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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以后，进入后世习称的“东周”时期。东周时期的周王室，江河日下，势力远远比不上一些称雄争霸的诸侯。然而即便如此，周王室在名义上仍是天下共主，称雄争霸的诸侯仍然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帜。如《史记·周本纪》周赧王四十五年（前270年），秦攻周，公子周冣劝说秦昭襄王道：
为王计者不攻周。攻周，实不足以利，声畏天下。天下以声畏秦，必东合于齐。兵毙于周，合天下于齐，则秦不王矣。天下欲毙秦，劝王攻周。秦与天下毙，则令不行矣。
对此，唐张守节《正义》解释：“周天子之国，虽有重器名宝，土地狭少，不足利秦国。王若攻之，乃有攻天子之声，而令天下以攻天子之声畏秦，使诸侯归于齐，秦兵空毙于周，则秦不王矣。”虽然周冣的这番说辞，全无天子之国的威风，不过周为名义上的天下共主，还是能够由此窥见一斑；当时的“中国”，也仍以“周”为共名。
又过了14年，即周赧王五十九年（前256年），赧王崩，记述周朝历史的《史记·周本纪》于此作结，唐张守节《正义》云：“王赧卒后，天下无主三十五年，七雄并争。至秦始皇立，天下一统”；北宋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其中的《周纪》同样结束于“是岁，赧王崩”，接着便是《秦纪》，开始于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前255年），元胡三省《注》曰：“西周既亡，天下莫适为主，《通鉴》以秦卒并天下，因以昭襄王系年。”
如此，历史的事实是：前256年周赧王崩后，前221年秦王政平灭六国之前，“七雄并争”，“中国”没有王朝一类的共名；前221年到前206年，则是秦朝的天下。
秦有天下，较之夏、商、周三代，可谓名至实归。盖夏王朝时，王畿区外，周围是方国和部族；商除了方国和部族外，已经开始分封诸侯；周灭商以及周公东征胜利后，更是大规模地实行分封制。夏以及分封制下的商、周，夏、商、周作为天下的共名，王畿区外，严格地说来，并不是名至实归的；至秦，“并兼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寸之封，分天下为郡县”
，而且天下“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强制推行全面的大一统措施，从此，疆域所至，皆是皇帝一人的直属领土，秦国号也由此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共名。
“秦”这一名实双归的“中国”共名，影响既深远，起源也甚早。按照《史记·秦本纪》的记载，周孝王分土给非子，使为“附庸”
，“邑之秦”，这是秦国最初的政治实体（国家），时当公元前9世纪初
而后世学者大多据此认为：秦之为秦，得自地名“秦”。其实，依据甲骨文、金文材料以及《说文解字》的解释，秦国号起自地名秦的说法，与前面讨论的商、周国号本于地名的论点一样，也是本末倒置、难以成立的。
秦国号的推源释意，核心问题仍然是要清楚秦字的本义。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禾部·秦》：
伯益之后所封国。地宜禾，从禾，舂省。一曰秦，禾名。
清段玉裁注曰：“地宜禾者，说字形所以从禾从舂也。《（周礼）职方氏》曰：雍州谷宜黍稷；岂秦谷独宜禾与？……此字不以舂禾会意为本义，以地名为本义者，通人所传如是也。（秦禾名）此别一义。”
这里有必要简单交代本书屡次引用的许慎的《说文解字》。许慎（约58年至约147年）撰述《说文解字》，最重要的学术背景是汉代经今古文之争。所谓“今文经”，指汉代学者所传述的儒家经典，这些经典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记录，大都没有先秦的古文旧本，而由战国以来学者师徒父子传授，到汉代才一一写成定本；又“古文经”，指秦以前用古文（战国时通行于六国的文字）书写、而由汉代学者加以训释的儒家经典。如所周知，自西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以来，表彰儒家经典，建立经学博士，士子们也是竞相学习儒学经书，以求通经干禄。然而今文经与古文经不仅字体相异，内容与解说也是颇多不同，这便引发了今文经与古文经之争。问题在于，这种争议不仅是学术层面上的，由于涉及到设立博士、以经治国等等方面，所以事关重大。许慎是属于古文经派的，他认为今文经派依据当时的隶书解释古时经典，牵强附会、学理欠缺，而古文既多歧异，也有识辨解释的必要。于是，许慎根据古文经、《史籀篇》、《仓颉篇》以及其他古书材料，穷毕生之力，写出了集古文经学训诂大成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充实和完善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六书”系统，建立起通过分析文字结构与读音以阐明造字本义的方法，从而相当程度上达到了使古籍解释能有客观依据的目标。另一方面，由于《说文解字》保存了丰富多样的古文字资料，也成为后人研究古代文史的利器。即如本书，前此对夏、商、周国号的讨论，这里对秦国号的解说，以及下章论证汉国号，都离不开《说文解字》这把关键的钥匙。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
那么许慎《说文解字》以及段玉裁注有关“秦”字的上引说法，又当如何理解呢？从行文看，许慎以“伯益之后所封国”作为秦的第一义，但对于秦是新定之名抑或沿袭之称却语焉不详；段玉裁注虽然解释秦“以地名为本义”，却又指出这是“通人所传”之义，显然也是留有余地、有所保留的语气。而结合许慎《说文解字·叙》所谓“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的解说文字音、形、义的原则，则秦为“伯益之后所封国”，采用的当是知识渊博的“通人”的说法，即当时知识界一般的说法，所以列为第一义；而“秦，禾名”，大概是从民间得来的说法，故列为另一义。应该说，这两义都是“信而有证”的，因为如果没有根据，按照许慎的治学态度，那是宁肯“阙如”不写、也不凭空臆造的。只是秦的地名义、禾名义，究竟孰为本义呢？
仔细揣摩《说文解字》，既然秦字列在禾部，禾是表意的符号，可见“禾名”应该是秦字本义。后世学者也有意识到这一点的，如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直接改《说文解字》原意为：“秦，禾名，从禾，从舂省，会意。籀文从秝。[假借]托名标识字。《说文》：秦，伯益之后所封国，地宜禾。”这样，“禾名”就成了秦的首义与本义了。今人王慎行《<说文>辨正举例》则补充了甲骨文与金文的材料，而说法与朱骏声略同：“‘秦’为会意字，表示持杵舂禾，是其造字本谊。后世遂借其音以表示秦国之‘秦’，久假而不归，其造字本义遂晦。”
又日本学者高田中周《古籀篇》也说：“以禾名为古训是，秦为禾名，必当在秦主立国之前，此非为国名而作造之字可识矣。”
“秦，禾名”为秦字本义，在甲骨文与金文中也可以得到验证。秦字甲骨文一期写作
，周中期金文写作
《说文解字》所引古籀文字写作
，小篆写作
。比较以观，甲骨文、金文的秦字结构基本相同，当为秦字本形；古籀下部未变本形，而上部已有变异；小篆则因下部省形太甚，已经失去了初字特征。
分析甲骨文、金文秦字本形，从“秝”象禾苗密植丛生；“秝”上之“
与“
，均象朝天生长的禾穗；“
”是双手，表示用手收获。“秦”字本形的结构特征说明：秦是一种密植丛生的禾，它与其他禾的区别之一，在于种植方式的密植丛生。
对于秦字本义的上述认识，由得声于“秦”的同源字，同样能够获得印证。在上古汉语里，形声字的声符常有表意作用。而得声于“秦”的榛、蓁、溱、臻、轃、搸等字，本义不离“丛生”、“积聚”、“众聚”、“众多”一类，都与密植丛生之义相通，换言之，都与“秦”字的本义相通。这种字源关系说明，秦的确是一种密植丛生的禾。
秦这种密植丛生的禾，又是什么植物呢？禾有两层意思，一通指一切成秀（秀，禾类植物开花的意思）的谷类，一专指某种谷类。作为专指，稷是最普遍、最著名的一种禾，古书中禾、稷不并举即是绝好的证明；而作为通指，齐思和指出：“禾是谷子的大名，所以一切谷科的别种，字都从禾。据《说文》，其别种有
、穆、移、秦、私、秫、穈等”，又“因为禾是最主要的谷类，所以和禾相似的谷类如黍、稷、稻、穈、稉、秫等字皆从禾。而米、粟、糖、苗、稿、秸、秆、科、穰、秀、穗，原来本都指禾而言，后来推而应用到一般的谷类了”。
以此，秦实际上就是一种谷类；这种谷类区别于其他谷类的特征，则在于密植丛生与谷穗朝天。（见图4-1）
这种密植丛生、谷穗朝天的秦，雒江生经过实地考察，用实物作参证，察明了其在后代的真相，就是现在民间叫做“草谷”的谷子：
这种谷子，在西北地区还有小量种植的。种植的方式与用途是，撒谷子下种，不间苗，也不锄草，让其密植丛生，到了秋天成熟后，不摘掉谷穗，连同谷草一起收割回来，铡成草节喂养耕畜。或者晒干储存到冬季，耕畜吃不上青草的时候，再铡碎饲养耕畜过冬。由于这种谷子是专为饲草而种的，所以叫“草谷”。或者叫“毛谷”，“毛谷”也就是“草谷”，“毛”与“草”同义。又因为它的谷穗长得细长，有些像猫尾，而“猫”与“毛”谐音，所以也叫“猫尾谷”。
又草谷的禾苗丛生密挤，谷穗细长而轻，区别于“谷穗一般是下垂生长的”，这与“秦”的谷穗朝天向上生长的特征也是正相符合。（见图4-2）
“秦，禾名”的说法，据上所考，是能够成立了。接下来要讨论的是：作为禾名的秦，而且是不供人食、专为饲畜的秦，怎么成了国号？回想周族名、国号的得来，是因为周乃可供人类口食之需的禾稷，这似乎还不难理解；那么，秦这种与人类口食之需无关的草谷，为什么也能堂而皇之地成为国号呢？
秦为禾名，又是国号，国号的秦来自禾名的秦，这联系着秦人立国的历史与秦人祖先传说。
秦人立国，始于非子为周室的附庸。《史记·秦本纪》记载：
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于是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
又《史记·秦本纪》保存的秦人祖先传说略云：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有功，帝舜赐阜游，曰大费“后嗣将大出”。大费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伯翳，舜赐姓嬴氏。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费氏玄孙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为帝太戊御。
接下来，《史记·秦本纪》重点交代了中潏一支，因为秦人是从这支发展而来的。《史记·秦本纪》略云：
（中衍）玄孙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恶来。蜚廉善走，恶来有力，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蜚廉复有子曰季胜，季胜生孟增，孟增幸于周成王，两传至造父，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穆王，得骥、温骊、骅駵、騄耳之驷，穆王以赵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为赵氏。恶来革者，蜚廉子也，蚤死，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皋，旁皋生太几，太几生大骆，大骆生非子，以造父之宠，皆蒙赵城，姓赵氏。
按《史记·秦本纪》所述非子立国及非子以前的秦人祖先传说，大略如此，而据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认识：
（1）非子是秦人最早受封为附庸者，时在公元前9世纪初。非子以后才是真正的秦史，秦人的世系事迹也才比较可考；非子以前，则多出于传说。比如女脩至伯翳一段，清俞樾《湖楼笔谈》之三计较了一番，就发现了破绽：“颛顼为黄帝之孙，女脩既为颛顼苗裔，则去黄帝远矣，况大业又其子乎？而少典者，黄帝之父也。女华为少典之子，则与黄帝兄弟也，而谓大业得娶之乎？以《五帝纪》及《秦纪》参观，其谬殊甚！”其实诸如此类的《秦本纪》与《五帝本纪》的叙事矛盾，不必劳神论定谁是谁非，因为都不是信史、皆属于传说。又《秦本纪》所述大费至非子一段，也有世系不清、事迹模糊者；至于“中潏在西戎，保西垂”云云，则较为符合事实，而这又涉及到了近代以来复杂的有关秦人“西来说”与“东来说”的争论。
（2）长期以来，秦人是东来的还是西来的，争论不休。持东来说者，如卫聚贤、黄文弼、徐旭生、邹衡、林剑鸣、徐中舒、韩伟、牟世山等；主西来说者，有王国维、蒙文通等。
按研究与理解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特征，民族起源何地或者迁自何方，是关键之一。诚然，依照《史记·秦本纪》“太史公曰”的说法，“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脩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则司马迁以为秦人与东方嬴姓部族有着姓氏同源关系；但正如李零所指出的：
秦人本身，居住活动范围很清楚。……秦人不属于东方各支，他们是来自早在殷代末年即已定居在西戎地区的中潏一支。因此至少从殷末起，秦的直系先祖先是受西戎文化后则受周文化影响，在这些影响下形成自己的文化面貌，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
王国维也说：“当殷之末，有中潏者，已居西垂。大骆、非子以后，始有世系可纪，事迹亦较有据。”
本此，联系秦的经济与文化特征以及社会发展水平，探讨秦国号的成立过程，也应该以秦居西垂（即西部边疆）为前提。
（3）《史记·秦本纪》说得很清楚，非子是因为替周王朝养马，马大蕃息有功，得“分土为附庸”的。“附庸”就是周室分封的小国，所以“秦”作为国号以及秦人称“秦”实始于此。那么，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非子能使马大蕃息的原因，除了有“善养息之”的饲养技术外，还有什么奥秘呢？“应该实事求是地说，恐怕主要是饲料问题解决得好。”
“秦”（草谷）这种密植丛生的谷子，在今天看来，不过是种普通的饲料作物，可谓微不足道；但在近3000年以前，在非子种植它的时代，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在那个时代，“秦”（草谷）也曾经是一种了不起的谷类饲料作物；在犬丘
周围及汧渭之间，非子利用那里适宜种植谷子的自然条件，大量种植草谷以从事养马，才使养马业得到了蓬勃发展，非子部族也因此受到了周王朝的嘉赏。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不是饲料问题解决得好，即使“非子们”有超人的饲养技术，要使马匹得到大量蕃息，恐怕也是难以办到的。
综此，我们可以认为：秦人的祖先非子正是靠着种“秦”（草谷）养马，得为周王朝附庸国的，而为了标志立国根本，就把国号叫做“秦”了
至于附庸国秦所在的地方，也随之得名为秦，即《史记·秦本纪》所谓“邑之秦”是也。
顺带提及，后世有关“秦”字以及“秦”国号的传说还有一些。如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十说，宋人占卦以“三人持禾”表示“秦”字；又有一种说法是，秦始皇帝取“春”字字头、“秋”字偏旁合成“秦”，所以春秋循环为秦，寓意“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当然这些有趣的“拆字”说法，明显出自后世的附会，所以不必细辨也。
（4）非子因种“秦”养马而创业立国，由此又可以破译后世秦人有关祖先传说的诸多疑团，理解秦文化的若干特质。
秦人“初有史以纪事”，为“文公十三年”
，这年当周平王十八年（前753年），上距非子为周室附庸不过六世（向上推，依次为文公、襄公、庄公、秦仲、公伯、秦侯、秦嬴即非子）；又《广弘明集》卷一一唐释法琳《对傅奕废佛僧事》引《竹书纪年》：“自秦仲之前，本无年世之纪”，秦仲距离非子，更是仅隔三世。至于非子以前，则多出于传说。在传说中，秦人祖先最值得注意者为伯翳（伯益），《史记·秦本纪》说他“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汉书·地理志》也说：“秦之先曰柏益，……为舜朕虞，养育草木鸟兽，赐姓嬴氏。”
如此，秦人把伯翳认作本部族祖先，实是由于伯翳的业绩与地位——上古传说中的草木畜牧专家，做过帝舜的“虞”官（按照后代的叫法，即林牧业部大臣）；秦人作为“西垂”的游牧部族，由于事业心的激励，于是自愿以伯翳为本部族崇拜的精神偶像，并逐渐演化为他们传说中的祖先。
在秦文化特质中，马具有某种核心地位。《史记·秦本纪》所谓“蜚廉善走”，造父“善御”，蜚廉、造父以前费昌、孟戏、中衍皆为帝王御马，在在都表明了秦人之为“养马世家”，祖上就以善牧（牧养）善御（驾御）著称。又王子今分析《山海经》指出：“畜牧业一些具有某种革命意义的发明，恰恰都发生在秦地，……医马、调马、驯马技术，带有巫术性质，然而都发生于秦地，应当看作一种可以反映某种文化共同性的迹象。”
《诗·秦风》中，也多见体现秦人车马之好的诗篇，如《车邻》、《驷铁》、《小戎》等。这样看来，秦不仅以非子种“秦”养马立国，而且还以善牧善御为其文化特质之一。
西安临潼秦始皇帝陵兵马俑
（5）秦国号始得的地域为“汧渭之会”，而非《汉书·地理志》所说、后世学者大体遵信的“今陇西秦亭秦谷”。
秦之称“秦”始于非子邑秦，但秦究竟在哪里呢？《史记·秦本纪》“邑之秦”南朝刘宋裴骃《集解》引东晋徐广：“今天水陇西县秦亭也”，唐张守节《正义》引唐初《括地志》：“秦州清水县本名秦，嬴姓邑。《十三州志》云秦亭，秦谷是也”，《资治通鉴》元胡三省《注》引隋唐之间陆德明：“秦，陇西谷名也，在雍州鸟鼠山之东北”；又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早就明言：“乃封为附庸，邑之于秦，今陇西秦亭秦谷是也。”秦邑、秦亭、秦谷云云，今地在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东南（或说在今甘肃清水县东北，实同）。
今按上述传统说法，与《史记·秦本纪》原文明显不符。首先，秦既是周室“分土为附庸”的，那么地当近于周地，甚或就在周地，
而秦亭、秦谷离之较远；其次，司马迁虽然没有直接点明非子所邑的秦究竟在哪里，但明确讲到秦文公四年（前762年）“至汧渭之会”时，秦文公追述道：“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在该地卜居营邑，李零《<史记>中所见秦早期都邑葬地》指出：“这个重筑的城邑显然与非子所邑之秦是同一地点，它应当就是非子当年为周孝王养马的‘汧渭之间’”，而其确切地点，在今陕西宝鸡市东的千河、渭水交会处。
李零的考证是可信的，并且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赞同。如钱穆弟子王恢承其师说，认为“秦邑在汧渭之会，何等明确”
史念海指出，千、渭两条河谷对于后来的秦国，“实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换言之，周孝王既召非子为周王室养马于“汧渭之间”，又分近于“周原”的“汧渭之会”为非子的封邑，即所谓“邑之秦”，使为附庸；而后世一统六合的秦朝，也由此起步，并且慢慢地强大了起来。
从公元前9世纪初非子为周室附庸，到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平灭六国，在600多年的岁月里，秦人走过了一条漫长的发展道路；其间的曲折过程，大体见载于《史记·秦本纪》与《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下面就以这两篇本纪为主，列述有关秦国国家地位与地域范围的关键史实如下，由此也可见出秦国号地位的逐步攀升。
非子邑秦，为附庸，三传至秦仲，周宣王以为大夫，使攻西戎，败死。《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秦》始自秦仲。
秦仲死，周宣王召用其子，给兵七千人，伐西戎破之，乃以秦仲长子为西垂大夫，居其故西犬丘。
秦仲长子卒，追谥为庄公，次子立，是为襄公。《史记·秦始皇本纪》后所附的《秦纪》残卷，即断自襄公。襄公时，秦被立为诸侯，这是秦国发展史上的一桩大事。如1978年陕西宝鸡县太公庙发现的作于春秋早期的秦公镈及钟铭文，有“秦公曰：我先祖受天命，赏宅受国”之语，“赏宅”是指非子受封邑，“受国”是指襄公被封为诸侯，这在秦人心目中是很了不起的两桩大事。又《史记·秦本纪》述其始末道：
周幽王用褒姒废太子，立褒姒子为适，数欺诸侯，诸侯叛之。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郦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以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乃用駵驹、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
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生文公。
《秦本纪》在这里系年不清。考之，周退出岐、丰故地东迁，而以岐以西之地赐秦，使自行从戎人手中夺取，秦始封为诸侯，为前770年即秦襄公八年事。这一年，也是中国传统历史纪年的东周第一年。
秦文公十六年（前750年），败戎兵，“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
文公之后又七传至穆公。经过历世的经营，穆公十七年（前643年）“秦地东至河”。三十七年（前623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过贺穆公以金鼓。”按天子致贺，实际是等于承认了秦在西方的霸主地位；后来秦孝公追述道：“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
穆公之后又十六传至孝公。是时，“河山以东”的齐、楚、魏、燕、韩、赵六强并立，“淮泗之间小国十余。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于是孝公“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发布求贤令，卫国人公孙鞅（又名卫鞅。因仕秦有功，孝公赐商於之地十五邑，遂称商鞅）闻令入秦。孝公三年（前359年；一说六年，前356年）卫鞅首次变法，十二年卫鞅再次变法。变法之后，“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
秦以其富强，逐渐成为“虎狼之国”。卫鞅变法，奠定了后来秦灭六国的坚实基础。
孝公之后，历惠文君（王）、武王而至昭襄王。在此期间，随着秦国的争城夺地、开疆拓土，秦国地位也在迅速攀升。惠文君二年（前336年）天子贺，四年天子致文、武胙，十三年（前325年）惠文君称王。武王立，更“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昭襄王十九年（前288年），秦、齐相约称帝，秦为西帝，齐为东帝，旋而皆去帝号；五十一年（前256年）秦灭西周国，周王室亦绝；“五十二年，周民东亡，其器九鼎入秦”；五十三年（前254年）“天下来宾”。至此，秦已俨然代周而为天下之主。
秦始皇帝嬴政画像
昭襄王卒后，孝文王立一年而卒，庄襄王立三年而卒。前246年，“庄襄王卒，子政立，是为秦始皇帝。”
当嬴政（又称赵政）13岁时代立为秦王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及秦王政即位，继续攻取六国之地：前230年灭韩；前228年取赵地、俘赵王，赵公子奔代为代王；前226年取燕地，燕王东迁辽东；前225年灭魏；前223年俘楚王、取江南、降越君；前222年攻辽东、俘燕王，攻代、俘代王；前221年攻齐、俘齐王。至此，“秦王政立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为三十六郡，号为始皇帝”，历史进入了中国第一个一统皇朝——秦朝；“秦”这一国号，也名至实归地成为当时“中国”的共号，而其所涵盖的地域，则为以后的“中国”疆域打下了基础。
然而600多年的沧桑岁月所铸成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一统皇朝“秦”，仅仅经历了15年，就宣告破灭；“后五年，天下定于汉。”
秦亡汉兴，作为正式国号也是天下共号的“秦”，于是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然而，作为地域概念的“秦”，并未随之消失。如《史记·秦始皇本纪》：“灭秦之后，各分其地为三，名曰雍王、塞王、翟王，号曰三秦”；又《汉书·韩信传》：“今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三秦”后来成为今陕西关中地区的别称。又流至后来，“秦”一而再、再而三地为后世诸多建国者沿袭为国号，如十六国时代氐人苻健的秦（史称前秦、苻秦）、羌人姚苌的秦（史称后秦、姚秦、东秦）、鲜卑乞伏国仁的秦（史称西秦）。这三个秦国，也合称“三秦”。然则在中国历代中原皇朝国号中，后世对秦国号的沿袭程度，有类于此前的夏与周，此后的汉与唐，它们都是中国历史上多次反复出现的国号。
与汉、唐类似的是，“秦”在域外，还继续被视为中国大一统皇朝的象征，域外有关中国的称谓，就有源于“秦”（先秦时的秦王国）的China。作为域外有关中国的一种习惯称谓，China的沿用不衰，普遍与持续状况，甚至超过了汉、唐。
以上有关秦国号在后世的影响，是从大处立论的
而从小处着眼，如果有关秦国号的上述考说能够成立的话，那么笔者所生活的南京，地方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即秦置“秣陵”含有贬义，也可以获得全新的认识。
按在南京地区的历史地名序列中，“秣陵”是产生早、沿用久、影响大的一个名称。所谓产生早，前210年即秦始皇帝三十七年，改金陵邑为秣陵县，这是南京地区的第一个县。所谓沿用久，秣陵县历秦、两汉大体不废，直到东汉末的建安十七年（212年），才被孙权更名为建业；到280年即西晋太康元年，司马氏复改建业为秣陵，此后秣陵作为县名，沿用到隋开皇九年（589年）。又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后，设秣陵镇，即今南京市江宁区秣陵镇。“秣陵”一名，影响也可称广泛，时至今日，南京地区以“秣陵”为专名的各类地名，林林总总，难以胜数。
有关“秣陵”地名的上述种种，在南京文史圈内属于常识，无庸多说。值得注意的是“秣陵”当初的命名取义。《三国志·吴书·张纮传》南朝刘宋裴松之注引《江表传》：
（张）纮谓（孙）权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曰金陵。地势冈阜连石头，访问故老，云昔秦始皇东巡会稽，经此县，望气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故掘断连冈，改名秣陵。”
又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江南道润州：
上元县，本金陵地。秦始皇时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都邑之气。”故始皇东游以厌之，改其地曰秣陵，堑北山以绝其势。
按《江表传》为西晋文士虞溥撰写，记述三国史事，尤其详于汉末的江南与三国的孙吴；《元和郡县图志》为现存最早的古代总志，写成于元和八年（813年）。而类似《江表传》、《元和郡县图志》的上述记载，当时以及后世的典籍中还多见其例；只是遗憾的是，这些典籍对于“秣陵”的取义，并无明确交代。
这在古籍中没有明确交代取义的“秣陵”，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有了一种流行的说法，姑举四例：
据说秦始皇对“金陵”的尊称不服气。把这里改为牧马之所，城名也改金陵邑为秣陵县（“秣是草料”)。
秦始皇一心贬低金陵，……下令将金陵改名为秣陵，秣是草料，意即此地只配作牧马场。希图改一字而使秦王朝永占秣陵，传之万世。
秦统一六国以后，秦始皇改“金陵”为“秣陵”县；以从禾从末的“秣”字贬低这一地区的地位。
成语“厉兵秣马”中的“秣”意思就是喂饱战马。我们认为，秦始皇改“金陵”为“秣陵”，言下之意，这里只配做大秦帝国养马的场所，因此秣陵含有明显的贬义。秦始皇的做法显然意在降低南京的地位，贬损南京的形象。
按“金陵”的取义，相当复杂，这里不作详细讨论，可以肯定的则是，与镇压王气相关的“金陵”一名，其实并不含有褒义
“秣陵”之含有贬义，如果依据上引说法，那就确切无疑了。而追原“秣陵贬义说”的由来，大概与《江表传》、《元和郡县图志》一类典籍字里行间的语气与语义有关吧。
那么“秣陵”果真是贬义地名吗？从字面义分析，“陵”此处指“山”，而“山”或“陵”是无所谓贬义、褒义的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秣”。“秣”本谓牲口的饲料，《周礼·天官·大宰》：“七曰刍秣之式”，唐贾公彦疏：“谓牛马禾谷也”；“秣”又指喂养，尤其是喂养马匹，《诗·周南·汉广》：“之子于归，言秣其马”，“秣马”作为一个习用词汇，意指喂饱马匹。
由粗看起来显得义正音响的“金陵”，改为与牲口饲料或喂养马匹有关的“秣陵”，似乎“秣陵”是含有贬义。不过问题的真正复杂之处在于：改“金陵”为“秣陵”的时代是“秦”朝；秦朝是从秦国发展来的；而秦国，正是因为善种草谷、善养马匹而创业的，甚至“秦”国号本身，也来源于养马的饲料——作为禾名的“秦”。考虑及此，则“秣陵贬义说”可谓不攻自破。
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也没有根据认为秦始皇帝改“金陵”为“秣陵”是出于贬低金陵的目的。
承继秦人600多年的余烈，取高屋建瓴之势，以千军万马之威，扫荡六合，兼并天下，此“千古一帝”秦始皇帝也。秦始皇帝既统一，又于二十七年（前220年）至三十七年（前210年）间五次出巡全国。这五次出巡，几乎踏遍了全国各重要地区及名山大川。其中秦始皇帝的第五次出巡，是在三十七年出巡东南。《史记·秦始皇本纪》：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下，……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邪，……遂并海西。至平原津而病。
秦始皇帝一病不起，崩于这次出巡的途中，而南京地方史上的重大事件——改金陵邑为秣陵县，就发生在秦始皇帝“从江乘渡”时。江乘，秦所置县，治今南京市栖霞山附近。
按秦始皇帝出巡东南，目的是镇压该地区出现的反抗气氛，所谓“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
，“厌”，镇也。后来的历史事实，竟也不出秦始皇帝的意料：前206年，正是楚怀王熊心名下的刘邦、项羽灭了秦朝，从而应了“亡秦必楚”的南公预言。
然而何以“亡秦必楚”呢？在秦所灭关东六国中，“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返，楚人怜之至今。”
这是说前299年，楚怀王熊槐受骗入秦，被扣留；前296年死于秦。又前209年陈胜首义后，“号为张楚”，盖楚国虽灭，潜力尚在，仍有可张之势，所以陈胜一呼，楚地震动，关东沸腾，不可一世的秦帝国随之瓦解。
应该正是顾虑到楚地局面的能否安定，秦始皇帝的最后一次出巡，才选择了东南地区，即故楚国的地域。
明暸了以上历史背景以后，再结合上文有关秦国号的考论，则秦始皇帝改楚金陵邑为秦秣陵县问题，我们当可获得全新的两点认识：
其一，前333年，楚置金陵邑，位于今南京市清凉山；就当时形势论，清凉山控扼长江与淮水（今秦淮河）之险，军事地位甚为重要，这应该是秦始皇帝改金陵邑置秣陵县并移治今秣陵镇一带的原因。今秣陵镇一带，当时据淮水中游，具备较为优越的经济基础与相对便利的交通条件。
其二，“秣陵意蕴深远，与秦国号取义近同：‘秦’为养马的草谷，秦人祖先以养马得以立国，所以定国号为‘秦’；‘秣’则牲口的饲料，秣陵自为秦帝国看中的东南形胜。”
以此，笔者坚信，秦朝始置的“秣陵”，不仅没有贬损之义，反倒深具褒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