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求学上海漫画启蒙

1

被学校开除了，怎么办呢？华君武的一个堂舅和当时上海大同大学附属高中的校长胡钢复很熟，母亲托堂舅说情，胡钢复便答应接收华君武，并免除了学费，让他只交一点杂费，这对这个一贫如洗的家庭来说简直是个天大的好消息。1931年，16岁的华君武穿着一身蓝布长衫，带着他的铺盖卷只身来到上海，进入大同大学的附属高中，开始了他新的生活。

华君武在以数学著称的大同中学仍然严重偏科，他喜欢美术课，却不喜欢数理化，那三科成绩极差，其中尤以数学为甚。一上数学课他就“头疼”，而大同中学老师吴在渊是个自学成才、学问很好的人，教学上有他自己独到的方式，是连著名数学家华罗庚都极为敬重的数学教育家。华君武的数学基础本就较差，根本跟不上，后来索性心一横不听了——老师在上面讲课，他在下面偷偷构思漫画，有时干脆就直接画在书本的空白处，课后再去誊。华老曾回忆说：“我的算术课大概到了‘鸡兔同笼’的时候就基本停止了。后来我的数理化成绩越来越差。数学老师吴在渊先生严厉至极，我对他老人家真是无可奈何，考试经常得负分。”为何得负分？原来是吴在渊老师有自己的一个判分“规矩”，别的老师可以判不及格，或30分，或20分，可他却可以判负分，以华君武对待数学课的一贯作风，他在负分行列之中也就毫无悬念了。

当时，偏巧有一位数学助教施先生对学生很凶，大概对数学不好的学生尤甚吧，而且人也年轻。一次，胆子变大的华君武在课堂上画了一幅漫画嘲笑施先生。画面上是一把大大的尿壶，这位助教施先生的头像正插在尿壶的嘴上，标题叫做《清供》。他的表弟与之同班读书，也极其讨厌这位助教，看到此画之后竟背着华君武偷偷将画放在了施先生的桌上。这下惹了大祸，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助教大怒，向学校提出“不开除华君武决不再教课！”校长很为难，毕竟华君武是“关系户”啊。最终，校方决定先给华君武记大过两次，因为记三次过就等于是开除了。一直拖到放假，又再写信通知家长：学生华君武可不再来校读书。就这样，华君武又一次被迫辍学了。虽然以前在杭州被初中开除，如今在上海又面对高中不能继续升学的停学处分，但对于这两次差不多的结果，华君武内心的波澜却是相去甚远的。后来，华老回忆此事时这样说：“这当然是我咎由自取，现在想想，借漫画来泄私愤，实在是不应该的。如果那位助教先生还在，我愿意向他当面请罪。”60年后，大同中学在校庆活动期间举办校友征文，身为一代漫画大师的华君武写了一篇题为《我的错误》的文章，讲述事情经过，在全校师生面前以文字的形式承认自己60年前的错误，不禁让人肃然起敬。《我的错误》全文如下：

1933年到1936年，我在上海大同大学附属高中上学。我从小学时算术就不好，记得学“四则”时鸡兔同笼我就弄不清；但我家里硬要学理科，硬把我送进当时以数学闻名的大同大学附中。

我们的数学老师是吴在渊先生，50年代我还和华罗庚同志谈过他。他的教学方法很特别，每次上课不翻课本就开讲，功课好的同学还能跟上，我的数学本来就差，跟也跟不上，越学越糟，我就索性不听课了。那时我已经在社会上投稿漫画，所以算术课本的空隙里都成了我画小人儿的地方。吴在渊先生考试评分也很特别，别的先生评分时六十分及格，最多吃零分，吴先生不这样，最坏的可评负几十分，我的数学就评过负分，因此在大考后总评分被负分平均，成绩就很“可观”了。我很怕吴先生，敢怒不敢言。吴先生有一位助教施先生，年纪轻些，我们一些数学不好的学生就对他很不尊敬，有时课堂秩序也不很好。约在1935年秋季，我在课堂上画了一张施先生的漫画像，内容是很不恭敬的。我画好后本想给我附近的一位表弟“欣赏”，没有想到他看后就送到施先生的讲台上（这也是他不敬重施先生的表现），这下惹下大祸，施先生顿时离开了课堂，不来上课了。后来学校公布了记我大过两个的处分（当时三个大过就是开除），等到毕业时就通知“不再升入大学”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施先生。

这件事咎由自取，时隔六十年又无机会向施先生道歉；借母校征文的机会，向施先生赔礼并表示我的歉意。

2

上海是中国近现代漫画的发祥地。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有全国影响力的第一代和第二代漫画家，几乎都是在上海成长起来的。从辛亥革命及此后的五四运动开始，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上海一直是中国漫画艺术的中心。原先在杭州缺乏漫画的氛围，华君武只能一个人孤独地进行探索，此时来到上海，看到那么多的报纸刊登漫画，令人目不暇接，他不禁欣喜若狂。当时上海的漫画园地不少，其中，有著名作家林语堂先生主编的《论语》，著名漫画家鲁少飞主编的《时代漫画》，著名漫画家张光宇主编的《上海漫画》和《独立漫画》，著名漫画家王敦庆主编的《漫画界》、《漫画之友》以及著名漫画家叶浅予主编的《泼克》等等。

在上海，华君武看到的多了，学到的东西也多了。他开始了解漫画方面更深层次的东西，而不仅仅只局限于画。他知道我国古代虽有类似漫画的美术作品，然而数量不多，漫画的真正兴起还是在辛亥革命时期。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国内外矛盾的加剧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因为漫画夸张变形的特征，以及指桑骂槐的隐喻性，在它萌芽期就成为教派斗争中的利器。20世纪以来，漫画家继续用犀利的画笔针砭时弊。1841年，英国伦敦《笨拙》（Punch）讽刺杂志创刊，在１９世纪的欧洲掀起了批判风潮，而这股风潮迅速席卷了整个世界，中国和日本也感染了这股热潮。当时中国的环境也给了漫画最好的滋养土壤——老百姓民不聊生，受欺压的人民为了生存要反抗，这正是绝佳的漫画题材。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尽管军阀混战，但“十里洋场”仍然汇聚了众多流派的人才，使这个城市成为当时中国几个主要的文化中心之一。当时上海有代表性的漫画家有马星驰、丁悚、钱病鹤、沈泊尘、汪绮云、朱鹤冈、杨清馨、孙雪泥等人。其中的丁悚更是组织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漫画协会，协会招牌就挂在丁家门口。而丁悚正是著名漫画家丁聪的父亲。华君武长丁聪一岁，此时的二人并不相识，但因为都喜欢漫画，他们最终成为了一辈子的挚友。

林语堂先生主编的《论语》杂志提倡幽默，所刊文章和漫画嬉笑怒骂，轻松活泼，社会反响很大。华君武便决定先从《论语》“下手”。刚到上海不久，华君武就在好友，后来成为著名编辑和出版家的黄嘉音的陪同下去《论语》编辑部拜访，认识了实际负责编务的绍兴人陶亢德。林语堂先生是国人皆知的大文学家，虽然华老说在上海的几年里，他只见过林先生两次，但华君武第一次拜访《论语》编辑部时就见到了这位时年39岁，风度翩翩的大文学家。此时的华君武是一位19岁的高中生，不免有些拘束。但林先生庄重中有和气，让华君武的胆怯少了很多。虽然他与林先生的交往并不多，但他因此结识了丰子恺先生——那时候丰子恺先生36岁，是众所周知的文学家和漫画家。“没有丝毫架子，平易、谦虚。平时看子恺漫画，丰先生如在云端，现在竟在眼前，还和我这刚入漫画界的青年娓娓而谈，使我更加敬重他。”显然，知名作家和画家林语堂、丰子恺对这个热衷于漫画创作的高中生给予了很多的鼓励，这也是华君武一生难得的一次会面，每每忆及，他总会感慨万分。

华君武在此后只再见了林语堂一面，但他与丰子恺的接触倒是不少——

认识丰子恺先生约在1934年，我那时是在上海大同大学高中读书。我向林语堂先生办的《论语》杂志投稿，某次在编辑部见到了子恺先生，顿时被他的形象和神态吸引住了。他有美髯，温文尔雅，他没有一般漫画家的那种爱开玩笑的习气，他也没有故作矜持。当时他已是知名度很高的文学家、漫画家，他待人平等。当时在场的有林语堂，还有一位全增嘏教授，我则是一个初学漫画的中学生，我感到他并无高低之分。大概在1935年夏，我回到杭州，忽然陶亢德（他是《论语》的实际编辑）陪他到杭州，邀我去功德林素菜馆（子恺先生茹素）用晚饭。我们三人都能喝酒，喝了不少黄酒，又去西湖泛舟夜游。丰先生在船上讲天文、讲星座，又说神话，当时我深感他学问真大。我想丰先生的漫画独具品位是和他的修养分不开的。我最近在想，先生的漫画中的儿童漫画和护生漫画，可否这样概括：

儿童漫画，赤子之心；护生画集，菩萨心肠。

今年11月9日是子恺先生百岁诞辰，写此短文追念先生。

一九九八年十月·北京

1938年，华君武去了延安，他与丰先生一别十几年，直到全国解放才在上海再度相见。当时华君武刚到上海，便去福州路丰家寓所拜访丰子恺先生。丰先生受弘一法师李叔同的影响，信奉佛教，多年不见的丰先生依然像往日那样恬静和谦虚。华君武以前只知先生精通日文和英文，却不想先生俄文也极好，当时正在从事俄文翻译。没过多久，丰子恺还将两本俄罗斯译著寄给华君武，分别为《苏联中小学图画教学法》和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译笔很优美，让华君武赞叹不已。

1975年9月，丰子恺先生最终未能逃脱“四人帮”迫害，过早地离开了人间。1984年，丰子恺之女丰一吟撰写了《丰子恺》一书，并特意请华君武为之作序。华君武欣然答应，于当年9月在杭州西湖的花家山写下序文。在文中，他特别提及了子恺漫画对后来学者来说值得重视的地方：“一是子恺漫画的民族风格。民族风格内涵之深广，绝非工具材料问题，它是作者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人民、习俗等各方面理解之总和。二是子恺漫画之普及性。普及是因为人们能理解它、喜欢它，也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喜闻乐见’。我想，一件艺术作品所以受人喜爱，首先是作者和读者有一种共同的思想和感情，否则就无从普及。三是子恺漫画的深入浅出。乍看先生的作品，貌似不惊人，但和吃青果一样，越到后来越感其味之隽永，这恐怕和先生人品和文化修养之深是分不开的。中国有句古语叫‘文如其人’，子恺先生的字如其人，画也如其人。”虽然坊间流传的华君武拜丰子恺为师一事已在多年前被华君武否定，但事实上，我们依然不难在字里行间看出丰子恺对华君武的影响其实是极其深远的。

3

“30年代，我正式踏进了五彩缤纷的漫画世界，鲁少飞、张光宇、叶浅予、丰子恺是我的漫画带头人，我至今怀念他们感谢他们。”这段话是《时代漫画》再版时华君武所写下的。在上海期间，华君武逐步走进漫画界，作品被《论语》、《时代漫画》、《独立漫画》、《大美晚报》等报刊发表，在漫画界逐渐有了一席之地，他很感激当初这些漫画前辈对自己的帮助。

叶浅予当年曾编过《上海漫画》、《时代漫画》和《时代画报》，1928年3月，由张光宇任总编、张正宇和叶浅予任副总编的《上海漫画》周刊创刊，叶浅予的长篇漫画《王先生》开始连载。三年后移至《时代画报》继续连载，前后达七年之久。他笔下的《王先生》是20世纪30年代我国影响最大的长篇连载漫画，和德国卜劳恩的《父与子》一样，在上海家喻户晓，而“王先生”也成了一个漫画中“小市民”的典型形象。可见，叶浅予是中国现代漫画的奠基者之一。他对华君武和许多青年画家都曾给予帮助，他俩在上海时期建立的友谊延续了半生，1990年5月24日，华君武在杭州举办漫画创作60周年回顾展，适逢叶浅予正在老家桐庐度假。浙江美协决定邀他出席。但众所周知，这位以“倔老头”闻名的叶浅予深居简出，埋头撰写自己的回忆录，谢绝各种应酬，很少出席画展，包括熟人、友人的开幕仪式，更少在开幕式上讲话。可是这次却打破了惯例，不顾两三个小时的车马劳顿，出席开幕式并在开幕式上代表全国美协讲了话——叶浅予当面称华君武为漫画大师。华君武说：“这是叶老过奖了。其实30年代我还是一个毛头小艺徒呢，而丰子恺、叶浅予、张光宇、鲁少飞等人，已经是享有盛名的漫画家了。我通过投稿逐渐认识了他们。我虽初出茅庐，也有见贤思齐之心。我自知绘画根底差，与许多前辈相比还差一大截，所以想独辟蹊径。我当时的战术是画上许许多多的人，以大场面取胜。人数最多的一幅漫画是《几万双眼睛一只皮球》，画面是一个足球场和许多观众，用此法引起人们的注意。那时也受到了前辈的褒奖和鼓励。”。

在此，也应该提一下鲁少飞。“《时代漫画》是鲁少飞主编的，编辑部在四马路（今福州路）。鲁少飞先生貌甚严肃，但对我们这些后学是很关心的，对我们的画稿中的问题常常不厌其烦来指导”，华老如是说。20世纪30年代是我国漫画发展的高潮期，而《时代漫画》就是当时的领头刊物，它是这一时期出版时间长、发行数量大、影响面广的一个刊物。为人忠厚老实的鲁少飞没有门户之见，他不拘一格地发表全国各地漫画作者的作品。华君武每次去，鲁少飞都对他进行悉心指导。华君武很崇拜这位年长自己12岁的前辈，除了喜欢他的漫画以外，更敬重的则是他的为人。华君武始终记得有一次鲁少飞对他的画稿《冬之野餐》的意见：“他的说话是一口使人难懂的上海南汇官话，又带点理论，加上我当时的水平，实在难懂。但他是一位老漫画家，我一个后生小子能得到如此的机会，对面而坐，实在是受宠若惊，只能不住点头，不懂装懂了。”

说到上世纪30年代的漫画家，人们总是会将张光宇和鲁少飞相提并论。张光宇长华君武15岁，在上世纪20年代就早已声名鹊起。他除了漫画之外，更作为漫画界的组织者而为人所称颂。1926年12月，由漫画家黄文农、丁悚、张光宇、张正宇、叶浅予等发起，在上海创立了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第一个漫画家团体——漫画会，团结了不少热心于漫画创作的年轻人。当时丁悚、张光宇都在英美烟草公司从事香烟贴画和包装设计工作，职业稳定，薪资甚丰，生活富裕，住房宽敞，故漫画会常在他们俩家中活动。漫画会成立时，由王敦庆提创意，由张正宇设计了一个圆形“漫龙”图纹的漫画会会徽。会徽的艺术处理吸取了中国古代砖刻瓦当和肖形印艺术的刻作艺术特色，以浑厚、朴茂、夸张的造型笔法塑造了一头中国漫画神龙，寓意觉醒了的中国漫画正在奔腾飞舞为祖国的光明而战斗。这也正是漫画家们创办漫画会的初衷：以集体的力量，运用漫画艺术，为祖国的前途而战斗。漫画会的会徽设计好后，由王敦庆请一位姑娘用黑丝线绣在一块白绫上，一直由王敦庆保存着。后来，在漫画会的一些出版物上，一般都印上了这个会徽标志。1928年4月21日，漫画会创办了《上海漫画》周刊，以此为园地，团结更多的漫画家来共同发展中国的漫画艺术，叶浅予和张正宇是专职编辑。

“张光宇先生是一位好人，艺术修养好，待人谦和，他的艺术有极强的民间传统，又有现代的风格，作品富有装饰性。他设计的一套具有现代化民间格调的朱漆家具，好看极了”，这是华君武记忆里的张光宇。张光宇放弃了待遇优厚的英美烟草公司的职位，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漫画事业之中，创办了《独立漫画》等杂志，培养了许多年轻的漫画作者，华君武就是其中的一个受益者。1936年，《独立漫画》发表了华君武那幅超大篇幅的《一二·九》，也算是当年华君武在上海的成名之作，因为从此大家知道了有个画大场面，一幅画里画了几百人的华君武。这幅漫画的缘起是因为在1935年12月9日那一天，北平学联组织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抗日爱国运动，六千多名爱国学生举行游行请愿，反对“华北自治”，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然而国民党政府却派军警对学生进行镇压，数百名学生受伤，三百多名学生被捕。

华君武得知后极为愤怒，便用自己画大场面的特长画了整整一天，完成了这幅《一二·九》。

漫画描绘了浩荡的学生队伍、磅礴的斗争气势，细腻地反映了广大爱国学生和军警激烈对抗的生动场面，尤其将军警举刀挥棒对待手无寸铁的学生的场面暴露无遗。毫无疑问，这幅画一经发表便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在当时的上海，还有专门出售外国漫画书刊的外国书店，可以看到外国漫画。比如南京路上就有一家叫“别发”的书店，专门出售外国漫画书刊。华君武说：“若照今天商界迷信来说，自称‘别发’实在是不可思议了。我当时只能讲点洋泾浜英语，但看到漫画有时连猜带蒙也能知其大概。”当时的华君武时常去这家书店看看，无奈囊中羞涩，所以每每都只能装作买书的样子浏览一番，但这对其开阔眼界亦大有帮助——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不少漫画作者都有这样的一位“洋老师”。因为漫画在中国发展的时间比较短，国外漫画相对较为成熟，所以学习外国漫画也不失为一种好办法。

当时，上海有一家英文报纸叫《字林西报》，这家报纸经常刊登一位白俄漫画家萨巴乔（Sapajou）的漫画，多是些国际时事漫画。他的画线条流畅、造型准确而又夸张得体，引起了华君武极大的兴趣。萨巴乔把每个人都画得栩栩如生，其中有一幅中国女工坐在独轮车上的漫画写生，那神态华君武看完就再也忘不掉了。他开始什么都学萨巴乔，甚至连签名都学萨巴乔，英文签名本应横写，但萨巴乔竖写，华君武也就依样画葫芦。华君武后来还专门写有一篇《萨巴乔》，不妨摘录于此：

12月17日，《新民晚报》“夜光杯”版吴钧陶先生写《旧书中的旧上海》一文中，对画作者萨巴乔的姓名，因印不清楚，SAPAJOU误为SAPARON。说起萨巴乔，倒引起我当年学画的一段回忆。我当时在上海大同大学附属高中上学，上海有一家英文报纸《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经常发表萨巴乔的国际时事漫画，他的画线条流利、造型准确而又夸张得体，引起我的极大兴趣。我是初学，自不免摹仿。他画的英国人、日本人、中国人神情毕露，令人叹服。我倾倒之余，连画上签名都去摹仿（他的英文签名本应横写，但却用中国书法规矩从上而下），后来想想，不免汗颜。

要去接近他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是一个中学生。他的报纸也是英国人办的，要去结识恐怕只能是高等华人才行。但是我多方打听才知道他是一个白俄，俄文名字叫萨巴乔诺夫。我曾经看过他一次水彩画展，其中也有一些作品带有他的漫画风味。我1938年离开上海，以后也不知他的去向了。

吴先生文中刊有他的漫画写生插图两幅，一幅是坐独轮车的女工，当时的吉司非尔路（今改名梵皇渡路）到曹家渡上很多这种载客的车辆，也是极有情趣的。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当时，对华君武影响大的还有上文提及过的德国漫画家卜劳恩，这是一位反法西斯战士，被大家最为熟知的就是他的《父与子》。卜劳恩漫画线条之简练、含蓄，构图利用空间之妙，无不让华君武叹服。20世纪80年代初，德国友人约尼·埃林曾把卜劳恩40年代画的《顽强的小鸟》印刷品送给华君武——画面上画的是一只凶恶的猫正怒目回视，原来它竟吞噬了一只小鸟，而小鸟的头用力挣扎竟探出了猫的屁股，小鸟嘴里吐出一串音符，似在呐喊。本觉得此画粗俗的华君武在卜劳恩于北京举办的漫画展上遇到了他的夫人克鲁姆·比思女士，从她的口中得知此画乃是卜劳恩在狱中创作的，而当时的他已得知德国纳粹要对自己施以绞刑，这是他临刑前的画。原来小鸟就是卜劳恩自己！这一席话让华君武对卜劳恩本人和他的作品充满了敬意，这位反法西斯斗士的精神让他钦佩。“小鸟卜劳恩死了，但是小鸟精神永在。”

4

风云突变的时代成就了华君武。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从西洋引进的漫画艺术仍处于襁褓之中，以摩登上海为代表的大都市为这种快速消费式的艺术提供了媒介载体和消费人群，可从事这一行业的也不过只有寥寥几人，画的也大都是些超脱快活、事不关己的小品式漫画。在上海期间，华君武大量地向前辈学习，通过学习别人的绘画技术加入自己的特点，因为“与同时代的许多画家相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我确有许多不如他们的地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也有自己的短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如果有人要问我的长处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扬长避短。”最终，他决定独树一帜地创作大场面的绘画，上文也提及过他的《一二·九》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得到了别人的肯定，慢慢在漫画界占有了一席之地。

除了上文提及作品之外，华君武创作的大场面画还有很多，比如《捉一个偷铜勺的小贼》，画面中人山人海，而且都是拿着枪的宪警，这未免有些夸张，为了这么一件小事，出动这么大的警力是不是小题大作了呢！当然，我们必须了解此画创作的时间，那是1935年，这幅画背后所反映出的是当时在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下，广大百姓民不聊生，生活和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证的真实的生活状态。

后来，华君武的大场面漫画一发而不可收拾。在上海期间，他还陆续创作了如《看杀头》、《妈的，挤什么？》、《片段的都市史料》、《黄包车》、《他的车子找不到了》等一系列的大场面漫画。虽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瞎猫撞上了死耗子，我却撞上了艺术需要的创作性。”但事实就是他依靠大场面漫画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他出名了！

1936年夏季，由《时代漫画》和《上海漫画》的漫画家鲁少飞、叶浅予、张光宇、张正宇、黄苗子、王敦庆发起，向全国漫画界同仁征稿，搞一次全国范围的漫画展，还为此成立了一个筹委会，当时年仅21岁的华君武也荣幸接到聘请，与丰子恺等30人一同成为筹委会委员。筹委会先后收到２０００多幅作品，最后选定６００余件作品参展。漫画展于1936年11月4日，在上海南京路大新公司四楼正式展出，原定的展出时间也由5天最终变为3周。

作品后来又陆陆续续到南京、苏州、杭州展出，但第二年到华南展出时，因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大部分作品在广西一个县流动展览的途中被日军飞机炸毁。值得庆幸的是，1936年11月，《漫画界》曾出版了一期美国展专号，收集了83位作者的201幅作品，其中就有华君武的《男女平等》。

随着中日关系的日益紧张，在当时上海的虹口日本租界里，日本兵耀武扬威，他们在陆上驻扎军营，黄浦江里到处停靠着挂着“膏药旗”的日本军舰，俨然上海马上就是他们的天下了。他们常常编造他们的人在中国“失踪”的谎言，以此当做制造事端的借口。华君武读小学时曾随老师参加到日本领事馆抗议反对“二十一条”和抵制日货等的活动中，因此在少年时代就有了爱国主义思想。

1936年，气愤不过的华君武画了一幅题为《“报告，我何时失踪？”》的漫画，发表在上海《辛报》上。画面上，一个胖胖的小兵问挎着日本刀、戴着眼镜、蓄着典型日本小胡子的军官：“报告，我何时失踪？”大家一看便可知这幅漫画是讽刺日军的。刚到上海时的华君武思想倾向并不那么明显，他创作的诸如《学生运动余味录》、《看杀头》等都是些反映小市民生活的漫画作品，幽默而又诙谐地描绘社会的众生相，为上海报刊的广大读者提供茶余饭后的趣闻笑料。但随着社会局势的变化，华君武手中的笔也开始了它新的描绘方向。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那隆隆的炮火声揭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漫画家们迅速行动起来，以中华全国漫画家协会为母体，成立了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创办了会刊《救亡漫画》，并庄严宣告：准备与日本侵略者做一回殊死的漫画战。华君武是《救亡漫画》的编委之一，他在该刊上发表了《骨灰瓶作沉默的凯旋》，画日本入侵中国的结果只能是由许多装着日本军人骨灰的“骨灰瓶”打着他们的“膏药旗”滚回他们的老家去，预示着侵略者必将以失败告终！

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爱国之情不断被局势所激发。华君武的漫画，开始涉及政治时事题材，并且极富有战斗性，逐渐形成了尖锐、辛辣和深刻的风格，在以后的革命战争中将发挥它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

华君武在上海求学三年，后又在静安寺西路一家银行当了两年的小职员。银行经理对职员飞扬跋扈、傲慢无礼，让他们每天必须工作12个小时，老板丑恶的嘴脸让华君武心生厌恶，便画了一幅老板猪头人身的漫画在报上发表。华君武自己说：“我还不能看到社会黑暗的深处，但世态的炎凉、吃施粥的贫民、高等华人的嘴脸、西崽洋奴的卑劣、达官贵人的无耻，已使我这个青年人感到社会之不公、国家之危急、个人前途之渺茫。”1938年八一三事变后，日本侵占上海，上海沦为孤岛，华君武等成了亡国奴，他最终下定决心离开上海，寻找自己的一条新路。这期间，他也看过一些进步书籍，最吸引他的是斯诺的《西行漫记》，这是好友黄嘉音借给他看的。从中他知道了中国有一部分人和军队在为推翻旧中国而奋斗，知道在延安，人们过着完全不一样的新生活。于是，1938年，华君武与银行的储蓄部经理大吵一架，发泄完两年的压抑，一甩手，推开门大步走了出去，在别人的帮助下从上海出发，经香港、广州、长沙、汉口、重庆、成都、西安，最终到达延安，开始了崭新的人生旅程。 HnG6fE76nsbq+H2yA2mzA7lD6nRwVOTco3uMoCQV2g4c9gP8K8/y3xZTTeBI4Z/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