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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帮”的提法，大体上晚至清末光绪年间才能在相关文献中睹见，在实际商业活动中，有关地域和行业的“帮”的说法，至迟在乾隆年间就已经较为散见了。嘉、道时期，各地有关地域和行业“帮”的说法更较为常见了。然而商帮在明代已实际上形成，可以说是既有研究的相当一致的看法，商帮成为中国商业史上的新事物。今人有关明清商业和商人的论著，动辄以商帮或某某商帮之名冠之，也成为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只是各种地域商帮具体兴起或形成于何时，以何为标志，其背景又是什么？却很少见有专论，偶有论及者，也是人言言殊，自说自话。今专文探讨明代各支地域商帮的形成及其背景，期望能够推进和深化对明清商业商人商帮史的研究。
安徽商帮在明代指徽州商帮和宁国商帮。
关于徽商成帮的时代，学界已有较多看法。张海鹏等主编的《徽商研究》认为，徽商形成必须有两个基本条件：其一是有一大批手握巨资的徽州儒商构成商帮的中坚力量；其二是商业竞争日趋剧烈，徽州商人为了战胜竞争对手，有结成商帮的必要。而这两个条件到明中叶已经具备。徽商形成的标志主要表现为：徽人从商风习的形成；徽人结伙经商的现象已很普遍；“徽”“商”或“徽”“贾”二字已相联成词，成为表达一个特定概念的名词而被时人广泛运用；作为徽商骨干力量的徽州盐商已在两淮盐业中取得优势地位。徽州商帮应是成化、弘治之际形成的。这时徽州商帮形成的标志都已显现出来了。王世华更进一步申论：在明代成化、弘治年间，整个徽州从商风习已经形成。大约从明代嘉靖、万历以后，直到清代乾隆中叶，徽人经商达到高潮，其人数之多，空前绝后，足以使徽州被称为“商贾之乡”。唐力行则认为，“徽商是一个有着特定内涵的名词，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徽商形成于一系列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之中，形成于新安文化整合完成之后，勃兴于16世纪商业竞争激烈进行之际”，“因此，可以认为徽商群体心理整合的完成当在嘉靖末之前。嘉靖三十九年（1560）北京歙县会馆的建立，可以看认为是徽商成帮的标志，也是徽商群体心理整合完成的标志”，“徽商在心理整合的过程中对传统价值观的改造、变通、融合，使其以商业为功名的价值观建筑在贾儒相通、农商交相重的坚实基础上”，“徽商价值观的确立，标志着徽商心理整合的完成、徽州商帮的形成”。
商人成帮未必一定要完成群体心理整合，群体心理整合的完成也很难有一个具体的时间。成立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的北京歙县会馆，直到清末，始终主要作为科举试馆与官员居停团拜的场所，“专为公车及应试京兆而设，其贸易客商，自有行寓，不得于会馆居住以及停顿货物”，商人在其中不占主体地位。这样的会馆，是无法作为徽商成帮的标志的。而《徽商研究》认为徽州商帮形成的标志在成化、弘治时期都已显现出来了的看法，衡之实际情形，大体上是可以成立的。
弘治《徽州府志》卷一《风俗》是这样描述府属各县的经商概况的：“旧志：六县山壤限隔，俗或不同。歙附郭，其俗与休宁近，读书力田，间事商贾。绩溪之俗有二，徽岭以南壤瘠而民贫，岭南壤沃而民饶。黟则民朴而俭，不事商贾。祁门则土隘，俗尚勤俭，男耕女织，以供衣食。婺源乃文公桑梓之乡，素习诗礼，不尚浮华。”弘治府志前的所谓“旧志”，很可能是指元延祐六年（1319）的《新安续志》。其时歙县还只是“间事商贾”。可嘉靖《徽州府志》卷二《风俗》则记载，歙县之西，“操其奇赢以相夸咤”，婺源“操什一之术不如东南”，又称：“徽之山，大抵居十之五，民鲜田畴，以货殖为恒产。春月持余资出，贸十二之利为一岁计，冬月怀归，有数岁一归者。上贾之所入，当上家之产；中贾之所入，当中家之产；小贾之所入，当下家之产。善识低昂时取予，以故贾之所入视旁郡倍厚。然多雍容雅都，善容仪有口，而贾之名擅海内。”这段文字，实际上出自休宁人吴子玉之手，吴作有《风俗志》，仅开首作“民故不能齐事田畴，要以货殖为恒产”稍异，以下文字略同。嘉靖时歙县、休宁等地已是“以货殖为恒产”，以“贾之名擅海内”，习见“上贾”、“中贾”、“下贾”。那么何时是转变期呢？嘉靖初年江西九江籍大学士桂萼说：“徽州多山少田，民逐末利，风俗用偷。”万历《歙志·风土》具体描写该县风习转变道：“寻至正德末嘉靖初，则稍异矣。出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资交捷，起落不常……迨至嘉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将歙县从商风习的形成匡定在正德、嘉靖年间。县志的这种概括，并没有及时反映出歙县商人的经商实际，歙县等地经商成风可能更早些。据《溪南江氏族谱》记载，弘治时歙县人江才生，其妻劝他经商时说：“吾乡贾者什九，君宁以家薄废贾？”在经济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成化末，松江老人云：“松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在太仓，因徽商钱璞定居陆公堰，捐资修葺，遂更其市名为“新安”。在嘉兴，弘治时，因“徽人”成倍收取利息，崇德知县“捕之，皆散去，阖境称快”。都可说明其时徽商在江南人数之众。在全国最为重要的产盐地两淮盐场，到成化十年（1474），考中进士举人的徽商子弟已有18人。据纂修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的《新安左田黄氏宗谱》卷三《处士黄公云泉行状》称，“吾宗黄氏世货鹾两淮”。黄氏家族世代经营两淮盐业已成特色。更据《竦塘黄氏宗谱》记载，弘治时歙县人黄豹，少年时其“邑中富商大贾饰冠剑，连车骑，交守相，扬扬然，诩诩然，卑下仆役其乡人”。歙县人汪相（1435—1518年），“家世以资雄”，而其早年即商游齐鲁，“益振其先君之业”。如果徽人经商之风未兴，外出人数不多，上述情形均是不可思议的。正是有鉴于成、弘时期当地经商成风，因此有人序万历《歙志》时称：“长老称说，成、弘以前，民间椎少文，甘恬退，重土著，勤穑事，敦愿让，崇节俭。而今则家弦户诵，夤缘进取，流寓五方，轻本重末，舞文珥笔，乘坚策肥。”将成、弘时期作为经商是否成风的转变时期。万历《歙志》所说的正、嘉之际，已是全国风俗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时期，徽州的休宁、歙县二县应该在经商风习的形成上时间更早一些。
综合上述各种情形，笔者基本赞同《徽商研究》的看法，大体上可将成、弘之际视为徽商特别是歙商、休宁商形成商帮的时期。只是需要指出的是，由地方文献的记载来看，其时徽人从商风习的形成，仅限于歙县、休宁、祁门三县，还不能说“整个徽州从商风习已经形成”。祁门经商风习虽与休、歙二县同，但势头没有休、歙猛，地域范围没有休、歙广。黟县按县志的说法，到清前期才有人经商，嘉庆志才称“为商为贾，所在有之”，可以断言，黟县经商成风是清前期的事。婺源商人以在长江沿线贩木而出名，但也是清前期的事，而且仅限于该县东北乡人。绩溪直到嘉庆时，农业仍是主业，外出经商之风形成相当晚。同时，也不宜将徽商形成的时间推论得太前。成化二十三年（1487），在河南，徽王对过往商品用强抽分，在弘治四年（1491）工部侍郎徐恪的奏议中，仍称“徽州府客人”汪玺等受害上告，而未称后世习见的“徽商”。上述弘治时崇德知县逮捕违禁取利之人，文献称“徽人”而非“徽商”。凡此似乎都说明，“徽商”作为商帮群体的名称，社会上还未约定俗成。“徽商”这一名称的还未完全稳定，正说明其时徽商还处于形成过程中。
徽商的主体歙县、休宁二县商人成帮后，除了歙县商人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在北京参与到同籍仕绅中共建了歙县会馆外，徽商还在其它地方建立了类似的同乡同业组织。如据后人追述，徽籍商人明代时即在常熟“虞山北麓建设梅园公所，置地厝棺，以安旅骨”。浙江衢州府常山县城小东门朝京坊新安里的徽州文公祠，建于天启七年（1627），实为徽州会馆。同省严州府遂安县的新安会馆设在关帝庙，创建于天启年间。明代徽州茶、漆商人在宣武门外大街创建歙县会馆。这类纯粹由徽商创立的同乡同业会馆和公益性设施已可散见，可以视为徽商早已成帮的标志。
宁国商帮少见人提及，是指形成于宁国府下辖的宁国、太平、宣城、旌德、泾县和南陵六县的商人集团。因宁国历史上地系宣州，宁国商通常又称为宣州商人，在清代有时又与徽州商人结成集团活动，称为徽宁商人。按照宁国地方文献的说法，明代成化、弘治以前，宁国人还多以农为重，很少有出外经商者。当时，整个地区社会风气是“力耕织，薄商贾，敦俭朴”，宁国人是“鲜有百里之游，拥沃饶以为利，侈露积以为富，挟膏腴以傲刀锥”。正德以后，宁国人也纷纷走出家门，贸迁有无，开展商业活动。当地地方文献较为清晰地反映了宁国人经商成风的形成过程。泾县县志称，弘治时还是“鲜事商贾，尤贱工作”，到嘉靖时则“商贾亦远出他境”，到后来更“操奇赢，走四方者多矣”。旌德县志也称，“弘治以前，人心甚古，乡里之老有垂白不识县官者。以后渐变渐靡，舍本而务末，于是百工技艺之人，商贩行游之徒，皆衣食于外郡，逐利于绝侥，亦势使然也”。所以嘉靖、万历时人张瀚说，“自安、太至宣、徽，其民多仰机利，舍本逐末，唱櫂转毂，以游帝王之所都，而握其奇赢，休、歙尤夥，故贾人几遍天下”。而同时人章潢在其《图书编》中，更称宣、歙之间“其民尽仰机利，行贾四方，唱棹转毂，以游万货之所都，而握其奇赢，故其地内啬而外侈”。泾县的丝商，万历年间已在湖州双林镇建了“式好堂”，即是泾县旧会馆；崇祯十一年（1638）在芜湖赭山旁建立了“卉木庵馆”，也即泾县会馆，并置田52亩。由这些描述和商人公益性的修建可知，受徽州而影响，到嘉、万历时期，宁国人结伙外出经商已经蔚成风气，一个地域性商帮初步形成了。
关于山西商帮形成的时代，张正明等认为，晋帮商人在明代前期开中法和商屯实行的过程中崛起于国内商界，而“晋帮正式形成在明代中期”。而陈学文则认为，足以与徽商相抗衡的是晋（山西）商，“它崛起于明末清初，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从晋商兴起的背景和活动的具体情形来看，张正明的论断是能够成立的。万历时人王士性在其《广志绎》中描述道：“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其居室之法善也。其人以行止相高。其合夥而商者名曰夥计，一人出本，众夥共而商之，虽不誓而无私藏。祖、父或以子母息丐贷于人而道亡，贷者业舍之数十年矣，子孙生而有知，更焦劳强作以还其贷，则他大有居积者，争欲得斯人以为夥计，谓其不忘死肯背生也，则斯人输小息于前而获大利于后。故有本无本者咸得以为生。且富者蓄藏不于家，而尽散之于夥计。估人产者，但数其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盖是富者不能遽贫，贫者可以立富，其居室善而行止胜也。”一人出本，众夥共商，有本无本，咸得为生，这是典型的商人集团行为。万历时人谢肇淛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新安奢而山右俭也。”山西商人富名赫然在徽商之上，集团行为如此突出，当非突然产生于万历年间，而应该由来已久。两淮盐区是商人开边中盐的重要活动场所，在那里，山、陕商人合称，他们与徽商展开激烈竞争，而直到成化中期，山、陕商人的实力一直在徽商之上。到成化十年（1474），山、陕商人的子弟中进士举人者17人，徽商子弟中进士举人者18人，不相上下。人称“夫淮海诸贾，多三晋关中人”。可见其时山、陕商人的势力是很大的。正德、嘉靖时人林希元说，其时在南京的山西商人，“挟资大者巨万，少者千百”。观其语气，山西商人当是一个颇有名气的商人群体。正德、嘉靖时，山西蒲州的张氏、王氏、席氏等商人家族已经崛起。宣大总督王崇古的伯父和父亲王现、王瑶兄弟，弘治、正德年间即已活跃在全国各地，而且王家与张家结成了儿女亲家。同时同地人席铭，“历吴越，游楚魏，泛江湖，懋迁居积，起家巨万金，而蒲称大家必曰南席云”。嘉靖、万历时人大学士张四维描述其家乡蒲州经商之风道：“吾蒲介在河曲，土陿而民夥，田不能以丁授，缘而取给于商。计坊郭之民，分土而耕菑者，百室不能一焉，其挟轻赀牵车牛走四方者，则十室而九。”同时人郭子章也说，蒲州等地“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万历时《山西通志》称，平阳府，“服劳商贾”，属下曲沃县，“重迁徙，服商贾”；汾州府汾阳县，“多商贾，喜华靡”，临县，“勤于商贾”；大同府广昌县，“亦事商贾”。嘉、万时期一地因经商而“十室九空”，则必是经商成帮后的现象。万历时赵南星说，潞安府长治县，“俗善商贾”。由兴起的时代、活动的地域以及从事的行业衡量，可以认为明代中期或者说成化弘治时山西商人已经形成商帮。
明后期，山西商人往往创建会馆，以群体的形式活跃在各地的商业领域。山西颜料、桐油商人至迟于明万历年间在北京前门外北芦草园创建会馆，原名平遥会馆，又名集瀛会馆，后改名颜料会馆。明代山西临汾纸张、颜料、干果、烟行、杂货等五行商人在前门外打磨厂创立临汾乡祠（临汾东馆）。明代山西临汾、襄陵两县汾河东部在京油商在前门外晓市大街创立会馆，原名山右会馆，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改名临襄会馆。临汾其它商人又在前门外大栅栏创立临汾西馆。山西铜、铁、锡、炭、烟袋诸帮商人在广渠门内炉神庵创建潞安会馆。
陕西商帮在明代实际上仅指来自紧相邻接的西安府的三原、泾阳县和属州同州的朝邑、韩城县等地的商人。有关陕西商帮的形成，田培栋认为“明清时期的陕西商帮是依赖盐业，借助于明朝政府的开中法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李刚也认为“明代是陕西商帮在从事中西部边地贸易中急剧勃兴的时期。明王朝在陕西实行的‘食盐开中’‘茶马交易’等一系列特殊经济政策，刺激陕西商人在食盐贩运、边茶转输和南布北运几个有关国计民生的大宗商品流通领域异军突起，形成纵横全国，声振南北的西部商业集团，并在明代前中期的几百年里，位列各大商帮之首”。这些看法把握住了陕西商帮形成的社会背景，但称明前期陕西商帮即已形成，则未免断时太早。韩邦奇在其《苑洛集》中描述其家乡陕西同州朝邑八里庄，“庄虽数百家，俗兢艺黍稷，远服贾，鲜修文学”，又称同县大庆关一带“万余家，皆习商贾”。韩邦奇为正德、嘉靖时人，可知当时朝邑县人经商已蔚然成风。同时期另一陕西人康海说，陕西泾阳县，“俗美而习敝，民逐末于外者八九”。嘉、万时期的陕西三原人温纯在他的文集中称，“吾里俗十七服贾”，“吾邑大小贾甚夥”，“三原俗相矜市布”。这些地方人多外出经商，习为风尚，说明其时三原、泾阳商人早已崛起，而且是在棉布经营中形成群体力量。韩邦奇和温纯记载的陕西商人多活动于弘治、正德年间。如冯翊眭氏，虽眭浩于永乐间即“商于汴”，但其子敖习举子业未就，“乃纯艺黍稷，远服贾，家遂饶裕”，成化时携子行货过临清，到眭敖的三个儿子时眭氏才兴。其时是成、弘之际。朝邑权氏，世皆务本食力，到弘治、正德时的权景魁凭借经商而大兴，“八里庄言富族必列权氏”。万历时人李维桢称，陕西泾阳、三原等县，“多盐筴高资贾人”嘉、万时的三原王一鹤兄弟三人，在家乡和吴越之间合资从事棉布贸易，“赀日起，犹共贾共居。久之，用盐策淮扬，亦无间言，赀益大起。里中人指数兄若弟友爱善起家者，必首曰王某王某云”，成为名闻一地的经商大族。同时人三原王友槐，因家贫，“于是祖计然猗顿之术，以子钱择人及戚属贫者，使贾吴越燕晋而宽其力，不能偿者厚归，且赙其柩在外者。人以此益德，争尽力贾，伙至数十百人。家大起，子钱巨万，而有施予声”。“伙至数十百人”，已是一个颇具规模的商人集团了。同时人泾阳师从政，以千钱市布起家，“人以君椎也，争赍子钱贾吴越，往来无宁日，其息倍。已，又出捐子钱贷人，其息亦倍。久之，用盐筴贾淮扬，三十年累数万金”。这是沈思孝《晋录》中描述的那种一人出资、众商共之的经营方式。张瀚则认为，西北商贾多是陕西人，“然皆聚于沂、雍以东至河、华沃野千里间，而三原为最”。所有这些事例，在在反映了陕西三原、泾阳、朝邑等地人商而成帮后的活动情形。前述成化十年（1474）以前在两淮的山陕商人子弟中进士举人者主要是陕商子弟。明代陕西商人在宣武门外保安寺创立了关中会馆。综合考量，陕西商人同山西商人一样，到明代中期或者说成化、弘治之际已然形成了商帮，以群体的力量大规模从事南北商品贸易了。
所谓广东商帮，实际上在明代主要是广州帮与潮州帮，在清代还包括嘉应帮等。关于广东商帮的形成和发展，黄启臣有系统的论述。他原来认为，随着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商人纷纷组织私人武装船队，冲破海禁，出海贸易，逐步形成了以武力取得对外贸易权利的海商贸易集团，即海商商帮的出现”，“由此可见，广东商帮是在明嘉靖年间逐步形成的。而首先形成的是海商商帮。隆庆开放海禁之后，广东商人集资结帮出海贸易者更是层出不穷”，著名的海商包括澄海的林道干、潮州的诸良宝等，“他们为了保证海外贸易的安全，不仅内部拜结为帮，而且还与其它海商联合起来成为大的海商集团”，“广东商帮是在明嘉靖中叶以后逐步形成的。而首先形成的海商，与之相适应而形成的是牙商和国内长途贩运批发商”，“广东商帮主要是由广州帮和潮州帮构成”。可近来黄启臣等又认为，直到清代康熙开海贸易后，“潮州商人才算是形成了真正独立的商人群体而成‘帮’了”。
明末清初的屈大均说，广州“人多务贾与时逐”，可见广州人经商之势头。从广东商人的活动情形及其组合形式看，至迟到明后期，以广州商人和潮州商人为主体的广东商帮确已形成了，或者可以说，广州商帮和潮州商帮已经分别形成了。广州商人于万历年间在苏州阊门外山塘建立了岭南会馆。由广西平乐府城乾隆年间所刻粤东会馆《鼎建戏台碑记》载“平郡会馆之设，创始明万历间”可知，广州商人于万历年间在广西乐平府创建了粤东会馆。万历二十五年（1597）海南岛儋县已有天后宫，至清初改名为广【州】府会馆。广州府的东莞商人于天启五年（1625年）在苏州阊门外半塘建立了东官会馆，后改名宝安会馆。乾隆四十二年（1777），潮州商人说：“我潮州会馆，前代创于金陵，国初始建于苏郡北濠。”可见潮州商人于明代在南京也建立了会馆。南京非广东商人科考地，潮州商人建有会馆，说明他们已经独立成帮。由这些事例可知，认为直到清代开海以后“潮州商人才算是形成了真正独立的商人群体而成‘帮’了”的看法，对潮州商人成帮的时代则不免估计不足断之太晚。
福建商帮几乎包括全省商人，在明代主要是泉州帮、漳州帮、福州帮和建宁、福宁等府州的商人。在地瘠沿海的泉、漳等地，明中后期就形成了以海商为主体的商帮。曾任福建巡抚的谭纶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说：“闽人滨海而居，非往来海中则不得食。”。明代实行海禁，民间片帆不许下海，但明初即有人“私自下番”，前往海外各国。只是规模不大，也不普遍，直到“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正德、嘉靖之际，福建海商违禁出海贸易渐成风气。所谓沿海居民“素以航海通番为生，其间豪右之家，往往藏匿无赖，私造巨舟，接济器食，相倚为利”。显然这是群体“通番”贸易活动。以致在走私贸易港口双屿等地，“驯至三尺童子，亦知双屿之为衣食父母，远近同风”，月港附近的海域，“每岁孟夏以后，大舶数万百艘，乘风挂帆，蔽大洋而下”，“闽漳之人与番舶夷商贸贩番物，往往络绎于海上”，“兴贩之徒纷错于苏、杭”。人称“十数年来，富商大贾侔利交通番船满海间”。违禁走私贸易的人数越来越多。嘉靖二十一年，福建漳州人陈贵等连年率领26艘船载运货物到琉球贸易。在福建福、兴、漳、泉四府，仅从嘉靖二十三年十二月到二十六年三月的三年多时间中，到日本从事走私贸易而为风漂到朝鲜并被解送回国的福建人就达千人以上，其中仅嘉靖二十三年十二月一次被解送回国的载货通番者漳州人李王乞等就有39人，嘉靖二十六年三月一次被解送回国的福清人冯淑等更多达341人。人们所熟知的海商集团，就是在这种经常性、大规模的群体通番活动中形成的。嘉靖年间的著名海商集团，如王直、李光头、许栋、洪迪珍、张琏等集团，其头目虽未必都是福建人，但其成员则大多是福建人，当时人估计，在嘉靖倭患的数万海寇中，漳、泉人就占其大半。这些海商集团，往往以数条船结成船队，推一强有力者为船头，“或五十艘，或百余艘，或群各党，分泊各港”，“纷然往来海上，入日本、暹罗诸国行货”。规模大，实力厚，组织较为严密。由走私贸易的风气、规模以及走私者的集团行为，可以推定，正德、嘉靖之际福建的泉州商帮、漳州商帮或者说泉、漳商帮已经形成。
在泉、漳等各支商帮中，傅衣凌注意到，泉州的安平商人尤其突出。安平仅为泉州的一个镇，但在明后期经商蔚为风气。何乔远说：“吾郡安平镇之为俗，大类徽州，其地少而人稠，则衣食四方者十家而七，故今两京、临清、苏、杭间，多徽州、安平之人。第徽人以一郡而安平人以一镇，则徽人为多。是皆离其室家，或十余年未返者，返则儿子长育，至不相识，盖有新婚之别聚以数日离者。”是说安平人经商之普遍。何乔远又说：“安平一镇在郡东南陬，濒于海上，人户且十余万，诗书冠绅等一大邑。其民啬，力耕织，多服贾两京都、齐、汴、吴、越、岭以外，航海贸诸夷，致其财力，相生泉一郡人。”是说安平商人在泉州商帮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泉州人李光缙也说：“吾温陵里中家弦户诵，人喜儒不矜贾，安平市独矜贾，逐什一趋利。然亦不倚市门，丈夫子生及已弁，往往庆着鬻财，贾行遍郡国，北贾燕，南贾吴，东贾粤，西贾巴蜀，或冲风突浪，争利于海岛绝夷之墟。近者岁一归，远者数岁始归，过邑不入门，以异域为家。壶以内之政，妇人秉之。此其俗之大都也。”是说安平商帮多行商远地，而非坐贾。李光缙又说，“安平之俗好行贾，自吕宋交易之路通，浮大海趋利，十家而九”，“安平人喜贾，贾吴越以锦归，贾大洋以金归”。李光缙还多次提到，“安平不讳贾”，“安平人多行贾周流四方”。按照这种说法，明后期的泉州商帮，实际上主要是安平商人。
明代万历年间，以福州商人为主体的福建商人，在苏州万年桥大街兴建了三山会馆，具体时间据说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崇祯年间，在嘉兴府嘉兴县的南十三庄北称字圩，闽商创建了天后宫，兼称福建会馆。在闽、浙、赣、皖四省交界的浙江衢州府的西安县城南三十里，有老天后宫，“相传明末清初建，谓之下会馆”。可见大体上与泉、漳商帮同时，福州商帮也已形成了。
嘉、万时期的张瀚说，江西一省，瑞州、临江、吉安三府，因为经商，尤称富足。稍晚的王士性也在其《广志绎》中说，江西人凡士商工贾，谭天悬地，人人善辩，“又其出也，能不事子母本，徒张空拳以笼百务，虚往实归，如堪舆、星相、医卜、轮舆、梓匠之类，非有盐商、木客、筐丝、聚宝之业也。故作客莫如江右，而江右又莫如抚州”。又说云南全省，“抚人居什之五六”，“所不外游而安家食，俗淳朴而易治者，独广信耳”，“滇云地旷人稀，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王士性还说：“山居人尚气，新都健讼，习使之然。……铺金买埒，倾产入关，皆休、歙人所能。至于商贾在外，遇乡里之讼，不啻身尝之，醵金出死力，则又以众帮众，无非亦为己身地也。近江右人出外亦多效之。”是说休、歙商帮在外经商以众帮众，万历年间江西商人亦仿效其做法，似乎江西商帮形成较晚。其实江西商帮形成相当早。早在成化元年（1465），云南姚安府官员称，云南各边卫府，江西吉安府安福县和浙江龙游商人等，“不下三五万人，在卫府坐（生）理，偏处城市乡村屯堡安歇，生放钱债，利上生利，收债米谷，贱买贵卖，娶妻生子，置买奴仆，游食无度，二三十年不回原籍”。在河南邓州，成化时大学士李贤称，当地善农而不善贾，是四方贾人所归之地，而“西江来者尤众”，江西人在那里已有善贾之名。天顺、弘治时人丘濬说：“荆湖之地田多而人少，江右之地田少而人多。江右之人大半侨寓于荆湖。”这些寓于荆湖的江右之民，“至于贩易佣作者，则曰‘营生户’”。荆湖田多人少，江西人多田少，江西人迁往荆湖，主要是前往垦辟就食的，大多当不是从事商业经营的。但与丘濬同时代的江西吉安人彭华也说，吉安“商贾负贩遍天下”。弘治《南昌府志》称当地“地狭民稠，多食于四方，所居成市”。嘉靖时海瑞说：“即今吉、抚、昌、广数府之民，虽亦佃田南赣，然佃田南赣者十之一，游食他省者十之九。”游食他方，主要当是经商。章潢在《图书编》中总结道：“弘治以来，赋渐繁，土著之民日少，壮者多不务穑事，出营四方，至弃妻子不顾。”正是由于人多田少役繁，江西人在大规模的流动中四出经营，商贩成风，所居成市。明后期，江西商人在不少地方建立起会馆类组织。北京的会馆建立于隆庆、万历年间；湖南会同县洪江市的万寿宫，也始于明代；湖南醴陵县城的西后街，有豫章会馆，即万寿宫，据说“明代西帮创建”。由江西商人在商业活动中的名气和人数，以及后来会馆类组织的建立，可以推定，到明代成化、弘治时，江西人在外经商已经成帮，“江西客人”已为人习称。至其地域组成，则主要是抚州、吉安、南昌、临江等地商人。
研究山东商帮者，有李华的《山东商帮》，收于《中国十大商帮》一书。这里引录的明代山东地方文献，不少系他首先利用。嘉靖年间，青州府益都县，“农桑之外，逞逐商贩……生齿滋繁，本实变而逐末多也”。万历年间的东昌府，“逐末者多衣冠之族”。经济落后的武定州，其属县海丰县，据说早在成化、弘治年间，即“有种盐淮北者，有市货辽阳、贸易苏杭者，其诸开张市肆及百工技巧，皆盛极一时”。到万历时，该州人“或贩梨枣，买舴艋下江东，争逐什一，农事不讲久矣”。由分散经营到争逐什一、不讲农事，势头甚猛。嘉靖时章丘人李开先称颂其同乡高智：“有欠债者，岁终原本亦无之，究其所以，贫不能敷，遂馈之酒肉诸物，以为迎岁之用。新正即收为贾，后遂两得其力。资厚其出，利薄其入，毕竟亏折者则焚其券。同济同姓，济异姓各有差等，视其门下作贾及江南北为商者，如其亲友，未尝恃财而轻有所简傲。”这种利用族人的经营活动，虽不能视为商帮活动，但经商家族的崛起，成为推动商帮形成的重要力量。据说安徽芜湖的山东会馆是在明朝建立的。由上述经商风习、活动情形，联系清代顺治年间山东商人在上海与关东帮合置了公所、义冢和东齐帮商人于顺治年间在苏州山塘建造了东齐会馆等事例，山东商人特别是东齐或胶东商人至迟在明末当已形成商帮。
所谓河南商帮，在明代大概只能指彰德府的武安商帮。对于明清时代的武安商人，傅衣凌有《明清时代河南武安商人考略》一文，王兴亚也曾在其专著中作过探讨。王认为，“武安商人兴起于明中叶，活跃于乾隆、嘉庆年间。该县地处山区，土地贫瘠，与山西商人的形成大致相同”。嘉靖时河南安阳人崔铣说：“武、涉皆并山作邑，民性健武喜讼，以财自雄，服室相高。武安最多商贾，厢坊村墟，罔不居货。”这是目前所知有关武安多商贾的最早记载。张瀚说，开封“土地平广，人民富庶，其俗纤俭习事，故东贾齐鲁，南贾梁楚，皆周人也”。所谓周人，从清代武安商人在开封和苏州之间大规模从事丝绸贸易考量，应该也包括武安商人。由此可以获得认识，武安商人在明后期应该是颇有名气了。
浙江商帮在明代主要是指以龙游商帮为主体的衢州商帮和宁波、绍兴商帮。
龙游为衢州府所属的一个县。研究龙游商帮者，前有傅衣凌的《明代浙江龙游商人零拾》，后有陈学文的《龙游商帮》和《龙游商帮研究：近世中国著名商帮之一》，作了开拓性工作，也为后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资料途径，笔者主要利用他们的成果。王士性说：“龙游善贾，其所贾多明珠、翠羽、宝石、猫睛类轻较（疑为软——引者）物，千金之货，只一人自赍京师，败絮僧鞋，蒙茸繿缕，假瘿、巨疽、膏药，皆宝珠所藏，人无知者。异哉，贾也。”王士性对龙游商人的经营手法深为惊叹。万历《龙游县志》卷五《风俗》更称“谚曰：‘遍地龙游’”后期的县志更称龙游人“挟资以出守为恒业，即秦晋滇蜀，万里视若比舍。谚曰‘遍地龙游’”。天启《衢州府志》卷十六载：“龙游之民多向天涯海角远行商贾，几空县之半，而居家耕种者，仅当县之半。”其时全县一半人出外经商，早有“遍地龙游”之谚，说明龙游商人早已成帮，名闻江湖了。前述成化元年（1465）就有云南姚安府官员描述其地龙游商人之多。按照海盐人王文禄的说法，嘉靖时，通倭者，最多是漳州人，其次则泉州人、潮州人、绍兴人、萧山人、龙游人、宁波人、黄岩人、太仓人、崇明人，其胁从者，“大约多闽广宁绍温台龙游之人”。嘉靖《衢州府志》载，龙游“乡民务耕稼，其北尚行商”。隆庆时，龙游知县涂杰说：“其民庶饶，喜商贾。”嘉靖时人归有光和王世贞先后提到龙游书商童子鸣，王世贞还说，“龙游地呰薄，无积聚，不能无贾游，然亦善以书贾”。衢州府另一属县西安，“谷贱民贫，恒产所入，不足以供赋税，而贾人皆重利致富，于是人多驰骛奔走，竞习为商，商日益众”。另一属县常山，“习尚勤俭，业事医贾”。综合上述描述和龙游商人的具体活动，可以推定，至迟正德、嘉靖之际以龙游商帮为主体的衢州商帮已经形成了。
宁波、绍兴商帮是明代中后期崛起的另一支重要的浙江商帮。张守广依据鄞县会馆设立的时代，认为“宁波商人集团最初形成大约是在明天启、崇祯前后”，因为这一时期宁波鄞县的药材商人已在北京建立了鄞县会馆，“而鄞县会馆的建立，说明宁波商人在北京已有相当数量，是宁波商人集团初步形成的标志”。林树坚也同样认为，“宁波人外出经商古已有之，而结成商帮则是明代末年的事。天启、崇祯年间，宁波药材商人在北京设立‘鄞县会馆’，这可以看作宁波商帮初始形成的标志”。宁波商人在某地有相当数量，实际上并不要等到明末。如前述嘉靖年间王文禄的说法，其时海商中已多宁、绍等地商人。嘉靖时人陆楫说，宁波、绍兴之民，一半游食于四方。游食于四方，未必全系经商，但商人人数必已相当可观。万历时王士性说，宁波、绍兴人“竞贾贩锥刀之利，人大半食于外”，又说“宁、绍人什七在外”，绍兴府山阴、会稽、余姚三县室庐田土，半不足供，聪巧敏捷者为京衙胥吏，“次者兴贩为商贾，故都门西南一隅，三邑人盖栉而比矣”。可见其时北京绍兴人即已很多。天启四年（1624）的《慈溪县志》论当时情形道：“挟高资者忦甚，持衡挟纩，揣其轻重鼻息，以权出入，一毛半菽，视为巨万。此一变也。”经商风习已是当地社会“一变”。甚至在南京，天启三年（1623年）的都察院志，已登录了浙江会馆，位于恭字铺。明代京城会馆多为科举试馆，南京非为浙江举子考试地，南京有浙江会馆，只能是浙江商人或浙江仕商会馆。浙江全省范围的会馆已经建立，经商突出的宁波、绍兴人结成商帮的时间应该更早。金华等八县旅京商人于万历年间在北京广渠门内创立天龙寺会馆，清康熙二年（1663）重修。明代浙东药材商在右安门内郭家井创立会馆，原名鄞县会馆，后改名四明会馆。
台州商人，明中后期即“或商于广，或商于闽，或商苏杭，或商留都”，活跃于江浙闽广之地。如黄岩李仲良，嘉靖年间就在南京“居息日嬴，齿于上贾”。
综合上述记载，宁波以及绍兴商帮甚至台州商帮至迟在嘉靖年间应该已经初步形成，说明末或天启、崇祯年间成帮，显然估计不足，金华商帮至迟也于万历年间应该形成。
江苏商帮在明代主要指洞庭商帮和句容商帮。
大约与徽州商帮形成的同时，在苏州城西南太湖中的吴县洞庭东山和洞庭西山，也形成了一个地域性商帮。洞庭东、西两山在明代仅为5个区12个都，洞庭商帮可谓地域范围最小的一个商帮。关于洞庭商帮，傅衣凌早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就发表过《明代江苏洞庭商人考》。20世纪80年代中期，吕作燮发表了《明清以来的洞庭商人》。关于洞庭商人形成的时代，吕作燮提到在明末以前，而前到何时，未下断语。参考文献，考察洞庭商人的具体活动情形，其成帮时代大致可以匡定。明代成化六年（1470年），刑部主事苏州人周瑄说：“洞庭西山货殖者多，不之□□，则之冀北。”成书于弘治十八年（1505年）的《震泽编》卷三《风俗》载：“土狭民稠，民生十七八即挟资出商，楚卫齐鲁，靡远不到，有数年不归者。”弘治、正德时的大学士湖广茶陵人李东阳说，洞庭东、西两山之人“散而商于四方，踪迹所至，殆遍天下”。既云“货殖者多”，“商于四方”，“靡远不到”，踪迹“殆遍天下”，是则可以视为其时洞庭人已经形成商人集团。到嘉靖时，昆山人归有光甚至说，洞庭人“好为贾，往往天下所至，多有洞庭人”。天启时，冯梦龙编的《醒世恒言》卷七《钱秀才错占凤凰俦》载：“话说两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为贾，所以江湖上有个口号，叫做‘钻天洞庭’。”从四出经商到江湖上大有名气盛传口号有一个过程。著名商人家族如翁氏、席氏、严氏、叶氏、万氏、秦氏、徐氏等在嘉靖初年均已崛起。只有地域商人形成集团，一个个经商家族才会崛起。明中期，洞庭商人就以群体的形式开展活动。运河沿岸的山东临清，绸布店集中在白云巷，“自明成化二年，苏州、南翔、信义三会合而为行，隆、万间寝盛”。临清是洞庭东山布商活动的大本营，苏州、南翔、信义三会恐怕基本是或者主要是由洞庭商人组成的，他们联合成会，应该是商而成帮的反映。后来以洞庭商人为主体的苏州商人还与徽商一起在临清合置了两所义阡，均是其群体力量的标志。因此综合考虑，大约到明代中期，具体说也即成化、弘治年间，一支引人注目的地域商人集团洞庭商帮已经形成了。
句容商帮系指南直隶应天府句容县的商人。它兴起于明中期，是一支至今仍未被人重视的地域商帮。弘治县志说，句容因“地窄人稠，于勤农之外，商贾工艺尤众”。明代地方文献记载的具体经商事例也不少。康熙府志载，句容人“以勤农之外，列肆而居者若麟次，然其贸易于外者尤众”。胡景洛则说：“句容民好贾，而南乡为尤甚。”说明句容商人主要来自该县南部。根据相关文献，句容商人主要在江南的苏州、上海、常州等地活动，范围不广，而且以擅长开张店铺闻名。介绍坐商知识的《生意世事初阶》，就是由句容人王秉元于乾隆后期编集的。
此外，编纂于天启年间的《南京都察院志》，记载南京中城有湖广会馆，说明至迟其时湖广商人也已然成帮。
综上所述，从商帮诞生地大众经商风习的形成，社会上对地域商人的了解熟习程度，地域商人在各地的活跃程度，地域商人组织或公益性事业的形成等因素综合考量，自明中期起，各地地域商帮先后形成了。具体说来，安徽（时属南直隶）的徽州商帮，山西以平阳、泽州、潞安、汾州等府州为主体的商帮，陕西以西安（同州）府为主体的商帮，江西以抚州、吉安、南昌、临江等府为主体的商帮，江苏（时属南直隶）的洞庭商帮、句容商帮，已于成化、弘治年间形成；福建的泉州商帮、漳州商帮和浙江衢州府的龙游商帮，已于正德、嘉靖年间形成；稍后的嘉靖年间，福建的福州商帮、浙江的宁波、绍兴商帮也已形成；再后的万历到明末，广东的广州商帮、潮州商帮，河南彰德府的武安商帮、山东以东齐或胶东商为主体的商帮也已形成。终明之世，今人所知的知名地域商帮，自明中期起，或先或后崛起于各地，由此而开始了中国商业历史上的商帮时代，商业经营者更多地以群体的力量活跃在商业舞台和社会生活中，商业竞争很多情形下则表现为群体之间的竞争。
（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2007年第1期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