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群在盛名之下选择去巴黎,这一举措在一些人看来,有了卖画的钱,又有如此厚实的人脉、如此的盛名,在台湾与妻子孩子生活在一起,好好享受,稳定生活,这不就是我们向往的幸福生活吗?朱德群却放弃这一切,在三十多岁的年纪,到语言不通的国度,自讨苦吃,而且还是长期生活在此。想想古来今往,痴迷艺术探索的人,都是不按常理计较得失,只在乎艺术上的收获,相比而下其他方面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1955年朱德群去巴黎
1955年3月29日,朱德群从基隆登上去香港的轮船,又从香港转乘邮轮前往法国。
当时的朱德群确实还没有定居法国的想法,他只是想在巴黎参观向往已久的诸多美术馆,亲身体验下世界艺术之都巴黎的艺术魅力,因此他在台湾的作品一张也没有携带。
但是他一踏上邮轮,事实上他的命运就此改变了。
在一个多月的远洋航行中,风急浪高,轮船颠簸得非常厉害。朱德群发现不远处有个中国女孩吐得厉害,看上去似曾相视,原来是自己教过的大三的学生董景昭。
朱德群对董景昭这位成绩在班级里名列前茅的学生印象很好,攀谈之间知道董景昭已经得到西班牙皇家艺术学院的奖学金,此次就是去欧洲马德里学习深造。没想到那么巧,他们同坐一班邮轮。这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两人相伴,自然轻松有趣多了。
法兰西学院的华人艺术家朱德群传邮轮沿途要停靠西贡、锡兰、开罗,一个月后抵达马赛,才到欧洲。每个停靠站,对朱德群和董景昭来说,就是每个不同风格的风景画。
在西贡停靠时,两人上岸看了一个画展。朱德群发现这些在东方的殖民者的画作,很令人失望。在开罗停靠时,他和董景昭观看了古埃及古博物馆。古埃及的艺术家留给人们很多谜,为什么他们在画人物的时候有那么多奇怪的反视觉的规定。比如,人物的脸是侧面,眼睛却是正面的;肩膀、手臂和胸脯是正面的,却与侧脸形成90度的转弯,到了腿和脚却又侧面了,与胸部转了90度。这又是反视觉的。但是这种绘画在埃及却延长了数千年。至于金字塔,古埃及建筑师不用在自然界常见的球体、圆柱体、圆锥体、长方体等几何体,而是创造出自然界没有的“等边四面方椎体”。这些神秘的美,深深震撼了朱德群和董景昭。
不久,邮轮抵达马赛,巴黎近在不远。在一个多月的交往中,朱德群和董景昭相谈甚欢。董景昭对巴黎也是心仪不已。在朱德群的劝说下,董景昭先去巴黎,再去马德里皇家艺术学院报到。两个星期后,朱德群亲自把董景昭送到马德里,他在此也观看了西班牙大师们的作品。
浪漫的海上航行结束了,此时,朱德群真正踏在了巴黎的土地上了。
在车站接朱德群的是当地的李神父。原来张道藩得知朱德群去法国,专门打电话给驻梵蒂冈大使谢寿康,通告好友来巴黎深造,请他安排接待。谢大使专门请出了在巴黎的李神父来接待朱德群。李神父征求了朱德群的要求,介绍在巴黎拉丁区万神殿旁边的小旅馆,将朱德群和董景昭安置下来。
两人一放下行李,就前往卢浮宫。这座由两百多年前的皇宫演变成的博物馆,藏有16世纪以来的各国艺术珍品近百万件,堪称世界上面积最大、藏品最多的艺术博物馆。
朱德群很快被这些艺术原作震撼,这与过去看印刷品的感觉截然不同,印刷品不但色彩上有很大的距离,而且画幅缩小后震撼力也减弱。若干年后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朱德群对年轻人劝道:“以前我只是看到名作的印刷品,从来没有看到过真迹。画油画的人一定要看原作,因为在印刷品上很难领悟到大师们创作的奥妙之处。”
卢浮宫太大了,一次怎么看得够。朱德群和董景昭看到博物馆关门,他们意犹未尽,又来到卢浮宫旁边的“回力球场国家画廊”观看。
这个画廊面积狭小,虽然与卢浮宫的恢弘无法相比,但是这个由火车站改造的画廊,被年轻人视为印象主义画家的殿堂,是专门展示印象派和后期印象派作品的袖珍美术馆。
在这里,朱德群看到了他的偶像塞尚的原作。二十多年前在杭州艺专求学时,塞尚是朱德群尊崇的偶像,不但对他得绘画风格心摹手追,对他的艺术历程也不陌生。
因“滥用颜色”而被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拒之门外的塞尚,结识了不少印象派画家,很快他意识到印象派艺术主张上的偏差,也不赞同他们凭着对光的感觉来表现物体的艺术追求。他认为“闪烁的阳光和流动的大气”都是转瞬即逝的东西,既不该因捕捉光影瞬间印象而忽视形体自身结构的坚固性,也不能仅仅强调色彩反射现象而放弃物体固有色的稳定感。塞尚并不认为透视学能够正确表现视觉世界的真实,而尝试从多个视点的不同角度来描绘物体,以求三度空间的立体感更为鲜明。
塞尚的高明在于他以色彩塑造体积和质感,用颜色关系替代明暗变化,使素描与颜色自然地融合在一体,“当颜色丰富时,现状也就丰满了”。塞尚的艺术实践虽然没有形成一个独特的艺术流派,对后来者的影响却是至关重要的,令他们的观察方式和作画方式都有了彻底的变化。这点令朱德群深深钦佩。“卢浮宫是一本书,从这本书中我们学会认字。但是我们不可满足于记住过去那些名人漂亮的理论,而是要跳出这些理论去研究美丽的自然。”面对“现代艺术最勇敢的先驱者”的绘画真迹,朱德群紧张而激动,一腔热血周身沸腾。
不久,朱德群特意去了塞尚的隐居地普罗旺斯。塞尚在巴黎生活的时间并不长,他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故乡度过。塞尚的故乡埃克斯是普罗旺斯地区的文化中心,保留有许多17世纪的美丽建筑。虽然塞尚的画室中陈列着他的生前作品,但是这位伟大的画家却没有给家乡留下什么重要作品。漫步在画家身前漫步过得郊外小径,朱德群觉得自己正沿着大师的足迹进入他的作品中。
塞尚从来不认为绘画的任何常规法则是天经地义、神圣不可推翻的,他毫不妥协地以独特的绘画风格、崭新的艺术观念,挣脱了传统规则的束缚。他不仅在艺术观念和绘画风格上对朱德群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还使之更加坚定地相信艺术家最难能可贵的就是独辟蹊径,而且一定要按照自己认定的目标,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见到了自己的偶像塞尚故居,朱德群回到巴黎他居住的拉丁区。这是巴黎最古老的地区之一,窄窄的街道和小巷仍然保持着中世纪的风貌。在朱德群眼里,这座令众多艺术家心驰神往的都市完全不是想象中那么美好。天空灰蒙蒙的,街道两旁楼房的墙壁也是灰蒙蒙的,水泥墙因为年久变色而呈现出肮脏的暗色,与台湾色调明快的热带风光比起来,显得陈旧和缺少悦目的亮丽色彩。
朱德群在巴黎留影
在他眼里,这就是巴黎吗?又黑又脏,简直就像烧煤的大厨房。他对巴黎的最初印象是失望的。但是这座享有世界艺术之都的城市很快就以它独特的历史文化氛围,征服了朱德群。尼采曾说过,“作为一个艺术家,巴黎是最理想的家园”,巴黎各种精美的雕塑数不胜数,这不是一时之作,而是法兰西千百年历史和文化的积淀。繁华和时尚的香榭丽舍大街、著名的协和广场和凯旋门、为万国博览会修建的展览馆,是秋季沙龙和众多大型美术展览的场所。
在城市里布满了大小咖啡馆,店主还将小圆桌放在屋外,人们在这里观赏街景,品着咖啡,还有人在这里读书写作,独自沉思或与朋友聚会聊天。这些地方就是曾经孕育法国文化的温床。雨果、巴尔扎克、伏尔泰等著名作家思想家就是在这些咖啡馆里静坐凝想。
文化和艺术是法国最引以骄傲的资本。法兰西民族热爱文化和艺术,整个社会对文化人和艺术家非常尊重。在巴黎,罗丹的名字比总统还响亮,自罗丹之后的艺术家也是比之后的总统更加响亮。这是对文化艺术的尊重的悠久传统。二战后巴黎重建,当时文化部长出台一项法律,明确规定建筑住房时要按比例建出画室,由政府出面低租金分配给提出申请的画家。房产达到一定规模后,必须按比例抽出资金用于艺术品购买;国家甚至对购买艺术品实行减免税的政策。
对艺术朝圣般激情过后,奔袭而来的自然是异乡的失落感。朱德群在杭州艺专时学过一点法语,抗战时在重庆的中央大学旁听过法语,但是那么多年来他已经遗忘了法语,不会说法语,更听不懂法语。一个多月前的讲台上的教授,现在成了听不懂说不来的“幼儿”。烦恼中他突然想起早几年就来法国的吴冠中,多方打听之后,他找到了和吴冠中一起来巴黎的熊秉明,原来吴冠中听说新中国成立,已经在1950年就满腔热情地回大陆了。朱德群再一次严重地感到失意和孤寂。
幸运的是巴黎充满全世界来此的艺术爱好者。在朱德群居住的小旅馆里,有一位台湾来的音乐学生许常惠,这位学音乐的学生也很喜欢绘画,又是个热心人。他成了朱德群的好朋友,他经常与朱德群一起闲聊,帮助他适应这个国家的生活。
不久,朱德群在许常惠的帮助下,找到一个法语中心,开始学习法语。课余时间,他就去看博物馆和画廊。不久他发现巴黎大茅屋画院的门票非常便宜。那里有法国模特儿,供画家画人体,每天下午都开放。朱德群马上有找到了组织的感觉,“大茅屋画院,有很长历史了。在二次大战前,我的老师辈,如林风眠、吴大羽、方干民、徐悲鸿、常书鸿等在法国留过学的,没有不到大茅屋来画过速写的。这个盛况维持到我到巴黎的三四年后,抽象画风靡巴黎画坛之前,之后大茅屋就渐渐冷清下来,门可罗雀,无法维持下去了。”
朱德群很高兴在这里遇到了许多久仰大名但从未谋面的传奇画家。如画界长辈潘玉良女士,那时候她已经五十多岁了,可是总是坐在前排,可见她非常用功。她来得比别人早,对画画还是很入迷。她很特别,不是用铅笔,炭笔,而是用毛笔画素描。潘玉良个子较矮,皮肤黑,嗓门粗,所以她客串京剧时唱黑头。她待人和气,常常邀请朱德群等年轻人到她家去。当时潘玉良住在巴黎市内蒙巴纳斯附近,房子很旧,时常漏水。潘玉良生性纯朴,待人真诚,很喜欢天真美丽的董景昭,总是“小妹,小妹”叫个不停。当时开饭馆的王先生在照顾潘玉良的生活,两人交往密切。王先生餐馆做的菜很合中国留学生的胃口。大家经常在一起吃饭。但他们交往很少谈艺术。潘玉良患有严重的鼻窦炎,久治不愈,讲话时鼻子就哼哼,后来西医用手术治疗,每六个月开一次刀,十分痛苦。可怜潘玉良孤身一人在巴黎,靠一支画笔,画又卖得不怎么样,生活十分困顿。她被疾病折磨,不堪痛苦。潘玉良把朱德群当晚辈,曾开玩笑将后事托付给他,说有一天客死他乡,希望朱德群为她送终,把她送到墓地安葬好。朱德群遗憾地回忆道,当时自己点头应承,但是潘玉良去世时,他一点也不知道,别说送到墓地安葬,就是连葬礼也没有能够去参加。想来这些都让他感觉内疚。多年后,朱德群评价她的作品:“画风已经定型,具象而略有变形,有她自己的个性和风格。”这位曾获得过巴黎城市金奖荣誉的女画家故去后,她的画作大多被运往祖国,分别收藏在中国美术馆和安徽博物馆。
当时在巴黎的中国画家为数不多,前辈画家中还有位曾和徐悲鸿一起组织过天狗会的常玉、抗战期间曾在法国驻华使馆当过秘书的吕霞光,同辈则有熊秉明和艺专同学赵无极。
常玉是四川人,很早就来到巴黎,油画和水彩画画得相当好。他的作品受表现派和野兽派的影响,但是更为简洁明亮,画面多由线和色块构成主调,其间突出醒目的小块浓黑。这几年,常玉的作品在拍卖市场频频爆高价,引起很多人对他生平的好奇。
常玉初来巴黎时,非常活跃,与林风眠、徐悲鸿交往密切,在“天狗会”上,创造出“水墨裸女”的个人风格。他主要活跃在学院以外的巴黎的艺术圈子,从博物馆、画廊和巴黎人的生活中去了解和体验法国现代绘画。摆脱学院派束缚的常玉,闲云野鹤般地生活。他时常在咖啡馆里一边看《红楼梦》或者拉着小提琴,一边随灵感绘画。现在存世的作品,多是他在这个时期创作的。
常玉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巴黎就已经颇有名气,作品受到一些大收藏家的关注。1930年他的名字已经载入《法国现代画家辞典》,但是他任性而敏感,没能把握住机缘,以致后来陷入贫困潦倒,孤身一人住在一所高楼顶层的阁楼上,靠一年卖三两张小画勉强维持。
朱德群第一次见到常玉是1963年,在台湾驻法“文化参事”郭有守家中举办的“留法研习艺术及学人座谈餐叙会”上,面对青年学子的作品,这些老画家只是默默看,并未发表什么言论。一个月后,大家前往常玉的寓所聚会,观摩他的画作。朱德群还记得,当时这位前辈画家的名片,竟然是用废地铁票改制而成的。
三年后,常玉寂寞困顿,他的朋友傅维新推荐去台湾师大艺术系任教师,当时台湾教育部马上寄来400美金给常玉。常玉选出40张画,寄到台湾教育部。没多久,常玉一朋友邀请他去埃及旅游。因为埃及与台湾没有外交关系,持“中华民国护照”的常玉不能办理埃及的签证。于是常玉就找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将护照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他从埃及回来后,要求大使馆将护照换回“中华民国护照”,中国大使馆的人回答:“别开玩笑了,护照怎么能随便换?”常玉很气愤,逢人就发牢骚。大家都笑他在政治上太天真幼稚,有人建议他,“你从领事馆出来不要对别人提这事,你可以到台湾代表处,说你护照丢了,再补一个给你就是了”没想到这个艺术家幼稚得很,到处说这事情,闹得尽人皆知,结果台湾没回成。常玉十多年漂泊巴黎,清贫度日,护照事件使他失去了人生最后一个机会。没想到1966年一日,常玉无钱交煤气费,却因为煤气泄露,中毒而亡。
每个在巴黎的艺术前辈,对朱德群就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巴黎生活缩影。他们都是已经在世界艺术之都定居了,都是有艺术天赋和才华,也都不缺乏勤奋,但是这些艺术前辈不幸的晚年令朱德群不得不深思。他们在艺术追求上不约而同地进入自我限制的格局,以致他们的人生也陷入消沉被动的凄凉。潘玉良五十多岁依旧勤奋,但是她的勤奋并没改变她晚年的结局。她的艺术创作,也许是在精益求精的道路上不断追求,但是艺术道路上要的更多的是突变和创新。常玉拥有常人少有的好运气和好天赋,但是在晚年艺术创作上,进入“以不变应万变”,因为“不变”,比死亡更可怕地威胁着艺术家的艺术生命,在精神上,这些隔绝万物的艺术追求使得他们更容易以“艺术是寂寞的”为崇高名义,割据出一方足以自我慰藉的空间。在这个空间慢慢呼吸,直至窒息。
当然也有在巴黎生活得不错的中国人。吕霞光与吴作人、常书鸿曾是巴黎美术学院的同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毅然带着新婚妻子回中国,不畏牺牲地投身于抗日宣传工作,日本投降后,他才重返巴黎。1948年,他的画展在巴黎获得成功。他在丝绸上用淡彩画各种动物。他的作品价格高昂,依旧受不少的收藏家欢迎。陆续有五个孩子之后,吕霞光为了一家人生计,转而经商,做起了古董生意。几十年在巴黎经商,吕霞光不仅保持着中国国籍,还慷慨解囊,用自己多年积蓄资助多位到巴黎求学的中国学子,并且投资在巴黎艺术城设立了一个工作室,无偿提供给国内艺术家来巴黎考察和进修。
熊秉明是中国著名数学家熊庆来之子,原本学哲学,到巴黎后疯狂爱上雕塑,毅然放弃学业,转而学起了雕塑,并兼修绘画与书法。他是博闻强识、多才多艺的人,日后不仅成为颇有建树的雕塑家,还集画家、书法家、美术理论家、诗人和巴黎大学东方语言文华学院中文系主任为一身。
比朱德群高一级的赵无极,深受林风眠喜爱,此时他在巴黎已经以抽象画小有名气,相继在法国各地及瑞士、意大利、德国、美国等国举办了令人瞩目的个人画展,正雄心勃勃朝着西方画坛的顶峰攀登。
艺术家的道路,终其一生是艰巨的。生命走到终点,依旧不断突变的艺术家也大有人在。毕加索比常玉早16年到巴黎,但在常玉去世这一年,85岁的毕加索依旧在艺术“突变”。这就是巴黎,艺术创造的大熔炉,又是当时现代艺术的主要发源地。巴黎不仅作用于法国本土的画家,还有磁场般吸引了全世界的艺术家,如当时俄国的康定斯基和斯塔埃尔、意大利的蒙德里安尼、德国的哈同、西班牙的毕加索和米罗、加拿大的里奥佩尔……一大批热爱艺术且才情不俗的各国画家,不约而同地从世界各地涌来,希望在这里吸取艺术养料,且有所作为。
而外国艺术家在巴黎的发展自然不如法国本土艺术家,而亚洲艺术家更是不如欧洲艺术家,一则是语言障碍,影响彼此沟通,二则缺少必要的社会背景和人际关系。与其他画家相比,中国画家想在巴黎画坛占有一席之地更加不容易。其他国家在巴黎都设有文化会馆、新闻处、画廊等进行文化交流工作,协助画家发展并做他们的后盾。中国画家只能单枪匹马,各自为阵,完全靠自己的奋斗和运气,去谋求发展的机遇。
对朱德群来说,现实异常残酷。艺术之都巴黎确实什么都会给你,繁荣和腐败,喧嚣和堕落,凄楚的晚年和放荡的青年,名利场的浮华和独自奋斗的孤落。面对巴黎,朱德群一无所有,他的生存就面临着艰难的创新。在艺术上,上世纪50年代的巴黎,抽象主义潮流主导。朱德群从未见过抽象画,面对五花八门的抽象作品,难免觉得眼花缭乱。在这样复杂喧闹的艺术界中,一名新人应该怎么做,如何快速融入这个艺术之都。每一位新人都会用自己的头脑和魅力去进行。
朱德群选择了怎么样的方式向巴黎进军呢?
朱德群,并不急于求成。
他将自己的生活,回到学生时代,每天早晨起床后,用过简单的早餐,就埋头画画,直到中午,下午要么去大茅屋画速写,要么去巴黎大学文学院旁听美术理论课和观摩教学,星期天则用来参观画展。
朱德群的生活,简单,忙碌,充实,规律,甚至单纯。
他仿佛在巴黎做学生,没有野心,没有奢望,精神上也没有太多的压力。他只是来求知,希望多看、多听、多学和多画。巴黎层出不穷的新绘画语言、新表现形式,令他意识到艺术探索的道路还很长很长。幸好他的费用足够维持他在巴黎的两三年的生活。
朱德群对绘画的基本功的训练,从来没有懈怠过。二十多年的杭州艺专学习,他从不间断自己的速写训练,就是战争流亡其间,再艰苦的环境,他都不放弃速写,每天认认真真地画上几个小时。他知道要把自己的感觉到的东西,很好地传递给别人,没有过硬的技巧是不行的。在大茅屋,他画了大批线条灵动的人体速写,准确捕捉并表现出瞬间的动态美。这些速写为他后来创作巴黎女人的裸体系列,积累了丰富素材。
朱德群在巴黎的第一年就如此度过了,但是在他的感情生活中这一年过得极不寻常。
朱德群35岁去巴黎,他的人生在此彻底改变。其中一个巨大动力是他的爱情。80岁的朱德群院士回忆当初:“前些年,冠中来巴黎,他说,我们俩在绘画上的成绩,太太有一半的功劳。我说可能还不止。真的,如果不是在那艘‘越南号’邮轮上遇到景昭,就不会有我在巴黎的一切。”
68岁的董景昭笑着说:“不一定吧,也许会遇到别的女人会更好吧?”
朱德群坚决地回道:“不可能。”
朱德群说:“其实我不是个罗曼蒂克的人。在浪漫的巴黎,自从我和景昭相爱到结婚,就没有发生过任何浪漫的故事,连想都没想过,这就是证明。”
“当时我追求景昭时,已经是有妻子女儿的人。我长期受中国正统的礼教教育,还是个为人师表的大学教授,按理不可能那么快就追求景昭。可是我却偏偏产生了那么强烈的不能自控的激情,什么权衡利害关系的理性都失效了。对景昭产生的激情,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像景昭说的,我的确把师道尊严抛掉了,不顾面子甚至不顾后果地追她很紧。感情这东西,也和艺术一样,是根本说不清道不明的。”
朱德群回忆起之前两段婚姻,都是他的同学。彼此当然有好感才走到一起,然而,也许从相互太了解开始,结合到一起时,可能其理性考虑很多,反倒不注意情感的投缘了。“第一任太太,两人在一起的时间很短,她有了男朋友,主动离开了我,我当时并没有太多的痛苦,可见感情不浓。第二任太太,从理性上说,她对我很不错,我选择到台湾以及初到时能安家落户,都靠她和她的哥哥的帮助。可是,我们之间也太像好同学了。我对她有心存感激的一面,却没有分不开的感觉。我当时决定一个人来巴黎,就在潜意识中表现了这种感觉。对于女儿,我多少有内疚,尽力负担赡养费,她完全是由她妈妈抚养大的,现在我们相处得很好。”朱德群为什么如此疯狂喜欢上董景昭?有朋友说,因为景昭年轻美貌,气质高雅,这当然没错,但是最吸引朱德群的还是董景昭的性格,直爽、坦诚,和他很合得来,很投缘。有话直说,说完就完,使两人相处得很轻松,没有误解、猜谜这样的精神苦狱。“我们很谈得来,连说无关紧要的话都很开心。两个脾气很直的人在一起,总会有磕磕碰碰的时候,但是我们两个人都有在气头上少说一句、退一步的气量,那就不会摩擦生火了。四十多年,董景昭给我营造了一个和谐温馨的家,使得我能全身心投入创作。由于太着迷于画画,我有些自闭,不愿意参加任何社交活动。景昭虽然也是不善交际的人,可她比我正常,常推着我出去参加一些必不可少的社交活动。这对我融入法国艺坛和交往到艺术界的同道好友,至关重要。”
董景昭比朱德群小十三岁,她的父亲董彦平曾在日本留学,先在帝国大学读法律,后转入军校学军事,学成归国后一直服务于军队。抗日胜利时,他是接受东北日军投降的东北行营的参谋长。在国民政府和苏联谈判时,他是全权军事代表。在到台湾之前是东北安东省省主席。董家有五个兄弟,就董景昭一个女儿,父亲把她当做掌上明珠。父亲喜欢收藏,对艺术有很高的鉴赏力,对董景昭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当时父亲要女儿学经济,希望毕业后去银行做事。董景昭喜欢艺术,执着去考师大的艺术系。父亲很宠她,就依了她。读到三年级,父亲知道西班牙教会有资助台湾学生到西班牙皇家艺术学院深造的奖学金,父亲就托朋友为女儿申请到了奖学金。奖学金一到手,董景昭就出国。可见父亲对她寄予了厚望。
“没想到在邮轮上就遇到了朱德群,他追个不放。他比我大13岁,我知道他家有妻室,我父亲是绝对不会同意的。当然,在感情上我对他有好感。他正当盛年,长得高高大大,很有男人的气概。我看过他在台湾举办得很轰动的画展,对他得才华也很佩服。别看他外表冷冷的,内心却很热,我去西班牙就是他专门送我去的。但是,由于我所接受的中国礼教教育,我只是把他当做很可亲近的老师而已。”
董景昭在西班牙只住了一个月,就又返回了巴黎。
西班牙皇家艺术学院的课程令她深感失望,完全是学院派一套,刻板教条,暮气沉沉,缺乏生机和活力。尤其让董景昭受不了的是整天和修女生活在一起,过着虔诚肃穆、与生活的欢快和蓬勃截然隔绝的日子。对生性活泼,又是学习饥渴期的青春少女来说,这里的苦行僧的氛围实在沉闷和压抑,董景昭马上陷入沮丧和厌倦中,旅途中与朱德群一起度过的快乐观光生活,居然成为她海外求学中遥不可及的幻象。
异乡的孤寂、生活的沉闷、艺术追求上的落寞,这些侵袭着董景昭。不论在教室里还是独自漫步的时候,可以想象朱德群高大的身影、温和的面容、交谈时的愉悦,时刻环绕在她得脑海。分开的这一个月里,与朱德群在一起的快乐,许多不曾注意的细节突然都涌到了心头。董景昭在心里反复告诫自己:不能想这位有家室的老师,父亲是绝对不会同意自己与老师交往的。然而爱情在异乡是非常强大的,更不是理智能束缚了的,特别对一位孤寂的少女而言。尽管董景昭的理智在阻止自己的情感激荡,但是一听说自己的奖学金可以转到巴黎,她兴奋不已,立即以最快的速度办理好了转学手续。
一个月后,董景昭出现在巴黎。这对朱德群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惊喜。
朱德群托李神父帮助,董景昭在一位法国老太太的阁楼里安顿下,之后他陪她前去巴黎国立美术学院注册。
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两人就形影不离。每天一起去法语中心学习法语,下课后还在房东老太太那里辅导补习。这位老太太曾经在越南的一所中学教过法语和拉丁文,很有教学经验,使得他们在学习语言这一方面受益匪浅。机缘就是这样来的。房东老太太有个侄儿学语言学,当时向他们学过一段时间的中文,大家成了朋友。后来他介绍董景昭去考法国教育部的教中文的教师职位,这使得董景昭在法国最有名的理工大学教了二十多年的中文,直到退休。这就保障了董景昭在法国的社会身份,拥有了独立生存的能力,无形中也为协助朱德群专心绘画赢得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这是后话。就说两人天天去上课学法语,两人原本就充满好感,朝夕相处,自然走到了一起。
但是与朱德群的恋情并没有给董景昭带来好运。他那炽热真挚的爱情带给她快乐和喜悦,但是违背传统道德规范、大洋彼岸的家庭以及自己家族的尊严,这一切都是压在她心头的大山。
不知哪位好事者,将两人的传闻带到了台北。一向家规甚严的董家顿时波澜纵生,董彦平听说后勃然大怒,提笔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斥责女儿的行为玷污了父母的名声,实属家门不幸,强烈要求女儿离开巴黎,离开这个有妇之夫,不能再继续发展下去。不仅如此,父亲还要求远在美国留学的哥哥办理她转学的手续,要求她马上去美国读书,与朱德群彻底断绝联系。
自小被父亲溺爱的董景昭看到此信,羞愧难当,不禁失声痛哭。身为最受宠爱的女孩子,董景昭还是第一次受父亲如此严厉的责骂。她也知道这位军人出身的父亲,疾恶如仇,绝不允许家门出现令人非议的事件。这桩师生恋对他来说太辱没家门,最宠爱的女儿却是最丢他脸面的,这是董景昭不敢担当的。而朱德群因为情感等纠葛,一时不能和台湾的妻子办妥离婚手续,这使得他们的爱情从一开始就笼罩在不道德的阴影中,这也时常让董景昭心中有愧。看到这封信后,董景昭不得不遵循父亲的愿望,快刀斩乱麻,放弃这段情缘,尽快离开巴黎,飞往美国。
朱德群面对如此决定,面对去意已定的董景昭,无奈也无力挽留。董景昭只身飞往美国,定居在德克萨斯州的哥哥已经遵照父亲的吩咐,帮助她在州立大学艺术系进行了注册。
在美国,董景昭只得将情感封闭起来,专心投入学习。天资聪慧的董景昭进行平静的学习生活,与哥哥定期见面,回复给父亲的消息也让这个家庭重新恢复平静,重新充满快乐。
而朱德群在没有了董景昭的巴黎,犹如整个灵魂都被带走了。为了躲避空虚和寂寞,朱德群将生活挤得满满的,他每天学习法语,参观博物馆和画廊,去大茅屋速写,去大学旁听美术理论课,这些日常生活里失去了董景昭的身影,仿佛也抽取了他心中的激情一般。
朱德群虽然有家室,但是他和董景昭在一起的快乐回忆,使得他确定与董景昭在一起的快乐是他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他一生都不可以错过的爱。朱德群太需要她的支持和理解了,他太离不开她的关心和体贴,这种柔情在朱德群心里燃起思念的烈焰,使得他天天写信,向远在美国的董景昭倾诉,情深意切的每一封信都寄托着他对她的爱恋。书信往来的日子持续一段时间,朱德群已经无法满足在片纸上表达自己的情感,他必须见到董景昭,必须和董景昭天天在一起,忍无可忍的朱德群在信中呐喊:你如果再不回巴黎,我就马上到美国去找你!
董景昭置身于两难的境地,一边是心爱的男子的呼喊,一边是敬爱的父亲,哪一边都是无法割舍的,这两种情感让她左右为难,同时又令她伤心不已。爱情与亲情在她心头无数次的抗争与较量,最终她还是听从了爱情的呼喊。
董景昭终于违抗父亲,只身飞回巴黎,回到朱德群身边,为此她也付出惨重的代价——父亲顿时以军人的决绝,断然宣布与最爱的女儿断绝父女关系。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位固执的父亲就再也没见过女儿,更没有给她写过一封信,就连两个外孙相继出世,老父亲都没有改变他强硬的态度。“父亲以他军人的性格,断然宣布和我断绝父女关系,这对我简直是十二级台风,是我出生以来遭受的最大冲击。我很痛苦,不知所措。后来我生了大儿子以华,父亲都看作私生子而不承认董家之后。据说多年后我父亲的朋友,用电影明星英格丽•褒曼与一位导演的爱情经历,来劝说父亲理解我谅解我,据说父亲气消了一些。母亲心软,来巴黎和我们团聚过。父亲到他逝世也没有来过巴黎。所以,我才会在德群选上院士那天,最想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说明我们确实是因为艺术的引力而结合的,没有其他低俗的成分,因此没有玷污他老人家一生高风亮节的名声。”
朱德群也不是个浪漫的人,却如此固执地爱上自己的学生,而且是不顾一切的激情,他知道这是他平生第一次体验会爱情的力量,第一次意识到他与董景昭在一起对自己的生命有着决然不同的意义。这种感情,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发自内心的深情。与台北的妻子办理离婚手续,也让他心有内疚,但是维持不爱的婚姻更是对他人的伤害。整整拖了五年,朱德群终于结束与柳汉复的婚姻,与过去生活彻底告别,彻底地投入到与董景昭的爱情世界。
1957年朱德群与董景昭
董景昭和朱德群的爱情故事,开始有点磨难,但是很快就结出艺术的果实来。除了朱德群的艺术成就之外,董景昭的绘画也在巴黎崭露头角。她的画展受到法国艺坛的瞩目。1963年,董景昭应邀参加第八届国籍妇女大会在巴黎市立美术馆的美展。她的作品成为法国大报《费加罗报》重点报道内容,并获得银奖。
朱德群在巴黎最初阶段几乎在学习法语和观看画展中度过,如何进入巴黎艺术界,如何迅速地获得机会,这是摆在36岁朱德群面前的首要难题。当充分感受了巴黎这个世界艺术之都之后,所有艺术养料的吸收,都是为了用于一个艺术家的艺术创造。对于一个热爱艺术的人来说,机会会幸运地降临,但是更多的时候机会需要自己去争取。
朱德群每天去大茅屋速写,此时听一位张先生说,法国每年举办“法国艺术家沙龙”俗称春季沙龙展。如果艺术作品被选上,就能参展,如果能得个奖,就意味着踏入了巴黎艺术界的门槛了。朱德群早在国内就听说过这个展览,当年常书鸿就是靠一幅作品参展,在这个法国艺术家沙龙中获得了银奖,使得他在中国画坛上也名满天下。他也知道,这个大名鼎鼎的沙龙很有点学院派风格,对作品有着古典偏向,对于过于创新的艺术作品并不太接纳,当年点彩派代表人物修拉送去的作品就落选了。修拉就组织人马在法国艺术家沙龙对面举办“独立沙龙展”。面对这个机会,基本功扎实的朱德群倒认为是个机会。
但是画什么好呢?当时朱德群处在爱情的烈焰中,不如化恋情为艺术激情吧。“我决定给景昭画肖像画去参展。我觉得画她会激发我的非一般的灵感。”景昭自然非常支持朱德群这个决定。当时朱德群住的旅馆非常小,人多声杂,他就把景昭住的八平方的小阁楼当做画室。小阁楼采光不错,可是房子太小,绘画时无法远看作品的效果。朱德群想出了个主意。每次画上几笔,就把画放到对角线的墙角一端,自己站在屋子的另一端端详。可是距离还是太近,于是他就弄了个望远镜上的凸镜片,反过来就能把景物拉远,这才解决了问题。朱德群还是第一次借助凸镜片来完成自己的参展作品。为了营造氛围,朱德群特意从房东老太太处借来一把古色古香的木靠背椅。“我为了构图上的生动,要露出一些椅背,我就让景昭坐在椅子上,坐得也不很稳。”可能是激情所致,朱德群在这样的环境下作画,下笔却有神,比他以前画肖像都快都顺。在画这幅肖像时,他在主要的部位脸部和手部,借鉴了塞尚的简约洗练的对比,用讲究的色彩对比和平面效果进行创造。
这是幸运,也是自然回报。朱德群在巴黎的第一年,他创作的《景昭肖像》第一次参加“春季沙龙展”就荣获了一个荣誉奖。朱德群和景昭去看展览时,发现这个沙龙极有学院派的贵族艺术气息。确定了这个沙龙的气质,朱德群对再一次的创作也更有了把握。同年,他又画了一张《景昭肖像》参加第二年的沙龙展。这一次他换了一把更加典雅的弧线形沙发椅子,还从画家朋友这里借了一件蓝缎子的薄皮袄。这件对襟蓝缎子外套非常东方,且色泽高雅,与景昭现代气质结合在一起,非常神秘。这一次,朱德群为了证明他在古典写实方面的功底,画得异常精致而且规范。画成之后,朱德群这幅《景昭肖像》获得了第二年的沙龙展银奖。一个和常书鸿一样的银奖。这个惊喜非常坚实地证明了朱德群的艺术功底,同时意味着朱德群正式踏入了巴黎艺术界,这个世界艺术之都的艺术舞台。
台湾著名画家兼艺术评论家楚戈认为《景昭肖像》能得到银奖,因为朱德群画出了东方神韵,“《景昭肖像》并非画得很细的问题,而是他的写实肖像画,已画出了东方肖像画的精神与风格。景昭一头短发,犹不脱少女的稚气,气氛和表情都和西方习惯见到的人物画不同,而锦缎短袄与座椅形成的对比,质感的精美,丝毫不输与西方画家。”朱德群的好友吴冠中谈到他画的这两幅肖像,说:“他在巴黎开始了新的探索,在坚实的写实基础上,吸取中国传统肖像画的单纯统一,所画夫人《景昭肖像》于1956年春季沙龙获荣誉奖,他沿着这条道再探索,第二幅《景昭肖像》于1957年春季沙龙获得了银奖。我看挂在他们夫妇床头的这两幅二十余年前的肖像画,像是昨天新画的,风格我一见就认得出,三十年前旧相识。”朱德群也坦承这是对自己古典写实功夫的检验:“我以后就再没有参加春季沙龙展了,因为我的艺术追求不在这里。这只是在做一种自我测验:我这个学过西方古典写实油画的东方人,我的画能否被他们承认、赞赏和进入他们的美学价值的金字塔上部?看来景昭给我带来了好运,我跻入了他们金字塔的银奖部位,不是班门弄斧了。好了,往后我该寻找自己的美学金字塔了。”
获得了通往巴黎艺术界的通行证之后,朱德群开始寻找自己的美学维纳斯。在参观巴黎的博物馆和展览馆的同时,朱德群也开始对自己过去的艺术创作进行总结反思,也开始筹划自己未来的艺术发展方向。罗浮宫叹为观止的经典作品,让人顶礼膜拜,这是一个逝去的时代里最伟大和辉煌的艺术高峰。真正能够激发朱德群的创作欲望和引导他走向新岸的,是一些现代绘画的作品。
1956年,也是朱德群来巴黎的第二年,他在巴黎市立现代美术馆,看到了一位闻名的画家尼古拉•德•斯塔埃尔的回顾展,他看了异常亢奋。“我第一次看斯塔埃尔的作品,看了之后非常感动,顿时给了我很大的刺激,豁然开悟。”在接受以研究他的艺术为硕士论文的留学生廖琼芳的采访时,朱德群说:“我以前都是画具象的东西,后期作品表现得更为天马行空。从他的作品里我感受到了一种非常可贵的感情和思想的大解放。他那自由奔放的作画态度,似乎在对我当头棒喝:你应该立即摆脱有形画的约束,释放自己的潜能。从那时开始,我就尝试画抽象画了。斯塔埃尔这次展览,扭转了我的艺术取向,对我在巴黎几十年的艺术壮游,起了决定性的转折作用。以后,我从画抽象画的过程中,体验到了庄子的无挂无牵的‘逍遥’和孔子的‘游于艺’的自由感。它让我尽情发泄,画完感到非常痛快。”
为什么写实功底厚实的朱德群会对抽象艺术一见钟情呢?“从1956年开始转变画风,而转向抽象无形绘画。其原因何在?追溯出国前两三年,我就在寻求画面上充分的表现自由,但受形体的限制,总难如意。在台湾,我曾去八仙山写生,领悟到中国画对云雾空间的表达,即虚实对比,种下了抽象之因。到巴黎后,我急于要了解西方绘画。1956年5月,在巴黎市立现代美术馆看到斯塔埃尔的回顾展,这位画家给我很大的冲击。他敏锐的感觉,自由发泄的绘画态度,画面的透明度,令我特别欣赏。这是我到巴黎后所看到的最好的现代画家。当时我并不知道他在美国很出名,甚至以前都没有他说过他的名字。但是我被他的画深深打动。至今我都认为他是最优秀的现代画家之一。他对我的影响并不是绘画的内涵,他给我的启示是绘画自由的态度。他的画告诉我,‘自由奔放’在绘画中是如何的可贵,又是如何的困难。自由奔放,是画面的活泼自由,但又恰到好处,而不失内涵。有些画家画得十分自由,但毛病百出,内容空虚,那不是自由,而是粗野。”
斯塔埃尔是位怎么样的画家?朱德群看到的是他去世后一年举办的回顾展。斯塔埃尔1914年出生于俄国贵族家庭,只比朱德群年长6岁。十月革命后全家流亡。斯塔埃尔8岁成为孤儿,由比利时的亲戚领养。他毕业于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到巴黎后画风由具象转变成抽象。1944年在巴黎和抽象绘画始祖康定斯基一起开过抽象画展。50年代他的作品备受美国艺评家的青睐,他在美英等国办过展览,受到佳评。在法国更是声名日隆。1955年,他在准备巴黎画展时,去巴黎听了两场音乐会,回到法国南部寓所神秘地自杀身亡。从他留给友人的信中,可以窥见他如此做的原因:“我无力继续完成自己的绘画探索了,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此时离朱德群到达法国只有一个多月。命运真是非常巧合。尽管西方的艺术评论家普遍认为,斯塔埃尔的绘画探索并没有成功地将抽象与具象完美融合在一起。但是朱德群认为,斯塔埃尔作为一名西方艺术家,能够超越抽象与具象的对立,将其两者联系在一起,就已经非常了不起。
斯塔埃尔的绘画不重视文学性的叙事,也不追求哲理的阐述,只是借助纯净色彩组合的形状和画面肌理,将自己内心的体验真切地传达出来。朱德群发现他在抽象与具象之间保持着一种灵巧而微妙的平衡,这使他大胆地抛弃曾经使他自己获得成功的古典写实风格,大胆尝试新的探索,以抽象的手段寻求内心艺术情感最率直的自由释放。
从斯塔埃尔的回顾展得到的启发,朱德群开始努力探索新的绘画语言。经过一段时间的观摩与思考,他意识到兼备诗意与绘画的抽象画,非常接近中国传统的绘画精神,与自己二十年来的绘画行程也完全可以衔接。于是朱德群开始以巴黎街景为灵感,开始致力于酝酿已久的抽象油画的创作。“我豁然顿悟:抽象画就是要画那些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沉在记忆中的壮游图像。我觉得这才是我要去闯荡的未知之地。”
一个艺术家在其艺术个性形成期间,除了自己的天资与勤奋之后,选准恰当的突破口,呈现自己的艺术风格,这是非常重要的。
从朱德群在1956年推出的作品《街景B》、《都市远眺》和《城市黄昏》等作品,笔触自由奔放,细看不论是朦胧的远景,还是阑珊的夜色,都是一些垂直色块的酣畅组合,现实物象被心灵悸动的留痕所替代,已经接近大象无形。
他对巴黎冬天的天空十分敏感,他的第一张抽象画就是巴黎冬季天空,深浅不一的蓝,冷暖有别的灰,如同云雾一样变化多端,难以把握。新的尝试、新的感受、特别能激起他的创作冲动。这段时间,朱德群充满激情,抽象画尝试进行得非常顺利,通常一幅画只需要两三个小时,基本上在灵感的引领下一气呵成,余下的不过是对整个画面的“修润”。
朱德群很快就体会到抽象画中的自由,痛快舒畅,但是自由也是很可怕的东西。抽象画中的自由就像把你扔到大海里,任何约束你的框架都没有了,可是你马上就会感到自己的创作到底往哪里去才能达到你理想中的彼岸呢?完全看不到海岸线,终究会茫然失措,自由会导致一切都不确定的恐惧……所以,这里需要寻找脉源。
斯塔埃尔在抽象与具象世界中的探索,不知道为什么出现了障碍导致以自杀来终结生命。但是朱德群却在他的“抽象并不排斥具象”的思想下受到启发,继而他在东方古老的老庄哲学和传统写意绘画中找到了思想脉源。朱德群在法国不过刚一年时间,连日常用语都没有过关的时候,他开始转变自己的风格,进修抽象作品的创作。
1956年6月8日,法国最重要的艺术展览场地之一大皇宫举办“今日绘画展”。“今日绘画展”是由画展组织者挑选画家和作品。他们的标准是“今日”出类拔萃的前卫画家。很奇怪,朱德群这个才到巴黎一年,法语都不流畅,且作品刚参加学院派的沙龙展览,这些画展举办者却留意到了他。
在“今日绘画展”开展仪式上,朱德群获得一条纪念手巾,参展的112位画家按照姓名的第一个字母排列,绣在了手巾上,朱德群排在第30号。在这手巾上,还有85号的毕加索,73号的米罗,39号的马克斯•恩耐斯特等艺术界大师。朱德群非常激动,参加第一次大展览,就与世界上的艺术大师们排列在一起。
朱德群这批抽象作品,参加完“今日绘画展”,又被著名的“五月沙龙”邀请参展。“五月沙龙”虽然是在二战之后才成立的沙龙,但是所有参展画家都是委员会谨慎挑选出来的,唯一的要求就是看艺术家的作品是否具有真正的创造力,目前是让有实力的艺术家获得社会认可。这些参展活动也意味着这个连法语都没说利落的中国画家已经加入到了巴黎画派的行列中了。
初入巴黎的朱德群,在经历了众多失落,放弃了一切之后,在社会地位的失落和语言的障碍后,他进入新环境,并没有被这个丰富混乱的艺术世界迷惑,犹如他在逃亡路上的执着和淡定,他在这个世界艺术之都,以写实画派获得巴黎学院派的认可,又以转型的抽象画作获得当代艺术界的青睐。中国人的严谨与务实,使得他每一步走得踏实,也迈得迅速。
看看他转型后第一阶段的创作,1956年到1957年,他的作品还没有直率地运用颜色。他的画来自构成画面的垂直节奏,运用大量的点和面来表现。他将光线变成颜色,大块的平面色块和冷暖相交的材料流痕,造成丰富的色彩变化。有意思的是在中国艺术评论家这里看到了中国笔墨,在外国艺术评论家这里解读到塞尚与斯塔埃尔的大块平面。他的好朋友吴冠中点出他同时被中西方艺术家赞叹的奥妙:“德群在营建中,首先重视画面的全局效果。远看西洋画,西方绘画的建筑性,上墙后的远距离效果,是造型艺术的骨骼。这却往往是我国传统绘画的薄弱环节,尽管我国绘画也可读,可游,《江山卧游图》是躺着品味的。中国有人评西洋画是‘近看鬼打架’,即经不起近看。中国传统中对笔墨运转及对绢或宣纸的质感、肌理的讲究,创造了东方绘画宜近看而耐人寻味的特点。德群在大刀阔斧的油画挥写中,极力发展中国笔韵、墨趣的时代性、世界性……因此,德群的作品却是远看西洋画,近看中国画。……德群表现中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透明性,粘糊糊的油彩,织成了透明的新装,那种半透明的效果,本是中国宣纸特有的风采,是令西方可望不可攀的风采。”
1956年朱德群绘画风格
35岁才到巴黎的朱德群,短短两年就被巴黎艺术界认可。这两年其实积蓄了朱德群多年艺术创作的能量。要在高手如云的地方崭露头角,就得有厚积薄发的功底。
朱德群是很能保持能量的画家。许多画家,性情冲动敏感,喜欢享受,美女美酒和美妙的夜生活,这些生活享受最能让艺术家充满激情,但是过度的享受也是最能让艺术家消耗的。朱德群的艺术道路上,你可以看到极强的控制能力。他原来爱喝酒,而且喜欢喝60度的高度中国烈性酒,他的酒量在中国和巴黎都未遇到过对手,到了世界头等美酒的生产国法国,那是更加快意人生了。当他有一次患上剧痛的带状疱疹,听法国医生说喝酒会加剧病症,他就马上戒酒了。想想他如果一直那么喝下去,怎么可能在80岁的时候仍然有精力和体力创作呢?
朱德群还很喜欢打麻将和下围棋。他曾意味深长地说:“我这个人并不是只有成为画家的可能性,在人生历程中,完全可能变成酒鬼、赌徒和其他。幸亏是对画的始终不渝的热情不断纠正了我。我发现打麻将太无功伤神,我立即就不上桌了。当我意识到围棋也过多地侵占我的绘画时间时,就把一副很好的围棋和棋盘,送给了住我隔壁的师大同事、棋友——新儒学家牟宗三了。”
并不是只能做艺术家,事实上稍一放纵,这些才情激扬的艺术家,会是绝好的酒徒、赌徒。像托尔斯泰在反省自己的年轻时代,浪迹上流社会的风云场合,也是四处得宠的交际红人,赌博,打架,追逐女人,这些荒唐事他都没少干,但是他能从中起身去反思,他知道自己性格中充满不坚定,所以他时时提醒自我,最后这些年轻时代的经历反而成为他写作中极好的素材。蒋介石在年轻时更是有荒唐的事情,当他明确自己将是国民党的领导,他就以此时时要求自己,每天记日记来反省自己,即使在戎马时期他都没放弃这种日记式的反省。
朱德群在巴黎时,他将生活所有方面都调整到最舒适状态。中国人最讲究的美食,因为他有个最善良温柔的妻子,景昭为他做的一手出众的中国粤菜和法国大餐,使他在异国依旧能顿顿美食。在音乐上,他喜欢在画室里放24小时的古典音乐,在音乐声中他飞扬自己的艺术激情和想象力。在生活其他方面,他不讲究名牌,不在意名车豪宅,一切以实用舒适和符合自己身份为准。不过度享受生活,这对朱德群来说,才能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艺术创作中。
在他的工作中,朱德群顺应大自然的规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如此才能保证持续旺盛的艺术活力。
朱德群的画室就可以看出他的工作态度。画室是最容易脏乱的。他的两个画室,在巴黎画家中是难得的干净。朱德群说:“如果脏乱,一地颜色,我就会眼花缭乱,钝化我绘画的色彩敏感性。”朱德群在创作中喜欢将所有的画作都背面而立,在他绘画时看不到任何画面,让画室里的每一幅作品都不干扰他的想象。
朱德群还有个原则,他从来不参与任何艺术流派之争。这对他来说这是最没有意义的最消耗时间的。他对同行的作品只是真诚地去欣赏、吸收,即使面对那些刚入艺术之门的年轻人,他也是没有什么门第之见。
这些无谓的消耗,他都刻意地去避免。
要在艺术创作道路上长期的积累,不断地喷发,这需要艺术家自身能营造出一种很稳定和谐的状态,如此才能万物生长,情怀充沛,才能滋养出超然的艺术激情,如此才能持续地创作出佳作。
生活态度决定了一个艺术家的创作恒态。接下来就是如何打造艺术家的外部世界了。
对艺术家来说,如何靠艺术创作生存,这是最真实的考验,也是最残酷的较量。当朱德群和赵无极还在杭州艺专读书时,他们曾好奇地问曾在巴黎留学的林风眠校长:“艺术家在巴黎可以靠艺术创作生存吗?”林校长当场很轻蔑地表示:“你那是在做梦!要知道巴黎的艺术家多如过江之鲫……”靠艺术创作在法国生活,这怎么可能呢?但当时赵无极已经因艺术创作被画廊签约,已经打破了中国艺术家不可能在法国靠艺术创作生存的咒语。如今朱德群立足在法国,他也要靠自己的艺术作品生存下去,而且还要活得更好。但是朱德群对绘画作品的交易毫无了解。
不管如何,艺术家走向市场这是必然的。虽然朱德群对画家和画廊的关系没有如何了解,但是机会会主动降落在有准备的人这里。
1958年,也就是朱德群在巴黎的第三年,朱德群的好友许常惠带了一位日本朋友来看朱德群的画,通过翻译,日本朋友对朱德群的作品很是欣赏,便问朱德群在巴黎那个画廊办展览。朱德群说没有在画廊办过展览,自己不懂如何与画廊联系。日本画家热情地介绍,这很简单,只要带上自己的代表作,到画廊去问他们有没有兴趣挂你的作品。如果有画廊愿意,就可以把画留下来,他们就有可能为画家安排画展,甚至会和画家签合同,画家就可以在画廊卖画了。这位日本朋友说得很真实,到现在中国艺术家也是如此与画廊联系的。
朱德群按日本朋友的指点,带着自己的画作去找画廊。他没想到竟然有那么多家画廊对他的作品感兴趣。比如欧巴威画廊的主持人瓦雷神父,就表示要马上给他筹办展览。还有家靳尚特画廊看了朱德群的作品也表示有兴趣。当时是七月初七,法国人要开始度假,他要朱德群留下作品,等夏天休假完了之后再送几张过来。后来朱德群才知道这位先生是法国大名鼎鼎的艺术评论家米歇尔•哈贡,他写过不少关于抽象画的著作。等朱德群再一次去画廊,哈贡不在画廊了。画廊艺术部主任莫里斯•巴聂要他留下联系地址。朱德群说上次可不是您呀,这位艺术部主任在绘画市场经营多年,慧眼识珠,他不动声色地看过朱德群的作品后,已经意识到这是位前途无量的画家,但是他不能马上给朱德群一个答复,于是面带犹豫,要求多看一些朱德群的作品,再作决定。于是朱德群留下联系方法,也将带来的两幅画留在了画廊。
几天后,朱德群没想到这位艺术部主任亲自来到了他的画室,并递上了名片说:“我会照料您的,请您到我的画廊来签合约。”朱德群听了非常兴奋,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打进了巴黎的画廊,他真地可以以艺术创作来生存了。但是他也担忧,他根本没签过什么合同,他不知道怎么和这个法国人签合约。朱德群请教了在“五月沙龙”展出中认识的评审委员贾克毕斯,他告诉朱德群,这是一家很好的画廊,要他好好把握,并且告诉了朱德群一些签合同的知识。
就在签合同前,瓦雷神父的欧巴威画廊又为朱德群举办了首次个人画展。朋友们都来为朱德群帮忙挂画,没想到朱德群在立足法国的第三年就顺利地进入了法国艺术画廊。第一次个展就受到法国艺术评论家的瞩目和好评。法国第一大报《世界报》介绍了这次展览,称这个展览“果断、惊人的才能,尤其是对于线条和构图的应用自如,充分展现在这位中国画家的巴黎首次个展中。”
在2007年巴黎佳士得拍卖会上,就有一幅朱德群在1958年欧巴威画廊展览时卖出的作品。这张画尺寸很大,同住在小旅馆的许常惠帮助朱德群一起抬到画廊,同时介绍了一位丹麦女同学来看展览,没想到这些女同学一看到这画就很喜欢,虽然是位学生,但是家境优越,当时就把这张画买下了。朱德群以后一直没看到过这幅画,在拍卖行的图录上再次看到,才知道,这幅画后来还在北欧博物馆和其他好几个博物馆展览过。
个展成功举办后,朱德群马上就和靳尚特画廊签了合同。画廊决定将朱德群的作品买断,完全由画廊承担经营风险。画廊无论卖画如何,每个月给朱德群比较丰厚的月薪。如果卖得好,还会在年底按超出部分按比例分成。
朱德群在台湾带来的款项还未用完,就得到了巴黎画廊的合约,彻底而稳定地在世界艺术之都站有一席之地。如此他可以在无经济压力和生活压力的情况下,自由创作了。这个画廊和他签订了六年合约。
亲自来拜访朱德群的靳尚特画廊艺术部主任巴聂,在法国艺术界可不是一般人。在二战时期,德国占领法国,巴聂开了家名为“草图”的画廊,在这个画廊的地下室里却藏着戴高乐抵抗运动组织的武器。在画廊展出的都是德国兵看不懂的抽象画家的作品,如尼古拉•斯塔埃尔、马尼里•都莫拉、波里亚可夫等画家作品。抽象画家的鼻祖康定斯基在法国第一个个展,就是由巴聂举办的,这也是这位抽象大师最后一个个展,一个月后这位大师就与世告别。巴聂及时地让世人看到了这位抽象艺术大师的作品,也为康定斯基的艺术生命画了个圆满的句号。而巴聂亲自登门拜访朱德群,亲自与他签约,这意味着对朱德群绘画艺术的极端重视。
巴聂在1959年就对朱德群的绘画作品做了精辟评论:“第一,朱德群是善于应用色彩的画家。第二,他的油画构图严谨。第三,他的素描完全融入画面上各个不同的元素之中以及形与色之内。它们常常是很深邃的。他用那些变化多端的线条并不是为了画面的组合,也不是用来确定一些形体,而主要是在画面上产生一种韵律。第四,朱德群作品的空间不是属于古典透视。这种空间我们可以称为多元性视觉空间。朱德群在他错综复杂的线条间介入一些‘造型元素’,这些元素往往是他用很浓厚的原料画上去的小方块形体。这种画法我们可说是朱德群特有的风格。他对色彩的选择及运用极为敏锐而细腻,他让这些小方块有致地分布在画面上,在那里经由光线的转折、蜕变,形成了光源,使光线从其中发射出来,同时构成了画面的空间和结体。这种综合性的特征,在朱德群的每件作品中都能找到。这一点显示出他最主要的独特的风格,也是他创作的最大优点之一。第五,朱德群的作品很难纳入目前众多绘画倾向的派别名目之内,他的绘画的出发点往往是追念一个记忆中的风景,或是来自一句诗词的启发,然后用画笔译成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绘画语言。”
“在当时的法国画坛,最知我者,巴聂也!”朱德群至今都为有幸遇到这位伯乐而感叹。正是巴聂的精心营造,靳尚特画廊并没有急于再给朱德群举办个展,而是致力于让他跻身国际画坛。
就在当年,巴聂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夏罗登堡美术馆推出了一个“巴黎画派绘画展”。由于参与此次画展,朱德群也名正言顺成为“巴黎画派”的成员。所谓“巴黎画派”并非指某一特定的艺术流派,最初是指一些出于同样地需要而从各国涌向巴黎,集聚于蒙帕拿斯进行创作并活跃于巴黎画坛的画家团体,后来引申为在巴黎创造出当代艺术独特风格的画家组合。法国著名杂志《Elle》介绍道:这次巴黎画派展,在展出的作品方面,今年显得更加国际化,并将一般惯用的名人,例如毕加索、米罗、布拉克或夏卡尔等,都在此次展览除名。二十多位意大利画家是今年的荣誉贵宾。朱德群则代表远东地区。总计100位画家展。
此时朱德群展示的是他抽象风景《街》、《哈佛港》和《玉千顷》等,画面都凸显纵横浓淡的铁线。这是他的“铁线型期”,苍劲、纷繁,也与街和港口船桅杆的直线构成相吻合。朱德群说:“铁线虽然英武有力,但是我对线条游离于色面之外不满意,而且太单一化。”董景昭笑说:像个干瘦老头,胸脯的排骨根根凸现。朱德群这位妻子是他最挑剔的第一评论家,从来不给情面。这也好,把朱德群逼上梁山,很快换了一种画法。于是铁线消失了,朱德群融于色彩中的更自由的各种线条。
在巴黎画派展中,朱德群入选作品中有一张色彩单纯、深蓝色的抽象作品《沧海》,当时这张作品就被画廊卖出。有意思的是将近半个世纪过去,朱德群自己都把这张画遗忘了。在2008年,这幅画的主人将它拿了出来,成为当年香港佳士得秋季拍卖会上的瞩目拍品。
绘画作品本身的游历,也是有意思的,如此不自主的壮游,最终又回到主人眼前,也是送给艺术家的记忆礼物。
从1958年开始,是朱德群创作风格的转折时期。从这个时期的作品上来看,可以看到受当时西方绘画时尚的影响,也有东方文化传统痕迹。这些转折时期的作品,也成为朱德群画作收藏中的热门项目。
与画廊签约后,朱德群有了稳定收入,便从旅馆迁出,搬入巴黎二十区美尼孟当街一所两房一厅的小公寓。在这里,他有了较为宽敞的工作室,可以放下画一些尺寸较大的作品。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没有了后顾之忧便可以专心画画,朱德群的作品也渐渐多了起来。由于画廊的包月制,每月所画作品悉数收购,有时画上的油彩才干就被取走。
接受1949年前作品全部失散的教训,朱德群认为应该给自己的作品保留一套完整的艺术档案。基于当时彩色胶片效果尚不理想,他为每一幅完成的作品都复制了一份缩小画,直到彩色胶片质量过关后才改为拍照存档。如今,这些手绘的小图都成为研究朱德群早期作品的重要资料。
同年,巴聂认为推出朱德群的时机已经成熟,趁热打铁地为他举办了个展。这次个展办得很成功,他的画受到艺术评论界一致推崇。被请来参观的著名艺术评论家余伯•阮,非常欣赏朱德群的画,并且从中读出中国诗的意境。
在发表在《法国文学》上题为《朱德群在靳尚特画廊》的文章中,余伯•阮这样写道:“这位中国画家在接触了巴黎画派之后,似乎重新认识到中国传统书法中特有的书写性的长处。我们知道他之前绘画受野兽派影响很深,但是在短短几年之中,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书写方式。透过这一系列的作品,朱德群带给我们强烈而生动的意象。”
从此之后,余伯•阮成为朱德群的至交。
朱德群说:“余伯•阮是我在法国认识的最有学问的评论家之一。我们以画会友成了好朋友。他是诗人,19世纪法国艺术文学的评论权威。”
余伯•阮曾经送了朱德群四大本评论维克多•雨果的著作。他们曾经两次一起出外度假,到布列塔尼的大西洋海滩上躺着谈天说地。朱德群发现他看书特别快,一天能看两本,也很羡慕他的记性,特别好,可谓过目不忘。他是法国评论家中第一个看出朱德群的画与中国诗歌的关系的人,是难得的艺术上的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知音,他除了在刊物上单篇论文来评论朱德群的画,还应法国袖珍博物馆出版社之约,写了一部研究朱德群的绘画的专著《朱德群》。他告诉朱德群,他为这套专门介绍法国当代著名艺术家的丛书撰写了三本,一本是马松,一本是苏拉吉,另一本是朱德群。
朱德群后来回忆余伯•阮:“他写作的灵感,全靠烟酒来激发。烟是一支接一支,即使是用法国大餐,上菜的间隙也要用香烟来填满。法国葡萄酒对他来说就是矿泉水,从来不喝水,一起床就喝酒,以酒代水。很可惜,他六十岁的时候就结束了很有才华的生命。当我听到他逝世的消息时非常悲痛,几天都画不了画。”
法国诗人、艺术评论家朗贝称朱德群的抽象作品为“超脱风景画”,他在文章中写道:“我对朱德群作品的发现记忆犹新,那是在1958年他在巴黎盖内苟街的靳尚特画廊第二次开画展时,往事历历在目,就像1987年整个6月在这同一条街各画廊以‘六月抽象画’为主题的联合展出一样清晰。这次联展是回顾抽象画派鼎盛时期的50年代,这段时期作品之回顾展曾举行过数次了,但是,在一个新的展览场所展出,又格外令人悦目。至少我也是当时其中之一,曾意识到抽象绘画是一个真正的分野,唤起人们以整个视觉及幻想力向新发现的领域之探索。在那展出的作品整体当中,我们的注意力被朱德群的画被吸引住了,由于他画面独立的色阶及其与众不同的特殊敏锐的感觉。但是,当时我却被来自远东的日本风景画,像中了毒似的迷住了,而忽略了朱德群当时所提供给我们的持久性的东西,到现在我才明白了他那纯粹的中国最高品质。不过,对这一点是无异论的;艺术的现代化在于精神上绝对的开发,用最大的可能的包容性去融合世界上各式各样的典型,同时秉承各时代,包括从最原始蛮荒到最细腻的各种文化渊源,朱德群在他到达巴黎的初期已经证实这一点,从那时起,他在那些最西方性的典型里,被两个最没有中国味的西方画家所影响,更恰当地说,塞尚和尼古拉•德•斯塔埃尔两人使他找到了自己。在巴黎,朱德群的作品一张张地生产,他远离那些纷繁的流行画派,专心研习,独创一个诗意的自然空间。关于西方风景画,并没有一个悠久的传统历史,而朱德群的风景画确是崭新的一章。一般人可能遗忘了,西方风景画一直等到浪漫派绘画时才完全让它单独存在,这是理所当然的。在那之前,大自然描绘只是被接受当做主题的背景之衬托而已。在目前,现今的时代中,抽象风景画就像超脱之风景画,这是我多年前,曾用过的字眼,这种超脱之风景画的出现,也正是我们人世间,‘视觉对象’所被摒弃的……
“谈到朱德群的画,我刚才追述一遍西洋之传统风景画,是为了更明显地指出这个中国画家是如何融入西方风景画的,就像其他任何一个荷兰画家、法国画家或者西班牙画家一样。朱德群从容地掺入这些画家的行列中,自如发表它的感受,尽情宣泄出他自己深刻的本性。我对这些画家都特别发生兴趣,我曾把他们下了个定义,称他们为‘物质幻想者’。我曾多次谈论及此,在这三言两语是难以概述的。我用‘物质幻想’这个字眼并引用古希腊伟大的宇宙梦幻者的说法,可能与中国古代想法相比不远。对我们来说,这些商贾思想又被当代哲人及认识论者巴雪拉给现代化了,他认为宇宙四个象征性的组成元素为:火、空气、水和土,这是艺术创作上得基本源泉,这其中一部分元素与中国的‘五行’有所出入……以我看来,我觉得朱德群是一个属于‘火’的画家,属于大气和火,再加入一些难以确定的因素,存在于这些因素里的是它特有隐秘和它个性中不可解的魔力,这些特质使他在巴黎画派中能充任这个独特的形象。”
在法国,这个艺术之都,有一个以上现象是在别的国家很少有的。最有名的绘画评论家常常是诗人、作家。诗人波特莱尔,曾为德拉克洛瓦和马内的作品鸣锣开道;作家左拉为印象主义画家摇旗呐喊;诗人阿波利奈尔为野兽派、立体主义、奥菲主义大声疾呼;诗人安德烈•布靳东就是超现实主义的领航员。把赵无极的作品推荐到法国艺术界的也是一位著名诗人米歇尔。艺术是相通的。王维的诗歌里有画,画里有诗歌。在法国,诗人和画家就是盟友,是最亲密的知己。
进入画廊,朱德群也进入了法国艺术界的主流社会,在这里有频繁的艺术家沙龙、交友场所。朱德群在靳尚特画廊很快就结识了法国风头最旺的一些画家,如阿那、科乃伊、马丁、基诺、龙苟巴等,建立起良好的友谊,日后他们都成为世界画坛的著名艺术家。
巴黎的艺术市场竞争十分激烈,一个完全没有社会根基的外国画家,仅靠卖画的收入维系一家人的生计,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1960年,朱德群和董景昭正式结婚,次年即有了大儿子,日常开支、绘画、养育孩子,还有前妻孩子的抚养费,这些事情马上摆在这个小家庭面前。
妻子董景昭的艺术功底自然不能与朱德群同日而语,但她的过人天资、勤奋好学的精神,显然在艺术上有其巨大潜力,只要她继续努力下去,在艺术上的成就也不会小。1963年,孩子才一岁,董景昭在“第八届国际妇女联谊会美术联展”上脱颖而出,即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在巴黎市立美术馆举办的这个美术联展,展出了来自十四个国家的女性艺术家的作品。董景昭以一幅抽象画引起新闻媒体和艺术评论界的关注,不但成为《费加罗报》的重点报道目标,而且一举夺得银奖,获得市政府接受巴黎市奖章以及贺电的殊荣。
1960年朱德群、董景昭
如此在巴黎艺术界崭露头角,董景昭只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一鼓作气地继续前进,更大的发展极有可能。然而董景昭却放弃了在艺术上的追求,而是转向家庭。
事实摆在面前,不论生活上还是成长上,幼小的孩子以及朱德群的生活都需要董景昭,而且家中空间有限,容不得两个人都创作。这意味着其中一个人一定要放弃自己的创作,更好地帮助另一位的事业,更好地照顾这个家。对一个才华出众的女人来说,这是巨大的牺牲,为了孩子获得无微不至的关心,为了朱德群更好地投入到艺术创作中,董景昭无怨无悔地做出这样的选择,“一个家中有一个画家正好,有两个画家就太多了。朱德群是有才华的,为了不让这种才华泯灭,我即便做出牺牲也是值得的。”
有这样的爱妻,这样温暖的家庭里,朱德群不论是为艺术追求,还是为一家人的生活,他都只有更努力地工作了。为了能够完成大幅作品,他就利用朋友夏天外出度假期间,借用巴黎近郊的大画室,每天像上班一样朝九晚五一样去作画。
朱德群对自己的创作要求非常严格,对自己的未来充满期待。他除了为签约的画廊源源不断提供作品以外,还积极参加各种学术性的画展。
1963年,巴黎第七画廊推出一个以牛目为主题的画展,邀请当时画坛最活跃的画家参加展出,朱德群也是被邀请者之一。
当时欧洲建筑中有一种呈圆形的窗户,被称为牛目。因此,这个展览要求所有的参展作品都要呈现圆形构图。接到邀请通知那一刻,朱德群就浮想联翩。在悬挂在大厅的参展作品中,朱德群那幅格外瞩目。火红、浓黑、金黄等强烈的色彩组合,加上充满强势动感的线条,令画面呈现斗牛场上的雷霆万钧的气势。这个视觉冲击力如此强大的画立刻让人难以忘怀。
致力于油画创作的同时,朱德群还画了许多水粉画,创作了大量的版画。在他笔下,水粉可以像油彩一样画得很厚,发挥性可与油画形成互动作用,从而实现绘画上的共通性。法国著名艺术评论家皮埃尔•卡巴纳评论他的作品:“光斑和白热的点簇吸引目光,将威胁人的黑暗驱散,混浊的空气使远景窒息,而喧闹的色彩又铺展开新的天地,在不断变化的无垠田野里,节奏相互碰撞。在表面的抽象后面,宇宙就存在在这里,还有古老的儒道两家所珍视的永恒之真。色彩和对比构成有节奏的混浊,正是中国意义上山、谷、云、水的脉理。”
朱德群在抽象画中如鱼得水,越画越自由豪放,他的作品被邀请参加的展览越来越多。他不仅被邀请参加美国匹兹堡卡内基博物馆“现代国际画展”,还陆续在耶路撒冷、雅典等地参加多次重要联展。
1969年,朱德群接受邀请代表台湾画坛参加巴西的圣保罗双年展。这个双年展已经是第十届了,在这个展览上,朱德群获得专室陈列的礼遇,展览画册的序言是他的好友余伯•阮撰写的。因为交通原因,朱德群并没有参加这次双年展,但是这个展览对他日后的发展有着特别的意义。这次展览不仅使他的作品从此遍及东亚、中亚、欧洲、北美洲以及南美洲,他本人也由此跻身于世界知名实力派画家之列。
同一年,朱德群又获得了他艺术生涯十分重要的机会,恰逢绘画大师伦勃朗诞生三百周年,荷兰阿姆斯特丹为伦勃朗举办了大型纪念回顾展。朱德群在展览中一幅幅细细观摩。伦勃朗创作了独特的艺术语言,“善于运用类似中国画中的朱砂一样沉着的红色,配以明亮的金黄和沉着的深褐,构成温暖而统一的调子。在这些暖色里,他又加以不同强度的青、蓝、绿,造成极其微妙而丰富的对比关系”。朱德群感动之余,一次次在他人面前提起“这是我看画展最感动的一次”。
真正好的作品只能来源于画家本人对生活、对世界的深入思考和感悟,而不应该有任何想要取悦别人的东西。这使得朱德群更深切地意识到对于艺术家来说,比技巧更重要有艺术家的修养和情致,此后朱德群对自己的艺术创作更加严格,就如他说的:“自由奔放与品质内涵兼顾为我绘画创作的原则,诚恳努力工作是我不变的态度。”
朱德群在有规律的创作中,开始不断尝试新的创意。在夏季旅途中,他偶然发现一种青石板矿岩,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烁着别致的青绿色光芒。他就带了这些石板到巴黎,试着在上面创作,这些石板果然呈现出不同凡响的效果。从此他便经常用这种青石板替代画布,以追求不同材质上呈现的不同艺术效果。他不仅在石板上创作,他在陶瓷盘上创作,还在包装纸上、吸墨纸上作画。
一天,董景昭从市场回来,将买回来的菜与肉一一取出,朱德群发现法国人包肉的厚纸很独特。这种包装纸看上去很像中国人写书法用的虎皮宣纸。朱德群好奇心大起,把这些脏兮兮的包装纸一一铺开,展平,他用毛笔试着在纸面上勾勒起来。果然,这类纸张的吸墨性上与宣纸有相似之处。这一发现,让远离故乡的朱德群兴奋不已,他央求妻子告知肉铺地址,自己飞奔出去,兴冲冲买了一大捆回来。面对一捆包肉纸,朱德群就把自己关在画室里,挥毫泼墨,开始摆弄起这些纸张,遗憾的是他发现这类包肉纸的地质还是不够柔软,用来写书法还差强人意,画画的话就无法达到理想效果了。
不过这次意外寻纸,也启发了朱德群,他开始继续四处寻找好纸张。他发现在法国有一种吸墨的纸张,这是法国人为了文件上墨迹未干,专门制造出来吸附墨水的。这种纸张的性能会不会和宣纸类似呢?
可怜远离中国的艺术家,如此捣腾着纸张。朱德群试着买来一批最薄的吸墨纸,试验的结果令他大喜过望。原来朱德群觉得巴黎日间的光线很好,但是一天可利用自然光线绘画的时间太短,他希望利用上晚上的时间,于是选择新纸张来进行水墨尝试。
此外,他又开始琢磨起其他材质来绘画。比如陶瓷,比如木板等,不同材质的不同特性结合起来呈现多种表现手法,最终达到更为丰富的视觉美感,这使他乐此不疲地进行尝试。
有时候为了画出最自由奔放的生命韵律,朱德群试着将两支十二厘米宽的画笔拼成一个超宽的整体,像写狂草书法那样挥就,充满强烈的色彩和线条,这种效果让他异常满意,此后他就专门订购这类画笔。没想到这种专门定制的画笔受到越来越多的画家的青睐,很快成了画具店的热销货,为老板带来了可喜的经济效益。
音乐,对朱德群的艺术创作更是一种催化剂。1964年,朱德群去海边度假,看到变幻的海景,他突然产生说不出的冲动。当时他没有写生,也没有相机拍摄,只是把这些图像的感受记在心里。有一日,他走进画室,打开法国古典音乐电台,正好在播放德彪西的《大海》,这壮丽的旋律,立刻唤起了朱德群记忆中的大海形象。这位艺术家立时热血澎湃,抓起画笔,创作的第一遍稿,就让朱德群激动地喘不过气来。后来就成了诸多评论家热情追捧的《海之恋》,朱德群似是而非地画了一个巨大的浪峰,占据着画面中间最显要的位置,从边缘的墨蓝中,居然神奇涌现出蔚蓝和间杂游动的白,细碎的黑,这些奇妙的色块汇涌出席卷而来的动势和浩瀚气魄。另一幅大海的作品,顶部几束横贯的薄薄的相互叠影的色彩,有土黄、蓝紫、蔚蓝到墨蓝,像空气又像大海。这些色彩的底部是很厚的墨蓝,仿佛潜入的是大海的深处。但是到了更深处,深处又奇妙地亮了起来。这神秘的光源犹如探险者的目光,穿透出来。让观众随之有好奇探究而去的冲动。这也是他激情喷发中另一个大海的面目,呈现静默神秘的大海。
越到后期,朱德群越来越不再为绘画的标题而煞费苦心,许多作品仅仅以编号命名。这让朱德群的创作,充满发挥其想象力,不受任何束缚地进入他的想象空间。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朱德群进入了艺术的收获期。没想到十年之间,他的收获就如此丰厚。
许多国际重要展览对朱德群的新画风特别感兴趣,邀请他前往参展。1966年,应邀参加瑞士日内瓦当代画廊展和巴黎“比较沙龙展”;1968年应邀在瑞士Kreuzlingen拉采画廊举办个展;1969年应邀参加巴西“圣保罗双年展”,特辟专室陈列……
此时朱德群绘画已经不为绘画主题而烦恼了,他仅仅以构图的编号或者直接以无题为名。后来艺术家们发现这是抽象绘画中通常使用的命名方式,可以更好地发挥观众的想象力。
朱德群作画时并没有想得太多,他只是竭尽全力追求如何将内心的情感投射到画布上。“从自己心灵奔流出来的才可能流进别人的心灵。”在他的画室里,朱德群在接受台湾艺术评论家楚戈时说他画画时的感觉是“壮游”。朱德群说:“我作画时,都是我平生壮游的感觉。有些画就是我当时不能抑制的冲动;有些则是过了很久,甚至以为遗忘了的壮游记忆,而被画布唤醒出来。不管是被外在的美景直接激发,或被内在的某种沉淀进记忆中的东西所触动,我只要面对画布,感性就会爆满膨胀起来。这时我有点像喝了酒一般,会激情地在画布上一口气画出我那新鲜的第一遍。也许第二、第三遍会乘兴画下去,但通常我是把它挂在墙上,远一点来审视它,然后画第二遍,或不断地补充、修改下去。我想,画家作画,第一遍就会决定作品的命运,第一遍也容易看出他的才情。第二遍之后,要看的便是画家的经验了。我也承认有神来之笔,一次就可完成,但多半是小品。画大画,很难一次完成。我曾经还有过增补十次、二十次也还未完成的画。有一幅画我画了十年,还在不断修改呢,偶尔想起来就搬出来改一下,这是长期‘作战’了。但我知道,它仍然是一幅可造之材,我才会去删改。我要强调的是,修改作品总要保持第一遍的感觉,那或许就是不忘初衷吧,不然就等于在重画了。在我60年的画画过程中,我也曾有在第二遍把画改坏了的经历。虽然使人懊恼,但也绝非浪费,因为它可增加作画的经验教训,可以避免下一次把一幅称心如意的画改糟。”
朱德群以独特的艺术创作逐渐成为法国艺术评论界的焦点画家之后,越来越多的媒体采访报道他。《国际艺术》、《艺术画廊》、《巴黎竞赛周刊》、《快讯周刊》、《法国观察家报》、《法国文学》、《活力报》等不断出现朱德群的专论文章。撰写者还大多是著名的权威评论家,如身兼诗人、作家、记者和艺术评论家的让•弗朗索瓦•夏畔,曾任国际艺术评论协会主席的霍尔•木滥等。夏畔还专门登门拜访朱德群,撰写了《从杭州经过斯塔埃尔到梅里孟当街》,详细地讲述了朱德群的生平、作品风格的转变过程。
1970年朱德群在其提野
艺术评论家和记者们对朱德群绘画的认同、鼓励和热情推介,使得朱德群在巴黎画坛,乃至国际画坛上占有一席之位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970年2月,朱德群从梅里孟当街迁入巴黎市政府在南郊新建的艺术家公寓。两年后,他们又搬到巴黎东郊巴纽雷的十八和十九层公寓,居住条件不断改善,画室也更宽阔了。朱德群甚至为自己的画室取名云雾斋。
在这段时间,朱德群的超脱抽象风景画进入与大师对话阶段。
毕加索开创立体主义以后,有一段时间就用他的画法去重新画马奈、伦勃朗等人的名画,就像中国古代诗人用前人诗作的标题和韵脚进行“和诗”一般。朱德群也开始了他与前辈大师对话的欲望。
自从搬入云雾斋,朱德群作画更加自由。他白天进行油画探索,晚上就在灯光下研习书法。开始他仅仅是研磨笔墨,挥写诗词,聊慰思乡之情。没想到年轻时候钟情的书法又带给他极大的乐趣。他搁置多年的水墨画创作,也就此被重新捡起。
中国书法是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典型的抽象艺术。奔放跃动的狂草简直把写意发挥到了极致。在字体错落变化中可以感受字体本身的形体美,动态美,更美妙的是在这些文字形式、大小疏密中充满感受古人在书写时的激昂情绪,这是今与古同在,犹如你的心跳贴在了古人激昂的脉搏跳动中,你观赏的愉悦紧紧附在了古人创作时的狂放之间,这是何等奇妙的快乐。
同样,中国水墨画也有许多理念与抽象画相接近。文人画家讲究的意境和笔墨情趣,与抽象画家追求的审美元素,其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一些聪明的西方抽象艺术家,纷纷到中国书法中寻找灵感。有意思的是,朱德群、赵无极和吴冠中这三位杭州艺专的老同学,各处异地,多年来都是单枪匹马在艺坛驰骋,却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都不约而同先后拾起中国水墨,开始从中创作。
赵无极沉溺于丧妻之痛,难以自拔,他无力创作油画,只好借水墨来抒发情感。没想到中断四十年之久的水墨画又让他发现了一种新的作画方式,拓展了他艺术创作的天地。
吴冠中是从巴黎回中国后,一直进行油画的艺术探索,他逐渐发现中国艺术的美妙,开始将水墨引入自己的创作,开始水墨的创新道路。
朱德群介入水墨画创作而来,“油画的民族化与国画的现代化,其实是孪生兄弟,当我在油画中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时,将它移植到水墨中去,有时候倒相对解决了。同样,在水墨中无法解决时,就用油画来试试。”这对艺术家来说,不同领域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手段,最终是要达到最佳的艺术效果。这对朱德群等东方艺术家来说,他们比西方艺术家多了一份艺术手段,他们可以多一种艺术工具,进行更广阔的艺术尝试。
对艺术而言,没有束缚,没有局限,没有隔膜,只有融汇交织。画了一段水墨之后,是否能将水墨与油画交织在一起,这个念头自然产生。于是朱德群开始大胆尝试。
在这一阶段的抽象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构图》,由稀释的棕色油彩和大笔触的黑色块面组成,粗粗看去黑黝黝的一片,细看能看到峭壁峡谷、层峦叠嶂、飞瀑流泉等具有中国山水画的韵味。在这个系列中,那些书法性的线条,大小色块等,使得画面呈现出更强烈的节奏感。
朱德群在台湾生活的时候,一直有个遗憾,那就是没能去台北故宫博物院看他心仪已久的宋代山水画。多年后他回台湾,特意先让学生辈的宋龙飞安排,去台北故宫看三幅画: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李唐的《万壑松风图》和郭熙的《早春图》。当时的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破例特批,朱德群由他的杭州艺专老同学、副院长李霖灿陪同,到珍藏库里开箱看画。
《溪山行旅图》、《万壑松风图》与《早春图》,历来被称作宋画之三大精品。
朱德群特别推崇范宽的“三师”名言:“吾与其师于人者,未若师诸物也;吾与其师于物者,未若师诸心。”求师与人与画与心,最重要的是师与心。
范宽早年师从荆浩、李成,而能自出机杼,与两位师长并称北宋初年的三大家。范宽的作品多取材于其家乡陕西关中一带的山岳,雄阔壮美,笔力浑厚。注意写生,多采用全景式高远构图,著名书画家米芾在其《画史》中说“范宽山水,显显如恒岱”。范宽善用雨点皴和积墨法,以造成“如行夜山”(《宣和画谱》)般的沉郁效果,衬托出山势的险峻硬朗,元朝人汤垕星评价称“范宽得山之骨法”。范宽还善画雪景,是其一大创造,被誉为“画山画骨更画魂”。所画的崇山峻岭,往往以顶天立地的章法突出雄伟壮观的气势,山麓画以丛生的密林,成功地刻画出北方关陕地区“山峦浑厚,势状雄强”的特色,被誉为“得山之骨”,“与山传神”。
自宋朝开始,范宽就是画家们学习和摹仿的对象。南宋的李唐好学范宽,其后又有马远、夏圭等人学习李唐,使得整个南宋时期的山水画几乎全部出自范宽一系。后人将范宽与李成、董源二人合称“宋三家”,之后的“元四家”、明朝的唐寅,以至清朝的“金陵画派”和现代的黄宾虹等大师,都受到范宽画风的影响。2004年,美国《生活》杂志将范宽评为上一千年对人类最有影响的百大人物第59位。
李唐,北宋末南宋初画家,擅画山水,变荆浩、范宽之法,用峭劲的笔墨,写出山川雄峻的气势。晚年去繁就简,创“大斧劈”皴,所画石质坚硬,立体感强。他画的山水画对南宋画院有极大的影响,是南宋山水新画风的标志。兼工人物,初似李公麟,后衣褶变为方折劲硬,并以画牛著称。李唐的画风为刘松年、马远、夏圭、萧照等师法,在南宋一代传流很广,对后世影响很大。
《万壑松风图》作于一一二四年,其时李唐约七十岁左右,是南渡前的作品。画面山峰高峙,山石巉岩,峭壁悬崖间有飞瀑鸣泉,山腰间白云缭绕清岚浮动。从山麓至山巅,松林高密,郁郁葱葱。山脚下乱石珠连,水流奔涌。大自然雄壮之气扑面而来,给人以气势磅礴的感觉。李唐布局中取近景,突出主峰和崖岸,以造成迫在眉睫的视觉感受。山石皴法,融合了李成、范宽、郭熙诸家技巧,用多种皴法表现不同的石质,如主峰,上端用长钉皴刮铁皴,中部偶尔参以解索皴;在山腰以下使用独创的马牙皴。此外还可以看出其后来创造出小斧劈、大斧劈的雏形。对皴法的运用是李唐在此图中的最大特点,对后世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到现代还在为人们所学习探讨。
郭熙工画山水寒林,宗李成法。宋神宗赵顼曾把秘阁所藏名画令其详定品目,郭熙由此得以遍览历朝名画,“兼收并览”终于自成一家,成为北宋后期山水画巨匠,与李成并称“李郭”,与荆浩、关仝、董源、巨然并称五代北宋间山水画大师。
郭熙画山石多用“卷云”或“鬼脸”皴法,画树枝如蟹爪下垂,笔力劲健,水墨明洁。布置笔法独树一帜,早年巧赡致工,晚年落笔益壮,常于高堂素壁作长松巨木、回溪断崖、岩岫巉绝、峰峦秀起、云烟变幻之景。
郭熙还精画理,提倡画家要博取前人创作经验并仔细观察大自然,他观察四季山水,有“春山淡冶如笑,夏山苍翠如滴,秋山明净如妆,冬山惨淡如睡”之感受,在山水取景构图上,创“高远、深远、平远”之“三远”构图法。
朱德群在这些宋人山水前整整观赏了一个下午,进行了最奇妙的山水壮游。回到巴黎之后,朱德群很快就画出了对范宽对话的抽象巨构,题名《源》。第二年,朱德群又画了一幅与郭熙的《早春图》对话的抽象画《早春》。
当朱德群这些作品一展出,多年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工作的专家、评论家、国画家楚戈一眼就看出《源》的寓意。他在《朱德群论》中写道:“朱德群1960年以后的画,全可视为是东方文化中的山水(不是国画山水),作为1965年的《源》,简直就是宋人范宽和郭熙的现代版,却没有明清人仿宋的死板。主峰迎面耸立,近、中、远、高各景都有了。山峰的笔法也像勾勒的皴法。淡灰微蓝的涂抹,像云气弥漫,远山含黛,近处乱线交错,树密云深,山溪掩映,坡路深深,墨酣笔畅。用色棕绿浅青沉稳。稀释的油彩,更增春意盎然。这是一幅绝妙的抽象式的溪山行旅图,也是作者综合了宋元现代三段时空中的犹未定型的现代山水。但它是一幅地道的抽象画,是不似山水的山水,也是恒在的人文山水。”
朱德志在抽象风景创作上不断创作新意,不断自我突破。他的绘画时期突变了三次,“铁线型期”、“冲浪型期”和“与大师对话期”。一个艺术家在自由而浩瀚的艺术创作中,最难得的是他的创新,更难得的是在创新中始终抓住“地气”,抓住艺术的根脉。
有人说艺术的创新归根结底是两个源头,一个是发现人类的新的感知方式,其次是开拓新的意义空间。比如人们发现梵高是第一位画出了人潜意识状态下的或者是非正常精神状态下的内在景致。这是以前没有人意识到的。梵高的艺术创作室发现新的视觉方式的成就,所以他在身后获得如此殊荣。
与大师对话,是艺术家创作的一个大根源,在此根源之上,还有大自然这个大师。朱德群在他的创作天地中,接下来又开始了向自然之师同游的历程。
在艺术创作这个领域,创新是极不容易的事情,何况在创新成功之后,得知自己的突破被众人接受之后,创新是否需要继续,再度创新是否过于超越,等等这些对一个成功的艺术家来说意味着风险。成功的企业家亨利•福特说他之所以总是重复做同一件事情,是因为在做同一件事情的时候最能把一件事情做完善。面对机械和商业上,重复中不断创新,是汽车工业时期的成功经典,但是在艺术领域,在何处重复,在何地创新,这是个难题。
以往,在中国的山水画家中就可以看到他们在几千年里会重复画同一幅画,同一类型的山水画,甚至你看到的画家一生画的都是同一类型的作品。在西方画家中也有如此范例,一种画风被社会接受且推崇,这些画家就在上了保险的轨道上一次又一次地奔跑,一次又一次地盘旋在众人熟悉的旋律中创作,终生享受其创作的艺术专利。但是一些伟大的艺术家注定不会如此停步,朱德群就是在他的抽象风景画受到好评如潮的时候,艺术成就在西方世界中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开始在他的艺术天地里开始新的风险之旅。
在艺术界创新并不是时尚的字眼,在巴黎这个世界艺术之都,艺术已经不断更新,行为艺术、波普艺术等已经在挑战艺术与日常的极限,连跳楼、制造罐头等成为艺术的一种表达,一些疲惫的观众已经对艺术创新没有新鲜惊讶甚至期待。
朱德群此时选择了旅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自然和人文景观的旅游,远离艺术界,甚至远离自己原本的抽象风景画。
他在法国巴列塔尼大西洋海边和地中海蓝色海岸度假,激发自己鲜活的美感和灵感,创作出了一批海地抽象风景画;在阿尔卑斯山的漫游,在巴黎东郊的凡山公园的踏雪,这些银白色的世界,使他画出了旋舞的“白色系列”;美国和加拿大的尼亚加拉大瀑布的壮美,激起了他勾画出《深度》;威尼斯90多个教堂的各种造型、奇妙的彩色玻璃画,威尼斯画派提香等大师的名画,还有由海湾与沙坝构成的像生命细胞一样泻湖地貌,这些壮丽的大地之貌,这些世界级的天然之作,让朱德群的图像世界焕然一新。
但是在他的记忆里,更清晰的还是来自味觉、嗅觉和对人的感觉中。
“西班牙我去过很多次。我很喜欢马德里的咖啡馆。西班牙的咖啡馆很特别,还卖各种小吃,譬如虾子、沙丁鱼、香肠、墨鱼等。顾客把吃剩下的虾壳等垃圾扔得一地,使我想起杭州的小吃店,虽不太文明,但颇有平民人情味,让人自在,诱人放肆。
“我对意大利的印象是,那里的人对画家特别钟情。画家可以用自己的画直接到饭馆去换饭吃,一张画可以免费吃上几个月。所以,每家饭店都挂满了当地画家的作品。画家还可以拿画去买西装、电器等商品。在意大利,画就是货币,就是画出来的另一种里拉。这种画福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没有的。在餐厅,还会碰到免费欣赏意大利女高音、男高音的美妙演唱。他们不是饭店请的,是有钱人专门请来助兴的。歌唱家在饭店里演唱歌剧片段或者是意大利第二国歌《我的太阳》,水准很高,这也是世界别的地方听不到的。意大利人和法国人都信奉古希腊人的‘审美人生’哲学,努力把全部生活细节艺术化,看他们把家庭厕所布置得很有艺术品位,就是证明。在随心狂放方面,意大利人似乎还胜过法国人一筹。
“意大利人特别和蔼热情,和那里的太阳一样。可是,意大利人的话很不可信。记得是1977年,以为意大利画廊老板来找我,他很热情,很会说奉承话,要我在他开的画廊里举办展览。我征求老朋友费霍的意见,因为他得过罗马大奖,在罗马住过三年,应该是通意大利话的。他说这个老板不会有问题,他也愿意拿一件作品去参加展览。我听了自然同意了。这个嘴甜的老板拿走了我的20幅作品和费霍的25件雕塑,为我们开了一个展览会,我们都去参加了开幕仪式,住在这个老板的海滨别墅里。当晚,黑手党和警察发生枪战,子弹在我们身边乱飞,非常可怕。第二天早上一看,费霍住的房间墙上被打了好几个窟窿,太危险了。老板却很轻松地说:‘这没什么,在这里是常有的事情。’我们吓得很快回巴黎了,可是我们的作品却回不来了。要了几年,都被这个意大利老板搪塞过去,最后自然是石沉大海。我对费霍说,我们可能遇到软性的‘黑手党’了。我们再也不敢去意大利了,深怕真地惹上黑手党,那就更麻烦了。
“当然,在旅行中,也有想象力所不及的稀奇事。”朱德群取出一件绣花背心和一张照片说,“这张照片上站在我旁边的彪形大汉是位美国印第安人,这件背心是他送的。1994年,我去加拿大‘艺术旅游’——参加以‘首创符号’为主题的巡回展。让我惊异的是在美国印第安博物馆展览时,一位印第安人看过我的画展之后,专门前来找我,他说他看到我的画很激动,我把大自然最亲近的印第安人心中存有的高山大河、神秘的森林和暴风雪等等都画到了画布上了,好像我就住在他们中间。他在展览会商看了我的照片,越看越觉得像他的祖父,所以他一定要拜会我。见了面,他觉得我更像他的祖父,说我神情严肃得有点可怕但又可亲,还像他祖父一样不爱说话。他拿出一件背心,说是他太太亲手绣了给他的,他太太是印第安人中的刺绣高手。他一次还没用穿过,要送给我这位很像他祖父的画家。他要求我,这件背心平时不要穿,要见大人物的时候,譬如见总统的时候穿上它。他请求我当时就穿上这件精美的背心,和他这个‘孙子’合个影。我满足了他的愿望。这是我在世界各地举办的150多次个展中,以画结下的最有趣的认祖父画缘。
“我想,印第安人认祖认到我这个中国画家身上,分析起来可算是事出有因:一是印第安人本就和汉人同属于蒙古人种,二是我画的抽象风景画不是某地的,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以他才亲切地感到我和他们曾同住同一地过。这,使得我更加相信,抽象比具象涵盖得更宽,应该是属于整个人类视觉的艺术。”
朱德群在游历了世界那么多地方之后,他说起了中国的易经,“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变通者,趋时者也。天地的本性,都是在不断地变,那么,人做艺术,或做任何有创造意义的事,都得在变中求通,才能趋时合境。我壮游大自然,画下了一批内心感受的作品,起初是左右逢源,后来看多了天下名胜,就没有创作的新鲜激情了。观众呢,也会熟能生厌。易经提醒我,应该求变求通,方和乎天理顺乎人情”。
朱德群曾具体描述过一幅关于阿尔卑斯山的画作:“我在去日内瓦途中,看到了阿尔卑斯山覆盖了白雪,当云雾弥漫之时,云雾的白和雪山的白,层次分明而充满了变化,此时我心中只有云雾在白地上的移动的景象,以及涌现的层次,心灵也似乎跟着那深浅浓淡的变动而若浮若沉,一下子浮现了很多唐诗的意象,回来就忍不住想作画……我只画我对她一刹那的感受。我想我此时的心境,就很自然地流露了中国人的本性了。中国画就是这样的:只画对自然地体验,并不试图去重复自然。我们很难在中国画中找到一座与之相对应的一模一样的真山,在西画中则比比皆是。我也如此画自然。不过,我与传统画家也有所不同。中国山水画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固定的符号,容易被人因袭。这因袭的人就不是有感而发,而是无感而画了。”
这幅白色的抽象风景画,被吴冠中解读后充满诗情画意。“朱德群一幅代表性巨幅作品名《白色的森林》,并非森林雪原。画面笔触纵横,块、点隐现,嘈嘈杂杂,腾跃于太空、更多细线错落如网,均织入银灰色的世界中。画家任性挥洒,绘出了繁杂多样、虚实梦幻、喜怒奔放……,这一切均系人生经历中所积淀的哀怨与幸运,一朝冲破内心深处的幕纱,展示出作者漫长艺术生涯的轨迹与烙印。白点,非花非露,将人间万象推向遥远,那遥远是无际森林,而系面对自己完成了的作品,才发现、觉察了自己生命的‘森林’。朱德群更常用墨绿、朱红、明黄、深蓝等浓重色彩营造画面,追求黄钟大吕演奏之洪亮效果。王希孟千里江山图的金碧辉煌,也在他的油彩中被浓缩,被发扬,传统中国艺术的精华,被他译成了现代造型语言,与西方现代艺术相对照和比美。”
在壮游大自然之后,朱德群又沉寂下来。在艺术创作上他仿佛永远贪婪,永远不满足。他信奉范宽说的“吾与其师于物者,未若师诸心”。接下来,他要师诸心,在心的审美冲动上去开拓疆域。法国伟大的文学家雨果也说过这样的话:“世间有一种比海洋更大的景象,那便是天空;还有比天空更大的景象,那便是内心的活动。”
朱德群回到法国后,开始大量阅读。他除了浏览法国知识界喜欢读的《世界报》之外,阅读最多最投入的便是《全唐诗》和《全宋词》。
唐诗宋词,对朱德群来说,不仅是一个精彩无比的想象世界,处处有留恋处,而且他无数次的游历都不会有疲倦感。朱德群以往把中国诗歌当做一种精神享受,兴致起来,用草书挥洒下来。在他对外部世界的游历厌倦之后,他发现对这个诗歌王国的游历已经不足以用书法这一表达方式了。他突然找到了中国诗歌中的内在魅力,他的心中被点燃了,而且他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自己要为中国诗歌创作。
朱德群神游中国诗歌后,一段时间,对于中国红特别敏感,情有独钟。
当杜牧在《大雨行》中咏唱雷电风雨,给朱德群鲜明的色彩和强烈的动势:“铮栈雷车轴辙壮,矫跃蛟龙爪尾长。神鞭鬼驭载阴帝,来往喷洒何颠狂。四面崩腾玉京仗,万里纵横羽林枪。云缠风束乱敲磕,黄帝未胜蚩尤强。”霍总的《九华贺云吟》对雷电的吟唱又是“雷霹老松疑虎怒,雨冲烟洞觉龙醒。”朱德群有幅作品云《牛目》,谈起这幅作品的灵感,朱德群说,“牛眼睛里的最深刻的大自然视觉印象是什么?是杜牧、霍总的火红的电闪雷鸣——神仙推着闪电的雷车、黑浪带着海底卷上天空、虎怒龙啸……我决定就画这个天火的高亢,画这个海云的激情!”
在巴黎的秋天,朱德群在中国诗词中品味秋意。他很喜欢李煜的《忆江南》,那是幽梦画出的抒情抽象画:“闲梦远,南国正清秋。千里江山寒色暮,芦花深处泊孤舟,笛在月明楼。”那句“寒色暮”就是一幅极佳的画作。杨兴义的“霜风一夜将红叶,换尽江头万木青。”杜牧则是“霜叶红于二月花”,崔致远是“醉态迎风欲待扶。”朱德群每每读着,就会按捺不住激情,走到画室,挥笔创作。
艺术评论家们很快在他的作品中发现了中国诗歌的神秘力量。1979年法国艺术评论家于贝•舒安在法国《袖珍博物馆丛书》内,写朱德群的书,曾引用了大量中国传统诗文来增进对朱德群画作的理解,而与朱德群画作相配合的诗歌,有屈原、曹操、谢灵运、陶弘景等人的诗作,有人表示这里引用的诗歌已经囊括了中国自西汉到明清的都有。法国评论家朗贝把朱德群的“游诗词画”称作“诗意的默想”:“他的画呈现出对这个世界诗意的默想。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变幻不停的具有生命力的无限空间,在他的每张画里,都完全清晰地显示出这个空间,其中包含着人的诗意和绘画元素间的契合。”
有人评价朱德群神游中国古典诗歌的最令人瞩目的成果是他的“宝蓝色系列”。朱德群的理解是:“王维的诗,就是五彩缤纷的画,色彩丰富得不可思议,所以苏东坡说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画同体。‘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泉声咽危石,天气晚来秋’,‘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件色,动态色,还有空气感。我除了迷醉于王维的色彩,还流连于李清照、李后主的浓情。诗意的斑斓和浓情,在我的心灵的掉色板上,调出了我的宝石蓝色调。我画了很多宝蓝作品。”
朱德群说蓝色调是大自然最有气魄的色调:万里长天是蓝的,无垠大海是蓝的。但是,这种大气魄的蓝,却有着诗意的含蓄,有着博大的亲和性。不像黄色那样不约而同地成为全球帝王炫耀权力的刺眼之色。在巴黎,所有皇家公园铁栅栏的尖顶上都涂了黄色;在中国,皇帝服饰和座椅都是黄色的。蓝色,才属于全人类的,属于整个生命界的。最早的生命就发祥于蓝色之中——原始海洋里。所以他偏爱蓝。
朱德群在上个世纪60年代画的蓝,例如1964年的《水天一色》,那还是大自然的蓝,到了1970年他画的《无题》呈现的就是他心灵调色板上的朱德群的宝蓝色,这成为他这一段时期的标志色彩。1988年的《蓝地》,1989年的《蓝世界》和1990年《蓝色空间》更是一部关于宝蓝的交响曲。
关于蓝色,奥地利的约翰斯特劳斯有《蓝色的多瑙河》圆舞曲;美国的格什温有《蓝色狂想曲》爵士乐钢琴曲;在毕加索的创作时期也有段蓝色时期,而朱德群的宝蓝时期的深处又藏着什么因果?
朱德群表示:“既然是再现的诗意,不是图解式的插图,那么就是我当时心境下读到的诗意。我在绘画上,没有刻意去创立什么流派,一切随心而变而迁。从壮游自然到神游中国古典诗词,没有遇到什么解不开的死结。每天在画室中都有画的冲动,一幅接着一幅画,一个月能画三到六幅,画得很逍遥舒畅,真有游心于艺的‘孔子感觉’。”
台湾《艺术家》杂志曾采访朱德群,谈到他对中国画的看法,朱德群说:“时代在不停地前进,社会及人的生活在不停地演变,国画没有理由停留在古代的时候。所谓穷则变,变则通,应努力工作以求转变,条条大路通罗马,应另辟道路。我们都以五千年的文化为荣,但是不应以祖宗的光荣为满足,要继承而发展,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责任。
“不管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的画家,对发展中国文化都是有共同的责任,中国人的画无形中就有中国文化的气味,这是自然的,因为中国人与外国人所受文化熏陶以及教育不同,背景不同,画自然不会一样。把中国的书法绘画等表现在油画内,这样做就未免太表面了,把中国书画已成的躯壳搬到画面上,又何异于临画?这样生吞活剥就太牵强了。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教育文化熏陶下成长,在血液中灌输了不可磨灭的文化思想,将直接影响他的创作思路。等到画至成熟阶段,中国文化的气息会自然流露出来。这种内涵的文化精神的表现,较表面吸收为佳。”
中西绘画融汇发展在朱德群心目中,只有摆脱中国书画的原有形体,转而表现中国文化的精神,使其成为一种国际语言,让国际艺坛人士能够直接接受和了解,将更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发扬深入,使之在国际社会中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朱德群说:“抽象派没有一定的理论和形式,可谓绝对自由的绘画,也正因此,许多人掉进去无能力自持而迷失,变成一个空的东西而引致末途。在此所谓的自由是要善用它,在无法中求法,发挥它,使其充实、有内涵、至高度和谐而达到至善至美,才不辜负这份自由。自由之珍贵,亦在此,抽象画是无形之有形,无任何约束,也正因此,要达到登峰造极高度表现的境界就太难了。”
1987年,法国著名历史学家、作家乔治•索立亚为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发表巨作《法国大革命史》,历史学家选择了30位艺术家的作品印入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中,其中就有朱德群的神游诗词的一幅作品。这是对朱德群由壮游自然跃迁到画游诗词的历史性评价。
朱德群的超脱风景画,同时也是对人类新视觉方式的一种突破。这才有世界艺术评论家有如此高度的瞩目和高度评论。艺术创作,这是在自由中始终懂得克制的美,在浩瀚中始终懂得根源的重要,在极致中始终清晰内心的追逐。这需要一种大气魄、一种自信,更需要一种沉着冷静,以便剑走偏锋,免得邪气沾染,走火入魔,失去艺术本真的美妙。
也是朱德群这一系列的艺术创新,不断地飞跃自我,使得这位汉家子弟不断在自由的艺术国度前进,无形中缩短着法兰西学院院士的距离。但是在四十多年前,朱德群哪里知道他的人生还有如此高级的荣耀。所以,时间、效率、创新,在稳定中渐行渐近,这是一场时间长河里的漫长跋涉。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是朱德群创作的高峰期,同时也是他巴黎生活的幸福时期。
朱德群回忆这段岁月,异常愉悦,“60年代之后,家庭生活中喜事确实多多。1961年得长子以华,1968年得次子以峰。两个孩子一路长大,有着中国人的人文内涵,又有法国人的科学学样。大儿子是优秀的机械工程师;二儿子是出色的建筑师。两人都娶了法国媳妇”。
同好友吴冠中一样,朱德群也反对自己的孩子学艺术。
朱德群说:“是的,我反对孩子学画画。因为学画,是个赌运气的人生选择。我15岁进杭州艺专,第一次成功地开个展已经34岁了。到30多岁,我才被验证可以以画家为职业。要是那时证明自己不是画家的料,那就麻烦了,转到哪一行都困难了,因为学艺术的人学识面太专一。这将会一生平庸,把其他的潜质都废掉了。再说,在号称世界画都的巴黎,成功的画家凤毛麟角。上个世纪60年代之后,美国总统肯尼迪,提倡美国人扶持美国画家,鼓励美国人买美国画家的画,形成了纽约画派,巴黎随即失去了唯我独尊的世界艺术中心的地位,同时失去了富有的美国买主。不要小瞧美国买主对艺术的影响,法国印象主义的大部分优秀作品都被美国收藏家买走了,要看印象派的重要作品,要去美国,而不是他的故乡法国。话又说回来,我的孩子生活在法国,环境的竞争比我们这一代人更趋激烈,为了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我对他们说,不要学画,其他学什么,由他们自己选择。我还对他们说,我和他们的爷爷一样,只要是读书的费用,在所不惜。孩子们虽然成了优秀的科技人才,但是他们还是我的画的鉴赏者。我到上海博物馆去开展览,两个儿子和两个法国媳妇,还有美国的女儿都去。”
1980年,朱德群夫妇取得了法国国籍。此时他们在法国已经生活了二十五年,完全融入了当地社会。当时长子年满十八岁,按照法国的规定,凡在本土出生的外国人年满十八岁,应该到警察局填表进行登记以取得国籍。朱德群在替儿子办手续时,当地官员问这位年过半百的中国人是不是法国公民。官员不理解朱德群在法国居住了二十五年却不是法国公民:“难道你不喜欢法国吗?”朱德群根本没想到官员会如此想,“怎么会呢,如果不喜欢我们早就离开了,何必一直住到现在呢?”于是,朱德群领到一张表格,不久这对夫妇就取得了法国国籍。
孩子渐渐长大,董景昭从家务中脱身,还做了老师,先是在一所中学教中文,三年后到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教中文。在这座法国著名的高等学府,董景昭不仅教授中文,还宣传中华文化,帮助学生利用假期去台湾进修中文,让更多的法国人了解中国。
董景昭不仅是位好母亲,好妻子,还是朱德群的好助手。朱德群众多资料多是董景昭翻译整理的,关于朱德群的相关文件和评论文章都是由她翻译成中文,或由中文翻译成法文。朱德群的多本画册的翻译工作都是她做的。
朱德群对自己的妻子充满深挚的谢意。几十年来,如果不是景昭牺牲了自己在艺术上的发展,营造了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自己就不可能如此专注于艺术创作,如果没有妻子的督促和推动,性格内向的朱德群可能不能顺利融入巴黎社交生活,不能如此迅速进入巴黎艺坛,结交到如此多的艺术界朋友,得到很多发展的机会。家是朱德群在艺术创作中大胆前进的温馨港湾。在巴黎过着如此幸福的家庭生活,这对于朱德群的艺术创作生涯自然是最大的支持。
当然在巴黎这些年,朱德群的家庭也遇到一些可怕的遭遇。
朱德群说:“人难免有旦夕之祸。1986年,老二以峰18岁高中毕业,暑假去香港玩,住在林风眠先生家。一天以峰一个人到香港最热闹的中环去玩。他到一家珠宝店,被橱窗里五光十色的珠宝吸引住了,想看个仔细,把脸贴近玻璃去看,完全不知道店里面正有一帮歹徒在抢劫。店里面的人朝外看得很清楚,立即出来一个歹徒,拿枪对着他,逼他到店铺里面。18岁的以峰完全不知道害怕,冲过去夺枪,扭成一团,歹徒在慌乱中开枪,打中了他的大腿和右臂。枪声引来警察,歹徒被抓,以峰被送进医院抢救。我和景昭接到林校长的电话,吓坏了,本来马上去香港,可是香港的医生说要给以峰的手臂加钢条才能治,我得问问法国医生朋友的意见,没有立即去。法国医生说没有必要,让他马上回法国。我们决定让以峰回来。林校长让他的干女儿冯叶小姐专程陪同以峰回巴黎。我们很紧张,可是以峰下飞机还很高兴,他的精神承受能力极强。后来的治疗很顺利。更让我们欣慰的是,以峰的右手负伤期间,凭他的毅力,很快学会了左手写字和画图,没有耽误他在建筑系第一学年的学业。他还高兴地对我说,挨枪很有好处,可以免去到法国军队服兵役了。这小子,亏他想得出来。”
所有的事情都有负面和好的一面,遇到什么事情都能客观地看待,那么就不存在坏消息这样的事物了。
朱德群说起儿子被枪击的事情,依旧被惊吓,但是想起自己儿子在面对如此凶险的事情,却有不寻常的精神状态,让他感到非常的欣慰。
作为中国人,对孩子寄托了众多的希望,这是自然的事情。“我在给大儿子起名的时候,希望他以中华为精神之家,不忘中华,给小儿子起名的时候,希望他以山峰作为自己的人格图腾和事业攀登的高度。看来他们都没有让我失望。”
在巴黎的多年生活,朱德群除了创作,在他身边也有一个温暖而坚定的朋友圈子。除了互为知己的艺术界朋友,他的朋友里还有艺术评论家、音乐家、文学家、医生等,尽管分属不同领域,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都是有着积极向上的非平庸之辈。
许常惠,是朱德群在巴黎旅馆里的认识的第一个中国人,也是他第一个朋友,彼此诚挚的友谊长达近半个世纪。当年朱德群获得许常惠许多帮助,第一次去罗丹美术馆是因为他的带领,也是通过他认识的日本画家,在日本画家的提示下,他才主动与画廊联系获得在巴黎生活和发展的机会。
许常惠于1959年就返回台湾,已经成为台湾最有影响的作曲家和音乐学家。几十年,他的作品涉及音乐的各个领域,既有歌剧、舞曲,交响诗,又有钢琴和民乐协奏、小提琴独奏曲等,多次举办个人作品音乐会。
除了作曲之外,他还致力于民族音乐学研究,以及台湾民谣的采集整理和研究,“以近乎社会运动的方式推动台湾音乐的发展”,并撰写不少民俗艺术和音乐史方面的论著。
许常惠作为著名的作曲家和音乐理论家,在北京荣获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颁发的“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荣誉证书”,在台湾荣获“金手奖”、“金鼎奖”等多项奖项,还被法国政府授予“艺术与文学类骑士勋章”。
许常惠每次到巴黎都会与朱德群相聚,共叙友情。当2000年许常惠去巴黎接受法国总统希拉里授予的“荣誉军团勋章”,此时朱德群已经是法兰西院士,两个好朋友相聚在一起,都为对方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骄傲和欣慰。
雕塑家阿尔伯•费侯是朱德群在巴黎最早结交的朋友之一。二人结识在1956年的沙龙展,很快就成为艺术知音,多次联合举办展览,朱德群在艺术和商业等选择上都会咨询费侯,两人很快就成为莫逆之交。
而艺术评论家因为对朱德群创作的兴趣,朱德群的大量朋友是艺术评论家。而医生保罗•盖,实业巨子靳伏等酷爱艺术的大收藏家,因为喜欢朱德群的画,渐渐成为朱德群的多年好友。
历代,伟大的艺术家需要伟大的收藏家滋养,看下西方艺术史,是伟大艺术家的奋斗史,更是伟大收藏家的狂热史。
法国诺曼底的实业巨子靳伏特别欣赏朱德群的“幻化的记忆”系列作品,一次就收藏了十多张,还专门用私人直升飞机接朱德群夫妇来家住。这位实业巨子是学工程的,但着迷于造型艺术。他的造型很高的高尔夫球场,就收藏放置了法兰西学院雕塑院士、朱德群的至交费霍的多件不锈钢抽象雕塑以及当代其他著名雕塑家的作品。这个狂热的艺术收藏家还在新建的豪华大宾馆里,按照一比一的比例,造了类似贝聿铭设计的卢浮宫玻璃金字塔。在他的住宅中,有两个展览室,陈列了他收藏的诸多画家的画,而他特别喜爱朱德群的记忆。他不禁沉醉朱德群的记忆画,还要邀请朱德群到家中,对着记忆系列的作品,畅谈当时如何将记忆捕捉且创造出来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关注到中国的发展,特别发出邀请,希望朱德群到上海博物馆开完个展后,到他家中继续小住,他希望再度聆听朱德群在抽象绘画中的新进“记忆”。
朱德群因为展览也认识众多画廊老板,除了商业合作,也结交了很多友谊。1973年,朱德群去卢森堡,认识一位画廊主人熬恒,这位学识渊博的主人虽然不是很擅于商业经营,但是他是率先把朱德群的作品推介给卢森堡的观众,此后朱德群多次到卢森堡举办个人画展,与保罗•布鲁克画廊和卢森堡画廊的合作都取得了可喜的收获。1984年,埃西市立剧院推出朱德群大型油画作品展,当时法国驻卢森堡大使迈麦莫先生亲自主持开幕式。
没想到朱德群在卢森堡举办首次画展,马上与当地一位艺术评论家吕西安•凯瑟成了好朋友。日后朱德群每次到卢森堡举办展览,当地报纸都会出现凯瑟的评论文章。
英国牛津大学嘉德林学院的教授麦克•苏立文博士,也是朱德群几十年的老相识,也是因画结下的友谊。当年,麦克教授得知巴黎有位将中国水墨融入油画的画家,专程从英国去巴黎造访朱德群。两人在画室里就大谈艺术,相见恨晚。原来麦克教授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曾在中国的博物馆工作过六年,是研究中国近代艺术史的著名国际学者,曾撰写过《中国山水画》、《中国美术史》和《中国美术新发现》等学术专著。
与朱德群这位跨东西方的抽象画家结识后,麦克教授在《20世纪中国艺术》、《20世纪中国的美术与美术家》、《东西方美术的交流》等多部专著中,麦克教授都对朱德群有着精彩的论述。他在书中讲到,“朱德群身心清净,他用油画颜料、丙烯颜料以透明而光亮的手法自由地创作他的抽象风格的作品,在巴黎一流的抽象表现主义者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我们可以理解朱德群用画笔的抽象形式为群山、云彩、波涛、或者为宇宙开辟时混沌的漩涡立像,抽象的形式永远在我们的眼前显现和化解”,“朱德群创作的一些作品并不是西方的抽象绘画,作品暗示某种宇宙的神秘感,让人联想起‘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混沌状态”,“朱德群以不同于赵无极的方式,虽然他自己可能并不这样认为——从现实的眼光打开了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形而上学,朝向‘象外之象’的大门……对现代中国画家来说,采取抽象表现主义的方法,并具有一定水平的道家玄学和书法水准似乎是十分自然的事”。
在理解的基础上,朱德群在艺术范围之外结交了众多朋友。
有意思的是朱德群还与《百年孤独》的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结下了友谊。原来朱德群的一位收藏家朋友的太太是西班牙人,与马尔克斯是好朋友。这位太太很喜欢朱德群的油画,就带着马尔克斯来画室看画。当时马尔克斯已经出版《百年孤独》,尚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为马尔克斯在法国留学做过记者,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他不但喜欢朱德群的油画,而且和朱德群很谈得来。这位才华横溢的哥伦比亚作家性格热情豪放,不仅喜欢美术作品,也喜欢美酒和美食,他对朱德群的画艺倾慕,更对董景昭的厨艺大加赞许,于是这位著名作家和朱德群很快就建立起良好的友谊。
马尔克斯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在西班牙买了幢小别墅,闻听朱德群在巴塞罗那举办个人画展,马上前来捧场。当时马尔克斯的《爱在瘟疫年代》风靡世界,正是被记者四处追逐的时候。
热情的马尔克斯邀请朱德群到他的西班牙别墅小住,并高举酒杯高歌:“你的画越来越是生命和宇宙的魔幻现实主义了,我们两个是同道。”
朱德群当时并没有看过马尔克斯的作品,更不知道什么拉美魔幻小说,但是两人对艺术的追求,“魔幻”遇到“幻化”,立即水乳相溶。这次西班牙小住,成了朱德群记忆中美好的时光。
1979年,朱德群有机会接待了一位尊贵的客人,他的艺术贵人,当年杭州艺专的老校长林风眠。
时值八十高寿的林风眠先生应法国政府的邀请从香港到巴黎,出席塞纽奇东方美术馆特意为他举办的个人画展,展品是林风眠先生从1927年到1978年五十年间创作的八十幅作品。
林风眠与巴黎有着很深的渊源。1918年,十八岁的林风眠来此留学,不仅很快就成为巴黎艺术家协会的成员,而且以林风鸣之名参展的作品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
阔别半个多世纪后,林风眠旧地重游,受到这座城市的热情欢迎和特别礼遇——展览的请柬是以巴黎市长希拉克的名义出发,画展开幕之日,这位不久就成为法国总统的政要还来展厅,为林风眠展览剪彩并主持开幕仪式。
林风眠融西画的色彩观念于中国的水墨之中,绚丽的水粉与黑白的水墨相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色彩浓郁秀逸,意境深远悠长,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写意画,也不是纯粹写实的西方绘画,而是中与西的融合,色与墨的交响。
巴黎评论家认为,林风眠将力量和柔情、诗人的气质与清醒的理智,在探索中凝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东方博物馆观众叶利赛耶夫在画展的序言中写道:“半个世纪以来,在所有为使中国人民熟悉和了解西洋画极其绘画技艺而做出贡献的画家中,林风眠先生是首屈一指的。也就是说,他是唯一的意境接近了‘东西方和谐和精神融合的理想’的画家。”
而林风眠看到昔日的学生不仅在巴黎画坛站住了脚,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甚感欣慰。看过朱德群的作品后,他赞许地说:“一个画家在研究学习的时候应当严格,在创作的时候应当自由,自己要画什么就画什么,天不怕地不怕,画自己的画。这样就能创造出自己的东西,和时代结合的一种东西。”他还强调:“绘画是很个人的东西,个人里面创造出来就是流派,我主张还是个人发展。”当学生的时候朱德群很少有机会与校长直接对话,此时有这样耳提面命的机会,朱德群自然洗耳恭听。
朱德群回忆自己的校长,“林风眠这个人完全是艺术家,从前在杭州艺专,每个礼拜的周一,要背诵总理遗嘱。林风眠做了十几年的校长,他每个礼拜都要背一次,从来没有背对过,我们都看的见。在他前面是孙中山的像,老师和学生一起背,背了一半他忘了,我们都看到教导主任在他后面,有个板子写着总理遗嘱,递给他,他就照着念。林风眠这个人完全是画家,没有架子,其实他做过许多事情。”林风眠在巴黎博物馆开展览会是可以卖画的,林风眠刚从国内出来,对国外情况并不熟悉,更不了解巴黎艺术品市场行情。出于对老师的爱护,朱德群特意问了老师对作品定的价格,结果价钱定得非常低。朱德群专门劝说老师:“价格不能定得太低,您是我们的老师,价格应该高一些。画在博物馆也不一定能卖,既然不能卖,您定得太低了更不好。”林风眠听从了学生的建议,把价格调高,结果这个博物馆买了两三张。之后林风眠在香港卖画,价格也慢慢高了起来。
当天,朱德群请林风眠一行到他家里来吃饭,阔别数十年的师生,有说不完的话语。给朱德群印象最深的是,林风眠说他在国内,在政治运动中,受到了各种不公正的待遇,坐牢三年多,差不多二十年没有画什么画。不但不敢画画,还把许多画都烧掉。他怀着深深的遗憾提到这些往事。朱德群不禁动容:“林校长说他二十年的时间都白白扔掉了,我希望上帝再给我二十年的时间补过来。”那一年林风眠已经八十岁了,十一年后林风眠在香港去世。朱德群得知恩师去世,回忆起他曾讲的这句话,遗憾上帝只给林风眠了十年时间,而林校长希望要二十年,打了个对折。
巴黎会面后,朱德群被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聘为毕业班考试的特请校外评审,经常有机会去香港。每次,他都不忘去看望自己的老校长。
后来林风眠准备到台湾开展览会,就与朱德群联系,因为朱德群比较熟悉台湾的情况。林风眠早年是蔡元培亲自提携起来的,因此与黄少谷、张群这些台湾政要都很熟,但是多年不见,不晓得如何联系,就与朱德群商量,希望把展览的事情告知他们一下,所以林风眠给张群、黄少谷等人的信都是朱德群替写的。林风眠在台湾的展览自然十分成功,后来台湾教育部还专门给林风眠先生颁奖。
林风眠的画展不久,朱德群又见到了一位来自故乡的艺术家刘开渠。刘开渠是朱德群的老乡,又是艺专同学。新中国成立后,刘开渠曾任杭州艺专校长,后来被调到北京主持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雕塑工作,此时已经成为中国美术馆的馆长。当时刘开渠一行为了修复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到巴黎来考察,住在巴黎南郊的大使馆招待所里。而朱德群当时住得公寓也很近,两人自然又是深夜畅谈。
分别三十多年,老友重逢,回忆前当年,朱德群临去台湾与刘开渠在上海分别,谈到各自的经历与周转,不胜感慨。朱德群专门陪同他们去参观了在巴黎的罗丹博物馆,还有勃代靳的博物馆,请他们到家里吃饭,还请了在巴黎教书的中国雕塑家熊秉明来作陪。那个时候国内代表团经费有限,朱德群常常带着许多三明治,给他们作午餐。看到自己的老乡成为巴黎画坛的东方艺术家,刘开渠想到朱德群三十多年没回国看看,便热诚发出邀请,希望朱德群能回国与国内的同行进行艺术上的交流,还可以回艺专看看……
朱德群多年海外生活,何尝不想知道故乡的亲人和朋友的近况。刘开渠回国后就可以帮他打听。刘开渠是政协常委,求助当地官员,使得朱德群终于能与隔绝了三十多年的哥哥恢复了通信联络。杭州艺专的同学也向他寄来信件,知道了恩师吴大羽的消息,遗憾的是吴大羽如此才华横溢,却在为没有颜料而发愁。朱德群马上去邮局,向老师寄去一箱上好的法国油画颜料,连同一本新近出版的袖珍博物馆丛书专集一并寄上,以示对老师的敬意。吴大羽去世之后,他留下的作品很多都褪色了,其中一部分没有褪色,颜色特别亮丽的,就是用朱德群寄去的油画颜料绘制的。吴大羽晚年居住在学生张功悫家中,朱德群曾专程寄信感谢。可惜种种原因,朱德群最终无缘与这位恩师见面。
上世纪九十年代,台湾大未来画廊举办“吴大羽师生展”,此时已经是七十六岁的朱德群,专门为《吴大羽画辑》撰写文章,回忆起先生当年“在校六年能够画出一张完整可看的画就够了”的当头一棒,依然不能忘情。朱德群还自谦地写道:“画一张完整可看的作品,我似乎还没有做到。”
在故乡说到最挂念的艺术朋友,那是非吴冠中莫属。
1982年,吴冠中与油画家詹建俊、雕刻家刘焕章一起,组成中国美术家代表团出访西非三国,归国途中可以在巴黎停留几日。为了能够尽早与久违的好朋友相见,吴冠中从马里就打电话通知驻法使馆到机场接机时,特意让使馆人员转告朱德群自己的行程。
接到大使馆的电话,朱德群非常激动,早早到机场来迎接老友。
吴冠中如今是中国艺术拍卖市场拍卖总额超过齐白石的第一人,而吴冠中走上艺术之路,全是因为认识了朱德群,当年他们在杭州的军训中认识,吴冠中看了朱德群的绘画作品,跟着去杭州艺专参观了学校氛围,顿时被艺术倾倒,放弃原来的学业,为了学习绘画宁愿重新学习,不顾家庭反对,考进杭州艺专,自此走上了艺术之路。此后,朱德群与吴冠中一直情同手足,在战乱时期犹是。当年朱德群到法国就是为寻找吴冠中,以为又能与吴冠中并肩绘画,一起在艺术之路上探索前进。没想到由于历史的原因,两人音信隔绝三十多年,如今终于有机会相聚。
当天飞机晚点,直到深夜,吴冠中等人才下飞机。朱德群连忙迎上前,两位老友相见,顿时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当即朱德群邀请吴冠中去自己家住。
当时我国对外事活动都有严格的纪律,其中明确规定出访人员一律不得在私人家中住宿。朱德群的盛情邀请,顿时让吴冠中陷入左右为难中。从感情出发,三十多年的隔绝,有多少话要讲,一个晚上的秉烛夜谈算得了什么。但是国家的规定又不能违反。此时,使馆来接机的参赞是吴冠中当年留法时候的同学,看到这种情况,不忍心让这对生死相交的好友如此为难,特别破例成全他们。据说,这件事情还是让吴冠中和参赞因为违反外事纪律,受到了有关部门的批评。
两位老友相见,当年风华正茂,如今两鬓斑白,多少沧桑岁月流逝而去,多少情思感怀辗转而去。无法想象这两位老友如何倾夜相谈,令人感动的是,不论是巴黎还是北京,他们都曾面临各种磨难,却都在艰难的环境下坚持对艺术的追求,这样的友谊,因为艺术结下的种子,也因为对艺术的终身追求,更加浓郁硕壮。
当时朱德群居住在巴黎政府分配给的位于东郊的巴纽雷的公寓式工作室,画室宽敞明亮,可以摆放比较大的画作。两个少年同学,在画室里对画论艺,这一夜,跨越三十多年的这一夜,两个老朋友回首往事,心潮久久不能平静。接下来几天,吴冠中等出访人员参观法国的博物馆和画廊,朱德群每天都陪同吴冠中,为他讲解不熟悉的新人新作。董景昭则早早准备好食物,作为他们看画展时的午餐。
在吴冠中的回忆中,曾写道:“……吴冠中如脱笼之鸟,跟着朱德群飞向高空,四十年的离别,他们今日又共飞,不知是快乐,是哀伤。”三天的巴黎之行匆匆过去,朱德群到机场送别老友,再三珍重之后,把一张新作送给吴冠中作为纪念。关于这次久别重逢,吴冠中了留下许多纪念文章。
1989年,湖北画家刘依闻到巴黎艺术城进修,他毕业于杭州艺专,是朱德群的同学。到巴黎后,早期来法国的画家吕霞光请他吃饭,也请来了朱德群夫妇,还有当时任中国驻法国使馆文化处的秘书蒲通先生。心直口快的朱德群见到阔别多年的老同学,第一句就是:“当年让你出来你不出来,你看,现在都快七十岁了,才出来看到了世界名画的原作。”这句话说得唐突,却说出了多年来中国画家探索西方油画艺术的艰辛与无奈。当年在杭州艺专,这些学习油画的同学,以能看到外国的画册,能够亲眼看到大师们的原作,是所有同学的最大的愿望,现在这心愿满足了,却流逝了多少激情和生命的无奈与悔恨。
这些故乡的人与朱德群的相聚,激起了他对祖国的思念,也打开了他重新与中国相接触的通道。很快,朱德群接到中国美术家协会邀请回国访问,于是朱德群去了北京和香港,与阔别多年的老同学和老朋友相聚。朱德群在祖国做了一次中国文化风景之旅,从西安碑林到黄山,再到杭州母校。在吴冠中等老朋友的陪同下,朱德群参观了故宫、天坛等古迹,观看了西安的兵马俑,感受了黄山的天下第一奇山。
朱德群还见到了特意赶来北京见面的二哥,遗憾的是此次行程安排不能到家乡。这也是朱德群第一次到北京,他住在北京饭店,当时北京饭店还不准中国人随便进去,朱德群哥哥大老远赶来,还得朱德群跑到大门口接他才能入内。朱德群此次回国,他的巴黎朋友基诺夫妇要求同行,没想到当时国内还没开放对外国人的私人旅游签证。后来朱德群跑到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拿出中国美术家协会的邀请函,大使馆才答应给这对法国夫妇办理签证,但是要朱德群担保。朱德群算是亲身体验了当时中国的自闭和排外。
朱德群在好友的陪同下,专门去山西参观大同石刻,又去西安参观兵马俑。但是当时国内的政治外交和计划经济的影响,让朱德群留下了众多难忘且不快的印象。每次在宾馆就餐,朱德群必须单独就餐,而陪同他的邵大箴得在另一张桌子上就餐,且吃的菜也不同。朱德群很生气,大声质问服务员:“邵大箴是我的朋友,我们可不可以一块吃?”服务员说:“他吃的标准和你们不一样,不可以一起吃。”朱德群说:“共产党不是没有阶级之分吗?我们三个为什么不能坐在一起吃呢?”结果还是三个人各自就餐。朱德群后来想出个主意,想找个地方请邵大箴吃早餐,吃当地的油条和豆浆。邵大箴说:“可以,我们第二天早上去。”第二天早上,邵大箴叮嘱朱德群把宾馆喝茶的茶杯带上。朱德群很不解,为什么吃早餐要带茶杯?邵大箴说带自己的杯子比较方便。第二天他们在西安一条小巷里,有一个早点铺里,吃饭的人很多,大家都在排队买早点。两人好不容易到了收款台,朱德群发现吃个早餐不但要交钱,还要交粮票。朱德群当然没有粮票,最后还是邵大箴付了粮票。不是花钱就能吃到早饭的现象,令久居巴黎的朱德群印象深刻。再看这个早点铺,饭桌上一片狼藉,油污遍布,碗盘堆积如山,吃饭的人就蹲在地上用餐。朱德群和邵大箴用带来的茶杯打好豆浆,把饭桌收拾出一角,勉强把豆浆和油条吃完,如此环境和卫生,吃早餐的雅兴彻底没了。多年后朱德群都觉得这种生活不可思议。
朱德群在国内抽空逛街,想为家人买一点小礼物。他发现掏钱付款的时候,旁边总是会有人问他,要和他换这个钱。这种事情在北京还是西安都会碰到,朱德群开始不明白,后来才发现,他用法郎换成的人民币,是专供外国人用的外汇券,与国内人民币不一样。原来一个国家,竟然有两种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
不过,最令朱德群动情的是在北京见到了许多老朋友。在经历战乱和文革动荡,许多人都不敢奢望还有再度相见的机会。朱德群在北京见了刘开渠,在南京见了李剑晨,在母校见了方干民等同学。时任全国美协副主席、中国画研究院院长的李可染,特意在家设宴招待朱德群。席间,李可染夫妇双双举杯,郑重其事地向远道而来的媒人敬酒。当年是朱德群将自己的画室借给李可染用,朱德群的学生邹佩珠经常去画室看画,在这画室里这才成就了这对艺术伴侣。分别之际,李可染想到朱德群在巴黎不容易找到合适的国画纸张,特意以大卷的宣纸和特制毛笔赠送。
朱德群在杭州艺专的同学鸿士奎,两人关系甚好。当年在西迁途中,两人还连同另一个同学在贵阳开了个饭馆。鸿士奎后来学音乐,在北京音乐学院教钢琴,他特地跑到北京饭店来看朱德群。当时国内的西方音乐资料很少,鸿士奎托朱德群在巴黎帮忙买一本琴谱,朱德群从巴黎买到后给他寄去。后来鸿士奎又希望能得到钢琴家莱恩斯坦的一本书,朱德群买到后,还没有来得及寄出,鸿士奎就去世了。这真是遗憾。吴冠中到巴黎看朱德群的时候,看到这本书上写着鸿士奎的名字。两人自然想起杭州艺专的同学们各自的艺术追求和命运……
此后,朱德群经常回到祖国各地。当朱德群乘坐游轮,沿着当年他赴法而去的路线,看着曾经破烂的小渔村,如今成为高楼林立的国际大都市,沧海桑田,当年的他如何能预想到自己会在艺术之路上走到今天这一步。也许成功就是注定属于敢于进取的人,而不是有策略性进取的人。
1987年,他在台北历史博物馆举行了一次重要的回顾展,展出1955年以来的作品。之后有了台湾的巡回展,朱德群的作品在十四个县市的巡展,所到之处都引起轰动,受到观众好评。宝岛顿时掀起了一股“朱德群”热。
朱德群在热情的台湾人民面前,并没有忘却自己的责任。他在参观台湾的博物馆中发现,台湾虽然建有多座美术馆,却没有多少油画原件可以欣赏。当时台湾美术馆虽然有漂亮的建筑,但是没有足够的经费购买西方艺术家的经典作品。朱德群说:“三十多年前在国内画画的人看不见一件西洋画作,而今美术馆虽然建立了,但仍无西洋原画可看。当时我认为正是文化推展工作的起步,政府可能对此没有充分的经费,于是,如何以最经济的办法做最有效的软体充实之构想,因而萌生:希望一方面能引起欧洲当代艺术以丰富国内美术馆之收藏,同时增加国家文化资产,又可使国内青年人研究绘画的环境趋于改善。”朱德群并没有仅仅说说而已,他回到巴黎后,联络法国艺术评论家苏瑞盖哈共同筹划,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为台中美术馆促成了“巴黎当代绘画邀请展”的推出。这次展览成功推出四十多位巴黎当代重要画家的作品,让台湾热爱现代绘画的年轻人大开眼界。更为难得的是所有展品都无偿地赠送给了台中美术馆,实现了朱德群要帮助台湾拥有当代艺术的愿望。
不久,朱德群终于回到故乡萧县白土镇,祭奠了自己的祖先和父亲。1994年4月,朱德群再次踏上祖国大陆的土地。与他一起来中国访问的除了家人还有费侯夫妇。他们先在北京参加政协以及美协举办的座谈会。
比以往任何一次旅行都更令他激动的是,他将率全家人一起前往故乡祭祖寻根。在异邦几十年,他从来没有停止对故土和亲人的思念。
为了祭拜早已故去的双亲和长兄,朱德群特意携家人赶在清明之前,回到阔别已近六十年的白土镇。知道父亲的坟墓需要修缮,朱德群事先就把钱寄过去,碑墓都已经修好。
在父母长眠之地,朱德群不禁痛哭流涕,长跪不起。两位老人再也听不到儿子的深情呼喊,想到父母临终都未能见到自己最心爱的儿子,朱德群不禁深深哀恸。战火纷飞,让朱德群颠沛流离,与父亲诀别,失去了人生道路上第一位指引人。远渡重洋,两岸隔绝,使得他不能在母亲身边尽孝,长久的信息闭塞,他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长兄。回故乡寻根的感觉来得太漫长,故土的变化,使他认不出,再也找不到童年捕捉苍鹰的林子、打兔子的山岗。时光如水,往事如烟,朱德群带着家人行走在故土的田野和小河边,无数次出现在梦中的场景,如今真实出现,变得陌生而亲切,不禁让游历过众多国家和城市的朱德群感慨命运的无常,而自己一步步的艺术探索,走得离故乡那么远。他说:“如果我不回去的话,我还会老是想起我的家乡,回去后,我小的时候对家乡的回忆完全没有了。”这半个世纪的回乡梦终于圆了,朱德群不得不长叹,看到年逾八十的二哥,自己还能与家人在故乡相聚,更让朱德群这个游子对命运的恩赐心怀感激。
朱德群很快在1994年又举行新加坡个展。到了1997年,法国外交部艺术活动委员会为朱德群举办了远东巡回展,此次巡回展首先从中国美术馆展出,然后在香港美术馆、高雄美术馆、最后到台北美术馆,跨度将近一年。
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个展是朱德群第一次在祖国举办大展。此时的他已经在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过数十次个展,参加过近二百个联合展出。而这次展览比以往任何一次展览都令他上心。他带给国内观众的展览作品数量并不多,却都是大幅力作,最大的一幅长达六米。三十四幅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向人们展示着他1985年到1996年这十二年的绘画成果。将近一个月的展览,中国美术馆人满为患。吴冠中在开幕式上引用了贺知章的诗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这个乡音说的是朱德群绘画中的中国韵味和诗意。吴冠中在朱德群的画册中说:“朱德群的作品永远在追求运动感,山雨欲来风满楼,波涛翻滚中似见鱼龙隐现,或令人感到十面埋伏,草木皆兵。他用大刀阔斧而多转折的笔触构成主旋律,用鲜明的色块和锋利的线条来击节。奏出了最强音。”也就是在这一年里,朱德群当选为法兰西学院艺术院士。
2000年,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同行的人员很多,其中有两位艺术家十分引人注目,就是旅法华裔画家赵无极和朱德群。在北京王府饭店的记者招待会上,希拉克向媒体介绍这两位艺术家时说:“赵无极、朱德群、高行健,是法国人的骄傲,也是中国人的骄傲。”
朱德群陪同希拉克总统一起,再次参观了故宫,得以参观到了许多为法国总统特别开放的地方,这些都是朱德群前次来故宫没有参观到的,包括皇帝看戏的老戏楼、皇帝拜佛的佛堂等。除去官方安排的活动,朱德群还抽空去参观了新建的中央美术学院,因为法国雕塑家费侯的雕塑即将运抵美院,朱德群专门为朋友看了安放雕塑的地方。
2000年,朱德群因为要在国内出版和印刷第一本画册,特意到上海看印刷厂,在停留的日子里,朱德群夫妇第一次目睹了上海大剧院的风采。
当时上海大剧院的乐胜利总经理,经常到巴黎组织香榭丽舍剧院的演出。尽管公务繁忙,乐胜利在巴黎时就听说了朱德群先生,专程到画室来拜访。看到朱德群画作中流畅的线条和迷人的色彩,深深入迷。他在当时就萌生了请朱德群为上海大剧院作画的念头。巧的是就在这一年,朱德群作品展览在上海博物馆开幕,乐胜利没有带请柬,被执法无情的门卫阻在门外。开幕式后,朱德群知道这件事情后,十分不安,特意打电话致歉,且约好时间,亲自到展厅门口恭候,亲自陪同乐胜利参观了他的画展。于是,礼尚往来,乐胜利邀请朱德群来上海大剧院看看。
上海大剧院是当时中国最好的、设备最完备的剧院。吴冠中陪同朱德群,在乐胜利总经理的指引下参观了上海大剧院。这座不锈钢的玻璃建筑,由法国建筑家夏邦杰设计的上海大剧院,极具视觉冲击力。乐胜利第一次提出请朱德群为上海大剧院创作一幅大画。当时朱德群还没有正面答复,边上的吴冠中接过话题,说:“德群的画室黄钟大吕。”这几个字,把朱德群画面上磅礴气势和恢宏乐声一下子就概括出来了。
上海大剧院大厅里,原本有一幅丁绍光的巨幅画作,可惜经历四年多,许多地方颜色都已经剥落。上海方面一直希望能有一幅大师级的作品,把这幅画替换下来。经过慎重考虑,法兰西艺术学院的终身院士、抽象画家朱德群的作品成为首选。
两年后,乐胜利正式邀请朱德群来上海再次参观大剧院,探讨创作大画的可能性。此次朱德群专程到上海,他的好友、著名画家吴冠中也专程从北京到上海。朱德群对上海大剧院的设计异常满意,很愿意为这一中法文化艺术的象征创作一幅画作,但是他非常担心上海政府对画作创作的干扰。对于这个在上海市中心的重要公众艺术品,如果有领导提出修改意见,是否一定听从。因为朱德群一直都是自由艺术家,绘画创作中从来没有机构和画廊来参与和干扰。上海政府领导知道朱德群这一顾虑,特意表明不会对画家的创作进行任何形式的干预,朱德群爱怎么画就怎么画。政府相信朱德群会拿出最大的热情和责任,为上海人民创作出一幅最精彩的作品。朱德群此时已经离开祖国五十年了,他非常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给自己的祖国留下一个纪念,这幅画自然是最好的纪念了。
朱德群特别与吴冠中再次来到上海大剧院,观看周边环境,构思画面,并且绘制出最初的草图。回巴黎之后,朱德群设计的这幅作品高7.3米,长4.3米,画框和画布是法国最大的绘画用具工厂里定制,由于画布的幅面宽度超过了织布机器,有一部分是手工加织完成的,所以这幅巨大的画布当中没有接缝,重达300多公斤。画框也是用最好的木料,并且在四周的方框之间,像九宫格一样加了许多加固的木方。这个画框的重量就有三百多公斤,要把油画竖立起来,由于画框和画布太重,竟然要用铁链和绞车,几位法国工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把画竖起来。因为画太高,朱德群不得不把画室的钢梁锯掉一段,才能让画框垂直竖立。朱德群考虑到画布要卷起来运到上海,选用了最新型的防裂颜料,画布干透后,卷曲起来才不会出现裂纹。但是这种颜料只能买到牙膏式的小包装,于是又与厂家联系,专门订购了大桶的各色颜料,能保持100年不退色。朱德群的画室面积很大,足够放下这幅巨画,但是画室的门却很小,就像普通房间的单扇门,为了让画框进出,工人们把画框拆开,一根根扛进画室,在画室再摆开了,拼接起来。
朱德群在开始画大画之前,构思了9幅小的草图。后来大画完成后挂在上海大剧院的大堂上,朱德群再把这9幅草稿也一起放在旁边展览。在这些草稿基础上,他反复推敲,推敲好后才开始在画布上铺画底色。为了能够在画布当中自由移动作画,朱德群专门定制了一个横跨在画布上的“桥”。“桥”下装了滑轮,可以横向移动,桥上又加上滑板,可以纵向移动。朱德群就是蹲坐在这块滑板上,开始他的绘画创作。
2003年朱德群在维特里
应该说,作画的面积越大,对画家的考验就越大,对构图、比例、节奏等等所有的绘画语言掌握的难度就越大。但是对于已经有六十多年绘画生涯的朱德群来说,如此巨大的画面,不仅不是一个问题,反而促使他的神来之笔,有一个纵情驰骋的广阔天地。身高臂长的朱德群手持加长的画笔,掀起艳丽的油彩,挥洒起来,还游刃有余,真像是中国画的泼墨写意,画面上的色彩错落有致,浓淡相宜。这里就透露出中国传统书法功力,画家用笔的力度和速度在这些笔法中明显表现出来。朱德群大力狂放地刷出这种清淡漏白的色彩,这也是他有别于其他西方画家的一个最鲜明的特点之一。这种书法创作的激情,犹如神助一般,助长了他的抒情抽象画的表现力度。
在这幅巨作上,朱德群想反映出一个正在蒸蒸日上和日益崛起的中国。所以,朱德群在绘画收尾的阶段,很慎重地在画面上选择一些部位,用大头针穿上红纸,插在这些部位上,反复推敲对比,然后在这些部位加上红色油彩来渲染气氛。朱德群的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磅礴浓重的画面上,有一点响亮的色彩点缀,十分明快突出。有人比喻成寂静山谷中的一声猿啼,又如层林尽染的一线强光。这些亮点,反衬出浓暗处的深邃,使画面更加通透生动、层次分明。这些光亮的乍现,仿佛有连带的反应,在朱德群的画作中,是一个个人风格的突出特点。
朱德群曾解释自己的创作理念时说:“阴阳指的是暗与亮,实际上就是光,我所要表现的是光。我的绘画思想是天、地、人合一。庄子所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在这方面中国人的思想与西方人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西方人看我的画能立刻看出东方神韵来。”
油画创作的结尾部分是对艺术家功力的考验,如果说前一段的创作是分解和释放,那么后面的阶段就是归纳和总结。抽象画最难的是最后的收拾,能够在任意发挥的最后,归整的恰到好处,才能看出画家的功力。我们看到有些功底不深的画家的抽象作品杂乱骚动,缺少一个以静制动的意境。放笔时胸中无数,收笔处杂乱无章。就像一个没有书法基础的人写的草书,水平高低,一比较就知道。其实中国古代绘画理论已经很好地解释了这个问题,“无间已得像,象外更生意”。画面的布局和归整的全面构思,也是对画面表现和感情的抒发之间的因果关系。天赋和经验就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朱德群为作品做了最后的归整,把这幅热情奔放的作品修正到恰到好处,将整个作品的情绪高峰归结为喷薄欲出的“欲”上。这就是艺术作品的制高点。决定一幅作品水准的就在这一点上。大师与画者,就在此决一雌雄。
这幅巨作的完成花费近一年时间,中国驻法国大使吴健民夫妇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主任侯湘华女士的陪同下,来到了朱德群的画室,成为了这幅巨作的第一批观众。巨大的油画在画室中顶天立地,画面气势恢宏。在画室柔和的光线下,大使对画面上的每一个细节和局部都能详尽观察到,更有一种亲近的感觉。而与这幅画作朝夕相处数月之久,朱德群对此画已经有了深厚感情,看着自己的心血离开画室,难眠依依不舍,看着代表自己祖国的大使前来为自己的作品送行,又由衷地感到喜悦和荣耀。而大使吴健民激动之余,还表示自己不仅是送这幅巨作离开巴黎,更是要到上海看着这幅巨作在上海大剧院的落地。
就在这幅被名为《复兴的气韵》巨作完成后,一位外交部官员看到后非常赞赏,当即表示:“不能让这样一幅杰作无声无息地离开法国,要让法国人先睹为快。”消息很快传出,巴黎歌剧院的院长嘎靳先生找上门,一眼看中这幅巨作,要求《复兴的气韵》在运送到中国之前,先在巴黎歌剧院先展出,以免法国观众与这幅珍贵的画作失之交臂。于是这幅巨作刚完成,就被嘎靳先生请到了巴黎歌剧院的正中大厅,并且特意举办了隆重的开幕酒会。这座古老的歌剧院是法国音乐艺术的圣殿,也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古典歌剧院。《复兴的气韵》在水晶吊灯的光线下,在歌剧音乐的回响声中,与大堂金碧辉煌的环境交相辉映,更显得光彩夺目、流光溢彩。法国的艺术界对这幅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这幅巨作犹如黎明的光辉,在雄浑热烈的气氛中展开,那千变万化的光影变幻,如旋律的颤动,涉及到无穷尽。”
法国艺术评论家莉迪娅•哈朗堡把这幅油画巨作与音乐联系起来分析:……每次作画,他都要听音乐,听的是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乐声在画家身上找到的,与其说是视觉的对等,还不如说是想象的对称。旋律居然激发出颜色与光线来。联翩的遐想既包含声音的抑扬顿挫,又包含色彩的浓淡搭配,二者与宇宙的脉搏竟然达到了完全的契合与和谐。这是一种灵性的体验,它使画家与宇宙相通结合。到了这一步,画家对自然地情感就开始具体化了。一系列主题在画中交响,这些主题即是浅思冥想的支柱,又表露出独具特色的运动。画面超越了形象,便向活动着的空间开放了。它采用了交响乐的乐章,从活泼的快板转向行板、柔板或者广板,直到最后一个音节。在这交响乐般的展开过程中,看上去杂乱无序的表面,很快就被有力的线条所改变,这些线条其实就是世界的大节奏。它们喷涌而出,向前推进,进入冲突状态。与此同时,不同色块,从深蓝到朱红,从橙色到黄色,到深色,无不以它们色调的差异,呈现出对立的态势,上面这些火红热闹的颜色,都来自东方,而整篇构架所依靠的想象与虚构则是西方式的。这一切,都是随着画家心态的起伏而流畅飞扬。它们生机盎然,随着时间这一节拍器打出来的拍子而开放出绚丽的花朵。光线的伟大施予者、分配者,当然是我们的画家。在四季有别、昼夜不同、不断变化的氛围里,光线的照射引发出无穷无尽的色彩变奏与和声。有节奏的运动延长时间的对立与冲突。一切都在我们眼前出生、再生。物质不断变化着的动荡与沸腾孕育出形象永不停息的运动。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编导有素的舞蹈。
在巴黎歌剧院开幕酒会上,观看《复兴的气韵》的观众纷纷向朱德群表示祝贺。法国观众的美好祝愿,也是对这幅巨作的最好的话别。
这幅巨作拆卸下来,据说连同木框和加固木头,整整装了九大箱,东方航空公司将这些木箱放到巨大的托板上,罩上防护网,装进机舱,免费运到上海,上海海关免检放行。巴黎画框公司的老板亲自到上海指挥,几十位工人,按照法国公司的程序,把画框拼接组装起来,再把画布打开,拉紧后绷在画框上。
这幅巨作在上海歌剧院上墙后,在灯光照射下,与大厅景物色调和谐统一,融为一体。
开幕式当天,驻法国大使吴健民夫妇专程到上海,与上海领导和法国驻上海领馆的官员,为《复兴的气韵》巨作揭幕,上海的文化界人士齐聚一堂,见证了中法文化交流历史上的重要一幕。
2004年,朱德群与法兰西学院终身秘书长欧德里夫先生到上海访问,欧德里夫是第一次到上海,他顾不得去风景点参观旅游,而是直奔上海歌剧院观看这幅巨作,从各个角度观看效果,非常满意,并且与朱德群合影留念。2005年,上海美术馆举办“朱德群近作展览”,朱德群夫妇再次去上海大剧院参观这幅巨作。朱德群看着此生最大的一幅作品,动情地说:“上海和上海大剧院给我最强烈的感觉就是充满朝气,早就有为祖国留一幅画的想法,以此来表达我的心意。我把毕生最大的一幅画送给大剧院,更送给我的祖国,为的是表达我对故土的怀念。”
朱德群在绘画界的影响力日渐深厚,他的绘画作品在收藏界也是争相收藏,由于朱德群作品供不应求,所以朱德群又创作了一些限量版的石版画。石板印刷是欧洲数百年流传下来的古老印刷术。朱德群最初制作的石版画,是他亲自在石板上作画,将不同颜色画在不同石板上,然后由工匠雕刻出来,印制成石版画。这种最初级的石版画,色彩不能太多,线条也比较简洁。后来朱德群的画作色彩逐渐增多,笔墨也逐渐丰富。总之这些费时费工的手工印刷流程,每一步都不能马虎。
2007年6月,日本东京皇家上野美术馆展览了台湾收藏家收藏的朱德群作品,主办方将台湾很多收藏家收藏的朱德群作品集中起来,借到日本一起展出。所以,这次展览,台湾收藏家就去了七十多人。东京展览会开幕式后,收藏家热情邀请朱德群夫妇到台湾做客。盛情难却,朱德群夫妇转道台湾,在欢迎晚会上,有两百多人出席这个晚会,看到那么多收藏家和老朋友,朱德群十分高兴。这也是他在艺术追求道路上未尝预料到的收获。
朱德群总结数十年创作的心得,悟出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一件艺术作品,如何能够在竞争中存在下来,如何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就是在这件艺术作品中,一定要有丰富的内涵,而不是一些哗众取宠的东西。如同诗词歌赋,比较记述文章来说,诗词是一种浪漫抒情的文字形式,诗词里面绝对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几个字的意思,它是有丰富的内涵的,因此无论怎么变革,决不能把诗词的内涵变革掉,苍白浮浅的诗词即使再前卫,也是没有生命力的。绘画也是一样的道理,并不是单纯的彩色变化的问题,同样的颜色,任何人画上去都是一样的,但是在每个人的作品中颜色代表的意思和内涵完全不一样,这就如同诗词中的文字运用一样。
朱德群的创作之路如同他的生活之路,从中国一步步走向世界,而他的艺术创作也是一次人生的宇宙旅行,穿越作品所反映的想象世界。有力量的人,他就站在那里,世界万物对他就是启示,他无须用现实世界来证明他的激情与生命,在他的世界里,一切都会循序渐进地绽开。这就是生命在这个宇宙最强悍的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