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画突兀山，我写枒枝树；知君耽写生，我为备笔楮；君刻大树图，我赋大树歌；携手登阜丘，叠石不能阻。这便是俪松居眷侣，王世襄和袁荃猷琴瑟相谐的生活写照，王老曾一再言：“我的一生过得很幸福，因有荃荃相伴。”

王世襄的夫人袁荃猷，生于1920年9月20日，祖父名袁大启，父亲袁表森，母徐序云，祖籍江苏松江（今属上海）。荃猷自小丧母，父亲续弦后再又生子，共有兄和姐妹五人。兄名桓猷，也是燕京大学毕业，留学美国后定居纽约州。袁荃猷自小在祖父母身边长大，小时也与王世襄同样请家馆讲授国学，还从汪孟舒先生学书法、绘画和古琴，后考入燕京大学教育系。袁荃猷的毕业论文是编一本中小学国画教材，教育系的系主任周学章先生知道国文系的王世襄在研究中国画，便介绍袁荃猷去找他，请他在研究之余帮忙指导荃猷编写教材，便是这次辅导让王世襄和袁荃猷得以相识。王世襄发现袁荃猷虽修教育学，却常去图书馆借阅书画、古器物以及敦煌、云冈、龙门等洞窟的图录，这在当时的大学生中并不多见。就这样，相似的家学修养和同样对书画、古文物艺术的热爱令王世襄和袁荃猷走到了一起，互生情愫，真可谓志同道合，美丽的燕园见证了他们的心心相印。

1943年王世襄因日军占领北京而南下辗转至川蜀，而这时袁荃猷因燕京大学关闭而转入辅仁大学完成未尽学业，两人相隔千里，只有依赖鸿雁传书互寄相思。特别是王世襄在李庄安顿下后，常常给荃猷写信描述当地的风土人情，生活交友，书信互通频繁。1945年11月，王世襄任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重又回到北京，结束了两地相思，王世襄和袁荃猷在1945年岁末结婚。一张珍贵的黑白相片，记录下了两人甜蜜的时刻，相片中袁荃猷面若满月、眉如青黛，身着西洋婚纱，微笑幸福而略带羞涩，她身后的王世襄则紧拥荃猷，敦厚而儒雅，已褪去少年的青涩显现出成熟男子的伟岸。

新婚燕尔的王世襄便远赴东瀛，追查战时流落文物，留下妻子袁荃猷独守空闺。但荃猷没有丝毫抱怨，她对祖国对人民对传统文化的爱，增加了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疯狂地掠夺、盗窃、破坏中华瑰宝的恨，因此她十分赞同王世襄的工作，尽力支持。整整一年，王世襄一心都放在侦查追缴文物上，而袁荃猷也和他一样为成功追回珍贵文物而额手称庆、欣喜不已，为追宝受阻忧心忡忡，一种文化的使命感令新婚的王世襄和袁荃猷两人的心贴得更紧。

战时文物清损结束后，王世襄进入故宫工作，而袁荃猷也生下小敦煌，三口之家温馨融融。但不幸的是素来身体较弱的荃猷不久便感染肺结核，且有空洞。经协和医院名医林巧稚诊治，警告说必须卧床静养，整整一年多都未能脱离危险。而此时故宫恰选派王世襄接受美国洛氏基金会奖学金，赴美、加两地参观访问博物馆，一时之间去与不去成了两难的选择。王世襄知道机会难得，但又难舍病床上的荃猷，便犹豫不决。荃猷明白世襄左右为难的心情，她坚决主张世襄赴美，并开解他道：“两位老人家也照顾得很好，父亲还常常来口译法文小说给我听，你尽管放心去吧。”就这样，世襄踏上了赴美的旅程。

一个偶然之机会，在网上看到了袁荃猷的日记，恰记录了世襄在美国而荃猷带着出生不久的小儿敦煌独居北京的芳嘉园内的生活情景，她用清秀的小楷在日记中写道：

“大风奇冷，上午给乐山写信、做活。午后同小敦玩，近日他越发顽皮可爱。”（1949年1月2日）这时小敦，已三岁多了，显然在母亲的眼中长高、好玩了。

“上午去聚昌看琴二张，其中百一小的，名凤鸣岐……下午珉中来说，琴声音虽小，但无毛病，可留给小敦弹，琴长三尺，很有趣。”（1949年1月9日）你看，那时她刚好29岁，正是风华正荗，才华端露之时，古琴后成为她终生之爱好。当时，在平时弹琴的日子里，特地想为仅三岁的儿子挑选一把小巧玲珑的古琴！

“平静无事，唯时有炮声，下午珉中送来65元面代金。去市场给小敦买奶粉。”（1949年1月17日）另一则日记又说，“上午同小敦敦看画玩，下午磐来她送我一匣肥皂粉，我给她一碗米粉肉。”（1949年1月24日）那时北京即将解放，她在芳嘉园里以平静之心所写下的看似平常的日记，正是见证了这段不平静的历史。

王世襄出国一年后回到北京，因有青霉素治疗，袁荃猷身体日见好转，世襄一颗悬着的心也终于落地。之后，王世襄在故宫的工作日渐安稳，闲暇时在芳嘉园小院里养了一群美丽的观赏鸽，世襄喂鸽，荃猷便在旁边描画，留下了一帧可爱的画卷：满满一个小院里几十只鸽子，点子、玉翅或悠闲漫步，或亲昵交啄，或展翅低翔，或孤芳自赏地理翅，荃猷的生花妙笔将这些小生灵刻画得憨态可掬、惟妙惟肖，看得出她与世襄一样同为爱鸽之人。世襄平生所好便是收集家具、漆器、雕塑等各类文物，一次荃猷嘱世襄去鼓楼商店买内衣，路过小古玩店，见一尊藏传米拉日巴像，他便用买内衣的钱购了佛像回来。荃猷见到那尊像喜欢不已，争着与世襄把观，并说：“要是我也先把他请回来，内衣以后再说。”两人如此性情相投、志同道合，真是难得，不禁羡煞旁人，如董桥曾在文中说：“王太太跟随王先生来过香港，我熟悉她淑静的风范也熟悉她精致的作业、画图、刻纸、写字、弹琴，样样流露了深深庭院梅影窗下的闺秀教养……天生不幸爱上收藏文玩文物的男人，娶得一个美丽贤慧的妻子不难，娶得一个又美丽又贤慧又喜爱文玩文物的妻子那简直是《天方夜谭》！”而郁风也曾开玩笑道：“说起袁大姐这位主妇真够她为难的，家里已经塞满各种大小件不能碰的东西，她的吃喝穿戴日用东西东躲西藏无处放，而王世襄还在不断折腾，时常带回一些什么。她常说累得腰酸背痛连个软沙发椅都没得坐（因为沙发无处放），家里全是红木凳。但是我了解她的‘抱怨’其实是骄傲和欣赏，而绝不是夫唱妇随的忍让。”

芳嘉园如今早已消失在轰鸣的房地产开发浪潮中，我们已无处寻觅当年它全盛时的倩影，幸好袁荃猷一段优美的文字，读之仿佛令人身临其境：“芳嘉园南墙下一溜玉簪花，绿油油的叶片，雪白的花苞，净洁无瑕。西南角有四五丛芍药，单瓣重蕊，都是名种。西窗外有一株太平花，一串串小白花，散发出阵阵幽香，更因其名而倍加钟爱。北屋门前阶下，有两棵老海棠，左右相峙，已逾百年。春日赏花，秋冬看果。不论是大雪纷飞，还是阳光灿烂，满树红果，鲜艳异常。西侧树下小丛矮竹，移自城北，是一位老叟热情赠送的，世襄曾有诗致谢。东侧树旁一畦喷壶花，种的是1948年世襄从美国寄回的种籽，极易生长。花一开，就会迸发出许多花须，四面喷射。我们不知其名，就管它叫喷壶花。东北墙角，植竿牵绳，牵牛花缘绕而上，灿若朝霞，摇曳多姿。台阶上，大花盆里种茑萝，用细竹竿扎架，绿叶中的小红花，像一枝枝小红蜡烛，煞是好看。小花盆里还有各色的‘死不了’，不用种，年年会自己长出来。东厢房外，一大架藤萝，包苞欲放时，总要摘几次烙饼尝鲜。盛开时，蝶闹蜂喧；开谢时，缤纷满地。架外竹篱上爬满了粉色蔷薇。过道门外，有一棵凌霄，攀援到影壁上，抬头仰望，蓝天白云，托着黄得发红的花朵，绚丽夺目。”伴着这满院欣欣向荣的花草，静谧的俪松居里，世襄与荃猷两人在那方宋牧仲紫檀大画案旁，共赏鸽哨、佛像，她抚琴，他倾听；他吹哨，她听音。窗外修竹摇影、玉兰正绽、葫芦初长，自是一对其乐融融的神仙眷侣。

自“三反”运动开始王世襄便先蒙盗宝之不白之冤，后又无故被故宫除名，“五七”又被错划为“右派”，一系列荒唐的政治运动令王世襄在精神和肉体上遭受严重打击，曾经病重卧床，心灰意冷，甚至萌轻生之念。然而，不管外界怎么否定和污蔑王世襄，袁荃猷始终对他不离不弃，而且坚定地鼓励他，她成了他避风雨的港湾。在多灾多难、风风雨雨中，她鼓励着他走出一条自珍自爱之路。

在王世襄被关押在东岳庙受审期间，袁荃猷曾在负责审讯人面前慷慨陈词，讲述世襄1945年至1946年追回文物的日日夜夜，她身上外柔内刚、深明大义的性格体现无遗。一个柔弱的家庭女子此时却义正词严、理直气壮，其勇气令人感佩。而当王世襄无故被文物局开除时，荃猷则提出一定要坚强，对能否坚强的道理更是一语中的：“坚强要有本钱，本钱就是自己必须清清白白，没有违法行为，否则一旦被揭发，身败名裂，怎还能坚强？！你有功无罪，竟被开除公职，处理不公问题在上级，因此我们完全具备坚强的条件。”荃猷一席话，令王世襄领悟到今后的人生之路，两人明确携手共同走上坚强自珍之路。也是这一决定，让他们两人能乐观地笑对坎坷、坚定信念、宠辱不惊。

“文革”十年浩劫开始后，1969年9月，各单位军宣队宣布上级命令，干部包括家属在本月下旬必须去干校，连当时肺病复发且有空洞，医嘱卧床休养的王世襄也在劫难逃，须赴湖北咸宁干校，而荃猷则须去天津静海的团泊洼干校。荃猷比世襄晚动身一天，世襄启程时她来沙滩红楼送别，此时世襄已坐在车里，车外人潮涌动、拥挤不堪，两人隔着车窗玻璃，无法言语只能挥手相别，这一别对当时前程未卜的世襄和荃猷来说犹如生死别离，不知何日能够再见。就这样，两人相隔千里，各自珍重，但仍心意相连。荃猷在团泊洼收到世襄由咸宁寄来的一把小小的扫帚，谓用爨余竹根、霜后枯草制成，盖借以自况。无须更多言语，她便明白他之深意，这把别人看起来不值一提的“敝帚”，荃猷对它却“自珍”，“文革”结束后仍什袭延用。“文革”时期，王世襄因被错划为“右派”，每月仅发25元生活费，交干校伙食后，所余无几，一家老小的生活费便全担在袁荃猷一人身上。她每月67元工资，得交干校伙食，得维持两位老人家的生活，还得用于给当时下乡至宁夏生产建设兵团的儿子敦煌生活用，手头常常十分拮据。王世襄后来回忆说，一次她回芳嘉园看望老人家，老人家心疼她买了两毛钱肉做了一碗肉丝面。荃猷看了看，谢了谢，但却没有吃。因为吃了必须补上两毛钱，她不忍影响老人家生活，想起随身带的静海干校食堂馒头还没有吃，何必浪费呢。这无疑是两人最艰难、困苦的岁月，但荃猷和世襄仍乐观如斯。幸运的是咸宁干校的村野生活反使困扰王世襄20多年的肺病不治而痊愈，不仅如此还得以陶醉山水自然之中。特别是与渔民老韩打鱼归来，王世襄兴奋地作了西湖观鱼十首，寄予荃猷，其中最后一首为：“花鳜提归一尺长，清泉鸣釜竹烟香。和盐煮就鲜如许，只惜无由寄与尝。”并序曰：“观渔为纪游之作，俾荃猷知予尚未衰老，而佐餐有鱼，亦未尝忘君也。”相信袁荃猷收到世襄的信应是会心一笑，欣喜感怀。

王世襄和袁荃猷各自从干校回到北京后，芳嘉园他们两人原来的住房都被挤占，两人只住一小间房，还得摆放发还来的部分家具，连支张床的地方都没有。于是，王世襄灵机一动把成对的明代大柜的四扇柜门卸下，柜子面对面放，柜膛横木和柜顶都架铺板使柜内可以睡人。唐山大地震后北京仍有余震，王世襄笑称睡在这大柜中，即使房子震塌了也压不着我。而荃猷嫌柜内憋气，不愿做“柜中人”，又没法支床，只好睡在贴着柜子放的清鸂鶒三屉大炕案上，那炕案宽不足半米，荃猷却在上面睡了一年多，从未滚下来过。直到后来落实政策，发还被挤占的一间房，世襄和荃猷才终于告别“柜中人”和“炕为床”的日子。如今，捧读欣赏王老《明式家具研究》中那一张张精美绝伦的家具图片，看到那两件他们曾作为寝具的家具，不禁百感交集，在物质生活极度贫困的情况下，王世襄和袁荃猷的精神世界却如此的丰盈。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全国知识分子如沐春风，重又得到了堂堂正正学习和研究的机会，王世襄的命运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他不仅能重继明代家具、髹饰、竹刻等多个领域的研究，著述的文字也能得到出版为世人所知。

尽管此时王世襄和袁荃猷都已从风华正茂的青年磨成鬓发初染霜意的老人，但他们两人却丝毫没有岁月蹉跎的感伤，而是等待在新时代的文化事业中“拳打脚踢”。为此，王世襄几乎全力投入要把过去丢失的十多年时间全都补回来，之后的20年里他出版了近40种著作，发掘和挽救了许多行将消失的文化研究，在这一过程中袁荃猷成为了世襄的得力助手，几乎王老的每本著作，她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当王世襄《明式家具研究》一书出版之时，因要介绍当时尚不甚为人重视而其中却蕴涵着极高造型艺术的明式家具，必须广事搜集不同品种、造型的实物。个人收藏自然有限，采用他人所有或已经出版的器物，必须将其改成线图方能采用，而且只有线图才能使读者对家具的纵横结构、阴阳榫卯一目了然。为此，王世襄曾延请工艺美术院家具系毕业的高才生及家具厂家的绘图师，但所绘之线图无法令人满意。这时，袁荃猷自告奋勇，竭尽全力、从头学起，为《明式家具研究》一书绘制了千幅线图，使全书增色不少。正是那一幅幅精密、细致、美丽的线图，才让明代家具那简练纯朴、静穆自然的造型结构；那精心设计、雅而不俗、雕琢精细、攒斗巧妙的花纹图案令世界惊叹。《明式家具研究》一书出版后，没有人相信其中的线图出自一位从未拿过制图笔，也并不太了解家具的造型和结构的女士之手。连身为画家曾与王世襄和袁荃猷为邻的郁风都由衷赞叹说：“袁荃猷竟能将各种不同的榫头结构，画成极为精确的立体透视图，真使我这个画家瞠目结舌，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之后，袁荃猷真正成了世襄各种著述的“贤内助”，我们在王老之后的著作中常常能见到袁荃猷的绘图，如《说葫芦》里的各类葫芦造型图，《北京鸽哨》里造型各异的鸽哨种类，令读者备感亲切。除了绘制线图外，世襄每一本著作也都少不了荃猷的校对、誊清和寻找注解。例如编印《蟋蟀谱集成》，用木刻本复印制版中多漫漶不清之处，一千余页，每页均须墨笔修补，粉笔遮涂，世襄和荃猷两人相对操作，乐之不疲。特别是王世襄在81岁时因忙于校对《锦灰堆》，一天起来忽然左眼失明，这之后荃猷担心他用眼过甚，便更多地代为校对文稿、抄录诗句。

可以说，王世襄的成果离不开袁荃猷的付出，且其中的努力和艰苦是常人所无法体会的，而支持她的动力便是当年与世襄两人坚守自珍的精神，“自珍者，更加严于律己，规规矩矩，堂堂正正做人。惟仅此虽可独善其身，却无补于世，终将虚度此生。故更当平心静气，不卑不亢，对一己作客观之剖析，以期发现有何对国家、对人民有益之工作而尚能胜任者，全力以赴，不辞十倍之艰苦、辛苦，达到妥善完成之目的。自信行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当可得到世人公正、正确之理解与承认……”王世襄和袁荃猷明白只有奋笔耕耘，多完成几本有益于国家、人民，为传统文化添砖增瓦的著作才能逐渐获得世人的承认和理解。

每个到过王老家的人，都会被墙上悬着的那幅鲜红的《大树图》所吸引，那正是袁荃猷为世襄八十大寿精心构思而镌刻所成，枝繁叶茂的树冠中嵌着髹饰、家具、竹刻、葫芦、雕塑、书画、秋虫、獾狗等，世襄平生所好和成就所在，流露出她对王世襄一生追求的欣赏和支持。

原来袁荃猷天生善描摹绘画，特别喜爱刻纸，这原是她20世纪50年代卧病在床，百无聊赖中见报端剪纸，引起兴趣，便也想一试，倚枕擎纸握剪，谁知无心插柳柳成荫，刻纸遂成为荃猷平生之好，业余时间常刻纸，她每每发现各种精美的造型和图案可用作刻纸，便勾描摹绘。只是受时间限制，刻成作品不多，而且经历十年浩劫，许多精心之作如用整张红纸作的大幅摹北魏石雕流云飞凤等都被劫掠散失。直到2000年，出版社知袁荃猷有大量刻纸和未刻之画稿，希望为她编一本刻纸集，袁荃猷生性安于平淡，从未想过在年届八十之时自己之业余爱好能出版成书。但在世襄的鼓励下，她便开始寻找旧作，补刻未刻之稿，这一下便游刃不止，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将十年所积未刻之稿刻成，又补充翔实的刻作来源。为此，八十有六的王世襄和年届八十的袁荃猷的生活可谓乱了套：“公园的门票月月买，但往往是最好的时光都没时间去走走。天热了，找不到背心短裤，天凉了，又找不到毛衣、外套。家里更是乱得没法收拾，书刊到处乱堆，报纸泛滥成灾。更因为没时间，我们经常靠方便面和冷冻食品过日子。”然而，游刃的喜欢让袁荃猷沉浸其中。

2002年，三联书店出版了袁荃猷刻纸作品——《游刃集》，收录了264幅刻纸，分为旧作、庆贺、乐舞、文物、花草、拾萃六个部分，淳厚古意、淋漓生机都自她的镌刻中传达，让更多的读者领略到她在刻纸艺术上的成就。王世襄也为老伴的书题诗“画稿盈箱箧，朱笺刻未遑。频遭风雨袭，时为补缝忙。秋水眸仍澈，柔荑指不僵。刃过皆剔透，老发少年狂”，并序曰：“荃猷喜游刃于纸，积稿盈箧，而为国难家务所扰，久置未刻。孰意年届八旬，目明指活，不减当年，为编印此集，竭数月之力而尽刻之，可谓老发少年狂矣。”捧读《游刃集》，我最喜爱的是“花草”部分，几乎每幅图都记录着世襄和荃猷一段动人的故事，一个温馨的生活情景。如《小石榴》诗：友人所赠，/小小的盆，/小小的果，/一对对倒挂枝头，/鲜红耀目。/衬以细小的嫩叶，/耐人寻味。/实实地应了友人的赠言：/留给你解闷儿吧！这些诗有唐人味又有五四早期白话诗的韵味，淡雅、恬静，又不乏历史记事之幽默感，读了使人对物对人流连忘返，精神升华。又譬如《葫芦》刻纸旁的诗，仅短短17句诗，却缩录下了1966至1995年那一段复杂多变之历史。如《秋葵》刻纸旁所记：“古人多入画而北京种者不多。世襄喜其淡雅又天天有新花开放。秋天收籽，春天种，都是他亲自操劳。看花蕾茁壮生长，看花苞舒展开放，乐在其中。”传神地写出了两人的生活情趣。正如荃猷在书中前言所记：“一花一草总关情。几多欢乐，几多辛酸，尽在其中。”

2003年10月，袁荃猷因病辞世，而在她病危之际，当得知王世襄获得荷兰克劳斯基金会生存与创新大奖，并有十万欧元奖金时，她竟和王世襄异口同声地说：“全部奖金捐赠给希望工程。”可见，袁荃猷虽在人生中遭受坎坷和不公正待遇，但在生命的最后她还是热爱人民、热爱生活，深怀让更多儿童上学受教育的良好愿望。

荃猷走后，留下王世襄独自面对之后的人生，他对老伴的思念时在萦念中。为了不忍对着家中原本朝夕共处的长物触景生情，王老将曾陪伴他们半世纪，两人曾经共同赏玩、把观的藏品进行了拍卖。

《锦灰三堆》卷首刊出荃猷七十小像，相片中的她头发一丝不乱地梳至脑后，皮肤白晳而光泽，额际和眼角的皱纹并不见苍老，反见经历岁月的智慧，双眼目光炯炯有神，笑容慈祥亲切。照片之后是两人日常使用之提筐的照片，那是一只平常买菜常用的，以塑料条编织而成的双梁筐，筐已年久日旧，显然陪伴两位老人多年，可说见证了世襄和荃猷六十多年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王世襄在刊于后面的《告荃猷》诗篇中曾言：“提筐双弯梁，并行各挈一。待置两穴间，生死永相匹。”“年年叶落时，提筐同拣拾。今年叶又黄，未落已掩泣。”《告荃猷》包括王世襄在荃猷走后所写的14首诗，句句情真意切，“五十八年多祸患，苦中有乐更难忘。西山待我来归日，共赏朝霞与夕阳。”读之令人痛彻心扉、潸然泪下。

王世襄和袁荃猷五十八年的风雨同路，经历了中国历史上不平凡的岁月，多少大喜大悲，多少聚散离合，他们只是用相互理解、平实的生活、共同的文化使命坚守自珍，没有山盟海誓，没有惊天动地却令世人永记。 nk3ZQnP/aT0UJW+HKO/RIOBJzaScTu60uD6R/vlHKMZCuDAeaddk9Z/AXNZeMVM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