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音乐研究所收容后，王世襄重新获得了工作和学术研究的机会。王世襄进入音研所的第二年，妻子袁荃猷也到音研所工作，夫妻二人在工作和生活上互帮互助。王世襄很快摆脱了被开除后消沉的阴影，用忘我的工作来证明自己。

他先从整理、注释与音乐有关的古籍入手，因其从小的古文优势且对古代文物典籍比较熟悉，他在古代音乐研究方面获得了不少成果。1956年4月王世襄写的《古琴名曲广陵散》一文发表于《人民音乐》杂志，该文章是他着力研究了我国著名古曲《广陵散》以及战国以来两千年与该曲有关的文献而写成的，详细而系统地考证了这首绝世古曲的流传过程。《广陵散》在历史上曾绝响一时，建国后我国著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根据《神奇秘谱》所载曲调进行了整理、打谱，使这首奇妙绝伦的古琴曲音乐又回到了人间。王世襄将《古琴名曲广陵散》一文再次修改补充后，作为介绍与管先生用数年时间才发掘出来的《广陵散》曲谱一起，交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印成《广陵散》单行本于1958年问世，称得上是我国现代第一部关于此古曲的专门论著。1956年9月，王世襄还在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民族音乐研究论文集》（第一集）中发表了题目为《傅毅〈舞赋〉与般鼓舞》一文，通过汉代词赋和画像砖石来考证古代流行的一种歌舞。这两篇文章都彰显了王世襄从在燕大求学时代便积累起来的在学术研究上旁征博引，融会贯通的扎实功底。

可王世襄也并不单纯埋首于古籍堆中，1956年、1957年他两次去外地实地考察。1956年4月底时，他与音乐研究所的同事们来到湖南长沙，和当地文化局的同志组成了18人的湖南音乐采访队。他们一行人从5月8日由长沙出发，跑了湖南大半个省，调查了44个地方，直到6月25日结束。这一过程中，王世襄接触到了451种不同的音乐形式，搜集到的音乐材料大体可分为歌曲、风俗音乐、宗教音乐、歌舞、说唱、戏曲、器乐等八大类。漫游在这充满清新、纯朴的民族音乐的乡间，感受着从未领略过的风土人情，令大多数时间都住在北京城的王世襄眼界大开。那里纯净的山水、朴实的村民似乎未受到任何污染，那里没有争斗，这让王世襄心情舒畅，活力顿生。回到北京后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普查民族音乐的开端——记湖南音乐的普查工作》，又在《旅行家》杂志发表了《我爱江华》，描述了他在湘南江华瑶族自治县的音乐采风之旅，“黎明的时候，山鸟叫醒了我，披衣走出房门，不禁大叫起来。看吧，面前是茫茫的云海，吞吐着无数峰峦，一阵山风吹过，白云飞来了，山峰露了面。又一会，忽又飘来一幅轻纱，缓缓地舒展、舒展，在山边边上绕了一个圈子，而后和山峰下升起来的云雾连成一片，整个山空，又给笼罩了起来。云雾的动荡使人觉得峰峦也在摇晃，一切都仿佛是幻景，然而却是大自然的真实。”从这段如诗如画的描绘可以看出，当时的王世襄将曾经遭受的屈辱和不公渐渐尘封，生活的情趣慢慢恢复，乐观明净的心灵重新开放。1957年6月王世襄又接受音乐所的指派，前往郑州与同事合作，利用十天时间对河南信阳战国楚墓出土的乐器进行考察、测音和录音，回来后他撰写了《信阳战国楚墓出土乐器初步调查记》，发表在《文物》1958年第1期。

除了在本职工作上投入了很大的热情外，业余时间王世襄也不浪费，全部围绕着研究和收藏进行。1957年第1期的《文物参考资料》上发表了他撰写的《西晋陆机〈平复帖〉流传考略》一文；1957年第1期的《中国画》创刊号上又发表了《谈展子虔〈游春图〉》一文。王世襄因其母陶陶女史金章和大舅金北楼先生的关系，自幼年便与书画结缘，之后又撰写论中国画的研究生论文，对画论的研究始终是他情之所钟。有关《平复帖》的研究实际上早在王世襄1947年初入故宫时便开始了，当时的他很想在书画著录方面做一些工作，尤其希望将书画的质地、尺寸、装裱、引首、题签、本文、款识、印章、题跋、收藏印、前人著录、有关文献等分栏详列，并记其保存情况，考其流传经过。而这一设想须得到一件流传有绪的烜赫名迹试行著录，无疑流传1700年的《平复帖》是理想之选。为此，王世襄造访《平复帖》的收藏者张伯驹先生，提出希望能得以仔细观察阅读和抄写记录。张伯驹先生乃一代收藏大家和文化奇人，更是民国时代冠盖满京华的“民国四公子”之一，《平复帖》是1937年他花4万元由溥心畲处购得，此后多年乱离跋涉，伯驹先生藏此帖于衣被中，未尝离身，连1941年时伯驹先生遭人绑架，向张伯驹夫人潘素索要300万元（伪币），否则撕票，在这命悬一线的时刻，他却偷偷告诉潘素，家里那些字画千万不能动，尤其那幅《平复帖》，可见其珍视之甚。王世襄与张伯驹先生相识在1945年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工作时，之后又经常应伯驹先生之邀，参加古琴雅集和押诗条聚会，但要向伯驹先生提出阅读和抄写他珍之如目的《平复帖》，王世襄也感不好意思。谁知，王世襄一提，伯驹先生便爽快地答应了，还说“你一次次到我家来看《平复帖》太麻烦了，不如拿回家去仔细地看”，竟将这无价之宝交由王世襄带回家中。王世襄于是小心翼翼地观看记录，一个多月后终于将《平复帖》物归原主。正是这次难得的著录，使王世襄的文章得以成文，只是发表之时他已被故宫除名。书画研究是王世襄最早涉足的学术研究领域，也是他毕生之爱，可与他日后得到丰硕成果的家具、髹饰、竹刻等研究领域相比，似显得单薄。我想这与王世襄被故宫开除，无法再近距离观察故宫馆藏书画精品不无关系。

在音研所上班，业余时间王世襄完成的最有意义的事当属撰写成了《髹饰录解说》一书。王世襄与这本奇书结缘早在1949年，当时朱桂老亲自将他从日本几经周折录得的《髹饰录》一书授给刚从美国考察归来的王世襄。《髹饰录》由明代黄成撰写，杨明注释，是我国仅存的古代漆工的专著，到20世纪上半叶只有孤本藏于日本。王世襄开始这本书的注释工作并不容易，初读便发现尽管《髹饰录》只有薄薄的两卷，但名词、术语甚多，加之成书于几百多年前的明代，书中提到的漆器究竟为哪一类，所讲的技法具体如何操作，它们现在如何称呼，如果不仔细考察清楚并与实物相结合，势必使读者如阅天书，会感觉云山雾罩、不知所云。于是王世襄决定从观察实物、访求匠师和阅读文献记载三个方面入手，通过编辑索引找出其专门术语，然后再以上述三方面的材料与之对照印证，用“对号入座”的方法来求解让今人能够明白的正确含义。在故宫时，王世襄便立志开展注释工作，还常与老友朱家溍聊起他心中思考如何注释的想法。但由于建国之初，故宫编目、陈列、开辟库房等等基础性的工作等需耗费大量精力，而王世襄那时也立志全身心奉献给故宫，从不考虑个人的著书立说。所以，在故宫工作时，他只利用午休时间对着《髹饰录》圈圈点点，或看此地院藏漆器，为著书注释积累感性认识，进展过程较为缓慢。而待1953年王世襄因莫须有的“盗宝”罪被开除故宫公职，在家养病后，他才真正着手开始注释工作，到他进入民族音乐研究所后，王世襄白天忙于本职工作，晚上和休息时间则全力以赴进行《髹饰录》的注释工作。尽管因被迫离开故宫，让他丧失了就近观察故宫大量院藏珍贵漆器的机会，可这并不能难倒有心人。他一方面逛古董店、挂货铺、晓市、冷摊和收藏者的家中，反复观摩各种漆器实物，另一方面他遍访北京城的髹漆匠师，向其中技术好的老师傅虚心拜师求教，听他们讲述漆器的各种做法和具体操作过程，王世襄都仔细认真地从中观察、记录，收获良多。为了更好地注释《髹饰录》，他还注意搜集古代的髹漆实物，特别是可以看见胎骨层次的残缺标本。1957年，《文物》第7期中刊出了王世襄和夫人袁荃猷合作撰写的《扬州名漆工卢葵生》一文，勾画了18世纪末叶扬州漆工匠师们的技艺传承，又用几件精美的卢葵生所制之漆器说明他在镶嵌、雕刻和造像上的工艺特征和艺术特点。这应是王世襄公开刊出的第一篇关于髹漆方面的专门论述。之后，1958年，王世襄终于将它倾注满腔心力的《髹饰录解说》的初稿完成，可当时已是“反右”运动方兴未艾之时，要想公开出版这种被视为“毒草”之书根本是无望的。但王世襄想到授他《髹饰录》的朱桂老年事已高，而且朱桂老非常挂心他的注释工作，一再嘱咐“愿见其成”，并早已许诺待世襄书稿完成为之撰序、题签。王世襄左思右想，决不能辜负桂老之拳拳心意和嘱托，于是将手稿送到音乐研究所门口的誊印社，自费刻蜡版油印。此举今日想来十分平常，在当时却也冒着一定的风险。誊印社将王世襄之手稿送交音研所党委审查，恰好被王世襄遇上，直惊得他一身冷汗，感到这次要大难临头了，直到李元庆所长找他谈话，表示理解和支持，才让他放宽了心。原来，李所长看了誊印社送来的手稿，认为《髹饰录解说》是一本有用的著作，值得印出，还出面说服了所内中层领导取消了本来打算召开的“右派放毒”批判会，《髹饰录解说》一书才最终得以有惊无险地印出。

就这样，《髹饰录解说》的初版本印成了，线装一厚册，磁青纸书衣，宣纸木刻水印朱桂老的题签。全书写刻小楷，秀劲醒目，前附朱桂老撰写之序言。《髹饰录解说》油印本共两百部，王世襄将此书分赠博物馆、图书馆、漆器厂和师友，不久便引起了反响。福建名匠师李卓卿将《髹饰录解说》列为漆器厂的教材，扬州的漆器厂闻讯派人赴京索取，可是音研所中层领导不同意会见，也不许赠书，扬州厂人员只好空手而回；杭州漆器厂则不得不去图书馆花数周抄录全书。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五六十年代我国几乎闭关锁国的时代，这本书还漂洋过海引起了海外学人的关注。1959年故宫研究员陶瓷专家陈万里与英国SirPerecivalDavid交换资料时，寄去一册《髹饰录解说》，对方如获至宝，在《格古要论》、《琉球漆器》、《中国漆器》等海外研究漆器的专著中反复引用；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梁献璋女士获此书后曾试英译，但仅成初稿未出版。

由此可见王世襄《髹饰录解说》的意义和价值，而这也成为他学术生涯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历时九载的注释过程，使王世襄三位一体的治学方法得以形成，那就是遍览实物，或自己收藏，或结交玩家；探寻工艺，寻访名匠，注重记录制作方法技艺；旁征博引，遍阅典籍，考其历史和流传。这一治学方法，在王世襄涉足的众多研究领域都有效应用，往往取得了与众不同的成果。

1957年5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九个年头，那天正是国际“五一”劳动节。清晨，王世襄照例早起，推着单车从东厢房墙根经过，走出芳嘉园大门，旭日淡红色的光辉洒满安静的街道。王世襄先到朝阳门大街文化部大楼前打太极拳，他想着去年党的“八大”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和毛主席文艺战线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后，全国各项事业呈现一片难得的欣欣向荣的景象，心里不禁一热，想得快点把跟上发展的脚步。等到7点，对面朝阳菜市场开门了，他提着篮子率先冲进去，买了新鲜的嫩菜、鲜鱼，又绕到卖早点的摊上去买老北京人最常吃的豆汁。一旁的报摊上已摆上了今天刚出版的报纸，只见《人民日报》头版上用醒目的黑色铅字印着《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王世襄在等豆汁的当口瞥了报纸一眼，可并没有放在心上，他生性对政治并不敏感，从摊主手里接过满满一大漱口缸的热腾腾的豆汁后，他便一手端着，一手扶着车把，骑回了芳嘉园。此时，荃猷和小敦煌也已起来，王世襄放下豆汁，一家三口乐呵呵地围坐一起共进早餐。窗外是阳春三月澄蓝而明净的天空，还时不时传来几声如仙乐般悠扬的鸽哨，没有人预料到，暴风的中心已经形成，一次浩浩荡荡、凄风苦雨，颠覆无数中国人命运的运动即将上演。

为了帮助党整风，号召党外人士向党提意见，要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音乐研究所也不例外，5月所党委邀请研究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等参加整风座谈会，党委讲了第一批整风的计划和党委开展整风的决心，要求大家对党委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及研究所各方面的工作提出意见。同时，党委又分别向研究所工作人员进行了传达动员，号召“大鸣大放”。研究所大多数民主人士和工作人员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在各种座谈会上，对各方面的工作和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等，提出了大量的批评和建议。许多会上发表的意见，都通过人民日报发表了。

王世襄此时也真诚地想要帮助党整风，于是在整风座谈会上，他十分中肯地提出了“三反”中不该在完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便对他实施长期拘禁关押，不应违反党的政策而采用“逼、供、信”，更不应该查明他没有问题后仍然将他开除公职，表示殷切希望政府能改正对他的不适当处理。发表完意见后，王世襄心里十分舒坦，一直如鲠在喉的话语终于一吐为快。谁知，他又无意中犯了如“三反”中一样天真率直的老毛病。1957年6月他从河南考察信阳古墓回到北京时，便已感受了阴影的来临。历时一个月的大鸣大放后，形势忽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1957年6月8日，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场全国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运动猛烈地开展起来。音乐研究所也立即在职工中分别开展了“反右派斗争”，既在党外，又在党内，对所谓“右派言论”进行揭发批判和斗争。运动持续到9月份才基本告一段落，对所划的“右派”进行组织处理；对与“右派”有牵连或划不清界限的同志进行了批判、批评或党团组织处分。王世襄本不应被划为“右派”，可因他在整风座谈会上的一席话语，便因言祸罪也戴上了一顶右派的帽子。

“反右”运动正酣之时，王世襄世居的芳嘉园老宅也热闹起来，先后搬进了黄苗子、郁风一家，张光宇一家。当时北京市开始实施对私有房产改造的政策，凡出租在十五间以上的，房产由北京市房管局管理，房管局、派出所、居委会联合起来一再动员王世襄出租芳嘉园的东西厢房，否则便要在王世襄家里办街道托儿所或街道食堂。正在王世襄十分无奈，左右为难之时，他偶尔去盛家伦处串门，盛家伦是有名的音乐家，住在东单栖凤楼一座小院里。当时与盛家伦同住的先后有吴祖光一家、黄苗子郁风一家、北京电影制片厂制片主任戴浩一家、音乐家都析零一家。楼下的一间大厅和两间侧室，曾由吴祖光介绍，成为上海《新民报晚刊》驻北京办事处，这样，《新民报晚刊》的总经理陈铭德、邓季惺夫妇也经常来此旅居。在“反右”开始之后，吴祖光、黄苗子先后因“二流堂”获罪。这座小院自然被视为不可容忍的、让人生疑的“右派”文人相聚的场所，一位文化部主持“反右”运动的副部长，曾直接明确地说不能让这样一批人再住在一起。于是，黄苗子正为准备搬走却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恰王世襄来得知此事后，便爽快地说自己那里有地方，邀请黄苗子、郁风一家搬进去。之后，当时住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宿舍的张光宇也正因出入不甚方便想换个地方住，王世襄又请他搬进了芳嘉园。王世襄此举被一位音研所的朋友说为“犯傻，反右之时大家对‘二流堂’的人避之不及，可你却还往家请。”可王世襄对这话并不以为然，他说：“我是个书呆子，从不问政治。我到西观音寺去串门，看盛家伦。听说黄苗子他们正想找地方住，我说我有，到我这儿来。当时已经开始‘反右’了，我的情况也不妙，但我没有想到这些，这说明我这个人头脑简单。不过，物以类聚，其实没有别的什么。”

就这样，黄苗子、郁风带着三个孩子住进了芳嘉园的东厢房，张光宇一家住西厢房，这一来他们两家加上王世襄一家的朋友便常常来串门，聂绀弩、启功、叶浅予、沈从文、张正宇、黄永玉等等书画文艺界的朋友可谓络绎不绝。更有意思的是，朋友中也大多都是右派，对无故被划为右派的王世襄来说无疑找到了同类，更何况他们都彼此心灵相契、志趣相投。芳嘉园小院不大，一进门是一道刷绿油的竹栅栏，爬满了粉色的蔷薇花，东厢房前架一藤萝，老干走龙蛇，饶有画意；三间正房，左右两棵百年以上的海棠树，东边一棵枯死后，王世襄把树干锯成二尺多高的桩子，还从山货店买了一块直径一米的青石板，像滚车轮般运回园中摆在海棠树桩上，成了个圆桌面，成了朋友们喝茶闲聊之最佳场所。试想在这静逸古雅的小园中，这些来自不同职业的文化人们相聚一起，他们谈文说艺、吟诗作画，看看王世襄的家具，赏着苗子的书法，听听袁荃猷的古琴，到饭点时王世襄还会捧出一碗碗美味的家常菜，留客品尝。芳嘉园俨然成了北京城里知识分子相聚的“世外桃源”，尽管他们都因时代各怀忧患和伤痛，可在小园相聚的一刻他们获得了难得的幸福和自由。虽然，如今这处充满历史人文情怀的小园已被拆毁，可我相信那满园花草树木，晚风中飘散着的太平、玉簪花阵阵幽芳，将永远留存在他们的记忆当中。正如张光宇教授赠予王世襄诗中所言：芳嘉园中宅，分得一边住。

绿竹生新意，牵牛入庭户。

余生也何幸，得此清境驻。

何当谢一人，适我娱老暮。

人总是依靠希望活着的，失去了希望，再优越的环境，再富足的金钱，人生也只能是一潭死水。这希望之于王世襄便是自珍的信念。

1957年，王世襄因言祸罪被错划为“右派”，当时音研所已打算派王世襄和袁荃猷去敦煌工作一年，因为袁荃猷具备高超的摹绘技能，王世襄也对洞窟艺术非常热爱。但这本应令他们两人和音研所都受益的计划，也因为王世襄被划为右派取消了，作为惩罚，还把王世襄从研究室降到资料室。同时，所中还派一位中层领导负责王世襄的思想改造，指定他每周或十天交一篇思想汇报。这对在音乐研究所刚开始恢复学术研究的王世襄来说，应是另一次打击，可这次他并没有如“三反”时那样万念俱灰，甚至绝望到轻生，而是更坚强和自信。正如王世襄在《自珍集序》中所言：“大凡受极不公正待遇者，可能自寻短见，可能铤而走险，罪名同为‘自绝于人民’，故万万不可。我则与荃猷相濡以沫，共同决定坚守自珍。自珍者，更加严于律己，规规矩矩，堂堂正正做人。惟仅此方可独善其身，却无补于世，终将虚度此生。故更当平心静气，不亢不卑，对一己作客观之剖析，以期发现有何对国家、对人民有益之工作而尚能胜任者，全力以赴，不辞十倍之艰苦、辛劳，达到妥善完成之目的。自信行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当可得到世人公正、正确之理解与承认。”如果说，《髹饰录解说》是王世襄学术研究成熟的里程碑的话，那“自珍”思想的形成则标志着他的人生观、世界观的成熟。他从一个满怀一团热情和天真的青年，转变为一个清晰命定人生意义和方向的成熟男子，生命中孰轻孰重，什么该铭刻下印迹，什么该一笑置之，王世襄已了然于胸。

在那运动一波接着一波的时代，王世襄这代人坚持的尊严和信仰完全被否定，甚至遭受极端践踏，从精神和肉体都接受着沉重的改造，这一过程中有人选择了背叛自己的心灵，有人选择了死亡，也有人以沉默接受精神的幻灭。而王世襄选择了走“自珍”的道路，这一时期他并没有因“右派”的压力而停止工作，相反他投入了更多的时间，照样埋头苦读，照常撰文著述。搬进芳嘉园小院的黄苗子曾回忆：“那时我一般早上五点起来读书写字，但四点多，畅安书房的台灯，就已透出亮光来了”，他还特地赋七绝一首：“尤愆如山负藐躬，逡巡书砚岂途穷。邻窗灯火君家早，惭愧先生苦用功。”王世襄之勤勉可见一斑，而他的笔耕也结出一串串丰硕的果实。1958年5月，王世襄临摹、整理的《高松竹谱》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高松竹谱》刊印于明代，是一本颇有价值的画谱，与《芥子园画谱》同为中国画历史上的经典之作。1959年，他又自费刻印了《画学汇编》、《雕刻集影》两本书稿。紧接着1960年，他撰写了《宋陈旸〈乐书〉——我国第一部音乐百科全书》一文。1961年，他编著的《中国古代音乐书目》由人民音乐出版社推出。尽管在当时的形势下，王世襄埋头著书，不关心政治，更不参与运动的行为常被污为“一本书主义”、“走白专道路”、“右派放毒”等，可他并不在乎，他活在他的世界中，自足而自乐。

1962年全国形势如阴云中忽透出一丝微光，不少“右派”得以摘帽，王世襄也在那时被摘掉“右派”帽子，并通知他可调回文物部门工作。也许“三反”时痛苦不堪的回忆还萦绕在他的脑中，也许故宫对那时的他来说犹如一个美丽而遥不可及的梦想。所以，王世襄选择了文物局直属的文物博物馆研究所。文物博物馆研究所前身可追溯到1935年成立的“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1945年改名“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1949年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文物保护管理机构——“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1956年更名“古代建筑修整所”，1962年保留原所名，增名“文物博物馆研究所”。

于是，王世襄离开了音乐研究所，重回了他热爱的文物部门，每天骑着单车，来到北京大学红楼，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完成了《髹饰录解说》后，王世襄决定把精力投入到古建筑上，这是他抗战时在李庄参加中国营造学社时就培养的兴趣，何况当时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还十分薄弱。王世襄认为可首先从年代最近、留存建筑实物较为丰富的清代起步，先分析清楚清代部院衙署纂修的有关营建制造的各作工匠的成规定例，再结合实物与匠师经验研究我国清代建筑。只要确定目标，又是自己有兴趣觉得有意义的工作，王世襄便立刻全心全意地投入，发挥他的“傻劲”和“狠劲”。这以后，午休时间，大小假日，都可以看到他骑着单车，奔走于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和文物博物研究所等单位间，通过翻阅馆藏典籍和自藏之书，王世襄共搜集到清代匠作则例七十多种，其中包括建筑和工艺美术的“作”（即工种）四十多个，估计有两三百万字。接着，他从七十多种则例中辑录出漆作、油作、泥金作、佛作、门神作、石作、小木作、铁作、画作、铜作等十多项条款。为了示范，王世襄先将佛作、门神作部分汇编完成，专门作序讲明意图，并于1963年6月自费刻印问世。这是王世襄自1954年以来自费刻印的第四本书，这些当年的油印本如今都得以出版，甚至一版再版，引起世人的关注，可见其价值，当然这是后话。这一时期，王世襄还撰写了多篇有关古代建筑的文章：山西永济的元代建筑永乐宫，因修水库整体搬迁到芮城，他在欣赏完永乐宫精美的元代壁画复制展览后，专门撰文介绍纯阳殿、重阳殿的壁画，刊于1963年第8期的《文物》杂志，后还撰写了《赵州大石桥题记汇编》。1963年秋，王世襄将拟定的《清代匠作则例汇编》的编纂计划正式呈送文物博物馆研究所，计划将《汇编》一书编成十册，还打算对每作，结合实物及做法详加注释与插图。他的计划得到了文物博物研究所的批准，正当他将这一研究专题列入自己的工作项目，并准备放手来大干一场之时，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的计划只能是雨打风吹去，零落成泥碾作尘了。 E6b6/tNn1ZEvS6FXi+uFeAhHC6V+MkOsXNfAdlHyggIraB+4htO46GZOi0CQL17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