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康熙中期起，直到乾隆末年，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持续发展，商品流通日益兴盛，正常情形下，商品税收应该持续增加，而作为运河重要榷关之一的淮安关，与其他榷关一样，逐年税收却出现起落不常或持续下滑的情形（参见附表）。若究其原因，时人都从年成丰歉影响了商品流量和商品绕越了应纳商税的关口两方面讨论，当今的学者如日本学者香坂昌纪、泷野正二郎等，台湾学者陈慈玉等更着力发掘其时商品绕越淮关偷漏税收的史实以确定淮安关的机能和税关地位。这样探讨问题是有相当见地和说服力的，但如果我们将淮安关税收量的变化放诸清代前期商品流通的大势和格局下，就会发现既有研究是不够全面的。今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专就影响淮安榷关税额的因素作些探讨，希望有助于深化相关研究。

一、海运兴盛的商品流通格局影响淮关税额

淮安关始设于明代宣德四年（1429），当时淮安即为“三十三府州县商贾所集之处”，其后钞关多次废复不常，直到成化七年（1471）复设后不再废止。清朝顺治二年（1645）定鼎之初，即仍明之旧，于淮安府山阳县板闸镇设立关口，后来在康熙、雍正年间先后将户部监督的常盈仓、工部监督的清江造船厂、原属淮徐道的宿迁关、原属江海关的庙湾口并入，淮安关的关口和地域大为增加，权限更加集中，税收额也大量增加，成为全国常关税收占第三位的重要榷关。

但是清代的商品流通政策和流通格局与明代有所不同的是，随着三藩平定，台湾一统，清廷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废除海禁，设立闽、粤、江、浙四海关，次年在上海设立江海关。从此，华北以至东北的大豆等杂粮源源通过海道输入江南，江南的绸布等也由海道源源输向华北、东北大地，整个南北商品流通格局为之一变。

开海之初，原由运河南下应在淮安纳税的船只就偷偷改由海道。康熙二十五年（1686），淮关监督杜琳奏：“淮关税额历年告缺者……一苦于淮关附近之朦胧镇、轧东沟、沙沟、岔河之走漏也。盖山东、海赣猪鱼豆杂等货，例从安东由淮南下。自海禁初开，即有客货由沿海地方绕至庙湾南去。其南来货物亦复如之。”南下货物由海道，北上的南货亦复如是。以往研究商品流通的学者，在论述运河商量流通量时，仅仅着眼于运河流量本身，而大多未曾顾及海运商品的数量，以致很难准确地估算出真正抵达江南的北方商品量。原来只是取道运河商运线路，康熙开海后增加了海道一路，而且海道贸易量日益增长，此盈彼消，在贸易总量大致持衡的情形下，运河的商品量自然下降，通过淮安等关的商品以及税额自然相形下降。

为了争夺税源，维持沿运河榷关的税额，地方官府和税关官员时有要求华北商品限定取道运河的奏请。雍正十一年（1733），管理浒墅关的苏州织造海望以海防的名义要求“咨请东省豆船概令内河行走，赴浒墅完税”，江苏巡抚饬令布政司查详。布政司衙认为：“查雍正七年奉准部议，海关豆税，每石一例收税四分，系浒关奏请之案，则山东豆货历由海运赴关，是以请照题定之例，江省豆船概禁对渡，山东豆船或由内河或由海运，应任从客便，听其赴关完税。……查东省所产豆货，向来贩运江省，为民食所资，海关例有豆税，如概禁渡海，悉令从内河行走，则不在海关投税，即在浒关，彼绌此盈，于国课仍属无损。第东省青、莱等府属皆有海道，与江省相接，或无内河可通江省，或虽有内河而不如内河海运之便。此等地方倘有豆货，必需贩运江省，如概禁渡海，则须车骡驼载，短驳装运，不无船脚多费，恐于商民未便。至东省豆货既抵江省口岸，江省原不禁其入口，似不致停泊口外，售与沿海奸棍，隐射贩运出洋资寇。所虑东省出口之后，其到江省与否，彼此不相关约，均难稽察。若因此禁其海运，又恐东省沿海地方所产豆货既不能出海运江，又不能由内河行走，壅滞堆积，奸民贪利，或昧其畏法之心，而转生私贩偷漏之弊，亦未可定。应否请咨山东抚宪，转饬各地方，查明某某府州所属豆货来江可由内河行走，某某府州所属豆货不便经由内河必须从海洋运贩，除由内河行走者听其自便外，其由海运者，即令彼省地方海口各官查明何处商客、系何船户，开具姓名年貌、船只字号、梁头丈尺、豆货数目、出口年月日，径行详咨江省海关，并一面详明东省抚宪移咨江省，江省并海关于进口时查验明白，咨复东省，互相稽察。如有人船豆数不符及迟久不到者，互相根究；如有偷卖外洋情事，即将商客船户，查拿治罪。至江省沿海地方，亦请转行汛口官弁兵役不时稽察，如有东省豆船到岸，立即令其入口。倘有土豪奸棍在于海边迎接贩运出洋，即将汛口官弁兵役照米粮出洋之例查明参究治罪。如是则东省豆货出口入口俱有照对，不必禁其海运，而偷漏之弊庶乎可免矣。”署两江总督赵弘恩允准这种做法，咨会山东有司。山东沿海府州由海道南运商品，较之由内河运输，自然路程近，运输便，一关纳税较之沿运南下逐关交税税额要少得多，从而运营成本低得多。江苏布政司意识到这一点，主张山东豆货船只是由海道还是河运，应该听任客商自便，而不能一概限定由河南下。这样一来，山东相关府州的豆货船才仍由海道南运。山东豆货船只由海道南运，自然减少了由运河南运的商品，在这样的南北商品流通格局中，沿运河淮安等榷关的税额自然受到影响。乾隆中期起，随着运河的不时淤塞，运河功能日益减弱，海运运量却迅速上升，乾隆四十七年（1782）起，淮安关的税额持续下降，实际上正是河运商品量日渐减少而海运商品量日益上升的反映。嘉庆、道光年间，上海、浙江乍浦各口，常年有“善走关东、山东海船五千余只，每船可载二三千石不等。其船户俱土著之人，身家殷实，有数十万之富者。每年载豆往来，若履平地”。海运如此盛况，河运萧条，税额下降，势所必然。

二、青口豆船对渡刘河口影响淮安的过境商品

清廷在上海设立江海关后，太仓刘河镇设有江海关的分关。依据金端表辑的《刘河镇记略》所载，开海后，刘河镇“帆樯林立，江海流通”，先有安徽商人金姓携资本到刘河创造海船，又有通州商人刘姓、吕四商人赵姓继起而为海商，胶州则有商人开设中和、利吉字号，莱阳则有商人开设吉顺字号，苏北、辽东各口之商贩“如云而起矣”。江苏海州的青口镇，集中了苏北等地出产的豆货。开海后，定制青口豆货可以对渡刘河镇粜卖。后来到康熙五十七年（1718）这种对渡贸易被禁止，雍正三年（1725）又恢复，雍正七年（1729）再次禁止，如此屡开屡禁，直到乾隆五年（1740）再次恢复趋于稳定。此后，刘河镇的豆货杂粮贸易进入最为兴盛的时期。山东、关东、山西、安徽徽州、浙江海宁和江苏上海、崇明、昆山以及苏北青口、通州、泰州等地的商人纷纷在刘河设立豆货、杂货字号。仅山东登州帮商人就设有永兴、合兴等十六七家字号，胶州帮商人更设有吉顺、正义、义成等字号20余家，徽州帮有德盛、诚和等字号，海宁商有金长和字号，关东商人有叶隆昌、黄颐庆等字号，上海商有唐永裕、赵泰源等字号。乾隆十七年（1752），刘河镇上仅山东省和两江的字号就多达90家。“盖为字号者，俱系身家殷实之人”，拥有巨额商业资本，大者多至“千百万”两银。交易时，“凡货之高下，价之贵贱，俱可随字号以定”。为了纳税方便，确保税额，港口特设保税行。担当保税人者，是土商中的领袖，与刘河本地人休戚相关，又与关东等地海商长期熟识。而且充任保税者，连名互保，地邻出结。船商运货入港，先到保税行报明来历，保税行即禀报海关，插仓纳税，投行发卖。由于外地船商与内地商人互不熟悉，也不一定了解商情，于是经官府批准，领帖开张豆行、牙行的当地人专门招接内商，“视其货之高低，定其价之贵贱，使内外商人各无争兢，而扣用一二厘以供用度，而外商之银惟牙行是问”。由于“万商云集，或拥货而无银，或有银而无货”，又由于“内外之商彼此不相谋面，中间有行以主之”，因此买卖双方银货并不直接交割，而是“售货者惟行，收银者亦惟行”。又由于交易量大，银额巨大，为了方便，货银定有标期，一月三标，以六为度，交易随时但按期付银。既简化了手续，又确保了银货两讫。这是目前所知鸦片战争前江南商品交易最为发达完善的货银交割形式。可见由于商品产销的专门化，交易的分工日趋细密完善，市场要素配置日趋合理，商品交易日趋便利有效，商人购销商品的商业成本也可能不断下降。刘河港每年进出的豆石船约为一二千只（如嘉庆三年十月到十二月三个月中仅停泊刘河和违例越泊上海的赣榆县豆船就多达275只），可知交易的豆粮达四五百万石。这种交易的繁盛局面直到嘉庆十三年豆船获准改泊上海后才结束。刘河市场上如此兴盛的豆石交易，正是由苏北豆石南下造就的。

青口和刘河之间苏北与苏南的这种对渡贸易，官府允许的范围只是沿海的赣榆一县所产豆石可由青口直接对渡到刘河口输入江南，而其他广袤地区的商品仍应由运河南下，到淮安关纳税。嘉道时的名士包世臣称：“直隶海州三属壤地之广，东西至二百七十里，南北至三百五里，虽有山水侵占、营灶错杂及斥卤不毛，约去其半，此外可稼之土，麦地、稻田、杂粮、豆地，各居其一。近奉查办新淤，居民渐知贵谷重土，生殖益繁。其土产粮豆、腌猪、咸鱼，向来贩卖畅销处所，皆在苏松。因地属淮关，关境出境土产，例由王营草湾一带陆运渡黄，赴淮关报钞，往南销售。其需用纸张、布匹、棉花各种南货，例亦应由淮关报钞渡黄陆运赴海。唯赣榆一属，三面环山，一面距海，中无内河，于乾隆五年经总督郝公奏明，准该县豆石由青口出海，对渡刘河，赴上海关纳税。”然而口子既开，海州其他县份以及苏北其他府州的商品，为了运输方便或逃税减轻经营成本，也往往利用这一政策上的空子，纷纷由海道南运。雍正五年（1727），江苏巡抚陈时夏奏：“臣更查，扬关为南北通衢，其间支河汊港不一。如泰州之滕家坝，江都县之白塔河大桥镇，泰兴之口岸镇等处，每有商货盘剥绕越扬关。今查白塔河等处严行察禁，所出入者，俱系农家小艇，薪米零星，无事稽查扰累。独泰州之滕家坝，通江达河，北来货船，由淮属之庙湾而至坝，直达江南；其南来货物，亦从此绕道北上，实为扬关之漏卮。”南来北往的商船绕越了扬州关，也就等于绕越了淮安关，淮安等关的商税自然严重受影响。

由于苏北沿海州县的商品运输者利用青口刘河对渡贸易方式从事经营活动，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地方政府对由海道南下的商品基本上并不严加甄别是否只是赣榆一县所出而听之任之。乾隆四年（1739），淮关监督准泰咨称：“查清沟口为渔滨河泄水门户，下接马家荡，商贩货船木植等物多从此处偷越，实为轧东之漏卮。所以前关年任内设巡船一只，拨役稽查。后巡船裁撤。”轧东口位于阜宁县东沟地方，距大关120里，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题准在该口收税；清沟分口距本口30里，一向只在该处分役巡查。凡是安东、海州的豆麦本应经轧东口到马家荡南去，而偷渡者往往从清沟口雇船出马家荡，所以官府在河心钉椿木以绝走漏，但收效甚微，官府干脆于乾隆五年（1730）撤去椿木，在清沟口设立税房，所收税额汇入轧东口报解。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月十八日，海州莞渎镇民人王大德告发，响水口有大伊山镇人吴公盛和住居海州的陆云峰等六家，朋充写船行，包载出口。王本人曾在乾隆四十年九月二十六日在双港地方获得驳船二只，一名唐明远，一名周永盛，舵工何万国，商客系海州沈姓。更见卞家堡泊有豆船数十只，现未开行，似此船载分明绕越属实。王大德并称：“若不叩查究禁，则海、赣、沭、安之货，尽从洋去，必致赋额有亏。”官方查核后认为，“海、沭、赣、安等处出产豆麦杂粮，有并不经由淮关设口地方往来售卖者，向听民便，从无概令赴关纳税之例。即或该处果有奸牙勾串南下货物绕越偷漏情事……何烦局外民人协差查拿”。可见，天长日久，官府做法是承认既成事实，“听从民便”，不必迂远经由淮关纳税。在这种做法下，由海道南下的地域范围只会日益广阔，而淮安关的商税也就日渐减少。

三、商品绕越影响淮关税额

淮关“所征钞税大半出于豆货”。山阳教谕盛履师著《蕴愫阁集·淮阴竹枝词》云：“林间有鸟自来去，好过一年淮上春。”（原注：“漕帅驻节淮安，卫所官弁僦屋而居，用度日费。每春夏有鸟鸣曰：‘淮安好过。’官弁曰：‘淮上殊不好过。’”——引者）……“忽听樯鸟声不断，前头可是豆船来。（原注：‘淮上榷税多取给于豆船。’——引者）”形象地描写了淮关豆船通过的盛况。江南最大的粮食市场苏州就有淮安卖豆人：明末清初，有人对说书人说：“李海老，我们是淮安在这里枫桥卖豆，久慕你的大名。”可见淮安卖豆人在苏州是非常出名的。

据许檀研究，淮关豆货来源大致有三：一是直隶、山东沿运河南下的豆石；二是河南归德等府、江苏徐州一带所出由黄河入运的豆石；三是河南南阳、汝宁等府及安徽凤阳、颍州所产，由淮河、洪泽湖而来的豆石。每岁连樯南下贩往江浙，“不下数百万石”。粟米每石征银八分，饭米、小麦、豆类每石五分，玉秫每石四分。如以每石豆税银五分计，乾隆八年、九年、十年分别折合粮食386万、514万、660万石，三年平均为524万石。其中乾隆九年经淮安关南运的豆货，便有514万石。在全部过关的商品中，许檀根据档案作过统计，豆石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二，南下的梨枣棉烟饼油等北货占百分之十，北上的绸布、杂货等南货约占百分之二十。其商品税额，自乾隆五年到十三年中，运河的临清、淮安、扬州和浒墅四个榷关，大体上平均每年各关税收为50.5万两，而淮安关为最高，达62.3万两。

淮安关以豆货为主的商税征收，却在商家名目多样的绕越中严重受到了侵损。南北货物绕越淮安主要有三条通道：一是淮安附近海州沭阳、赣榆等地出产的黄豆等货。如前所述，原来只有乾隆五年起赣榆一县豆石可以直接从县属青口出口对渡到上海附近的刘河，而其余地方所出都须前往淮关投税，却往往也由海道偷运出口。

二是皖北凤阳、颍州一带所出饼豆，以及河南所出商品，这些商品一向由洪泽湖载运前往淮关纳税，名为南河货载，而绕越者径自南下，水陆兼运，经盱眙、六合到江浦入江，逃漏了淮安、扬州两关税收。早在康熙三十年代，淮关监督瓦哩哈咨文称：“为盱涧地棍勾引绕道侵课会同招商以全国赋事。为照淮、扬两关，惟指南河出产豆麦、棉花、油饼等项货物，自正阳等处装载，由淮抵扬，输纳正供。近被盱涧地棍勾引奸商绕道，竟从涧溪盱眙盘山至三岔河、六合南去，偷漏淮、扬两关，是以前任监督俱致缺额。今本部莅任，愈见商贩寥寥，细访其由，尽由盱涧地棍勾漏，深为骇异。随差查看，果见该处奸行货积如山，车驴络绎。是淮、扬两关之课，尽饱盱涧奸牙之腹。”按照他的说法，绕越逃漏淮安关税的商品“货如山积”。乾隆时，商人“或将豆货运贮蒋家坝铺户行内，潜由闸河直达高宝等湖南下，躲避关税。查淮关每年额税，全赖洪泽湖南河米豆船只，稍有越漏，即致缺额。”乾隆四十一年（1776）淮安关督寅著更咨称：“为请禁绕越之弊以足税额事。……查淮关设立运河口地方，为南北往来扼要之区，凡自西北豫东两省南下之货，及南河安徽凤、颍往南货载，俱应由淮关南下……凤阳涧溪口有奸牙猾贩，由崎岖山路，安设站铺，包装包卸，由盱眙往南，至河稍桥、古城镇，至三岔河镇市，至浦口马头下江。不由洪泽湖至淮，以避淮关之路。又由河稍桥至涧溪自来桥，到来安县，至施官集，亦至三岔河。又由自来桥至白塔镇，系盱眙县地方，至竹镇，亦达三岔河，俱可下江。又自盱眙东行，由汊江至天长县马头下江，亦有由支河到仪征下江而去，俱被绕越淮关。其安徽凤、颍南来杂货，本亦由洪泽湖过淮，今被奸牙勾引，亦俱由各处马头盘山往北。又固始等县，与凤、颍接壤，棉花、药材等货，亦由该处潜越。实系淮关漏卮之情。据此，查涧溪原系凤阳口岸，有峻岭阻隔，不通大道，前因奸牙勾串商贩盘山逾越，于康熙年间即经各前任咨请督抚两院通行示禁有案。今奸牙竟敢开出山径，设立站铺，勾串商贩，盘山绕越，有自浦口下江，亦有由天长下江，或由六合支河直达仪征下江，各处皆有船埠马头，货载络绎。其凤、颍等属，与豫省接壤，西河之钉铁、棉花、矾碱等货，亦由涧溪盘山往南，实为淮关之漏卮。若不请严行示禁，必致额税大亏。”到嘉庆时，商客仍径由临淮关抄路南下，致使淮关税额大减。可见，淮关豆货的主要来路上，整个清前期，始终存在严重的绕越透漏淮安关税现象，而且愈演愈烈，官府虽然不时严禁，却始终收效不著。

上述具体绕越路线是：由盱眙县至河稍桥、古城镇、三岔河、浦口下江；或由盱眙县至涧溪镇、自来桥、来安县、施官集、三岔河，而后下江；或由自来桥到白塔镇、竹镇、三岔河而下江。这一条虽有小异，但都经由三岔河，而后下江。另一条是由盱眙县东行，由汊江到天长县下江。第三条是继续往东，由六合县到仪征下江。

从地理层面而言，上述绕越过了淮安关的商道，比按定章折而向东经洪泽湖到淮安的迂道要便捷得多。事实上，这是一条自明代以来长期通行的商道，清代中后期更发挥着重要作用。山西、陕西、河南三省商人运货到苏州，直到太平天国战争爆发，通常由河南经安徽宿州、滁州，抵江宁府长江北岸的浦口，而不取道苏北运河。同治初年战争结束后，“骡行夫脚，悉照向章，仍来浦口，揽货包送到店，商民咸称其便焉”。同治八年（1869）漕运御史会同淮安关督行文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希望督抚出示，令三省之商，一概由淮安关行走，在淮安关报税，而不准径行浦口。如果实行，商人必须绕道向东，道路悬殊，而且大为不便。三省商人议论纷纷，几乎要停止运货。首事高夺锦对三省客长说，上宪令商人走淮安关，是上宪不了解商情，与其停货不办，不如将便于浦口而不便于淮关的情形缕晰具禀，而商人之所以要行走浦口的苦情或许能蒙上宪矜恤，不致改道。三省客长均表赞同，三省商号83家联名在同治九年正月具禀苏州牙厘总局，请求呈报督抚转商漕运御史和淮安关督。后来蒙准，商货仍由浦口行走，以免绕道而多跋涉之苦。三省商人担心日久又有异议，将禀批示谕勒石竖在山塘全晋会馆和南濠北货码头，并将事件原委汇刻一册，分寄各省码头存储，以备稽查。这起因征税而官府要求商人改道运货的事件，由于商人有理有节的陈情得以维持原状，得到了较为妥善的解决。可见当时商运的实际情形，也是与当时不合理的征税地点有很大冲突的，清廷榷税制度本身就使淮安关的税收不可能足额征收。

三是北上的江南商品如绸缎、茶叶、布匹、纸张、杂货等，原来由淮、扬北上，占每年关税的十分之二三，嘉庆时，南货船只往往由镇江上溯长江，取道六合、江浦陆路北上，只纳临淮涧关一处之税，而偷越扬州、淮安两处正税。嘉庆二十年（1815）百龄奏称：“查淮关偷漏之弊，北来豆粮固当稽查严禁，其南来之南货，绸缎等项，虽非淮关大宗，而一经绕越，则不独有损于淮关正税，即扬关课额亦被隐漏。奴才前经访知，近来商贾每从六合、江浦等处起旱北上，只纳涧关一处之征，遂偷越淮、扬两关。”这实际上是南下河南皖北货物绕越淮关的反方向绕越路线。这一路线的存在，不但意味着淮关失去了南下商品的税收，而且意味着淮关同时失去了江南北上货物的税收。

商家千方百计绕越淮关以偷漏税额，不能仅仅理解成商家为利益所驱使的冒险或无视税制规定，除了商家迂道前往淮关纳税这种定制上的极不合理外，也与淮安关衙的腐败大有关系。淮安榷关，其吏书、员役、夫役，雍正五年多达1100余名，以致监督年希尧承认“至于淮关各项衙役，诚属过多”。而且“此等人役，均系土著人民，父子兄弟相继入署当差”，世代相袭，形成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如淮安大关扦手十人，“俱重贿夤缘，成年累月，永不更换。奸商得以预为打点，扦手作弊减瞒，大亏课额”。早在康熙九年（1670），就有人揭露，淮安关各役，表里作奸，曹我植即曹元吉之子，贺森即贺尔植之子，张公玉即张一跃之子，夏永公即夏有奇之弟，陈尔联即陈在位之子，“有子供役而父在外收银，弟供役而兄在外需索”者。淮关监督则任用家人，家人更收用游手好闲之辈。乾隆三十七年（1772），淮关监督国栋发现，“淮关口尚有一种跟役，皆系游手好闲之徒，百计钻营，辗转汲引，该家人等一时碍于颜面，遂为收用。甚至有一人而收用十余人者。若辈到关，无所事事，不惟徒耗口食，抑且从中作弊，朋比分肥”。淮关人役本就庞杂，征税成本过重，加上各种闲杂人员，必然生出各种牟利法子，加重商民负担。淮关“搜括留滞，所在舟车阗咽，利之所在，百族聚焉”，成为滋养各种关督私役家人和大量胥役的大好场所。淮安关与他关一样，“商贾到关，未问正税，先索饭钱，尝见货物无多之客商，其所费饭钱，竟有数倍于正税者”。淮关原来商贾纳税，每两不过加耗二分，而雍正初年监督庆元到任后，将此二分火耗革除，另外增设小口五六处，商船每到一处，必欲验票，并需索验票钱、纸笔钱、饭钱等费，稽迟商船，不容前进，每处费用不下一钱三四分，合计纳税一两约费一两六七钱。这样的榷关，康熙初年“商贾以关钞为第一大害”，“商贾望见关津如赴汤蹈火之苦”；雍正初年，江苏巡抚张楷说：“闻近来商贾多有不从淮安关过者，俱由南京、宜真绕道往来。佥云：‘我等情愿多费盘缠，不敢过此阎王关。’”商人宁愿多费运费，而怕经过滥征苛征的淮安关卡，商家的绕越某种程度而言正是榷关这一体制上的缺陷造成的。

诚然，影响淮安关税收的因素，除了商品流通格局河运与海运分流外，在关政和商人绕越情形大致相同的情形下，年成丰歉货物通过量和运军的夹带也是重要内容。乾隆十六年（1751）度，淮安、宿迁关的税收比雍正十三年（1735）少了五万多两，监督普福陈述原因道：“因上秋东省兖、沂等处，及江南之凤、颍、泗、淮、徐、海一带，偶被水灾，豆石粮食歉收，贩运减少，而南来货物亦因上游销售无多，转运不前……况淮关税课，大半出于豆石，上秋东省及上下江被水之地，豆石歉收。”而乾隆二十年（1755），淮宿两关税收多达515，908两，比雍正十三年还多近三万两，监督伊拉齐就认为，“淮宿两关额税，总视北来豆石、棉花、梨枣之多寡为盈绌，其米麦杂粮及南来之绸缎、布匹、糖、纸并一切杂货，向来年岁丰稔，产地果盛，消售自广”。年成丰歉直接影响到商品过境量，从而直接影响到榷关税收量。漕船携带“土宜”数量的多少以及漕丁夹带漏税商品，也是影响关税收入的另一个因素。为补充运军生计和运粮脚价的不足，政府允许漕运官军于漕船北上时搭载一定数量的“土宜”沿途贩卖，免其抽税。这一免税土宜的数额是不断增加的。康熙年间每船60石，嘉庆年间增至150石，土宜范围也不断放宽。乾隆年间又准许回空漕船免税携带土宜60石，嘉庆时增至84石。土宜数量的不断增加，一定程度上也间接导致关税的下降。更为严重的是，运军利用土宜的免税有利条件，乘机透漏应纳税款。监督杜琳就曾发出文告，饬令严查运军夹带之弊，说：“为淮关走漏之多，运弁夹带尤甚，恳赐严究，以足额课事。……止有南来一线，稍可补苴万一。岂意茶布杂货，尽遭宁绍各帮不法运弁从地头恣意包揽，以重运北上，势同哨聚，莫敢顾问。惟是浙绍漕船，悉皆艨艟大艘，无不满载而上。何堪有此漏卮，关税连年缺额。”

综上所述，正是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导致运河商品流通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到淮安关税额的收入。清代康熙二十年代起开海贸易，海运日盛，南北商品流通量大增，前代单由运河展开的南北商品流通格局变为运道和海道并行展开，此盈彼绌，海运量日增，运河量相形减少，淮安等榷关税收随之减少。乾隆后期淮安关税收持续下降，正是河运量减少海运量日增大格局下的结果。清代前期特别是乾隆五年苏北海州青口豆船允准直接对渡江南太仓刘河，原来须经运河南下而在淮安纳税的苏北沿海豆粮改由海运南下，海州周围以至苏北更广地区商民利用这种政策规定取便就近从海道南运商品，更导致通过淮安的苏北商品量大减。在关税滥征苛征关政日非、商品运输额外负担急剧增加的情形下，商人采取各种手段违禁绕越偷漏税款，更严重影响淮安关税的如额征收。因此，淮关等榷关税收量的变化，实际上是清代商品流通格局、商品生产年成盛衰、商品流通定制和商品征稽弊窦层出下的结果，商品绕越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且商品绕越也是其时流通格局和流通定制下的必然产物。

（原载《安徽史学》2007年第1期） D1LN20TgGpIFxjzRxg1siN8KBovC0OZ1Qx0u6peMdeWPrDteZs/l3kAR5HFoDvT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