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最忧患国事的知识者，他们对国事极为关心，总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为国任用。“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唐代的李白如此，宋代的苏东坡如此，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依然如此。尽管历代朝政不太重视抑或使知识者报国无门，但一旦颠倒的是非重又颠倒过来后，“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知识者们又会跃跃欲试走向报国之门。一如到了王世襄那一代的知识分子，虽历经“十年浩劫”之苦难，待到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后，国策有所松动，以及社会生活的日渐恢复正常，王世襄无不以一颗善良之心视为“恩同再造”。他曾有诗感之：风雨摧园蔬，根出茎半死。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这便是他的座右铭！正因有了这般的人生信念和坚韧不拔之精神，他才没有在命运不济时自暴自弃，也没有在最容易无所作为的年代，去无谓地浪费自己的生命。当中国的劫乱过后，王世襄靠长期积累的知识，犹如人家遗弃在阳台一角的从不浇水从不施肥的仙人掌，又重新发芽开花。王世襄的一本本专著，年复一年，相继问世。“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劫后的生活，似乎真使王世襄有着返老还童的神力。

王世襄先生的二舅金东溪和四舅金西厓都擅长竹刻，在民国时期已勤于著述，富有收藏。受此影响，王世襄自幼喜爱竹刻，一生与中国竹刻结下不解之缘。20世纪50年代前后，金西厓年事已高，再三嘱托王世襄为他整理《刻竹小言》的手稿，遂成为王世襄研究竹刻的发端。

1980年4月，经王世襄整理、编辑的金西厓《刻竹小言》，包括他的前言《试论竹刻的恢复和发展》，以《竹刻艺术》的书名，正式出版，成为新中国第一本竹刻艺术的研究性图录。其中编入了西厓的《竹刻小言》，分列为简史、备材、作法、述例等四部分。王世襄编著的《竹刻艺术》一书问世后，不到两个月即一销而空。

王世襄对于竹刻艺术的研究，与他探索其他门类的文物一样，同样起步于对古代竹刻源流的考证及演变规律之阐述上，从而足见其深厚的功力。在他对四舅金西厓所撰《刻竹小言》的文、图进行认真编校后，并为此撰写了前言《试论竹刻的恢复和发展》一文，开宗明义便谈到了竹刻艺术的起源和独特的审美价值。他写道：“竹子的用途极广，专就施加雕刻的竹制工艺品而言，大约起源甚远，唯因不易保存，很难传下来。到了明代，文人艺术家们在前人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把竹刻从比较简单的、以实用为主的工艺品，提高到比较细致的、以欣赏为主的艺术品，并逐渐形成了一种专门艺术。”在追根溯源以后，他继续评价道：“自明中叶以来，名见典籍的竹刻家有二三百人之多，并有专书刊载他们的传记。姓名不彰而技艺颇高的也代有其人。他们不少都工书善画，通诗能文，既吸取了前代工匠的雕刻技巧，又融会了其他文学艺术因素，创造出适宜表现多样题材的种种刀法。遗留下来的作品，许多是穷年累月、惨淡经营才雕成的；在传世文物中，竹刻可以自成一类。讲到雕刻史，也不能无视这方面的成就。竹刻形成这样一种专门艺术，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没有的。”除此之外，他还在此文中专门探讨了古老的竹刻艺术在新时代发展需要解决的题材、品种、工艺、技法、原料、保存、人才、陈列、研究和出版诸问题。

1983年3月，他利用中国竹刻展览在美国举办之机，与侨居美国的翁万戈先生合编了英文本的《中国竹刻图录》。此书由美国纽约华美协进社出版，使东方古老的竹刻艺术在西方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1985年7月，王世襄站在鉴赏和审美的高度，在全国范围内精选了从西汉、西夏，历明、清，至当代的五十五件作品，编成《竹刻》一书，交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中，其内容更趋完善齐全，对竹刻之种类也更丰富多样，可谓蔚为大观。

为了重新唤起社会对观赏鸽文化的认识，王世襄开始整理、探寻、发掘与观赏鸽相关的各类资料，当时王世襄已写了不少介绍和探究老北京游艺玩赏的文章，因此他考虑也将观赏鸽文化写成著述，以让人间留传。1963年王世襄在英文的《中国建设》第11期发表了《鸽哨带来的空中音乐》一文，引起了海外许多玩家对北京鸽哨的关注。之后，王世襄又尝试与老友王熙咸合作。王熙咸虽为小学教员，十五始养鸽，由鸽及哨，搜集收藏鸽哨，成为平生惟一爱好，自号“哨痴”。他于1976年用文言文撰写完成了《鸽哨旧话》一稿，共七千字，该稿在前人所撰之《都门豢鸽记》和1938年美国人胡斯所作的《北京的鸽子与鸽哨》的基础上，更详细地述及辨别鸽哨之优劣。王熙咸将旧稿交于王世襄整理和增订，最终在两人商讨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篇更完善的《鸽哨旧话》。但王世襄在探究深入的过程中，逐渐发现《鸽哨旧话》一文过于专业，缺少一些关于鸽哨的基本知识，如鸽哨的种类、材料、佩系法等。王世襄考虑到经过“文化大革命”后，许多人对老北京的许多玩意儿都已茫然不知，他认为应加入基础知识的说明，同时鸽哨的品种、名哨家的特点、署名的款识都必须通过实物与图片，才能见其真、辨其伪、看得明白、说得清楚。为此，王世襄又投入了大量精力埋头写作、准备线图和拍摄实物，直到1989年终于完成《北京鸽哨》一书。其间王熙咸已于1986年告别人间。《北京鸽哨》的出版，也似化作一瓣心香，寄托了王世襄对老友的怀念。

《北京鸽哨》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问世，首版印成简装小册，不数月即售馨，好友们向王世襄索取都不以应赐，可见该书受欢迎的程度和在社会中引起的反响。

人们常说：王世襄玩了一辈子的葫芦，似乎还没有玩够。1979年，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他压在箱底近二十年的《谈匏器》一文，在《故宫博物院院刊》发表，即刻引起了有志者的反响。经过十余年的努力，京、津郊区的一些农民，例如，北京南郊的张金通、天津的王强等都突破了制范、雕木、翻瓦等方面的技术难关，在种植的各个环节上进行了成功的探索，获得了一批又一批的范匏佳作。而对这项具有悠久历史的技艺绝处逢生，王世襄尤感欣慰！他特意写了《范匏绝艺庆重生》一文，发表在《燕都》1992年第5期。庆贺之余，他还提出了值得改进的五点忠告。

1993年，王世襄为了让范匏这一传统的绝艺，在海内外更加广为人知，他在香港一出版社，用中、英文出版了《说葫芦》一书。此书分上、下两卷，翔实具体而又图文并茂地叙述了天然、人工雕饰的葫芦以及贮养鸣虫的葫芦，使这一濒临湮灭的传统技艺绝处逢生后，终于登上了可以传承相袭的学术殿堂。王世襄在谈到自己在范匏上的种种努力时，曾经胸怀坦荡地说道：“凡此虽得诋之为玩物丧志，亦喜其可冶性陶情。毁誉纵殊，终不失为我国独有之民间习俗。鉴于明、清以来，鲜有形诸笔墨，故不辞琐屑，缕缕述之。知我罪我，皆非所计也。”

他的老友黄苗子有一诗，正反映了他在60至70岁后的生活，诗曰：“浮生聚散幻耶真？相见花都历劫身。拜卢浮宫怜倦足，炒麻豆腐待归人。斗虫得失添闲话，雕竹磨蹭有下文。更喜鸿篇颁启老，迢迢万里倍相亲。”不是吗，改革开放后，真像是一个开放之神从天而降，王世襄童年、青少年的一切玩物，也重经他的双手，又生花着妙了。一次我到北京，王世襄捧着个火绘葫芦，兴奋不已地说：“你看，天南地北，现在到处都有种植，成了一种重要的工艺品，价值越来越高！”

的确如此，有一北方穷地的农户，在王世襄的指导下，一年种葫芦的收成，就有十多万元。你看，有一张照片正记录了当年王世襄与种植农户张金通师傅一起站在葫芦架下，那高兴的模样，真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当他看到一度失传的葫芦种植工艺，又在神州大地上得以恢复、发展，他真是笑逐颜开。

王世襄常说起，他认为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有两件，第一件事情是日本投降后为人民收回几千件国宝，现在都藏在故宫博物院了。第二件是文物研究著作《髹饰录解说》的编写工作。其实，对于他所从事的有意义的事当然多多，此话只不过说明他对三十年用功研究《髹饰录》这部书，在其心目中是非常看重的。王世襄编写此书前后这么多年，除写作本身艰难外，又迭遭政治坎坷，但初衷不改，善始善终，这确是常人难于想像的。

历经艰辛曲折，《髹饰录解说》终于1983年正式出版，篇幅为原书的20倍。该书成为文物工作者、美术学院师生的重要参考书，成为漆器制造业的主要教材，亦深受海外学人的重视，被广泛引述。

这之后，王世襄在《髹饰录解说》的基础上，又陆续出版了一系列有关漆器的著作：1985年10月，王世襄参加编选的《故宫博物院藏雕漆》一书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在这本大型图录中王世襄对故宫所藏雕漆，进行了重点研究，亲自撰写了元、明部分的266条图版说明。1987年12月，王世襄编著的八开精装本图录《中国古代漆器》问世。此书由文物出版社与外文出版社同时推出中、英文两种版本，可说是系统展示中国古代漆器源流的第一部大型图录。

1989年7月，王世襄又领衔主编《中国美术全集·漆器》一书，向国内外学术界第一次全面展示了中国古代漆器研究的整体水平。在该书中，第一次明确地把中国古代漆工艺的发展过程，划分为六个阶段：新石器时代，上溯七千年，尚未找到用漆的起源，兴许还可追溯更古远的年代。商、西周、春秋，镶嵌、螺钿、彩绘漆器已达到高度水平。战国、秦、西汉，是髹漆的繁盛时期。东汉、魏晋、南北朝，漆工业的衰微并未影响漆器工艺的发展；唐、宋、元，主要髹饰品种已基本齐备，从而使雕漆登上历史的顶峰；明、清，不同髹饰的变化结合，迎来漆器的千文万华。这些系列专著的问世，可说是对我国漆工艺研究、漆器研究的这一独特领域，作了更大的继承与发扬。

1998年11月，《髹饰录解说》一书第二次印刷，并且配上了彩图。王世襄还在该版中将何豪亮教授提出的九十多条意见，全部收入修订本中，并表示了衷心感谢，可见他虚怀若谷的严谨治学态度。这时距1983年王世襄《髹饰录解说》第一版问世，已经15年了，距1958年油印本的《髹饰录解说》已经过去了25个年头，幸运的是王世襄高寿，能看到自己全力倾心的成果终于得到世人的肯定。

“所有读过王先生文章的人，该庆幸自己生正逢时，读这样的文字，感受这样的人生。我们不一定学习漆工，不一定会弹古琴，也不用特地准备一辆传说中的加重自行车到远郊区县去淘换古旧器物，我们可以踏踏实实做好我们自己，成就我们本来可以成就的事情。世界之可留恋，不就在于它的参差多样吗？当然，不会有很多的朱桂老，知人善任，如称职的园丁。但遇见别人在做有益无害的事情的时候，能帮助就帮助，不能帮助，不要作别人的苦寒，总可以的，尽管说梅花香自苦寒来。”读朱传荣上述之评说，真的使笔者眼前似又看到了她的父辈与王世襄同在故宫工作之情景，看到了朱家溍和王世襄同罹“三反”之罪、“文革”中同在咸宁干校之苦……

1983年7月发表于《人民日报》上的“读《髹饰录解说》”一文中，作者李一氓先生为王世襄的研究成果感到很高兴。李一氓（1903—1990）是老革命家，又是文学家，出生于四川省彭州市，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李一氓先生是和郭沫若一起的创造社成员，从事文学活动，还是一位谙熟版本目录学的学者。他对王世襄在这方面的成就，作了这样的评论：“《髹饰录》就是这些实物的工艺总结，而王世襄同志的解说，就是对这个专著和实物的两者相联系的、实事求是的、道出了一个所以然的精湛说明。他没有空话，没有疑似之词，没有牵强附会之说。”李一氓还说“要说马克思主义的话，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便是李一氓先生对王世襄实事求是、踏踏实实做学问的充分肯定。

笔者读此亦深有同感。因为我也迟至今年早春，才仔细地把《髹饰录解说》读了一遍，读完后，虽不想当漆工，但似乎对漆工有了一种特殊之爱。似乎明代的漆工黄成、杨明之名字，因了王世襄的解说，两人的名字才高高地站起来了！哪怕明代至今几百年来，史书、地方志没有为他们作记载，但今天照样活在了我们的心里。他们的名字如没有朱桂老、王世襄所作的贡献，那可早就湮灭于人世间了。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们常说。比如这长达几千年的髹饰艺术的历史，便是人民创造的。但有时政治也会开历史的倒车，当然，一段被强行扭曲的历史，终究是要重新走上它的正道。培根曾经说：“当人们憎恨一种旧迷信时，往往会矫枉过正，其结果却是陷入了一种相反的新迷信。所以在反对一种迷信时，应当慎重不要搞得过头。”这位英国哲学家在400年前的一段话，似尚有启示。往事回首，“文革”中革命小将、造反派们，仅凭冲动和狂热，似乎在创一历史新举——推翻旧秩序，但却没有能带来一个有生命的新秩序，这倒行逆施，自然不得人心。蠖公授漆经，命笺《髹饰录》。

两集分乾坤，字句读往复。

为系物与名，古器广求索。

为明艺与工，求师示操作。这是王世襄夫人袁荃猷特为王世襄在八十大寿所作的《大树歌》中所赋之诗，概括了王世襄命笺《髹饰录》的过程，但今读她仅40字的诗，似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劳动过程，似是“轻舟已过万重山”了。可若遥想当年这位船公经历了多少艰辛曲折，才有了今天我们读《髹饰录解说》之受益匪浅。试想，如若我们把这段历史再回头一瞧，王世襄撰此书时所历经的每一个坎坎坷坷的过程，渐又会清晰起来，鉴于此，那“文章千古事”，才有了历史的真实！

王世襄曾幽默地说：“我写明清家具，救活了一个行业，花的时间还不多。注解《髹饰录》，用去一生近三分之一时间，结果还是属于濒危行业。”

历经50多年的沧桑，王世襄终于决心走自己为自己设计的“自珍自爱之路”，他埋头苦干，经他编写出版的书籍多达40多种，而且都引起了国内外极大的反响。2003年度荷兰“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颁发给了王世襄先生，以表彰他对中国工艺的专业和创新性研究的成果。因其在通俗文化和工艺品方面研究与保护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2003克劳斯亲王奖”的主题是“工艺的生存与创新”。王世襄是获得此殊荣的第一位中国人，是为了表彰他“对中国工艺的专业与创新性的研究”。克劳斯亲王文化与发展基金会会长安克·尼荷芙女士说，王世襄专长于对中国家具设计、技术和历史的研究，创造了独一无二的收藏，他的收藏使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手工艺者和学者得到鼓舞。

此奖所得的10万欧元（约合90多万元人民币）奖金，王世襄在得此奖后的第一个愿望，就是用这笔奖金来建设一所希望小学，以推动中国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而2003年10月29日，却是王世襄相依为命、患难与共几近60年的夫人袁荃猷病故的日子，王世襄认为自己60年来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妻子袁荃猷的支持。所以，王世襄说：“尽管妻子不幸刚刚过世，但她已经知道我将荣获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她十分赞成我将全部奖金捐给希望工程，并建立一所‘中国—荷兰友好小学’。”

2006年6月1日，在温家宝总理的亲切关怀下，经有关部门的通力合作，王世襄的愿望终于实现，“武夷山中荷友好小学”正式落成投入使用。现任牛津大学教授的柯律格（craigclunas）特地撰写了《一个英国人眼中的王世襄》一文，这位英国学者以热情洋溢的言词，讲述了王世襄一系列在中国从未有人写过的著述，同时高度评价了其学术上前所未有的成就。

2003年11月26日，中国嘉德拍卖有限公司开槌的“俪松居长物——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国艺术品”专场可谓气势如虹、亮点频频。专场所展示的古琴、铜炉、佛像、家具、竹木雕刻、匏器等皆为王世襄、袁荃猷夫妇倾半生精力孜孜以求，精心选择的文物精品。王老为何要拍卖自己几十年的收藏。据黄苗子先生透露：“俪松居的珍藏，也应有个更适合的安排，使之能发挥多一点社会文化效益了。”也许这就是王世襄为何要筹办这场拍卖会的原因。王世襄在收藏这些藏品时，既无显赫的社会地位，又无雄厚的资金支持，全凭自己的学识与眼力，点点滴滴集腋成裘，其间付出的心血与精力非“甘苦”二字可以道出。这些藏品不称王世襄收藏，而称俪松居收藏，这里又蕴含了王世襄、袁荃猷夫妻之间相濡以沫的深厚情感，毕竟这些藏品都为王世襄夫妇的喜爱之物，不论其贵贱。

王世襄先生原住地朝内南小街芳嘉园15号，是一个百年旧居，他花了几十年积聚的明式家具，是他的心爱宝贝，但“文革”中芳嘉园被挤占了多间，被房管部门安排入住者，有铁匠，日夜捶打，使人不能入睡。王世襄一直提心吊胆，因其一件件辛苦收下的家具，正堆在一室，而后墙外是油毡顶的小厨房，一旦失火必使那些明式家具付之一炬。无奈之下，他日夜思此棘手之事。即使对老屋有着无尽的眷恋，也还是无法再居住下去，更何况许多珍藏没有落足之地。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勤建议王世襄不一定要把家具捐给故宫博物院。因为故宫博物院宝物太多，捐到那里不能发挥作用。而那时上海博物馆新馆刚落成，开辟了家具专馆，是最适合在上博落户的。

正值此时，香港友人庄贵伧先生（上海人）为纪念父辈，愿出资购买这批家具，捐献国家。但庄先生要购这批家具，财力明显不足。对于此事，他们之间进行了推心置腹的商洽，王世襄先生至今还说：当时我只有一个条件，即《明式家具图录》上80件家具，要庄先生全部捐献给上海博物馆。王世襄最终只要以十分之一的价值出让即可。而这十分之一的钱只能够让王世襄购一住房，以搬出原老居即可。庄先生当然很高兴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也得以纪念父辈了。

图录中只有一把椅子，世襄先生连同其他未入图录的三把椅子，最后也让出来给了上博。还有一个小马扎，王世襄已经送给老友，老友看他把家具转让出去，太孤单寂寞，又把马扎归还，以让王老留有纪念，但世襄先生最后一刻，还是把它送给上海博物馆了。王世襄曾不无风趣地说：“那四把椅子在我家没地方摆开，现在可以伸开腰舒展了。”在处理明清家具时，王世襄常说过这样的话：“我自得之，我自遣之”。我想，这也许就包涵了王世襄说到的一个思想，他曾说：“燕京的教育简要地说，就是让学生自由发展，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从来不试图左右学生的思想。”

对于整个他收藏的明式家具之自主处理的结果，兴许也反映出了他曾经受到的燕园精神熏染的另一种体现。也许，正如他于2008年8月31日给笔者一信中所述：“我八十后，完全走‘自珍’人生道路。”这明代家具交上海博物馆珍藏，让后世人永远观赏，也是一个“自珍”思想的实际反映。我想，王世襄把一生所藏之明代家具放在上博的深层思想，是因为中国古典家具藏品，无论其多么珍贵，终究只是一种形式，一个外壳，其真正的目的，是希望后人通过对这些家具之研究，真正了解中国文化艺术的深刻内涵。

总而言之，王世襄在中国传统文化上的最大贡献，仍是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明式家具上的突破性研究，二是在中国古代髹饰录解说上的巨大成果。他的颇具精识的考证，无不给中国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特别是他在中国文物上精于实践和考据，比同时代人在文博上的研究更上了一层。他绝不受一个时代的局限和束缚，从而为现代中国文化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诚如邵燕祥先生说的：“王老厚积薄发，堪称渊博，而他所做学问，不知是否前无古人，看来是后无来者的。因为时逢前现代与现代转型之际，因出身书香门第，深受传统文化熏陶，又经燕京大学沐欧风美雨，大自传世鼎彝，下至蟋蟀家具，研究起来自然别有眼光，非他人所能替代。”香港董桥也曾说：“在佳木名器美食的园林中逐声逐色逐香数十年，王世襄已经不是收藏家：坊间文物他都看不上眼了。他也不是鉴赏家：全世界著名的公私博物馆都在他肚子里了。他更不是研究家：值得研究的雅俗文化他都浸淫过了。”这话说的当是，综观王老在学术文化上之建树，除有令人艳羡之才学与别人所难于企及之家学，亦有令人叹谓的几十年坎坷的人生逆境之磨难，甚或有着令人难解的冤案屈辱。但其学问与品格将为后人铭记，他花平生心血“对中国工艺的专业与创新性的研究”，以及对即将失传的中国文化，也必将成为后世之典型。

也许，人生便是如此，王世襄因喜研究古代艺术一心想去敦煌未成，后因对“三反”处理不公提意见而又打成右派，两次的人生打击遂与老伴毅然决定走“自珍”之路，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行之几十年后再见！”果然，三十年之后，他成了中国“21世纪能出现鲁迅、巴金、钱钟书等人，但出不了像王世襄这样的人！”

王世襄，一个奇人前贤。从中国以及世界文化事业之发展趋势观之，他一生所热爱的中国文博事业，将会在21世纪大放异彩。其人永在，其著作四十多部让我们可资借鉴、研究，但后来者能否踏在王世襄奇人之肩上，继承、超越、前进，更上一层楼，也许这将由历史来选择和决定。

2009年11月29日，晚6时22分，我的手机突然响起，一看是北京董秀玉先生来电，她告知一个噩耗：“王老于昨天清晨谢世！”这突来的讯息，虽是意料中事，但还是让人感到不能接受。随后即读到中央文史馆正式讣闻：王老于2009年11月28日9时25分在北京去世，享年95岁。遗体已于2009年11月29日上午火化。我总感到以他老之体格，尚能挺过这一劫。

2008年冬天来临之际，我去北京看他时，他已在一所中医院住院了，后又听说在做着血透。那时，我多么希望王老会脱离病床，会重新站起来。三联书店的老领导董秀玉曾在春节前及2009初夏去中医院和协和医院看望过王老。听她电告，第一次去探望，王老说话很急，但欲说不休，渐渐语无伦次起来。后王老住协和医院，她去协和时，王老说话就更吃力了。看来，在人世大地上，他的人生道路走得也真够累了。王老生于1914年，生活在20世纪的中国近百年，经历的是一个多灾多难、风雨漂泊的时代。可以想象得出，他老以好动之性，最后在病床上漫度着长长的一年多日子，于他肯定是多么的寂寞！

但是，王世襄在寂寥中，定会于心灵上去寻找一种归宿，那艺术与灵魂的双重归宿。我想，他的所有著作以及他所留下的一切，在中国与世界上，决不是一点细浪微波而已，他最大的遗产是人类工艺的生存与创新，以及他的博学、坚定和纯真的个性。他构建的大雅大俗的中国文化，已立足于世界文明之林，是多么的灿烂、优美与质朴。

在京追思会那天，我未能赶往北京参加，只能在电脑荧屏前，向他鞠礼致哀，用一瓣馨香送他远行。一如瑞典汉学家马悦然曾经说过的话，可让王老与他老伴袁荃猷到极乐仙天去了。

我想，他们夫妇俩，现正在一块软软的白云上赋诗弹琴，听蛐蛐蝈蝈唱歌，还在他家的宋牧仲大画案上《说葫芦》、《谈匏器》，或正在欣赏那尊明代的鎏金佛像。而那生前他最喜爱的鸽子“小点儿大胖子”尾巴上，正鸣着一连串北京传统鸽哨音乐，是那么的动听美妙。而大奇人王世襄，正坐在《大树图》中最高的位置上，像一尊平生最喜欢的佛像一样庄严…… Pi6OROTPxV4qwBFTtFOnXlBVHDisWpc4Xv8kaZurTR8kIsCeEf4/JDxZVoScCmg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