幸的。”

不久，汤一介的儿子汤双突然得了扁桃腺炎，鉴于鲤鱼洲有限的医疗条件，汤一介只得请假带着汤双回到北京治疗。而这时北京大学校园内也招收了工农兵学员，这样汤一介就被留在了北大校园。

紧接着，鲤鱼洲干校的北京大学教职员工接到了立即返回北京的通知。于是，鄱阳湖畔的所有北京大学人员立即收拾行囊，就像两年前他们匆匆离开北京一样，此时又匆匆离开了鄱阳湖畔的鲤鱼洲，告别了他们曾经挥洒汗水的稻田和他们亲手盖建的房屋，踏上了北归回京的路程。

历经磨难，汤一介终于走过了这段非常岁月，而更让他难忘的是和妻子乐黛云在血雨腥风中的患难真情。不管是运动初期的惨遭批斗，还是一遍遍地写检查，乐黛云和汤一介始终相依相携、紧紧相随，夫妻共同走过了风风雨雨。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很多夫妻或迫于压力，或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立场，有划清界限的，也有揭发批判甚至离婚的。乐黛云因为曾经的“摘帽右派”身份也一直在接受红卫兵“造反派”的监督劳动改造，但她义无反顾抱定了和汤一介站在一起共渡难关的决心，如此的高尚情操，给了汤一介极大的鼓舞和力量。

每天晚上在哲学系的大楼里，已经被“监督改造劳动”了一天的汤一介仍然在接受“触及灵魂”的革命审问或者是写检查。而在外面瑟瑟的寒风中，乐黛云则始终坐在石坎上等候。从吃完晚饭把汤一介送到哲学系大楼前亲眼看着他走进去，一直到深夜汤一介被“放”出来，乐黛云就这样静静地在外面守候。

自从“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她已经被迫见到了太多的批斗大会和鞭打老教授的情景，特别是有一天的傍晚，刚刚劳动回来的乐黛云忽然看见季羡林先生和周一良先生挂着大黑牌子，身背食堂炒菜的中号黑铁锅，走在北大校园中，在敲锣打鼓声和口号声中，两位老教授就这样被一帮红卫兵小将推搡着押走了。

这一幕，始终留在乐黛云的脑海中，她不知道这样的厄运什么时候就会降临到汤一介的头上，因而在那几个月，乐黛云每一天的晚上都是这样度过。一个人坐在楼外面的石坎上，没有眼泪，没有悲哀。陪伴她的，只有漆黑一片的校园和瑟瑟阴冷的秋风。

每当深夜汤一介拖着疲惫的身影走出哲学系大楼的时候，都会看见坐在哲学楼外面石坎上乐黛云的身影。看到汤一介的乐黛云就会立刻站起身迎上去和他一同走回家。这一幕让汤一介感动，更让他刚刚被鞭挞的内心深处涌起一股温暖。

后来汤一介曾这样回忆：“……而在后来的日子里，她一直陪伴在我身边，无论是什么情况，她都没有从我身边走开。那种情感，对于我而言，一言以蔽之，是一种很深切的爱护。”乐黛云则回忆说：“在‘文革’那么一个非常的时期，我们俩依然抱定了在一起的决心，不像很多夫妻，都离婚了，这一点，于我于他，都是很宝贵的，都是很值得珍惜的一种真挚的感情。”

不久，汤一介年迈的母亲病倒了。还没有抚平心中创痕的汤一介只觉得有一股对母亲难以割舍的忧伤自心头升起。

汤一介和母亲感情很深，在他的心目中，母亲不仅是中国母亲的典型代表，更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回想母亲把自己抚养长大，几十年和母亲在一起生活的岁月似乎仍然历历在目……

汤一介的母亲张敬平出身于湖北黄冈阳逻镇的名门望族，她的父亲张鸿翔曾为翰林院编修，她的大哥张大昕早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后当选为参议会议员。在这样家庭长大的张敬平虽不曾进学堂读书，却自幼聪明懂事，而且仪表端庄、知书达礼。

走进汤家的张敬平恪守中国妇女“相夫教子”的美德，是孩子们的好母亲，更是人们眼中美丽、贤德的汤夫人。

在动乱的战争年代，年轻的汤夫人不畏艰难，毅然带领儿女辗转千里远赴云南与汤教授团聚。在云南，汤用彤教授一家不仅历经战乱的居无定所和颠沛流离，更经历了在战争年代教授开不出薪水的艰苦和贫困。出生在富贵人家的汤夫人虽是第一次面对生活的艰难和窘迫，却是沉着冷静，毫不畏惧。她先拿出自己的首饰变卖贴补家用，首饰卖光了，就亲自去市场卖衣服。而正是汤夫人这样的勤于持家，才使得一家人度过了艰苦的战争年代。

在北平，汤夫人和丈夫、儿子一同迎来了新中国的解放，更看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的时刻，正在北大哲学系二年级读书的汤一介以满腔热血毅然报名参加志愿军。汤夫人虽曾在战争年代遭受了失去长子和爱女的伤痛，在国难危机时却毫不犹豫地支持她的儿子上战场。当一位《新民晚报》记者采访汤夫人时，曾这样问她：“你能同意你的儿子上前线吗？”汤夫人异常坚决地对他说：“别人的儿子上前线，我的儿子当然也应该上前线。”

这些出自一向深居简出，以“相夫教子”为传统美德的汤夫人之口的激情话语，不仅让她的儿子汤一介感到骄傲，更鼓舞了千千万万个送儿子奔赴战场的中国母亲。

为了表示自己支持抗美援朝的爱国之心，汤夫人又响应国家号召，把手中保存的黄金捐献了。从勤俭持家的贤妻良母到积极爱国的中国女性，集中国伟大女性传统于一身的汤夫人和祖国一起走进了新时代。因此，汤一介曾这样回忆母亲：“……这时政府号召捐献买飞机，母亲就把她保存的金子捐献了。这些都是因为抗战胜利了，共产党把外国势力赶跑了，官吏们和老百姓一起同甘共苦，使得像我母亲这样的女性，爱国也不愿落后了。”

燕南园58号是汤家在北京大学的住所，汤夫人在这里度过了近30年的人生岁月，更为汤家三代人筑起了一个充满温馨和关爱的家。不管是谁回到家中，燕南园永远是一片温馨和孩子们的欢笑声。特别是远在深山劳动改造的儿媳乐黛云休假回家时，汤夫人更要准备丰盛的饭菜为乐黛云补养身体，让漂泊在外的儿媳和家人一起分享燕南园家庭的温暖。

汤夫人把她伟大的母爱和无限的温情献给了燕南园，也在燕南园走完了她人生的最后岁月。遭受了汤用彤教授去世的打击和“文革”风暴磨难的汤夫人在1980年病逝。

母亲的去世，让汤一介最为悲痛和自责的是，当时自己没有能力让母亲有一个平静安详的晚年，想起这些，更让汤一介感到内心深悔。

乐黛云曾深情回忆汤夫人：“婆婆是个温文尔雅的人，她很美丽，读过很多古典文学作品和新小说，《红楼梦》和《金粉世家》都看了五六遍。她特别爱国，她把自己保存的金子和首饰全捐献出来，听说和北大教授的其他家属一起，整整捐了一架飞机。她从来不对我提任何要求，帮我们带孩子，分担家务事，让我们安心工作。” tHvq8smCdiOvL2GA/iVsgZpk/wv0xEDrag1dAIVmw84h8Qhu5BKeYju25isHqZ6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