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夏，历经周折，汤用彤教授终于偕家人从昆明取道重庆回到北平。此时的汤用彤教授虽没有他的儿子汤一介那样“激情澎湃”，却是毅然放下手中一直急待完成的《隋唐佛教史》，接受了傅斯年先生力邀他返回北平协助北京大学复校工作的邀请。回到北京的汤用彤教授很快投入到了北大复校的工作中。与此同时，立志努力读书的汤一介也终于正式成为北大先修班的学生而走进北京大学。

比起几年前在云南和重庆南开中学时曾经调皮逃学、离家出走，欲奔往延安的那个近乎“叛逆”的中学生，19岁的汤一介已经是一个成熟稳重、风华正茂的青年。在同学们的眼中，他性格内向、热爱学习、努力向上，是一个积极准备升入北大的好学生。

先修班的学习是紧张的，汤一介在学习完先修班的课程后，依然继续阅读大量的外国文学名著。他的阅读范围则更扩大到文学理论、美学、哲学等方面的书籍。最初他从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开始，接着阅读的是朱光潜先生编著的《谈美》和《谈文学》。

这以后汤一介又找到了朱光潜先生翻译的克罗齐的《美学原理》一口气读完。这本来自西方的美学丛书一下引起了他的学习兴趣，从此他的知识面又丰富了许多。紧接着，汤一介又开始阅读《圣经》中四福音书的那一部分，受《圣经》的影响，汤一介又继续读了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CityofGod）。

由此可见，一向热爱阅读的汤一介在学习之外仍然大量阅读文学和哲学著作。不同的是，此时的汤一介的阅读兴趣已经从中国的哲学和文学转到了西方的哲学和文学。而西方哲学中有关人道主义的观点也在逐渐影响着汤一介对人生的探讨和研究。

在这些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完成《论善》之后，汤一介又写出了《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等文章。这些作品虽是青年时期的汤一介探讨人生意义的早期哲学研究的文章，但文章的主题却是年轻的汤一介在哲学研究上的一个更加深邃的探讨。可以说对当时的年轻人是很有冲击力的，只可惜汤一介这些早年的习作全丢失了。只有邓广铭教授的女儿邓可蕴、也是后来在几十年中一直把汤一介视为兄长和老师的好朋友，她不仅认真读过汤一介的这些作品，而且把作品中大段的内容抄写在自己的日记本上。

当年在汤一介居住的东厂胡同大院中，邓可蕴还是一个比他小好几岁的初中学生，几十年后，汤一介曾问起邓可蕴是否还保存有她当时的日记，可是由于经历的年代太久和社会变故等原因，邓可蕴当年的日记本早就丢失了。

这个时期的汤一介也写过一些散文，幸运的是，其中有两篇分别题为《流浪者》和《月亮的颂歌》的文章曾刊登在当时的《平明日报》上，而且其中那篇题为《月亮的颂歌》的散文得以保存下来。散文有3段，第一段写的是“有月亮的日子”，第二段写的是“没有月亮的日子”，第三段的小标题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日子的日子”。散文的第三段内容是这样的：

“春天骤雨的声音，

在闪烁的青草上，

惊醒了花朵，

它们永远是

快乐、清新、鲜美，

而你的声音是远过于这些。”

我唱了雪莱的这首小诗，好像走在提琴的弦上，弦振动，摇撼了我的心灵。

大海里的水忘情地奔腾，不知道为的是什么？但。看见了灯塔的弧光，也就探得了人生的意义。诗人说人生如梦幻，这简直是嘎嘎乌鸦的叫声，与自然多么不和谐。可我却想说，人生是灯光一闪，这毕竟能留下一点痕迹，在那些“不知道是什么日子的日子”，我许下这个愿：

“去看那看不见的事物，去听那听不到的声音，把灵魂呈献给不存在的东西吧！”

这也许是为着留下一点痕迹罢了！

现在我真想把“不知道是什么日子的日子”改为“不知道有没有月亮的日子”，把“这也许只是为留下一点痕迹罢了”改为“这也许是为着留下无痕迹的痕迹罢了”。

先修班的一年，无疑是青年汤一介不断学习和取得收获的一年。

如果说北大先修班在学习和思想上都带给了汤一介巨大的收获，那么在重庆南开中学遭到“被迫停刊”的《文拓》在北大校园复刊，则是汤一介在北大先修班最难忘和愉快的经历。

北大先修班就设在当时国会街北京大学的第四院，即原来的“国会议院”。来到北大第四院不久的汤一介即萌生了复办南开《文拓》的意愿。而他的想法也立刻得到了和他一起进入先修班的黎先智及原来重庆南开中学几个同学的支持。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曾在千里之外被迫沉寂的《文拓》终于在北大校园复刊了。

复刊的《文拓》仍以散文为主，并恢复了副刊《仙人掌》，既取仙人掌有刺之意，又不失《文拓》历来之犀利文风。而汤一介此时则写出了篇幅较长的《美学研究之种种》在《文拓》以连载方式登出。

北大四院的《文拓》还常常举办各类年轻人喜爱的活动。比如请教堂的神父辅导英语会话，举办西方古典唱片音乐欣赏晚会，在北大四院礼堂举办400多人参加的音乐会，为同学们举办诗歌朗诵会等。《文拓》举办的这些活动非常受欢迎，特别是汤一介在诗歌朗诵会上为大家朗诵的《哭亡女苏菲》，更是深深打动了台下的听众，以至于朗诵会后，很多同学都找到汤一介向他要这首诗。

北大四院的《文拓》还有一个很有影响的活动就是请来名人学者和教授为大家作报告。这其中包括：西语系的冯至教授为同学们讲歌德，徐炳昶教授讲中国古代社会，废名教授讲阿赖耶识，许德珩教授讲社会学及空想社会主义等。学者们的精彩演讲以及“名人效应”更为北大校园的《文拓》丰富有趣的活动增添了无限的光彩。

受国内形势的影响，当时的北大学生也有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派，这也使没有明显立场的《文拓》受到两面夹击。因此，《文拓》虽无限“闪光”，却也有“校园内国民党方面学生的攻击和共产党学生的看不起”之“不如意”。

随着北京大学学生运动的日渐高涨，汤一介和《文拓》的成员终于改变了“不明显”的立场，他们后来全都坚定地参加了学生运动，这样，《文拓》也随之在北大第四院自动停刊了。但是，《文拓》又一次闪耀的光彩以及和《文拓》共同在北大四院走过的岁月却深深留在了汤一介的记忆中。

在北大先修班对哲学研究新的探讨和突破以及《文拓》的复刊，是汤一介的收获。而“积极投身政治活动”则是这个时期青年汤一介在成长道路上的最大改变。在这之前，受国家形势和父亲的影响，成长中的汤一介虽已对国家和人民负有一种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但他仍然对政治不关心。而直接导致汤一介改变政治立场的，即是当年震惊全国的“沈崇事件”。

1946年12月，北平女学生沈崇在东单广场遭到了美国士兵的强奸。这一屈辱事件立刻震动了全国。一向对政治不关心的青年汤一介更是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因为沈崇就是北大先修班的学生。

“沈崇事件”立即引起了北平城大规模反美活动的爆发，走上街头游行的人们一致要求严惩肇事的美国士兵。汤一介也走出校园，加入了北京大学反美游行的队伍。

情绪高涨的北大学生在大规模的游行后，又来到东单广场开始静坐示威。在一片“美国人滚出中国”、“打倒美国佬”和“严惩凶手”的口号中，汤一介看到一个同学正在教大家用美国国歌改编成的歌，歌名就叫“滚出去洋禽兽”。在口号和歌声中，汤一介更加激情振奋。从此，汤一介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开始关心政治，并积极参加了一系列罢课游行的学生运动。

1947年冬天，在国内革命形势日渐高涨的影响下，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汤一介被选入北大学生自治会。不久他又和黎先智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社团组织“腊月社”。他们每星期聚会一次，在一起阅读《反杜林论》等进步书籍。后来“腊月社”把聚会地点搬到了汤一介在东厂胡同大院的家里。却不想由于读书、开会的活动频繁，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这件事被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知道后，就让他的秘书通知了汤用彤教授。得到消息的汤一介立即和北大学生偷偷把有可能引起麻烦的书籍装在两个麻袋里从东厂胡同大院的小门运到红楼去了。

从一个不关心政治的读书青年到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到置身其中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政治思想逐渐走向成熟的汤一介已经把自己的学习、理想和祖国的未来紧密连在一起。

1947年暑假后，汤一介正式升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从此开始了他刻苦拼搏、辛勤耕耘的哲学研究之路。

比起几年前就已阅读中国古典哲学并“想要好好地来了解这样一个哲学世界”的少年，走进北大校园的汤一介在阅读和对哲学的探索方面都已更加丰富。此时已经阅读了大量英国文学作品的汤一介受钱学熙教授的影响，又对英国文学批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阅读，他更认识到，要学好西方哲学和英国文学批评史，首先必须学习哲学。

这以后，努力学习的汤一介仍然在大量地阅读，读书重点则几乎完全转向了哲学。他先后读完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以及父亲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等。对这些中国哲学家的名著，汤一介还认真记下了读书笔记，撰写了文章。

这些笔记和文章，汤一介至今还保存着一部分，于今而言，它们无疑是宝贵而有意义的。因为这是哲学家汤一介在60多年前步入哲学研究最初历程的真实印记。

这个时期汤一介对西方哲学的喜爱和研究也更为突出，最具代表的则是他撰写的两篇文章。在其中一篇题为《对维也纳学派分析命题的一点怀疑》文章中，汤一介对洪谦先生否定“玄学”和冯友兰先生认为“玄学对实际无所肯定”的观点都给予了批评。冯友兰和洪谦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教授，因此不得不说，无论是当年那个北大哲学系一年级大学生的直言，还是他的哲学观点和理论水平，都是令人佩服的。

而北大哲学系著名教授贺麟先生对汤一介另一篇文章《论内在关系与外在关系》给予的评价是：“认为柏莱德烈所谓内在关系仍为外在关系，甚有道理。对内在关系的说法，亦可成一说，但需更深究之。”贺麟先生的评语虽字数不多，却充满了对他的学生汤一介的赞同和鼓励。更让我们看到，青年汤一介的哲学才华已经初显锋芒。

有关对西方哲学方面的学习，汤一介曾这样回忆：“相比之下，我仍然对西方哲学似乎更有兴趣……另外哲学系还有两门课‘英国经验主义’和‘欧洲大陆理性主义’，这两门课对我了解西方哲学的方法有很大帮助，由于要读英文本的著作，不仅使我对西方哲学的名词概念比较熟悉了，而且大体上知道西方哲学的传统问题。”

不难看出，当年北大哲学系一年级的大学生能够写出西方哲学关于“内在关系”与“外在关系”的精辟论述，是与他对西方哲学的深入学习和研究分不开的。

与此同时，汤一介还选修了大量外系的课程，如俞大缜先生用英文讲课的“英国文学史”，朱光潜先生的“英诗”，冯至先生的德语快班，梁思成先生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等。特别是中文系杨振声先生的“西方文学名著选读”，从荷马的史诗、希腊悲剧、但丁的《神曲》，一直到莎士比亚的戏剧，这些全部英文版本的著作，汤一介考了85分，得了全班第一名。

这同样让我们看到，初显哲学才华锋芒和学习天赋的青年汤一介，虽然刚刚走入北大哲学系一年级，却已开辟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学习天地。

1948年暑假后，升入哲学系二年级的汤一介来到了北京城东的沙滩上课，汤一介也从此结束了北大四院的生活。

这个时期的青年汤一介，虽已走进北京大学，踏上了哲学研究的道路，但受当时混乱动荡的国内局势影响，满怀爱国激情的青年汤一介仍看不到国家的前途。在失望中，他愈加悲观。而在这种悲观的情绪中，一直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的汤一介无形中又受到中国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冲击。

对于这个时期道家思想的影响，汤一介认为，理想和抱负的破灭让他看到，现实与理想追求相差甚远，这也使得知识分子具有的两种矛盾性格在自己身上更为凸显。一般知识分子都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顺应自然的避世逍遥思想，而且随着环境和个人的机遇而体现不一。因而这个时期看不到国家前途的汤一介非常喜欢阅读具有道家思想的陶渊明的诗。尤其是《形、影、神赠答诗》中“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的诗句，汤一介认为，陶渊明的这种思想对自己“一生的人生态度和‘生死观念’都或多或少、或隐或现地有着影响”。

在《庄子》一书中记载的关于“生死变化”的故事中，庄子认为生不过是气之聚，死不过是气之散，都是一种自然现象，没有什么可悲伤的，对生死问题应该取“生时安生，死时安死”的态度。而像“生死”这样的变化，可以说是人生中最大的变化，如果能对这种最大的变化不以为意，那么就可以得到精神上的自由。所以在《逍遥游》一篇中，庄子认为，人不必去管那些自身以外的事，这样才可以逍遥游放于自得之场。

庄子这种只追求自身的逍遥游放“顺应自然”的人生态度，也在影响青年汤一介，因此这时对“生死”采取不在意、顺乎自然的态度，只取得一种精神上的自由就满足的汤一介就很少再去考虑如何改造社会以及人类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而这个时期佛家思想也同样在影响着青年汤一介，这其中自然离不开研究中国佛教史的父亲。汤用彤教授完成了名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家中更收藏了相当数量的佛教书籍，这种环境下，汤一介虽然对涅槃学、唯识学等深奥的佛学理论没有掌握，但对佛教的基本观点和一些对中国社会有影响的佛教思想还是接触比较多的。

佛教讲“人生无常”、“人生如一大苦海”，人生有“八苦”以及“轮回”等，这些汤一介虽不完全相信，但他看到由于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生离死别和悲惨苦难就发生在自己的身边，这又让他相信佛教所说的“人生如一大苦海”是不无道理的。而一些社会现象，似乎又可以用佛教的“轮回”之说解释。

由此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受到中国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影响的汤一介在理想和追求中是矛盾和彷徨的，而当时历史环境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原因。因此，青年汤一介的彷徨，也体现了当年大部中国知识分子在矛盾的心境中的真实面貌。

这时汤一介的心中，既希望自己有一个像庄子那样逍遥游放的自由自在的精神环境，又因为总是感到自己对社会无所作为而苦恼，因此汤一介经常在心里问自己：“我真的能不管世事而逍遥吗？”“我真的能如庄子那样把死看成是一种休息吗？”

这又让我们看到，身处灾难年代的青年汤一介虽受到佛家和道家思想的冲击，但仍然抹不去身体里爱祖国，关心国家命运，报效祖国的激情。

1947年暑假后，汤用彤教授赴美国加州大学（贝克莱）教书。这让汤一介更自由地在家中阅读到佛教书籍。但佛经书很难读懂，比如一本名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佛经，虽只有短短的二百余字，注释却有几十种，可见非同一般。

后来虽经再三苦读，汤一介却仍未解其中真谛，只知经文主旨是在证“一切皆空”。但从这4个字中汤一介却认识到，如果“一切皆空”，那么“苦”是不是也是“空”呢？如果“苦”是“空”，那么“八苦”对人来说也就没有意义了。这样佛教所谓的“人生是一大苦海”的命题就很难成立了。

汤一介由“苦”又想到人的“生”和“死”，比如死去的人或许是脱离了苦海，但活着的亲人则会痛苦。像大妹的死，汤一介很长时间都处在对她的思念之中，有时甚至想着能在梦中与她相会，但一次也没有这样的梦，这难道是“求不得苦”吗？

汤一介也读了中国佛教禅宗的《坛经》，虽然看似比《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好懂，但它的神妙奥义，以当时年龄的汤一介还是难以了解的。比如对禅宗的“无念为宗”，汤一介认为，你不去想它那就什么对你都没意义了。后来他认识到，其实这是对禅宗的误解。人怎么能什么都不想呢？

而此时汤一介的思想中仍然深藏着儒家思想的影响，他认为人生在世，不能只求自己从“苦”中解脱出来，而应关注世事和他人。因此，“生死”问题并不是人生中的大事。只有对社会尽责，对人类做出贡献才更重要。因而此时的汤一介已经是在不自觉地站在儒家立场上对佛教提出某些也许不是问题的疑问。

汤一介那篇《论死》的短文就是在这时完成的，虽然这篇短文已经佚失，汤一介也称它为当年的“一篇年幼无知的浪漫幻想曲”，但青年汤一介却以火一般的热情写出了这样的篇章：“我当时自以为，我之生是为别人而生，死也应为别人而死。人活着就像燃烧的蜡烛一样，它可以燃烧发出小小的火光，这样只能照亮自己，至多可以照着周围很小的空间了；但蜡烛也可以烧得很旺，火光大大的，这样就可以照亮很大的空间，给别人欢乐和幸福，而快快燃烧完，以我的消失而有益于他人，减轻别人一些痛苦。”

文字虽不多，却让我们看到一个满腔热血的爱国青年决心报效祖国、拯救人类而勇敢面对生与死的胸怀和对人生最真诚的追求。汤一介则称这时的自己“虽然受到了一些来自中国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但在头脑中已经确立了深受浓厚的儒家思想影响的‘生死观’。”

那个时期有一本青年人爱读的杂志，就是朱光潜先生主编的《文学杂志》。其中第三卷第三期刊载有诗人林庚写的一首诗，题目叫《生》，大学生汤一介看到后，立刻拿来阅读。读过以后，他觉得林庚对“生死”问题并没有彻悟，于是在《生》的一侧写下了一首小诗《死》。看起来，这个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生似乎有些“狂妄”，但这样的“狂妄”无疑来自青年汤一介的哲学天赋和他勇于面对人生、对“生死”的积极探索。还是让我们阅读一下诗人林庚的《生》和大学生汤一介对应《生》而创作的小诗《死》，也许只有亲身的感受才能够让我们更好地了解青年汤一介那带有浓厚儒家思想的“生死观”。

生

我们活着我们都为什么

我们说不出也没有想说

今年的冬天像一把刀子

我们在刀里就这样活着

明天的日子比今天更多

春天又来了像一条小河

流过这一家流过那一家

春天的日子像是一首诗

我们的思想像一个广告

死

（一）

第一天我认识了死亡

就像母亲生我真实一样

没有半点踌躇

我接受了这个现实

把它安置在应有的位置上

这样

我开始了生活

我长大我变了

终不能毫无介意

因为我知道了它的结局

（二）

谁带给我一阵欢乐

难道死亡是痛苦

谁不信

春天死了

来的不是夏日

母亲生我

在世上必增加一座坟墓

对于这一段探索人生的岁月，汤一介曾经这样回忆：“我读了很多书，中国的、西方的、印度的、古典的、现代的、哲学的、文学的、宗教的等等。我思想过种种问题，除了‘生死’问题之外，我还考虑‘宇宙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灵与肉是矛盾的，还是和谐的’，‘真善美是对立的，还是统一的’，而我想的最多的是‘爱’的问题，我为‘爱’而生，我也愿为‘爱’而死，我‘爱’一切善良的人。”这是汤一介求知欲最旺盛的年岁，也是他最富于幻想的一个人生阶段。

在大量阅读的作品中，汤一介非常喜欢纪德的小说《窄门》，这个故事讲的是两个极富宗教热情的青年杰罗姆和阿丽莎相爱，他们在情书中相互鼓励，希望离上帝更近。阿丽莎在与杰罗姆柏拉图式的爱情交往中，她的带着神秘主义色彩的信仰不断发展，最终相信通向天国的窄门确如《圣经》所说不能容两人同时通过，认为自己爱上帝更甚于爱杰罗姆，并且相信杰罗姆也是如此，然而杰罗姆并非像阿丽莎所想的那样。

汤一介常常被《窄门》的故事所感动，但在心底里，他却并不能理解，因为他既没有如阿丽莎那样的信仰，也没有像杰罗姆那种对“爱情”的执著。生活中的青年汤一介尽管会在阅读西方文学、哲学、宗教作品时，欣赏西方文化，而且会努力去理解和吸收，但是他毕竟没有一个信仰宗教的背景，因而他对阿丽莎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就很难有深切的理解。这也让汤一介认识到，《窄门》带给他的，是一种对人类的爱，是对自我道德完善的追求，是一种对“悲剧美”的欣赏和对宗教虔诚气氛的感受。

由《窄门》得到启示后，汤一介又看到宗教、西方哲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道家、佛家思想对自己哲学研究的影响，进而剖析了自己受这些文化影响而形成的“生死观”，这亦可说是青年汤一介在哲学研究道路上的又一突破。

《窄门》中阿丽莎对上帝的虔诚的爱的故事，也让汤一介重新认识了自己从未感到过的陌生的宗教。他认为自己虽然不信仰任何宗教，但非常尊重和欣赏他所接触到的宗教，例如佛教和基督教。他爱好佛教深奥的哲理，也喜欢基督教的智慧。佛教要解救人们脱离“苦海”，达到涅槃境界，并提出一套修持的方法，是给人们一种“超生死，得解脱”的精神力量，这无疑是人类的精神财富。而基督教的“博爱”和“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以及它的三大形而上学论证“上帝存在”、“灵魂不死”、“意志自由”则给了人们一种超越自我的向善动力，这当然同样也是人类的精神财富。

这些宗教的思想理论既给了汤一介重要启示，也丰富了他对“生死”问题的看法。由此汤一介总结出，“生死”问题从一个方面说是医学、生物学方面的问题，但是对“生死”的看法却是哲学、宗教等所关怀的“终极关切”的问题。

汤一介总结这时的自己是：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家庭影响非常深，又接受了一些西方的文学、哲学、宗教的思想，因而是一个“生死观”大体上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又吸收了若干道家和佛教的思想，同时西方的某些思想对自己也不能说毫无影响的中国青年。

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大变局中，许多人“生”得艰难，“死”却容易，对于敏感而喜欢思考的青年人来说，“生死”的问题就成了他们经常考虑的问题。对于已经走上哲学研究道路的青年汤一介来说，已不仅仅是在考虑“生死”，而是以他带有“浓厚的儒家思想”的“生死观”在研究“生死”一类的终极关切的大问题，这就是“与众不同”的青年汤一介。

总结这个时期自己的思想追求，哲学家汤一介看到的则永远是自己的不足，因此他后来自谦地评价在中国社会处于生死存亡的大变局中面对“生死”的自己：“那时，我实是无知，而却狂妄；我实是渺小，而却自大；我实是浅薄，而却自以为博学。不过上帝会原谅年轻人的，会让他们在生活中逐渐了解自己，逐渐了解社会，逐渐了解应该如何地‘生’，应该如何地‘死’。正如庄子所说，生死是人生中最大的变化，能对这一问题有所悟者有福了。”

1948年，中国国内战场的局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东北全面解放，华北也已大部被人民解放军解放。

在北平城即将迎来解放的日子里，汤一介和父亲汤用彤也在人生道路的路口面临一次人生的重大选择。

转眼到了年底12月，这一天，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一连接到了好几封国民党政府发来催促他迅速飞往南京的电报。于是胡适先生匆匆离开了北京大学。临走之前，胡适先生只留下了两封信，一封给他的秘书长郑天庭，另一封给的就是汤一介的父亲汤用彤教授。胡适先生在信中表明，自己要去南京，现在无法与大家告别，北京大学的一切事务，就全都委托给郑天庭和汤用彤照顾了。

此时的汤用彤教授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看着胡适先生的亲笔信，他不知应该说什么。17年前，胡适先生也曾给他写过信，当时汤用彤教授也曾像现在这样，手中攥着胡适先生的亲笔信，只不过当年那封信的内容是胡适先生邀请他到北京大学任教。想不到17年后他又接到胡适先生的信时，已是“人去楼空”。

在人民解放军取得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日渐衰败的形势下，人民已经看到了新中国胜利的曙光。此时的汤一介已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二年级的学生，虽然他仍然是在勤奋学习和刻苦钻研，但在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下，汤一介不单思想进步很快，而且已经成为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的一员。

年轻的大学生汤一介对未来的新中国充满希望，更坚定了留下来为祖国效力的信心。而汤一介的决定必然直接影响着他的父母，在战争年代失去了一双儿女的汤夫人在这个时刻是绝对不会和她疼爱的儿子分开的。这一切，无形中都在影响着汤用彤教授。

胡适先生走后，国民党南京政府又派来一架飞机，此举自然是接走一大批学者。而在这批即将被国民党政府接走的学者和名教授的名单中，就有汤用彤教授的名字。在这个人生道路的重大路口前，汤用彤教授最后把手中的机票给了别人，他和冯友兰教授、贺麟教授等选择了北京大学。汤用彤父子终于一起留在北大，应该说，儿子汤一介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此，汤氏父子在新中国的北京大学开始了全新的生活。父亲汤用彤教授继续他的国学研究和教育，后又成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儿子汤一介则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了一个新中国大学生的生活。

几个月后，朝气蓬勃、努力向上的北大哲学系学生汤一介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这时已是1949年5月。到了11月，汤一介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汤一介又被选入北京大学文学院团总支部做组织委员。

三年级的北大中文系才女乐黛云。

也是在这个时候，汤一介第一次见到了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团总支部宣传委员的中文系二年级学生乐黛云。有“北大才女”之称的乐黛云来自贵阳城一个几代以读书教育为事的大户人家。高中毕业后，天赋聪明的乐黛云放弃了保送北京师范大学的机会，一人从贵阳奔赴重庆，一连参加了北京大学、中央大学及中央政治大学3所大学的层层考试后，终于以优秀的成绩被3所大学同时录取。但乐黛云选择了她心中一直向往的北京大学。几十年后，这个优秀的贵州女孩成为中国学界比较文学研究的权威。

一介书生与北大才女终于在北大文学院团总支部相识，汤一介第一次见到乐黛云就被她的聪慧、热情吸引，在共同工作的接触中，他更看到了一个才华横溢、率真善良的乐黛云。而乐黛云对汤一介的第一个印象则和他的名字“一介”一样：儒雅内向、书生气十足。

两个同样优秀的年轻人一起为共青团工作，也经常在一起聊天。一介书生胸无城府地说起自己小时候的成绩平平和中学的跳级留级，也说起了他最具叛逆色彩的“西去延安幻想曲”。北大才女虽然没有想到儒雅书生竟会有如此不同寻常的成长经历，却喜欢他的襟怀坦荡和真诚。

后来他们一起听共同爱好的古典音乐，一起去天坛。他们谈音乐家，也谈世界名曲，汤一介给初到北京的乐黛云讲天坛，从天坛的建筑结构为她讲起了中国古代建筑……

才华横溢的贵州女孩终于被儒雅博学的一介书生吸引，他们的交往越来越多，两颗年轻的心也越来越贴近。

一介书生和北大才女终于由相识、相知走到了相爱。而“牵线”两个互相吸引的年轻人走到一起的，则是他们共同喜爱的书。那是捷克的共产党人伏契克完成的《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乐黛云读后深深为伏契克热爱祖国，热爱生活以及他对妻子古丝妲的忠贞爱情感动。于是她把这本书送到汤一介面前对他说：“这本书表现的对人类的爱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想你会喜欢它。我还想告诉你，书中伏契克与古丝妲的感情就是我最向往的一种感情，我想，这种不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心灵的结合，就是我们共同向往的。”

虽然不太明确，但乐黛云已经表达了她的情意。汤一介虽然也没有明显地表达出来，但他们相爱的心已经走到了一起。

这部让乐黛云感动的书同样震撼了年轻的汤一介。那一晚从天黑到天明，汤一介一口气读完了《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伏契克对生活的热爱，对理想的忠诚，面对死亡的从容，都让汤一介认识到，虽然自己以前也曾感悟过生死，也曾写过《死》，《论善》、《论死》及《论人为什么活着》等探讨人生意义的文章，但却远没有伏契克那样面对死亡的从容，那样对人类的爱，对理想的忠诚，没有伏契克那种“我爱生活，我愿意为它而奋斗。人活着就要为一个理想的生活而奋斗”的高深境界。

后来汤一介又接连把《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读了好几遍，并且把其中他最难忘的一段几乎是一字不落地背了下来：

我爱生活，并且为它而战斗。我爱你们，人们，当你们也以同样的爱回答我的时候，我是幸福的，当你们不了解我的时候，我是难过的。我得罪了谁，那么就请你们原谅吧！我使谁快乐过，那就请你们不要忘记吧！让我的名字在任何人心里不要唤起悲哀。这是我给你们的遗言，父亲、母亲和妹妹们；给你的遗言，我的古丝妲；给你们的遗言，同志们，给所有我爱的人的遗言。如果眼泪能帮助你们，那么你们就放声哭吧！但不要怜惜我。我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死，在我的坟墓上安放悲哀的安琪儿是不公正的。

对于这部书的感动，汤一介曾这样回忆：“我每次读到这里时，都禁不住为这种热爱生活、热爱人类、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而热泪盈眶。本来在1949年前，我对真正的生活了解得很少，虽然在我心中也有一种潜在的对人类的爱，但那是一种‘小爱’，而不是对人类的‘大爱’。读了《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一个升华，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该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由于是乐黛云让我读这本书的，因而加深了我对她的了解，以后我们由恋爱而结婚了。”

看来，乐黛云为汤一介送书的同时，也为他送去了人生最美好的爱情和最崇高的理想。而汤一介在还书的时候，也把他的心迹写在一张小纸条夹在书中：“……读了这本书，更让我明白，人的生命就像火焰，小小的火焰燃烧的时间虽然长，但它照亮的面积也十分有限。烈焰转瞬即逝，但它照亮的面积更广阔。我想，就让我们走到一起吧，那是两支烈焰的汇聚……”

年轻的乐黛云也曾抒发过“烈焰转瞬即逝，但它照亮的面积更广阔”的豪言，这样的两支烈焰，终于因共同的理想和抱负走到一起。

1952年9月13日，汤一介与乐黛云结婚了。这一年，汤一介25岁，乐黛云21岁。由于两个年轻人积极要求进步，一心追求革命，因而他们的婚礼也充满了“革命色彩”。后来乐黛云曾这样撰文描述了当年他们那个具有“革命”意味的“反传统”的婚礼：

……就在这一年，我进入了汤用彤先生的家，嫁给了他的长子汤一介，他1951年刚从北大哲学系毕业。我们的婚礼很特别，即便是在50年代初期，恐怕也不多见。当时，我希望我的同学们离校前能参加我的婚礼，于是，赶在1952年9月结了婚。结婚典礼就在小石作胡同汤家。按照我们的策划，婚礼只准备了喜糖。花生瓜子和茶水。那是一个大四合院，中间的天井能容纳数十人。晚上8点，我的同班同学、共青团团委会的战友们和党委的一些领导同志都来了，气氛热闹活跃，如我所想。这是一个“反传统”的婚礼，没有任何礼仪，连向父母行礼也免了，也没有请父母或领导讲话。汤老先生和我未来的婆母坐在北屋的走廊上，笑眯眯地看着大家嬉闹。后来大家起哄，让我发表结婚演说。我也没什么“新娘的羞怯”，高高兴兴地发表了一通讲话。我至今还记得大概的意思是说，我很愿意进入这个和谐的家庭，父母都非常慈祥，但是我并不是进入一个无产阶级家庭，因此还要注意划清同资产阶级的界限。那时的人真是非常革命！简直是“左派幼稚病”！两位老人非常好脾气，丝毫不动声色，还高高兴兴地鼓掌，表示认同。……

虽然一心革命的汤一介和乐黛云举办的是一个“反传统”的婚礼，但是思想很正统的汤用彤先生和夫人还是按照中国人的风俗，宴请了亲朋好友，以向他们宣布汤家的长子结婚。但是为了表示“革命”，年轻的汤一介和乐黛云竟没有参加。

现在看来，两个年轻人当年的做法可能会让今天的很多年轻人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当时的那个年代，大多数的年轻人就是这样积极地追求革命。因而在几十年后，乐黛云回忆说：“这种行为现在看来确实很过分。一定很伤了两个老人的心。但汤老先生还是完全不动声色，连一句责备的话也没说。”

1951年1月，在北大哲学系刚刚读完四年级第一学期的汤一介被派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去学习。能够被委以如此重任，自然是源于青年汤一介的优秀。因为此时的汤一介不仅是即将毕业的北大哲学系大学生，更是一名在1949年就已加入组织的共产党员和北大青年团的优秀干部。同时汤一介还学习了大量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哲学理论。因此，在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大力培养人才的形势下，共产党员汤一介不仅成为新时代大学生的“出类拔萃”者，更是当年北京市委党校培养党的建设者的最佳人选。

对于领导委以的重任和希望，年轻的汤一介却并未“领情”，因为他舍不得离开北大，还想继续在北大学习。这里还有他几年来的学习和生活，更有教他学习的北大教授。尤其忘不了有着“真人”之称的国文教授废名先生、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教英文的俞大缜教授、教数理逻辑的胡世华教授，还有他最尊敬的贺伯伯、著名的贺麟先生……

一切的一切，都让汤一介对北大充满了怀念。而他不愿意离开北大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则是他要成为一名哲学家的理想还没有实现。从中学就对哲学产生了一种情感，开始有了做“哲学家”梦想的汤一介，最大的愿望就是考入北京大学，努力学好哲学，做一名哲学家。但这时他只能服从党的安排。

两个月后，汤一介被留在了市委党校成为一名教员。但在汤一介的心底深处，他仍然渴望回到北大读书，做“哲学家”的残梦仍在他的心中。

这年的暑假，汤一介收到了北京大学的毕业文凭，而他的心中仍然为自己没有读完北大哲学系的最后一学期课程而深感遗憾。

在研究哲学的道路上，可以说在汤一介自1949年做出了留在新中国北京的重大选择时，他就已经开始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对于青年汤一介来说，走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也绝不是偶然的。回顾汤一介的成长道路，从少年时期开始对革命圣地延安的追求向往与博览群书的勤奋阅读，到他在青年时期在阅读中积极探索人生时产生的“爱国家、爱人民”、“忧国忧民”，一心报效祖国的浓厚的儒家思想，都可以说是他的思想基础。而在这个时期，对他影响最大的则是他在少年时期走过的战争年代以及青年时期所亲历的国家与社会的巨大变化。

汤一介出生在一个生活富裕、衣食无忧的家庭，因而在他上小学和中学时期爆发的抗日战争对他的思想冲击最大。少年汤一介虽没有亲临抗击日本鬼子战场的枪林弹雨，但是他经历了与父亲离别、与家人辗转流离的战争动乱，他亲自感受到太阳膏药旗下持枪日本兵盘查的亡国奴的耻辱，也亲眼看到了他的两个南开中学同学傅全荣和于豪达积极抗日参加远征军，却落得流落昆明街头无处栖身的悲惨境遇。而大哥和大妹的死亡更是激起了汤一介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激愤。

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汤家一家人就不会离开北京遭受战争的动乱，汤一介的大哥和大妹，一个朝气蓬勃积极爱国的大学生和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孩的生命就不会被吞噬。每当想到这里，汤一介就对万恶的战争，对日本侵略者充满了一腔怒火。

抗日战争胜利后，青年汤一介更是亲眼看到了国内动荡的时局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以及战争给中国老百姓带来的苦难，这些更让他对国家的前途充满了失望。而解放战争的胜利，则使他做出了人生的重大选择。特别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汤一介最强烈的感觉就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再也不会受到西方列强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欺侮和压迫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再也不会受到外国人的侮辱。中国的土地上再也没有什么西洋人和东洋鬼子作威作福，再也不会有让中国人民倍感耻辱的“沈崇事件”。

社会环境发生的巨大变化，是影响青年汤一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从古到今，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历来都具有一种特殊的“爱国主义”情结，因而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下，当时和汤一介一样的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被环境吸引，自愿的或半自愿的接受马克思主义。

还有一个直接影响青年汤一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原因，那就是新中国建立初期一些共产党领导干部的良好形象。新中国成立后，汤一介亲眼看到那些和人民解放军一同进城的衣着朴素的共产党干部，他们工作积极热情、待人亲切和蔼，特别难得的是这些共产党的干部对待工作勤勤恳恳，从不高高在上，更不搞什么特殊化。比起那些抗日战争胜利后被老百姓鄙夷、唾骂的国民党接受大员，以及他们那一张张盛气凌人、不可一世，只知道抢房子、抢汽车、抢金条等等的腐败和丑恶的嘴脸，这些新政权的共产党干部的自律廉洁让人感觉到真是有天壤之别。

而在调到市委党校担任教员时汤一介接触的一些一心为公、朴素廉洁的共产党革命老干部，更让他受到“直观”的影响。比如他所在的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的那位校长，虽然已经是加入了共产党20多年的老革命，但是在汤一介的眼里，这位革命资历深厚的校长却从不摆架子，更不搞特殊化。虽身为市委党校校长，但他住的房子和普通教员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吃饭也是和大家在同一个食堂。校长虽然吃的是中灶，汤一介和一般教员吃的是大灶，可是汤一介看到，校长的中灶与教员们的大灶差别也是很小的。至于说在穿戴上，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上至校长，下到每一个教员，大家穿的衣服没有什么区别，几乎就是清一色的中式制服。就是抽的烟，也和普通老师抽的没有什么不一样。

那时的工资待遇也有它历史的特殊性，建国初期，每一位国家干部都没有工资，实行的是供给制，所以不论职位，每人每月生活费都相差不多。当时的生活虽然很清苦，可是上上下下所有人都不以此为苦。这些种种被汤一介看在眼里的共产党干部的朴实良好的形象，无疑使青年汤一介更加坚定接受马克思主义，走革命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决心。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新中国受外来的苏联文化影响至深，这也是汤一介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仁不让地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分子。因此在各方面都毫无保留地向这个阵营的“老大哥”苏联积极学习。最明显的，就是当时大量的苏联早期电影和文学作品在中国的广泛流传。这对于中国人民，特别是对于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来说，无疑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像当年在中国上映的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和《蜻蜓姑娘》等，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无论是影片中那位扎根乡村的女教师所表现出的对自己工作的热爱和为事业献身的崇高精神，还是《蜻蜓姑娘》中的那位姑娘对美好生活的乐观精神和开朗的性格，都使得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热爱生活、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了期待和向往。

而一向喜爱阅读的青年汤一介更是在这个时期读了奥斯特洛夫斯基著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等不少苏联小说。这些文学作品主要表现的是在卫国战争期间，苏联的广大青年为了保卫祖国，不惜流血不惜献出宝贵的生命与德国法西斯浴血奋战的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而作品中对苏联当代青年热爱祖国、忠诚共产主义理想的歌颂，更是深深影响了一大批积极上进的中国青年。

还有那本曾经为汤一介和乐黛云传递爱情信息，对汤一介产生极大触动的由著名的捷克共产党员伏契克写的《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也是在这个时期被汤一介捧在手里阅读的。

这些来自当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作品无疑深深涤荡了那些追求进步、一心报效祖国的新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的灵魂，因而青年汤一介体会到，读过了伏契克和这些苏联作家的文学作品之后，好像自己的思想突然开阔了，因为自己过去不过是在一个人自我封闭的小天地中，而伏契克和这些共产党人才是真正在为他人、为理想、为了一种崇高的共同目标而努力奋斗，以至于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些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时刻都在激励着汤一介，正是在他们这种精神的感染之下，青年汤一介毫不犹豫地投身到一种“新的事业”中去了。他不仅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且还当了北大青年团干部，做了许多社会工作。

这时的青年汤一介追求的是，做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要像伏契克那样，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自己的理想事业。 PvjU538TK4GYqk10+SXtpi0otD2wFEN2O6pQmodYlrYxFLOFxV+hUps13nYaa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