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清廷镇压太平天国后，财政入不敷出，特别是甲午战争战败，以举借外债偿付高额赔款，债台高筑，又操练新式军队，兴办现代工矿企业及公共事业，在在需要巨款，于是费尽心力，谋求增辟财源，开源节流。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四月十二日，清廷下令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刚毅前往江苏查办事件。刚毅以筹饷为要务，查办内容原来主要包括整顿厘金、盐课和常关的税收，兼行查勘荒熟田亩情形，后来在苏州转以清理赋税为主要举措。
刚毅此次清赋，虽在当时波累不小，但却如惊鸿一瞥，正史殊少记录，即如《清史稿》刚毅本传，仅“奏查办江苏清赋事宜一疏，均奉旨如所议行”一语轻轻带过。对于刚毅在江苏和广东的财经清理整顿，何汉威先生已有《从清末刚毅、铁良南巡看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一文专门探讨。何文着意清末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就刚毅在江苏和广东的清理整顿的财政意义作出了深入的论述，筚路蓝缕，颇具开拓之功。只是因命题所限，何文于刚毅在江苏的清赋活动，尚未曾多所措意，至引用材料，仍集中于档案、实录等，有关清赋的来龙去脉、具体实施，及其成效影响等，仍不彰明，有待厘清。今在档案之外，主要利用江苏特别是清赋最重之地常熟人士的日常记录，试图探究刚毅清赋的上述相关问题，期能于江南赋税征收研究更为丰满，稍为深化，于江南地方史研究有所裨益。
此次清赋前后时间并不长。刚毅于四月十二日接受朝廷谕令前往江苏“查办事件”，于五月初七日抵达上海，然后沿江前往江宁。在江宁，刚毅会同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江苏巡抚德寿商量，于五月初十日即上奏，汇报查办事件，并附了展开清理税赋的奏文。奏谓：
苏、松、常、镇、太五府州属，历年完纳丁漕，尚未征足原额。说者每藉词于兵燹之后，田多荒芜之故。溯计江南肃清至今，业已三十余年，真正荒田固属不少，其中以熟作荒侵蚀弊混者，各属往往有之，而以苏属为尤甚。此其匿报之弊，在各州县固不得辞其责，而绅富大户匿不以报者亦所不免，自非认真查勘，不足以资厘剔。窃意办理此项以熟作荒田亩，并非征收浮赋可比，况其弊专在官绅，与穷苦小户毫无干涉，更不必以扰民为嫌。现当饷需支绌之时，苟有可以开源节流，尚须极力筹画，丁漕惟正之供，岂容任意中饱。当经奴才饬令苏州布政使聂缉椝并候补道朱之榛商同妥拟章程，悉心查勘，务期毋漏毋隐，涓滴归公。其有实系荒田，亦即召民开垦成熟，冀以规复定额，藉裕度支。除俟该司道登覆到日，实可查出熟田若干，另折陈明外，谨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由此奏可以推知，刚毅一到江宁，查办事件的同时，即已着手江苏清赋事宜。奏文首先清晰地表明了刚毅清赋的前提，太平天国被镇压三十余年来，江苏布政司所辖苏、松、常、镇、太五府赋税最重之区，虽仍有荒田未经开垦成熟，但已经成熟仍作荒田侵蚀弊混者很多，而以苏州一府最为突出，必须认真查勘，剔除弊端；而后解释了清赋的宗旨，是清理出以熟作荒者，而并非为了征收浮赋，或增征赋税，因为能够以熟作荒者只是缙绅大户，因此清赋与穷苦小户毫无牵涉，不必担心会成为扰民之举；然后声明，现在饷需支绌之时，凡能开源节流之处均应极力筹划，何况地丁漕粮系国家正供，岂容任意中饱；随后宣布，已经饬令江苏布政使聂缉椝、候补道员朱之榛拟定章程，悉心查勘，务期毋隐毋漏，将能够征收的钱粮足额征收，涓滴归公；最后，刚毅还寄予期望，如有实系荒田，也应召民开垦成熟，以便规复定额，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刚毅此奏，似乎抓住了问题的本质，说得合情合理。
在江宁的查办事件告一段落，刚毅于六月十九日抵达苏州，便将精力集中于清理田赋。
抵苏后，即檄派聂缉椝和朱之榛督同苏州知府彦秀，设立清赋局，公布议定的清赋章程。清赋章程据说五条，但至今未见。然而常熟绅士徐兆玮的日记，抄录了聂缉椝和朱之榛于六月二十二日呈送巡抚德寿的《会详清赋事》，当包含了清赋章程的主要内容，可以参照，是以移录如次。
查同治四年，苏省四府一州减赋定额，实应征米豆一百四十八万一千余石，地漕正耗银二百二十七万七千余两。光绪二十四年分，各属报征起存米豆一百十八万四千余石，地漕银一百八十四万余两。揆之定额，尚短十分之二。固由荒田未尽辟，实亦捏熟作荒，居其大半。考弊所由来，州县则归过于绅户之短完，绅户则挟州县报征之不实，总书、粮差因缘为奸，贫苦小民未沾毫末之润，剖分多寡，高下弥缝，枢纽悉系于总书，庸鄙官幕亦仰总书为生活，国家每岁应征钱粮，合计不下数十万两暗蚀于无形。夫祛弊之法言，果深切事情，则不胫而走，措施偶失其平，则徒劳无益。吴中不乏贤士大夫，岂不喻例载先完钱粮，后追租欠，安有收租而不完粮之理？但短完包抗之辈，辄谓所欠本在所征之外，盖藉统造之串为口实，而州县则谓舍统造无以资通挪，相沿既久，人莫知非。设使州县造真板串，实征实解，若辈失所挟持，孰敢撄法，上抗国课？至于书差，本视官之志趣为转移，故自治先于治人。溯光绪十二年，李署司嘉乐拟祛中饱以还司农，条陈三弊，曰官，曰大户，曰书差，动中窍要。前抚卫据情入告，派职道会同通饬举办，未逾月而卫、李同时升调去任，职道孤掌难鸣，是岁仅增运米五万余石。越今十三年矣，诡寄包抗，年甚一年，穷而忽返，宜在此时。赋额所短十分之二，松、常、太三属征数早逾九分，镇江仅征七分，苏州九县不过六分。松、常、太弊混较少，应从苏属著力，镇属次之，松、常、太又次之。欲祛大户之包抗，首戒各县之通挪，非造真板串无以革相因之蠹，所造之串应照报征之数始为真板串。三十年来，各属造串悉按熟田之数，不按报征之数，是为“统串”，而加“版串”二字以掩人耳目。如此而欲革包抗，能乎？否乎？各县所征浮于所报，纵使绅户一一具缴，徒为县官书差中饱，何裨公家？小民罔觉其弊，即觉亦无势力以祛之，惟短完大户及刁生劣监侦之最详。请从二十五年起，苏、镇一律造真板串。议者谓造真版串举手之劳，奚惮不为？所惮者征数定案，颗粒丝毫不能短解，万一征不足数，倾其家去功名不足偿，其将如何？此更无虑。国家因岁入常经，为下清厘中饱之弊，专征匿报之熟田，并非征荒，又非加赋，有伤元气，情事彰彰，智愚共晓。现定章程，先从开报熟田入手，认定实征实解。本司等设清厘赋税局于司署，即用藩司印信，于六月初六日开办。
巡抚德寿批示：“据详剀切详明，‘所欠本在所征之外’一语尤为破的。仰候刚钦使督部批示缴闻。”
七月初一日，刚毅又会同刘坤一上奏：
臣刚毅前将查勘苏属荒熟田亩大略情形，于本年五月初十日附片陈明在案。当经晤商臣坤一并与臣德寿往返函商。来苏后，复悉心面议，均属意见相同。即经檄派苏藩司聂缉椝、候补道朱之榛，督同苏州府知府彦秀，拟议章程，详候核办去后。伏查同治四年苏省四府一州减赋定额，实应征米豆一百四十八万一千余石，地漕正耗银二百二十七万七千余两，近年各属报征起存银米，揆诸定额，尚短十分之二，固由荒田未尽垦辟，实亦捏熟作荒，居其大半。窃计松、常、太三属，征数早逾九分，镇江仅征七分，苏州不过六分，统核苏属熟田，业逾九分，而征数止此，是其弊尤以苏属为最，镇属次之，松、常、太又次之。推厥弊所自始，由于州县之匿报者有之，由于绅户之包抗者有之，由于书差之侵蚀者有之。匿报之弊非尽州县之无良也，大户完不足数，势必无力赔垫，不能不仰鼻息于总书，始则设法弊混，以顾考成，继且分润盈余，以肥囊橐。然而绅士并未讦发者，则以捏熟作荒之数，官绅各居其半，且乐得挟其短长，以为包抗地步，官亦因报征不实，明知各户包揽，益不敢问。此其弊之在官者也。溯查减赋案内永革大小名目，其继借善堂为词，减折完纳，继则绅士效尤减完，继又以己产不足，复揽小户诡寄之产，代为包完。大户日多，小户日少，官不敢诘，吏不敢问。此其弊之在绅者也。
粮书、差役，本属惟利是图，实征之数，独总书知之最悉，剖分多寡，高下弥缝，枢纽悉系于总书，刁书劣监知其然也，因向勒索漕规，名曰“挪借”，该书藉口亏累，益得售其因缘为奸之术。此又弊之在书差者也。三弊相因，举国家每岁应征熟田钱粮合计不下数十万两，暗蚀于无形。顾弊在官，可撤可参，弊在书差，可斥革惩办，独在绅户，大半缙绅望族，其中洁清自好固不乏人，而不肖者倚此为生，声气广通，奥援遍树，欲图整顿，倾陷随之，官斯土者遂不敢议及清赋一事。臣窃意，自治先于治人，转移浇风，首在澄清吏治。原其包抗短完，每藉统造之串为口实，盖各属剔荒征熟，所造之串，应照报征之数，是为“版串”，苏属肃清以后，造串悉按熟田之数，不按报征之数，是为“统串”。今惟责令先从开报熟田入手，一律普造“版串”，实征实解，不准再造“统串”，以遂其通挪之私。如是则州县捏报之弊除。在官之积弊既清，绅户不能有挟而求，刁健者失所凭依，谨厚者转相劝化，包抗之风亦可杜绝矣。至于书差，本视官之志趣为转移，尚属易治者也。现据该司道等拟具《清赋章程》五条，并声明随漕漕项亦并遵饬行令，照额如数完解，不准解至九成以上，致有蒂欠，具详前来。臣等察核所议办法，尚属妥善，当即饬令克日举办，并各属匿报熟田应征银米查齐汇数，详候覆办，暨真正荒田，赶紧勒限招垦，以符定额。伏念清赋一役，系杜官绅吏胥中饱，并非征荒加赋可比，既无伤于元气，亦不累及小民，约略估计，当可岁增漕粮二十万石，条银称是。独是匿报之州县，包抗之绅户，侵蚀之书差，窟穴其中，已阅三十余年，必多有所不便，保无借端腾谤，希冀阻挠，承办之员，或存却顾。拟请明降谕旨，责成该司道认真办理，藩司职掌通省金谷，本属分所当为之事，尤为责无旁贷，务即通檄所属州县，各以实心实力相赴，毋存畏首畏尾之见。如或抗违，许其官则参革，绅则参追，书差立予重办，于正供漕赋，大有裨益。臣等犹恐不法衙蠹捏称征荒加赋，希图勒派浮收，或业户因银米不能短完，益思取偿于佃，设法加租，以致重困小民，即经会衔出示谕禁。谨将示稿恭录进呈御览。除将原详章程分咨军机处、户部外，所有筹办江苏清赋事宜，谨会同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奉上谕：“刚毅等奏查办江苏清赋事宜一折，近年苏省启征丁漕，揆诸定额，约短十分之二，固由田禾未尽垦辟，而捏熟作荒之弊亦不能免。现经刚毅等严饬清查，先令开报熟田，一律缮造板串，实征实解，自光绪二十五年为始，民间完解银米，概不准分大小户名，如有州县匿报绅户包抗，官则参革，绅则参追。此系为杜绝捏荒中饱起见，并非征荒加赋，嗣后该督务当督同司道严饬各该州县，实力稽征，不准藉词蒂欠。”
比较上引聂缉椝、朱之榛呈文和刚毅、刘坤一两次奏折，可知后者第二次奏文即是在前者呈文的基础上修饰而成，但后者要比前者说理更加充分，逻辑联系更加紧凑。
综合这些官员的奏报可知，清赋钦使刚毅等人始终认为，江苏苏、松、常、镇、太四府一州，近年来实征米豆和地漕正耗银较之定额，尚少十分之二，其原因主要在地方捏熟作荒。征解比例最低的是苏州一府，只有定额的十分之六，而实际上该府垦荒成熟的田亩已超过九成，因此捏熟作荒匿报田赋之弊以苏州府最为突出。而匿报之形成，是由于州县匿报，绅户包抗和书差侵蚀。州县匿报，因大户完不足额，无力赔补，于是放任总书设法弊混，以顾考成，后来更分润盈余，以肥囊橐，而地方绅士并不揭发，却捏熟作荒，挟其短长，作为包抗赋税地步，官则明知大户包揽，益不敢问。绅户包抗，当地纳交赋税，分为大户小户，大户不但抗欠应交税粮，而且包揽小户钱粮，代为包完，以致大户日多，小户日少，官不敢问，吏不敢问，钱粮抗欠日益严重。书差侵蚀，则惟视官之志趣为转移，总书惟利是图，剖分多寡，高下弥缝，刁书劣监知悉其底细，因而勒索漕规，名曰“挪借”，书差藉口亏累，益得售其因缘为奸之术。此三者相依相因，国家每年应征熟田钱粮不下数十万两就暗蚀于无形之中。同治克复后，征税按报征数征收，名为“版串”，只照熟田数而不开报征之数，名为“统串”，当地以“统串”征税，是以赋税负担不实不均，很不合理。“欲祛大户之包抗，首戒各县之通挪”，现在责令业户从实开报熟田，一律普造版串，实征实解，不准再造统串，以绝其通挪之私。并且声明，所有田赋漕粮照额如数十成完解，不得有丝毫拖欠。刚毅两次声称，清赋一役，系杜官绅吏胥中饱，并非征荒加赋可比，既无伤于元气，亦不累及小民，并且估计，清赋后，“当可岁增漕粮二十万石，条银称是”。最后，刚毅为排除清赋阻力，请求朝廷明降谕旨，责成布政司及朱之榛等认真办理，通檄所属州县，各以实心实力相辅，毋存畏首畏尾之见，如或抗违，许其官则参革，绅则参追，书差立予重办。朝廷完全接受刚毅的奏请，旨令“嗣后该督务当督同司道严饬各该州县，实力稽征，不准藉词蒂欠”。
刚毅曾于光绪十四年到十八年间（1888—1892年）担任江苏巡抚三年半，以清刚著称，而委任的候补道朱之榛，已在江苏任官将近三十年，并先后于光绪十一年至二十四年间两度权理江苏按察司，光绪十九年至二十一年掌管上海关务和苏省厘务，应该说对江苏的地方事务相当熟悉，对田亩钱粮积弊了解较为清楚。其清赋章程及其相应措置，可以说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这就是，苏州等地钱粮漏交少交，主要是绅户包抗，而绅户包抗的原因，在贪官、黠吏之劣迹被绅士生监挟持；绅户包抗的前提，是征税册籍不实，捏熟作荒；匿报赋税的恶果是国家赋税收入的漏卮，地方百姓其实未得实惠；现在清查田亩，制定版串实册，实征实解，将原由地方匿报的税粮足额征收，增加了国家的收入，而不对地方小民造成扰累负担。
刚毅自称，清赋“欲祛中饱，非令聚敛也。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说明他对清赋的目的和宗旨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徐兆玮肯定他此说为“洞若观火矣”。
刚毅赴苏整顿财政，重在搜罗厘金、盐税等款，在江宁地方与两江总督等议政，独断专行，“所有一切事宜，多系刚相主政”，刘坤一等只是“奉令承教，以告无罪而已”。在苏州清理赋税，也是雷厉风行，厉行清查，不稍假借。
第一步，在布政司设立清厘赋税局，拟定章程，檄行远近。各县即将章程，刊刻印刷，遍贴通衢。在苏州主持其事的苏州知府彦秀，刚毅在清赋不久后即作出考察评价，谓其“操守廉洁，持正不阿，现办清理赋税，毫无瞻徇”。彦秀禀承刚毅清赋意旨，当即上呈条陈，其关于清粮一事称：“即如常熟归某，以欠粮控诬，庞某以欠粮唆讼，非严加惩创，不足以警效尤。”此处所提归氏诬控事，即昭文县举人归宗郙控告书差事。早在清赋举行前，归因短交漕米，与征漕总书汤佑卿哄闹于总书房，遭汤羞辱。知县孙家澄嘱咐汤向归赔罪，归心怀怨恨，控于学政瞿子玖，以掯串索费瓯辱为辞，请饬知府亲自提审。归却慑于知府精悍、汤总书能言善辩，又不能提供证据，控告成为诬告，而且质对之下，殴打总房属实，抗交税粮属实，包揽漕粮属实，一一具结。控辩之中，供出受其母舅副贡庞继之指使。庞也拘押到案，承认唆讼。知府谕令，所欠钱粮一千余串必须缴足，归本人因病保释，而庞副贡仍然管押。此后，常熟绅士想方设法，为归转寰。先有钱吉庵，求县令设法。刚毅接报后，即致书巡抚德寿，谓如不出奏，他将出奏。抚衙幕府出主意，谓“此事在未办清粮以前，奏革似过分”。巡抚德寿显然对刚毅的清赋扩大化持保留态度。
第二步，编造荒册，实征实解，在此基础上，改造原来的统串而为版串。赋税能够实征实解，前提是彻底厘清田亩荒熟情形，编出荒册，而要编出荒册，就要对田亩实地勘查。对此，常熟绅士持支持态度。徐兆玮复信同乡京官张鸿道：“来书论清赋事，独得要领。今岁办实征实解，每图造荒册，标明四址，防弊似已周密，而猾吏仍因缘为奸，不尽不实，但其罅隙一时未易抵蹈，空言究无以折服之耳。清丈用测量，不易之论。均摊法善矣，行之恐有窒碍。吾邑科则太多，便不易均。当精思善法而后试办，庶不至滋弊也。”实际情形是，“清赋令下，各图皆造荒熟清册，其有粮者而新荒者签贴，然名荒而实熟者正不少矣”。在常熟地方，据说“刚钦使催税之令既下，知县责成经造地保将每图田荡荒熟造册呈报，又给发循环簿二本，凡有买卖房屋、田地，注明买主卖主姓名，立契价银若干，按月呈报，以凭催令纳税。如有隐匿，一体科罪”。编造荒册也曾实施。
第三步，清理赋税漕粮。各地实行綦严。昭文绅士觉得本县已很严劣，后来闻知常熟“征漕比昭文尤为猖獗”。而且有时间要求，常熟知县沈祖燕奉布政司命，令将漕赋清理，限中秋节呈报。这一点显而易见，清理出漕粮具体数额，接下来才能如实开征。
第四步，催征钱漕。清赋本意在厘清荒熟田亩数，清理出实征田亩及其税粮数，确保以后的征收数，原与催征无甚关联，盖因前年的钱粮征收时限已过，而当年的钱粮尚未到开征时间。但各地官员为追征设立代质公所，乘此良机，加紧搜括。被委以清赋重任的候补道朱之榛，提出“欲祛大户之包抗，首戒州县之侵挪，侵挪不革，包抗难除，第抉吏胥中饱，还之司农，非累吾民，奚恤谤讟，拟章开办，迄底于成”，目标明确，定出章程，首戒州县侵挪，祛除大户包抗。如常、昭文两县，徐兆玮记：“迨清赋令下，两邑官吏皆大喜，皆尽征二十四年余漕，而绅户首当其厄。官符四出，阖城骚动。虽以书院山长之尊严，团练总董之亲昵，亦不复有所顾恤，甚至因公入署，肩舆甫出，则粮差数十人随之，必使其厌其欲壑而后已。”昭文县令孙家澄，“因漕事奉刚中堂整饬，遂欲借此搜括”。丁炳卿被签提后，官、绅之间从此讨价回价，如同市卖。先是绅士陆圭如提出以洋银一百元了结，常熟方补帆提出增加3元，续有孙少峰得知，450元尚不能了，最后在六月初六日以400元了事。7天之间，官、绅不知往复了多少次。在此过程中，徐兆玮担心其家也在搜括之列，当丁炳卿被提签后，吩咐舟子先行回家，而其本人在县城逗留，后来得知有签而未提，虚惊一场。因亲友所托一一付清，而自我安慰。过了几天，还是唤来帮办漕书王耕愚，质问奏销结帐之后，何以如是不断骚扰，声明“倘要完十成，宁至府堂上完，倘仍为胥吏中饱，予不愿也”，王则唯唯而诺，只言“船行大帮，丁炳卿已愿输将，若严、若叶皆照样，尊处何必示异于众”而去。汤佑卿又嘱托孙少峰说项，欲以250元了漕尾，后来涨至五百之数。徐兆玮许以《毛诗》一部。等到前去商洽，则已了结。方补帆也曾托徐兆玮向漕书打招呼通融，徐以“常熟总书素所不习，且此事不愿预闻，婉言谢之”。徐兆玮亲身所记两例，反映出他与常熟其他绅士一样，平时皆有包揽短交漕粮之虚处，而且数额较多，时值清赋，惟恐被官吏挟持把柄乘机勒索，是以惶惶不可终日。后来，钱吉庵告诉徐兆玮，常熟也追呼甚急，为免签提，他本人将下乡躲避。徐兆玮紧张愤慨之余，吟出“大暑去酷吏，清风来故人”之句。
清赋时，官府对交纳钱粮的时限也提前。苏属完赋向例迟至年外，而知府彦秀为了确保足额征收，于年前十二月十八日，就特别宣布，勒令于二十日一例清结，徐兆玮认为“城乡各户岂能一律？且未经三令五申而欲其诸事就范，天下岂有不教之民哉”？但实际的结果是，“绅户不敢不奉令维谨”，徐兆玮本人也诚惶诚恐，于二十日前交清了全年银粮。
清赋过程中，各地官员吏胥更造出各种名目滋扰地方。单就清赋造册一项，“立法良善。然闻县差到乡传各图地保谕话，每地保索费一千余，雇船往来，每地保浮费数百文，办理未有端倪，而地保已重困矣。此岂刚钦使意中所及哉”！
从事催征的书吏，则气焰嚣张，极为张狂。前述凌辱举人归宗郙的昭文县总书汤佑卿，浮收滥征既狠且悍，引起全县公愤后，居然毫不收敛，反而放出口风，“愿罢去总书，愿杀头”，而不愿退让。
官吏甚至借机挟嫌报复，或乘机诈取勒索。常熟人潘文熊，曾任刑部主事，当时主讲镇江书院，与知府彦秀曾有过节，彦秀嘱咐县令沈祖燕查其包抗漕粮若干，将移文至镇江提追以羞辱之。其实潘并无包抗，只是拖欠钱粮十余石而已。沈祖燕为迎合知府，仍将潘管押地保。书吏瞿姓为垫补上届亏空，拖欠孙七银万余两，县令沈祖燕为追解孙七之亏空，勒令各户缴给瞿书钱数千千。昭文县卢姓以重串控告总书汤佑卿，汤以重贿勾通经造买田如粮数，反坐卢姓诬告，“由府发县，严刑逼供，颇极惨酷”。昭文县署帐房透露出隐情，“本官与汤总办，事事为他上肩，虽父子无此亲密，亦前生缘分也”。但如此沆瀣一气的官吏关系，就在清赋期间闹僵。坊间相传，“孙令近与汤书龃龉，不久即须斥革。昨闻汤某业托苏友捐县丞，并加花样”。
据说对于各地屡屡追偿旧欠，刚毅闻知后也勃然震怒，遂命主事者在清赋告示中声明，二十五年起，所有二十四年以前旧欠，业经邀恩免征，不得追征。
如此清赋追征，不少绅衿触罹法网，遭到责罚。仅据徐兆玮日记所记，即可知有如下人士。先是前述昭文县举人归宗郙，因诬控、包揽漕粮被斥革功名。昭文县令孙家澄，五月二十九日签提前翰林丁炳卿，后来又签提徐焕三等三结、何市义庄结、黄氏二结、小说家曾朴等。吕寅生家已完钱粮八成，也遭签提。常熟县令沈祖燕鞭挞命妇徐姓孀妇之背。常熟举人闵瑞庆，以欠粮不遂，闯入县署，咆哮公堂，被知府奏请斥革。徐兆玮先后论道：“催科之虐政，未有甚于吾邑者也”，“彦太守真辣手哉”！常、昭两县私设的代质公所，“人数顿为之阗溢”。直到是年十二月十六日，徐兆玮会晤陆圭如，看到知府彦秀给巡抚的禀稿，请饬查紫阳书院山长包抗钱漕事。
直到年底，常熟老塔塔顶圮坏，绅士孙师郑作《劝修塔米歌》，刊入《苏报》，中有：
天纵凶恶无如何，虞山灵秀全冲毁。在籍绅士更倒灶，一败如灰齐跌倒。
进士勒具改过结，翰林出有路获票。举人连革归与吴，刑名钱谷分两途。
咎由自取办太甚，太尊辣手天下无。西乡闵君更冤枉，钱粮完钱罚无赏。
胥吏掯串不肯付，互相争论算挺撞。县官甘为胥吏使，升堂盛气叱士子。
宣读上谕当放屁，县官乱骂真该死。如今顶带兀兀摇，咆哮公堂罪难逃。
其实举人读上谕，县官吏役真咆哮。况且清赋大题目，区区举人敢阻挠？
此辈真是倒塔鬼，前生冤孽今生消。千古奇冤庞副贡，夫妇两名无端送。
秀才革去邵丁陆，风干季君监内哭。读书无用反吃亏，凡我士林心不服。
紫阳山长有清望，无端也被太尊访。水利董事皆巨绅，其奈沙蛮乱告状。
京堂体制本崇隆，关道顶带二品红。知县堂签写名字，差役到门势汹汹。
常昭绅士真菜头，畏吏如虎官如牛。大户小户完十足，官吏发财笑不休。
一年搜括五十万，公家无益民有害。五品命妇鞭背皮，进士太太骂龟蛋。
赫赫孙沈两邑尊，昏昏汤潘两书办。邑尊书办暗相通，今日团团作富翁。
绅民吃苦说不出，追粮公所无天日。卖妻鬻子哭哀哀，闭门祸从天上来……
此歌详细描摹清赋期间地方官扩大化，大事诛求、严厉惩处责罚绅士的情形，十分形象生动。诚然，此歌也反映出此次清赋，较之清中期以来的历次赋税清理均要严厉得多，完全不避权贵，不避嫌冤，不视对象，不偏袒任何人。
在任户部主事的常熟人张鸿，于当年六月十四日致信徐兆玮说：“吾乡漕事变起风云，顷接五弟言，知诸公会议别有举动。以鄙见测之，殊无善法，国蹙民贫，势必出此。刚相、彦守愎刻喜事，诸君子宜退藏为密，否则恐酿大祸。”此信发于刚毅抵达苏州前五日，表露出常熟京官的担心。可见常熟地方绅士对于刚毅的清赋之举，曾经开会商讨应对抵制之计。
翰林院编修、长期在家乡活动的常熟人徐兆玮，对主要发生在其家乡的清赋，评价道：“窃谓清赋一事，所以剔除中饱，且苏属补足四成完数，民力尚不竭蹶，而奸胥无所施其伎俩，墨令无所征其羡余，不比田房税契，以数百年旧产而责令造契投税，必有哗然以为不便者。除弊易，兴利难，虽章程妥善，亦恐无以行远，而况乎无从稽核哉？”徐兆玮稍后又致书在京的张鸿说：“今因遭此凌辱，而思有以自振，惟有首先纳赋，以为齐民表率，舍此更有何法？”张鸿也致信徐兆玮说：“吾乡清赋税契情形若何？际此时势，尚欲如前三十年，充乡绅包漕米者非特无耻，抑且冥顽。”常熟地方人士大多认为，清赋对于约束墨吏贪贿、奸胥中饱、乡绅包漕是有益处的，对于保证国家税收也是有益的。但是，清赋既然针对绅户包抗，清查其匿报捏荒情形，自然遭到绅衿大户的非议。被黜家居的军机大学士翁同龢，在其日记中虽未对清赋发表看法，但在两年后撰写的《钱漕略》中却评价道：“光绪二十五年尚书刚毅以搜括为己任，至苏州以清赋为名，不责官吏之贪横，不审岁时之丰歉，而专斥绅民之短交，令如牛毛，政如束湿，而吾民益嚣然矣。”
虽然绅士对清赋的理解不一，看法有异，但一直有人在思考赋税征收的合理性及其何为适度的问题。
六月二十九日，徐兆玮记：“近而一邑一乡，我所生长之地，岁输地丁、漕米之数，胥吏所以舞弊者何在，如何而使弊窦永绝，求之简策而格格不入，求之绅耆而依约以对，不可率臆妄断也。博稽之而细样之，十止能得五六，其难若此。”
七月十七日，张鸿致信徐兆玮道：“漕吏贪悍，此不足责。吾乡搢绅日营私利，日以荐漕书、收漕规为得计，间有与之龃龉者，则袒吏抑士，习为故常。猾吏窥其伎俩，日逐骄肆无礼。今日之事履霜坚冰，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若能清赋，则鬼域之巢穴既空，岂不甚快？惟清赋必先清田，尊论的是扼要。大论若成，乞即示我。弟意清田宜用测量，测绘成图，即仿苏州三县之例造给方单，其中荒熟不辨自明。邑中诸公经此追呼，曷不联名禀请藩宪，设局清丈，并请委员经理，不令县令阻挠。清田之后，照十年内办征最多之数定为定额，照田均摊，如此则小民受益，官吏无蠹，绅衿无所藉口，不致拖欠。无欲则刚，邑中公事自可与之相持，士林不致摧残矣。”提醒居乡的徐兆玮，清赋也是地方绅士拖欠包抗钱粮日营私利的结果，实属必然之举，通过清赋，田亩得以清丈，额定赋税明确，而且平均，小民受益，官吏难以作弊，绅衿无所藉口，不致拖欠，对于县中公事和士林形象本身，反是大好之事。
八月十九日，徐兆玮复信张鸿：“来书论清赋事，独得要领。今岁办实征实解，每图造荒册，标明四址，防弊似已周密，而猾吏仍因缘为奸，不尽不实，但其罅隙一时未易抵蹈，空言究无以折服之耳。清丈用测量，不易之论。均摊法善矣，行之恐有窒碍。吾邑科则太多，便不易均。当精思善法而后试办，庶不至滋弊也。”认同张鸿之说，赞成清赋。
刚毅与荣禄和李莲英三人，当时被沈北山疏攻为“三凶”。奏折虽未上，但刊之于《国闻报》上，刚毅阅后大怒，怀疑其出自翁同龢所唆使，欲附会康、梁之案以兴大狱。此事正好发生在清赋期间，差点酿成大祸。
同时有孙君培者，作《刚钦使清赋折》，后登在《新闻报》上，从而触怒常熟县令沈祖燕，沈投书孙，有“后会有期，志诸心版”之语。八月中，孙君培更作联语嘲弄县中绅士，刊入《游戏报》，中有“常昭两邑尊，有如势利僧”，几乎妇孺能诵，传之人口。也差点惹出事端。
九月十四日，徐兆玮又致信张鸿：“税契一节已有沉阁之势，清赋一节志在必行。闻常熟拟征七万石，昭文拟征五万八千石，较常岁几增其半。而张墅一带木棉歉收，业主开限，租籽无著，骤加以十成之漕，恐待质公所不能容此抗欠之粮户耳。凡事必循其实，以减赋后之全漕，遽欲契絜未减时之征数，而责以输将，年丰则尚可支持，岁歉则立见溃裂。彦太守勘荒，闻以全熟告，县令敢有异议哉……上忙尚未开征，据书吏云，须发易知单，不分大小户皆可上柜完纳。果能践言，差强人意。”
九月二十五日，徐兆玮会见曾朴，“言近日清赋一节，官吏弊蠹，绅民交困，不可无说以抵制之”。直到十月十一日，徐兆玮与曾朴等人一致认为，常熟地区“荒区垦种亦皆成熟，转不似木棉地之收成歉薄也”，当得知张鸿由京返籍，急于与其筹划进止。可见，徐兆玮等地方有识之士，一直在探求清赋的具体办法和掌握的尺度。
为此，徐兆玮参照以前咸丰三年（1853年）冯桂芬请求均赋时的做法，专门拟定了《清赋末议》四篇，分别劝告官、绅、民、吏，宣传实征实解会给各个阶层带来的好处，提出应对清赋之策和具体看法。在七月二十四日的《清赋说劝官》中，徐兆玮具体计算常、昭两县应征数、实征数后，再计算清赋前官员所得的好处：两县酌征七万石，总书也令缴足七万石而止，如果精明严酷之官员于额征之外再令总书缴出若干，以分总书之余利，则吏胥已怨声载道。官员的好处原来并不在分总书之余利，而在收取上下忙条银之公费，公费每两银征600文，漕粮每石征1000文，这是粮户不敢抗违和总书不能隐蔽的部分，就是所谓的“漕规”。此笔公费，用于办公应用者十分之四，而归州县津贴者十分之六，总数约有四万余千钱。现在改为造真版串而办九成之漕，则可多得三万余千钱，而条银公费及逾限加收之每石五百文尚不在内，实际并不减少。徐兆玮劝告官员，如此则“上之不得罪于巨室，下之不授柄于吏胥”，剔除吏胥中饱出来的国税又不至于旁溢，客观上又严杜包抗而良懦愈慑，一举而数得，自应踊跃从事，而何必畏葸退缩不为呢？
在七月二十五日的《清赋说劝绅》中，徐兆玮主张，既然绅士所欠实际上不过是总额的百分之六七而已，而州县却辄以包抗钱粮为借口，乘机“钳制之，凌辱之，堂签火票，等夷齐民”。在此情形下，其循规蹈矩谨守薄田而稍有逋欠者，遇到公事即噤若寒蝉，担心发表看法即触当事之忌，引发短欠钱粮之祸事，由此“州县目中无绅士矣”。总书汤佑卿肆无忌惮地凌辱归宗郙，就是典型的事例，从此则“总书目中亦无绅士矣”。现在州县闻听清赋之令，即要尽征去年漕粮，不管是否绅士，一概无所顾恤，从此而“绅户之藩篱荡决尽矣”，绅士名分反而成为官吏的口实。徐兆玮再次强调，绅士所谓抗欠者其实只是短缴额征外之统串浮收，而不肖官吏动辄以解省详办相恫喝，绅士又何必吝惜一二成之漕尾，不是不愿为衙蠹所中饱，反而甘心与匿报之州县、舞弊之书差分受此包抗之恶名呢？现在实征实解，上裕天庾之正供，下杜奸胥之侵蚀，凡是缙绅，各宜争先输纳，为一般民户之倡，如此一来，州县不得以声色相加压，总书不敢以无礼相轻侮，士气也不致于荡灭无存。
在七月二十六日的《清赋说劝民》中，徐兆玮说，同治减赋以后，征收赋税由大、小户变为自业、租业之区别。自业者不给易知由单，不能自行上柜。每次开漕，总书掣串分给各图经造，经造持串分给自业各户，按亩折收银钱，每亩较实征完浮收钱二百余文（若按粮一石计，大约每石浮收二千余文——引者），作为经造之盈余。经造则以所收额定十成之数归交总书，限定年底清结。此类自业者，常、昭两县大约交税二万石，都是小康之家，怯懦畏事，甘心承受总书、经造之鱼肉，对于定额外的四五成浮征，忍气吞声，不肯揭发。当然经造浮收的部分，也不会全落入私橐，总书还要将其匀入图中贫绝户的欠交之数。至于租业者，是指那些能够按单输米上仓者，大多怯懦畏事，或托戚友代为完纳，完纳者即是官、吏心目中的包户，每每输至八九成仍不免签提管押；或径托书差完纳，也许能免骚扰，但实际上遇事需索随时借贷，花费往往浮于所短缴之数。所有这些自业、租业之户，不但不能拖欠，还要承受浮收。每石浮收二千文，每年岁耗四万串，承平三十余年所耗已超百万，都进了贪官奸胥之私橐。现在清赋，胥吏不敢捏熟作荒，惟有掯单勒折，方能稍润其私橐，贪官奸胥借清赋之名，隐收渔人之利，官与吏互相为蠹，吴民必将重困。欲除掯单之弊，惟有请清赋局通出示谕，革除租业、自业一切名目，按户发给易知由单，自行上柜完纳，官署给与小票作为凭证，限定日期换给印串，而不准由粮差经造包征包缴。只有这样，大小户一律，衙蠹才无法施其诡谋，小民之困穷可以稍苏。
在七月二十九日的《清赋说劝吏》中，徐兆玮认为，欲清赋必须除吏弊。吏弊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抑勒洋价，二是掯单勒折，三是匿熟作荒。在陈述抑勒洋价之弊必须剔除时，徐兆玮再次申述其六月二十六日即主张的看法，希望将原来每年洋银折价少算的七千串暗耗剔除，而按市价之长落计算实际折价。徐兆玮在述说了三项弊端后劝说吏胥，短作洋银价钱，是官与吏共为，掯单、匿熟两项，是吏与经造共为，事成则分润无多，事败则共担重责，利一而害十，为吏者又何必乐此不疲呢？徐又举出实例劝导，其曾见县署征漕陋规单，需报效者，县令二千石，钱漕稿案四千元，节随360元，钱席、帐席、征席各244元，刑席一半，其余用印、书禀、差门、执帖，下至管厨、打扫、剃头、茶炉等，大以百计，小以八元、四元计，不下二千元，上下忙银则除了县令无需报效，其余与漕规相同，合计总书每年需报效陋规至二万余串。扣除如此巨额报效，还有多少能够留剩以鲜衣美食、求田问舍、长养子孙呢？然后，徐兆玮劝诫，“与其逐微末之利，而以身试法，何若循分守己，进可以备员佐贰，退亦足以赡养身家，失此不图，噬脐何及”。
在此“四劝”中，徐兆玮分别站在官、绅、民、吏的立场上考虑，探讨当地赋税征收历年积弊，阐明以往各个层次所作所为的弊害，劝诫各个层次，应该利用清赋，尽到交纳和征收钱粮的责任义务，希望从今而后，官员督率吏胥，饬励官箴，绅士率先完纳钱粮，自重节操，为民表率，民户足额交纳钱粮，书吏剔除弊端，循分守己，以上不负国家正供钱粮，下纾解县民之困穷，保持地方的长治久安。时处末世，清朝风雨飘摇，乱象丛生，徐兆玮的清赋议论，自然是一厢情愿，无见丝毫效果。
刚毅苏州清赋，可以说是积重难返情形下的勉力之举。清后期的粮漕征缴，乱象丛生，积弊日益深重。对于嘉庆、道光年间江南漕粮征收的弊端，周健已有长文考察，极为深入，此处主要利用其研究成果，辅以相关资料，再通贯前后，稍作申论。
由于漕粮征解过程伴随着突出的帮费、大小户、漕羡、亏空等问题的严重浮收勒折等弊窦，到道光时期，苏州等地的漕粮起运额数日趋减少。周健依据档案统计所作的研究表明，苏州所属额征漕项银61万余两，若以道光十年（1830年）的奏销数为指数100，道光前十年为120.8，中期十年平均为87.3，后期九年只有66，其平均水平只有道光前十年的一半；至于道光年间苏属漕粮起运额数，初期十年为89.5，中期十年为81，后期九年只有56.9，“漕项亏空最可反映州县以官垫民欠为名，大量侵蚀正项这一事实”。
晚清人金安清说，江南漕粮之勒折浮收，“始于乾隆中，甚于嘉庆，极于道光”。其实进入咸丰，太平天国战事爆发，十余年间，江南遭受前所未有的大劫难，以至光绪年间，田地长期荒芜，情形更为复杂，钱粮征收更为困难，漕弊更是无以复加，难以枚举。
举其突出者，原来交纳钱粮地位极不合理的表现是大、小户问题。江南钱粮征收，明代分为宦户、民户，清代分为大户、小户。江南特别是苏州地区科举最为成功，簪缨望族最盛，钱粮大户最多，他们倚仗权势，转移负担，洒派小户，钱粮征收负担极不平均。道光时，包世臣称：“漕为天下之大政，又为官吏之利薮，贪吏之诛求良民，奸民之挟制贪吏，始而交征，继必交往，关系政体者甚钜。”道光后期，人称“江省向来完漕，绅富谓之大户，庶民谓之小户，以大户之短交，取偿于小户，因而刁劣绅衿挟制官吏，索取白规，大户包揽小户，小户附托大户。又有包户之名，以致畴轻畴重，众怨沸腾，纷纷滋事。”大小户在交纳漕粮时，极不公平，如冯桂芬所说：“绅户多折银，最少者约一石二三斗当一石，多者递增，最多者倍（原文作‘培’——引者）之。民户最弱者，折银约三四石当一石，强者完米二石有余当一石，尤强者亦完米不足二石当一石。而绅与民又各有全荒之户，绅以力免，民以贿免，而其为不完则同。于是同一百亩之家，有不完一文者，有完至百数十千者，不均孰焉？”“大小户数既不同，大户中数亦不同，即小户中数又绝不同。大抵最多者输钱直三四石当一石，稍少者输米二石有半当一石，更少者若元和之章练塘等二石当一石”。同治二年（1863年），江苏巡抚李鸿章描述苏、松漕弊道：“苏、松漕粮积弊，视他省为甚。其最不公平者，莫如大小户之分，盖州县征收钱粮，皆有折色、平余……州县一切取之粮户，而苏、松、太三属漕额独重，世家大族亦独多，皆能以正供定额与州县相持。于是一切摊之民户，惟所诛求，漫无限制。因有大小户之名，一以贵贱强弱定钱粮收数之多寡。”
漕粮征收分大小户，同治光复以来，先是依旧，后来名义上变为自业与租业，或称自业与管业。同治七年，江苏巡抚丁日昌致信布政使说：“苏属漕粮，各县有大小户之分，大户或至一文不收，甚有包揽小户者；小户则每石十余千，或七八千，并无在六千以内者。”光绪九年报道：“向来苏城□租之家，有管业、自业等名目，大家为管业，小户为自业。自业者尽数纳粮，不敢少有违抗。管业者概不躬亲视事，一任知数者顺其变化，故管业之粮每多拖欠，甚有将自业之田开列管业者名下，名曰寄栈。”光绪二十五年时届清赋之时，徐兆玮称，同治“减赋以后，重申大小户之禁，于是又变为自业、租业名目。自业者不给易知由单，不能自行上柜。此皆小康之家，怯懦畏事，甘受总书、经造之鱼肉，甘于定额外加缴四五成，而低首下心，莫肯举发也……若夫能领易知由单，能按单输米上仓者谓之租业，视自业之勒折浮征已不侔矣”。所谓租业与自业，完纳钱粮时的不平等待遇，一如太平天国战前的大户小户。所以徐兆玮说：“总书之于粮户则有自业、租业、大户、小户之别，有十成、九成、八成、六七成之殊”，“一若违例浮收，专为大户短交而设。即如常、昭两邑，统计大户自完之数，小户寄大户代完之数，不过十成中一成而已。此一成者，常年或完至四五分而止，或完六七分而止，每视其人与官吏之交情为差”。可见，无论完纳钱粮时名堂是否有所变化，但“惟以贵贱强弱定收数之多寡”、每视粮户与官吏之交情为等差的畸重畸轻情形丝毫未曾改变。
浮收勒折。浮收是乡绅抗欠包漕的前提，是指超出解额的多收部分，其方式主要是公然多收、折价少算而多收和掯勒需索等类。公然多收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就是徐兆玮在《清赋说劝民》中说的，常、昭两县官吏利欲熏心，对于不给易知由单的“自业者”，每石浮收二千文，每年多收四万串，三十余年间，银两已超百万两，都进了贪官奸胥之私橐。另一部分就是官员以“公费”名义多收的部分。在常熟，如前所述，上下忙条银之公费，每两收六百文，漕粮之公费，每石收一千文，“此皆粮户所不敢抗违，之书所不能隐蔽者也”。州县所收“公费”，“归办公用者十之四，归州县津贴者十之六”，统算下来，向来漕粮实际收至五成以上，常、昭两县官员就可实得津贴四万余串。在上海县，“浮收中饱，由来已久，官民习以为常。故每办一漕，额多之州县官，立可富有数十万之巨资。其征银之平余，为数亦有一万数万之多，以之抵作衙用，酬应开销，捐助地方各项各用，绰绰乎仍有多余，慷慨解囊，挥之如土，毫不靳惜”。变相多收是指漕书征粮时，以大于官方核定的量器勒索多收。这种明目张胆的敛取手段，随处可见，于此不复赘述。
勒折指漕粮必须缴银，而低算或少算银价。当时全国的情形是，“现时银价仅抵制钱一千二三百文，而官吏征收制钱，各地均按二千数百文，甚至三四千，取之于民，其浮收之数，反倍多于正供”，而“近年银价日落，钱价日涨，丁漕折钱，在民照常完纳，在官已多盈余”。在江南则长期以来更严重存在，洋银使用普遍化后更为突出。道光后期，不少地方浮收数额往往高出田赋好几倍乃至几十倍。通常米价二千钱一石，漕粮折价却高达八千、十千乃至十数千不等，浮收相当于正额的五六倍以上。有人陈诉，咸丰七年分，苏州征收上忙条银，每钱288文，较之时价140文，整整加了一倍。其人又记小户交纳漕银实情道：“漕书人等自买不堪谷头丑米存顿开兑之处，计算起运米数，业经足额，开仓数日，即称仓廒已满，使粮户有米无交，忍气吞声，不得不遂。其设柜名曰‘中价’，勒折银洋，抹水足底补串，另加数十文之查号，数十文之票钱。民间银钱视作纸片，不及数日即行收柜，发票截串，加价勒折，听凭经造拣截。”这样征漕，意味着有势力有门路者可以设法减少折价比例以降低实际支出。即如常、昭地区，征收漕米折价，办理清赋以前，两县起运米七万余石，实际廒收不过二万余石，其余五万余石皆以银圆折收，每石收洋银四元七八角，总共收洋银二十三四万元。折算漕粮时，每洋银一元作价九百文者，柜收只算八百六七十文，有的甚至只算八百四五十文。每元短折八十文，则多钱万余串，即使短折三十文，也多出钱七千余串。此笔短折钱文，自然归入官吏私橐。诚然，大、小户在完纳漕粮时，折算的比例全然不同，折算率也会有区别。掯勒需索在漕粮征收中始终严重存在。即如咸丰年间，苏州有人控告，收漕吏役，“当其开仓伊始，粮户挑米上仓，一味刁蹬，或嫌米色不纯，或斥潮气未尽，辗转驳回，肆其勒索。乡民无法可施，任凭好米，终要向验米样筒执图印诸人用足使费，再三恳求，恶口应允收纳，方能入廒。廒内私造七斗之大戽，加倍之大斗大升，量收时淋尖、踢戽，十戽只作七戽，七戽再折八扣，名曰‘七折八扣’。负米一石赴仓完纳，合算串米不及四斗，民间米粒视作粪土。外要查户、报单、票钱诸名目，另加倒水脚钱，每石二百文之多”。这是贫弱小户交粮境遇的实录性写照，在已经勒折的情形下，小户交纳钱粮，大斛大器丈量，又经七折八扣，一石之正供，实际只及四斗，小户负担奇重。
酌征。这是太平天国战乱后新出现的，指布政司与州县商定的钱粮征解数，是剔除荒地减成后的征收熟田钱粮，其定额大体上在十分之六分。每届启征漕粮，知县带领总书进省呈送说帖，必以灾歉为辞，要求比较前年数额，少交数千石，而布政司总以正供为重，轻易不会同意少征。酌征之数既定，各地不是依据田地实际荒熟面积开征，而是按总额减去一成荒地的标准，将其余九成田地一律编造出田地“统串”征粮，但统串上仍“加‘版串’二字以掩人耳目”，若遇灾歉年分，则酌改二三厘。这样一来，各地实际上征收只要平均达到统串的五成就能足额。这也为吏胥腾挪、幕丁需索留下了广阔空间，收粮总书往往在此环节额外征收，也给绅户包漕抗欠留下了口实。州县将此统串数全部捆征于县中总书，由其包征。总书则将粮户分成自业与租业、大户与小户，征收有十成、九成、八成、六七成之异。常熟、昭文两县，真正由大户自完之数及代小户代完之数，不过十成中之一成而已，在此一成中，常年又只完四五分或六七分，从无真正完足者。
绅户包漕抗欠。自乾隆中期以来，江南绅户包抗漕粮成为极为普遍日益严重的问题。前述嘉、道年间漕粮征解逐年减少，主要就是绅户势力坐大包漕抗欠日益突出的结果。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常熟县令孙琬谓：“县中漕粮大户九万，小户二万，有小户渐窘，产业归大户者，有小户完粮加收太苦，遂买粮随大户者……绅官成风，皆包漕粮，合（食）漕规。”其时，常熟县额漕108690石，九万石由大户完纳，每石至多加三斗，其余一万余石由小户完纳，常需以三四石乃至五六石方可完漕一石。邻境江阴县，“小户之田，或契买，或寄粮，犹水之就下，急不可遏者。故小户米数仅存十之五厘，冬出全熟串数十石，价七元五六，急公者寥寥”。即使雅有声誉的常熟翁心存翁同龢父子等人，大多脱不了包漕抗欠的嫌疑。咸丰年间，有人以“古吴老农”的名义揭露，咸丰八年（1858年）“绅户粒米未完……绅户所完者，尽属帐房串通经造拣选同姓，或有异姓冒称尚未过户并有在外收揽包完并无的户完者，或有绅亲、绅友、绅家帐房、绅奴、绅仆、绅门轿夫，冒立绅户，一概未完，偶有截出，随即吊回，皆由官吏因知贪黩浮收暴虐百姓之状在绅目中，畏其挟制，只得将皇恩当作人情，尽数送与乡绅，以塞其口。故致三五年来，民户为田被累，困苦无告，将田托人，或得价值卖与乡绅，或用使费送与乡绅，但求脱累而已。近今乡绅除潘之外，皆广收无价民间脱累之田。”古吴老农揭露的事实，绅户包抗钱粮的行为，可谓触目惊心。而这种情形，到后来有增无已。清赋过程反映出，常熟的绅士如翰林丁炳卿、徐兆玮，京官张鸿，举人归宗郙、曾朴，副贡庞，以及书院山长、水利董事等人，均有包漕抗欠钱粮实迹。即如对包漕颇有节制的徐兆玮，观其平日所为，也从事此种营生。其曾致书方补帆称：“令亲邓星余漕米已代为招呼，代付洋十元，谅不致追呼矣。前云托完一节，则万不能承命。弟止至戚数家代为完纳，烦猥琐屑，颇劳心神。今岁拟一概辞却。若允从者之命，是自乱其例也。”此日正好是清廷下令刚毅前赴江苏查办事件之日，或许徐兆玮闻知钦使要来清查才拟改变往日做法。常熟有顾惕凡者，40多亩田产，20年间不纳银漕，无版串可据，而经造张云楣，利用此致命瑕疵，并不向顾收粮，却将其田产盗卖过户，勒收租额。事发之后，绅士徐兆玮、钱吉庵等人为其解围，劝令顾氏出洋银140元，方将其田产改正回来。此事消弭于无形之中，仍是涉事绅士与经造书吏得享好处。绅士的这种行径，以致户部主事张鸿也承认，“搢绅日营私利，日以荐漕书、收漕规为得计”。江南缙绅，不独逃避隐漏了国家正供钱粮，而且与贪官墨吏分润了浮征到手的银漕钱粮。
注荒与捏荒。“注荒”起因于道光中期江南州县较为常见的“捏灾”之弊，即每年无论丰歉，一概报灾，以冀钱漕之蠲缓减征。对于“注荒”，周健论文依据柯悟迟《漏网喁鱼集》等文献论之已详，今辅以相关文献，稍作申论。由柯悟迟《漏网喁鱼集》记载可知，自道光中期直到咸丰年间，常熟一带灾歉年成虽多，但大体丰歉参半，殊少极重灾歉年分，而地方官无论丰歉荒熟，“总以捏报水旱不均，希图灾缓，藉此可以影射”。当地从道光十一年办灾，“无岁不荒，无年不缓”。即如道光二十四年，“高低大熟”、“禾稻十分收成，木棉十外三四，米价大贱”，但昭文县令毓成仍然捏报，获得灾额四分七厘。地方官员报得荒额，即向业户收取“买荒”之钱，卖给荒单，所谓“注荒使费”，注荒则“以费之多寡，定荒之大小”。道光十八年，昭文报得荒额三分，知县王锡九，“官声尚可，惟办漕不甚体恤，荒额三分，良懦者籽粒不能注缓，刁劣者竟可全注”。注荒因人而异，如是大户，应交漕粮十石三升，竟以十石注缓，三升完缴，短价折色每石四元，总共只需交一角二分，通算其户纳粮田亩，每亩不过四五十文。相反，如是小户，每亩必要交至一千钱以上，大小户之甘苦不均，“迥乎天壤也”。直到咸丰时期，此类买荒钱，苏州地区每亩高达数百文，多者至七百文，“如无买荒之钱，勒令作熟，全完官价十千，粮差经造分肥加价，奚止增倍”，或者“今岁荒注甲户，明岁又改注乙户，揣粮额多寡而取偿焉”。所以咸丰三年，冯桂芬说：“向来办灾若干分即征银米若干分，今则年年办灾年年倒箱。”等到开仓收粮时，如咸丰八年，“小户恩减一分，荒五厘，大户减一分，荒三分，顽劣仍可缓五分”。这样的注荒买荒，显然损失的是国家正供，最得利益的是缙绅大户，小户则未曾沾到多少实惠，而官与吏于其间大行勒索搜括蒙骗之术，囊橐丰满。所以常熟人柯悟迟一针见血地指出：“捏灾冒歉，年复一年，则上损国家正供；勒折浮收，日甚一日，下蠹百姓脂膏。”
同治恢复后，地方更开夤缘之门，注荒之外兼以捏荒。捏荒是指捏称已熟田亩仍为荒地。江南战乱中荒废的田亩一直在恢复垦熟过程中，但地方官府与绅衿大户串通一直捏荒少报，以少交田赋。光绪九年，江苏巡抚卫荣光厉行查荒，苏州一府九县范围就查出“捏称荒田”785000余亩，“此项银米漏卮，历年以来亏短不可以数计”，查荒后，当年冬漕就比前年多收三万余石。注荒是业户出了一定费用后获得少交赋税的利益，但官府和吏胥多得好处，而匿荒则官府收了赋税后瞒报地方田产，前者是少交国家正供钱粮，后者是漏交国家正供钱粮。
上述官府与吏胥浮收勒折，被绅衿把持，绅衿乃以抗欠包漕与官吏分肥，无论官绅酌征之策，还是地方注荒、捏荒之术，均以少交漏交正供钱粮为目的。自清廷镇压太平天国后，官方不时举行清粮，如光绪十二年间，巡抚卫荣光就曾依据署布政使李嘉乐的《清荒章程》，通饬各地举办清粮。历次清粮总以为积弊可以永清，而“诡寄包抗日甚一日”，“名为清粮而实未清”，地方常有‘闹漕’、抗税、抗租之举，以抗议滥征滥收百般盘剥。因而‘人称’三十年来，苏漕无岁不酌征，苏民无岁不全完，州县无岁不浮收，胥吏无岁不中饱。光绪后期，正是钱粮征缴积弊积重难返各种矛盾纠葛最烈之时，刚毅厉行清赋，着眼国家财政，与地方及官绅争夺正项税收，展开钱粮博弈之举，显然有其合理之处和不得不为之苦衷。
清赋之初，两江总督刘坤一曾致信两广总督谭钟麟称：“至于苏、常清赋，久拟举行，无奈积习相沿，每有大户阻挠，此次未审能彻底查办否也。”说明地方政府十分清楚问题的症结所在，此番刚毅以钦使身份主持清赋，是否能够奏效，心中完全无底。应该说，为时虽短但急风暴雨式的清赋，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主要体现为如下两点。
一是当年征税数较为理想。原来苏州一带钱粮征收，从来不到总额的八成，清赋期间，徐兆玮说“今岁之横敛不可以常理测”，厉行十成足额征收，业户特别是缙绅大户交税的比重大幅上升，从而征收的赋税总量大幅上升。常、昭两县原来酌征粮额只是七万余石，而统造熟田九成126000余石粮串，实际完纳五成以上即为足额，而清赋时，“追呼之严，催比之酷，虽官吏所重视为大户、绅户者，犹责完至六七成以上”，更不用说对于那些小户。大户在所完的一成钱粮中，视其与官吏之交情而异，往年只需完至四五分或六七分即可，而清赋当年，“则无有不八九分者矣”。两县原额田地9275顷6亩，内除真荒坍废各项716顷29亩，实该现额8558顷74亩，应征正耗银66154两，遇闰增征615两，米豆72954石5斗，遇闰加征53石4斗；昭文县原额田地7690顷14亩，内除真荒坍废各项952顷58亩，实该现额6737顷56亩，应征正耗银52201两4钱，遇闰增征银478两5钱，米豆58409石1斗，遇闰加征42石8斗。减赋后，苏州府共征米豆1439206石7斗，“较清赋局所禀尚短四万二千石”，说明催征极为严厉。
如昆山、新阳两县完赋，“向系五六成至七八成不等，迄光绪二十五年苏抚刚毅申奏清赋，由是昆新大小户一律清完十成”，看来当年征收赋税成效非常明显。
其总体情形，原来刚毅在六月二十三日的奏报中声称：“在宁所筹各项得银六十一万余两，在苏清赋约得银米各二十万，合银约六十万两，两共银约一百二十万两。”此江苏清赋银米60万两是事前估计数，而非届时实征数。后来实征结果，据载，候补道员朱之榛奉令清理赋税，“岁增米数十五万石，丁银二十一万两，于平民无丝毫损，国计赖之”，准之绅士孙师郑作《劝修塔米歌》中所谓“一年搜括五十万”，正相吻合（米一石计价银二两）。丁银如额征收，米数征得75.5%，平均总数达85%，业绩不俗。
清出来的赋税，归淮徐练军饷，巡抚鹿传霖因此项漕米概收折色，札饬清赋局拟将公费核减，而知府彦秀不同意，认为书吏得免侵吞，地方全赖公费协济，若将此项减收，必然公事难以周转。因为持之有理，巡抚无法责难。赋税留在了地方，充实了地方府库。
二是后续数年的赋税征收有了改观。稍后几年的两江总督端方奏称：“国家维正之供，苏省地处膏腴，赋入素称繁富，自光绪二十五年清赋以后，州县既无吃荒之术，绅户亦鲜抗租之人，然犹不能实征及额者，则以报荒之田较多而查荒之法犹未尽也。”光绪二十九年，江苏全省额征丁银达九成，额征漕米达八成以外，“均系年清年款，并无丝毫蒂欠”，总督端方因而自豪地说：“以赋税最重之区，当丁漕积疲之后，数年以来办到今日地步民力官力皆不为不尽。”在一个赋税钱粮全国最重、绅缙势力最为显赫的苏南地方，境内“既无吃荒之术，绅户亦鲜抗租之人”，征收钱粮基本足额，这似属从来未见，实属不易。
清赋的基础是编制出反映实际垦熟田亩的征粮版串册。还在清赋年头，继任巡抚鹿传霖奏明，此次清赋，等下届银漕时，将荒、熟田地分别查明，再行核办。对此，徐兆玮说：“果尔，则今岁所造之串又不真矣。”十二月初，又有人得讯，“言漕米照旧岁，止加十分之一”。只是征粮版串册式稍有变化，增加了“该户田粮系照清粮互对照单斗则并奉派减定科核算”字样。刚毅清赋，旨在搜括钱粮，而编制实征的版串册，看来实际未曾开展下去。
因为田亩不清，版串不真，自然影响到税粮征收。如上所述，光绪三十年总督端方奏称，虽然吃荒和抗欠之现象基本绝迹，但因荒熟地亩未能彻底厘清，仍然不能实征及额，盖“以报荒之田较多而查荒之法犹未尽也”，报荒查荒等老问题仍然严重存在。光绪二十五年查办清赋案内应征之熟田，本该一律启征，但不久即据各县报称，有户无完有田无户者，少则数千亩，多则二三万亩，请求暂入附征项下，限于次年启征。现在五年过去，迭经藩司催报，各县仍畏难推宕，附征如故，“大率业户书役侵蚀挪移，其弊不一”，清赋过后，钱粮拖欠却以另一种形式出现。由此溯证，清赋时期对田亩的清理，未能如实举行，清赋增加赋税增收量，却未解决钱粮征收中的极度不公不均和复杂矛盾，仍是治标不治本之举。
清赋也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如下两方面：
一是县令报荒态度和做法改变。以往报荒，如前所述，县令每年会主动报请，以减少上交定额而多入私橐，清赋后，税粮总额增加，地方官府再报荒数，则钱粮无着，知县遂不愿报赋。清赋当年的八月初七日，昭文东乡诸镇董聚集在城，约同报荒，徐兆玮却说：“常年报荒，官吏辄视为成例，每不以之上达。今年清赋，伊始有一成荒，官当实报一成，无庸我等之仆仆也。”次日，即有人说，昨日报荒，县令未见，但传语明晚下乡踏勘荒熟田，即顺便勘荒。八月二十七日，知府彦秀一早抵虞，抽查荒田。横塘市钱云生“剌剌语东乡荒歉状”，而彦知府以花、稻丰收为辞，不准报荒。当时太仓州报荒文牍据说也遭批斥。徐兆玮愤愤不平说：“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徐兆玮记，九月三十日从府城报荒归来，知府彦秀再四研讯，历时两小时，诘以有无主使，何人贴费，并说棉花收成六成，价格不低，并不荒歉，现在布价上涨，“汝等何事可瞒我邪”。临到告退，知府勒令具结，如有抗欠钱粮，甘愿治罪。徐只得具禀，荒仍未准。徐兆玮担心，“不准荒则粮必十成，粮十成则租必十成，租不十成则追呼随之”。如张市、吴市一带穷困人家，若逼还十成之租，只得逃亡转徙，强壮者不甘饿死，势必强抢大户，“官绳之急则揭竿为乱，可屈指计也”。璜泾为产棉之区，秋收实际只有五六成，“然官不准荒，则抗租之风未可开也”。同年邻境太仓准荒数二成，而昭文屡次报荒不准，“犹判天壤也”。地方有荒，而官员出于赋税榨取的考量不准报荒，实际上加大了对地方的赋税征收力度，增加了地方业户的钱粮负担。
二是对士气的持续打击。如前所述，刚毅藉清赋以剔除绅户包抗钱粮，而且实行过程中不遗余力，一概严厉惩治，进士勒令出具改过结，翰林释出需有人担保，举人生监革去功名，命妇等人遭鞭背凌辱，完粮过程中，稍有异议，即算顶撞，责罚随之。这对江南士气的挫折是极为沉重的。士可杀，不可辱，作为常熟乃至江南地区的士绅领袖，徐兆玮感同身受地说：“此次漕事发难于东，效尤于西，借钦使清赋之名以压绅士，藉彦守归案之力以慑士林，且不仅各大户受其追呼也，即如白茆之吕、百忍之周，八九成者亦给加一成，于是东漕赢钱万余千，西漕又加倍焉。谕旨严杜中饱，而若辈巧以尝试其技。愚前书谓不办清赋则士气无由而伸，实以吾邑积习，人自为谋，大局涣散，匪伊朝夕。今遭此凌辱，而思有以自振，惟有首先纳赋，以为齐民表率，舍此更有何法？至于吏胥因缘为奸，此则吾辈所当言之责，弟所以有《清赋末议》之作也。”清赋成了地方官府摧残士气中饱私囊的手段。
如此清赋，也给地方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早在清赋期间，徐兆玮就痛心地记道：浮收已近万石，而官与胥吏之心犹未足，“于是刚钦差之大名洋溢于总书之口，彦太守之行事震摄于粮户之心。虽以紫阳书院山长之尊贵，而不免出朱签以催白迫；虽以水利绅董之神通，而仍有曾孟朴之猖狂。革一归孝廉以儆其余，而群绅缄口；了一丁内翰以励其余，而万户输诚。”往年苏州府属完赋一向例至次年，知府彦秀却勒令应于十二月二十日一例清结，徐兆玮认为这根本不可能，但“惟绅户不敢不奉令维谨耳”。曾朴因完漕为昭文县令所辱，欲拘押其帐房孙佑之。徐兆玮深切感受到，“绅户之受侮未有甚于今岁者也”。但到十二月十九日，徐也将其本户漕粮尽数完纳。这样做法，显然是遵从知府于二十日前交清赋税的结果。常熟绅士全然失去了士林的威风，而屈从于地方官长的权势。自从举人归宗郙因漕粮案遭到斥革，不免使人联想起顺治末年的江南钱粮奏销案的惨痛场景，绅士一个个俯首帖耳，诚惶诚恐，奉令维谨，朝廷和官府利用赋粮钱粮对江南士绅再兴整肃大狱，江南如明后期那种张扬的士气，已荡然无存。
清廷镇压太平天国后，于同治四年对赋税最重之区的江南正式实行减赋。苏州、松江和太仓三府州，按减征三分之一原则，减去米豆486005石，常州、镇江二府按减征十分之一原则，减去米豆57072石，五府共减除额征米豆543127石。此后江苏省每年征收的米豆由道光十年的2029000余石减为1486000余石。其中苏州一府额征米豆由877564石，减除326632石，每年额征减为55万余石。也就是说，在刚毅厉行清查江苏赋税的光绪后期，江苏地方的税粮负担较之清代前期大为减轻。与此同时，江南在战乱兵燹中的荒废田亩，到光绪后期也基本上全部垦复成熟。然而数十年来，钱粮征收的实况是，“苏漕无岁不酌征，苏民无岁不全完，州县无岁不浮收，胥吏无岁不中饱”，只是定额的六成左右，而积弊重重。按情理来说，如果剔除弊窦，刚毅所主张的按垦熟田亩实征足额钱粮是有可能的。清赋正是在此背景下展开的。
清赋既是在国家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形下展开的，也是在江南钱粮征收特别是漕粮浮收日益增多、地方官、吏与绅士长期讨价还价“酌征”的情形下展开的，增加钱粮收缴量的同时，也反映出了漕粮最重之地苏州府属各县长期以来的形形色色浮收乱象，同时揭露出了大小户之间长期不合理的赋税负担等大问题。
清赋从国家财政角度而言，是清廷与江南地方长期钱粮博弈的最后一环，但较之乾隆以来的历次钱粮清查均要严厉得多。清赋惩治了大批包漕抗欠钱粮的绅士生监，国家增加了相当比例的正供钱粮收入，或者说，清朝中央政府夺得了被地方官吏和江南绅士隐漏中饱掉的部分钱粮，同时也加重了地方的赋税总负担。
从地方士绅势力的消长而言，清赋是清廷中央和地方政府二百余年来对江南在籍士绅的最后一击，是统治阶层内部就钱粮利益和社会权威的最后较量，其结果是江南士绅遭此沉重打击，不独包揽抗欠钱粮的漏洞基本被堵塞，而且衣冠优免特权被剥夺殆尽，士气消沉，一蹶不振。诚然，不到十年，江南绅士稍存体面的尊崇地位，随着清朝覆亡也就烟消云散。
从地方社会稳定小民维持生计而言，驯至清末，江南的士绅，在兴办实业举行善举时，与官吏可能是同舟共济同心协力，而在侵蚀国帑克剥小民时，往往是同流合污同恶相济。清赋表面上看起来对小民生计并无受影响，但由于版籍不清赋税征收仍不合理，钱粮征收矛盾并未解决，小民未受丝毫实惠，地方不安定因素反而日形滋长，小民的抗租抗税愈形激烈，成为清朝末叶风雨瓢摇中的江南社会的写照。
（原载《明清论丛》第15辑，故宫出版社，201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