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转战延安“鲁艺”深造

1

1938年8月的一天，华君武在上海码头登船前往香港。这件事当时是秘密的，瞒着家人和亲友、同事。华君武嘱咐前来送行的好友黄嘉音过后再将自己去延安的事情告诉华母，以免其惦念。这是华君武生平第一次出远门，他感觉迷茫，因为前路漫漫，却不知自己的前景如何！

在华君武的人生道路上，黄嘉音对其的影响不可小觑。黄嘉音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在华君武眼里是既深沉又谦和的兄长。华君武喜欢和黄嘉音在一起，不仅因为他家浓厚的文化气氛，更由于他们不是那种吃喝玩乐的朋友，而是经常一起谈论读书、社会和理想的朋友。“人人都该为社会发一分光”，基于这样的人生信条，黄嘉音欣然支持华君武去陕北，并给了华君武一笔数目不小的盘缠。他还请唐纳写了一封信，唐纳据此又给周恩来、博古和王明写信介绍华君武，请他们设法帮助华君武去延安。华君武将信糊在皮箱的夹层里，便踏上了未知的旅程。

到了香港，华君武见到了鲁少飞、张光宇和张正宇等人，他们正在香港办杂志，以漫画宣传抗日。在香港逗留的短暂时间里，也曾有友人劝华君武留在条件较为舒适的香港，并承诺为其找一份在《星岛日报》当美术编辑的工作，但华君武最终还是谢绝了，毅然决然地去往延安。

从香港转至广州时，正赶上中秋佳节。华君武在广州又巧遇了黄苗子和郁风，正是他乡遇故知，自有一番感慨。节后，与友人分别，华君武便又匆匆赶往长沙。到了长沙，他住在青年会的一个旅馆里，无巧不成书，在街上竟碰见了叶浅予、张乐平、陆志庠和丁聪。他们在长沙画了许多抗日题材的漫画，很多是在大幅的白布上画的。当时正处于战时，生活虽然苦些，可大家的热情特别高。这支漫画宣传队是1937年8月在上海成立起来的，当时已征战各地一年多了。华君武与他们相聚数日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往武汉，因为他听说武汉有八路军的办事处，但寻找数日未果。一天，他在街上走，恰巧遇到了熟人，毕业于剑桥大学的英国人马彬和。

马彬和在武汉有两间旧房子，他收留了华君武，并说想办法帮华君武买去重庆的船票。当时武汉的天气还很热，华君武就在地上铺张席子睡觉，安心地等马彬和替自己弄船票，可谁曾想，等了两天之后，马彬和竟然没有了音讯。华君武上街转悠的时候又巧遇了自己的一位堂姐夫，这位堂姐夫从小在外闯荡，见多识广，任过县长，现在在戴季陶手下做事。听说华君武要去延安，他百般阻挠，还要为其在国民党的《扫荡报》谋个差事。华君武一看势头不对，便赶紧找了个理由脱身，连马彬和的住处也没再回去。

几经周折之后，华君武终于于当年10月到达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他将唐纳写给周恩来等人的信交给了李克农，李克农遂写信介绍华君武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找林伯渠。随后，华君武买到了去重庆的船票，再由重庆转道去了成都。

到达成都后，华君武一时找不到去延安或者去西安的车。后来，他听说四川绵阳可能有去西安的车，便乘船前往。到达绵阳后，几经打听，最后从一个茶坊的伙计那儿打听到，如果搭国民党的军车，只要肯花钱，就能捎上脚。于是，华君武给足司机钱后，便顺利地搭上了车，毕竟“有钱能使鬼推磨”么。途经的江油、剑阁、广元、宁强等地均是土匪出没之地，没有钱是休想过去的。而国民党也在这里专门堵截前往延安的进步青年。不过，华君武坐的是国民党200师杜聿明部的六轮大卡车，倒是一路绿灯。翻过秦岭北面，山下有个叫宁羌（今改宁强）的小城，这是华君武第一次跨过长江来到了西北，“下车只有一个小饭铺，只卖面片，也没有菜，只有一小碟盐和一小碟干辣椒面。我这个从未出过江南的青年，不免大吃一惊：没想到有如此朴素的午饭。好在赴延安心切，也就硬着头皮吃下去了。”

到了西安，华君武顺利地找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并递上了李克农的信，办事处的同志让他等两天。这时，华君武想起当初在上海编英文《中国评论周报》的朋友宋以忠托他寻访一位从美国来陕西的吴启晨先生。宋以忠与吴启晨曾是美国上学时的同学，华君武按地址将写有“有志趣陕北求进”的信递上后，第二天吴先生果然来看华君武。见吴先生身穿国民党高级军官服，腰佩短剑，华君武甚是惊讶。吴先生请华君武吃涮羊肉，席间介绍自己在胡宗南军事第七分校任经理。吴先生告知华君武，去陕北可能困难重重，他有意留下华君武。华君武并未立即答复，只说考虑一晚。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当晚便通知华君武第二天启程去陕西，并为其开了护照，职位是“八路军上士文书”，供其路途之便。就这样，经历了一路的艰辛，华君武终于到达了陕北！

解放后，华君武曾向在胡宗南处做过地下工作的陈忠经同志问起吴启晨，陈说吴当时并不是教官、特务，只不过是军事七分校的经理，管管总务之类的事。可当时的华君武并不知情，倒是虚惊一场。

延安是华君武真正成名的开始，也正是从延安开始，华君武的漫画与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紧紧地交织在了一起。

2

1938年11月，华君武来到甘陕边界的栒邑县看花宫，成为陕北公学四十八队的学员。随后，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挑选一批曾学过艺术的人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和工作，华君武顺利入选。

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是中国共产党于1938年春创办的一所综合性艺术学院，其发起人是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以及周扬等七人，由周扬任校长。

关于为何成立“鲁艺”，1938年2月，毛泽东等人在延安发布了一个“创立缘起”，内容如下：

为了民族的生存和解放，为了抵制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侵略，把它从中国赶出去；为了巩固世界和平，全中国人民自芦沟桥事变以来一致奋起，各党各派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下进行神圣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在这抗战时期中，我们不仅要为了抗日动员与利用一切现有的力量，并且应该去寻求和准备新的力量，这也就是说：我们应注意抗战急需的干部培养问题。“干部决定一切”！这不仅在平时，而且在战时也是非常迫切的问题。在前线和日寇作浴血战斗的干部中，在后方动员工作中，都需要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成千成万的有力干部，这是毫无疑问的。

艺术——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最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因之培养抗战的艺术干部，在目前也是不容稍缓的工作。

我们边区对于抗战教育的实施，积极进行，已建立了许多培养适合于抗战需要的一般政治、军事干部的学校(如中国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而专门关于艺术方面的学校尚付缺如；因此我们决定创立这艺术学院，并且以已故的中国最大的文豪鲁迅先生为名，这不仅是为了纪念我们这位伟大的导师，并且表示我们要向着他所开辟的道路大踏步前进。

我们深知，这鲁迅艺术学院的建立是件艰巨的工作，决非我们少数人有限的力量所能完全达到；因之，我们迫切地希望全国各界人士予以同情与援助，使其迅速成长。这也就是帮助了我国英勇的抗战更胜利的进展，以至获得最后的胜利，把日寇赶出中国！

发起人：毛泽东 周恩来 林伯渠 徐特立 成仿吾 艾思奇 周扬

1938年年底，华君武来到鲁艺美术系。鲁艺有四个专业系，即文学、戏剧、音乐和美术系。当时美术系的主任是沃渣，王曼硕、丁里等是教员，因为华君武当时不算学生，所以并未在系里，而是在高级研究班里。但研究班没多久就停办了，而是成立了一个漫画研究班，只有华君武和当时从陕北公学同来的米谷（朱吾石）两人。在延安鲁艺做研究生，用华君武的话说，就是比学生高点，比教员低点。华君武那时是个２０岁出头的青年，生活在延安自由民主的气氛中感到很快乐。与他同时期的也都是从全国各城市过来投奔革命的进步青年，他们都要求上进，都有为革命献身的精神。

1939年三四月间，鲁艺搬家，从城里的北门外搬到了桥儿沟。来到新地方之后，华君武从美术系调到了艺术指导科，不算教员，主要从事研究和创作，负责具体联系包括文学、戏剧、音乐、美术这四个方面的人才。艺术指导科的科长是田方，他是搞戏剧的，后来改行做电影，是华君武一生的挚友。华君武的一生，除了张光宇这位伯乐让他走上漫画这条创作道路外，还有两个人对他有着重要的，一个是上文提及的黄嘉音，另一个便是田方。如果说黄嘉音是华君武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者与知音，那么田方就是华君武参加革命队伍后的兄长与挚友。在鲁艺，比华君武年长两岁的田方是华君武的党支部书记。

在鲁艺的生活十分艰苦，因为整个延安的情况都比较艰苦，按华君武自己的话说，“所谓比较，是说前方的生活比延安还要苦”。在延安，三餐起码都有小米饭、萝卜、土豆吃，逢年过节还要改善生活，会餐一顿，比起其他地方，这里可谓天堂。华君武记得自己初到延安时，身上的钱花完了，晚上参加晚会回来，肚子饿了，又没有吃的，便想起白天糊窑洞窗户纸的糨糊还剩半碗，便拿来吃了。时过境迁，几十年后的华老回想当年那半碗糨糊的味道，还是觉得极其美味——毕竟在当时能拿糨糊当宵夜也是奢侈的哟。

1939年，华君武在鲁艺墙报上画了一幅漫画《抢面条》。那时，他经常想起当初在宁羌小店吃的那碗宁羌面片了，因为到了延安吃的都是小米饭，菜是洒一点油花的盐水煮萝卜，一个星期才能吃到一顿馒头或面条，所以一见伙房在擀面条就兴奋。当大木盆盛的热腾腾的面条抬出来时，大家就开始“冲锋陷阵”，情景煞是有趣。鲁艺有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喜欢打打闹闹，此亦属革命乐观主义，被人们称为“乐天派”。华君武的这幅“名画”，多年后他在西安一次会议上遇到了延安老友、版画家刘梦天，还被对方提及，华君武就写了一篇《追忆漫画〈抢面条〉》。可以想见，当时的生活是何等的艰辛。

当时，蒋介石派他的嫡系胡宗南率30万人围困陕甘宁边区，外界的给养基本断绝了，毛主席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整个边区展开大生产运动。鲁艺师生也都参加到这一场活动中来，华君武被派往山上开荒。天不亮，华君武等一批人就上山了，大家排成一排，一起抡起头向前刨。黄土高原的这些荒地又瘦又硬，得用很重的头，但这帮人大多是城市里的读书人，没干过什么重活，一天下来，手就磨出了血泡，但大家情绪很高，谁也没有叫一声苦。大家一齐上，也叫两勤夹一懒，想懒不得懒，在集体里干活，谁也不甘落后，一会儿就开出一大片荒地来。大家相互帮助，相互关心、相互体贴、相互谅解，在鲁艺这个大家庭里，华君武感觉到了温暖。在这里，他知道了什么叫同志——首长管他叫同志，同事也叫他同志，他真正开始体会到“同志”二字的分量。在这里，大家相处融洽，没有上下级之分，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在这段日子里，华君武开始接触党，懂得了革命道理，1940年4月1日，在米谷和梅行同志的介绍下，华君武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3

在鲁艺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对华君武来说却有着非常美好的回忆。

在桥儿沟西山的美术工场，华君武和古元住在一块，他们在半山合种了一块小菜地，种着葱、蒜、辣椒、西红柿、萝卜、圆白菜。那时，华君武和古元也会偶尔有一点稿费，这在当时已经是非常特殊了，可以买点羊腰子和羊油，其中，羊腰子炒蔬菜是当时他们打牙祭的小锅菜。有时，买上一根羊脊椎骨，加上萝卜、西红柿和圆白菜，炖上一大锅，吃饭时，把美术系的人都找来，大家围着吃菜喝汤，可谓无上的享受。有时嘴馋了，也没什么可吃的，就把点灯的清油倒出来炒小米饭吃。后来，不知怎的这事情让总务科发现了，清油里被兑了些煤油，从此炒小米饭也就吃不成了。那时，只有在逢年过节，或者发了津贴（其实也就够买四两白酒、一只猪蹄和两包旱烟的），才能喝点酒。本来大家会餐划拳是输了才喝，但酒少，就变成了赢了才能喝。延安当时卖酒的小商贩就做些手脚，酒里掺水、加鸽子粪（据说易头晕，就以为酒浓）、加石灰（使人感觉酒烈），反正喝了也发酒疯，华君武喝多了就拉住冼星海，不让他去城里指挥音乐晚会。

对那段岁月，华君武还有很多有趣的回忆，比如：

王朝闻同志原来是学雕塑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捏泥菩萨的。但是在延安“鲁艺”，当时要有一间做雕塑、还要有天窗的房子谈何容易。美术系要盖一间可以画素描的画室，还是由王曼硕同志带了学生上山砍了树木，运回来自己动手兴建的。既要开天窗，就必然要玻璃，哪里来的玻璃？当时许多负责同志住的窑洞的窗户还是用纸糊的。王朝闻无可奈何，只好空喊天窗，发发牢骚。没有天窗，克服困难，也做雕塑。现在大家看到的《毛泽东选集》上的毛泽东浮雕像，就是他在延安创作的。

延安从来没有茶喝，用自己的瓦盆（既是饭碗，又是水碗）在伙房里舀些开水放着，渴了就喝。那时如果有个搪瓷杯子就是奇迹，一般是没有的。王朝闻忽然发明采集酸枣树的嫩芽来焙制“茶”叶，酸枣树漫山遍野都是，于是有一阵，大家都喝起“茶”来。后来又有人加入后山采集的野蔷薇，就变成花茶了。

胡蛮同志是抗战后从苏联回到延安的，我们都很尊重他，他也向我们报告苏联的美术。他那时吸烟斗，并且还有一个装烟丝的橡胶烟荷包，在当时自然是十分了不起的。胡蛮同志当时住在东山，和我们西山遥遥相对。某天，我们看到他在窑洞门口的半山草丛里找东西。事后别人告诉我说，他前一天决心戒烟，把烟斗和烟荷包都摔到山下以示决心，没想到第二天烟瘾犯了，顾不得面子，又到山下找回了他的烟具。胡蛮同志喜欢不断改姓换名，他在去苏联以前原名王钧初，因为表示革命就要用苦力，又用罗思（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说，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比喻为齿轮和螺丝钉的关系。罗思即螺丝钉之意）。他从苏联回来时用的名字叫王洪，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他又改成了旺红，当时钟敬之同志说这个名字不像男人的名字，他又取名胡蛮。未几，胡宗南进攻边区，延安《解放日报》社论抨击国民党，称胡宗南为“胡蛮”。胡蛮同志大概着急了，又改成了祜曼，并且还解释，这是外语中“人道”（Гyманист）的意思。胡蛮同志进了城就再也没有改名了。当时有些同志改名，也是表示革命的意思，只是他改的次数多一些。

在延安，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大家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苦中有乐，乐在苦中。他们懂得苦中作乐，时常调皮捣蛋。在延安有一种山西曲沃来的旱烟，很像晒干了的马粪，因此被称为马粪烟，米谷自己雕了个烟斗抽旱烟。一日，由于连日下雨导致外出不便，旱烟抽完，没钱买烟，又犯了烟瘾。华君武和焦心河使坏，捡了点干马粪充旱烟骗米谷，因为马粪烟其实是掺了很多草的，所以米谷也辨不出真伪，当然，事后得知后，华君武他们也就免不了挨他的一顿骂。

4

华君武在延安一呆就是八年，是一位文艺活动积极分子。他曾经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并现场聆听毛泽东同志演讲那篇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1年前后，华君武在“革命的草台班子”——延安平剧院(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平剧研究团和八路军一二零师战斗平剧社合并组建而成的平剧研究、演出团体。“平剧”即今“京剧”，“北平”改称“北京”后，“平剧”改称“京剧”）工作了两年，拉过两年京胡。那时，华君武偶尔会去看“小达子”雪艳琴的戏，有时听留声机里的京戏唱片，跟着学拉胡琴。华君武的几位鲁艺同学也喜欢京剧，课余时常聚在一起练嗓子，其中一位操琴的同学是桥梁专家茅以升的侄子，叫茅于恭，他曾在京剧名家王少卿的门下学过戏，自然身手不凡。茅于恭对华君武多有指点，所以华君武的京胡拉得也越来越好，就连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陈荒煤听了华君武拉的京胡也直夸他的指法不错。

那时连毛主席也常来看戏，有时还一边看一边用手拍板。周恩来也常来看戏，即使他常驻重庆，回来时也常看演出。延安有时要招待统战人物过境，平剧小组自然也要登场。

除了在平剧小组拉京胡外，华君武也在合唱团里客串。由于当时一部分合唱队员被抽到前线去了，所以华君武被临时补充进来，好友冼星海给了他一个男低音的角色。一次，合唱队去参加欢迎当时国民党甘肃省主席邓宝珊来延安的一个晚会，地点在南门外的一个大戏台上。平日里，华君武还可以唱两声，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场面毕竟有点紧张，尤其是当指挥冼星海站在前面环视大家的时候，华君武的就有点儿心慌了。那天唱的是《黄河大合唱》，冼星海举起指挥小棒，意思是让大家集中精力，但华君武却误以为是要唱了，第一句是“嗨……嗬”，别人都全神贯注，静静地等候，只有华君武一个人憋足了全力喊了起来，当时场内一片哗然。冼星海很不满意地看了他一眼，很久以后，华君武都觉得还能感受到那眼神的力量。事后，冼星海也没有批评他，可华君武自己却一肚子冤屈：“又不是我报名参加的，是你把我硬拉上台的。”从此，华君武再也没有到台上演出过。

华君武在鲁艺办的漫画墙报当时在校内引起了一些反响，中央领导同志来鲁艺时也参观了他们的墙报，有一次毛主席看了墙报上华君武画的一幅叫《知识分子》的漫画还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漫画画的是一个草人，上书“知识分子”，画里的“草人”不但没有吓唬住鸟，鸟儿反倒都跑到“草人”跟前，有的还站在“草人”头上，这幅漫画的寓意是知识分子一定要放下臭架子。

华君武在延安期间共参加了两次漫画展览，第一次是1941年举办的，以反法西斯作为主要内容。鲁艺的师生们积极性都很高，积极创作漫画和宣传画参展。就连平日里不搞创作的美术系主任王曼硕也画了一张纯粹用素描手法绘制的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头目——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的裸体人像。那时是冬天，华君武把创作的漫画用大夹子夹着，扛着进城布展，虽然被冻得很惨，但是看到来看展出的大量人流，尽管辛苦却也很是欣慰。

第二次，在延安反响较大，是1942年2月由华君武提议，他和张谔、蔡若虹一起搞的三人漫画展。鉴于“我们已经看到了新社会的美丽和光明，但也看到了部分的丑恶和黑暗，这些丑恶和黑暗是从旧的社会中、旧的思想意识中带过来的渣滓，它附着在新的社会上而且在腐蚀着新的社会。我们——漫画工作者——的任务，就必须是：指出它们，埋葬它们”的理念，他们仨分头准备了共70幅作品，画展地点是在延安联防司令部附近的军人俱乐部新建的三间砖窑里。当时在延安很少有画展，这次的展览吸引了很多的观众，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那时，毛主席对文艺界的活动很关注，听说华君武他们搞了个三人讽刺漫画展，非常感兴趣，就带着几个人来参观，那天正好赶上华君武值班，他便陪同毛主席参观讲解。

毛主席看画展很认真，每张画都看得很仔细，有些没看懂的就问身旁的华君武：“这是什么意思？”华君武马上作解释，主席听了点点头。看完之后，华君武按当时延安的习惯，说了句：“请主席批评。”“漫画还要发展。”这是主席的回复。当时的华君武还不是很能体味这句话的含义，但多年后，当他回忆起这件事来总觉得有些不安。限于当时的思想水平，很多漫画没有体现出后来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论述的对敌我友三种不同态度的讽刺，带有很大的片面性，有的也不是与人为善的。而当时的社会环境又处于民族矛盾的紧要关头，举办这样的画展多少有些不合时宜。对这件事，蔡若虹醒悟得早一些，他将参展的漫画都收了起来，但这些作品在后来的“文革”中还是被抄走了，一直下落不明。

大约过了半年时间，在夏秋之间，当时的延安《解放日报》负责副刊的东北作家舒群通知华君武、蔡若虹、张谔三人，说毛泽东要与他们见见面。当天下午，他们三人就在舒群的陪同下去到毛泽东所住的枣园。对这件事，华君武也曾有详尽的记录：

约在夏秋之间，当时在延安《解放日报》负责副刊编辑的东北作家舒群通知我们，毛主席约我们三个人去见见面。那天下午我们如约，由舒群陪着到了枣园毛主席住处。我们和毛主席见面和谈话，就在园子里的一棵大树下，那里放着一张方桌，几把椅子，后来吃饭也在那里。因为时隔已有五十多年，很多细节已经忘掉。我们是下午去的，吃了饭，天气已近黄昏，当时谁也没有手表，估计大约有两个半小时左右。

我迄今记得最清楚的是毛主席关于漫画的一段谈话，大概毛主席看到我在《解放日报》上画了一幅批评植树不养树的漫画，延河边上矗立着一根无枝叶的细树干。毛主席说，不好好植树应当批评，但是延河那一段植树不好应该注明，如果王家坪（当时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植树不好就应该注明王家坪，延河很长，否则就变成整条延河两岸植树都不好了。由此毛主席就讲了个别和一般、局部和全局的关系问题，因此这段谈话在以后几十年我们漫画创作中克服片面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毛主席当时还说，可不可以同时画两幅漫画，一幅是表扬正确的，另一幅是批评错误的。我因觉得这种表现方法比较呆板，所以很少采用。

毛主席是一位伟大人物，我们都很景仰他。除了我几个月以前在《讽刺画展》时见过毛主席，平时都是在大会上较远地见到他。现在坐在毛主席身旁，自不免有些拘束，但他很快就打破了这种拘束感，使人很自然地讲话。我记得开始毛主席问到蔡若虹的籍贯，知道是江西人时，毛主席就问蔡若虹，知道不知道江西有位大名鼎鼎的道教头头张天师，蔡若虹说不出张天师的来历，毛主席就讲了一段关于张天师的笑话，使得我们什么话都敢说了。

我在吃饭时看到桌上有碟生煸青辣椒加盐，就问外边传说毛主席连吃西瓜都就辣椒有无此事，毛主席也笑着说那是在长征已到甘肃某一个村上，休息吃饭，桌上也有辣椒，正吃着，送来切好的西瓜，又吃了西瓜，大概就是这样传开去了。

我也问了毛主席一个严肃的问题，我说我参加抗日，要我去打仗，我敢冲上去，但是如果被敌人抓住，对我用酷刑我怎么办，毛主席说你要想到为人民。我记得我们向主席告别时，他送我们到院门口，又对我重复了这句话。

这次与主席见面，并聆听主席的教诲，使华君武一生难忘，并受益终生。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在“文革”期间，这却成了华君武的罪状，因为造反派说华君武不听毛主席的话，早在延安期间毛主席就批评过他。华君武听了，也只有在心里冷笑了。

5

贯穿华君武一生的是对现实生活的批判精神，他早年长于政治时事漫画，用中国传统绘画方式勾勒出富有战斗性的图画，在革命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宣传作用，后期则以讽刺画为主。华君武说过：“不平则鸣，看见世界上这些不平等的，我就可以画漫画。”在鲁艺的这个时期，华君武创作了不少内部讽刺画，他曾画了一幅《等鸡下蛋再去》的漫画，是批评资产阶级散漫作风的。还有一幅叫《首长路线》的漫画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当时的延安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因为早年参加革命，一些长征过来的红军干部和战士经历了长期的战争生活，没有时间和条件处理个人问题，造成了很多的“剩男”。到了延安，他们才有了解决个人问题的机遇和条件，但这些大龄“剩男”有些甚至已经近40岁了。解放区来的一些女青年大多在２０岁左右，“剩男”和这些妙龄女青年们谈恋爱也就成了当时的延安一件很平常的事情。这本来是特殊环境下造就的特殊情况，也在情理之中，但在鲁艺却引发了不小的议论，说女青年岁数小，找大龄红军，无非是图其“官职”。当时曾流传这样的一个笑话，说红军与女青年在延河边约会，两人半天没开口，最后还是女青年开口打破沉默，说：“你看月亮多好看！”红军回话说：“有什么好看的，像个大烧饼。”华君武曾就这个现象画过一幅漫画，画面上两个女青年在对话，其中一个说：“才找个科长啊？！”华君武对延安的这种特别的婚姻现象毫不客气地给予了讽刺。当然，华君武后来意识到这画其实画错了。华君武发起的“漫画墙报”从1940年到1941年，共出版了十多期。上文提及的那幅《抢面条》就发表在其中的一个漫画墙报《路》上。那时，华君武算是个多产的漫画家，每期的墙报上基本都有他的作品发表，内容大多是针对延安学生和干部身上的缺点进行讽刺的。这个时期的华君武还很稚嫩，对很多问题的做法和看待方式有很多的不足，多年以后，华君武在回顾自己这段历史的时候，也深深地为当时自己的一些表现而不安。他说，自己身上有许多弱点，特别是刚进革命队伍，自由主义表现很严重。不过，后来随着在革命队伍中的磨炼，他逐渐成长起来，很多毛病也慢慢克服了。在延安的最初几年，华君武的漫画并不受当地百姓的欢迎。当时他们在墙报上面画连环画、宣传画，老百姓还会看，但一看漫画看不懂，扭着头就走了。华君武就琢磨，要能够使农民看得懂，就得改掉以往已经成形的创作方式，去表现新的生活，为新的受众服务，这一过程对华君武来说，是很艰难的，但是他必须改，因为革命的漫画决不仅仅是单纯的艺术创作，对于这种改变，华君武是发自内心的。

在鲁艺，华君武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为《解放日报》提供漫画稿件。华君武当时主要配合政治形势创作漫画，其中反法西斯和抗日是作品的重要内容，当然，反蒋介石内战也是一个重要题材。他的好友漫画家张谔因为喜欢漫画创作，由鲁艺调到《解放日报》当了美术编辑。每次供稿华君武都是与张谔联系的，当时的联络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华君武住处离报社有八里路，他每次都是走着去，交完稿子再问张谔下一步需要怎样的稿子，回来再进行新的创作。那时对漫画稿件审查很严，报社的负责人对每一幅画都要亲自把关，如果需要修改，就让张谔通知华君武。漫画稿件受政治的影响很大，华君武记得他画过一张讽刺蒋介石的漫画，但当时正赶上两党要会谈，这张漫画就只好暂时搁下，待蒋介石撕破脸皮时再发表。

此时，华君武的漫画还没有脱离上海的影子，所以一开始为《解放日报》供稿时，画法上仍然有模仿“洋老师”的痕迹，就连漫画选材上也显得主题不鲜明。但在革命队伍中的学习和成长使得华君武观察事物的角度和立场等都有了很大的改变。特别是参加完毛主席在延安举行的文艺座谈会后，他的思想成熟了很多，也真正开始懂得时事了，他的漫画主题集中了，追求民族化、大众化，他把“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作为自己漫画暴露和讽刺的主要对象，匕首所指，直刺敌人的心脏。华老说：“这都是后来我追求的一个方面，假如没这些东西，我的漫画也不会这样，所以现在我说真话，没共产党对我的培养，我就没今天华君武的漫画。”1939年，华君武画了一幅《一只魔怪的脚》，画面上一只写着“意大利”的大脚踏在突尼斯和科西加的土地上，他用整幅画面突出意大利法西斯肆意践踏别国领土的罪行，让人看了后一目了然。1942年发表的《诱降》的画面上一个是别着太阳旗标志、留着小胡子的日本侵略者坐在河边钓“鱼”，“鱼饵”是早已投降日寇的国民党将领方先宪，而所钓的“鱼”呢，其实是泛着波纹的国民党党旗，它代表蒋介石反动派，日蒋勾结、狼狈为奸的丑态跃然纸上。1945年5月，华君武创作了他在延安时期的代表作《榜样》，画面上，东条英机和蒋介石面对被绞死的墨索里尼如丧考妣，蒋介石露出后半拉脸，但那秃脑勺和黑大氅让人一眼就能认出那是蒋介石——可能与当时的形势有关，所以画得很含蓄，没露“脸”。当时的时代背景是，意、德、日法西斯即将倒台，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已被游击队和人民绞死。华君武想，墨索里尼的今天预示了希特勒、东条英机和蒋介石的明天。这幅画发表后三个月，即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而《榜样》的原稿也一直被华君武保存在身边。

因为给《解放日报》供稿，所以华君武常常能得到一些稿费，这在当时已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了。上文提及过，他把这些稿费几乎都用于买酒和菜，请大家一起饕餮。这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显然是别有情趣的。

6

1942年至1943年，党中央在延安开展了整风运动，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关于《整顿党的作风》的重要讲话，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是一次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为最终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好了思想理论准备。

但这场整风运动到了后期，转入审查干部阶段后，曾一度出现夸大敌情的现象，搞逼、供、信，造成了很多冤假错案，而华君武就是其中的一个受害者。1943年春天，华君武随鲁艺到绥德县深入生活，一天，他们突然被召集在一起开会。会议上大家陆续上台发言，所谓发言大多是揭发问题的。一位鲁艺文学系的学生上台说，华君武曾和伪军官有联系，是“特嫌”（当时，将白区来的同志都视为“特嫌”）。当时，在台下的华君武脑子“嗡”的一声，后面人家说什么就完全记不得了。回到驻地，他党支部委员的职务就被解除了，还要求集中考虑交代问题。华君武怎么也想不通自己怎么就成了“特嫌”？他一再向组织保证他不是特务。那是段人人自危的时期，人家见到华君武便躲得远远的。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一个人来看他了，这个人正是田方！田方态度既严肃又平和，他让华君武将自己的经历讲述一遍，他耐心地听，之后又让他将经历写下来交给他，临走时，又郑重地对他说：“你要是特务就交代，你要没问题就相信党。”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华君武记了一辈子。这话现在听起来似乎没什么了不起，可在当时那种环境下，田方能去看华君武，并对他说这样的话绝对是冒很大风险的，因为很可能殃及自身。华君武佩服田方的为人，正派坦诚，不跟风、不虚伪，对上不卑不亢、对下知冷知热，话语不多，却颇让人回味。没过几天，周扬同志亲自过问了这件事，并认为这件事搞错了，就立即“释放”了华君武。

这段短暂的经历给华君武打下了一生的烙印，懂得了人在任何时候都要光明磊落，实事求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绝不能人云亦云，趋炎附势。在此后的人生中，他无论经历怎样的磨难都会尽自己的力量去保护周围的同志。

1944年到1945年，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任美术系书记的华君武与任美术系系主任的蔡若虹一起参加对那些受迫害同志的甄别工作，就在开展“抢救运动”的同时，华君武结识了自己的终身伴侣——宋琦。1944年中秋节，一场简单的婚礼，29岁的华君武终于解决了自己的终身大事。宋琦是天津人，在北京念的书，比华君武小6岁。1938年，17岁的宋琦在西安参加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演出话剧。同年到延安进入抗大，后来到晋察冀敌后区工作，还打过游击，1944年又回到延安鲁艺。华君武和宋琦是在鲁艺周末的一次舞会上相识的，宋琦内向，华君武开朗、幽默，二人性格互补，相得益彰。

转眼，华君武来到延安已经八年了，抗战也胜利了。就在那个难忘的8月下旬，他被分配到东北“鲁艺”文工团，离开延安奔赴新的战场…… KucNB7+Ab83MhkurLiAoaVeBpOL+9SFeHGAB3RDHUEuXRGMahlprKDvHKFZ4V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