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以后,进入后世习称的“东周”时期。东周时期的周王室,江河日下,势力远远比不上一些称雄争霸的诸侯。然而即便如此,周王室在名义上仍是天下共主,称雄争霸的诸侯仍然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帜。如《史记·周本纪》周赧王四十五年(前270年),秦攻周,公子周冣劝说秦昭襄王道:
为王计者不攻周。攻周,实不足以利,声畏天下。天下以声畏秦,必东合于齐。兵毙于周,合天下于齐,则秦不王矣。天下欲毙秦,劝王攻周。秦与天下毙,则令不行矣。
对此,唐张守节《正义》解释:“周天子之国,虽有重器名宝,土地狭少,不足利秦国。王若攻之,乃有攻天子之声,而令天下以攻天子之声畏秦,使诸侯归于齐,秦兵空毙于周,则秦不王矣。”虽然周冣的这番说辞,全无天子之国的威风,不过周为名义上的天下共主,还是能够由此窥见一斑;当时的“中国”,也仍以“周”为共名。
又过了14年,即周赧王五十九年(前256年),赧王崩,记述周朝历史的《史记·周本纪》于此作结,唐张守节《正义》云:“王赧卒后,天下无主三十五年,七雄并争。至秦始皇立,天下一统”;北宋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其中的《周纪》同样结束于“是岁,赧王崩”,接着便是《秦纪》,开始于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前255年),元胡三省《注》曰:“西周既亡,天下莫适为主,《通鉴》以秦卒并天下,因以昭襄王系年。”
如此,历史的事实是:前256年周赧王崩后,前221年秦王政平灭六国之前,“七雄并争”,“中国”没有王朝一类的共名;前221年到前206年,则是秦朝的天下。
秦有天下,较之夏、商、周三代,可谓名至实归。盖夏王朝时,王畿区外,周围是方国和部族;商除了方国和部族外,已经开始分封诸侯;周灭商以及周公东征胜利后,更是大规模地实行分封制。夏以及分封制下的商、周,夏、商、周作为天下的共名,王畿区外,严格地说来,并不是名至实归的;至秦,“并兼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寸之封,分天下为郡县”
,而且天下“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强制推行全面的大一统措施,从此,疆域所至,皆是皇帝一人的直属领土,秦国号也由此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共名。
“秦”这一名实双归的“中国”共名,影响既深远,起源也甚早。按照《史记·秦本纪》的记载,周孝王分土给非子,使为“附庸”
,“邑之秦”,这是秦国最初的政治实体(国家),时当公元前9世纪初
而后世学者大多据此认为:秦之为秦,得自地名“秦”。其实,依据甲骨文、金文材料以及《说文解字》的解释,秦国号起自地名秦的说法,与前面讨论的商、周国号本于地名的论点一样,也是本末倒置、难以成立的。
秦国号的推源释意,核心问题仍然是要清楚秦字的本义。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禾部·秦》:
伯益之后所封国。地宜禾,从禾,舂省。一曰秦,禾名。
清段玉裁注曰:“地宜禾者,说字形所以从禾从舂也。《(周礼)职方氏》曰:雍州谷宜黍稷;岂秦谷独宜禾与?……此字不以舂禾会意为本义,以地名为本义者,通人所传如是也。(秦禾名)此别一义。”
这里有必要简单交代本书屡次引用的许慎的《说文解字》。许慎(约58年至约147年)撰述《说文解字》,最重要的学术背景是汉代经今古文之争。所谓“今文经”,指汉代学者所传述的儒家经典,这些经典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记录,大都没有先秦的古文旧本,而由战国以来学者师徒父子传授,到汉代才一一写成定本;又“古文经”,指秦以前用古文(战国时通行于六国的文字)书写、而由汉代学者加以训释的儒家经典。如所周知,自西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以来,表彰儒家经典,建立经学博士,士子们也是竞相学习儒学经书,以求通经干禄。然而今文经与古文经不仅字体相异,内容与解说也是颇多不同,这便引发了今文经与古文经之争。问题在于,这种争议不仅是学术层面上的,由于涉及到设立博士、以经治国等等方面,所以事关重大。许慎是属于古文经派的,他认为今文经派依据当时的隶书解释古时经典,牵强附会、学理欠缺,而古文既多歧异,也有识辨解释的必要。于是,许慎根据古文经、《史籀篇》、《仓颉篇》以及其他古书材料,穷毕生之力,写出了集古文经学训诂大成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充实和完善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六书”系统,建立起通过分析文字结构与读音以阐明造字本义的方法,从而相当程度上达到了使古籍解释能有客观依据的目标。另一方面,由于《说文解字》保存了丰富多样的古文字资料,也成为后人研究古代文史的利器。即如本书,前此对夏、商、周国号的讨论,这里对秦国号的解说,以及下章论证汉国号,都离不开《说文解字》这把关键的钥匙。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
那么许慎《说文解字》以及段玉裁注有关“秦”字的上引说法,又当如何理解呢?从行文看,许慎以“伯益之后所封国”作为秦的第一义,但对于秦是新定之名抑或沿袭之称却语焉不详;段玉裁注虽然解释秦“以地名为本义”,却又指出这是“通人所传”之义,显然也是留有余地、有所保留的语气。而结合许慎《说文解字·叙》所谓“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的解说文字音、形、义的原则,则秦为“伯益之后所封国”,采用的当是知识渊博的“通人”的说法,即当时知识界一般的说法,所以列为第一义;而“秦,禾名”,大概是从民间得来的说法,故列为另一义。应该说,这两义都是“信而有证”的,因为如果没有根据,按照许慎的治学态度,那是宁肯“阙如”不写、也不凭空臆造的。只是秦的地名义、禾名义,究竟孰为本义呢?
仔细揣摩《说文解字》,既然秦字列在禾部,禾是表意的符号,可见“禾名”应该是秦字本义。后世学者也有意识到这一点的,如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直接改《说文解字》原意为:“秦,禾名,从禾,从舂省,会意。籀文从秝。[假借]托名标识字。《说文》:秦,伯益之后所封国,地宜禾。”这样,“禾名”就成了秦的首义与本义了。今人王慎行《<说文>辨正举例》则补充了甲骨文与金文的材料,而说法与朱骏声略同:“‘秦’为会意字,表示持杵舂禾,是其造字本谊。后世遂借其音以表示秦国之‘秦’,久假而不归,其造字本义遂晦。”
又日本学者高田中周《古籀篇》也说:“以禾名为古训是,秦为禾名,必当在秦主立国之前,此非为国名而作造之字可识矣。”
“秦,禾名”为秦字本义,在甲骨文与金文中也可以得到验证。秦字甲骨文一期写作
,周中期金文写作
《说文解字》所引古籀文字写作
,小篆写作
。比较以观,甲骨文、金文的秦字结构基本相同,当为秦字本形;古籀下部未变本形,而上部已有变异;小篆则因下部省形太甚,已经失去了初字特征。
分析甲骨文、金文秦字本形,从“秝”象禾苗密植丛生;“秝”上之“
与“
,均象朝天生长的禾穗;“
”是双手,表示用手收获。“秦”字本形的结构特征说明:秦是一种密植丛生的禾,它与其他禾的区别之一,在于种植方式的密植丛生。
对于秦字本义的上述认识,由得声于“秦”的同源字,同样能够获得印证。在上古汉语里,形声字的声符常有表意作用。而得声于“秦”的榛、蓁、溱、臻、轃、搸等字,本义不离“丛生”、“积聚”、“众聚”、“众多”一类,都与密植丛生之义相通,换言之,都与“秦”字的本义相通。这种字源关系说明,秦的确是一种密植丛生的禾。
秦这种密植丛生的禾,又是什么植物呢?禾有两层意思,一通指一切成秀(秀,禾类植物开花的意思)的谷类,一专指某种谷类。作为专指,稷是最普遍、最著名的一种禾,古书中禾、稷不并举即是绝好的证明;而作为通指,齐思和指出:“禾是谷子的大名,所以一切谷科的别种,字都从禾。据《说文》,其别种有
、穆、移、秦、私、秫、穈等”,又“因为禾是最主要的谷类,所以和禾相似的谷类如黍、稷、稻、穈、稉、秫等字皆从禾。而米、粟、糖、苗、稿、秸、秆、科、穰、秀、穗,原来本都指禾而言,后来推而应用到一般的谷类了”。
以此,秦实际上就是一种谷类;这种谷类区别于其他谷类的特征,则在于密植丛生与谷穗朝天。(见图4-1)
这种密植丛生、谷穗朝天的秦,雒江生经过实地考察,用实物作参证,察明了其在后代的真相,就是现在民间叫做“草谷”的谷子:
这种谷子,在西北地区还有小量种植的。种植的方式与用途是,撒谷子下种,不间苗,也不锄草,让其密植丛生,到了秋天成熟后,不摘掉谷穗,连同谷草一起收割回来,铡成草节喂养耕畜。或者晒干储存到冬季,耕畜吃不上青草的时候,再铡碎饲养耕畜过冬。由于这种谷子是专为饲草而种的,所以叫“草谷”。或者叫“毛谷”,“毛谷”也就是“草谷”,“毛”与“草”同义。又因为它的谷穗长得细长,有些像猫尾,而“猫”与“毛”谐音,所以也叫“猫尾谷”。
又草谷的禾苗丛生密挤,谷穗细长而轻,区别于“谷穗一般是下垂生长的”,这与“秦”的谷穗朝天向上生长的特征也是正相符合。(见图4-2)
“秦,禾名”的说法,据上所考,是能够成立了。接下来要讨论的是:作为禾名的秦,而且是不供人食、专为饲畜的秦,怎么成了国号?回想周族名、国号的得来,是因为周乃可供人类口食之需的禾稷,这似乎还不难理解;那么,秦这种与人类口食之需无关的草谷,为什么也能堂而皇之地成为国号呢?
秦为禾名,又是国号,国号的秦来自禾名的秦,这联系着秦人立国的历史与秦人祖先传说。
秦人立国,始于非子为周室的附庸。《史记·秦本纪》记载:
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于是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
又《史记·秦本纪》保存的秦人祖先传说略云: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有功,帝舜赐阜游,曰大费“后嗣将大出”。大费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伯翳,舜赐姓嬴氏。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费氏玄孙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为帝太戊御。
接下来,《史记·秦本纪》重点交代了中潏一支,因为秦人是从这支发展而来的。《史记·秦本纪》略云:
(中衍)玄孙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恶来。蜚廉善走,恶来有力,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蜚廉复有子曰季胜,季胜生孟增,孟增幸于周成王,两传至造父,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穆王,得骥、温骊、骅駵、騄耳之驷,穆王以赵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为赵氏。恶来革者,蜚廉子也,蚤死,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皋,旁皋生太几,太几生大骆,大骆生非子,以造父之宠,皆蒙赵城,姓赵氏。
按《史记·秦本纪》所述非子立国及非子以前的秦人祖先传说,大略如此,而据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认识:
(1)非子是秦人最早受封为附庸者,时在公元前9世纪初。非子以后才是真正的秦史,秦人的世系事迹也才比较可考;非子以前,则多出于传说。比如女脩至伯翳一段,清俞樾《湖楼笔谈》之三计较了一番,就发现了破绽:“颛顼为黄帝之孙,女脩既为颛顼苗裔,则去黄帝远矣,况大业又其子乎?而少典者,黄帝之父也。女华为少典之子,则与黄帝兄弟也,而谓大业得娶之乎?以《五帝纪》及《秦纪》参观,其谬殊甚!”其实诸如此类的《秦本纪》与《五帝本纪》的叙事矛盾,不必劳神论定谁是谁非,因为都不是信史、皆属于传说。又《秦本纪》所述大费至非子一段,也有世系不清、事迹模糊者;至于“中潏在西戎,保西垂”云云,则较为符合事实,而这又涉及到了近代以来复杂的有关秦人“西来说”与“东来说”的争论。
(2)长期以来,秦人是东来的还是西来的,争论不休。持东来说者,如卫聚贤、黄文弼、徐旭生、邹衡、林剑鸣、徐中舒、韩伟、牟世山等;主西来说者,有王国维、蒙文通等。
按研究与理解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特征,民族起源何地或者迁自何方,是关键之一。诚然,依照《史记·秦本纪》“太史公曰”的说法,“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脩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则司马迁以为秦人与东方嬴姓部族有着姓氏同源关系;但正如李零所指出的:
秦人本身,居住活动范围很清楚。……秦人不属于东方各支,他们是来自早在殷代末年即已定居在西戎地区的中潏一支。因此至少从殷末起,秦的直系先祖先是受西戎文化后则受周文化影响,在这些影响下形成自己的文化面貌,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
王国维也说:“当殷之末,有中潏者,已居西垂。大骆、非子以后,始有世系可纪,事迹亦较有据。”
本此,联系秦的经济与文化特征以及社会发展水平,探讨秦国号的成立过程,也应该以秦居西垂(即西部边疆)为前提。
(3)《史记·秦本纪》说得很清楚,非子是因为替周王朝养马,马大蕃息有功,得“分土为附庸”的。“附庸”就是周室分封的小国,所以“秦”作为国号以及秦人称“秦”实始于此。那么,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非子能使马大蕃息的原因,除了有“善养息之”的饲养技术外,还有什么奥秘呢?“应该实事求是地说,恐怕主要是饲料问题解决得好。”
“秦”(草谷)这种密植丛生的谷子,在今天看来,不过是种普通的饲料作物,可谓微不足道;但在近3000年以前,在非子种植它的时代,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在那个时代,“秦”(草谷)也曾经是一种了不起的谷类饲料作物;在犬丘
周围及汧渭之间,非子利用那里适宜种植谷子的自然条件,大量种植草谷以从事养马,才使养马业得到了蓬勃发展,非子部族也因此受到了周王朝的嘉赏。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不是饲料问题解决得好,即使“非子们”有超人的饲养技术,要使马匹得到大量蕃息,恐怕也是难以办到的。
综此,我们可以认为:秦人的祖先非子正是靠着种“秦”(草谷)养马,得为周王朝附庸国的,而为了标志立国根本,就把国号叫做“秦”了
至于附庸国秦所在的地方,也随之得名为秦,即《史记·秦本纪》所谓“邑之秦”是也。
顺带提及,后世有关“秦”字以及“秦”国号的传说还有一些。如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十说,宋人占卦以“三人持禾”表示“秦”字;又有一种说法是,秦始皇帝取“春”字字头、“秋”字偏旁合成“秦”,所以春秋循环为秦,寓意“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当然这些有趣的“拆字”说法,明显出自后世的附会,所以不必细辨也。
(4)非子因种“秦”养马而创业立国,由此又可以破译后世秦人有关祖先传说的诸多疑团,理解秦文化的若干特质。
秦人“初有史以纪事”,为“文公十三年”
,这年当周平王十八年(前753年),上距非子为周室附庸不过六世(向上推,依次为文公、襄公、庄公、秦仲、公伯、秦侯、秦嬴即非子);又《广弘明集》卷一一唐释法琳《对傅奕废佛僧事》引《竹书纪年》:“自秦仲之前,本无年世之纪”,秦仲距离非子,更是仅隔三世。至于非子以前,则多出于传说。在传说中,秦人祖先最值得注意者为伯翳(伯益),《史记·秦本纪》说他“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汉书·地理志》也说:“秦之先曰柏益,……为舜朕虞,养育草木鸟兽,赐姓嬴氏。”
如此,秦人把伯翳认作本部族祖先,实是由于伯翳的业绩与地位——上古传说中的草木畜牧专家,做过帝舜的“虞”官(按照后代的叫法,即林牧业部大臣);秦人作为“西垂”的游牧部族,由于事业心的激励,于是自愿以伯翳为本部族崇拜的精神偶像,并逐渐演化为他们传说中的祖先。
在秦文化特质中,马具有某种核心地位。《史记·秦本纪》所谓“蜚廉善走”,造父“善御”,蜚廉、造父以前费昌、孟戏、中衍皆为帝王御马,在在都表明了秦人之为“养马世家”,祖上就以善牧(牧养)善御(驾御)著称。又王子今分析《山海经》指出:“畜牧业一些具有某种革命意义的发明,恰恰都发生在秦地,……医马、调马、驯马技术,带有巫术性质,然而都发生于秦地,应当看作一种可以反映某种文化共同性的迹象。”
《诗·秦风》中,也多见体现秦人车马之好的诗篇,如《车邻》、《驷铁》、《小戎》等。这样看来,秦不仅以非子种“秦”养马立国,而且还以善牧善御为其文化特质之一。
西安临潼秦始皇帝陵兵马俑
(5)秦国号始得的地域为“汧渭之会”,而非《汉书·地理志》所说、后世学者大体遵信的“今陇西秦亭秦谷”。
秦之称“秦”始于非子邑秦,但秦究竟在哪里呢?《史记·秦本纪》“邑之秦”南朝刘宋裴骃《集解》引东晋徐广:“今天水陇西县秦亭也”,唐张守节《正义》引唐初《括地志》:“秦州清水县本名秦,嬴姓邑。《十三州志》云秦亭,秦谷是也”,《资治通鉴》元胡三省《注》引隋唐之间陆德明:“秦,陇西谷名也,在雍州鸟鼠山之东北”;又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早就明言:“乃封为附庸,邑之于秦,今陇西秦亭秦谷是也。”秦邑、秦亭、秦谷云云,今地在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东南(或说在今甘肃清水县东北,实同)。
今按上述传统说法,与《史记·秦本纪》原文明显不符。首先,秦既是周室“分土为附庸”的,那么地当近于周地,甚或就在周地,
而秦亭、秦谷离之较远;其次,司马迁虽然没有直接点明非子所邑的秦究竟在哪里,但明确讲到秦文公四年(前762年)“至汧渭之会”时,秦文公追述道:“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在该地卜居营邑,李零《<史记>中所见秦早期都邑葬地》指出:“这个重筑的城邑显然与非子所邑之秦是同一地点,它应当就是非子当年为周孝王养马的‘汧渭之间’”,而其确切地点,在今陕西宝鸡市东的千河、渭水交会处。
李零的考证是可信的,并且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赞同。如钱穆弟子王恢承其师说,认为“秦邑在汧渭之会,何等明确”
史念海指出,千、渭两条河谷对于后来的秦国,“实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换言之,周孝王既召非子为周王室养马于“汧渭之间”,又分近于“周原”的“汧渭之会”为非子的封邑,即所谓“邑之秦”,使为附庸;而后世一统六合的秦朝,也由此起步,并且慢慢地强大了起来。
从公元前9世纪初非子为周室附庸,到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平灭六国,在600多年的岁月里,秦人走过了一条漫长的发展道路;其间的曲折过程,大体见载于《史记·秦本纪》与《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下面就以这两篇本纪为主,列述有关秦国国家地位与地域范围的关键史实如下,由此也可见出秦国号地位的逐步攀升。
非子邑秦,为附庸,三传至秦仲,周宣王以为大夫,使攻西戎,败死。《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秦》始自秦仲。
秦仲死,周宣王召用其子,给兵七千人,伐西戎破之,乃以秦仲长子为西垂大夫,居其故西犬丘。
秦仲长子卒,追谥为庄公,次子立,是为襄公。《史记·秦始皇本纪》后所附的《秦纪》残卷,即断自襄公。襄公时,秦被立为诸侯,这是秦国发展史上的一桩大事。如1978年陕西宝鸡县太公庙发现的作于春秋早期的秦公镈及钟铭文,有“秦公曰:我先祖受天命,赏宅受国”之语,“赏宅”是指非子受封邑,“受国”是指襄公被封为诸侯,这在秦人心目中是很了不起的两桩大事。又《史记·秦本纪》述其始末道:
周幽王用褒姒废太子,立褒姒子为适,数欺诸侯,诸侯叛之。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郦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以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乃用駵驹、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
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生文公。
《秦本纪》在这里系年不清。考之,周退出岐、丰故地东迁,而以岐以西之地赐秦,使自行从戎人手中夺取,秦始封为诸侯,为前770年即秦襄公八年事。这一年,也是中国传统历史纪年的东周第一年。
秦文公十六年(前750年),败戎兵,“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
文公之后又七传至穆公。经过历世的经营,穆公十七年(前643年)“秦地东至河”。三十七年(前623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过贺穆公以金鼓。”按天子致贺,实际是等于承认了秦在西方的霸主地位;后来秦孝公追述道:“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
穆公之后又十六传至孝公。是时,“河山以东”的齐、楚、魏、燕、韩、赵六强并立,“淮泗之间小国十余。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于是孝公“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发布求贤令,卫国人公孙鞅(又名卫鞅。因仕秦有功,孝公赐商於之地十五邑,遂称商鞅)闻令入秦。孝公三年(前359年;一说六年,前356年)卫鞅首次变法,十二年卫鞅再次变法。变法之后,“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
秦以其富强,逐渐成为“虎狼之国”。卫鞅变法,奠定了后来秦灭六国的坚实基础。
孝公之后,历惠文君(王)、武王而至昭襄王。在此期间,随着秦国的争城夺地、开疆拓土,秦国地位也在迅速攀升。惠文君二年(前336年)天子贺,四年天子致文、武胙,十三年(前325年)惠文君称王。武王立,更“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昭襄王十九年(前288年),秦、齐相约称帝,秦为西帝,齐为东帝,旋而皆去帝号;五十一年(前256年)秦灭西周国,周王室亦绝;“五十二年,周民东亡,其器九鼎入秦”;五十三年(前254年)“天下来宾”。至此,秦已俨然代周而为天下之主。
秦始皇帝嬴政画像
昭襄王卒后,孝文王立一年而卒,庄襄王立三年而卒。前246年,“庄襄王卒,子政立,是为秦始皇帝。”
当嬴政(又称赵政)13岁时代立为秦王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及秦王政即位,继续攻取六国之地:前230年灭韩;前228年取赵地、俘赵王,赵公子奔代为代王;前226年取燕地,燕王东迁辽东;前225年灭魏;前223年俘楚王、取江南、降越君;前222年攻辽东、俘燕王,攻代、俘代王;前221年攻齐、俘齐王。至此,“秦王政立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为三十六郡,号为始皇帝”,历史进入了中国第一个一统皇朝——秦朝;“秦”这一国号,也名至实归地成为当时“中国”的共号,而其所涵盖的地域,则为以后的“中国”疆域打下了基础。
然而600多年的沧桑岁月所铸成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一统皇朝“秦”,仅仅经历了15年,就宣告破灭;“后五年,天下定于汉。”
秦亡汉兴,作为正式国号也是天下共号的“秦”,于是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然而,作为地域概念的“秦”,并未随之消失。如《史记·秦始皇本纪》:“灭秦之后,各分其地为三,名曰雍王、塞王、翟王,号曰三秦”;又《汉书·韩信传》:“今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三秦”后来成为今陕西关中地区的别称。又流至后来,“秦”一而再、再而三地为后世诸多建国者沿袭为国号,如十六国时代氐人苻健的秦(史称前秦、苻秦)、羌人姚苌的秦(史称后秦、姚秦、东秦)、鲜卑乞伏国仁的秦(史称西秦)。这三个秦国,也合称“三秦”。然则在中国历代中原皇朝国号中,后世对秦国号的沿袭程度,有类于此前的夏与周,此后的汉与唐,它们都是中国历史上多次反复出现的国号。
与汉、唐类似的是,“秦”在域外,还继续被视为中国大一统皇朝的象征,域外有关中国的称谓,就有源于“秦”(先秦时的秦王国)的China。作为域外有关中国的一种习惯称谓,China的沿用不衰,普遍与持续状况,甚至超过了汉、唐。
以上有关秦国号在后世的影响,是从大处立论的
而从小处着眼,如果有关秦国号的上述考说能够成立的话,那么笔者所生活的南京,地方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即秦置“秣陵”含有贬义,也可以获得全新的认识。
按在南京地区的历史地名序列中,“秣陵”是产生早、沿用久、影响大的一个名称。所谓产生早,前210年即秦始皇帝三十七年,改金陵邑为秣陵县,这是南京地区的第一个县。所谓沿用久,秣陵县历秦、两汉大体不废,直到东汉末的建安十七年(212年),才被孙权更名为建业;到280年即西晋太康元年,司马氏复改建业为秣陵,此后秣陵作为县名,沿用到隋开皇九年(589年)。又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后,设秣陵镇,即今南京市江宁区秣陵镇。“秣陵”一名,影响也可称广泛,时至今日,南京地区以“秣陵”为专名的各类地名,林林总总,难以胜数。
有关“秣陵”地名的上述种种,在南京文史圈内属于常识,无庸多说。值得注意的是“秣陵”当初的命名取义。《三国志·吴书·张纮传》南朝刘宋裴松之注引《江表传》:
(张)纮谓(孙)权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曰金陵。地势冈阜连石头,访问故老,云昔秦始皇东巡会稽,经此县,望气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故掘断连冈,改名秣陵。”
又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江南道润州:
上元县,本金陵地。秦始皇时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都邑之气。”故始皇东游以厌之,改其地曰秣陵,堑北山以绝其势。
按《江表传》为西晋文士虞溥撰写,记述三国史事,尤其详于汉末的江南与三国的孙吴;《元和郡县图志》为现存最早的古代总志,写成于元和八年(813年)。而类似《江表传》、《元和郡县图志》的上述记载,当时以及后世的典籍中还多见其例;只是遗憾的是,这些典籍对于“秣陵”的取义,并无明确交代。
这在古籍中没有明确交代取义的“秣陵”,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有了一种流行的说法,姑举四例:
据说秦始皇对“金陵”的尊称不服气。把这里改为牧马之所,城名也改金陵邑为秣陵县(“秣是草料”)。
秦始皇一心贬低金陵,……下令将金陵改名为秣陵,秣是草料,意即此地只配作牧马场。希图改一字而使秦王朝永占秣陵,传之万世。
秦统一六国以后,秦始皇改“金陵”为“秣陵”县;以从禾从末的“秣”字贬低这一地区的地位。
成语“厉兵秣马”中的“秣”意思就是喂饱战马。我们认为,秦始皇改“金陵”为“秣陵”,言下之意,这里只配做大秦帝国养马的场所,因此秣陵含有明显的贬义。秦始皇的做法显然意在降低南京的地位,贬损南京的形象。
按“金陵”的取义,相当复杂,这里不作详细讨论,可以肯定的则是,与镇压王气相关的“金陵”一名,其实并不含有褒义
“秣陵”之含有贬义,如果依据上引说法,那就确切无疑了。而追原“秣陵贬义说”的由来,大概与《江表传》、《元和郡县图志》一类典籍字里行间的语气与语义有关吧。
那么“秣陵”果真是贬义地名吗?从字面义分析,“陵”此处指“山”,而“山”或“陵”是无所谓贬义、褒义的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秣”。“秣”本谓牲口的饲料,《周礼·天官·大宰》:“七曰刍秣之式”,唐贾公彦疏:“谓牛马禾谷也”;“秣”又指喂养,尤其是喂养马匹,《诗·周南·汉广》:“之子于归,言秣其马”,“秣马”作为一个习用词汇,意指喂饱马匹。
由粗看起来显得义正音响的“金陵”,改为与牲口饲料或喂养马匹有关的“秣陵”,似乎“秣陵”是含有贬义。不过问题的真正复杂之处在于:改“金陵”为“秣陵”的时代是“秦”朝;秦朝是从秦国发展来的;而秦国,正是因为善种草谷、善养马匹而创业的,甚至“秦”国号本身,也来源于养马的饲料——作为禾名的“秦”。考虑及此,则“秣陵贬义说”可谓不攻自破。
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也没有根据认为秦始皇帝改“金陵”为“秣陵”是出于贬低金陵的目的。
承继秦人600多年的余烈,取高屋建瓴之势,以千军万马之威,扫荡六合,兼并天下,此“千古一帝”秦始皇帝也。秦始皇帝既统一,又于二十七年(前220年)至三十七年(前210年)间五次出巡全国。这五次出巡,几乎踏遍了全国各重要地区及名山大川。其中秦始皇帝的第五次出巡,是在三十七年出巡东南。《史记·秦始皇本纪》: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下,……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邪,……遂并海西。至平原津而病。
秦始皇帝一病不起,崩于这次出巡的途中,而南京地方史上的重大事件——改金陵邑为秣陵县,就发生在秦始皇帝“从江乘渡”时。江乘,秦所置县,治今南京市栖霞山附近。
按秦始皇帝出巡东南,目的是镇压该地区出现的反抗气氛,所谓“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
,“厌”,镇也。后来的历史事实,竟也不出秦始皇帝的意料:前206年,正是楚怀王熊心名下的刘邦、项羽灭了秦朝,从而应了“亡秦必楚”的南公预言。
然而何以“亡秦必楚”呢?在秦所灭关东六国中,“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返,楚人怜之至今。”
这是说前299年,楚怀王熊槐受骗入秦,被扣留;前296年死于秦。又前209年陈胜首义后,“号为张楚”,盖楚国虽灭,潜力尚在,仍有可张之势,所以陈胜一呼,楚地震动,关东沸腾,不可一世的秦帝国随之瓦解。
应该正是顾虑到楚地局面的能否安定,秦始皇帝的最后一次出巡,才选择了东南地区,即故楚国的地域。
明暸了以上历史背景以后,再结合上文有关秦国号的考论,则秦始皇帝改楚金陵邑为秦秣陵县问题,我们当可获得全新的两点认识:
其一,前333年,楚置金陵邑,位于今南京市清凉山;就当时形势论,清凉山控扼长江与淮水(今秦淮河)之险,军事地位甚为重要,这应该是秦始皇帝改金陵邑置秣陵县并移治今秣陵镇一带的原因。今秣陵镇一带,当时据淮水中游,具备较为优越的经济基础与相对便利的交通条件。
其二,“秣陵意蕴深远,与秦国号取义近同:‘秦’为养马的草谷,秦人祖先以养马得以立国,所以定国号为‘秦’;‘秣’则牲口的饲料,秣陵自为秦帝国看中的东南形胜。”
以此,笔者坚信,秦朝始置的“秣陵”,不仅没有贬损之义,反倒深具褒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