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南池子缎库胡同大院和庐山别墅小楼无忧与快乐的生活让汤一介度过了一个美好难忘的童年。然而抗日战争的爆发，却改变了深居在缎库胡同大院汤氏大家庭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命运。童年的汤一介终于在1939年告别了缎库胡同大院，跟随母亲去了云南。这一年，小学六年级还没有念完的他刚刚12岁。

而实际上在1937年中国爆发了卢沟桥事变之后，北平城南池子缎库胡同大宅院里汤氏一家的生活就已开始蒙上了阴云。当时，一生以读书办学育人为重、最喜吟诵《哀江南赋》的汤家祖父汤霖早已仙逝，能干的汤家祖母也已是老态龙钟，到了迟暮之年。这个时候本应挑起汤家大梁的汤家长子汤用彬却在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城之际，投身效力于北平伪政府。汤家大儿子这一行径，自是为人不齿，倘若在天有灵，恐九泉之下一向廉洁奉公、以读书为本的教育家汤霖也不会宽恕汤家大儿子的如此作为。

而汤家的小儿子汤用彤却始终未忘其父汤霖的教诲，在1937年7月，汤用彤教授去南京参加中国哲学会后，即直接取道去了长沙。接着，正在北平汇文中学上高中的汤一雄也紧随父亲到了长沙。

这之后，汤氏父子二人共同奔赴昆明西南联大，汤用彤教授继续开始教书育人，汤一雄则成为西南联大的一名大学生。缎库胡同大院汤家一向优裕平静的生活就此彻底改变，不久，汤用彬两个大学毕业的女儿也相继远赴重庆教书。这样，在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城后，汤家除了在北平伪政府担任秘书处主任的汤用彬外，缎库胡同大院只剩下了“老弱妇孺”。

不久，汤家大儿子汤用彬又同时担任了当时北平中山公园管理委员会的委员，“仕途坦荡”的汤用彬于是主动向当时北平伪政权的要员们表示，要让自己的弟弟汤用彤回到北平任职。因为以当时汤用彤的身份和在学界的地位，倘若能在北平为日本人效力，不但会得到优厚待遇，而且会造成更大的影响。而这也是汤用彬最想达到的目的。

不过汤用彬显然不了解他的弟弟，既是已下了“誓死不为日本人效力”的决心，一生清廉正直、以做学问为己任的汤用彤就绝对不会回到日本人统治的北平城。更何况此时远在云南的汤用彤时刻都在寻找适当时机接出沦陷在北平城的妻儿。

1939年的夏天，撤出北平2年后，汤用彤教授终于从昆明出发，踏上了奔赴北平接出妻儿的行程。然而尽管汤教授为此次北上做了充分的准备，最后却在即将到达北平时遭遇到天津发大水，突降的天灾致使轮船无法靠岸，登陆不成的汤教授只得又沿原途返回昆明。

北上之行几经辗转，却没有接出夫人和孩子，深感失意和无奈的汤用彤却不知，天津的滔滔洪水虽然阻隔了他和妻儿的团聚，却也阻挡住了他的兄长“劝降”小弟的阴谋。倘若他真能如愿踏入北平城，那他势必将难以脱身。因而此行虽然遭到“天公”不作美，却实为汤用彤教授的一件幸事。

亲人近在咫尺，却仍然不能团聚，没能接回妻儿的汤教授只得乘船返回。又是一路颠簸辗转，终于从天津回到昆明。身心疲惫的教授却仍时时牵挂千里之外的夫人和孩子。一番思索，他还是决定给家中写信，让夫人带着孩子来昆明，以得一家团聚。

虽然知道北平到云南的千里之行定会劳顿与艰辛不易，但接到教授的家书后，能干的汤夫人却丝毫没有犹豫就做出决定，离开北平，带着孩子们去云南与丈夫团聚。

行程定下后，汤夫人开始做离开北平的准备。一向能干、头脑清醒的汤夫人知道除了吃穿用的生活必需品外，就是要带上足够的黄金，因为这是她和孩子们远赴云南途中最重要的经济保证。

行将出发之际，北京大学著名的哲学美学教授邓以哲先生突然来到了汤家。邓以哲先生不仅是汤用彤教授的好友，更因为与宗白华齐名而以“南宗北邓”之称闻名中外。这一次是邓以哲教授请求汤夫人带上他的一双儿女邓稼先和邓仲先同去昆明，因为在那里有邓家的亲戚可以照顾两个孩子。

邓稼先是后来中国的“两弹”元勋，那一年邓稼先15岁，正在上中学。日本人占领北平城后，要求所有中国人举着旗子上街庆祝，一腔热血的少年邓稼先愤怒地把旗子撕碎并踩在了脚下。他的校长得知后非常害怕，他担心这个爱国少年受到日本人的迫害，于是赶快找到邓以哲教授。校长与邓教授是好朋友，他劝邓教授，为了孩子的安全，要尽快把孩子转走。于是邓以哲教授找到了汤夫人，为了更放心，他把儿子邓稼先连同女儿邓仲先一同托付给了汤夫人。

邓家姐弟给汤一介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汤一介记得弟弟邓稼先聪明可爱，学习刻苦，到了昆明后，邓稼先进入西南联大学习，后来他们在聊天时邓稼先说起为了学好英文，他经常在西南联大院子里的路灯下苦读的情形，在少年汤一介的脑海中印下了深刻记忆。姐姐邓仲先则待人很和气，此后几十年的时间，邓仲先以及邓以哲先生和夫人，一直和汤家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汤夫人虽已是重任在肩，却仍爽快答应带上邓家姐弟一同前往云南。一切准备停当后，汤夫人带上她的二儿子汤一介，小儿子汤一玄，女儿汤一平，邓家姐弟邓仲先和邓稼先，再加上她和几个孩子的生活必需品以及她备足了的黄金，踏上了北平到云南的路程。

他们在第一站到达了天津后，以后的路程就不那么简单了。汤夫人先带着5个孩子从塘沽码头登上了天津驶往上海的轮船。到上海后的下一站就是中国香港，因此在到达上海后，汤夫人办理的最重要的事就是为她的一行6人办好去香港的各种手续。于是汤夫人把几个孩子安顿在上海跑马地附近的东方饭店后，独自一人出去办理各种手续。

虽说汤夫人出身大家，见过世面，但这次一个人带着5个孩子一起出门远行，说起来实在是辛劳之事。而此行他们不仅要远渡大洋，还要穿过中国香港、越南，行程达数千公里，不要说途中的操劳辛苦，光是要亲自出面办理各种手续证件等事，对于一向深居简出、相夫教子的汤夫人来说，就已经是不易之事了。

但汤夫人没有丝毫退缩，也实不愧为“勤于持家、贤惠能干”之女性，她既顺利办好了各种手续证件，又把孩子们的吃住安排得井井有条，不仅如此，她还“不失时机”地在等待签证的几天里地为孩子们安排了一次愉快而难忘的“观光”。

从中国香港出发的下一站就是越南的海防，因此除了办理各种手续证件，汤夫人和孩子们还要等待驶往越南海防的轮船，在这漫长的候船时间里，汤夫人第一步是拿出她早就准备好的黄金去银行换成港币，以支付这一行6人在香港吃住的不菲开支。第二步就是尽量安排好孩子们在中国香港的生活。

在汤夫人的带领下，汤一介和弟弟妹妹还有邓家姐弟一同登上了通往太平山顶的爬山电车，在北平长大的孩子们立刻对这个他们从未见过的“新鲜玩意”充满了好奇和抑制不住的兴奋。爬山电车载着他们一直到太平山顶，让他们看到了整个香港的风景，也看到了壮阔的大海。那一天，孩子们玩得高兴极了。

几十年后，年逾八十的汤一介提起在中国香港的那一段日子，脑海里最清晰的画面就是：母亲为了孩子们，几次拿出黄金去换钱以及拿换来的钱带他们登上香港太平山尽情游玩的情景。

从北平到云南途中在中国香港太平山的“爬山电车”，是少年汤一介的难忘记忆。

奔赴昆明的旅途是漫长的，当汤夫人带着孩子们终于登上中国香港开往安南（越南）的轮船到达海防码头时，他们离开北平已经一个多月了。

看到海防岸上飘扬的膏药旗，汤夫人明白，日本人的军队已经将这个城市占领。汤一介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在海防上岸时，一家人受到了站岗日本兵的检查。这样的屈辱，不由在已经懂事的汤一介心中笼罩了一层无形的阴影，在日本兵的盘查下，大人和孩子都无声地走过检查站。

心中的阴影和无声的静寂很快被孩子们的欢叫声打散，因为走过检查站的孩子们立刻就看到了站在那里等候的汤用彤教授，一家人终于团聚在喜悦和激动中。而汤夫人第一句话就问汤教授说：“一雄为什么没有来？”

自从1937年抗战爆发，汤家大儿子汤一雄紧随父亲离开北平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汤夫人无时无刻不在惦念她的大儿子。而此时她更不会想到，她时时牵挂的大儿子已经病逝了。汤教授担心一路劳累的妻子经受不住大儿子病逝的噩耗，只能用一句“一雄要上课，不能来”作为回答，暂时对汤夫人隐瞒了这件伤心的事。

汤家的这次团聚是汤夫人和孩子第一次走出国门，也是一次难得的“异国重逢”。这让教授决定带着家人在河内多住几天，以略享一下河内的异国风情。一家人在海防停歇了两天后，终于来到了河内。这时的河内还没有遭到战争炮火的摧残，依然是一片宁静幽雅，到处是树木，到处是花草，让自幼在北方长大的汤一介一下就深深喜爱上了这个热带城市。

汤用彤教授给他的孩子们买了各种糖果，其中还有孩子们从未吃过的法国糖果，不知忧愁的孩子们快乐地分吃着法国糖果，而汤教授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的儿女们，似乎分享到了孩子们的甜蜜。

河内树木很多，随处可见香蕉树和椰子树，这些对来自北方的孩子们更有着无限的吸引力。汤一介和妹妹最爱在这些树丛里跑来跑去，弟弟汤一玄还不到3岁，但也照样蹦蹦跳跳跑起来，跟着他的哥哥姐姐在树丛里钻来钻去。汤教授也跟着他的孩子们站在花树丛中，静静地看着。看着父亲一动不动地站在一片花树丛中，汤一介不知道这时的父亲在想什么，他在想什么呢？也许是要给他的孩子们更多的慈爱吧！

一周后，汤教授和夫人带着孩子们终于启程离开充满热带风情的美丽城市河内。短暂的河内生活给少年汤一介留下了美好深刻的印象。很多年后，汤一介的记忆中仍然抹不掉草木繁茂、鲜花盛开的河内，和弟弟妹妹在香蕉树和椰子树丛中的嬉笑打闹以及花树丛中父亲一动不动的身影……

这些美好记忆，更让汤一介忘不了当年母亲为了全家到云南与父亲团聚所经历的一切。因此汤一介后来回忆：“我的母亲能在战时带我们从北平沦陷区，过天津，经上海租界，又经英国殖民地香港、到已为日本兵占领的海防，行程几千里而平安到达，应该说非常不容易。”

从河内出发，汤教授和夫人又乘上滇越铁路的火车，踏上了河内到昆明的路程。辗转一个多月，分别两年多的一家人终于在离昆明很近的宜良县城安顿了下来。

宜良县城风景秀丽，不仅离汤教授任教的西南联大不远，而且还可以躲避日本飞机对昆明的轰炸。因此西南联大的许多教授都住在宜良。

汤用彤教授在离一座“文庙”不远的地方为全家租了一处房子。虽然与北平南池子缎库胡同大院无法相比，但是在炮火下的云南，一家人能够有住处，有做饭吃饭的地方，还能有汤教授的一间书房，更重要的是，一家人能够团聚在一起，教授和夫人已经是很知足了。

对于少年汤一介来说，最大的快乐就是终于和分别了两年的父亲团聚了。无论是和妹妹一起在父亲的书房里做功课，还是听着父亲用浓浓的湖北乡音为他们吟诵《哀江南赋》，少年汤一介都会从父亲慈祥的目光中感到一股温馨的亲情。

来到宜良不久，小学六年级没有念完的汤一介直接跳级进了宜良中学，从此迈入了人生的又一个旅程。而对于汤一介来说，战争时期在云南的中学生活无疑是令他难忘的。因为除了战争带来生活条件的艰苦外，少年汤一介还经历了一段充满了“成长的烦恼”的中学生活。

受战争动乱的影响，宜良中学的学习氛围比较松散，这让13岁的男孩汤一介愈加贪玩淘气。他会和小伙伴一起逃学到水塘里游泳，去老百姓家里偷吃瓜果。因为不用功写错了字，被老师讽刺了一通后，还被老师打了手板。结果1年后，中学生汤一介在转入西南联大附中时，不走运地成了留级生。

一切还得从联大附中对汤一介的考试说起，由于小学六年级还没有念完时就直接升入了宜良中学的初中，再加上淘气不用功，所以即便联大附中的考试不会超出正常范围，汤一介的考试成绩也一定不会那么如意。因此联大附中对汤一介的入学安排是：“不能插班进入初二，要再读一年初一。”

1年前还是宜良中学从北京来的“跳级”男孩，想不到1年后，“跳级”男孩成了西南联大附中的一名“留级生”。无形中，汤一介的成长道路上又增添了不少“坎坷”。

在宜良中学时，汤一介自认为是个学习不努力的学生，到了联大附中后，因为有些课程已经学过，更引不起他的学习兴趣，学习也就更不用功，结果做了留级生的汤一介在班上还是个中等生。

但实际上，这个时候汤一介的学习状态比他自认为的中等生要好多了。首先他已开始对学习感兴趣，尤其是他最先喜欢的国文课。因为教国文课的老师是冯友兰先生的侄女冯钟云。她的精彩讲述常常吸引得同学们一动不动专心致志，特别是她讲李后主的词，汤一介最喜欢听。

汤一介的数学学习也在这时开始崭露头角，几次考试，汤一介的成绩都名列前茅。这让汤一介很骄傲，他自认为班里数学成绩排名第一的应该是“非汤一介莫属”。但没想到那一个学期，他的数学成绩排在了第二位，第一名竟让一位姓沈的女同学抢了过去。这不由让汤一介郁闷不已，他认为这是老师的“偏心”。

不过在体育方面汤一介还是占有绝对的优势，那一学期，他的体育成绩排在了第一。这不由又让人看到，中学生汤一介可以算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学生了。

走进西南联大附中的汤一介一天天在成长，比起儿时的内向寡言和1年前的贪玩调皮，和汤一介交往的“玩伴”，已不再是“逃学到水塘里游泳，还偷老百姓家的瓜果”的淘气顽童。

中学生汤一介交往了新的朋友，课外活动也走出了家门，眼界也更加开阔，只不过处在懵懂时期的少年仍难免“爆发”出一些稚气之举。让汤一介最难忘的应该是一次在昆明近郊的“放火烧山”了。

那时汤教授刚刚把家从宜良搬到昆明不久，一家人就住在昆明的近郊麦地村。而闻一多先生的家则住在离麦地村不远的司家营，这样，汤一介和闻一多先生的两个儿子闻立鹤、闻立雕成了好朋友。3个少年上学、回家走在一起，连外出活动都分不开。他们最喜欢的“外出活动”就是被他们称为“探险”的爬山。只不过，他们的“探险”爬山还真的遇到了一次“险情”。

那是暑假的一天，闻立鹤、闻立雕、汤一介，还有一个和汤一介住在一个村子里的云南同学、也是他们形影不离的“铁哥们儿”段成佑，4个少年又准备开始一次他们最喜爱的“探险”爬山活动。于是，他们把每次爬山必带的火柴、手电筒、水、干粮还有绳子什么的全都装进背包后，就兴致勃勃地出发了。

一路上孩子们有说有笑，他们掰下老百姓地里快要成熟的老玉米，还在长满茂密白薯秧的地头刨出几大块白薯，因为这些都是他们在山上烧烤的美味。想不到就是这些他们“顺手拈来”的“美味”给他们带来了麻烦。

下午的时候，玩兴正浓的4个中学生依然在往高处爬，汤一介觉得这一次好像比以往爬得还要高。但年少的孩子们不知道，山越高风也就越大。在他们点着柴火的一刹那，燃起的火苗把周边的草烧着了，只是一瞬间，大火就在他们的眼前烧起来了。迅猛的火势让孩子们傻了眼，更麻烦的是风助火涨，只见山上的风越刮越大，山火也越烧越旺，汤一介觉得当时那个可怕的景象简直就像是放火烧山一样。

4个中学生立刻撇下一切，拼命往山下跑，当他们终于远离山火，狼狈不堪、疲惫至极地回到家时，天已经完全黑了。虽然惊魂未定，汤一介却不敢对母亲说实话。母亲问他：“这么晚了才回来，做什么去了？”他说：“我和闻家的兄弟俩去爬山，回来时迷了路，所以回来晚了。”

汤一介没有敢把他们在山上一手“制造”的火灾告诉他的母亲，但此后他在心里牢牢记住了那一次他们“兄弟”4人“放火烧山”的“壮举”。

这是一个懵懂少年成长的真实经历，而汤一介更是毫不隐晦地坦言：“如果说小学时的我是个平平常常，很听话的孩子，那么中学时的我可以说是一个学习不好，习惯不好的孩子。”这不由更让我们看到哲学家汤一介一贯率真、坦诚的为人作风。

进入西南联大附中的少年汤一介虽然不如意地留了级，但在这个时期他也有一个最大的收获，那就是他开始走近父亲，了解父亲的研究和著作，并开始对父亲的研究产生浓厚的兴趣。

那个时期，汤用彤教授主要的研究方向是魏晋玄学。在西南联大附中读书时，汤一介看到父亲正在研究王弼思想，他立刻想起在宜良时就曾看到父亲经常阅读的《全三国文》、《全晋文》、《后汉书》、《三国志》等书籍。也是从那时起，原来只看过《三国演义》的汤一介开始看《三国志》，虽然没有全看懂，但他知道了“正史”和小说的不同。

于是中学生汤一介把他对《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的疑问向父亲提出。比如他会问父亲“为什么《三国演义》中没有王弼？”以及“您写的王弼有人看吗？”之类的问题。这个时候汤用彤教授总是很耐心地回答儿子：“王弼不会打仗，也不会用兵，写在小说里，这小说没人爱看。”而对于自己写的王弼，教授则对他的儿子说：“贺（麟）伯伯爱看，你不信可以去问他。”

汤用彤教授的回答让少年汤一介的心中燃起了强烈的求知欲望，他真的立刻就找到了贺麟教授。贺麟教授告诉汤一介说：“王弼可是一个了不起的哲学家，可惜23岁就死了，研究哲学家的思想可比研究那些帝王将相，像刘备、关羽、诸葛亮、周瑜等等的意义还大。”

听了贺麟教授的回答，汤一介深受启发，眼界立觉开阔了许多，这时他才知道，历史上有所谓“哲学家”，而研究哲学家更有重要意义。除了父亲与贺麟伯伯的影响，当时战乱时期的特殊环境也时时在向少年汤一介“传递”着哲学与文化的“信息”。

首先是汤用彤教授当时租住在昆明附近麦地村的尼姑庵中的正殿同时也租给了北大文科研究所，这样正殿里就存放了研究所的好多书籍，其中还有一部《道藏》。而且去西北考察的向达先生的书箱也放在了正殿里面，这些都吸引着爱读书的汤一介。因此当时在正殿读书学习的教授们身边，也经常会出现个子矮小的少年汤一介。

而在麦地村附近就是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的战时临时驻地，这里住着闻一多先生和清华大学的一些研究生。著名学者冯友兰和金岳霖教授则住在邻近的龙头村。汤一介经常看到两位先生往来的身影以及他们和父亲汤用彤在一起交谈的情景。后来汤一介才知道，冯友兰先生的《新原道》和《新原人》及金岳霖先生的《论道》大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因为冯先生曾在序中说，他写这两部书时，有时就要和汤用彤教授讨论。而此时的汤用彤教授则完成了《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魏晋玄学流派略论》和《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等著作。

从与父亲和贺伯伯探讨王弼到在尼姑庵正殿里读书，从冯友兰、金岳霖两位教授的孜孜不倦到他们与父亲在一起热烈的学术讨论，还有父亲在青灯下的苦读钻研，这些战乱时期的“文化与哲学信息”正在一点一滴地影响着少年汤一介。

与此同时，这个时期汤用彤教授在中国诗词和古文方面对孩子们的熏陶以及对他们进行汤家家训“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教育，也都给少年汤一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和妹妹都在西南联大附中学习，所以每到周末，汤一介和妹妹都会步行往返于昆明和郊区麦地村之间。更多的时候汤教授也会加入到他们的行列，在父子三人同行的愉快时刻，教授总是不忘教他的孩子们背一些诗词和古文。汤一介认为，父亲似乎比较喜欢陶渊明的诗文，所以受父亲的影响，自己也非常喜欢陶渊明的诗文。一直到几十年后，年逾八旬的汤一介仍然最喜欢陶渊明的诗文。尤其是陶渊明的《形、影、神赠答诗》、《五柳先生传》和《与子俨等疏》，汤一介从来都是捧起来爱不释手，读起来如醉如痴。每当读到“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时，汤一介都会发出无限感慨：这是何等超越的境界！而“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又是多么地潇洒！

此外，汤用彤教授也常常会给他的儿女们讲些历史故事。比如《西游记》，汤一介和妹妹虽然都看过，但父亲给他们讲的则是真实历史材料中的玄奘到印度取经的事迹。讲完后，教授还要告诉他的儿子和女儿，中国在玄奘之前还有朱士行、法显，之后有义净、慧超等等的求法故事。

看着孩子们一直专心地听这些历史，汤用彤教授接着对他的儿女说：“你们的祖父留给我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我想这些和尚真是这样。你们现在不会懂，将来也许会慢慢懂。”

“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一直被汤氏家族视为家训，几十年前曾任过知县的汤霖把汤家这一家训传给了他的儿子汤用彤，几十年后，他的儿子汤用彤又把汤家的家训传给了汤家的下一代子孙。只有十几岁的汤一介并没有完全听懂父亲的这段话，但却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汤一介才慢慢懂得父亲传给他的汤家家训的意义。

一转眼，汤一介来到云南已经是第4个年头，几年中，一个充满了“成长烦恼”的调皮男孩，经历了“跳级”和“留级”的“荣”和“辱”，也体会了学习的收获和快乐，少年汤一介正在慢慢长大。然而汤一介的中学时代还远没有结束，正在成长的中学生汤一介仍然是一个对世间充满好奇和稚气未脱的少年。因此这个时期汤一介和4个要好的同学一起阅读红色“禁书”《西行漫记》以及离家出走西去延安的事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是汤一介在云南的中学岁月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也曾是当年西南联大附中引起“轰动”的一件事。

那是在1943年的春天，正在西南联大附中读初二的汤一介和同学游宝谟、曾宪洛、胡旭东以及上初三的余绳荪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有一天，余绳荪很神秘地告诉汤一介说，他找到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这一下就引起了爱读书的汤一介强烈的好奇心。而且余绳荪还告诉他，这本书不单有意思，更不容易的是一般人根本找不到，就是找到了，也不能让别人知道，因为这本书讲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汤一介听了，更恨不得马上就把这本书抓到手。

有余绳荪的如此“鼓动”，几个好朋友很快就都知道了这本神秘的红色“禁书”。大概是出于共同的好奇心，5个中学生很快就一致决定，找一个谁都不知道的地方，大家一块偷偷阅读这本书。

在他们的“带头大哥”余绳荪的一通张罗后，几个小兄弟终于在他们租到的一间小屋里聚齐了。余绳荪也终于拿出了那本神秘的书，汤一介终于看清，这本神秘的“禁书”名字就叫《西行漫记》，作者是一个叫斯诺的美国人。

余绳荪打开了《西行漫记》，开始认真地为伙伴们读书。大哥越读越有精神，小兄弟们越听越上瘾。随着余绳荪手中的《西行漫记》一页一页的翻动，那个美国人笔下的故事也越来越精彩。5个少年不知不觉走进了《西行漫记》，无论是第一次听到的“红军”和“延安”，还是那个漫长而又神奇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故事，似乎都深深吸引了充满幻想的几个“叛逆”者。

回想起当时5个人的如此行动，汤一介觉得当年之所以这样“狂热”，除了对“二万五千里长征”和“延安”的好奇心外，他们几个对当时的西南联大附中训导主任共同的“心怀不满”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当年西南联大附中的训导主任因为同时还兼任着联大附中的童子军教官，所以5个少年经常受到这位训导主任的“训”和“教”，这不仅让孩子们觉得他们受到了不应该的“另眼相看”的待遇，更让他们对这位训导主任兼童子军教官一致“非常不满意”。

年龄相仿，又有共同的好奇心和共同的“憎恶”对象，5个少年更加亲密，也更加对学习不感兴趣。因此不难想象，租一间小楼，读一本别人找不到旷世奇书，对于他们这几个满脑子都是“反叛”思想的中学生来说，真是既新奇、愉快，又有一种说不出的诱惑力。

没过几天，几个男孩子对《西行漫记》就从好奇变成了入迷。为了《西行漫记》，他们甚至经常逃课，从学校偷偷溜出后就一头扎进那间租来的小楼，大家在一起共同分享《西行漫记》的新奇，也在一起幻想。看来，那个美国人的《西行漫记》已经把他们搞得神魂颠倒。

经历了一阵疯狂和幻想后，“带头大哥”余绳荪又开始“鼓动”了。那一天，余绳荪很郑重地对他的小兄弟们说：“既然《西行漫记》这样吸引我们，不如咱们亲自去一趟延安，只有看一看，才能知道那里到底是什么样。”

余绳荪的话得到了大家的双手赞成，余绳荪还告诉大家，自己已经看好了地图，出行路线也差不多定了下来。几个小兄弟更加兴奋狂热，恨不得立时拔脚出发，开始那美妙而神奇的“西去之旅”。只不过此刻狂热的“大哥”和“小弟”们似乎都没有想到，他们一心想奔往的延安和他们一直都神往的爬雪山过草地，只凭他们的好奇和幻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当然他们更不会想到，前面等待他们的，竟是一场“梦和幻想”的破灭。

当他们整装待发时，才发现还没有路费。几个孩子想了半天，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从家里偷些黄金出来，这样既可以换出钱，又不容易很快被大人发现。虽不太光彩，但为了他们一心向往的西去延安之行，也只能这样了。

于是，汤一介从家里偷了一支金笔、一块金表，还有一个上面刻有父亲汤用彤名字和清华周刊总编辑字样的金牌，游宝谟从家里偷了一副金手镯，其他人也都从家里偷了首饰之类的黄金。

按照余绳荪的安排，几个孩子先把游宝谟拿来的金手镯卖了，接着带上他们简单的行囊，怀着激动和向往的心情出发了。按事先的计划，他们从昆明坐火车来到了红军曾经走过的曲靖。

几个少年出行的第一站很顺利，因为曲靖距昆明只有120公里。而接下来要到的第二站贵阳，不但路途遥远，而且没有火车。只有一条坑洼不平，弯弯曲曲的贵阳公路。整条公路道路险峻，几乎看不到汽车。想不出什么办法的“带头大哥”余绳荪只得带着小兄弟们开始找“黄鱼”。“黄鱼”就是当地运货的大卡车，只有坐上他们的车才能去贵阳。

好在几个孩子手里还攥着他们用从家里偷来的黄金换来的钱，一辆运盐卡车的司机终于答应了他们。于是几个中学生又开始上路了。

载着5个少年的运盐卡车终于在高低不平的公路上颠簸着开起来了，孩子们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大家高兴地说着笑着，全然不知此刻他们离开了1天多的昆明早已被惊动。焦急万分的家人已经开始了对他们的寻找，他们的出走已经传遍了西南联大附中，学校也已经联系了警方……

他们更不会想到，他们心目中无比快乐又神秘而崇高的延安之行，虽不过刚刚走到“第二站”，却永远不会走到“第三站”了。

运盐卡车依然在颠簸中前行，孩子们依然兴致勃勃。中途停车休息了，他们就翻身下车，高高兴兴地找饭馆吃饭。吃完饭的少年们愈加精神振奋，在坑洼颠簸的行进和说说笑笑中，运盐卡车载着5个踌躇满志的中学生终于在天黑时安全到达了贵阳。

“带头大哥”余绳荪带着大家走进一家小旅馆，按规矩登记、交钱办完了住宿手续，接着他们就去饭馆吃饭了。底下发生的事，就是几个中学生万万没有想到的了。

肚子填饱了，也有精神了，回旅馆的路上，大家又开始有说有笑了。想不到刚刚推开旅馆大门，就看见几个穿黑衣的彪形大汉齐刷刷地站在眼前，少年们立刻惊呆了。

其中一个张口就问：“你们是不是昆明来的？”孩子们还没来得及点头，威风凛凛的黑衣彪形大汉就接着说：“余绳荪，汤一介，游宝谟，曾宪洛，胡旭东就是你们几个，没错吧！”这一下几个孩子只能点头承认，因为刚才他们都登上了自己真实的名字，谁让他们是“初出茅庐”呢。

接下来的事就更由不得几个少年了，一个黑衣彪形大汉冷冷地说：“你们收拾一下东西，跟我们走一趟！”孩子们好像还不知晓发生了什么事，几个人几乎同时问彪形大汉：“让我们去哪儿？”彪形大汉只回答说：“到地方就知道了。”

到了这一步，孩子们似乎才明白，他们已经没有选择，余绳荪一言不发地向旅馆的房间走去，4个小兄弟只得跟在了他的后面。

从旅馆拿着东西到走出旅馆，谁也没说话，一直到彪形大汉们把他们带进了一座大院的门前，孩子们才看见了“贵州警备司令部”的大牌子。黑衣大汉们把5个少年关进一间小房子里，在门上加了一把大锁后就走了。

直到这时，几个少年似乎才感到了贵州警备司令部的阴森恐怖。一切都是那么突然，以至于让他们不知如何是好。不过这一刻，他们已开始明白，情况真的很不妙。因为进了这个地方，就表明他们已经被逮捕了，而且糟糕的是谁都不知道这个专门“抓人”的地方会怎样处置他们。

黑夜的沉寂中，余绳荪嘱咐他的小兄弟们，不管他们问什么，都绝对不能说实话。于是大家商量好，就说想去重庆南开中学读书。这样想好了对策，孩子们似乎心里踏实了好多。因为他们知道，只要不说去延安，不和共产党沾上瓜葛，不提《西行漫记》，贵州警备司令部就治不了他们什么罪。

提起《西行漫记》，大家才忽然想起，那本让他们“神魂颠倒”的《西行漫记》还在他们的行囊中。现在看来，这本书是绝对不能让贵州警备司令部看见的。于是刚刚放下心的几个中学生又开始发慌了，谁都知道，《西行漫记》是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明令禁止的红色“禁书”，不说别的，单这一本《西行漫记》就足够贵州警备司令部治他们罪了。

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让他们看见《西行漫记》。这时不知道是哪个孩子发现，那间关着他们的小屋地板有好多缝隙，于是他们立刻拿出《西行漫记》，一点没犹豫就开始动手一页一页往下撕，又一片接着一片地塞进了地板缝里。

《西行漫记》终于在少年们的眼前消失了，与此同时，昔日昆明小楼中阅读《西行漫记》的狂热，连同他们那个满是神奇和幻想的“西去延安”之梦，也和几个少年彻底告别了。

第二天一早，果然开始对5个中学生轮流审讯。好在孩子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所以任是警备司令部的那个参谋长怎样审问，到底还是什么也没有问出来。无计可施的参谋长又不敢放他们出去，只得把他们继续关在贵州警备司令部的那间小屋里。无奈几个逃离家庭一心向往自由的5个少年只得在贵阳警备司令部的小黑屋里与世隔绝度日了。

一个星期后，贵州警备司令部的小黑屋里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几个中学生立刻认出，是西南联大附中的教务主任魏泽馨。他对孩子们说：“我是来接你们回昆明的。”这让失去自由多日的少年们似乎看到了希望。毕竟关在贵州警备司令部里可不是什么好玩的。

第二天，教务主任魏泽馨果然把他们接出了贵州警备司令部，孩子们终于走出了那间让他们“魂断梦碎”的小黑屋。在接受了当时的贵州省秘书长郑道儒的一通“训话”后，5个少年在那个教务主任和一个穿黑衣的彪形大汉的“护送”下，踏上了返回昆明的路程。

出发时兴高采烈、踌躇满志，回来时却是面色憔悴、疲惫不堪，5个少年此时的心情可想而知。一向谦恭儒雅的汤教授见到他的儿子后并没有责备什么，只是拿出了5个出走学生家长的联名信，家长们在信中对联大附中提出了批评。

5个少年的“西去延安幻想曲”终于成了彻底的“幻想”。几十年后汤一介回忆起来，曾称那一段经历为天真的幻想。因为在当时的抗日战争时期，要想从国民党统治下的昆明奔赴延安，倘若没有当时地下党的安排，那是绝无可能的。

对于汤一介来说没有去成延安也许是一种幸运，或者就是命运，从不相信“命运”的汤一介有时候觉得冥冥之中似乎真的有一双手在支配着每一个人。

想来，也许这真的就是上天的安排，如果当年汤一介去了延安，那么就不会有后来北大哲学系的大学生汤一介，也不会有“一介书生”与北大才女乐黛云甘苦相依的执著爱情，更不会有一个中国出色的哲学家。

5个少年没有去成延安，更觉无颜回到西南联大附中读书。余绳荪和游宝谟、曾宪洛、胡旭东转到了云大附中。汤一介则决定去重庆南开中学读书，因为他的表姐在那里教书，而且当年南开中学是全国最好的学校。但是当时从昆明去重庆最安全的只能是乘飞机，而买飞机票却是很不容易的事。

为了儿子的学习，汤用彤教授带着儿子顶着炎炎烈日奔波数日却是一无所获。无奈之下，一向廉洁克己，从不求助别人的汤用彤教授只得亲自找到曾经做过军统头子戴笠老师的毛子水教授帮忙。

在毛子水教授的帮助下，去重庆的机票终于买到了手。手中攥着机票的汤一介不由心头一阵阵发热。他知道为了这张机票，父亲付出的太多太多。而已经50岁的父亲因为投入大量心血撰写《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身体大不如前。他决心到重庆南开中学后，一定努力学习。少年汤一介终于长大，开始懂事了。

几天后，16岁的汤一介终于登上飞机，前往重庆南开中学。第一次离开父母的汤一介没有想到，南开中学送给他的第一份“礼物”就是住宿生的艰苦生活。由于战争，处于大后方的重庆老百姓生活都很艰难，相比之下南开中学的集体伙食就更差了。每顿饭差不多都是刚刚吃完第一碗饭，桌上就没有菜了。这对于从小到大一直衣食无忧、没有独自在外生活过的汤一介来说，不得不说是艰苦和磨难了。

对于这样“艰难”的伙食，住在重庆的学生大都会从家中带上一些私房小菜，条件差一些的也会带上咸盐和猪油，用来拌上没有菜的大米饭吃。而这些汤一介全都没有，因此从来都是由母亲照顾长大的汤一介更加感到倍受煎熬。

生活如此艰苦，学习上的汤一介更是不如意，因为他为自己定的“起点”太高了。在西南联大附中，汤一介刚刚上到初二。而转到重庆南开中学，一心要努力学习的汤一介一下跳到了高一，这样的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因为“跳”的太高，汤一介的学习成绩越来越跟不上，1年后，曾经在班里数学考试排名第一的汤一介，代数考试成绩竟然是不及格，只能留级。2年前在云南的“跳级”与“留级”，又一次在重庆再现，一心想发奋学习回报父母的愿望仍没能实现，汤一介真是苦恼极了。

虽然生活学习都不如意，但是这个时期创办《文拓》的经历却是汤一介最愉快和难忘的回忆。当年的重庆南开中学校园中有很多学生办的壁报，《文拓》就是汤一介和他的同学张继宁、黎先智共同创办的壁报。3个中学生虽然学习成绩不理想，却都喜爱阅读并具有很好的文学天赋。他们创办的《文拓》壁报不仅文章短小精悍、笔锋流畅，而且文风犀利，直接指向了社会的不良风气。因此充满青春朝气的《文拓》一直受到南开学子的青睐。

比如看到一些达官贵人在汽油缺乏的战争年代仍然开汽车送子女上学，气愤的汤一介就写了一篇杂文《一滴汽油一滴血》，在《文拓》登出后，立时引起南开中学校园一片反响，达官贵人们也不得不随之有所收敛。

后来，黎先智又想办法找人从美国驻重庆新闻处找到一些国际方面的实事新闻资料进行报道，这些最新的第一手资料更加受到南开学生的欢迎，《文拓》在南开校园的知名度也愈加上升。

但《文拓》的办刊道路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因为在重庆南开中学有一个规定，校内所有壁报内容必须经教导处审查，这就使得《文拓》的一些带有“火药”味儿的杂文常常被“封杀”。于是《文拓》的创办者们想出了“开天窗”的办法。他们先把被“封杀”的文章在壁报上写好，再粘上纸盖住并写上“此稿被删”几个大字。结果更吸引了校园内阅读者好奇的目光，大家纷纷撕开“天窗”争相一阅。

《文拓》创刊者们的“小把戏”自然瞒不过南开中学教导处。虽几经训话，但“天窗”依然在开。终于教导处对《文拓》的创办者发出了最后“通牒”：“只要再这样搞，就把你们开除！”面对被“开除”的威胁，《文拓》的主人深知会是什么样的后果。特别是汤一介，已经历了离开西南联大附中的风波，这一次倘若被迫离开重庆南开，真不知该如何面对为他辛苦付出的父亲。最后，无奈的《文拓》创刊者只得选择了放弃。曾经在南开中学名噪一时的《文拓》就这样被迫停刊了。

《文拓》是汤一介在重庆南开中学的快乐和光彩，也带给了汤一介美好的回忆。但是一年后，汤一介还是十分不走运地留级了，张继宁也留级了。黎先智虽没有留级，却落得一个“两科不及格”。但是在几年后，几个不走运的少年终于“爆发”，以耀眼的光彩绽放在未名湖畔。

《文拓》的3个创办者都考入了北京大学。张继宁后来改名岂之，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他担任过西北大学的校长，后来还一直在清华大学兼任人文系教授。黎先智后来的名字叫宁可，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他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经济史。后来的宁可教授几十年一直工作出色，是首都师范大学的终身教授。宁可教授不仅是汤一介重庆南开中学、北京大学的同学，更是与汤一介保持着几十年友谊的朋友。

几十年后，宁可教授曾对当年重庆南开中学的汤一介和《文拓》作过如下回忆：

重庆南开中学是当年很有名的一所私立学校，有大约2000名学生。我和汤一介都是在1943年考进了南开中学的高中一年级，当时高一年级分4个组，我和汤一介都在高一4组。那年我15岁，汤一介16岁。虽然比我大1岁，汤一介的性格却依然活泼浪漫、率真好动，有时还会“爆发”出调皮淘气的“事件”……由于当时南开中学功课紧，很多学生不单是跟不上，而且还有很多学生留级，因此当年在重庆南开中学，学生留级的现象是不新鲜的，我们三个都倒霉，我是两科不及格，又得罪了语文老师，为此受了留校察看的处分，汤一介就更倒霉了，他留了一级，没有别的，就是数学不好。当时的南开中学有办壁报的习惯，一般都是学校给搭一个架子。别的壁报一般都像报纸或者大字报一样，而我们办的则像杂志，文章短小精悍，内容也很丰富，政治、文学、历史方面都有。我们办《文拓》时，还是请的当时中央大学的讲师李长之给提的字。

宁可教授的回忆，不仅非常客观地看待汤一介当年的“留级”，也道出了当年那个率真、浪漫又充满稚气的中学生汤一介的真实面貌。

几十年后，曾在“南开1946通讯编辑部”任职的老南开人在1994年6月重印了当年《南开高中》创刊号，其中“报业剪影”栏目载有《介绍文拓》一文，对当年南开中学《文拓》的真实面貌“历史性”地作了如下记载：

去年九月二十二日，《文拓》第一次与读者见面，社员名为五人，实际工作者只有三个人。……《文拓》形式比较特别，内容综合性而稍偏重文学，每期篇幅保持八千到一万字。我们信条是：尽量使内容充实，稿件标准不够，宁可延期，决不敷衍塞责，只图迎合读者的晚报式的文字，《文拓》上是找不到的。因此有人说《文拓》内容丰富，水准很高。这些夸奖我们不敢接受，可是我们总尽力想做到这一点。

《文拓》缺点太多，可是我们正力求改进，谢谢读者对《文拓》的关切与爱护。

谢谢美国新闻处为《文拓》寄来了许多宝贵的资料。

战争年代在云南度过的中学岁月，让汤一介终生难忘，而当年大哥汤一雄和大妹汤一平在昆明的病逝，更是汤一介脑海中抹不去的一段回忆。

1939年的秋天，汤一介和母亲在奔赴云南的途中时，正在昆明读书的汤一雄突患盲肠炎而住院，却不料因麻药中毒而去世，一个只有22岁的年轻生命就这样逝去。

面对大哥的突然离去和父母的悲伤，12岁的汤一介几乎无法相信，他最想念的大哥竟已不在人世。心目中，两年前在汇文中学上高中的大哥，总是那么英俊帅气，身上的一身中学生套装也永远是那么干净整齐。聪明的大哥还喜欢捣鼓收音机和摄影，不过最神秘的还是大哥经常拿回家的花花绿绿的传单，而且从大哥的口中，当时只有8岁的汤一介还第一次听到了“革命”和“共产党”几个字。

长大后的汤一介才知道，大哥汤一雄早在1935年在汇文中学上学时就参加了学生运动，后来离开北平随父亲来到长沙时，终于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历史的原因，汤一雄这一段被记录在《北京大学校史》中的真实历史却在很长的时间里都不曾为汤用彤先生和汤夫人所知。

大哥汤一雄的早逝让12岁的汤一介非常难过，他的母亲汤夫人更是为自己没能亲自照顾大儿子而陷于深深的悲痛和自责中。

几年后，15岁的大妹汤一平也因患肾炎在昆明病逝。正在重庆南开读书的汤一介知道后更是异常悲痛。大妹比汤一介小2岁，从小和哥哥一块玩耍，一块上学。17岁的汤一介无法相信活泼可爱的大妹已经不在人世，更无法摆脱对大妹的怀念。尤其忘不了他们小时候在北平东城的缎库胡同大院一起嬉闹玩耍的情景。无论是在后院小楼一层大厅里滚铁环，还是在院中捉迷藏，或者是去前院听车夫老李讲鬼故事，大妹总是紧紧跟在哥哥的身后。这一幕幕，似乎就在昨天。

自从小妹被痢疾夺走生命后，大妹更加得到父母的疼爱。但大妹却从不娇气，且在云南战乱的困难时期，就已懂得帮助母亲分担家务。大妹也很善良，她为自己养的小鸡死亡伤心，并且相信小鸡一定还会活过来。

善良的大妹和全家人一起经历了动乱的战争年代，却没有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汤一雄和汤一平的早逝，无疑为遭遇战乱的汤家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更是汤一介中学时代抹不去的伤痛。 sqEqdXY6aTV8L9d+UZE1VDwLNkRfHwsrxEHT5mM+/84EP5DBiqjqXKAcj4x+2vh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