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举国皆欢，而王世襄那“苍天胡不仁？问天堪一哭！”的时代，也随之终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当岁月流逝而去，往昔不再重现时，王世襄毕生学习和积累的学术文化，逐渐被人们所认识、重视，生活也变得有意义起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如一条沉重的大船，才刚刚启行，长期禁闭之大门也逐渐打开，中国的知识分子虽对“文革”之阴霾心有余悸，但毕竟比以前舒坦多了，与“文革”时天天讲阶级斗争为纲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民沐浴于改革开放的春天，知识者有了一定的自主精神，而我们的传主王世襄的个人命运，也随历史性转折，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长期以来使他抬不起头的不白之冤，也得以昭雪。虽然那时还没有一个代表权威的机构给他一个正式的文件，但整个社会活动已不再对他封闭、歧视，这就充分证明了改革开放已换了人间思想。国门开放，国内外学者朋友，纷纷前来看望他，他的学术成就得以传播。这对于王世襄来说，可以说是最大的幸福和享受。

1979年，“文革”刚结束，王世襄便率先在《故宫博物院院刊》发表了《略谈明、清家具款识及作伪举例》一文，可说是他由收藏、观摩转变为治学研究的开始。之后，1980年3月，他又在《故宫博物院院刊》发表了《〈鲁班经匠家镜〉家具条款初释》一文，两篇观点独特、见解颇深的学术文章的问世，引起了众人的关注，文物研究界开始认识到明代家具这一过去被忽视的领域的研究价值。

王世襄钟爱收藏明式家具，对明式家具的研究也是他众多文物研究领域中最为丰硕的一枝奇葩。木器家具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明式家具大多结构简练、造型质朴、线条利落、木质精良、雕饰优美。中国家具的发展，我们看到元以前的家具，大抵说不上“木质精良、雕饰优美”这八个字，这是因受到工具的限制，做不出来，另则材质局限而达不到。只有在匠具刨子发明后，硬木才有可能刨得平整光滑。而刨子在宋代似未普及使用，我们如仔细观察《清明上河图》，画中有木匠一人，他身背的工具，有锯而无刨，这可作一佐证。汉代家具更简陋，一张席子解决问题，遑谈“木质精良、雕饰优美”之家具了。直至明末清初，家具的制造才进入黄金时期，具有极高的艺术和历史价值。古代家具的收藏、保护和研究是文物保护研究的重要内容，然而，遗憾的是，古代家具的价值长久以来，从未得到足够的认识，大量精美的古代家具流落海外，或在国内被木材商拆散当作木材出售；而对古代家具文化的学术研究也是乏人问津，鲜有人涉足这一领域。王世襄对古代家具，特别是明式家具作了系统的研究，可说是开了我国古代家具研究的先河，挽救了这一式微的重要文化遗产。

王世襄对明式家具的关注，缘起于他抗战时在中国营造学社工作的那段岁月。当时他在李庄读到了《营造法式》和《清代匠作则例》，这两书中关于中国古代小木器制造精巧的描写，激发了他对古代家具的兴趣。抗战结束回到北京后，他又读到德国人艾克（G.Ecke）于20世纪30年代所著的《中国花梨家具图考》，书中所描绘的一件件精美绝伦的代表中国文化的艺术品流落海外，无不使他感慨良多，想不到中国古代艺术瑰宝的研究，却被一个外国人捷足先登了。感叹之余，这一事情在他心中留下深深的刺痛，在一种爱国心之驱使下，他暗暗下决心要赶超其水平。就这样，王世襄开始了他断断续续40余载的对中国明式家具的收藏和研究。

1957年，王世襄在《文物参考资料》上发表了《呼吁抢救古代家具》的文章，历数了解放前、解放后将近二三十年中国古代家具的命运。解放前，我国数以千计的古代家具跟铜器、绘画、瓷器等文物一样，被外国人捆载而去；解放后，古代家具禁止出口，却给其带来了另一场浩劫，因无法出口，再加上古代家具在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域里，是被人们视作为封建主义、资产阶级之范畴，所以成件的古代家具，在国内无销路，家具商为谋生获利之需，便将一件件珍稀的家具拆散、锯毁，然后只当作硬木材卖，成件的铁梨大案、紫檀雕龙大床身断肢分，对王世襄这样懂行的人来说，真可谓惨不忍睹。面对这一状况，王世襄大声疾呼政府机关应将古代家具列为文物保护，责成地方文物单位、博物馆、公园等尽快抢救古代家具，这一工作刻不容缓！然而，可以想象在那个一切围绕着政治运动转的年代里，一个知识分子发自肺腑的呼吁，也只能是石沉大海、无人理睬，激不起丝毫波澜。不久，王世襄自己也和中国众多知识分子一样，被错戴上了“右派”的帽子，自然也被剥夺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发言权。

事实上，古代家具只有经过保护、收集才能谈得上整理研究，直至上升到文化传播。王世襄的明式家具研究也正是从保护、收集开始的。他的家具收藏从抗战结束由渝返京后便开始了。1945年他就购得一黄花梨平头案，后此案经中国著名琴师管平湖先生设计改制成琴案，这琴案之后便于芳嘉园俪松居内须臾陪伴着世襄和夫人袁荃猷。王世襄在闲暇之时，便爱足登一辆轮车，走街串巷，叩故家门、逛鬼市摊，寻觅古代家具的踪影，足迹几乎遍布京城各个角落，甚至京郊通州等地。这正如他的老朋友，曾经同在故宫工作的朱家溍所说：“1949年从美国回来，他更是一有时间便骑着车到处去看家具，从著名的收藏家到一般的住户，从古玩铺、挂货屋到打鼓人的家，从鲁班馆木器店到晓市的旧木料摊，无不有他的足迹。”

王世襄收藏明式家具，凭其独具慧眼，往往人弃我取，巧遇偶得。这也确如香港董桥所说的“从无声无息的角落里，发掘出有声的霸业，几经寒暑，几经磨难。”这也确要功底、识见与发扬艰苦精神的。当时的北京城，他还到处去拍摄古旧家具的照片。当时在北京城与他同好的陈梦家先生，也是一位深爱中国古代家具的专家。他们是好朋友，但为了收藏明代家具，他们俩又是友好的竞争者。有一次，王世襄曾淘到并以微值购得一件明式家具时，与他同样爱好古代家具收藏的陈梦家先生一见此物，便十分心爱，恨不能让王世襄割爱。笔者曾多次听王世襄谈起他与陈梦家的往事，令他老发自肺腑之言的那情那景，真叫我感动不已。他说，那年代他们有时甚至为了一件明代家具，双方互为争执，互相逗趣，互为挑毛病，甚至还竞争般地比试对明代家具见识上的高低。比如，陈梦家收藏了一件黄花梨透空后背架格，梦家认为是件得意之物，王世襄偏说那件东西不值，且是“捯饬货”，直弄得陈梦家心神不定。王世襄在《怀念梦家》一文中，不无敬佩、无不自豪地说到他们俩当时醉心于明代家具的情景：“我们既已相识多年，现在又有了同好，故无拘无束，不讲形式，有时开玩笑，有时发生争论，争得面红耳赤。梦家此时已有鸿篇巨著问世，稿酬收入比我多，可以买我买不起的家具。例如那对明紫檀直棂架格，当时在鲁班馆南口路东的家具店里摆了一两年，我去看过多次，力不能致，终为梦家所得。但我当年不像他那样把大量精力倾注到学术研究中去，我只是经常骑辆破车，叩故家门，逛鬼市摊，不惜工夫，所以能买到梦家未能见到的东西。”

的确，按当时的经济条件，陈梦家比他收藏和研究明代家具更有优势，但王世襄也有其独到的优势，那就是他勤劳、执著、不惜功夫，踏破草鞋、持之以恒的作风，几十年如一日，甚至他与梦家两人在1957年都被划成了右派时，也从未中断。当然，王世襄对这位年长他三岁在古代家具上的收藏大哥，是非常尊敬的，他曾说：“梦家比我更爱惜家具。在我家，家具乱堆乱放，来人可以随便搬随便坐。梦家则十分严肃认真，交椅前拦上红头绳不许碰，更不许坐。我曾笑他‘比博物馆还博物馆’。”今若从王世襄之论，也更说明了陈梦家确具有一代学人的资质。

但不幸的是，陈梦家先生却在1966年9月“文革”开始时即被迫害致死，享年仅55岁。对于这位曾与他一样抢救与保护过明代家具的中国著名学者，王世襄心中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并为他英年早逝悲痛不已。有一次在京时，他又一次地对我说起陈梦家：“如果天假其年，幸逃劫难，梦家能活到今天，我相信他早已写成了明代家具的皇皇巨著了。而这个题目轮不到我去写，就是想写也不敢写了。”笔者听到王世襄如是说，真为他的真诚坦率而感动。我曾对他说，你怀念梦家，我也非常喜欢他的作品，我曾读过他撰写的《尚书通论》，家中还藏有他一本初版的诗集《梦家的诗》，读着这本存世已少的诗集，特写了“新月张开一片风帆”纪念这位新月派诗人。王老听了很是高兴。我还告知王世老，陈梦家的夫人——赵萝蕤的纪念馆，已在你慈母的家乡矗立了起来，人们会永远深深地怀念他们的。他听后无不动容，这一如王世襄《怀念梦家》一文中，在结尾处动人心魄的话：“梦家！梦家！呜呼尚飨！”读了这样的文字，怎不令人又想起梦家其人其诗呢。

类似这样的收藏经历在王世襄身上可谓不胜枚举，建国初期至50年代中期，应是王世襄家具收藏最丰盛的阶段，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政治经济尚处平稳，阶级斗争运动尚未掀起，久历战乱的知识分子们的生活过得平静而自得。而那时的北京城，古玩店、鬼市的藏品还颇多，王世襄所藏之古代家具大多在那一时期购得。

如50年代后期，琉璃厂某古玩店将歇业，王世襄在玻璃柜看中一紫檀台座式小几，风格细致严谨，欲购之，店东知意后说：“你拿走吧，可别看不起它，当年在上面放过成化斗彩和珐琅彩，现在时势变了，用不上了。”

还有一次，王世襄去一经营珠宝玉器的商场青山居串门，看见楼梯下放着一具铁力五足大香几，独木面，特别厚重，颇为稀有。他见众人并不把此几当回事，只用于寻常家用，便希望能够出让，问了几位负责人，都说此物为集体所有，做不了主，王世襄只得失望离去。谁知两年后，王世襄偶在地安门桥头古玩铺曹书田处看到这件香几，价钱不高，他便立刻买下，一个人将沉重的香几抬上三轮车，两手把着牙子，两脚垫在托下面，运回家中。这次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偶然收获，让王世襄欢喜无状，连脚面被硌出两道沟都没有感觉疼痛。

但有时王世襄遇索价甚昂之铭心之物，则不惜倾囊以购之，甚至辗转不得者，仍坚持追寻到底。如50年代初，王世襄在北京通州鼓楼北小巷一个回民老太太家中，看到一对黄花梨杌凳，无束腰，直枨，四足外圆内方，用材粗硕，十分简练质朴，尽管藤编屉残存不多，但总体上没有伤筋动骨，他一见便十分喜欢，便向老太太表示了购买之意。老太太说：“我儿子要卖20元，打鼓的只给15元，所以未卖成。”王世襄掏出20元递过去，老太太说：“价给够了也得等我儿子来办，不然他会埋怨我。”谁知王世襄等到快天黑，还不见老太太儿子之面，他只好骑车回北京，准备过两三天再去。不料两天后，王世襄在东四牌楼挂货铺门口，看见打鼓的王四正坐在那对杌凳上。王世襄上前询问价钱，他说：“四十”，王世襄当即决定买下，但不巧的是忘了带钱包，没法付款，便转而回去取钱，待他返回此杌凳已被红桥经营硬木材料的梁家兄弟买走了，王世襄与这对杌凳又再次失之交臂。若换一般人，两次无功而返，心想与此物无缘，肯定也就作罢。但王世襄依旧锲而不舍，之后他每隔些天去梁家一趟，但梁家两兄弟就是不肯出让，王世襄自然不死心，仍然隔几天总去一次，这样一直持续了有一年多，去了将近20次，最终不负有心人，花了400元买到手，恰好是最初通州那位老太太要价的20倍。

令人庆幸的是，后虽历经时代变迁、运动纷繁，藏品得失皆有，但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其所藏明式家具已达79件之多，其中传世的重器有：明代宋牧仲紫檀大画案、明代紫檀黑髹面裹王枨画桌、明代黄花梨独板面心大平案、明代紫檀牡丹纹扇面形南官帽大椅四具成堂、明代黄花梨圆后北交椅成对、明代黄花梨透雕麒麟纹圈椅成对、清前期绦环板围子紫檀罗汉床，而其他的柜、架、几、杌、镜台等亦不乏精品。

颇费苦心的淘换、收集过程中，王世襄不仅保护了不少古代家具，还在对一些破损古家具的修补中结识了不少家具匠师，跟他们手把手地学习如何拆装明式家具。古代家具结构精巧，全部部件由榫头连接，不经过反复仔细地实物观察，难以掌握其中的奥妙，这也为王世襄日后详细剖析古代家具的结构打下了实践基础。

同时，广泛地接触大量明式家具精品也是王世襄治学研究的前期准备。他常常细致地揣摩自己的家具藏品，对其进行考据、拍照和绘图。除此之外，王世襄还广泛接触个人珍藏和国内馆藏的明式家具精品，从木质、年代、造型、美感等方面做对比研究，并通过各类图书资料深入分析了故宫博物院等文博单位的家具藏品，还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逐一拜访和观摩了20世纪前期京城家具收藏名家如定兴斋郭世五（葆昌）、苍梧三秋阁关伯衡（冕钧）、萧山翼盦朱幼平（文均）和满族大收藏家庆小山等的佳作珍品。所以有人说，王世襄能“玩出世纪绝学，但这绝学假如没有爱的倾注，是绝对做不成的”。

广泛的接触投入和揣摩钻研，王世襄在明式家具之研究上积累了丰厚知识的底蕴，具备了在这一领域厚积薄发的基础。但“十年文革浩劫”让他的治学路程被迫中断，否则可以预见他的明代家具研究成果，可能更早地为世人所知，幸好天假以年，只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放在任何地方都会出成果。这正如2005年王世襄在接受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访谈时，直率而坦诚地说过这样的话：“做成一件事情，第一要有机会，第二要有恒心，第三还要寿命活得长。”（大意）这的确是肺腑之言，王世襄的许多大部头著述，都是在80岁以后撰写或者最后完成的。如果王世襄没有自选一条自珍自爱的人生之旅，没有他活得健康长寿的体质保障，那么他的40多部对人类有全新价值的著作，也许就默默地被湮没于人世了呢。笔者曾看到许多有作为有才学之人，在他们的生命里，是完全可为世人留下专业的或非专业的著作的，有的甚至积稿数十年，书稿盈箧，但是生命之树过早地凋谢因而未能留下果实，闻之令人扼腕叹息。

如果我们今天才去追溯明式家具形成的历史渊源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任何一门艺术，到了某一时期都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灿烂光辉，因而被称为黄金时代，这都是从它的前一时期的成就继承、发展而来的。被推崇为中国古代家具顶峰的明至清前期家具，当然也不例外，迎来了中国传统家具历史长河中发展而来的黄金时期。明式家具的艺术价值，即明及清前期家具之所以能有如此高的成就，除了继承宋代的优良传统外，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城市乡镇的繁荣，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大大增加了家具的需求，而且由于历史经济之转型，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生活的习俗，兴起了普遍讲求家具陈设的风气。二是海禁开放，大量输入硬木，使工匠有可能制造出精美坚实并超越时代的家具。这便是市民生活由传统与现代并存发展之结果。我们可以说，明代家具黄金时代之产生，也可佐证随着海禁之开放，为中国手工业向近代工商业之嬗变准备了有利的条件。

再就江南一带新兴市镇而言，据《乌青镇志》记载：“乌镇与桐乡之青镇，东西相望。昇平既久，户口日繁。十里以内，居民相接，烟火万家，……地大户繁，百工之属，无所不备。”以丝织为中心行业，兼是货物聚散地的震泽、平望、双杨、严墓、檀丘、梅堰等镇，到明代嘉靖与万历年间，居民和商业都比过去数倍或十倍地增长。地方志虽没有提到当时当地的家具制造，但家具既然是生活必需品，必然属百工之一，和其他手工业一样，也有很大的发展。

范濂《云间据目抄》载：“细木家伙，如书桌禅椅之类，余少年曾不一见。民间止用银杏金漆方桌。自莫廷韩与顾、宋两公子，用细木数件，亦从吴门购之。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装杂器，俱属之矣。纨袴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贵，凡床厨几桌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不难看出中国家具之历史发展至明代，随着江南市镇经济的发展，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许多富家动辄花费数万钱，购置硬木家具，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时尚。正因为这种社会风气的不断增长，推动了明代家具的生产水平，无论在其数量上或在其质量上（工艺的精益求精上）均达到了前所未有之水平。笔者近读有关中国近代手工业以及其行会制度发展之历史，从明至清，在行会的分类上，大致有纺织业、绸缎业、油酒醋酱业、皮货业、国药业、木业等等，我想，王世襄所精心研究的家具业，在明至清代应归属于木业。如此看来，我们看一部王世襄的关于明代家具之研究，无疑是为我们大家提供了一部中国木业史及其近千年的生活史，让我们更可窥测到了明清以来中国人社会生活之演变。

1982年，香港三联书店看到王世襄撰写的多篇明式家具的文章后，希望王世襄能编写一本以明式家具为题的专著。这一邀请让王世襄兴奋不已，与明式家具结缘40多年，他自然希望将自己的心得与更多的人分享，自然希望明式家具的价值能为世人所珍，于是他捧出了自己持续三十年岁月笔耕而成的《明式家具研究》一书。但香港三联书店作为成熟运作了多年的出版机构，考虑到市场需求，认为《明式家具研究》一书，内容翔实丰富，但论述过于学术和专业了，不太了解明式家具的读者恐看不下去，如若先出一本全部彩图的，着重欣赏价值而不是学术价值的图录，让普通的读者了解明式家具历史艺术价值，必然会让读者非常受欢迎，以引起他们的关注和探究热情，下一步再推出侧重学术分析的《明式家具研究》一书，想必能获得更好的市场效应和口碑。王世襄听后欣然同意，之后年近七旬的他，开始了为图录奔忙并全力以赴拼着老命干。他延聘名匠，如与他合作多年的祖连朋师傅，将家中所藏家具全部修饰整理停当，又亲自一件件地搬到照相馆拍摄成彩色照片，尔后又忙碌着一件件地搬回，王世襄又到故宫博物院、京城私人收藏家处，寻访有价值的珍品拍摄照片，花了将近两年时间，终于编成《明式家具珍赏》一书，1985年由香港三联书店与大陆文物出版社合作出版。

《珍赏》一书详细介绍了明式家具的用料、源流、艺术特色和实用价值，并精选162件明式家具珍品，图片中一件件明式家具，散发出如古玉般细腻静穆的光泽，优美的线条、玲珑的雕饰一览无遗。果然，这本精美的图录一经上市便受到好评，引起大陆、港、澳、台和欧美热衷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界、收藏家们的广泛关注。随即在1985年至1988年，《明式家具珍赏》又相继有台湾中文版、英、美、泰等国不同的英文本、法文本、德文本等九个版本问世。

随着《明式家具珍赏》一书在海外掀起热潮后，王世襄又快马加鞭、夜以继日地将《明式家具研究》一书补充完整，又将妻子袁荃猷多年深夜伏案绘成的800幅家具线图插入书中，令此书图文并茂。王世襄要么不干，一旦干了则总想把它做得完美和极致，他还不惜功夫，从工匠口中和则例等古籍中收集了一千多条家具名词、术语依汉语拼音的次序编成一部名为《名词、术语简释》的小词典，置于卷末，以便于读者的了解与研究。

王世襄的《明式家具研究》于1989年在港、台两地同时推出后，不久又出版了英文本。值得一提的是，《明式家具珍赏》与《明式家具研究》两书的英文本的翻译，王世襄也都亲自参与，由他用英文口授书中内容给《珍赏》的译者韩德乐女士和《研究》的译者梅先生，再由他们最终整理完成翻译，正是由于他扎实的英文功底，才使两本著作迅速翻译成英文本出版，才使海外也认识了这位明式家具收藏和研究大家。王世襄至此于明代家具研究之成果最为丰硕，先后在国内外出版的两大专著，影响颇为深远。对于明代家具之研究的重要性，作者在两书之前言以及序中，已开宗明义说得很清楚，在此不必重述。王世襄多篇有关明式家具文章的发表和两部重量级著作的出版，可说是开了海内外明式家具研究的先河，因其以披阅古籍历史资料和实践考察走访相结合的方式完成，体现了一种科学的治学态度，从而奠定了这一学科门类的研究基础，这也是别人无法替代的一种研究，就是说并非是靠图书资料在书房中产生之结果，王世襄其贡献之独特性也在于此。笔者认为除这些以外，王世襄在其对每一件明代家具的讲述中，可谓细细道来，似乎讲多于述，经此可看出他的研究方法显然突破了讲而不论或者论多讲少的一般传统研究方法，这也是他的先进处和与以往研究明代家具的不同处。考察整本《明式家具研究》，足见王世襄已掌握近代西方对考证研究的要旨，作者对明代家具分门别类以及每一细处的解释，从不作空泛的论说，而总实之以丰富的生活史料，甚或用古人的生活方式、古代书画上所可窥察到一些生活图景之细微处，并辅之以谨严的考据方法一一道出，从而犹如取烛照幽，使明代家具在其工艺发展史上之谬误处立见其病处。所以王世襄的两大著作一出世，即能引起国内外有识之士的广泛关注与深远影响，使人耳目一新，又让中国明代的家具熠熠生辉起来。

为了说明这一强烈影响，在这里我们只要一提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WilmaCanonFairbank，1909—2002），于1991年从美国致王世襄的一封非常钦佩与盛赞之信，就可知道王世襄的明式家具在海外的影响。这封信充分评价了明式家具之学术成果。为飨读者，把她从美发来之信译录如下：

亲爱的王世襄：

你的两大册漂亮而壮观的《明式家具研究》之于我可真是珍贵的圣诞礼物啊！几天前你的一位好心的朋友将这两册书送来给我。我真无法想象你为你毕生追求之事业造就了如此非凡的成果，而且将它翻译成了英文，让中国之外的全世界国家都能了解到，真是全世界的家具爱好者们的幸事。他们中还有一些从未听说过中国的古家具工匠。

书中你太太所绘的线图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如此细致而明晰，再加上我之前并不知道她一直从事音乐领域的研究，因而更感了不起。实际上正如你所看到的，跟你这位我早年在中国认识的好朋友，我已经很久都未联系了。而今年秋天你在这里时我们又没能见上面，这让我只得继续感到遗憾了。

多年前，你曾将我写的有关武梁祠的文章译成中文，我一直对此非常感激。如今我已81岁了，收到你如此珍贵的礼物，我真是又欠了你一次情。因为你这本精美之作也为了纪念Larry（拉里）（他该怎样珍爱这份礼物），我想将一份小小的纪念品赠上。那是我在拉里去世后写的传略，代表了我们对自30年代认识他以来这么多年友情的纪念，以及对他毕生成就的赞赏。我可以想象得到，那时你在堪萨斯城时，你和他是怎样热切地交流和分享，尽管那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了。

John（约翰）和我如今都已八十有余，年岁不饶人，可我俩依然忙碌着。他同时忙着3本书的写作，而我则忙着修改我写的有关思成和徽因的稿子，希望今年或者明年能够找到一家出版社将它出版成书。

真诚的祝福并非常感谢

慰梅

费慰梅，享年92岁，她是一位研究中国古代艺术的学者，其父是美国哈佛医学院的著名生理学家。1931年她从大学毕业后即来中国，后在北京与正在中国做博士论文的费正清结婚，抗战时曾任重庆美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她是梁思成、林徽因的最好的朋友，她的《武梁祠建筑原型考》被王世襄翻译发表于1945年出版的最后一期（第七卷二期）《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

王世襄的《明式家具研究》与《明式家具珍赏》两部大书，笔者已翻了多遍，越看越有味，无论是哪一张图片，哪一件家具之局部，乃至细部，无不令人神往，读之盎然。如果我们的读者，对中国独有的明代家具有一种热爱的话，想必能去珍赏一番，当然我们并不要求读懂那里面很专业的文字。我们从书中看到王世襄多年积累下来的实物照片，长期流落海外的一些器物的图片，以及由王世襄夫人描绘的线图，无疑都给研究与珍赏者更多的补充，从而使明式家具在门类品种上更臻完备。尤其是王世襄在书中对各类明代家具之品种作了精细的排列，对我国古代家具从古至今的发展概貌作了论述，让读者有了更清晰的了解。在对古代家具之造型上，分列了无腰束与有腰束两大体系，且通过上溯其源来解释古代家具在造型上何以各具特征。王世襄从明代家具之剖析上，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明代的生活风俗习惯，同时为我们传递了明代承载的文化信息。王世襄站在历史、考古、文学、绘画等学科的结合上来审视与研究明代家具，他把中国明代家具外具形象上之变化，提升到了理论的高度来认识，从而探索了中国家具的造型规律，这都体现了王世襄对明代家具研究的独创性及其他研究人员不可到达之高峰。自王世襄为世人贡献了这些藏品，并为此撰写成大著后，明式家具很快便成为收藏家和海外博物馆的重点收购文物，正是由于他的研究，从而使中国古典家具，走出了传统，走向了世界，步入了科学研究的殿堂。

令王世襄始料不及的是，他的每一部著作一问世，都会引起海内外对明式家具的收藏热。由此，大量的明代家具一件件被从全国各地发掘出来，价格增速也是一日千里。当王世襄看到这样的情况后，他特地还为美国加州中国古典家具博馆藏品编了一本图录——《明式家具萃珍》。该馆在短短几年内，便收集到一百多件有价值的明式家具，大量实物的涌现，正说明它适逢其会。明式家具发展到了今天，特别是王世襄先生花了几十年之辛苦劳动，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发展期。笔者在与王世襄多次通话中，他非常高兴地说，由于他的呼吁传承，可以说在全世界带动了一个收藏、传承之群体的出现，更值得他高兴的是，在中国几乎带动了一个制造明代家具的产业，可以说为我们整个社会解决了几百万人的就业机会，真是功莫大矣！

但是，在掀起明代家具热的同时，也出现了令人忧虑之处，国内的明式家具，很快就被倒卖完了。明式硬木家具被倒卖殆尽之后，又转到倒卖民间杂木家具。大量的实物从山西、陕西、河南等省运到北京。除被国内商家或收藏者购买外，也大量出口。现在国内民间的旧家具，也快被从各种途径卖完了。以上都可以说明一件事物的发展变化是多么的迅速和出其不意，笔者想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大概是在一个人口众多的中国，从众心理与趋利、起哄风带来的问题所造成的，从而使收藏文物包括古旧家具的购买力，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中大增起来，这就直接影响到家具的用材、修复、仿制，甚或造伪等各个方面的问题。

王世襄虽已是一介衰翁，但他对中国人用聪明智慧创造的明式家具，如何保护与更好地传承，用心良苦。因为，在近年他看到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家具行业生产加工与品种类型上，存在着许多令人忧虑之处。为此，他在《求知有途径，无奈老难行》一文中，谆谆告知我们：“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近几年来，很多木材从东南亚输入，有些木材的品种我根本不认识，从来没见过。如果连原料都说不上，做成家具，刷点色，上点蜡，就更看不出来了。因此，现在搞家具研究的人首先要研究新的进口材料，把木料来源、不同类型或同一类中不同名称都弄清楚。现在有好些像紫檀又不是紫檀的木材，说不出它的名称。不像从前家具的用材比较容易分辨。家具摆在那里，离我二三十米，我就知道是黄花梨还是紫檀，大致不会错。因为从它的造型、它的做法就能看出它是什么木材。现在家具市场已经乱了套，加上仿制品，更说不清用什么木材，所以只有敬谢不敏了。现在研究家具，一定要先辨认木材的种类，特别是新出现的品种及其产地。如认真研究需要向木材行业请教。不仅是国内的，国外的，向他们索取木样。如能出国考察则更好。至于科学的分类、辨认则需求助于木材学的专业人员。技法和设备都要经过专门的训练才能掌握和使用。研究家具要深入到木材学这一区域就更难了。目前仿古家具的制作和修复，好坏差异非常大，作坊遍地开花。古典家具的鉴定有时候就和判断瓷器、玉器一样，初看认为不错，仔细观察就不对了！”上述切中时弊的话，无论对目前正在生产家具行业的人，还是从事明式家具研究乃或收藏者，真可谓是金玉良言。

王世襄从事了四十多年的家具研究，对于时代的发展，他总是能以敏锐的眼光、谦虚的态度去学习，他说对明代家具“除了做宏观研究、统计其品种、阐述其使用情况和地区特色外，还应选出其精粹，编成图录。后者比前者工作更为繁重。因为好的实在不多。要从多少万件中才能选出来……”所以，他认为大家只有不断更新知识，修正已有的知识，努力跟上时代的发展，才能把明代家具及民间的各种家具做好，才有益于人类自身的需求与发展。

王世襄为使他喜爱的明式家具的研究能够延续下去，除了著书撰文以及在海内外发表演讲外，还以博大的胸怀提携后学，真诚地指导他们，希望这项事业后继有人。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他与中年学者田家青的交往。当他感受到田家青对清代家具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极大热情后，便在学术上给予指导，从而促成了《清代家具》一书在香港的出版。他在特意为此书所写的序言中，热情地谈道：“这是第一部关于清代家具的学术专著，研究、著述从填补尚付阙如的空白开始，并能达到如此规模，值得赞贺！”他接着评述道：“研究任何一门学问，持严肃的科学态度，十分必要……”

我想，如果我们正在从事家具行业的生产者或研究者，真能遵循王世襄为我们指出的这条路去发展，那么中国曾经领先于世界的明式家具，将会有不可估量的前途。王世襄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我还年轻，三四十岁，我还要努力跟上时代的发展。哪怕是六七十岁，也尚可一贾余勇，多少增加上一些知识。”读了这样的文字，再读他所撰著作以及与明代家具有关之论文，其研究之精细，观察之周密，对实物调查之广泛，论证之审慎而具说服力，实前所未有，其一言一行不失大家风范。每当这样的时候，我眼前总浮现起他不顾年迈体衰的形象，以及他对明代家具所怀有的一颗念念不忘之心，而他的已被译成多种文字的著作，可以说是我们永远读不完的大书。 C9uKMqPMEAA4tzJOf3SemlUjqtvycnSfRvd+o5tt9Rh9IYOa/hnAH1CN+3SPOM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