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秋，北京城东的芳嘉园小院一片和谐宁静，沿墙一窄畦一排宽叶矮竹，苍翠欲滴。墙下正放着一二十盆兰草，葳蕤妩媚。最生机盎然的，无疑是园中的一架葫芦，长势甚佳，经秋刚结出了一个个青嫩的小葫芦，风过处轻轻摇曳，煞是玲珑可爱。

一队红卫兵气势汹汹地冲进芳嘉园，总有一二十人，进得园中就先高喊“毛主席万岁”口号，同时高唱革命歌曲。园中各家包括王世襄在内，似没弄清事情就里，红卫兵小将们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开始了抄家和破四旧。乒乒乓乓，不一会儿，园中已是叶落枝折，各家中廊前窗下，已是一片狼藉，大家脸上也自是惊恐万状，幸好红卫兵小将们砸抄了一会，像是累了，带头的小平头队长一招手，发出一阵胜利的唿哨，便率众扬长而去。小将们虽走了，一片静寂，大家一下子还是有点惊魂未定，直到完全听不到红卫兵叫嚣声，方才回过神来，纷纷收拾家中被翻乱和砸碎之物品。

王世襄走到园中，看到被红卫兵推断扯断的那架葫芦，看到满地被揪落的嫩葫芦，被连根拔出扔进垃圾桶的一盆盆兰花，不免心痛难当。这是北京城破四旧的第一天。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炮制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进一步肯定了破“四旧”的提法。但如何破“四旧”还尚无样板条文，中央没有说明。1966年8月18日，召开“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并举行大规模的游行。这一天，毛泽东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从这天起，北京红卫兵小将们纷纷走向街头，张贴传单和大字报，集会演说，开始了所谓的“破四旧”运动，他们的目光从店铺转向包括历史文物在内的更加广泛的目标。

“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之初，王世襄虽于1962年被摘“右派”之帽，可依然被视为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人群，遭受大字报批斗，当众开批判大会等，接受着“革命”的洗礼。王世襄对运动中的一切荒唐、颠倒是非的行为，在那时已慢慢学会平静对待，学会了放宽自己的心境，运用理性和智慧，尽量做到“无故加之而不怒”，使他所热爱的传统文化，减少在革命中被毁灭。王世襄那时目睹了红卫兵在北京城“破四旧”的壮举，短短几天时间内，北京市便有十多万户人家被抄。6843处文物，竟有4922处被毁。大量学者名人所藏的珍贵文物，均被毁灭殆尽，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曾回忆说：“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意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红卫兵共毁坏各类文物6000余件，烧毁稀有古籍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宋元珍版书籍1000多册。

当时，王世襄自然无法知晓这些数字，但从“破四旧”开始，他便已预感到家里多年一点一滴、辛辛苦苦所藏的明式家具、佛像、铜器、字画、漆器、鸽哨等心爱之物以及家传的古籍善本和自己的手稿，都会毫无疑问地被划为“四旧”之列，极有可能在再抄家中遭到灭顶之灾。尤其是那些革命小将，大都年幼无知。这又一次使他忆及“三反”时那些年月的光景，那时他面对一群“打虎英雄”时，也是束手无策，当与他们言及朱桂老这样有名的人物时，对方只是茫然不知其人，还以为朱桂老是唱戏的人。如今要在乱哄哄的情况下，跟这些革命小将说这些文物的珍贵价值，无疑比对牛弹琴更可笑。

王世襄一直在焦急地思考着，他想目前在中国大地上，已不可能力挽狂澜地去阻止这场“革命”的发生，疯狂抄家既然已不可能从这大潮中幸免，那么，惟有想办法使损失尽可能减少到最小。为此，他主动跟国家文物局联系，请接管国家文物局的大学红卫兵们前来“破四旧”抄家，并说明家中一些文物的价值，以及在此形势下交给国家保管的必要性。当然，对王世襄这样一个爱好文物成癖的人来说，要告别与之朝夕相处、时常把玩的那一件件心爱之物，自然是心酸难忍、难舍难忘，但他更不忍心看到它们被无端毁于无知之手，他的理智告诉他，在那个史无前例的特殊的政治风潮下，将自己心爱的文物交给国家有关部门完好地保存，使中国宝贵的文物还能够在这场浩劫以后继续传承供后人欣赏，可谓是最为明智和理想的选择。

也许是文物局的红卫兵们看王世襄“自我革命”的态度诚恳，又看到他主动请缨并有文化知识和素养，他们终于认同了王世襄的说法，在进入王家抄家和将所抄之物搬上车时，都还算客气，也非常小心，并将大多数东西完璧无损地封存到了规定的地方。在那个狂热的革命时期，王世襄“主动”申请“抄家”可谓一步险棋，却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还影响了同院为邻的黄苗子、郁风夫妇。他们也效仿王世襄主动请缨的做法请所在单位的“造反派”来抄家，还雇来七辆三轮车，将所藏之明清善本连同书橱和其他书画藏品一起送到单位，其中包括自己多年来摘录的美术史读书卡片达两万多张。

“文革浩劫”中无数的文化瑰宝化为灰烬，而王世襄却在“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后，因落实政策重新收回了自己绝大多数的心爱之物，包括他的阔别多年的手稿书信。而黄苗子、郁风近千种明清刻本劫后也同样回到了他们身边。真的，我们现在无法得知那时是什么启示着王世襄做出了这样明智的决定，是经历过了“三反”、“反右”诸多运动的磨难，让他处变不惊，还是年轻时的追宝经历提示了他？也许是中国千年文化自强不息的信念驱使了他，总之这真是一个有头脑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文革”时代难得地幸运了一把。

1967年至1968年“文化大革命”初期“破四旧”的疾风暴雨过后，北京城稍显得平静了一些，但所有单位从科研机构到学校、工厂等，都停止了正常的工作运转，每个角落里都贴着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王世襄每天去单位便是去接受批斗、写检查。他“文革”前正着手进行的著书立说，自然也无疾而终，家里的藏书都被抄走，无书可读，更别说写东西了。唯一可读的只有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

那时，王世襄经常还得从事繁重的劳动，经常蹬着三轮车从大郊亭运五袋水泥回沙滩红楼，往返足有30余里地。何况因被打成“右派”的王世襄，被剥夺了全部的工资收入，每月只发一个人的生活费。只有袁荃猷是领全薪，所以一人工资，当时却要供王世襄、儿子敦煌及两位老人的吃穿用度，生活上自然捉襟见肘。同时60年代初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物资供应的普遍紧张，再加上每天要从事体力重活，因而导致王世襄在“三反”时在公安局看守所感染的肺结核，又在1969年复发，且有空洞，医生嘱咐要卧床休息。然而，此时全国又发起了知识分子下放劳动大潮，文物局系统当然也不例外，开始了所有人员下放“五七干校”接受思想改造。

王世襄感染肺结核，本应静养，可军宣队勒令必须于10月1日前随同文物局系统人员下放湖北咸宁，形势所逼，他也只得无奈地拖着孱弱的病体，背上简单的行李，随下放大军离开北京城。而夫人袁荃猷所属的音乐研究所，人员下放至天津团泊洼静海干校，她也在王世襄出发后几天随单位下放了。而唯一的一个儿子敦煌，也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到宁夏生产建设兵团。温馨和美的一家三口，顷刻间天各一方、互不相见。

王世襄带着病体，心中藏着无限的伤痛，在咸宁开始了他人生中第二次较长时间离开北京城的漂泊岁月。遥想起第一次离开北京城之动荡年份，他作为一个有志的年青人，是不愿在日伪统治下苟且生活而去；这一次，令他不安与百思难解的，则是因为狂热的群众运动而去接受劳动改造的。这时的他，年近55岁，两鬓日显斑白，却在新的社会主义形势下，再一次背井离乡。真可谓人生命运多舛，反复无常矣。

咸宁市位于湖北省东南部，长江中游南岸，湘鄂赣三省交界处，是南下北上的主要通道，有“湖北南大门”之称，文化部五七干部学校正选建于咸宁的向阳湖。1968年至1972年间，6000余名文化界的干部，作家、翻译家、出版家、艺术家、文博专家、学者及家属陆续下放来到了向阳湖畔，经历了为期3年左右的干校生活。下放向阳湖的知名人士包括：作家有沈从文、冯雪峰、冰心、楼适夷、张天翼、孟超、陈白尘、萧乾、臧克家、张光年等；出版家有陈翰伯、陈原、范用等；学者有宋云彬、周汝昌、周绍良等；文博专家则有吴仲超、王世襄、徐邦达、朱家溍等。当时的向阳湖，真可谓“六千文化人，同一块土地”，感觉还真与王世襄抗战时期投奔的四川李庄相类似，那时的李庄也是汇集了各类的文化精英。不同的是战火纷飞的岁月里，那些文化人虽饱经颠沛流离却在愁苦中拾起希望，依然能孜孜不倦地开展各项文化学术研究；而在政治压倒一切的时代，咸宁的知识分子们大多已在各项运动狂潮中饱受煎熬，他们在彷徨惊恐中小心求生、谨言慎行，最大的希望只是平静地生活，等待到什么时候能早日回家。真的，在那样特殊的年代，一年年逝去的历史，没有时间作出任何公正的答复，它的任务只是记录史无前例的光荣的丰碑。

在咸宁的五七干校，王世襄最初被分配看守菜地，随即参加开畦种菜。农村的生活条件是非常艰苦的，住房破败而窄小，而且咸宁气候潮湿，大雨袭来，房子里几乎是下小雨，大风刮时房子更是摇摇欲坠。王世襄和干校里的知识分子每天要早起干农活，从小出身官宦世家的他，在那里几乎干遍了农村里每一项农活，犁地、种菜、放牛、养鸭、喂猪、栽水稻，除了体力劳动外，还得时常接受军宣队的思想教育。

王世襄至今还记得，有一天一个军宣队队员在高坡上对全校学员讲话，结尾时加重语气地说：“你们死了心吧，别想回北京去，把老骨头就扔在此地吧！”这句当时代表最高权力机构的语言，出于一个喜怒无常之徒，他穿着黄色的军装，上装口袋上别了一枚红色的像章，盛气凌人甚或冷酷无情。可是，这些使人绝望的语言，以及当时艰苦的生活条件，每天繁重的体力活动，却没把王世襄吓倒，也没有使这个怀着肺空洞的病号折腾到只剩下一把老骨头。恰恰相反，随着时日的一天天过去，王世襄战胜了病魔，体格反而比离开北京时更健壮了。到1971年时，他每天已能从低洼水塘中挑一百多挑水浇灌菜园子了。当然，也有一次，他拖着虚弱的身子来菜园挑水，一下子晕倒在地，但当抬头张眼时，不期竟看到一株倒在地上的油菜花，看着那折断的枝头上依然金灿灿的花朵，王世襄仿佛看到了自己在“文革”中的命运，他为此特地写了一首《畦边偶成》的诗：“风雨摧园蔬，根出茎半死。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这首借物喻人小诗，后来被王世襄称为“菜花精神”的体现，这种精神在鼓励着他在向命运抗争。

天生的乐观性格和历经磨难挫折而形成的自珍信念，让王世襄决心顽强面对现实，不仅要生存下去，而且要活得更好，活得比否定他、摧残他的人更有价值。一种千百年来在中国卓越知识分子身上所体现传承的坚忍精神在支持着王世襄抗争，这是一种看不见的但强大无比的文化力量，这种文化力量，在看似封闭而一潭死水的五七干校里，一如石缝里的野草、畦边的菜花，生生不息，默默积蓄力量以待重生。“什么地方有文化的存在，暴力就不可能在什么地方长期作威作福”，这句话形容“文革”中的咸宁干校非常贴切。这从文化人在咸宁干校中写下的大量诗文中，犹可窥其一斑：沈从文在漏雨的屋中从容地写下了不少诗，破了解放后十年乃至二十年的纪录；陈白尘偷偷地记下了《牛棚日记》；陈羽纶在蚊帐中油灯下读英语文学名著，杨绛的《干校六记》，均可作为这句名言的经典注解。

王世襄在干校岁月中，同样写下了不少观景抒情言志的诗，如咸宁道中两首就颇值得我们今天的读者一读：一路山村不记名，村村人尽备春耕。

雨余先贮秧田水，

黄菜花中一镜明。

丹桂谁栽大合围，

夹衢双阙势巍巍。

轻车驰过争回首，金色凝眸香满衣。诗中一派生机盎然的田园风景，朴实的农耕景象，丝毫不见愁苦和一点自怨自艾，当时的王世襄是在用阳光的眼睛观看黑浊的世界，才能有此诗意。乡间劳作扁担自是随身的农具，王世襄还为来到咸宁后常年携带的那根扁担写了五首《扁担铭》：

其一，与尔伍，三寒暑，向阳湖，学稼圃。

其二，不作简，不为屏，肩头日日随吾行。

其三，破粉节，留青筠，两端颤颤如有神。

其四，海可填，山可夷，此君劲节不可移。

其五，莫低莫昂，莫抑莫扬，平允正直，无往不臧。你看，一根普普通通、平凡无奇的扁担，却写出了王世襄一直坚持的文化人的良心和气节，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坚守自珍，既不妄自菲薄也不盲目自大。

身体战胜了病魔，心情也越来越开朗，久居北京城的王世襄，思忖着全国大形势的走向，只能在无可奈何之中度过，他也渐渐地陶醉在咸宁农村的田园风光之中。况且，那时的北京城，大街小巷充塞着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周围都是情绪激昂高喊造反口号的造反派，相比之下，咸宁成了安逸的一隅。他后来在一篇题为《百灵》的散文中，曾这样动情地回忆道：“我被安排住在围湖造田的工棚里，放了两年牛。劳动之余，躺在堤坡上小憩，听到大自然中的百灵，妙音来自天际。极目层云，只见遥星一点，飘忽闪烁，运行无碍，鸣声却清晰而不间歇，总是一句重复上百十次，然后换一句又重复上百十次。如此半晌时刻，蓦地一抿翅，像流星一般下坠千百仞，直落草丛中，这时我也好像从九天韶乐中醒来，回到人间，发现自己还是躺在草坡上，不禁嗒然若失。这片刻可以说是当时最高享受，把什么抓‘五一六’等大字报上的乌七八糟语言忘个一干二净，真是快哉快哉！”读着王世襄的这些天人合一的文字，他在笔者心中透出的是一个豁达的苏东坡之形象。

除了以物我两忘来感受周围的山水自然外，身边和他朝夕相处的小动物们都显得亲切可爱。王世襄与那个叫阿旋的水牛在干校可谓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画家张广当年曾为干校时的王世襄绘制了一幅水墨画像，可谓惟妙惟肖。图中的王世襄手牵阿旋，背着斗笠，脚登布鞋，瞧他满脸绽放着憨厚纯朴的笑容，简直是一幅怡然自得的牧归图。在王世襄日夜悉心照料下，阿旋还产下一条活蹦乱跳的小牛犊，王世襄高兴地为之写下四首纪实风格的诗歌：“阿旋爱吃长茭白，歪角偏耽匐地青。草味熏莸心渐识，牵来无不惬牛情。”他还写道，“日斜归牧且从容，缓步长堤任好风。我学村童君莫笑，倒骑牛背剥莲蓬。”简直成了杏花村的牧童，不，牧翁了。

“架竹栽篱覆草茅，为牛生犊筑新牢。但求母健儿顽硕，慰我殷勤数日劳。”“初生犊子方三日，已解奔腾放四蹄。他日何当挽犁耙，湖田耕遍向阳堤。”王世襄当时处在这般艰苦复杂的环境下，能具有这样的心态，笔者真为之惊奇！我们不妨再读一读他那灵动的诗句。如他在边放鸭边在心中构思的一幅幅美丽的景象：“蒙茸乳鸭戏新禾，恍若黄鹂拂柳过。今日不思柑与酒，但携一竹踏汀莎。”又如，他照料的鸭子产下的鸭蛋，竟大如孩子的小拳头，王世襄快乐得意地记入了诗中：“浴罢春波浅草眠，又缘堤曲下湖田。往来莫笑蹒跚甚，生卵皆如稚子拳。”身处猪倌的王世襄，却仍妙想连篇：“池塘一片水浮莲，日日猪餐日日鲜。自笑当年缸里种，只知掬月照无眠。”说真的，如今我在《锦灰堆》里读到这一首首写于动乱年代的诗句，那陶渊明式的“悠然见南山”之田园诗句，真让人备感温暖。

干校劳动之余，从小便是“吃主儿”的王世襄，竟然在物资相对匮乏的干校，在寂寞与孤独里，无穷的美食韵味始终陪伴着他。1971年之后，干校的戒律稍见松懈，王世襄便经常抽空跟当地的老乡求教，有段时间他着迷于调查、采集、品尝野生蘑。经过了解和实地采集，他知道了当地的食用菌有长在树林里，呈绿色，其味甚佳，不易找到的绿豆菇；有呈黄色，味道稍差的黄豆菇；有体大色红，须经灶火熏才能吃的胭脂菇；还有味佳难得的冬菇和丝茅菇。他从干校“四五二”高地进入湖区牧牛时，还在沟渠边上发现了一种呈紫色的平片蘑菇。起初见如此色泽鲜艳的蘑菇王世襄生怕有毒不敢吃，后请教同在干校的画家秦云岭先生后，才放心地把它与鱼同煮，结果发现这种蘑菇味鲜质嫩，与众不同。除了采蘑菇烹制外，王世襄还对渔家打鱼，乐而不疲。离干校不远处，就是咸宁的西湖，南北长百里，渔场密布，他便常常跑到西湖边的专家湾，向当地的一位渔民叫韩祖祥的求教捕鱼之术。老韩家世代居住西湖旁，以打鱼为生。王世襄起初是找韩祖祥买鱼相识，韩一听口音，就知买鱼人是“五七”干校的。当王世襄看到韩家有青鱼、草鱼、鲤鱼、鳊鱼、箭鱼等好几个品种时，不由眼睛一亮，好奇地问长问短起来。韩祖祥见这读书人虽不知鱼性，却能旁征博引，大有学问，也热情地有问必答。此后，韩祖祥选了一条一斤多重的鳜鱼和一条一斤多重的鳊鱼称给买鱼人。买鱼人临走时依依不舍地说：“我姓王，是‘五七’干校的，以后我每个星期天都来你家玩，中午就在你家做饭吃。”韩祖祥当即高兴地应承说：好事！好事！就这样，第二天天没亮，王世襄就带着酱油、生姜、大蒜等佐料来到韩家。由于来得太早，他同韩家父子在船舱里又睡了一觉。当韩祖祥泛舟载着他一起出湖捕鱼时，王世襄激动不已，立即赋诗两首：

西行斜月照人怀，

三里村蹊独自来。

拂面馨风浑欲醉，

金银花正遍山开。

专家湾下是渔家，

半住茅庐半泛槎。

多谢打鱼将我去，

顿时欢喜放心花。

真的，这一天的捕鱼让王世襄大开眼界，老韩施展了各种捕鱼技巧，什么放钩粑、下黏网、收“花篮”、下卡子，看得王世襄眼花缭乱，他诗兴大发一连写了十首诗，记述了所观的各种捕鱼情景。天色渐晚，韩祖祥驾舟返岸。王世襄又赋诗一首：斑斑白发我犹童，捉鸟张鱼兴尚浓。

此夕中宵拼不寐，西湖学作老渔翁。返岸后，韩祖祥要送鱼给王世襄，但他坚决不受，韩只好收了六角钱，卖给王一条近两斤重的鳜鱼。王世襄回到住处，用野竹根当柴，架起脸盆，白水煮鱼，仅放了盐和葱，吃着却感到鲜美无比。

如此享受着观鱼、买鱼、食鱼之乐的王世襄，却不时想到同样酷爱食鱼、画鱼的老伴袁荃猷，此时她不在他身旁却远在河北省团泊洼干校，此情此景，王世襄不由生出几许感叹：花鳜提归一尺长，清泉鸣釜竹烟香。

和盐煮就鲜如许，只惜无由寄与尝。王世襄写完之后，又将观鱼前后所写的10首诗，工工整整重新抄写一遍，以《观鱼十首寄荃猷并序》一起寄给了袁荃猷。这应是王世襄在干校难得的人生乐事了。

也许是王世襄的好厨艺、爱美食，在干校内传开了，到咸宁的第三年，王世襄被从干农活的岗位提升到了厨房里，不久他就成了那儿的头把好手。再加上那时纷纷上调，干校里人越来越少，而油和糖都攒了整缸，猪还剩下十几头，他便大展厨艺，变着法烹制美食。有一次，王老在饭桌上与我得意洋洋地谈起他在干校厨房里的日子，他说：“刚到咸宁很苦，天天吃南瓜，咸菜是北京带去的，都长红霉了。后来，经我自己的努力，熟悉环境利用环境，就慢慢苦中找乐开始逍遥了，当干校食堂宰完一头猪，头两天熘肝尖啊，炒腰花啊，什么糖醋里脊，都我做；然后第二步，就是吃红烧肉了，最后一步就是吃馅，吃饺子了。”说到干校里他如何做美食，总见他眉开眼笑、津津乐道。

“我当年做过的一个菜，现在任何饭馆也做不出来。也是我做过的一次最得意的香糟菜，就是‘糟溜鳜鱼白加蒲菜’。我刚到干校时候，鲜鳜鱼和野生鳜鱼，四毛钱一斤，等到我走的时候（离开干校回北京的日子），就涨到快一块了。我到湖边去买14条鳜鱼，全要公的，一条母的也不要。母的肚子大，可以区分公母的。14条鱼白，也就是公鱼的生殖器官，非常嫩，跟豆腐一样。蒲菜就是湖里头拿的，喂牛的，叫茭白草，挖一大捆，剥出嫩心就成为蒲菜，每根两寸来长，比济南大明湖产的毫不逊色。香糟酒是我从北京带去的。三者合一，做成后，鱼白柔软鲜美，腴而不腻，蒲菜脆嫩清香，加上香糟，奇妙无比。当时吃的人都大叫好吃。试想，现在一个饭馆哪里会找出14条活鳜鱼来做一个菜？不可能啊。然后这一桌都是鳜鱼，炒鳜鱼片啊，炸鳜鱼排啊，糖醋鳜鱼啊，还有干烧鳜鱼、清蒸鳜鱼和清汤鱼丸。我们叫它‘鳜鱼宴’。”

真的，听了王老说的那些往日趣事，我总想，如果我们把他在干校的那些事，编成一本书的话，就叫它《十四条鳜鱼的故事》，兴许是个多味人生的好故事。

尽管在干校后期，王世襄的生活过得逍遥自在，有热爱的大自然美景和美食伴着他度日，可是他毕竟有自己的事业要做，而如今蹉跎岁月，每日空耗时光的日子，也让他备感忧愁。对于那段日子，他曾有诗写道：春搴兰草秋芝草，朝啖团鱼暮鳜鱼。

日日逍遥无一事，咸宁虽好却愁予！中国千百年来知识分子的文化传播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总让王世襄渴望结束这份“逍遥”，早日回北京重新拾起他未尽的事业。

1971年9月13日，发生了林彪乘飞机外逃叛国，途中机毁人亡的事件，又称“林彪叛逃事件”。1971年10月3日，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叶剑英主持。同时，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10人组成的中央专案组，彻底审查林彪反革命集团问题。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自1972年起，咸宁干校便开始了干部上调过程，率先上调的大多是阶级成分过硬、出身贫困的一群人，而王世襄直到1973年的夏天，才得以上调。阔别三年，王世襄终于从咸宁回到了北京城，那时老伴袁荃猷也从静海干校上调回来了，近六十花甲的老汉，与夫人重新聚首芳嘉园（经三年的农村劳动，那时的王世襄，确也像一个老农）。而那段时间里，同院居住的黄苗子、郁风一家，也从秦城监狱里释放回到家中。虽然“文革”尚未结束，但对于劫后余生的知识分子来说，自然额手相庆。

王世襄调回北京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狂热已在日渐消散，可中央机构与各大单位还尚未恢复元气。屡遭运动批斗的知识分子们，对未来形势也不甚明朗，只能偷偷地读书著述，但从大政治气候看，当时的工作环境已相对宽松。于是王世襄便先着手开始了《髹饰录解说》的修订工作。那时，文物局开始落实政策，将抄走的部分家具、文物发还给了王世襄。可芳嘉园小院又被居委会安排进了好几家住户，不大的四合院里住了七八户人家，王世襄原来放家具的房子也被人占了，只好把家具堆入卧室，成对的大柜去掉柜方能放入，屋中连支张床的地方也没有，正如启功先生所言“拆开捆起，叠高存放”。但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一如火凤凰的他，却在一场巨大悲哀的劫后新生了。不论当时还处于怎样困难的逆境之中，他又一切从头做起。在心灵深处王世襄总怀有一颗不灭之火焰，这从黄苗子后来在1976年时为他写的一副楹联中，我们就可感知：“移门好教橱当榻；漏屋还防雨湿书。”他那静寂中之火焰，照亮了一切缠绕着他的阴霾与苦难，但他总用一支笔重铸出思想的结晶。虽然他所写并非是哲学理论般的精神历程，也不是文学式的内心体验，但却是自己亲身为之的“生存与创新”的另一种体系。 XgMhE1d/gRlvNSEdJILKmpWAA2YJF00eyF5yXZgxNSRM/MW9IIn2IdflIX+WFMK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