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杭州艺专

1、当今最好的老师

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成立于1928年，前身为国立西湖艺术院，是时任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构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先生倡导下，由留法归来的、先后担任过北平美术专科学校校长、国民政府全国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林风眠主持。

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成立之时，蔡元培在开学典礼上特别谈道：“自然美不能完全满足人的爱美欲望，所以必定要于自然外有人造美。艺术是创造美的，实现美的。西湖既然有自然美，必定要再加上人造美，所以大学院在此地设立艺术院。”虽然经费有限，但是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校舍租的却是西湖中心景区地段，风景异常幽静。

校长林风眠曾先后赴法国、德国研修绘画艺术，认为“艺人之眼光当不能以国门为止境”。作为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二十八岁）的林风眠，当时竭力要把这所艺术最高学府办成培养未来大艺术家的摇篮，以推行新艺术运动的基地。

1935年，朱德群踏入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当时中国有四所艺术专科学校，各自设定的绘画专业课程大相径庭。有的是专学国画，譬如由李可染主持的徐州艺专。刘海粟任校长的上海艺专和严志开校长的北平艺专，则将国画和西画分成两个系，每个学生只能任选其一。唯独由学贯中西的林风眠任校长的杭州艺专，只设笼统的绘画系，虽然主要在学西画，但是同时必修中国水墨画，双管齐下。

当时中国美术界根本谈不上什么艺术思想，有的只是派系纷争。林风眠任北平艺专时，曾想聘用具有革新精神的齐白石先生来校任教，却遭到国画教授们的拒绝：“如果他从前门进校，我们就从后门离校。”

这样的现实令林风眠痛心疾首，在他看来艺术家最大的天职就是创造，无所谓派别，也无所谓中西，无论中国画还是西洋画，完全可以交互使用彼此的手法，不必也不该画途自禁。“我们假如要把颓废的国画为了适应社会意识的需要而另辟新途径，则研究国画者不宜忽视西画的贡献；同时，我们假如又要把油画脱离西洋的陈式而成为足以代表民族精神的新艺术，那么研究西画者亦不宜忽视千百年来国画的成绩。”

杭州艺专学制六年，前三年系预科，以素描为重点，先画两年石膏，再画一年模特儿。预科主要是为培养学生坚实的基本功，考核成绩合格升入本科后，才正式学习油画。

除了素描，学生们还学习水墨画、水彩画、艺术史、艺术史、色彩学、透视学、解剖学和一门外语。学校开设英语和法语，由于大家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前往世界艺术中心巴黎深造，所以大部分学生都选择修法语，朱德群也不例外。

林校长既要求学生进行扎实的基础训练，也鼓励他们自由地探索各种形式的绘画语言，广泛地接触前卫的艺术流派和美学思想。杭州艺专的图书馆里不仅有古今中外各种名著，还订有许多外国杂志和画册，学生们可以随意借阅。艺术陈列馆展示有大量艺术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作品，各种风格流派的绘画作品应有尽有。印象派、野兽派成为许多人久谈不倦的话题。莫奈、塞尚、凡高等不为一般人知晓的名字常挂在学生们的嘴边，而毕加索、马蒂斯的画风受到普遍的推崇。

重技也不轻道。学生接受严格的专业训练之外，林校长还竭力主张学生们要多读书，不光要读文学名著，还要读哲学、历史书籍。他认为，仅有高超的绘画技巧是不够的，还须有丰厚的文化知识充实心灵，增进艺术的感受力，以便能够在表现对象气韵生动的同时，求得情感与理智间的平衡。

这一切令初入校门的朱德群大开眼界，既兴奋好奇又跃跃欲试。

当时高等学校每学期的学费只要三四块银元，可是杭州艺专的学费高出五六倍，要二十块银元。穷人家的孩子入不了门。学校条件非常好，不说校舍坐落的西湖美景，就是学生宿舍都特好，两人一间，窗明几净，房中还有个特制的大长条桌，专供学生课余在宿舍练习画画；寝室兼画室。同时林校长提倡到大自然中去面对活生生的对象进行写生。为了方便学生写生，学校还特意建立一个小小的动物园，养有鹭鸶、白鹤、羊、鹿等多种动物。

朱德群每天早晨在鸟语花香中醒来，他带着对这个新环境的欣喜，不是马上起床，而是伸出左手，摸到放在床旁边凳子上的砚台，握住徽墨，开始蘸水磨墨。“我的左手特别能耐，运篮球是一流的，磨墨的效率也是超常的。待磨墨好，立即起床盥洗。接着就是练习书法或者临摹水墨画。上午八点到十二点，下午的课比较多样，有水墨画、水彩画、艺术史等。等下课之后，我就背了个画架和小凳，到西湖边去写生了。”

杭州艺专的学习氛围很浓，浓得每个人都是画疯子，最有意思的是男女同学都不准有任何接触。在一个画室画素描，男女座位绝对泾渭分明，连话都不能讲。如果有人谈情说爱，轻则记过，重则开除。人们会奇怪，林校长是从浪漫的巴黎美院出来的，为什么有那么重的封建礼教色彩。原来在朱德群入学前，杭州艺术发生过一起震惊全国的桃色案件。两位女生同时喜欢上一位老师，争风吃醋，结果一位女生将老师和他爱的女生捅死在洗澡间里。这起凶杀案震动社会，严重影响学校，所以才有如此严厉的校规。

这条禁令倒给学生赢得更多时间和精力在绘画学习上。

在朱德群的印象中，最深的还是林风眠校长。“当时我进校，林校长才35岁。广东客家口音，性格很内向，是个思想型的艺术家和教育家。个头虽然瘦小，但是在我们这些十几岁的毛头小伙子眼里，他是座高不可攀的大山，根本说不上话。但是我们知道他的油画和水墨山水花鸟都很有成就。听说有一幅标题为《摸索》的油画，很有拉斐尔的名作《雅典学院》的气派，把耶稣、荷马、但丁、雨果、托尔斯泰、蔡元培等思想家都画上去了，灰黑的色调营造出精深和博大的氛围，感性地表现了人类思想精英们对人性的思索。”

1979年，林校长来巴黎东方美术馆开个展，朱德群宴请他，才耳提面命听他讲艺术追求和教育思想。他推崇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主张兼收并蓄、中西并存、容纳各种传统和现代流派。他主张学生在年轻时打好绘画基础，然后再去创新。这些教育思想都是当时他们在杭州艺专所实践的。他对艺术的看法，也影响了朱德群等一代人。譬如，他常引用蔡元培的话，要“以艺术代替宗教”。当时朱德群他们学画，美院想到要成为大画家，发疯似地画，就是对艺术有种宗教式的感情。林校长还从托尔斯泰的《艺术论》中得出结论，艺术是感情的产物，一方面创作者在画的过程中要满足自己情感的释放，一方面以其作品慰藉人类的心灵。他有一句广为传播的名言：“艺术的美，像一杯清水，使人清新凉爽，像一杯醇酒，使人苏醒恬静，像人间一个最深情的淑女，使悲哀者得到慰藉。”

林风眠在上世纪70年代定居香港后，朱德群应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之聘，出任他们的毕业班考试的特请校外评审，常去香港，每次总要去看望林校长。朱德群的学生刘国松在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当主任，居然不知道林风眠就住在香港。“他听我一说，要我带他去拜会。我让他实现了这个愿望。可见，林校长是一位典型的宁静致远、淡泊明志的艺术家。有一次我在香港开画展，我把林校长请去参加开幕酒会。记者得知林风眠大师来了，骚动不已，全部拥过来。因为林校长从不抛头露面。林校长感到很不自在，我马上为他解围，带着他匆匆离开了展览会场。”

在杭州艺专就读时，林风眠校长在水墨画方面的创新，不仅影响了朱德群这些弟子，而且在中国美术史上有里程碑的意义。他把自然和心灵视为创造艺术生命的两个源泉，常常借浓丽的水墨，表现自己对大自然视觉感受的颖悟力，颠覆了传统水墨画略施淡色的刻板方式，复兴被多数文人画家所丢弃的人类视觉灵魂——色彩。他喜欢方形构图，创造各种意境，例如在暮色里跳舞的白鹤、灿烂的瓶花、轩昂的松林、优雅的仕女、静谧的睡莲、有趣的橘色鸟。评论家说林风眠的水墨与油彩、力量和柔情、诗人般的气质与清醒的理智，在探索中凝为一体，形成了他的独特风格。正因为杭州艺专有这样一位校长，这所学院成为中国近代艺术杰出人才的摇篮。

林风眠校长在师资力量上也是综合众家之长。教西画的有吴大羽、方干民、蔡威廉等留法的教授；教水墨画的有当时中国画坛的佼佼者潘天寿、红薇老人张光、李苦禅等。

当时众多杭州艺专学生说起吴大羽先生，都是充满崇敬与感恩。吴冠中称吴大羽是“杭州艺专的旗帜”，这话很真切。吴大羽是向中国引进西方现代艺术的一面旗帜，而且也是中国画家摆脱传统临摹式传承，建立独特艺术个性的一面旗帜。那时的中国思想界总是把中西对立起来，不是国粹就是全盘西化，而吴大羽教授却说：绘画是世界语言，东西方艺术都是这个世界语言中的词汇，可以自由组合。

朱德群入学第二年，就由吴大羽教授教素描，每周至少有两天能见到他。他给人的印象很高傲，戴着高度近视眼镜，却目空一切。在教授中，吴大羽最具有艺术家的不凡气度。同学们私下议论：可能吴大羽太有才气了，二十多岁就画了《岳父》等大型历史画，名满画坛。他很严厉，不好亲近，可是对他认为有才气的学生特别亲切和热情。在他课堂里，画得好的学生身边经常能看到他在边上谆谆教导，不知疲倦，而对于他认为没有前途的学生连正眼也不看一眼，很冷淡。想来也是，艺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学的来的。即使再用功，很爱绘画，如果没有才气和天赋，那是不会成功的。所以，有人极力主张在艺术院校设立师范部，不能成为好画家的同学就去上师范，也许是一位很出色的美术教师。

朱德群说：“我天天出去西湖边写生，风雨无阻。而且西湖边到处都是亭台楼阁，即使下雨也有地方躲雨。我积攒一星期，就将写生拿给吴大羽先生看，他非常高兴，一张张给我指出哪些画得好、哪里有问题。我在他的鼓励之下，两年画了五百多张写生画。他很擅长言语，有诗意，有哲理，我现在还背得出吴大羽先生当时对我说的一句点出印象主义精髓的话：‘绘画即是画家对自然的感受，亦是宇宙间一刹那的真实。’他解释说，莫奈画了很多张胡昂大教堂的油画，有早晨的、中午的、下午的、傍晚的，都是一刹那的光与色、时与空的宇宙真实。要能抓住这个一刹那的真实，就要画家与自然融合，进入物我两忘的创作境界。这些教导，我深深铭记于心，对我后来画抽象画，也是座右铭。”

吴大羽先生在训练学生基本功上也有独特的一套：重整体，重结构，亦重视表现天然情趣。他对学生说，画画的才气在于两个方面：画出对象的生命力，露出作者独有的感受力。在教学方面上他强调启发诱导，不喜欢动手改学生的作品，尽量发现学生的个性。他还有一句话让学生倒背如流：先有扎实的基本功，之后再扔掉它，走自己的路。他说的扔掉，就是在古典基本功中脱颖而出。

朱德群回忆：“吴大羽先生对我的素描、水彩、油画的批评和指点，都用印象派和后期印象派画家作比较，如莫奈、毕沙罗、梵高、塞尚等，从理论到画作，既理性又感性。我记得他教我，‘不要太注意透视，要多注意光线颜色的对比’，‘作画最要紧的是忠实对自然的感觉，渐渐领悟出对自然的最有个性的表现力’。他特别推崇塞尚，说他是现代绘画之父。引起我对塞尚的特别兴趣。我从那时开始就陶醉在塞尚的作品中。我在上海偶尔买到三本由日本出版的塞尚画册，如获至宝。人物、风景、静物俱全。我爱不释手，几乎天天拜读。读通塞尚，就掌握了通向现代西方艺术的钥匙，看野兽派和立体主义就知其所以然了。许多来巴黎的画家，老是进不了西方现代艺术之门，对现代艺术作品总是误读，就是因为没有拿到现代艺术之父塞尚给的钥匙。我来法国后，专门去了塞尚迷恋地画到去世的南部普罗旺斯地区的艾克斯。我到那里一看，那强烈阳光下的岩石和树林，给人一种全新的感知方式：热气流使空气微微颤动，透视被模糊了，最突出的感受就是色彩的对比，就是强烈的平面感！现代艺术的发祥，原来是普罗旺斯地区的天空。”

吴大羽先生还关注学生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要成为好画家，还有个培养艺术意志的问题。吴大羽先生在看朱德群作品时，发现他有取巧的表现，狠狠批评朱德群说：“作画要诚恳老实，不要卖弄小聪明，不要出风头！你们在校六年，能够画出一张完整可看的画就够了！”这对心高气傲的朱德群是当头一棒，也是他一生长鸣的警钟。即使在他后来在巴黎，在画出完整可看的画作时，他依旧会想起这句教导。

除了吴大羽这样优秀的先生，李超士不仅是最早前往法国深造的中国画家，还是将粉画艺术传入中国的第一人；方干民、蔡威廉、李开渠等教授都是在法国留过学的新艺术追求者。

国画主任潘天寿也是位艺术奇才，他从未研究过西方现代艺术，作品中却体现出西方现代绘画的造型要素，因而被后人誉为“中国的塞尚”。

潘天寿是浙江宁海人，自幼因家境贫寒而耕种牧樵，无所不为，却天资聪颖且勤勉好学，七岁入私塾，学文习字之余，每日临摹画作和字帖，十几岁自学金石篆刻和画史画论，以优异成绩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得以亲聆李叔同大师的教诲；未及而立就著有《中国绘画史》。潘天寿在艺术上不存门户之见，广收博采，取精用弘，追求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当时已经八十高龄、享有画坛声誉的吴昌硕大师，非常器重这个崭露头角的青年，曾以“天惊地怪见落笔，巷语街谈总入诗”的篆书对联相赠，并写有《读潘阿寿山水幛子》的长诗，赞誉勉励。

与林风眠融合中西的观点不同，潘天寿主张“中西绘画应该拉开距离”，改革中国画要立足于民族传统的基础，发扬东方本位艺术。他赞同苦瓜和尚所言“故君子唯借古开今也”，认为“新必须由陈中推动而出”。

杭州艺专创办之初，潘天寿即被高薪礼聘该校的国画主任教授，可见林风眠胸襟坦荡，慧眼识英雄；也说明潘天寿确实是一位旷世奇才般的艺术人才。

朱德群入校时，潘天寿已经年近不惑，虽自称“懒道人”、“懒头陀”，却非常勤恳。受潘天寿丰厚的学养和特有的文人画家气质吸引，朱德群一度想追随他专攻中国画。“我原本希望能够念国画系，但是当初杭州艺专没有国画系，只有绘画系，每个星期只有几堂国画课，一开始很不习惯，觉得油画没有水彩和国画来得自由，后来慢慢能够掌握油画特性之后，发现油画的可能性更大，可以发挥的空间也更宽广，渐渐地国画就画得少了。”

受西方文艺思想影响，艺专的学生大多热衷学油画，并且崇尚现代派，对国画课缺乏应有的重视。深得林风眠和吴大羽赏识的赵无极，就曾有趁潘天寿在黑板上写字而越窗逃课之举，后来又因不肯认真对待国画考试而险些被开除。

国画课显得很不景气，原本安排的课时就少，肯认真学的人又不多。尽管潘先生对这样的现状深以为憾，授课并未有所懈怠。他不让学生临摹他的画，而是临摹石涛、八大山人、黄鹤山樵等，学生读他再版的《中国绘画史》，知道他的绘画，承南宋马远、夏圭的峻拔，明代戴进的豪放，沈周的练达、石涛的苍浑；他对近代画家，唯取吴昌硕。他常用的闲章“强其骨”，表达他追求画得骨气和骨力。不论书画，也不论构图，皆显示其雄伟势壮，亦有古希腊的美学韵味。朱德群称自己抽象绘画中得雄强阳刚，应该追溯到潘天寿先生这个源头。潘天寿的书法好用偏锋，自成一格，字好而别致。常听他讲：写字也要“怒浪抉石，渴骥奔泉”。文人字画纤巧秀媚，潘天寿反其道而行，追求力量。这是他们一代人，在中国被列强欺凌的时代，所产生的救亡情结在艺术中的反映。

当时虽然学生学国画的热情不高，但是普遍推崇潘天寿先生高洁脱俗的品性。一旦学生间发生纷争或惹出了事端，训导处的调停难以奏效，只要请出潘天寿先生来，只要几句话即可令事态得到平息。朱德群回忆起这位国画奇才，始终没有忘记当年潘天寿先生的教导，“须有高尚之品德，宏远之抱负，超越之见识，渊博之学问，广阔深入之生活，然后能有所成就”。

在学习氛围如此浓烈的杭州艺专，有意思的是朱德群为了专心绘画，自动戒掉了打篮球。多年同学都不知道他还是篮球高手。一天，刘宝森同学正和几个同学打篮球，远远发现从一旁经过的朱德群，连忙唤住他一起来玩。面对老同学的热情相邀，朱德群不好回绝，只好违心加入。虽然他进场时间并不长，高超的球技却令体育老师印象深刻。事后，体育老师竭力邀请他参加校队打球。没想到朱德群每次都借故逃掉了训练。就是杭州艺专与兄弟学校进行的篮球比赛，他都不曾在球场出现。原来朱德群发现每次打完球，再拿起画笔来，他的手都会颤抖，这非常影响绘画效果。既然已经放弃体育，专心学习绘画，朱德群就要求自己把画画放在第一位，于是他下狠心彻底放弃自己酷爱的篮球运动。

这与他在巴黎绘画时期，喜欢上下棋一样。一旦他发现这个爱好已经影响到自己的绘画，就毅然戒掉。后来他就将棋盘高高锁起，不再触碰。

为了实现自己认定的目标，必须在其他方面肯于和勇于放弃，朱德群深谙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的道理。

2、一辈子最好的同学

中国著名画家吴冠中曾回忆自己走上艺术之路：“如果当年未曾认识朱德群，便没有画家吴冠中。我可能成为一个出色的或平庸的工程师。30年代时，浙江全省高中学生要集中军训三个月，混合编队，浙江大学高工的我和杭州艺专的朱德群编在同一个班级，朝暮相处，成为好朋友。他带我参观了杭州艺专，我迷了，醉了，疯了，不顾一切转入杭州艺专从低班学起。德群比我早学一年，成了我的小先生。从此，我们结下了终生友谊。别离、阻隔，人生里程多坎坷，‘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而艺术的情谊是圣火，风吹不灭。距离的风及岁月的风，风愈烈，火逾炽。从严格的素描训练到具象的油画学习，从崇拜西方现代艺术到钻研传统精华，从描写物象到表现感受，我们一直是同路人，是林风眠、吴大羽、潘天寿等启蒙老师指引的那条路上的同路人。今日人渐老，鬓已苍，一见如故，人如画，画如人。”

朱德群印证道：“军训时，各学校是混编的。我个子最高，排在第一个。冠中个子最小，排在最后。我出列报告后，教官让我站到排尾，这就和不相识的冠中站在了一起，有了相识和说话的机会。人真是有缘分的，我们一谈就很投缘。尤其是一起到小酒店去喝几两花雕老酒，更有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感觉。所以我对他进行‘策反’，让他转道杭州艺专来。他果真来了。从此我们在课外就在一起，跑到西湖边写生，星期天就去远一点的灵隐寺、天竺等，真可谓形影不离。”

吴冠中是江苏宜兴人，可是脾气很倔，像北方汉子的性格。天资聪颖，对什么都有自己的独到看法。朱德群说他自己的性格不仅绝强而且年少气盛。按理，一个槽上栓了两条叫驴，可他们相交了六十多年，至今从来没有红过一次脸。

其中奥秘，就是他们在绘画上的知己情谊。两人相互能欣赏，能提出真切的意见，恰恰在艺术追求上的真实执着，是他们友谊最坚实的基石。一个人的艺术追求是内化在作品里的，要能被准确看出来不容易。给朱德群写的画评文章何止成百上千，每个评论家都有自己的判断标准，在朱德群眼里，唯有吴冠中看得最准，这就是他们在审美追求上的默契。

他们在艺术追求上的相濡以沫，最是令人羡慕。朱德群回忆道：“我和冠中都对绘画有疯狂的热情，相互感染，就能持之以恒，不受外界的诱惑。他那绘画的热情，就更感染我的绘画，久而久之，我们那时候成了真正的画痴。”

“我很喜欢中国画，但是我对中国画的临摹教学，不面对自然，很有看法。如果专攻水墨画，我认为不会有多大地创造性，培养出来的学生，充其量是老师的翻版。可是，吴冠中独独钟情国画。抗战时，在流亡中，杭州艺专与北平艺专合并，到四川青木关就有了国画系，冠中选择了国画。我将自己全部国画画册和画论都送给了他。他在国画系学了一年后，觉得有问题，认同了我的看法，就从国画系转出来了。我们将全部国画画册和相关书籍都卖了，拿卖了的钱到青木关口一家饭馆大吃了一顿。后来我们都能对中西画的所长所短有中肯的看法，与我们在思想方法论上的互补有很大的关系。”

吴冠中也回忆道：“上海爆发八一三抗战，教育部决定迁校，不少同学都回家了。我也打算回老家宜兴。在人生大转折关头，是德群劝我跟学校走。他说，学了两年了，丢了太可惜，不管怎么说，跟着学校走，总可以多学一点，学一点是一点。”倘若没有朱德群的这个质朴的思想对吴冠中的影响，吴冠中的人生将会是另一番构图吧。

1937年，国难当头，教育部通知杭州艺专向后方迁校。当时政府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做了在二次大战所有交战国中绝无仅有的两项决策。第一项是将所有大学向后方搬迁，为了国家储备人才，大学生不仅不当兵，而且一律有“战时津贴”，即由政府包下大学生全部学习和生活费用。第二项是将故宫博物院的重要文物装箱，转运万里，送往后方珍藏，不能再像八国联军入侵时那样让敌人将国宝掠夺走。如果没有迁校的决策，就不会有后来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物理学家杨振宁、李政道；如果没有将故宫国宝转移，不知道有多少财富被日本人践踏。

10月，杭州艺专师生开始迁往钱塘江对岸的诸暨，但是没多久，教育部命令西迁到江西的龙虎山。女同学和教学器材被卡车送走，男生走路，七八个人一组。朱德群和吴冠中一组。饿了，他们就向路边的百姓买饭吃。这些百姓也很穷，终年吃的就是辣椒，学生根本进不了口。走到天黑，学生借宿农民家。有一晚，他们住在一个农民家的底层柴房里，用稻草打地铺。半夜睡得正香，突然有人喊下雨，学生都惊醒了，外面并没有雨，有人接了屋子里的漏水，一闻还有臭味。哎呀，是老乡家里的孩子晚上撒尿，漏下的水。

接下来的逃亡日子，越来越艰难。

吴冠中离开杭州不久，不慎将仅有的五十元生活费全部丢了。本来就是囊中羞涩的学生连吃饭都成问题。危难见真情。朱德群二话没说，就担负起两个人的生活费用。

朱德群和吴冠中等学生达到江西后，居住和上课都在山上的大庙。白天画让人大饱眼福的飞泉瀑布、层岭叠翠、野花灿烂；但是到了晚上，这里月黑风高，是土匪强盗出没的地方。半夜女生尖叫起来，山谷中回荡半天，越发恐怖。事发后，教育部认为这里太不安全，又让学校迁往湖南的沅陵。

朱德群回忆道：“从江西到沅陵走一段路，还要坐火车。那时候外面才目睹了难民潮涌，伤兵载道的国破家亡惨象。火车根本不买票，只要爬上车就可以。我和冠中等几个学生爬上了火车头两边，死抓住铁栏杆，防止摔下去。火车烧煤炉把我们贴向火车这面的身体烤得快焦掉，可被风吹的那一面身体冻得发僵。吴大羽一家更玄，坐在火车厢的上面，日晒夜冻不说，火车拐弯和速度突变的时候都有被摔下去的可能。也是杭州艺专师生命大，大家如此坐火车，折腾了半条命去，但是没有死人。”

在沅陵一个叫乌鸦溪的地方，教育部让北平艺专和杭州艺专并在一起，改名叫国立美术专科学校。这时间，两个学校的学生都力保自己的校长做这个合并学校的校长，林风眠校长被迫二次辞职。之后学校老师变动很大，吴大羽、刘开渠等老师被迫离开；朱德群的老乡刘宝森和其他同学为了参加抗日救国运动而奔赴延安。此时，在这里上课一年多，朱德群拿到了第一阶段的毕业文凭。

没多久，日本攻占长沙，衡阳也沦陷，教育部又下令迁往云贵高原，大家经过贵阳去了昆明。

颠沛动荡的岁月里，朱德群依旧不放弃绘画。在这样的流亡的日子里，绘画也成了他唯一的精神支柱。学校每到一处，总是会很快安顿下来，继续上课。上课之余，学生还分组在街头的墙壁上绘制巨幅的宣传画，揭露侵略者屠杀无辜百姓的暴行，唤起民族意识以支援抗日救亡运动。

这时候，吴冠中因为单恋一女护士与朱德群分散。无课的时候，朱德群常常和董希文一起到集市上画生活场景的速写和肖像素描。

董希文比朱德群大六岁，也是杭州艺专学生，他出生在浙江绍兴，父亲是当地颇负盛名的大收藏家。家庭环境的熏陶加上自身的悟性，使得他很有艺术天赋。新中国成立后，董希文在中央美学院任教授，主持一个油画工作室，先后推出《开国大典》、《红军不怕远征难》等一批题材重大气势恢弘的巨幅力作。

朱德群和董希文在这些特别的日子里，画笔记录的都是云贵少数民族，鲜明的地方色彩、浓郁的民族风情、苗族同胞服饰、质朴的吊脚木楼，这些画面在他们笔下一张又一张，总也画不够。

这批用铅笔描绘的少数民族风情画，得到了方干民老师的赏识。此时他正兼任教务长，特意从中挑选了一部分，推荐到重庆参加展览。自己的习作受到老师肯定，并在社会上展出，朱德群和董希文都很受鼓励。

此时，日本侵略了越南，这些学生只好再度迁移，到四川，进入璧山县，一年后又来到了重庆城外的青木关。而父亲给的生活费早就花得分文不剩，朱德群此时全靠教育部发的“战区学生贷金”来维持。从小生长在衣食无忧的富足人家的朱德群，在战乱和流亡中才真切体验到什么叫饥饿。有意思的是，朱德群把父亲给的钱，不是用在吃或者逃难路上所需的日用品上，而是买了一大箱颜料跟着流亡。“我当时想，任何时候我都要‘禅定’于画画。战时颜料当然短缺，可是我的储备可以供我画‘抗战八年’。”

重庆在当时经常受到日本飞机轰炸，轰炸高峰时候，数十架飞机分成若干批，每两个小时出动一批，进行不间断的疯狂轰炸。警报整天不能解除。在生命随时可能消失的环境中，朱德群反倒不再注意安全，更加专注于事业的追求。他拿着笔，在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迁移中，朱德群把半壁江山都画进了800多张素描和油画中。

1941年，朱德群毕业后留校任教，时年二十一岁。

为了在动荡的年代中求得相对的稳定，不少同学都选择了去中学教书，朱德群则希望得到一份能够有时间画画的工作。当时艺专由吕凤子任校长，虽逢战时，吕凤子为艺术培养高级人才的雄心依旧不减，欲在艺专创办中国的第一所艺术研究院，实施计划依旧报呈教育部审批。

此举正合朱德群的心意，他一心希望能进行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不想这个研究院的计划遭到教育部的否决，继续深造的愿望无法实现，吕凤子校长就留朱德群在学校里当了一名助教。

两年后，朱德群被中央大学聘为讲师，在建筑系教素描，同时兼任艺专的助教。这时候吴冠中在重庆大学当助教。两人又聚到了一起，加上董希文，三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艺术。

当时战争时期，物资极度匮乏，连日常的水电供应都无法保障。有报纸曾刊登诗歌嘲讽当时的窘境。“电动虽设光常无，更有自来水易枯。名不副实君莫怪，此间毕竟是陪都。”在没电的夜晚，三名老师不能画画，就围坐在摇曳的蜡烛边探讨艺术，畅谈人生，憧憬未来。而他们谈得最多的话题就是——有朝一日能够前往艺术之都巴黎。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去中央大学旁听法语。

此时，一位朋友开了间工厂，需要聘请可靠的人担任总务主任，看中了朱德群忠厚稳重的人品，邀请他加盟，这样朱德群就有了一笔可观收入，只是需要利用没课的时间去工作。在别人看来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他却根本不为所动，冒着得罪朋友的风险，断然拒绝。

除了绘画，朱德群不涉足任何领域，什么事情、什么亲密关系都不能让他与画笔分开。朱德群牢记林风眠校长曾说过的话，“艺术家的责任是自我道德的责任，如果一个青年学生头脑里充满了虚荣、贪婪，他的艺术也就完结了。”朱德群始终把“成为未来的艺术家或大艺术家”视为唯一的追求目标，为了这个目标而不惜放弃其他东西。

3、学期画作皆成空

1945年8月15日，八年抗战终于结束。随着战后工作的重建，合二为一的国立艺专重新一分为二。杭州艺专由潘天寿领导，重新回到杭州；北平美专在徐悲鸿的领导下，连同后来成立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一起回北平。而朱德群选择脱离母校，随中央大学迁往南京。此时，因战乱流离失所的人们纷纷走上了回家的路，都希望早日见到生死未卜的亲人们。

朱德群用多年心血，用了满满一箱子颜料，收录了浙、赣、湘、贵、滇和川六省沿路风情，创作了大批的油画和近千幅素描。这些画作无法随身携带。朱德群只好将油画全部留在重庆宿舍，选了一批素描装箱，轻装上路。没想到，他走水路，轮船行至安庆，遇到暴雨，狂狼颠簸中，朱德群和船客终于安全到岸。没想到回到家，他打开箱子，发现随身携带的素描在暴风雨中全部被水浸，八年心血全部化成纸浆。油画未带来，素描又一张都未保全，真让朱德群欲哭无泪。那些生动的画面含了他多少痴情，太多当时的情怀无法寻找。这让他痛苦不堪。

在南京安顿下来，不久朱德群和在徐州当小学校长的二哥联系上，分离十年之久的一家人终于见面了。从哥哥们口中，朱德群得知，日寇入侵家乡后，村子里成立了游击队，受到遏制的日本兵以灭绝人性的疯狂轰炸来报复。村子里大部分房子都被炸毁了，朱德群的家也在轰炸中被烧成废墟，祖父和父亲两代人珍藏的墨宝，以及朱德群从学校里带回来的无数习作都化成灰烬。父亲是被日本兵暴行中，急火攻心，一病不起，最终含恨而终的。

得知父亲在战乱时期已经去世，而他在几年后的此时才得知，这让朱德群不禁心如刀绞，哀痛万分。抗战胜利，举国欢庆。但是对朱德群而言，父亲去世未尽孝，多年心血画作荡然无存，真是进入人生的黯淡期。

战后不久，吴冠中以高居榜首的优异成绩，获得了公费赴法留学的资格，很快就办完手续，前往学子们梦寐以求的巴黎。

原来战争令派遣留学学生的工作一度中断多年，重新恢复后，虽然英美法等国都有名额，对积压多年的优秀学子来说，无疑是一种希望，但是这希望对这些大量学子来说，又很渺茫。朱德群因为法语学得不怎么好未报考，只得看着自己的好友吴冠中收拾行囊，远渡巴黎。

1947年，吴冠中离开南京前往上海，从那里搭邮轮前往法国。不久，杭州艺专高一级的同学赵无极也来到南京，为自费赴法留学到法国驻华大使馆办理签证事宜。

看着自己的同学公费自费的都去了世界艺术之都，开始圆学生时代的“朝圣”之梦。朱德群却对自己的梦想不敢想。

父亲在世时虽然不比赵无极父亲是个资金雄厚的银行家，但是为了儿子前途，从来不吝惜钱财，可惜的是老人已经长眠九泉。朱家的祖房被炸后，家中经济境况一落千丈，不要说已经没条件再向朱德群提供任何资助，何况身为七尺男儿此时不养家怎么能忍心再拖累家人。

不久，在孤独落寞中朱德群和同学柳汉复结婚。八年抗战胜利后，朱德群很快成家，第二年生下小女。朱德群初为人父，开始尽最大的努力，要让小家庭过上安定的生活。

但是不安定的时局很快打破了朱德群小家庭安稳的生活。妻子柳汉复的哥哥在台湾任《扫荡报》主编，得知朱德群心情郁闷，便来信邀请到台湾散心。没想到去了台湾后，朱德群很喜欢这个小岛的亚热带风光。不久朱德群和妻子就来到台湾发展。结果这一走，朱德群不得不将在南京三年画的五十余幅作品，全部寄放在同学家中，托他保管。随之战火纷飞，同学仓皇离开南京，几十年音信隔离，这些作品的下落更是无从探寻。

十几年的绘画创作，没想到朱德群在1949年前，一张作品都无法保留下来。这仿佛是种天意，要朱德群在今后的艺术探索道路上不断地创新，再创新。 p3eYgiAT4HMxfw+t60XhDOknqCJg2Hp9UhuSJn3lnxHy2WzU7l7KTKJvg3uucaD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