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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湾生活
朱德群一家到达台湾正好是1949年的农历除夕。
当时，台湾挤满了大陆来的高官显贵，当时有人开玩笑说：“台北的大街上，前俯可能会碰到一位大学教授，后仰可能会撞到一个政府部长。”朱德群不久就遇到台北工专的校长，他听说朱德群还未找到工作，立即热忱邀请他加盟该校，担任建筑系素描老师。就此朱德群在台湾安定下来。
人一生，前进的道路，离不开贵人相助。朱德群长相敦厚，身材高大，品格率直谦和，走到那里都让人信任，受人欢迎，人缘出奇得好。在台湾，朱德群机缘巧合，陆续结识了几位实力派人物。
“在重庆时，国立艺专有一位教国文的余老师，对我印象很好。有一次在台湾的公共场合遇到，同时碰巧遇到他的朋友——中共党部秘书狄君武，他就把我介绍给了狄秘书长。狄先生一见我如故，知道我是画画的，很喜欢我。他比我年长得很，把我当做孩子，常约我出去一起吃饭聊天，聊到兴头居然要我入党。我说我只喜欢画画，对政治不感兴趣，我不入党。后来我又不经意认识了贵州大学校长张廷修。在台湾，张廷修做了中正书局的总经理。不久我因重庆的旧相识的介绍，认识了当时负责文化的最高官员张道藩。”
张道藩喜欢画画，而且自己也能画画，在法国留学时曾与徐悲鸿结拜。他很赏识朱德群的绘画才华，闲谈中得知朱德群在杭州艺专读书时与自己的妹妹是同学，便开玩笑：“你长得那么精神，是不是我妹妹当年的男朋友。”朱德群慌忙解释只是一般同学关系。张道藩不禁哈哈大笑，与朱德群建立起良好的友谊。张道藩在当“立法院”院长后，仍然邀请朱德群一起谈书论画。一次，张道藩生病住院，所有前来探视者均遭到其部下挡驾，只有朱德群可以进得病房。因为这位院长很清楚，那些赶着来看望他的多是找他办事的，只有朱德群不一样，和他在一起可以随意聊聊书画，这才是真享受。
不久，朱德群又认识了“行政院”副院长黄少谷，这位长者也很喜欢绘画，出于对朱德群才华的欣赏和谦逊为人的喜爱，成为对朱德群多方关照的忘年交。
当时台北师范大学艺术系是台湾最高的艺术学府，师资阵容强大，造就了不少优秀人才。除了台湾原有的艺术家之外，从大陆过来的黄君璧、傅心畲、孙多慈等人在台湾美术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得知朱德群有希望能在台北师范大学工作，黄少谷和张道藩等都分别写信给当时师大艺术系主任黄君璧。
黄君璧是位著名画家和美术教育家。朱德群在杭州艺专当助教时，黄君璧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外，也兼任杭州艺专的国画系主任，与朱德群虽然不熟识，却也有几分亲切感。
成为台北师范大学艺术系教授，朱德群置身在艺术氛围浓郁的环境，也有足够时间继续自己的艺术探讨，而且社会地位也得到相应的提升。
一般说来，做了教师的很少自己再动手，但是朱德群不同，不论在中央大学还是在师范大学，他始终没放弃手里的画笔，更没有放弃对艺术的追求。
曾有朋友看朱德群当教授的薪水不高，为他找了个报社编辑的兼职，工作量不大，一周负责一个版面，报酬相当不错。这样一个美差，结果遭到朱德群拒绝。中正书局想高薪聘请朱德群设计图书封面，也是遭到拒绝。因为朱德群是个对工作极其负责的人，从来不肯敷衍，对工作要干就干好。教学已经占去他很多精力和时间，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艺术追求。所以他绝不愿为了金钱再占用艺术创作的时间。有段时间，朱德群喜欢和朋友一起打麻将，下下围棋。但是他很快发现打麻将太浪费时间，影响他的艺术创作。在他的生活里，全部追求依旧围绕着艺术创作。
2、首次展览
1951年，朱德群与其他画家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现代独立画展”。这是台湾首次举办现代绘画联展，也是画家们与世界现代艺术融为一体的理想实践。
1953年，台湾“国史馆”需要一批近代历史题材的巨幅画作，有人推荐了朱德群，认为他是最佳人选，肯定能够胜任这项工作。时任馆长的罗家伦与这位画家素不相识，通过系主任黄君璧出面热忱邀请。罗家伦可不是一般人，他是与胡适等人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朱德群对此创作项目是欣然领命，认真研读历史资料，收集大量相关图片，多方参考。朱德群为了能够准确把握军马的动态，近一个月都在与马相伴，这样辛勤的创作，完成的《国父孙中山肖像》、《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等一系列史诗般的画作，获得了观众和专家一致赞叹。罗家伦还特意将自己的一套真迹本诗集相赠。
经过数年绘画的积累，朱德群在1954年12月17日在台北中山堂举办了生平第一个大型个展，展出了五十多幅风景、静物和肖像作品。台湾重要媒体热烈报道，著名人士纷纷发表专文评述，成为台湾画坛稀罕的盛事。
张道藩写道：“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副教授朱德群先生，二十年前即开始学画，得到名师传授之益。近十几年来又从事艺术教育，兼收到教学相长之利。再加以自己不断潜心的探讨，乃有今日之成就。他心情虽然温和，意志甚坚强。既不随便盲从他人，也不偏执成见。他既不图侥幸成功，也不厌困苦研究。这也是能有今天成就的重要原因。由他此次展览的五十多幅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出德群的绘画艺术的基础——写实和素描，没有很高的造诣是不能有这些成就的。他虽然对于任何题材的画都可以做，但仍以风景和人物见长。他对于油画的技巧已经有了深切的体验，无论对用笔、设色，都能运用自如，恰到好处。他笔调的活泼，色彩的鲜明，线条的生动，处处表现着东方绘画的情调。同时我们也看出他自己特有的风格。”
和朱德群在抗战时期曾是同学、专攻美术史的凌绍夒，撰文写道：“阔别了八九年，德群在绘画上的造就，相当可观。这原在意料之中。使我惊异的是，他不求闻达，终日孜孜，不是教学，就是创作，不是作画就是读书，几乎无时无刻不用心力于绘画上。这种淡于名而勤于实的态度，本是走向成功的必要途径；但在这一时代中，不那么急吼吼地求取虚名，从自己实际造诣中提高自己的，又能有几个！……德群在其二十年绘画生涯中，就我的看法，似曾经过几个阶段：最初，在造型的坚实上，看出其陶醉于色彩的深度。今日的德群，恰正在形色的复杂关系中，贴当情怀的法则，来处理自己受感于自然地力量。”
被称为“台湾艺术界的龙头”和“台湾美术理论的先驱”的虞君质教授，则用雕塑家罗丹、诗人惠特曼的两句话写朱德群：“使一个画家走向成功之路的条件有三，那便是个性的要素、时代的姿态与民族的特性。雕塑家罗丹曾说艺术家是‘时代之子’，诗人惠特曼也说‘一切优秀的艺术，都是个性与民族性结合所生的子女。’……以朱德群先生的作品而论，在那些富有天才的灵感的创作中，展开了一片富有东方色彩的造型世界。他所运用的形式和色彩，虽然未能越过西画的范围，但在其出发点上，仍然跃动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情思。就我个人对于朱先生作品的鉴赏上说，其在风格方面的创造，当以风景写生为第一。”
罗家伦则发现了朱德群在野兽派中注入了中国人的人性：“以极敏锐的灵感，摄取自然地美像，使其藏入心灵深处，再让它流露出来，才能形成美的艺术，也才真能表现艺术的美。这个道理，虽非绘画的艺术所得而私，可是在绘画的艺术里表现得格外亲切和显著。看到朱德群教授的画，就可以知道他了解此中三昧。”
这么多艺术界、学界、政界人物一起来为朱德群撰文评论，在台湾是罕见的盛况。人们奇怪朱德群怎么请得动这些名流来看画展和写评论的？朱德群说，其实他只是给这些人发了请帖，什么都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做。这就是他平时为人学艺给大家留下的深刻印象。
开展那天，朱德群的学生之一董景昭也去了，当时他们还只是单纯的师生关系。董景昭回忆道：“我当时去看画展是因为好奇，学校教油画的老师都没开画展，一个教素描的老师却开起了个展，而且开得那么热闹，得去看看。我把我妈妈也拉去看了。画展很轰动，我对老师的才华印象很深。”
让朱德群喜出望外的是，在台湾还没有发育出艺术市场时，他的五十多幅作品全部卖光，而且还有人订购了几幅。
这些热闹并没有让朱德群失去判断，他清醒地认识到台湾艺术界的现状。著名作家苏雪林看了他的个展表示：“他不但是塞尚的弟子，可以说是塞尚的登堂入室的高足了……虽然朱德群也在创新，但不像马蒂斯、毕加索那样古怪得不近情理。”苏雪林的看法代表了台湾的主流审美意识。这无疑表示台湾人们只能接纳到塞尚，对野兽派、立体主义等更新的现代艺术潮流还不能接受，而自己的画展之所以受到媒体的热捧，正意味着自己远远落在世界绘画潮流的后面。
朱德群意识到他在台湾受到最为一致佳评的是他在国史馆创作的开国历史画，这些作品毕竟是美术史上最遥远的写实主义绘画，艺术的宿命就是不能重复他人，也不能重复自己。不管前面的流派如何登峰造极，绝不可以去复制前人，那只能在前人创作里突变、颠覆，如此才能冲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艺术道路。
张道藩更是表示：“我国许多有天才有造诣的艺术家，如果得到机会到西欧各国去研究、观察，都可以得到高深的成就。朱先生正当盛年，如果得到公私各方面的帮助，有机会到法兰西、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比利时等国去研究他们的绘画宝藏，我相信他将来的成就是无可限量的。”
正当各界人士看好朱德群的时候，他不希望做被缝了眼睛的苍鹰，失去了天空，整天为一点小诱饵，成为猎人肩膀上的工具。他还要飞，他甚至还没去过世界艺术之都。画展后，朱德群毅然决定放弃在台湾的一切，去法国巴黎，去看他神往已久的艺术大师，去追赶好友吴冠中和赵无极的艺术追求，去圆他学生时代萌生的艺术大梦。
画展所得的资金，足够他在巴黎生活两三年的。朱德群没有求任何官场朋友，自己到外交部申请出国考察一年，很快被批准。朱德群在而立之时，又一次放弃曾经拥有的辉煌，再次飞向重洋这边，飞向他心目中的神殿——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