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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为赋税钱粮最重之地，但未能足额完交而拖欠的钱粮也一直最多。雍正帝即位后，于雍正二年（1724）六月下令，将康熙五十年以前江苏等地的旧欠银米察明豁免。然而自康熙五十一年起到雍正元年（1712—1723），江苏一省历年积欠已高达881万余两，加上雍正二年应征额银，总数达1234万两，成为全国赋税拖欠数量最多的省份。积欠不但数量较大，而且还不均衡，实际主要集中在苏州、松江、常州等数府，苏北的扬州、海州等地微乎其微。光松江一府旧欠即多至231万余两，嘉定一县多至140万余两，按照江苏巡抚张楷的说法，苏北萧县、赣榆二县无欠，泰州、砀山、仪征、江浦4州县所欠仅数百两或数拾两，而嘉定、长洲等47个州县，地丁等银共积欠至700万余两，未完漕项银共积欠至181万余两。这较之同属江南的上江安徽省，前者积欠不及下江江苏省的十分之一二；江苏邻省浙江，拖欠钱粮也较为严重，但仅是江苏的三分之一。
学界对雍正时期的清查库储亏空研究颇多，而对其时的清查钱粮积欠却较少探讨，只有美国学者曾小萍在其《州县官的银两》一书中有专章考察江南清查案。但曾著主要依靠雍正时期的宫中档材料，未曾利用《雍正朝汉文硃批奏摺汇编》，基本未用各地地方文献，所以对于清查的具体过程、内容、措施以及善后对策等或者未曾涉及或者仍不清晰。本文主要利用档案和地方志书等，专门考察雍正时期对于钱粮逋欠最为严重数量最多的江苏省的清查，期能深化其时清查亏空积欠之研究，从一个侧面推进清代财政史和江苏地方史的研究。
江苏积欠赋税钱粮的清查，在雍正帝即位后严厉清查官员亏空不久后就开始了，其正式启动，起于江苏学政俞兆晟的奏请。雍正三年八月二十八日，俞兆晟奏称，江苏分县之后，应行应止事宜，有欠粮一事，其流弊宜立法肃清。而所谓欠粮流弊，专在奸胥隐搁，“虽积欠实数原有历年根串簿可查，但拖欠既久，其产或变易他姓，钱粮渐无着落。又有典产包粮，后虽找价契卖，而粮存原业主者。又有富家中落，逐渐卖产，不及算清粮银，留下零数，以为包赔有限，迨产已卖尽，而零数堆积，无从开除者，皆为无产之粮”。对此积欠，俞兆晟认为，苏、松等地钱粮繁多州县，未分县之前，官员征收，耳目难遍，现在既已分县，似宜先清此等积弊。江苏地方为减轻官员征收赋税的考成压力而析县升州，事在雍正二年。俞兆晟的题奏意旨明确，以前江苏所属州县钱粮征收任务过重，官员催征力有不济，所以拖欠严重，而分县之后，压力减轻一半，钱粮仍然拖欠，官员就难辞其咎。欠粮积弊需要弄清，流弊要立法肃清。但如何肃清流弊，俞兆晟并未提出具体主张。
直接提出解决江苏积欠钱粮主张的是履任不久的巡抚张楷。张楷针对积欠钱粮分年带征有名无实之现状，于雍正三年九月初五日上奏称，其到任后，凡一切新旧钱粮，遍行晓谕，令民踊跃完公，并严饬各属上紧催征，并已查核出全省自康熙五十一年以来历年钱粮完欠实数。而之所以历年积欠严重，“总因从前官疲民玩，不以钱粮为重，虽有带征之名，每年止据征报银壹贰拾万两，或数万两不等，不克加意清厘，任其逐年抗欠，至今遂成积重难征之势”。对照现年钱粮完欠分数，从前新粮尚不能岁内全完，分年带征旧欠钱粮竟致有名无实。张楷考虑，全省每年征收额353万两，加上旧欠881万两，总数高达1234万两，十余年之旧欠，断难责以全完，而且逐年欠款既多，催征又多一番滋扰，最终连新粮也不能全完，而官员为完旧欠，挪新掩旧，结果徒受处分，而于钱粮征收毫无实济。张楷与布政使鄂尔泰筹议后提出，本年新粮因为已蒙朝廷豁免浮粮45万两，民间应有交纳能力，故务期责令全完；历年拖欠之数，请准均作拾分，自雍正四年起，每年限其征完一分，不必又分年款，逐限咨参，均作十年，按照分数征完，其中嘉定一县，因为欠数数倍于他县，旧欠新征数额特多，请均作十五年分征，欠粮较多的上海、昆山、常熟、华亭、宜兴、吴江、武进、娄县、长洲等9县，应请均作十二年分征，官员以征完欠数实际予以奖惩。张楷说这样一来，合总十余年之积欠，不分年款，不论新旧，于每户名下注明共欠若干，每岁应完若干，务必责令全完，则顽户不再能够延挨，而且按年分征，业户每年完欠数量有限，易于完足，又因省去逐年差催之浮费，可抵完正项，额赋易于速完。总之，欠款分年征收，时限较缓，课其实收，赋额必定充盈，新粮无误，旧欠得清，于钱粮有所裨益。张楷的奏议得到雍正帝的高度评价，发部议行。将近三个月后，张楷再次上奏，强调解决钱粮拖欠，只有分年带征，多者不过十余万两，少者仅三四万，积欠定可按限清完。
张楷要征输积欠，分年带征，先要厘清图甲户口及其欠数，而要厘清图甲户口及其拥有的田土，又只有通过土地登记册鱼鳞图册，但遭到了地方势力特别是拖欠钱粮的乡宦衿监的抵制。他们“或抗欠钱粮，或窝藏匪类，以及唆讼奸占等事”。张楷在皇帝的警告训斥下，对绅监严加约束，先后革除不法矜监28人，又题参择殷诈富、积恶多端的常熟乡宦前任鞏昌知府赵友夔。无锡知县李玫署任上海两月，即征收新旧钱粮7万余石，张楷又题请他调任上海知县。
四年八月，雍正帝任命长芦盐运使陈时夏为署理苏州巡抚，十二月实授。陈时夏履任后，在张楷的基础上，加大催征力度，引起一些地方的抵制。分年带征旧欠的效果不彰，陈时夏便试图改变带征办法，奏称：“苏松积欠难于清结，从前既蒙圣恩蠲免浮粮，今请以旧欠之粮均派于新粮户内，分年征收，以抵补积欠。”
陈的摊旧欠于新粮内征收的主张得到松江等府地方人士的呼应，准备实行。但署理江苏巡抚尹继善对此新说，严加批驳，下令不准施行。他认为：“查旧欠自有本人，即非本人，亦自另有着落，若舍此不追不比，而均派新粮，是刁民因积欠而得利，良民因先输而倍征，从此人人效尤，谁不乐欠！”同时一面出示遍行晓谕，一面行文通饬州县清查粮册，归并子户，改正诡名飞洒包揽，逐一跟求，务使皆有着落，欠多之州县，责令该管道府，亲行督察，分委佐贰协力查比，期于彻底澄清。尹继善鉴于理繁治剧的官员过少、册籍混淆一时难以清理的现状，奏请将居官声名颇好、于人情风土又甚熟谙而因公罣误的知县陈陛诚、罗继洪、严接、江之炜等4人仍留江南，于旧欠不清之处协助料理，同时更奏请在赴部候补及他省因公罣误之员中，选择办事历练精于钱粮者20人到苏州，由其酌量繁简，分委各处协理。
按照署理巡抚张坦麟、浙江总督李卫和革职苏州知府温而逊的说法，因为册籍未清，产业与户名多不一致，因此带征旧欠鲜有实效，若仍行不改，恐拖欠更加严重，若严厉实行，不停地题参州县官员，恐革职者多，接任者难以措手，加上业户动辄抵制，官员难以把握催征尺度，带征旧欠的做法似乎很难继续实行下去了。
各种情形表明，实行了两年多的带征旧欠，由于未找到长期积欠的原由，未能分晰欠款的实际类别是官亏、吏蚀还是真正的民欠，而只是作为一般的民欠仍由地方官自行催征，因此不无骚扰，而且收效甚微，甚至影响到新粮的征收。雍正帝在接到尹继善的奏报后，于六年十一月对带征作出总结，谓苏州巡抚所属七府五州，自康熙五十一年起至雍正四年未完地丁钱粮积至813万余两，其中苏、松、常三府太仓一州积欠最多，自140余万两至180余万两不等，“此未完钱粮，或有产去粮存而不能完纳者，或有人产已尽而无可催追者，又或有从前遇歉收之岁而地方官匿荒未报小民无力输将致成拖欠者，……但其中或有本该地方官亏空而希图脱卸捏作民欠者，或粮户已经交纳而奸胥蠹役侵蚀入己仍作民欠者。是此项未完，大约官亏空者十之有一二，吏侵蚀者十之有三四，其实系民欠不过四五而已”。所以从前令张楷将江苏民欠清查分晰，但张楷并不清查，奏称俱系民欠，请分年带征。后来陈时夏到任之后，“一味怠忽疲玩，毫无整理厘剔之心，将从前分年带征之项一并催追，以致小民艰于输纳，地方官又奉行不善，日事敲朴严比，七府五州之黎庶不得沾被恩泽，朕心深为轸念。乃陈时夏又奏称苏松积欠难于清结，从前既蒙圣恩蠲免浮粮，今请以旧欠之粮均派于新粮户内，分年征收，以抵补积欠。……朕以诚信待天下臣民，宁肯为巧诈之术乎！且旧欠自有本人，即非本人，亦自另有著落，舍此不追，而均派新粮，是刁民因积欠而得利，良民因先输而倍敛，从此人人效尤，谁复输供正赋！况以旧欠派入新粮，旧欠未必全完，而新粮又致欠缺。……今尹继善见在清查，尹继善初任封疆，兹事烦重，非一人心力所能办理，苏松等七府太仓等五州历年带征地丁钱粮一概暂停征比，候朕派员前往，与该地方官协理清查，将各州县官侵若干，吏蚀若干，实在民欠若干，一一厘剔清楚”。
与此同时，松江等地绅士却仍在称颂旧欠照新粮摊征之法，“以为旧欠之积年既久，民间之产业不常，或先富后贫，无力措办，或产去赋存，悬欠难追，不若摊入新粮，业户照数均征，尤属众擎易举”。对此，尹继善再上一折，继续批驳，强调积欠如此之多，“大半皆从前各官邀誉市恩怠玩之所致也”。他认为，“旧欠摊入新粮，即能按年输纳，亦小补之权宜，非便民之善政”。况且其法“不过掩饰一时，希图另行起限，并非摊征之后，即能照数完全，且从前之旧欠既可摊征于新粮，嗣后之新粮即为他年之旧欠，从此人人观望，岁岁延挨，不惟旧欠未清，势必新粮又积，流弊奚可胜言”。他主张，旧欠之所以不能如数难以催征者，“总在册籍之未清耳。如果彻底清查跟究确实，使田归的户，户归正名，抗顽者严行究追，包侵者不得倖免，诡寄花分者不使朦混掩藏，则实欠之数和盘托出，似不难依限完纳”。
在雍正帝和尹继善看来，前任巡抚张楷和陈时夏均催征不力，地方官又奉行不善，所以清查成效不彰。实际上，陈时夏催征可谓不遗余力。带征旧欠之所以未能如愿奏效，很可能在于对积欠钱粮的成因有不同看法，张楷、陈时夏均认为积欠主要是民欠，而实际恐怕正像雍正帝所估计的那样，积欠主要是官侵吏蚀。因为官侵吏蚀比重高，带征只能追征到民欠，所以清查积欠就难奏功。
雍正六年十一月中旬，皇帝派出的查察江南钱粮的监察御史伊拉齐抵达苏州，展开协查工作。其抵任后，历年拖欠凡是应行追抵之项，会同州县确查，“如系实欠在民者，取具花户认完甘结，州县认征印结，照数征补；其有捏称民欠毫无着追之项，仍着落本人赔补”。但全省官员多半新任，若一概调换，未免事多贻误，伊拉齐分别处置，“择其在任日久者调查，其到任未满一年已经出结者，委员盘查，其新任交代未经出结者，择其粮多并积欠未清之处，委员协查。有侵欺者即时严参追究，因公那移者即时追抵，倘有迁延，题参追补”。雍正帝指示他：对于钱粮拖欠，“务令彻底清楚可也”，至于官员亏空，“当秉公破颜整理，丝毫不可瞻顾”。尹继善也在各府州佐杂散职中选择数十员，委令他们协查。从雍正帝前后所发指令来看，他主张清查官侵吏蚀部分要严于一般民欠。
尹继善奉到皇帝上谕，接到朝廷“特派大员分任地方以专责成、保举庶职以资分厘”的部咨后，即作好准备，将已征在库的银两“严行饬查，照数起解，不使各属乘机侵挪，并将逐年征粮流水比簿串根等项，责令各道府州密提封固，以除改换滋弊，仍令布政司查造历年民欠清册，俟钦差一到，将应行事宜商酌明确，即便派员分任各处清查，务期将官亏役蚀实在民欠并有着无着之项，逐一条分缕析，具题请旨”。至此，清查第一阶段暂告结束。这个阶段的清查，可谓地方自查自厘阶段。
雍正七年正月，朝廷特派户部侍郎王玑、刑部侍郎彭维新前往江苏，会同署理巡抚尹继善、巡察御史伊拉齐、布政使赵向奎总理清查事务，清查自康熙五十一年以至雍正四年间及雍正五、六两年间积欠钱粮1200余万两，以三年为限期。畀以钦命总理清查关防一颗，以专责成。这就使清查由地方自查改为由钦差和地方要员共同负责并以钦差为主的专查格局，“清查”由此进入了新阶段。
王玑等受命后，即宣扬皇帝德意，刊布上谕，遍贴城乡各处，随后出示晓谕，分晰开导，敕令据实自首，同时配备清查组织架构，由布政使赵向奎草拟、清查大臣共同酌定清查条议，而后通行各属，缮造确册，使家喻户晓。
组织架构是关键。早在上年十一月，署理苏州巡抚尹继善即奏请留用和选用了20余名官员，协助清查，现在又行奏请，前曾留用4人之外，拟在废员内挑选原任徐州知州张昕、原任长洲县知县薛仁锡、原任奉贤县知县张荫圻、原任萧县知县吴大成、原任仪征县知县郭纯5人，均堪委用，而且核算钱粮、查对册籍均需员协理，拟从各府州佐杂选择散职中能办事者数十员，一并委令协查。到四月，钦定分查大员9人，俱陆续齐集苏州，祗受印信，前往办事；协查各官，在部拣发者有魏化麟、杨口祖等23员，及李庚星、徐日炯2员，尹继善保题的有罗继洪、江之炜、陈陛诚、严接等4员，王玑等保出者有孙琰、王不党2员，共知县以上官职者31员，其中魏化廉、严接和江之炜3人已实授县令，实存28员；其余各总理和分查大员及浙江总督李卫所举荐者，有郑金等22员，合计50员，大多已经报到。这样，整个清查架构有来自皇帝钦派的部院大臣和封疆大吏的总理大臣4人；来自道员、知府或京官的分查大员9人，分查常州府钱粮是苏松粮储道冯景夏，分查太仓州钱粮是湖广岳常道温而逊，分查松江府钱粮是前任苏州知府王溯维，分查淮安府钱粮是给事中钱兆元；来自革职原任知县、由部分发者、府州佐杂中拣择者及各大员荐举者的协查各员50余人，基本是知县级官员。协查官大体上钱粮多者每州县一人，少者一人兼理二三处。
组织机构搭建后，清查工作迅速展开。如分查太仓州钱粮道员温而逊，谨遵皇帝的旨意，认同“历年积欠官侵甚少，民欠之外，吏蚀居多”的看法，认为果能先将官侵、民欠二者划然分清，则吏蚀自必水落石出，无所容其隐匿，因此一面各地查核欠数，开造清册，并注明粮户确实姓名住址，以便逐户挨查，一面开导劝谕，鼓励官吏自首侵蚀情节，可以免于治罪。又让州县设柜，劝令尽力完纳，同时设局查核欠数，开造清册。更恐奸胥恶棍强绅劣衿互相串通，暗中作弊，时加访察，任听欠户亲自赴局，查对所开欠数，少有舛错，立行重惩。温的做法，据说大见成效，仅仅两月，“自首完纳者不乏其人”，给与印票，将银贮库。到七年七月，查实太仓州积欠166804两，自首侵欠银121779两，吏役花户已完在柜银5130两；镇洋县积欠181066两，自首侵欠银115482两，吏役花户已完在柜银1645两；嘉定县积欠711954两，自首侵欠银225567两；宝山县积欠768909两，自首侵欠银83215两。其中原任大学士王掞父子叔侄共亏空银46000余两，迄今仍无文书行知，难以着追。
与此同时，温而逊极力主张利用清查积欠的便利，改变征粮办法，敕行版图完粮之法。所谓版图完粮之法，温任太仓知州时曾实行过，据说实行时“本年钱粮得以全完”，颇著成效。其法“田在某图，即在某图完粮，纵有田跨几图，田连数甲者，俱于各图各甲分立户名”，盖因其人既耕此图之田，便应纳此田之粮，其田不能欺隐，其粮无由朦混，“其粮既定，又用滚单征催，田多而少，自始而终，悉听业户亲交，不许他人代纳”。因此温在上年冬季引见时先曾条陈，现在又提出应该当此清查之际，通行此著有成效的版图完粮法。若令州县就便分晰图甲，开造田粮清册，从此一劳永逸，实为万世之利。温随后遵照皇帝谕旨，将在太仓时所行册卷抄录式样，携带赴苏，往会署理巡抚彭维新，并禀知巡抚尹继善商酌采行，办理清查。
分查松江府钱粮王溯维也在受命后，拟定汇欠顺庄之法，厘剔松江花分诡寄之弊，与设柜听完之条，列为六款，到苏州时分呈总理清查诸位大臣。于四月初一日受印后，王即前往松江宣传皇恩，饬令自首。一月之后，书役出首8万余两，乡绅出首1万余两。又严行督率协查各官整理汇欠册，渐有头绪，对于奸胥恶棍试图阻挠清查而巧借使费名色蛊惑人心之劣迹，严行禁止，申明不许里书向业户需索分文，刊刻告示，并饬行八县遍贴城乡，广而告之。后来到九月初，查出自首华亭、奉贤二县官侵银共25000余两，役侵银2000余两，绅士自首愿完银78000余两，已完银27400余两，也有成效。
御史伊拉齐也在苏松等地清查后发现，“民欠中有官役全侵蚀者，有实欠在民者，而民欠中更多有绅衿积欠者，绅衿之中又多有家富田广竟不完粮者，此系有意抗欠，并非无力穷民可比”，如太仓王奕清、松江张棠等人，“田地广而积欠尤多”，就是突出的反面典型。
总述钦差与地方要员这前半年的联合清查工作，分查太仓、松江钱粮的大员温而逊、王维溯等人较为得力，业绩不俗，但总理大臣层面似乎关系尚未理顺，互相之间未能和衷共济，共谋良猷。大政多由布政使赵向奎主张，甚至独断专行，总理部臣与分查大员并未公同会议立有成法，“彼此之间各执己见，使下吏无所遵从，是以半年以来毫无头绪”。总理大员王玑曾任江常镇道，声名卓著，据说“操守清洁，材具明敏，不阿附取容，不苟且了事”。但兼署江苏巡抚后，“但见徒有悠扬自得之色，毫无敬慎图报之心，而且好尚私人，以致钻营妄诞之辈渐皆奔逐其门，复济以赵向奎之骄矜狂口，遂而事无可否，任意纵横”，前后易辙。平时与赵向奎二人，“不独于办理亏空清查民欠等事，或任委员之操纵，或凭胥役之主张”，还曾向松江府知府张文英百计搜求。前往淮安，又因相见仪注，与分查淮安府给事中钱兆元相争，彼此不合。这样轻狂不识大体的总理大员，自然难以出色完成钦派的清查要件。州县印协各官也多不得力，配合不够积极主动，总体而言清查进展不大。监察御史伊拉齐的奏报称，清查民欠一事“明知弊窦多端，竟不见查出一件，且经承自首侵蚀率多勉强，官侵一项并无自首，而绅衿完粮，亦寥寥无几，明系官吏互相遮饰朦混”。雍正帝将王玑和赵向奎革职，改由彭维新署理巡抚，七年七月，又派出工部侍郎马尔泰前往江南，会同彭维新、尹继善、伊拉齐总理清查钱粮之事，御史安修德前往协同办理，以加强清查力量。
马尔泰于闰七月初五日履任后，就有关事宜向署理巡抚彭维新、御史伊拉齐“详细询问，面同熟商，彼此意见相合”，能够协心办理。又沿用惯常做法，刊刻上谕，宣布皇仁，颁示各府州县，无论城市乡村，遍贴晓谕，“使百姓咸知皇上圣恩，是为良民除累至意”，同时再令分查大员及府州县印官协查人员谆切开导，化奸为良，令其首报，予以自新之路，一面与彭维新、伊拉齐、安修德，以及冯景夏、温而逊、王溯维等，公同商议，使分查人员各陈己见，因地设法，务期斟酌尽善。各府州分查大员抓紧时间，督催所属州县造具历年汇欠清册，以便逐户挨查。据说一时之间“各州县现在申报花户完纳银两，与胥役大户自首之数颇多”，清查工作顿显起色。
仅仅两个月，各地查出从前官侵吏蚀弊窦多端，“有本系州县官侵那亏空捏作民欠者，有胥役豪棍包收侵蚀者，有官吏通同侵隐者，有绅衿大户抗欠者，有本身侵欠数多贿买别人肩认并有捏名混首者，种种不一”。更可喜的是，苏松粮道冯景夏，实心搜查，追出无锡、金匮等县历年经承区书李铭儒等家世相传的私立科销、抄柜、净欠等底簿，名色不一。据说每一区之底簿，可卖银二三百两不等，“总系从前各役舞弊花分并侵蚀钱粮实数粮户的名，俱在此项簿内开载，各有暗记，局外人不能深悉”。李雇请的书算民人杨士玉将李经管之天上一区私收15年的底簿200多本尽行首出。冯景夏随后令书吏据实自行指出，“查核实在完欠，丝毫不爽”。冯景夏将底簿连人一并差送到苏。伊拉齐亲自与杨士玉查对，始知此种簿内所开花户姓名田地额粮，以及每年完欠数目，俱皆详悉。凡是区书所侵蚀者，如以完作欠、飞洒花分、诡户诡名等，各有私记暗号。伊拉齐随即审问杨士玉，别区有无此簿，答称“不惟无锡一县十五区俱有，即各府州县无不有此底簿，但名色各别，记号亦不一，若无此底簿，难以作弊”。冯景夏陆续又将武进等县的同类底簿追出。赋税册籍底簿的查获，书吏侵蚀赋税钱粮的作案情节全部显露，这就为清查工作打开了突破的缺口。
马尔泰、伊拉齐等严饬各府州县，务令查追各役逐年作弊私立底簿。搜查工作立竿见影，次日苏州府即将附郭吴县、长洲、元和三县私册查出十之八九，随后苏、松、常三府各种底簿均有缴获。只要各地官员询明簿籍记号，尽心尽力，逐本逐名磨对细查，则侵蚀之项飞洒之弊，俱不能隐蔽，清查工作自会进入新境界。
清查钱粮拖欠，前提是要厘清具体欠数，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厘清积欠的类项。清查之初，雍正帝即谕令总理大臣，“分晰官侵、吏蚀、民欠三项，丝毫不容混淆”。为此，清查大员专门确定编造汇欠册和汇查册。民间原有钱粮册籍形式繁杂，往往粮户不载实姓的名，花分诡寄、绅衿地棍包揽以及里书胥役改动票串、侵蚀舞弊的手法千奇百怪，旧欠与新征项目混淆不清，要编造出基本符合实情的汇欠、汇查册籍，需要繁复的过程和相当长的时间。借力于征收底簿的起获，到七年十二月初，各地汇欠、汇查二册终于大体编就，为清查工作提供了可靠的凭藉。清查官员也通过编造汇欠、汇查二册，大体上了解了各地征收钱粮的具体操作过程和存在的形形色色问题，又有清查册籍可据，从而打开了清查工作的新局面。
清查钱粮，大员们得到的皇帝的指示，是要查清积欠，分晰出官侵、吏蚀、民欠三项，务期清厘。但无论是总理清查大员，还是分查大员协查官员，大多将皇帝的谕旨理解成清查是为了追征，声称“户部行文，有凡愿完旧欠者，仍准输纳”，因而“将停征之项概行催征，名为‘劝输’，而差役追呼甚于严比，百姓不堪其苦，欲诉无由”。清查中，也往往操之过急，重在追征，全省范围内“督责急，逮捕比校无虚日”。如对于吏蚀，朝廷的政策是准令自首，而后分年带征，但“各属不知缓急，一经首出，即有严加追比者”。
其实雍正帝的本意，只在厘清积欠，意不在征取，而各地却在先后报送清查追征的业绩。雍正帝大概感觉到清查偏离了根本方向，乃于七年十月二十三日下谕：“清查各员俱以完纳钱粮为重，而以清查官侵、吏蚀、民欠置之度外，与朕旨不大相径庭乎？著将未完积欠概行停征，其中或有官吏侵蚀，今自首完纳赎罪者，听其交库外，其余民欠即有情愿交纳者，亦不准收受。”这个谕旨，由六年十一月的暂停带征进而明确为概行停征，而只收自首完纳者，不收民欠愿交者，当也会将当时大力催征民欠的过火做法降下温来。
但实际实行过程中，如太仓州等，汇征积欠的做法却始终未曾停止。直到雍正八年年中，清查限时已过一半，彭维新收到马尔泰密函，称“各属有输纳者，即饬该首府另柜者暂收，登注所造册粮名下”。可见直到其时一直追征不辍。对此，彭维新非常愤慨，认为如此做法，实乃“大误”。盖因清查钱粮，“惟应悉心专察，一一得实，俾官侵不混入吏蚀，吏蚀不混入民欠，民欠不混入官侵、吏蚀，始不负彻底清厘之至意”，“清查所务者，查也，非务及输纳也”，上谕允许自首免罪，惟期根底明白，未曾稍及输纳，正是此意。雍正帝也在温而逊表白如何追征绅衿包揽的奏折上批道：“朕实为汝等愧之，尚何颜具此奏也。勉为之，慎为之。”联想雍正帝的相关指令，看来彭维新和苏州知府童华等人，是吃透皇帝关于清查旨意的，因而在随后的清查中，才能抓住根本，确保清查朝着既定目标开进。
清查方向拨正，尺寸掌握较前稍宽，原定侵蚀或民欠数量就要核实。尹继善等总理清查大臣于二月内通饬分查大员，“督率各属细加分别，除侵蚀有凭有据，有与有受，质对明白，毫无疑义者，不许任罄翻腾狡展外，或其中稍有游移纵混之处，务必推敲确实，秉公改正，不得捏饰朦混”。三四月间，又据各地禀报，遵循核改，其中清查较烈成绩卓著的常州地区，蠹书生事吓诈小民，分查大员冯景夏定案时未免胶执过严，尹继善分派人员抽图查封，传唤图书粮户质讯，选择侵蚀项下毫无实据者，“俱一一改正，使经承图差之实在侵蚀不得混淆，而于清查案内生事吓诈之蠹书已访确拏究”，新造册籍时，磨对更正。
到九年底，历时数年的全面清查基本结束，核对明白，无有混淆，共查出康熙五十一年起至雍正四年共积欠10116300两，其中侵蚀包揽4726300两，实在民欠539万两。大约官侵吏蚀占总数的47%，实在民欠约占53%。民欠中又以绅欠居多，并且混杂了官员胥吏侵蚀者。因此，如果加上官役自首侵蚀钱粮189万余两，实际官吏侵蚀银达661万余两，占全部拖欠银的五成五，如此说来，官役拖欠实际只会等于或高于真正的民欠。
上述清查，前后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自三年九月到六年底，是为自查自厘阶段；自七年正月九年底，是为钦差和地方要员联合查案阶段，其中又可分为前后两段：前半年和后两年半。清查的宗旨及措置：第一阶段是分年带征；第二阶段由暂停带征到概行停征，并由停止征收到只查不征。
全省范围的声势浩大的清查工作是如何展开的呢？布政使拟定的《条议》，清查大员、分查官员以及印协各官均未提及其具体内容，所幸雍正《昭文县志》抄录了下来，使我们可以一窥究竟。
布政司《条议》共十条，依次为：（一）各县历年实征印册首应吊核；（二）每甲下户名的号、住址里图地方应饬开注的确；（三）汇年欠册亟应摘追；（四）均编之州县图甲内如有细户应另造；（五）均编与版图应分别造册；（六）分县案内粮册又当另加分别；（七）的名住址逐户开明该户欠数，如有虚捏以便问之原经催之甲催；（八）钱粮积欠之由侵欠之弊先应熟悉；（九）自首侵欠各数应另造册，并分析查注于汇欠册及汇查住址册内；（十）州县承查之员，务必不惮劳瘁，躬亲按户查询，不可传拘粮户，以致纷扰，更滋雇倩登答之弊。
览此十条，可知确是专为清查拟定的。而观其重点，是吊取实征册，编制汇欠册和汇查册，十条中有四条与此相关。
吊取实征册。各地都图里甲，图里书役每年编造有实征户册，册上载明每户田地数量，应科银米若干，官府据以征收催比。现在要造汇欠册和汇查册，条议第一条就规定先要吊取实征册。此实征册，各地应该严饬每户注明的名某某，绅户开明职衔，衿户开明生监，民户开明生理住址、地方某处，隶属某都图里，以便查照。各住居图里地界，也令现年地方传询各户欠粮虚实，凡是族田义田役田寄庄户田，以及虽系一户而粮应公众办纳者，均应如实逐一开注明白。甚至每图里总页内开明原经造册之图里书役姓名，悉照粮户格式，切注如册，以便各户开注不实便于传问。实征册呈交后，各地印官需覆核相符，即盖印存官，以为一年催科征比章程。各州县佥点六房中吏书一二员，经管此册。凡粮户完粮，给以印串，经管吏书据其印串注完于各户名下，注完之数，逐日结算，以户合甲，以甲合里，以里合都，以都合县，印官于内衙也逐日覆核。条议指出：“吊齐此册，逐替细核总撒，完欠之数，条贯吻合，则甲户之欠数，逐户可以稽考矣。”
编制汇欠册和汇查册。清查官员屡屡提及的汇欠册和汇查册，由此《条议》可知，实即汇欠册和汇查地址册。吊取实征册后，《条议》要求：“在官吏书，就实征册内核准每户下之欠数，逐年摘出，汇开于该户之下。若有完楚无欠之年，即一该年下注一‘无’字，每年一行。又将逐年欠数总共欠若干一条，亦须户甲图里层层合总。此册内户名住址悉照实征册内详注明确，更须每户一页，照造两套，一套钤印存贮，是名为‘汇欠册’；一套查将。甲户住址都图同在一都者，各抽聚一处；又在一都中将同在一图者，又各抽聚一处；又在一图中将地名相同者又各抽聚一处，逐图装订，每图里一本，名之曰‘汇查住址册’”。“又将汇欠册照抄一套，抽聚住址里图，以作汇查住址册”。可见所谓汇欠册，是反映业户应交、已交和尚欠钱粮数的册籍，汇查册也即汇查地址册，是反映业户姓名、身份、住址的册籍，均每图每里编制一本。汇欠册编成后，再作汇查册，两者互有关联，前者重在反映钱粮欠数，后者重在反映纳粮户的详细信息，以便清查。
《条议》还专门规定，如在清查过程中已经自首者，应将自首侵欠各数另行造册，并分析查注于汇欠册及汇查住址册内。对于官役土棍人等侵隐包揽，将所欠钱粮混捏于民欠之中而据实自首者，遵照皇帝谕旨，“免其治罪，所有侵欠之数，仍照前限分年带征”。投首到官时，“即令开明本名全侵欠何都图里甲何户下某某年分银米各若干，将首词所开汇登一册，仍照册查注于汇欠、汇查两册内该都图甲户各年欠数之下”，如该户该年欠数十两，所首者只有九两，余欠一两仍应于本户名下查询，是否实欠。专门编造自首册，显然是为了分清积欠数中已经查清的部分，以进一步清查厘清实际积欠数。
《条议》开列的另外四条，是针对各地钱粮征收的情形而发。一款是，已经实行均田均役的州县，如有田少细户合成而甲的，还应另造册籍，注明每户实欠细数。这样做的好处是，贫弱细户所欠虚实也已附带查明。一款是，已经实行版图征粮法的地方，应将均编册与版图册分开编造，但如有前均编而后版图者，应造汇欠册，只可将均编各年汇归一册，版图各年另外汇归于一册，不可以前后15年积欠归为一册。这样做也是为了厘清每年实欠的眉目。江苏苏松常太各地，雍正二年曾析出13个县，《条议》专门规定一款，分县后仍同城者，毋庸另议，只有分县后不同城者，需将甲内所欠粮数开注于细户田亩之下，仍归田亩坐落之图里，“新旧两县照界分征者，今造汇欠册及汇查住址册，则应于各户下切注的名住址等项外，查明原欠粮处之图甲甲催”。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田亩钱粮混淆或疏漏。还有一款，则强调造册时必须将姓名住址逐户开明该户欠数，如有虚捏以便质问原经催之甲催。
《条议》最后两条，一条详细列举钱粮积欠的种种原由和形式，要求各地承查官员详悉其底里，以便询查欠户之时得其确实；一条具体交代清查做法和实行步骤。要求承查官员“务必不惮劳瘁，躬亲按户查询，不可传拘粮户，以致纷扰，更滋雇倩登答之弊”。承查的方法是，制成汇欠册和汇查册后，“预期出示晓谕，某日按查，某都图里，并预传该图里现年地方，先到该图里遍谕在册粮户，至日伺候，毋得他出。承查之员轻舆简从，赍到汇查住址册，亲诣该图里，每到一户，即传两邻询其的名注册，令其认识，该户有无替代，如无替代，即询该户册开欠粮是否的实，有无被人那借侵隐。如认系实欠，即察其住居情形，若单门陋室之人，而所欠数多者，即应反覆穷诘其户下有无细户挂欠，是否祖遗荒产，致此欠粮，或遇灾歉死丧，田卖粮存。若门庭可观之户，而欠多者，又何事故不完，观其人言貌举止，正伪良顽，自可概见。再旁询在地方邻居，果无捏饰，即令该户自于册内本名下佥押认欠，再令地方出具的系本人如有假捏顶冒情弊甘罪结状存案。倘该户供指吏书人等撮借顶欠，或图书甲催人等经催中饱，则取其的实凭据，询其中保何人，侵欠之人或存或亡，有无子孙田房产业，住址何处，是否何都图，两邻某人，一一注明于册内”。粮户诚朴刁诈，所欠情形各异，“倘有册开之户诣查，而已属逃亡故绝者，亦必细加查诘原造册图里书，及现年地方两邻确供，察无扶捏，方准注册，另取各结存案。每查竣一里，将侵欠一案拘查的实通报，逐里陆续定案”。
布政司的《条议》，对清查工作作出了详细具体的规定，强调当务之急是吊取赋税户口的实征册，在此基础上，精心编制出汇欠、汇查册，编制汇欠、汇查册必须先行核实各地图甲内粮户的姓名里址、绅户民户细弱户还是寄庄户，以及赋税完纳积欠的具体情形，开列了积欠钱粮的基本原由的具体情节，明确了清查的基本要求，部署了清查工作的大致步骤、具体做法和注意事项，并考虑到了江苏行政区域变动和赋役编排和征收方法的差异，查明逋欠后，还要核实，弄清原由，并由地方出具甘结。应该说，《条议》具有相当的可操作性，付诸实施，大体可行，如果汇欠、汇查二册按预定要求编就，清查钱粮就有案可稽，按图索骥，期能成功。这两种清册，据清查官员奏报，到七年十二月各地陆续报竣。
布政司的《条议》是全省范围内统一发布的，各地又是如何落实执行的呢？各地分查大员和协查员役从未详细提及，既有研究也从未究心于此。所幸的是，雍正《昭文县志》同时节录了知县劳必达和协查官员原任山西解州知州孔传忠的清查条款（按该书所称拟名为《清查略节》），为我们提供了探究州县清查具体做法极为有用的材料。《清查略节》的存在，可以推断各地均依据布政司的条议，制订了相应的清查办法。
《清查略节》共11条，文字简于布政司《条议》，未曾涉及如何编造汇欠、汇查册，而更加集中在如何具体清查。前8条与第11条，分别规定清查各种户籍的事项：绅衿户，务须逐户询问，何种情形方准认为欠项，何种情形方算确系的欠；领户是经承柜书者，必须细查；图书里书的种种违规做法，俱认作诡欠；单欠一年二年之户，可能侵项诡捏居多，务须根查确实；一户之内欠数年钱粮而各年额征多少互异者，查清是系包揽或系分立；拖欠数年钱粮之户，查明其欠数是在田地转移之前还是之后；零星小户拖欠，注明分欠情形；家境变动的粮户，查明其产业转移情形；各县的寄庄户，按本县积欠挨查，按户厘剔，如有诡捏，随查登记细号。第9、10两条规定清查要求并做法：按户挨查时，必须“先询明粮户田亩若干，是何斗则，以科则验对额征，如有浮派，查明或系经承里书浮架重装洒派，俱唤询明著落”；清查进村时，“随带烟户清册，按里查询的名，并著该地保认识，果否本村烟户，如果的名实欠，即具认识的确并无雇倩顶冒情弊甘结，一送本县存查，一移外邑寄庄备核”，事后汇造各户甘结册，送交县衙。最后在总述时还强调：凡是实欠，均应面同该户佥押缴单，如存疑涉之处，必须指摘弊窦，按户登记在号簿，作为诡捏之户，备案存查。此《清查略节》，显然是在该县已经吊取了实征册，按照布政司的要求在编造汇欠册和汇查册时作出的，专门用于清查积欠。
对于清查，布政司的《条议》要求承查官员“务必不惮劳瘁，躬亲按户查询，不可传拘粮户，以致纷扰，更滋雇倩登答之弊”。昭文县的《清查略节》反复强调，进入村庄后“询明”“询问”“根查”，分查大员也往往标榜领命后即刊刻上谕，宣布皇仁，颁示各府州县，无论城市乡村，遍贴晓谕，大张旗鼓地宣传，各州县造具汇欠、汇查清册，然后逐户挨查，听令自首，似乎只是通过查询的手段，来厘清积欠具体情形。果真如此吗？
省会苏州，积欠钱粮最多。直隶正定知府童华面承皇帝谕旨，调任苏州知府，兼任苏州府分查大员，雍正七年秋抵任。当时清查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御史分查官侵、吏蚀、民欠，而查者严比民欠，绅衿有置狱”。地方“大府妄测上意，钩考摊派，民不能堪，狴犴累累无容囚处”，“逮捕追比无虚日，瘐死者已十余人”，甚至称“株引万千”。童华为民请命，与巡抚辩解，请求稍为宽缓，巡抚大怒道：“汝敢逆旨耶？”童华说：“华非逆旨，乃遵旨也。皇上知有积欠，不命严追，命清查者，正欲清其来历，查其委曲，或在官，或在役，或在民，或应征，或不应征，使了然分晓，然后奏请，以俟圣裁，此诏书意也。今奉行者绝不顾名思义，徒以十五年积欠朅朅然求完纳于一时，是暴征，非清查也。”巡抚问：“汝欲云何？”童华答：“限华三月，当部居别白，分牒以报。”巡抚默然从其请，“乃量释狱系者千余人，次第造册，呈请转奏”。上述对话，形象地描摹了当时清查的严厉情形，清查綦严，至动用酷刑，滥押无辜。苏州府在童华坚持下，即释放关押者千余人，可见拘押人犯之多。苏州是巡抚衙门所在地，如此清查，带有全省范围的普遍性。
全省范围均将清查落实为追征钱粮，查欠的同时倾力于追征，追征严厉至无所不用其极。苏州府属县吴江，所欠地漕杂办等银，自康熙五十一年起至雍正四年共237211两，其中官侵、吏蚀银136998两，民欠银100213两，另有逃亡绝户银701两，官侵吏蚀多于民欠。七年九月，清查协理原任常熟知县喻宗楏：“奉宪檄严追吏民愿完旧欠，而尤严于民，其绅户衿户也一卯全完。五两以上者为豪强大户，限十日全完；十两以下者为易完细民，限半月全完。差役纷扰，甚至下禁详参，而经承积蠹从中作奸恐吓勒索，无所不至。一月内追完十八九，其差役使费及加耗诸项与正供等，小民多鬻质子女，流离莩死。至万寿节后，欲传教谕到堂，将生监未完者当堂责比。其时尤人人震恐，非奉十月中宪谕，其苦殆难言状也。”
清查最为得力的典型分查常州府钱粮冯景夏，心性以刻为能，动用酷刑。清查“并不遵旨详细分别确查，一味滥刑勒认，如本系民欠，而必勒作吏侵；如原系本人钱粮，偶因户名不符，逼令认作包揽，甚至本欠无多，而严刑逼认，有浮于原数者”，查报出的欠数，居然较之原欠多出五六万两。常州府属无锡县在雍正初年第一阶段的清查中，“通计前后所欠而并征之，谓之‘汇追’。委员逐户挨查，查毕，硃书‘清查’二字于门，人心惶惶，计尽产不足以偿，生监之入狴犴者累累，逃亡远匿而株连亲族者不可胜计也”。第二阶段的清查，冯景夏认定“积逋皆由官役包收侵蚀，乃搜索历旬，里书拘集查点，邑中骚然。然里书即业户轮值，而非官役，乃硬坐各区书严刑，令彼承认，区书择欠户之有力而易完者，认归名下各数千，后收各户所欠胥归己橐，不以纳公”。冯景夏清查成绩最为突出，却正以追征为目的，不择手段，相当过火。知县江日容甚至动用滚单法，催征税粮，“设立催头，罚催下户，本户虽完，下户有欠，仍将催头责比。时逼夏至，不准停忙，三木囊头者数十人，皆完户，非逋户也”。
清查卓有成效的太仓州，实际情况是：“维时官吏亏空侵蠹居多，清查者清此，奉行者不察，以民欠悉目之为包揽欺隐，议论蜂涌，人心惶惑，莫知适从。庚戌（雍正八年——引者）造册毕，各具状认欠认侵，协查官沿门稽察，稍稍宽裕之家，责其旬日勉力全完，窘迫之辈逢卯严比，殆无论其为侵为欠也。阖州之人愁眉相向。”当时雍正帝已谕令只查不追，地方却仍以责欠追征为能事。太仓属县嘉定县，积欠最多，知县朱裔介催科认真，雍正五年钱粮已报岁内全完，雍正六年开征时，仍“先催积欠”，以致引起地方民众抵拒官差。
积欠数量极为突出的松江府，分查大员王溯维奏报，其做法是：“先照总理衙门所定汇查、汇欠册式，督饬印协官详查粮户各年应完粮项，分晰完欠，将花分子户俱归的姓实名，册竣之日即令协员轻舸减从，按册逐户挨查，核其户名住址之实在，察其是侵是欠之切据。臣一面周行八县一卫，敬宣皇上为民除害至意，咸使周知。其从前舞弊侵蚀钱粮之经承清书数书柜书编书以及里耆里保甲首区差歇家递册与钱庄银匠各衙门书役衿监土棍人等勤为开导，以安其心，详为搜查，以破其弊。择其尤黠者严加惩创，以儆其余。”从其所奏来看，未见其如何严酷，其自述也相当平和，但所谓“详为搜查”“择其尤黠者严加惩创，以儆其余”，也可想见并非只是挨查询明而已，而难免以刑讯逼供为手段。颁发《清查略节》的昭文县，明确规定如系“实欠面同该户佥押缴单”，查明欠款也是要佥押追缴的。
清查本身存在一些弊端。雍正七年钦差的清查，清查未行，先生弊端。布政使赵向奎行提各州县经承赴司衙门，令开历年欠数，往往掯留苏州一二十日，民众大是怨恨，司房书吏向各州县经承勒索使费二三十两不等，必承应后方肯放回，引得民间忽然盛传清查“要用使费百万两”，人心惶惶，经侍郎彭维新严饬禁止，民情才趋于稳定。分查大员温而逊也先面禀总理诸臣，请令地方官捐备造册费用，不得科派里民，俟册告成，量其费之多寡，或于公项补偿，或为奏明，见其劳绩，可见各地存在借清查科派使费的现象。
清查过程中，有时失之过严，吏书为掩搪侵蚀，借端生出事端。尹继善奏，各地吏书“欠数既多，一时不能完纳，辄生妄想”。如江都县书役居然“刊文募捐，欲求公助”，试图由公众补偿其历年侵蚀款项。娄县书吏金用霖，因娄县乡绅候选通判朱荣椿历年积欠钱粮900余两未完，荣椿畏罪，愿即交纳，知县着金用霖押令速完，因未经投柜，用霖乘机诓骗，将荣椿所缴欠银900两侵收入己，而该县漫无觉察，于该绅完银之后，复行详报。对此顶风作案侵蚀钱粮的行为，雍正帝大怒，指令清查总理大臣马尔泰：“金用霖如此胆玩，可谓闵不畏死之棍徒，违旨乱法，阻挠功令，不可以常律处分。审明之后，当立正典刑，以为藐法者戒。”
清查官员的人品素养也参差不齐。担任清查的分查大员和协查官员，大多在邻近州县担任过州县正官，钱粮经验较为丰富，但不少人是因公诖误之员，或革职之人，官箴大成问题。最先分查苏州府钱粮的革职知府徐永祐，监察御史伊拉齐奏称其“为人奸贪巧诈，能于钻营，在吴江任内，贪婪无厌，声名不堪，纵容家人陆康侯在外招摇揽事，多方取利，地方商人百姓往往受害，至今吴江人民怨声载道”。其富厚的家资也全靠吴江一任时“买卖营运”而来。由这样劣迹斑斑的革职官员主持清查，其滥用私刑、横征暴敛等情可以想见。即如总理大臣彭维新，据其自述，好像严格按照皇帝谕旨，清查只分官侵、吏蚀、民欠，而不行追征旧欠，但民间舆论说他到江南，“江南督抚不敢阑一语，一听彭所为。彭天资险盩，钩考烦密，民吏不堪，州县拟流斩监追者无算”。查考与童华持不同做法的巡抚，其时正是彭维新其人，可见彭原来也是力行催征旧欠者，严酷过度酿成不少命案后，才在童华的抵拒下改变看法和清查方式。
清查的过激措施和地方官的重额催征，激起各地变乱，民间乘机骚动。苏州府震泽县知县郑盆于五年四月间查比积年旧欠钱粮，简村地方传催保户错开欠数，“有尚未完纳者，亦有完过执票为凭者，亦有柜书收侵在逃者”，村民称重征扰累，各持砖石，拥进县堂，打毁门墙。新任巡抚陈时夏捉拿张为公等17人，以及“恶棍”杨秀林等，将为首的孙文口等照律充军，为从者减徒，失察柜书侵蚀重征之郑金革职，监毙人犯之典史记过。嘉定县知县朱裔介催科认真，力催积欠，六年三月二月十一日夜半，乡民将县城四门城外吊桥木板橇拆，抛弃水中，杜绝催差下乡，并声言完旧粮者同众抄抢。直到巡抚陈时夏离任后的六年六月，枷比欠户，有乡民闹堂，抢犯拒捕烧船。七年十一月，华亭县差役奉令前往奉贤县萧家桥乡催讨旧欠钱粮，遭到各图百姓三四百人抵制，差船被烧毁。九年十一月间，上海县令秦士颙因摘欠差催本年条银，当地民户两次抗殴，不服拘唤，抛掷砖石，打伤随行人役，并击中县令后背。八年夏天，佃户因业主催讨麦租紧急，聚集喧哗，强勒闭市，护县知县祖秉宸居然并不即行查拏，反而声称“即抄抢富户，我知县亦不管”。七年十月，宝山江东地方有数人于夜晚阻止完粮之人过渡，声言罢市，随被册书汛目喝散；太仓州城外板桥头地方，生员倪念昆家遭无赖数人各执借契，要借银两，其家预备各自散去。常州因冯景夏用酷刑清查，“以致民怨沸腾”，九年五月民众乘巡抚尹继善赴常州热审毕后，“万余人环控喊冤”。无锡知县江日容用滚单催征，群性激愤，当时天旱无雨，富安乡民“男妇百余执香吁官祈雨，官不出，众怒，劈开粮户枷，悉纵之去，取断石碑堵塞仪门，官俟其退，遣健吏执其殿末一二人，讯知为首者，集役飞拏。乡民鸣金抗拒，役伤船毁，鼠窜而归。后止以所获一二人杖责，草草结案焉”，因催征酿成大规模群体性抗税事件。各地程度不同的抗拒抵制事件，从反面显示了清查的过激做法。
清查由于宗旨和做法宽严失当以及册籍等前提条件的不同，呈现出的效果也前后不同。
如前所述，在江苏地方自查自理阶段，由于未能核查注明田土实际的鱼鳞图册，未能弄清钱粮积欠庞大的原由，分晰欠款的实际类别是官亏、吏蚀还是真正的民欠，各地大多将积欠作为一般的民欠，并由地方官自行追征，因此收效甚微，反而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新粮的催征，催征旧欠的当年，新粮即不断迭欠下来。
雍正六年七月初，署理苏州巡抚张坦麟就总结带征历年旧欠实效道：“经征各官新旧兼征，每不能彻底清查，故催追贰年，而照数征完者，拾不过贰叁，其余多完不及数。若当届之时，不将各官题参，将来玩误惰征，愈不可问。如尽行照例参处，则革任必多，而接征之官更难措手。”浙江总督李卫也认为：“如各项钱粮，则通省新旧欠数，将及千万，嘉定等邑虽经分县，每处尚有数十万两。其中旧欠不但难于催追，且动辄罢市闹堂，州县多有不敢开征者。”而且在李卫看来，江苏“钱粮如此难征而督抚大吏不闻有清厘调剂之方”。同年十月，革职留任的苏州知府温而逊也奏称，他于雍正三年调任太仓知州，到五月中旬，前一年的“钱粮尚未征及十分之一”，因此钱粮亟欲彻底澄清，然而“册籍纷耘，未易编造，胥役诡秘，无可咨询。欲查粮户，则田皆佃种他姓者，欲问业主，则人有寄籍别邑者，不知其田在某处，何由辨其粮有若干，而隐匿逋欠益无从分晰”。
清查改地方自查为钦差与地方要员联合核查后，前半年，由于清查成为钦定大事，清查大员制定了清查条议，冯景夏、温而逊、王维溯等分查大员较为得力，业绩不俗，但从总体上说，由于清查大员王玑、赵向奎等独断专行，委任或放纵属员率性而为，仍然不着力于分晰官侵、吏蚀还是民欠，而是将重点放在追征旧欠上，滥用酷刑，严比拷押，滋生出种种弊端，引起地方民众的群体性抵制与反抗，追征旧欠效果也并不明显。
后两年半，由于皇帝调整了清查大员班子，清查只图分清官侵吏蚀还是民欠，明确一概停追旧欠，特别是查获了民间里书实征钱粮的各种底簿，编制成了清查的汇欠册和汇查册，钱粮的实际拖欠情形昭然若揭，官侵与吏蚀部分自难隐漏，绅衿大户的包揽飞洒等伎俩再难施展，清查专案组又及时调整宽严程度，因此清查工作总体而言得以稳步推进，迭奏成效。
清查先是由于起获了里书征粮底籍，承查官员得以进一步了解各地民间实征册的复杂程度。彭维新、马尔泰于雍正七年十二月奏报：“江苏各属之所以能历年拖欠钱粮者，由于比簿繁杂，向来粮户不载实姓的名，其无实姓的名之弊有二，一则分而不合，如苏属之长元吴，松属之华娄，常属之武阳，镇属之丹徒、金坛，扬属之江都、宝应，淮属之山阳，太仓之镇洋等州县，阅册则满目人名，呼名则百无一实。一则合而不分，各处舞弊胥役人等名色不一，如上元、江宁之里歇催役，句容之催头，溧阳之运首，溧水、六合之单头里长，兴化、如皋之总催，嘉定、宝山、昆山、新阳之排年，靖江之户首，沭阳、睢宁之保长公正，邳州之社总等类，应比祗是祖传递接之役名，每年包充值卯，查欠则千百实在之粮户册内不载一人，惟册无实在姓名，是以官得任意收侵，吏得恣意私蚀，自谓弊端隐而查察虽年复一年，以致积欠滋多也。”
由实征底册上的作弊手法，官侵吏蚀的奇妙手法不断显露出来。官侵之弊大体为，有平素向大户借银只给串票不入流水堂簿者，有平日亏空而遇上司盘查新旧交代改造流水簿籍捏作民欠飞洒多户者，有于报灾缓征之时将在柜银两截留私用改造串票仍作民欠者，有于被灾年分未奉蠲免之先粮户溢完补垫欠项以致民欠不符者。吏蚀之弊名堂更多，有经承柜书串通本官改造流水串根分侵入己者，有私收粮户银两将欠数飞洒各图粮户而诡立户名者，有粮户实完若干而流串止填十分之一二暗行偷，名曰“大小票”者，有熟识粮户托其代为完银于串票完数之上多加银数名曰“戴帽”者，有于串票实数之下多加银数名曰“穿靴”而致在官在民数目互异者，也有私收粮户银两写立收票或收银而并不立票以致积欠者，有将小户钱粮私收入己捏注荒弃逃赔者，有将私收之项零星飞洒他人户下悬欠者，有经管经承经手柜书与经催图书排年等人私造假印假串侵收作欠者。其中又有虽为民欠“实则与官吏串结，以致积欠累累者，则绅宦之家与豪衿劣监地棍之类是也”。这些绅衿，有将本人名下钱粮碎分诡名作为数十数百户散布各图无从追查便于拖欠者，有先缴印官耗羡将正项钱粮历年悬搁者，有实欠十分只将一二分贿嘱经承每限不行摘比者，有先将少许撮借与营充户书人等欠不显露永不追比者，还有绅衿之家人将银两花用并不交官而官吏因自自有弊不敢过问公然经年不破白者，有广为包揽哄骗乡人代纳担承入橐中饱者。绅衿乐与吏胥为缘，以自便其私，吏胥亦乐有绅衿抗欠，以共分其过。绅衿将抗欠之银，或权子母以罔利，吏胥将所侵之银又图钻营以媚官。也有个别刚狠的绅宦与无赖之生监地棍，“稔知官吏作弊，暗攻其短，而借以挟制，公然抗欠，或自己钱粮无处，则将戚友之粮招之诡寄自己名下抗欠者；又或将已卖之产不行推出过户，历年收得业人之银两肥己以致积欠者”。种种弊端劣迹，不一而足，“绅衿与吏胥朋串拖欠，不以欠粮为耻，而犹以抗欠为能”。而且各地里书奸胥作弊之名目还有所不同。“苏州之弊在排年包揽，排年以一人而包数十户之粮，松之弊在花分诡寄，粮户以一人而捏数十户之名，而要其弊不过合与分而已”。而其作弊之能成功，“皆因州县造册，漫无章程，是以奸胥猾吏得以任意增减，肆意侵蚀”。太仓实征册出自排年之手，故实征册内每图分为十甲，每甲只登排年一人，并无各家花户姓名。因此从前积欠全部开在排年名下，有一人管数甲者，有一甲管数年者。又每甲有朋充者，每年有接充者，诡弊多端。全境甲数9800多，共有排年二万余人，逐年计算，殊难究诘。其他府分如无锡等地则用区书，每县仅十余人，只要有关钱粮之事，“皆其一手掌握，父子相传，永无更换，家有底册”，以此作弊。总之“各州县有历年经管钱粮之人，其名则图书、区书、里排等类，随地殊称。其人则民庶衿监，各色人等，充当承顶。其家则田地产业，有无不等，俱系日在衙门承催应比，虽隶民籍，实与役为伍，勾串包侵，是其惯技”。吏胥、里排与绅衿或普通民人殊难区分。
弄清了书吏里书作弊的手法，清查就可以对症下药，采取相应措施，查出其作奸弄巧之所在。如温而逊熟知太仓排年积弊，采用版图完粮之法，分晰图甲，开造田粮清册，成效明显。在全部逋欠钱粮中，彭维新、马尔泰等清查大员发现，其实“小民欠粮者，原不过十之一二耳，即据通省所报，自愿完纳旧欠欠粮，止有贰拾陆万余两，亦皆豪户自惧，查出花分诡名，或纳其半，或纳三四分之一，仍图掩饰，究竟小户乡民，多未完纳”。温而逊更发现，太仓州县积欠钱粮，除官侵、吏蚀、民欠之外“多系绅贡衿监充当排年以及图里人等包揽私收”，多者有“欠至盈千累百者，尚欲假立诡名，花分众户，混作民欠，希图豁免者。……故所完一十余万大半皆系包揽私收之人。其实一切民欠并未追呼”。
后来在大张旗鼓、步步紧逼的严厉清查中，各地粮户多愿交纳，绅士胥役从前抗欠包收者，也纷纷畏罪完粮。自七年七月内设柜后，不到两个月，通计全省各属积欠钱粮已完纳119800余两，绅衿大户自认开出旧欠钱粮共银405100余两，官役人等自首侵蚀之钱粮共银1891800余两。到七年十二月，各官属吏役先后共首出侵蚀银240万两。九年二月，有鉴于不肖之徒往往诡计百出，将本系侵蚀而诱哄粮户认为民欠，或已经自首而希图翻案捏造浮言，又或掩藏实在侵蚀而反将民欠混首唐塞以淆人之耳目，总理大臣通饬分查大员，“督率各属细加分别，除侵蚀有凭有据，有与有受，质对明白，毫无疑义者，不许任罄翻腾狡展外，或其中稍有游移纵混之处，务必推敲确实，秉公改正，不得捏饰朦混”，将侵蚀事实做实做细。同年三、四月间，据各分查禀报，遵循核改。九年五月，尹继善奏报，全省自首查出之数已至400余万两。其中，雍正八年四月，王溯维奏，其谨遵谕旨，以冯景夏、温而逊和胡培耀三人为榜样，先将官侵役蚀首数奏报，后又搜获各种私簿，查出弊侵清书、数书、运差、里保、里耆、甲首、歇家、递册、钱庄、银匠以及生监并各衙门书役人等，屡次出示晓谕，谆谆开导。自雍正七年九月起至雍正八年三月内，首侵银30万两，连前共自首银42万两。雍正九年三月，王溯维又奏，松州一府应查积欠银224万余两，自雍正七年四月至九年二月，挨查已竣，报到自首及查出官侵银28900两，吏蚀银1205200余两，又接报雍正五、六两年间自首吏蚀银12700余两。温而逊报，太仓州到九月底，积欠167210两，已完19511两；镇洋县积欠181066两，已完25028两；嘉定县积欠712096两，已完21654两；宝山县积欠780970两，已完16372两；崇明县积欠2777两，已完1944两。
经清查，大量弊案及其卑劣手法一一具体坐实。原任苏州知府蔡永清在吴县任内亏空钱粮1370两，捏造康熙六十、六十一年份民欠，据吴县知县吴栋查出。武进县知县吴湘皋详报，康熙六十年分署武进县事原任革职苏州府同知陈绅亏空钱粮4200两，捏造康熙六十、六十一年份民欠，已据陈绅家属自首设法完交。昆山县都图内荒甲官荡一项，系属实征册载额田官收租息、岁办条漕之项，每年征收银数不等，历今十五年，原额钱粮共该2988两，尽皆悬作民欠，据升任知县现任杭嘉湖道王溯维等官属各代伊主首出还项，并经承王维章等首报共官役侵蚀银2250余两。江阴县现任知县魏化麟自首原任丹阳县任内，有杂办项下公庄银两，侵蚀羡余银60两，已据该县自首。吴县经承陈浩禀首银匠高汉文历年侵蚀银690余两，原系从前高汉文冒属，陈浩代首，今复畏罪，各自首出。无锡、金匮两县详报，监生秦本恒历年包侵钱粮700余两，并不据实全首，又私造银串哄骗乡愚，甚属不法。无锡县协查官详报，本县乡官现任山东粮道顾贽，名下历年积欠钱粮俱系花分诡户，该宦家人王文元并不肯首明归并，仍行倚势捏造朦隐。上海县知县并协查官会详监生范葵心夤充甲首，包揽代纳花分诡户，肆意妄行，经该县查出究讯，该犯犹不知改悔自首。溧阳县经承曹承祖供出，历年经承杨库魁等，连年侵欠钱粮，未据自首，今经知府李如兰查出详报。邳、睢二州县协查官详报，睢宁县经承里书人等通同舞弊，突以雍正三、四两年该县被水，将竹城等四社比簿原欠之数忽行扣免银300余两，经该县查明实情，明系从前侵蚀，兹值清查，妄行冒充，希图掩饰。官侵一项，溧水县有赵向奎侵冒赈灾米数千石，已经查出；昆山县有王溯维等侵蚀官地柴价银2000余两，今已自首；原任华亭县知县林矿侵蚀银8600余两，捏开民欠；原任同知陈绅署武进县事，侵蚀银4200两，捏作民欠，俱各首出。衙蠹棍徒侵蚀一项，有娄县经承金酉田诓骗粮户银两，以及无锡县劣监秦本恒假畅串包侵钱粮等类，已经查出者甚多。七年十一月，苏州布政使高斌奏，“查得江南官役积弊，不止于侵蚀钱粮，尚有侵蚀蠲灾之弊、冒销溢完之弊”等，说明赈灾救灾冒销钱粮的秽行也较为严重。
这些弊案，有些是自首的，有些是被举报的，有些是被查出的，有些被查出后仍试图倚势捏造朦隐过关。涉案者，有州县印官或佐贰官，有乡宦，有生监，有经承，有银匠，甚至还有原为地方官现为清查官的。作弊的手法也形形色色，官侵往往将任内亏空捏作民欠，或侵吞后捏开民欠，或将官收租息占为己有转称民欠，或直接侵蚀官项银两；吏蚀则利用各种机会捏造名目侵蚀，或径行诓骗，银匠则利用熔铸机会侵蚀税银。民欠主要是生监乡宦包揽征收或花分诡寄造成积欠。涉案数额，直接侵蚀银两最多的，一任知县期间即达8600余两，极为惊人；亏空钱粮，一任同知仅捏作民欠部分即高达4200余两，侵蚀银两，小小银匠积年也能至690两；包揽钱粮则一介监生即达700余两；乡宦抗交钱粮者，前述原任大学士王掞父子叔侄共亏空银46000余两，堪称骇人听闻，娄县乡绅候选通判朱荣椿历年积欠钱粮共900余两。此外，松江之张棠等乡绅“田地广而抗欠尤多”，大概数额惊人。大规模清查积欠钱粮，工作是较为彻底的，成效也是明显的。
经过卓有成效的清查，业户交纳新粮也较以前踊跃。严厉清查两个月后，各地粮户，“感仰皇恩，乐于输将”，即使绅士胥役从前抗欠包收者，眼见清查大员“屡行晓示，执法严切，亦行畏罪完粮”。自七月内设柜以后，通计全省积欠钱粮即已完纳过108000余两。
清查主旨在清，而不在清查后的征收，不同类别，处理办法不同。对于官侵吏蚀包揽部分，属于犯罪行为，皇帝的谕旨和清查的做法非常明确，无论自首抑或清查举报者，一律追征完偿。前述诸多具体案例，凡是官侵吏蚀部分，无论何种情节，清查处理均是“严查究追”、“饬令缴库”，对于查实的款项，如果仍图朦隐，抗欠不还，则严审究拟，予以定罪。而对于确实的民欠部分，特别是贫乏细户的拖欠，后来明定暂时不予追征，然而实际执行中，清查官员往往以真正民欠一概视为包揽欺隐，反而极力追征，“逮捕追比无虚日”，纷扰不已。后来雍正帝谕令：雍正三年以前亏空各案，分别宽免，雍正四年以后各案，务须全数清完，或以产业抵完。到十年二月奉旨，才改为官侵、吏蚀、包揽钱粮分为十年带征，实在民欠更缓作二十年带征，自当年为始，即以带征完纳之分数，为明年蠲免之分数。弘历即位，下诏将雍正十二年以前民欠钱粮概予宽免。九月二十三日又降谕旨，从前江南积欠钱粮内，有官侵、吏蚀二项，乃从民欠中分出者，比时差往大臣官员办理原不妥协，也著照民欠例宽免。
江苏钱粮积欠数量巨大，与官场浊恶官员官箴有亏大有关系。康熙中期，苏州巡抚汤斌与吴江知县郭琇痛恨贪官相期为廉吏，就是典型事例。雍正元年，两江总督查弼纳指出，“两江亏空钱粮三百二十余万，其年已久，催征徒有其名，实际完纳甚少”，然则“州县官员亏空钱粮，岂能皆为自行挥霍，其乃多系上司勒索所致”。清代前期，州县无地方财政，遇到上司勒索，州县官不是将负担转嫁到业户头上，就是借用征收到的钱粮，因此州县积欠钱粮，与地方库款亏空一样，皆因上司勒索所至。清查期间，江苏布政使鄂尔泰就说：“江苏重地，财赋甲天下，从前各项亏空，欠在民者，或由灾荒，欠在官者，半由贪鄙。……上官需索下属，下属因剥削小民，至剥削之所入，犹不足以供所出，则动库帑。……故亏空之州县，亦未必尽出无良，实不肖之督抚，司道有以使之也。”署理苏州巡抚尹继善也认为，江苏历年各案亏空赃罚银至250余万两，粮至数十万石，“问之官吏，多以年久无着难于追补为辞”，其实“即使本犯供出上司抑勒馈送之处，亦多瞻徇情面，不予追求，及至定案永追，虽有资产，任其寄藏隐匿，岁月既久，在上司不过目为具文，在属员亦止奉行故事，在前官既坐视其花销，在后官亦任静听其沉搁。此数百万之钱粮所以积欠不清也”。当时地方大员从亲身体验出发，一致将江苏钱粮积欠原因归结于贪婪上司，实在是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清查要求首先分清是官侵、吏蚀还是民欠，民欠中是否有官侵阑入，清查也严查官侵款项，揪出了不少贪官，追缴了部分赃款，甚至斥革了官箴有瑕的清查大员户部侍郎王玑和布政使赵向奎，应该对广大官员起到了儆戒的作用，对挽回康熙后期以来日益颓败的官场风气有一定的作用。同全国一样，江苏于雍正六年正式实行火耗归公，官员畀以养廉银，清查积欠对于厘定税粮和耗羡比例也起了作用。
江苏钱粮积欠巨大，无论官侵还是民欠，其实都与钱粮经承里书的上下其手作弊弄奸有关。由于征税实征册籍户名多不填注实姓的名，吏胥作弊弄奸相当容易，“凡所侵渔悉捏民欠，花分则大户化为小户，诡捏则有户究属无户，飞洒则可使有赋者无田，包收则可使有田者无赋，讹名换甲则可使另纳重究，宕票改销则可使张冠李戴”，以致人称“秽官侵亏由其迎导”，“官之征比，民之完纳，一听操纵于吏胥之手”。昆山县在康熙二十五年时有田地117万余亩，粮额原科共67则，而“向无鱼鳞信册，每岁推收，不带圩号，奸胥豪蠹，飞洒诡寄，以致隐占者享不粮之产，赔累者输无产之粮，积弊百年，莫可纪极”，里书胥役利用不实的册籍，巧售其计。征粮的基本依据征税册籍既不可凭，经收胥役又上下其手，业户飞洒诡寄，混淆不清，应纳税粮日益积欠下来。江南各地，顺治、康熙以来，先后实行均田均役法，计亩派役，较之原来各图田亩多少悬殊，承役偏枯不均，自是合理得多。无如承平日久，百弊丛生，“每届五年推收，积蠹保户据为利薮，或将零星田荡辗转推飞，并于一处，名为均图，子户无处根查，钱粮每多挂欠”，吏蚀成为钱粮积欠的重要原因，挂欠的民欠部分其实多半属胥吏里书侵蚀者。就全省而言，“各属征收钱粮，纳户里书有花分之弊，以壹户分为数拾户，有诡寄之弊，以壹名诡为数拾名，又有飞洒己粮增于别户，贿欠数，求免提追，皆由蠹役排年包揽侵蚀，按册原非的名，摘征又无实在，以致年年压欠，陈陈相因”。甚至无锡在冯景夏搜弊剔奸时，奸黠里书仍能侵蚀业户钱粮。松江一府旧欠至231万余两，“三倍于两浙”，王溯维清查，“饬令自首一月之后，书役出首捌万有余，乡绅出首壹万有余”，胥役册书花分、蠹役排年等侵蚀的钱粮竟八倍于乡绅透漏数。就在厉行清查期间，娄县书吏竟然还敢侵吞乡绅候选通判朱荣椿历年积欠钱粮900两，顶风作案，毫无顾忌。怪不得雍正后期两江总督赵宏恩总结道：“从前积欠数百余万，皆系若辈包收烹分。”清查期间揭露出来的大量事实，更是经承里书的种种劣行的供状。清查将各地里书的征税底籍起获出来，将其世代相传侵蚀钱粮的秘籍公诸于众，很大程度上关闭了其作弊的闸门，为官府、也为业户堵塞了钱粮损漏的途径。
江苏积欠的巨额钱粮，表面上看，民欠所占比重高于官侵吏蚀，但实际民欠中不独混进了官侵吏蚀，更大比例上是绅衿包揽诡寄甚至抗欠部分。江苏科考最为成功，身份地主人数最多，一些劣监豪绅长期以来与经承册书排年相勾串，以包揽透漏赋税为能事，把持赋税征收事务，分割国家的赋税收入，侵占小民的正当利益。康熙五十年，到了漕粮应该完缴的四月，江苏各地居然所报只有四五万两，仅为百分之二，苏州织造暗中查出原因，“各州县有好管闲事衿监把持衙门，值征比钱粮，即捏词控告，所以州县官不敢严比，以致漕米迟误”。可见真正能够拖欠或抗欠钱粮的，是那些在地方上有身份有势力的生监绅宦。前述太仓、松江等地的乡绅张棠“田地广而抗欠尤多”，太仓原大学士王掞父子叔侄共亏空银46000余两，更是拖欠钱粮的突出典型。清查之初，雍正帝就指令巡抚张楷对于不法劣衿，严加约束，警告他“你若沽名姑息，而不能振作，朕非沽名之主，不能姑息汝也”。清查大力查察绅衿包揽，劝令自首，勒令完缴，惩治不法生监乡宦，是清初奏销案、哭庙案以来对绅衿的又一轮沉重打击，在清廷和地方官府的不断约束甚至持续打击下，江南绅衿完全失去了明后期生监乡宦的那种嚣张气焰，对地方事务的干预和控制几乎荡然无存，而惟以早纳赋税为自律避祸之计。
江苏钱粮积欠最多，不少人归因于官员行政宽弛，催征不力。如无锡地方人士也说：“自康熙六十年以上，邑多逋赋。时政令宽大，田粮完至七八分者为良民，其次完至五六分，亦有全不破白者。历年既久，无产而逋粮者有之，未有有田而无欠者。”能臣浙江总督李卫更偏激地说：“江南自从前向任巡抚汤斌以后，继之者如宋荦之辈，皆尸位素餐，其初犹受汤斌之余荫，一二十年后，则渐已废弛，加以吴存礼贪婪无厌，惟利是图，何天培安享厚福，一事不理，地方遂致大坏，而张楷、陈时夏莅任未久，才不足以救济，因而日趋于下。如各项钱粮，则通省新旧欠数，将及千万，……皆由历来俱用排年经管钱粮，包收侵蚀所致。”这些说法容或有一定道理，但实际情形并不尽然。盖因康、雍之际因苛征钱粮而留下恶名的江苏州县官不在少数，而且雍正四年开始清查后逐年仍有新的逋欠产生，宽弛之说就难说得通。
其实江苏钱粮十间日益积欠即达881万余两，最基本的原因在于赋税定额过高。清廷每年额定征收江苏钱粮高达近400万两，是平均亩税最高的省份，而赋税量最多的苏松常太常地区，更是高出数倍。赋税奇重，不独表现为亩税定额高，还因为额定征税田亩的缺额不足。康熙三十八年，皇帝南巡，周梦颜呈苏松田地亏额情形称，苏松二府因为官田民田赋税轻重悬殊，买卖转移过程中形成田亩亏额，天长日久，册籍之田地实多，而实在之田地实少，形成亏额。即如前述昆山一县，田地簿册虽有117万余亩，全县实际田产不过一百余万亩。康熙十一年清丈，县令知田数不足旧额，乃缩小弓口，造册未半而中止。康熙十六年清丈，弓口又短2寸7分5厘，名为缩弓，仍亏额田79826亩。康熙二十六年奉旨清丈，将弓口再次缩短，仍亏额田25000余亩，无人代赔，如此历次清丈结果，“不惟原额不亏，反多丈增之田若干亩，于是以亏作溢之册，遂达之大部而不可复易”。昆山一县实际田亩较之册籍旧额就亏缺十万余亩。所以康熙帝问及江南逋赋的原因，曾任巡抚的乡绅宋德宜称：“江南多版荒，田有名无实，非尽官吏中饱”，实有田亩少于征税册籍所载。
江苏不但税额过于繁重，而且因为也是漕粮征收最重的省份，用于漕粮运输的耗银征收量也在不断上涨，重额正赋，加上漕粮耗赠，业户负担日益加重。清初江南各地的漕粮征收额，实际已包含了正米以外的耗赠米在内，但地方官为保证足额，不断加收耗赠米数。顺治初年，官府以含有耗米的漕粮数为到京之数，另赠耗米，正兑加四，改兑加三，编入会计册催征，苏松两府加至五六十万石，其中昆山一县，由98000余石增加到136000余石。不独如此，顺治六年，巡按秦世祯题定每漕米100石，加银5两，米5石，不许勒索。顺治十六年为增加旗丁余费，又于五银五米之外，再加五银，共成五米十银之数，采用官收官兑。而昆山县独于五米十银之外，另征给军赠米，征收总数增至143000余石。如此附加的重额税粮，连主张江苏钱粮征收长期不力的李卫也承认道：“钱粮如此难征而督抚大吏不闻有清厘调剂之方，反将通省火耗不论往日多寡，画定加一，尽行提解充公，各属岂肯垫赔，司费只得额外再添，将至加一五六七八不等”。不断增加的漕耗成为漕粮大省业户的沉重负担。
额定赋税过重，重赋造成了积欠，无论业户交税，还是官员考成，负担均极沉重，清查找出了症结所在。为减轻苏松等地的赋税负担，也为减少官员赋税征收的考成压力，雍正二年，清廷在江苏地方官员的反复吁请下，清廷准予升州析县，析出13个县。雍正三年三月，又在江苏地方官员和社会各界的反复吁请下，清廷宣布减低苏松二府征收定额银45万两，乾隆二年，朝廷再次对苏松重赋区减额20万两。前后两次减额，达到65万两，而且均集中在赋税征收最重的苏松二府，减额六分之一以上，这可能是清查最重要的间接成果。
钱粮积欠，也是因为征税制度不完善引起的。如从吴江县新分析出的震泽县，原来同其他县份一样，一直实行均田均役法，到雍正初年，百弊丛生，“每届五年推收，积蠹保户据为利薮，或将零星田荡辗转推飞，并于一处，名为均图，子户无处根查，钱粮每多挂欠。或更环收吊据，一田两赋，讼端不息，蒙害匪轻”。雍正四年，知县徐永祐听从诸生金起人等建议，废除均田均役法，而创行版图法，“以户归田，以田归坵，以坵归圩，以圩归图，于是田荡皆有著落，钱粮亦彻底澄清焉”。震泽县在知县彭镕主持下，也于同年实行版图法，从此“田荡皆有著落，钱粮彻底澄清，故不易之良法也”。此版图法，如前所述，其实最先是由温而逊任职太仓知州时实行的，在清查过程中，温屡屡奏请应利用清查积欠之便实行版图完粮之法。在此之前，太仓州通过排年征收赋税，“包收侵入，公庭支比，尽若辈所为”，良民完赋，还要出贴役费。温而逊实行此法，“每图几户，禁花分，数户共一滚单，挨次滚，完户皆自封投柜，革私贴杂费，民大便之”，成效大著。温的举措也得到地方百姓的认可，后人说温“徵赋有术”，于“他政无可纪，而版图实为良法”。雍正四年，昆山知县也散排年为版图，“分立花户包揽始绝”。不少地方实行版图法取得成效，江苏就在全省范围内逐步推广。雍正九年六月，清查总理大员彭维新就在清查善后之法的奏请中提出，应行版图清赋之法。雍正十年，彭维新和尹继善奏请实行这种“就地问赋”“认地即可认人”的版图法清理赋税，得到廷议允准，颁发版图、顺庄、坵领户、户领坵各册，清粮办赋。可见，江苏全境实行版图清粮法，兼寓顺庄法，实是清查后的间接产物，既压缩了经承吏书的作弊空间，更促使赋税征收制度改革使之更为完善有效。
大规模的清查积欠，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江南士绅的纳税意识乃至行为方式。发生在顺治末年的钱粮奏销，褫革了苏、松、常、镇四府和溧阳一县13500余人的功名或官职，促使一些税粮大户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从而遵守法度，率先输纳，但绅衿大户隐漏税粮的现象仍然较为严重。此次严厉清查，江南绅衿再次遭到整肃，拖欠隐漏积习大为收葺。乾隆十一年，江苏巡抚陈大受奏报说：“江苏钱粮，从前旧欠最多。自雍正年间清查之后，积弊已除。”次年，乾隆帝上谕：“从前各处乡绅，侍势武断，凌虐桑梓，欺侮邻民，大为地方之害。及雍正年间加意整饬，严行禁止，各绅士始知遵守法度，循分自爱，不敢稍涉外事。”乾隆十三年，署理两江总督策楞上奏说：“江苏各属，财赋甲于天下，而钱粮积欠亦甚于他省。其间役侵民欠，弊窦多端。自雍正年间奉旨清查之后，奸胥玩户，始知儆惕，侵欠之风，得以少息。”十四年，两江总督黄廷桂也认为，当时“绅衿大户，查现登仕籍者，无不遵奉功令，率先输纳，惟有名列衿监及捐职家居之辈，恃有护符，专以抗延为能事”。乾隆后期的苏州生员顾公燮也认为，江南绅衿势焰嚣张，至康熙时仍沿此陋习，“迨我世宗宪皇帝整纲饬纪，一洗从前积习，绅衿皆知敛迹。非公不至，绝无坐大轿者矣”。种种说法表明，雍正年间大规模钱粮清查后，江南士绅虽然仍有人不知约束，不改积习，但总体而言，较之以前，及时完纳钱粮的情形大为好转，税粮拖欠的程度较前大为减轻。
然而从总体上看，大规模的阶段式的清查积欠，是在钱粮积欠数量惊人而且旧欠不清又积新欠的情形下展开的，可以说是积重难返下的被动之举。清查分清了官侵、吏蚀和民欠部分，追征了部分官侵和吏蚀，但最后难以悉数追征，只能全部免除，官侵、吏蚀甚至绅衿包揽侵吞并未得到应有的惩处，包揽钱粮亏空至数万两银的王掞、王奕清父子叔侄，也未见因此而受重惩。清查查出了官员的大量贪腐劣迹和经承里书形形色色的作弊手法，全省先后改变赋税钱粮征收办法为版图法，征税较为简便有效，清查的同时也实行了火耗归公和养廉银的新制度，但清查后并未建立起有效的防止官员贪腐和吏胥作奸的惩防体系，彭维新奏请的“善后之法”中之给发科则便民小单、钱粮归并的户、钱粮紧要簿册宜存贮内署三条，均未见切实施行。清查做法乃至随后的善后之法，均可谓治标不治本。清查过后的继任两江总督赵宏恩，评价其时的江苏官风吏治，深有感慨地说：“各省无不大法小廉，独两江诸属贪蠹成风，至今并不悛改，而乘机巧取，尤属出人意表。……如各属征收钱粮，在在俱有陋弊。”话虽说得过于绝对，但基本无误。对于其时的钱粮征收，赵宏恩则说：“下江图里诸费，每岁每县派至一二万两，私饱蠹腹……从前积欠多至一千余万，五六两年又有积欠七十五万，役侵亦有十六万，而近年侵欠亦复不少，转得不谓之迟误耶？”乾隆四年，徐士林由山东布政使升任江苏巡抚，当时按察使戴用椿“贪而且酷”，有人贴一联于臬使衙门谓：“东海重来天有眼，乌程不去地无皮。”（戴是浙江乌程人——引者）数年巨贪，民间恨之入骨，却未及时受到惩处，而仍待清官出现，其时官箴可见一斑。清查查肃并惩处了里书侵蚀、绅衿包揽钱粮等奸弊，但绅衿包揽钱粮、漕粮征收过程中生监乡绅“吃漕饭”的现象犹如痼疾，终清之世始终普遍存在。清查大幅度地减轻了苏松等地百姓的赋税交纳负担，但并未到位，定额仍高，超出了百姓的承受能力，钱粮逋欠的程度有所缓和，但逋欠现象长期存在。乾隆元年至十三年，江苏一省积欠地丁就达228万余两。以至于同治克复后再次大幅度减低赋税征收额。与此同时，清查库储亏空与钱粮积欠之举也一直持续举行。清查本身，严厉时的“株引万千”、“逮捕比校无虚日”的做法，对民间不免滋扰，事后也可能产生一定程度的不良后果。如前述太仓州的严厉清查，不但清查时“阖州之人愁眉相向”，且后来又遇天时大荒，地方文献描写，“人家有终日不举火者，有磨豆屑树皮而食者，凡百器皿书籍，欲易斗粟而不得，田亩三两七折，任选膏腴，乡人素有积聚，为风涛鼓荡，顷刻乌有，城中资农田为生者，上年无分远近高下，秋租概不破白，至是愈觉掣肘”，一派破败萧条景象。
综上所述，大规模的积欠钱粮清查，历时六年，尤其是后三年的钦案专项，直接成果明显。清查分清了官侵、吏蚀、民欠的类别、数额与比例，挖出了大批侵蚀亏空钱粮的州县贪官和作弊弄奸侵蚀钱粮的经承里书，惩处了大量包揽或花分诡寄甚至抗欠钱粮的不法生监绅宦，挽回了国家和地方的正常钱粮损失；起获了各地里书实收钱粮的底簿，一定程度上堵塞了经承册书诓骗侵蚀业户税粮的作弊渠道，因清查制订的汇欠、汇查册籍，也为清查后改革完善地方赋税征收制度与方式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各地后来普遍实行版图法以清户口，顺庄法以征钱粮，未始不是由清查而推动的。清查期间或稍后，朝廷对江南赋税的征收定额也大幅度减低，从根本上较大程度地解决了赋税积欠的问题。但从本质上说，清查只是治标之手段，而非治本之大计，清查查出和处理的问题，后世并未有效解决，而仍长期严重存在，清查针对的钱粮积欠现象，因为朝廷大幅减低了征税额，其速度和数量虽有所减缓，但始终未曾绝迹。至于乾隆帝即位后，积欠在带征数年后终于蠲免，固然减轻或缓解了广大百姓的税粮负担，但将官侵、吏蚀二项也一并免除，不分是欠还是侵是蚀，既对贪官蚀吏是放纵，影响官箴的砥砺，也是对雍正年间大规模钱粮清查的辛辣的讽刺。
（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