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厄运当头

1

平静舒心的日子没过几年，就到了1966年，华君武的日子又开始变得风雨飘摇了——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劈头盖脸袭来，全国上下阴霾笼罩，这场可怕的风暴同样毫不留情地席卷了当时的整个画坛。有很多优秀的绘画作品被荒谬地阐述和剖析了“政治寓意”而遭批判，一大批知名的画家被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遭到了残酷的政治迫害。一时间，新中国的画坛承受了一场腥风血雨的洗礼。批判是从美术界领导人蔡若虹、华君武和画家黄胄开始的，而美术战线首先受到冲击的便是漫画界。华君武当时是美术协会的负责人，又是创作了大量作品的漫画界领头人，“造反有理”的口号一响起来，冲击和揪斗对他而言就在所难免。开国不久，华君武就担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20世纪50年代他画了不少国际时事漫画，毛主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后，他又创作了很多关于人民内部某些不健康现象的讽刺漫画。谁料在“文革”中，华君武的许多作品被称作“罪证”，诬他“为敌张目”，罗列了不少罪名，被迫搁笔十年。在美术界，他是第一个被揪出批斗，并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帽子的。

当首都开展对“三家村黑店”的批判的时候，文化界的造反派很快就把华君武和“三家村”联系在了一起。“三家村”是指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和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他们合写了一本杂文集《三家邨札记》。这一原本格调高雅的作品却被江青、姚文元一伙人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并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开展对它的大批判。华君武和邓拓曾同时在《人民日报》工作过，两人也住过前后院，由于白天公务繁忙，一个只好晚上伏案创作杂文，另一个则是挑灯创作漫画，直到深夜。两人都能看见彼此的灯光，所以见面还会互相问候：“你晚上睡得很晚。”另一个马上回应：“你睡得也很晚。”然后相互笑笑。就因为这个可笑的理由，造反派把他俩穿在一起，硬说一个写文章，一个画漫画，华君武和邓拓一唱一和。更有甚者，竟造谣说华君武和邓拓的房子之间有通道，两人经常有见不得人的勾当。与此同时，《美术》杂志收到一篇来稿，揭发华君武的漫画《该休息了》、《不会摇船怪河湾》、《断线风筝》等与邓拓的《燕山夜话》里的文章唱一个调子。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这些如今看来极为可笑的言辞，却在全国掀起了狂风巨浪，也让这群文化人士吃尽苦头。

1966年6月21日，蔡若虹、华君武被停职反省，批判华君武的批判会连开了六次。1966年8月，造反派在东单的青艺剧场召开美术界批斗“走资派”大会，华君武和蔡若虹、王朝闻都站在台前，华君武的手里拿着印有他放大了的漫画的木板，因为他的漫画是重点批判的内容。从头到尾，华君武的双手一直高高举着，汗水顺着脸颊不断往下淌。听着造反派对他作品的诋毁，批判他的作品用心险恶，和邓拓的杂文遥相呼应，一起向党进攻，华君武心痛不已。回想当年历经艰险，投奔延安，自己的心是始终跟党贴在一起的，脚跟一直是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他真是想不明白。

在批判会上，造反派又揭发了华君武这样一件事——诗人袁水拍曾写有一首讽刺诗《无巧不成诗》，讽刺1959年美国纽约举行盗自我国的古文物展览。华君武为此诗配了一幅漫画，画中一个被盗的铜鼎里面一边坐着美国猪，另一边坐着抱着鼠尾巴的台湾“外长”蒋廷黻，这条尾巴暗喻他们的鼠窃行为。就这么一幅简单的画作，却也有了说辞。因为有好事之徒寄信给江苏省委宣传部，硬是指鹿为马说华君武画的是一猪一猫，暗指“朱毛”，未经查实，江苏省委宣传部便将信上交中宣部。在中宣部此事得到澄清，并由文艺处副处长苏灵扬（周扬夫人）转告了华君武，说这是胡扯，安慰说：“我们也是了解你的。”华君武将此事来龙去脉告诉了自己的一位朋友，但正是这位“好朋友”却在周扬的批判会上揭发了这件事，并将这句“我们也是了解你的”硬拗成了“你是我们的人了”，将华君武变成了周扬文艺“黑线”上的重要人物。

再后来，一切揭露在如今看来都是笑话，因为当时有人说华君武游泳时曾穿过花游泳裤，还说他戴过墨镜，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四人帮”垮台后，华君武曾经很感慨地谈起当时所受的折磨：“‘文革’开始，我就成为美术界第一个作品受到批判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东风》刊登的许多我的漫画成了‘大毒草’。至今不忘的某次批判会，把我的漫画和邓拓同志的《燕山夜话》结成一对一，当时我做着‘喷气式’，侧眼想看也不允许，但批判时说：邓拓怎么说华君武就怎么画，生扯硬拽就拉在一起了。”

2

著名报人、作家、爱国华侨唐瑜在抗战时期自费在重庆造屋，名曰“碧庐”，招待流落于此的朋友，那是当时文艺界人士最喜欢的去处。从延安来的秧歌剧《兄妹开荒》中有一个陕北名词“二流子”，引起了“碧庐”中人的兴趣，这些文化人平时不用严格地上班办公，生活自由散漫，便互相用“二流子”调侃。有一次，郭沫若来“碧庐”聊天，兴致勃勃地要题匾“二流堂”，一时没找到宣纸和毛笔，并未题成，但“二流堂”的名号从此就叫开了。

“文革”初期，“二流堂”作为“中国的裴多菲俱乐部”，曾经是骇人听闻的一大公案。这一案件曾使许多文化艺术界的知名人士屡被批斗，惨遭迫害。1967年12月13日，“四人帮”发起了对“二流堂”的总攻，《人民日报》以整版和特大字通栏标题的形式，赫然刊登了著名檄文《粉碎中国的裴多菲俱乐部“二流堂”》，字字粗黑，触目惊心，在特大字标题之旁又引用了一段最高指示：“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相隐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真相隐蔽得十分彻底。”“二流堂”一案株连无数，一大批文化名人简直就成了过街老鼠，围攻、批斗、人身侵犯之事络绎不绝，甚至被冠以各种罪名：“大汉奸大叛徒”潘汉年、“女流氓”郁风、“反动漫画家”张光宇和张正宇、“叛徒”阳翰笙、“中美合作所的文化特务”叶浅予等等，华君武也不能幸免于难，被冠以“反动老手”的罪名……中国的文化界陷入了暗无天日的阴霾之中。

到了1979年，扑朔迷离、众说纷纭的“二流堂”终于得到了平反。1979年8月19日的《人民日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文化部为“二流堂”问题平反》，文章说所谓“二流堂”是我党联系党外人士的一个场所，林彪、“四人帮”把它打成“反革命的裴多菲俱乐部”，其矛头是对着周总理的，许多人因此遭到迫害和摧残……经过近年来的反复调查研究，大量事实证明，当时和所谓“二流堂”往来的人，都是倾向进步，要求民主的。为此，文化部党组通知，对所谓“二流堂”所加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予以推倒，凡因“二流堂”受冲击、受牵连的人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文革”一开始，华君武创作于1961年的《杜甫检讨》和1962年的《科学分工？》两幅漫画就首当其冲地遭到了批判。

《科学分工？》发表于1962年4月7日的《光明日报》，华君武曾撰文谈创作背景：“漫画一般是从生活中观察所得，我有些漫画却是在会议中听人讲话或报告中得到灵感。我曾作《公牛挤奶》漫画，就是在中宣部一次会议上周扬同志说不调查研究作风为‘公牛挤奶’一语中得之。1962年，我又听李富春同志一次形势报告，他说到某一工地上的工序分得太细，表面好像很科学，实际本来一个人可以完成的工作，却要两个人去做，反而导致工作的繁琐、疲沓、浪费。漫画常用比喻的方法，我就画了两个人奏笛图，一人吹气，一人捂眼儿，题目称为《科学分工？》。”但此画到了造反派手中，就完全变样了。他们诬蔑作品《科学分工？》是“影射和攻击毛泽东思想和党的领导是定调的‘暴君’，辱骂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是唯命是从的奴仆。画中用一个人吹笛，另一个人捂眼的形象，咒骂党对文艺的领导是‘粗暴干涉’，是‘占据一切’，‘代替一切’。”

华君武是“文革”期间因为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作品而被牵连的同志中，被造反派纠缠最久、伤害最严重的一个。后来，批判升级，在全国范围公开点名，1967年1月11日《人民日报》以“粉碎蔡若虹、华君武在美术界的资产阶级专政”为主题，发表批判文章《为复辟资产阶级效劳的美术纲领》、《华君武是炮制反党黑画的老手》等三篇文章，并配发了题为《砸烂旧美协》的漫画。在“编者按”中说：“砸烂美协这个‘裴多菲俱乐部’，揪出美术界反党头目蔡若虹、华君武，这是美术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这实际上是在党报上对华君武的“罪行”盖棺定论，从此更大的人生磨难就在前方等着他了。

3

华君武逐渐失去人身自由，他和几位美协的负责人一同被关在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的一排教室里。当时，华君武与李苦禅、许幸之被分在一组打扫中央美院的操场和课堂。后来因为华君武被列为“中央专案”，所以造反派对他看管得格外严厉，不许他与外人接触，当时的他基本与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他每天必须一遍遍地打扫厕所，不敢有丝毫的马虎，因为稍有疏忽就有可能被扣上“顽固对抗”的罪名。此时的华君武并不知道自己怎么就成了“中央专案”，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获知，原来他的两幅漫画《杜甫检讨》和《疲劳过度症》是立“专案”的重要“罪证”。《疲劳过度症》发表在《漫画》月刊上，内容是反映“大跃进”时期的事，那时提倡“人人作诗，人人作画”，有的农村一晚上要上交几百首诗，村子里的壁画无非都是些被“请出来”讴歌“大跃进”的大罗神仙、英雄豪杰们，久而久之，相互抄袭、模仿，已在美术创作上出现了公式化的倾向。华君武想，这些神仙、英雄们天天出场，也该累倒住进医院了，所以画了这幅画。画中龙王爷、王母娘娘和嫦娥都已奄奄一息了，孙大圣还在勉强踢腿，却也已经精疲力竭。画中的护士正听着电话回答对方：“画家同志，王母、嫦娥、龙王都是疲劳过度，孙悟空身上连一根毫毛也没有了！请画别的东西吧！他（她）们不能为你出差啦！”华君武因此画被定下的罪名是：反对“大跃进”。

此时的华君武还全然不知情，到了夜晚，静静地躺在教室的一角，他不明白这社会怎么就变成了这样，适值盛年的他正准备为中国的文化事业添砖加瓦，大干一场的时候，自己怎么就连画也不能画了，以前的画也都被批得一文不值，甚至还成了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此时的华君武，内心是空虚迷惘的。他想起在厕所里遇见吴作人时，虽规定被关押的“黑帮”之间不允许讲话，但老人还是安慰华君武要多保重，简单的一句话却让华君武心里暖烘烘的，觉得整个人轻松了许多。

后来，造反派按照上级指示，将文联各协会的批斗对象都下放到各地劳动改造。最初，华君武和蔡若虹、王朝闻等美协的人被下放到怀柔县宋家营劳动。这是个处于风口上的半山区，一年到头几乎天天刮风。他们去时是冬天，晚上根本冷得睡不着。每天白天还要去张家口市的柴沟堡拉煤，美协的一位司机作为监督人员和华君武同去。拉煤的驾驶室只能坐一人，华君武便理所当然地只能站在或坐在煤车斗里，冬天冷得直哆嗦，风一吹，眼睛都睁不开，下了车，人也成了“黑人”。满满一车煤，装卸都由华君武一个人完成，五十出头的华君武还能顶得住这样的苦与累。苦与累是顶住了，可饿却让人受不了，有一次实在饿极了，华君武、蔡若虹、王朝闻三人偷偷溜到怀柔县城每人吃了一碗面，那味道他们至今都不能忘怀，因为对于当时的他们来说那简直就是人间极品。后来，他们又被转移到了宝砥县一个村子里劳动半年，那时华君武专门负责为食堂供水，但不准他进厨房，把水放到厨房门口之后，由“政审合格”的人负责拎进去，再把空桶递出来。看到眼前这些，华君武觉得好笑：对我不放心，怕我进食堂投毒，如果我想投，在路上把毒投进水里不就行了吗？真是愚蠢！

他呆的时间最长的干校当属天津的团泊洼，那里是当年苏联帮助援建的劳改农场。在这里，华君武刚开始的时候干杂活，扛过200斤重的粮袋子，也扛过石灰包，后来又种了一年菜，再往后又种了一年田，最后养了四年猪。华君武干活用心用力，虽然这些活先前他都没干过，但是他肯学，所以慢慢地干起来也就得心应手了。华君武养猪不单管喂食、清粪等，他还观察猪的习性，甚至慢慢地竟能读懂它们的喜怒哀乐。为了给猪搔痒，他还特意做了一个猪耙子，挨个给它们挠痒痒，久而久之，猪跟华君武也越来越亲了，一看他拿猪耙子，就从四面八方跑过来，自动排成一排，等待被搔痒。

总之，“文革”期间，华君武被关进了牛棚，种地、养猪，挑了一万多斤粪，却没画过一幅画。等他再提笔时，手上那支饱蘸墨汁的毛笔又变得“锋利”无比。养猪的经历使他爱上了猪这种动物，年近八旬时，他创作了多个系列的漫画，其中“七情六欲他都有的猪八戒”成了他一生中最为庞大的一个作品序列，他把各种市场上的人和事都画在猪八戒身上，共计250余张。

20世纪70年代初，干校对华君武等人的管理稍微地松懈了些，劳动之余，除了能讲话以外，偶尔还可以小聚喝点酒，甚至还允许他们每月返家一次。华君武也是懂得苦中作乐的，为此收获了一个“烧鸟华”的美称。事情是这样的：

“文革”期间我在天津团泊洼五七干校，在那里的五年中，少不了总找点苦中作乐的事情，这当然在林彪摔死以及干校死抓阶级斗争的作风小有改变之后才有可能的。

以前，我曾吃过广东的龙虱和桂花蝉，滋味不错。我想，知了也是蝉，一定也可以吃的。有一年夏季，我就和一个大家都叫他“小二黑”的孩子一起去黏知了。嘿！战绩还真不错。一次捕蝉可捉二三百只，拿回去先是用烤羊肉串的办法在茶炉上烤蝉吃，后来又嫌速度太慢，就改用大锅干烤，就可烘几十只。烤蝉最好吃的就是蝉胸上那块肉，颇有牛肉的滋味。后来一位医生说那是高蛋白，难怪这道美味渐渐地吸引了不少熟人来品尝。起初，大概一些属“阶级斗争”观念不太强的熟人来参与品尝，最后扩大到连队干部也有人来品尝了，真是大出意料。当时，真怕有人说我用烤蝉“收买”他们。

夏来冬去，树上再也不见蝉了。吃顺了嘴的我又把目标转到屋檐下那肥硕的麻雀，但我不会爬高掏雀，也不敢去找“小二黑”帮忙，怕万一摔坏了他，那就真正“罪该万死”了。正巧剧协有一位是帮田汉编《戏剧报》的老编辑，他叫司空谷。他这个人好像无所不能，劳动也是一把里手，他自愿帮我上房掏雀，真叫人大喜过望。于是，我们用竹竿、粗铁丝做成各种工具，用破棉毛裤腿做成网雀的口袋，备好了梯子和电筒，掏雀就在晚间进行。我当他的副手，他吆喝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做错了有时还挨他骂一声“笨蛋”。这样，一晚少则五六只，多者可得二三十。

司空谷不吃麻雀，掏到的麻雀全部归我。我想，他的乐趣就是能掏到麻雀和对我的指挥权，我其实也非常崇拜他，所以，挨骂两声“笨蛋”也无所谓。每逢掏到麻雀，当晚我就把它们连毛带皮都剥掉，内脏仅留心肺，然后用酱油、黄酒腌一晚上，第二天用铁丝串好放在煤炉上烧烤。那些麻雀一烤起来异香扑鼻，惹人垂涎。我少不了请些熟人（那时不能称“同志”）来分享，也有一些别的连队的“难友”是闻香而来的。戏剧家张庚、吴祖光、刘厚生，漫画家丁聪都来吃过，评价自不必说了，我忘了谁替我取了个店号——烧鸟华。

当然，这等事儿只能在大地封冻、无农事劳动时才能做，否则就有可能成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了。

显然，此时的华君武心态越来越平和，把很多事都看淡了。以前工作长时间熬夜画漫画落下了失眠和腰椎病，现在因为干了几年体力活，腿脚都灵活了许多，连腰也不疼了，甚至连以前已经形成依赖的安眠药也戒了，这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1974年年尾，华君武和美协及文联的“难友”们结束了五年多的干校劳动生活，返回了朝思暮想的北京，终于可以和家人团聚了。但是，眼看着身边的一批同志陆续分配了工作，蔡若虹等也有了工作了，但华君武却没有得到任何安排，他百思不得其解。幸亏在干校这么多年，已经将心态调整好了。半年后，1975年5月1日，华君武终于被“解放”了，被安排在《美术》编辑部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平反冤假错案，在返回华君武档案里的错误材料时，华君武才知道原来都是那个“中央专案”惹的祸。

4

噩梦般的十年浩劫终于结束了！全国人民沉浸在粉碎“四人帮”的欢乐之中。“文革”十年，使文艺界遭受到蹂躏，漫画更是遭到了史无前例的重创。“四人帮”倒台后，群众从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漫坛一改往日的沉寂，揭露“四人帮”罪行、歌颂新生活的漫画铺天盖地而来。1977年1月，上海举办了《揭露“四人帮”漫画展》，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又出版了《除“四害”漫画展》、《砸烂“四人帮”漫画选》等２０多种漫画选集，华君武自然也加入到了这个队伍之中。这段时期的漫画创作虽然很活跃，但还没有进入繁荣期，其实真正的繁荣期是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恢复以后。

十年“文革”的阴霾散尽，天宇清朗之后，被折腾得垂垂老矣的华君武自然同所有遭受无枉之灾的老同志一样，重新工作，再登画坛。华君武被调入文化部工作，担任美术组组长，和一批国画大师们一起负责毛主席纪念堂的筹建工作。华君武每天起早贪黑，忙得不可开交。但此时的华君武并没有忘记漫画创作，尽量挤出时间进行创作。此时，漫画的宣传工作又成了华君武关注的焦点，毕竟《人民日报》等重要文化阵地十年没有发表漫画了。于是，华君武和身边的朋友决定筹备在《人民日报》副刊上重新开设漫画专栏，几经努力，苍天不负有心人，《人民日报》终于在1978年6月4日隆重地推出了一期久违了的漫画，华君武亲自创作了一幅题为《大风起兮衣飞扬，风派细腰是弹簧》的漫画。这中间还有一段小插曲：“四人帮”倒台后，一次遇到当时《光明日报》的某位领导，他笑眯眯地要华君武再为报纸画漫画，华君武也笑眯眯地回答说：“你们登了一整版批判我‘黑画’的文章还没有给我平反呢。”结果，这位领导真的组织了一篇为华君武平反的文章，华君武看完清样后吓了一跳，请求“免予平反”，因为那篇文章说华君武的漫画是因为他早已识破林彪、康生的阴谋而创作的。“从九层地狱一下到了天上，到底是鬼是仙，我怕读者也要疑神疑鬼了。”

为了扩大阵地，发挥漫画的宣传力，华君武和英韬等人力荐《人民日报》社再创办一张漫画报。在他们的努力下，《讽刺与幽默》创刊了。该报一出版就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读者的购买热情很高，常有人天不亮就到邮局门口等候购买，这让华君武很是感动。

需要强调的是，华君武无疑深受“运动”之害，但他对“文革”中自己受的委屈，只有一句话：“俱往矣，不用说它了。”他曾这样公开反思说：“当年我画那些漫画确是受‘艺术要配合政治’的时代气氛的影响，也可以说是一种政治盲从，但经历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已经知道自己错了，知道那些被我画漫画的同志在‘运动’中遭受了多么大的痛苦，有的甚至家破人亡，而我却在落井下石。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理所当然要向他们道歉；至于说到责任，每一个人都应该在历史面前对自己所做过的错事承担责任，不管是大是小。”

在华君武去世前的３０年内，除了画画，他不断地为那些“浮夸的错误画”而道歉、反省，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啊。 jtifwdk4OYZlNaabcjLhD4FhLjV/SuyQ8qPOd9gaxQqTt0LptO4Y1ehqVucPRPT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