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公元前1046年或其前后，姬发（谥号周武王）伐纣灭商
，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中原王朝——周，从此建立。周朝共历32代37王，近800年：前841年，为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开端，即所谓的“共和”元年，中国史从此有了确切纪年；前771年，周太子宜臼的外祖父申侯，引犬戎攻杀周幽王宫涅于骊山下，诸侯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次年周平王东迁雒邑（今河南洛阳）。后世以平王东迁以前的11代12王为“西周”，以后的21代25王为“东周”。西周时王室强大，周天子于名于实，都是天下的共主；及至东周，王室逐渐衰微，诸侯专政，周天子但居共主的虚名。公元前315年，周慎靓王定崩，子延立，即周赧王。前256年，秦灭西周
，周朝最后一位天子周赧王也驾崩，于是周朝灭亡。《汉书·地理志》因称：“周于三代最为长久，八百余年至于赧王，乃为秦所兼。”
然则回溯先周即周朝建立以前的历史，也同样悠久。依据传统史籍的记载，按照不同的迁居地，学者们把先周历史分成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姜原生弃至不窋。弃是周人的始祖，周人认为他是开始种稷的人，号后稷，姬姓。相传舜封弃于邰。其后代世为后稷，直到不窋。邰的地望，汉代以后的学者都说在今陕西武功县。
第二阶段自不窋至公刘共历三世。不窋因为逃避夏乱而奔戎狄之间，所奔之地，后世方志皆称在今甘肃庆阳市一带。
第三阶段自公刘迁豳至古公亶父共历十世。豳地在今陕西彬县、旬邑县一带，各种史籍几乎没有异辞。
第四阶段自古公亶父迁居岐下至武王灭纣共历四世。岐即岐山，主峰在今陕西岐山县东北，岐山之下（南）即周原。
据此，先周历史竟也在千年左右！只是夏商之时，周人还默默无闻，我们看不到他们在这段时期留下的成文史，所以司马迁《史记·周本纪》对于武王伐纣以后的历史言之凿凿，对此以前的记载却扑朔迷离，尤其不窋以前，更是事迹渺茫，如《史记·周本纪》以不窋为弃之子，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即质疑道：“若以不窋亲弃之子，至文王千余岁唯十四代，实亦不合事情”；又《史记·周本纪》对于“周”名的来源，未置一词，“周后稷，名弃”唐张守节《史记正义》说：“因太王所居周原，因号曰周”，古公“止于岐下”南朝刘宋裴骃《史记集解》也说：“徐广曰‘山在扶风美阳西北，其南有周原’，骃案皇甫谧云‘邑于周地，故始改国曰周’”，云云。然则“周”的名称，果真始于古公亶父、而得自周原吗？
在殷墟甲骨文中，分散于卜辞各处的“周”字，写法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写法为
、
、
、
、
等，简体作
等；第二种写法为
、
、
等。
大多数学者对这两种写法的“周”字不加区别，都解释为像田中种禾之形；雒江生《秦国名考》则明察秋毫地指出：“核其本形，后者固为田中种禾之形，而前者田缘伸展不束，当为田野种禾之形。所以‘周’字的本义当为‘田野种禾’，也为‘田间种禾’，表示‘田野’的写法是正体，表示‘田间’的写法为别体，构形虽异，义实相成，是一个字的两种写法。”
“周”字的金文写法也可分为两种。第一种为
、
、
等，简体作
、
等；第二种为
、
、
、
等，简体作
、
、
、
、
等。
第一种写法与殷墟甲骨文相同，象田野、田间种禾之形；第二种写法加“口”，或以为是第一种写法的孳乳字，即田野、田间种禾养口之意，或以为加“口”表示“国家政令所从出”。按前种说法未失本义，是正确的，后种说法则是周的后起义而非初义。
“周”字的本义为田野种禾，也为田间种禾；因为种禾可以养口，又孳乳出从口的周字。
这在周原甲骨中也有反映。
周原甲骨文中的周字，或者不从口，写作
、
、
、
等形，或者从口，写作
、
等形
，而这正大体对应着上述殷墟甲骨文第一种写法的简体及金文第二种写法的简体。
“周”字从口，表示的是种禾养口的意思。自古以来，民（口）以食（禾）为天，而食取自田（周
，于是由种禾养口的本义引申，“周”字的意义也逐渐繁复起来。《诗·大雅·云汉》“靡人不周”西汉毛亨解释说：“周，救也”，东汉郑玄更补充道：“周当作赒，王以诸臣困于食，人人赒给之。”又《礼记·月令》“周天下”郑玄注：“周，谓给不足也。”如此，周有“赒给”的意思，字或作赒，周、赒为古今字。由赒给即周济之义再引申，周又有了“周密”、“周遍”、“周匝”等义，如《说文解字》中释周为密，《广雅·释诂》中释周为遍，《小尔雅·广言》中释周为匝，等等。
“周”的字义既一再引申，于是其本义逐渐隐晦了起来；及至后来，解说周族名或周国号者，遂多依据后起的引申义立说。这里列述并批评道德周密、岐山四周、周原、氐、舟五种说法如下。
东汉章帝时代代表官方权威解释的《白虎通德论·号》以为：“夏、殷、周者，有天下之大号也。……周者，至也，密也，道德周密，无所不至也。何以知即政立号也？《诗》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改号为周，易邑为京也。《春秋传》曰‘王者受命而王，必择天下之美号以自号也’。”
按“文王”指的是周武王姬发之父姬昌。姬昌首开革商大业，为周朝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姬昌在世时，大业未竟，没有文王之号，当然也没有天下之大号“周”，关于这一点，《史记·周本纪》唐张守节《正义》辨之甚明：
《易纬》云：“文王受命，改正朔，布王号于天下。”郑玄信而用之，言文王称王，已改正朔布王号矣。按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岂殷纣尚存而周称王哉？若文王自称王改正朔，则是功业成矣，武王何复得云大勋未集，欲卒父业也？《礼记·大传》云：“牧之野武王成大事而退，追王太王亶父、王季历、文王昌。”据此文乃是追王而王，何得文王自称王改正朔也？
又儒家正统思想的“受命王者必择天下美号”
、并以之解释周为“道德周密，无所不至”，东汉学者王充即予以反驳，《论衡·正说》指出：
禹由夏而起，汤因殷而兴，武王阶周而伐，皆本所兴昌之地。……说《尚书》谓之有天下之代号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夏者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禹承二帝之业，使道尚荡荡，民无能名；殷则道得中；周武则功德无不至。其立义美也，其褒五家大矣，然而违其正实，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犹秦之为秦，汉之为汉。秦起于秦，汉兴于汉中，故曰犹秦、汉。
王充的驳难，是对当时正统思想的大胆怀疑；王充“本所兴昌之地”而立号的说法，虽然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但他认为周不作“至也”、“功德无不至”解，则是正确的。
东汉末年名士刘熙撰《释名》，在《释州国》中，刘熙以为“周”源于地理形势：“周地在岐山之南，其山四周也。”清王先谦《释名疏证补》称长洲吴氏所刊顾千里校本作“周，周也，地在岐山之南，其山四周也”。
按刘熙的说法颇难理解。如果理解为岐山本身四周
，即岐山四方而高、细密紧合、形势如堂，则与“其山两岐，因名”
即双峰并起、中间断开的形势不合；如果理解为岐山四周
“周原”，则周原本是北倚岐山，无所谓被岐山环绕的事实。又清叶德炯试图从另外的角度再来解释这让人莫名其妙的“其山四周”：
解释天地万物名称的东汉刘熙
《汉书·地理志》：“周地，柳、七星、张之分野也，今之河南雒阳、谷成、平阴、偃师、巩、缑氏，是其分也。”……左距嵩山，右輢二崤，前枕首阳，后趾空同，故云“其山四周”。“地在岐山之南”，谓都会建于岐山之南，非谓岐山四周也；知其然者，《（汉书地理）志》又云：“封畿东西长而南北短，短长相覆为千里”，则岐山不能四周明矣。
虽然叶德炯用心良苦，但以西周封畿千里证明“岐山不能四周”，既属理解偏差所造成的无谓，而以诸侯侵夺、“其分地小”的东周天子的“周地”
，强行解释“其山四周”，更是截然不能成立。盖封畿千里为周公东征、营建雒邑以后的事情，《汉书·地理志》所谓“周地”则是东周的情况，与《释名·释州国》解说的“周”名所自并无关涉。至于叶德炯“‘地在岐山之南’，谓都会建于岐山之南”，则涉及了先周的一段重要史实，说者并且大多以为这段史实与周族名或周国号有关。
前引《论衡·正说》以为：“周者，土地之名”，“武王阶周而伐，皆本所兴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为号”。王充没有指出作为“土地之名”的周究竟为何地，而由“阶周而伐”一语，则“周”可以理解为姬昌（周文王，为武王之父）所都的丰邑（今陕西西安市沣河西岸），也可以理解为武王曾祖古公亶父所迁的周原。及至西晋，皇甫谧所撰《帝王世纪》说：“《诗》称‘率西水浒，至于岐下’，南有周原，故始改号曰周”，即周起自古公亶父迁居岐下周原；唐张守节《史记·周本纪·正义》更直言：“因太王所居周原，因号曰周。”
周因为周原而得名，是旧时极为流行的一种说法，迄今仍为部分学者所宗，有的学者还进一步解释了“周原得名的来历”，如郑慧生认为周原之名是由于“原高而平，周边完整相合”
，而据史念海的考证，当时的周原“屹然矗立，高平辽廓”，的确“与周围地区界线分明”
又陈全方指出周“字形当源于周原原地的象形”
。但持反对意见者也颇多，如宋罗苹注《路史·国名纪》就说：“或谓太公徙岐下之周原，号国曰周，非。”今人刘起釪指出：“其说不可信。应该是周族形成后，周族所居‘高平曰原’之地才被称为周原”
王子今赞同道：“‘周’之定名非因所居‘周原’，相反‘周原’乃因‘周’族定居得名，所论确当。”
田昌五也认为：“周字在甲骨文中作田中长禾黍貌，其下或加口字，意为种田之人。晋人皇甫谧说太王迁岐阳之周原而改国号曰周，说明他已不了解周字的原意了。所以，他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按周原说的弱点，与上章所论“商之国号，本于地名”说的弱点相似，这里不再细述；值得注意的是，刘起
、王子今在否定周原说的同时，又各自作出了新的推论。
刘起
《姬姜与氐姜的渊源关系》略谓：从周的语源上考虑，从“周”之字，如凋、雕、鵰、琱、彫等，无一不读端纽开口四等，和“氐”声纽全同；又倜读透纽，调读定纽，也都是开口四等，只是因为舌头音全清的端纽同类相转为次清音及浊音，并由发声转为送声，所以原来也读端纽。“周”作为语根，本来必读端纽无疑；后来读成照纽，是古本声舌头变声为舌上的缘故。至于韵部，古周字必读同凋、调，为萧部，而萧部显然是由氐的古韵微部旁转来的。合此声、韵以观，周的古音渊源于氐，周字即是氐字的后起字。刘起
据此认为：“此族因数百年来一直是氐羌中的一个种落，来居岐下后说到自己部族时仍称为氐，但由于语音发生变化，形成了新的方言，就把‘氐’念成了‘周’。”
今按“周”原出于“氐”的说法，还有待进一步论证。因为按照阴阳对转的学说，七绕八拐以后，古音几乎无不可通，而且双声、迭韵、同音等等情况下，某字往往可以转成好几个字，于是研究者见仁见智地加以择取，往往得出不同的甚至对立的结论。所以运用阴阳对转一类学说证史释地，必须更求形、义两方面的证据，古音通转只能作为旁证或辅证。刘起
的说法也是如此，因为其存在着诸多的或然性，而不能令人信服，如饶宗颐就认为，刘起
“谓周出于氐，以周、氐二字音同纽，余无他证，似不可信”
。退一步讲，即便周的古音渊源于氐，周族是由氐羌中的一个种落分化发展来的，也不能说因语音变化、新的方言的形成，而将本来的族名“氐”念成了“周”。族名不是小事，原称氐而念成周，即以周为族名，这是不合情理的。
王子今《说“周”、“舟”通义兼论周人经营的早期航运》认为：其一，两汉以前古籍中往往可见“周”、“舟”相通之例，又可见“周人”与“舟人”相通之例；其二，这暗示了周族开发早期航运的成就可能领先于其他部族；其三，由此可以得出“周”源起于“舟”的推论，如周流、周游，初义与舟船漂泊有关，周旋、周匝，取义舟船的旋回，周密、周固的释义，起初也与造船务必密致防水的要求有关，而甲骨文、金文“周”字与“舟”字中的纵横笔，可能正象征着舟船中的横梁或舱隔，“周”的本字，或者可以理解为两舟相并，即方舟（连体船）的象形；其四，“在戎狄之间”的周族因为表现其文化特色的交通形式，得到了“舟—周”、“舟人—周人”的称号。
今按与“舟”通义的“周”，据上文的考说，为周的引申义而非初始义；周、舟字形，在殷墟甲骨文及商周金文中则绝不相通（周原甲骨不见舟字）。
王子今也承认，周族经济形态是以农耕为主体的。因此，如果说周的称号是得自文化特色的话，“在戎狄之间”的周族与戎狄之间突出的文化差异，实为农耕与畜牧的差异，而不在浮船上下与纵马驰骋
，经济形态与交通形式，孰重孰轻，不言自明。然则周的称号如果确实得自文化特色，那么极有可能是得自农耕经济，而事实也正是如此！
周是族名与国号，这是没有疑问的；有问题的是，为什么要以周作为族名与国号？周是什么时候成为族名进而成为国号的？周作为族名与国号，意义又何在？
解答以上这些问题，认识周字的本义是其中的关键；而认识周字的本义，当然还是要以甲骨文、金文为依据。
在甲骨文、金文中，简体以外的周，如上所述，都与田野、田间种禾有关。持这种看法的现代古文字学者及历史学家为数颇众，如余永梁：“金文周字作
从田中出米”；郭沫若：“周字多作
，象田中有种植之形”；齐思和：“甲骨文和周金文，周俱作
，像田畴之形”；周法高：“
盖即《诗·大雅·绵》‘周原膴膴’之本字”，“造字象田中有种植之物以表之。纵横者，阡陌之象也”；谭戒甫：周，“金文亦写作
，象田中有禾形”；徐中舒：“金文周作
，从
即象界划分明的农田，其中小点正象田中禾稼之形。”
周与田畴、种植有关，作为周字本义的确诂，应该肯定无疑。那么周是什么时候成为族名的呢？据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及为《史记·周本纪》作注的南朝刘宋裴骃《集解》、唐朝张守节《正义》，都以为“周”始自古公亶父（周太王）之迁周原；换言之，在古公亶父以前，此族还不名周。但是这种看法在殷墟甲骨文重新发现后被学者们推翻了，因为从甲骨卜辞中看，早在古公亶父以前的商王武丁时期，已经出现了“周”族之名，如武丁时卜辞有“己卯卜，充贞：令多子族从犬侯璞周”，又《竹书纪年》：“殷武乙二十一年，周公亶父薨”，而武丁（约公元前1250年—前1192年在位）凡五传方至武乙（约公元前1147—前1113年在位）。
这样，皇甫谧等人的说法就不足为据了。
然则与田畴、种植有关的周，到底是何时、为何成为族名、国号以及“有天下之号”的，按照“循名以责实”的思路、“制名以指实”的原则，应当显示了周人与农业的密切关系；而从周人的发展历史看，农耕也确实是支撑周人成长、壮大乃至克商的最重要生产方式。
大凡一个民族的始祖，往往有着神秘离奇的身世传说，周人始祖弃的出生同样如此。《史记·周本纪》记载：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
按姜原践踏巨人足迹而怀孕生子，与简狄吞食玄鸟蛋而生下商族始祖契、脩己采食薏米而剖腹产下夏族始祖禹的传说，非常接近，应该都是孩子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社会的反映。可以认为，正是在夏族的禹、商族的契的时代，夏、商部落开始转变为以男性为中心的父系氏族社会。同样，弃所处的时代，此族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如随着农业、畜牧业的不断发展，对偶婚的固定，母系氏族制已经自然地让位于父系氏族制，而弃正是该族父权制的第一人：弃姬姓，与母亲姜姓不同；又自弃以后，此族开始实行了实际的传子制度。以此，后世周人奉弃为始祖。
身为诞育一个民族的始祖，周族名的产生也极有可能始于弃时，谭戒甫即指出：“周族名号，自从后稷开始。”
谭戒甫所谓“后稷”，指的就是弃。
弃即后稷，也是以周名族的更直接原因。按稷就是谷子（去皮则是小米），盛产于西北，齐思和《毛诗谷名考》指出：“黍和稷是古代主要的食粮。……黍比稷好吃，但是黍子每亩的收获量远较稷为低，所以比稷价略贵，因之黍是贵族平常的食品，一般平民以稷为饭，若在丰年则平民也可以吃黍饭了。”至于稷的艺植，应该就开始并普及于本是西北民族的周民族，具体来说，可能就是弃。大概又因为在稷的培育、选种、丰产过程中，弃作出了最大的贡献，所以弃被族人尊称为“后稷”（意即稷王），后来周人又以社稷（社代表土地，稷引申为庄稼或粮食的总称）为国家的象征。凡此，都可见出弃与稷以及周民族与弃、稷关系的密切；齐思和《毛诗谷名考》甚至指出，“稷是谷名，而周人以为始祖，稷大概是周人的图腾”，这是很有道理的。正是因为弃的艺植稷及其技术的先进，周人自信他们的始祖弃即后稷是农神，是农业的发明者；又正是靠着相对发达、为其特征的农业，周民族因此著名，并且因此而逐渐富强起来。（见图3-1）
回过头来再看甲骨文、金文的周字，我们可以认为，那田野或田间的种植之物，在弃时或稍后的造字之初，应当特指的就是稷；又稷如果确实是该族图腾，那么
便是该族的徽号、标志和象征，而周族名即因此得来。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农作物品种也在不断丰富中，
到后来，其中的小点已经不仅限于稷了。周人“尊祖”的《诗·大雅·生民》歌咏“推以配天”的后稷曰：
诞实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麦幪幪，瓜瓞唪唪。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褎，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诞降嘉种，维秬维秠，维穈维芑。恒之秬秠，是获是亩，恒之穈芑，是任是负，以归肇祀。……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
这首诗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当弃两三岁时，就有知识与口食之欲，并且自小便喜欢栽种大豆、谷子（稷是最普遍最著名的一种谷子）、苴麻、牟麦（即大麦）、瓜瓞（瓞为小瓜）等等植物；在种植技术上，先锄去丰草，再播下种子，收成很好；后来娶有邰氏女而成家室。大概是在邰地，弃首先艺植了黑黍、秠（一个谷壳中含有两个米粒的黑黍变种）、赤粱、白粱，这些嘉种，弃认为是上帝赐予的，就举行郊天大礼；而弃的后人传承弃的事业，没有犯过错误。（见图3-2）
通过《诗·大雅·生民》所咏，结合弃的后代世为后稷、直到不窋的事实，可知周人自始祖弃以来，就是一个重农的民族；这一民族驯化艺植的作物品种，不仅多有继承，更有新的发现，种植技术也大有进步。如此，这个主要经营农业、以农耕文化为特色的民族，把表征田畴、种植的周字作为族名，也就不难理解了。基础于此，我们可以认为，至迟是在不窋以前，在渭河中游土地肥沃的邰地，
即周已经成为族名，而
中的小点，则逐渐泛化为指驯化艺植的众多作物。
周由族名进而上升为国号，可以初步拟定在古公亶父时代，周国号出现的地域则在所谓的“周原”。这里依据《史记·周本纪》及《诗·大雅·公刘》、《诗·大雅·绵》、《诗·鲁颂·閟宫》等的记载，叙述古公亶父及其前后的相关史实如下。
约在公元前16世纪，因为受到游牧部落戎狄的影响，不窋时周人一度放弃了农业。到不窋的孙子公刘时，“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所储者“乃积乃仓”，农事规模宏大，物产丰饶，人口增殖，“周道之兴自此始”，后稷时名重一方的农业传统也得以恢复与发展。公刘又九传至古公亶父，由于戎狄的侵逼
，古公亶父被迫迁徙，“至于岐下”。岐下有原，《诗·大雅·绵》描述道：
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时曰止，筑室于兹。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亩，自西徂东，周爰执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乃立皋门，……乃立应门，……乃立冢土。
这是说岐下之原，“膴膴然肥美，其所生菜虽有性苦者，甘如饴也。”古公亶父于是卜问，并决计定居。在原上，周人画亩治堤，久已娴习的农业进一步发达；周人又筑室建城，作庙立社，设官分职，组织政府，初具规模的文明国家的形态已然具备。如此，周族发展到这时，无疑已经建立了国家，而古公亶父后来也被追尊为太王，周人奉之为国家的奠基者。只是这时的周国（约当公元前12世纪），相对于商来说，地在西偏、位居邦属而已。
周族能够在岐下之原发展到立国，离不开岐下之原的自然条件。史念海描述当时的岐下之原（即周原，因周族迁居而得名）说：
它北倚崔嵬的岐山，南临滔滔的渭河，千河逶迤经过西侧，漆水河蜿蜒纵贯东西，包括凤翔、岐山、扶风、武功四县的大部分，兼有宝鸡、眉县、乾县、永寿四县的小部分，东西延袤七十余公里，南北宽达二十余公里，顺着渭河成为西北东南走向。
当时的周原由于侵蚀尚未显著，原面完整而少有破碎，河谷较浅，水源丰富，气候温和，植被茂盛，是一个适于农业经营的好地方。
在岐山县京当和扶风县黄堆、法门诸公社之间，发现了规模巨大的宗庙（宫殿）建筑基址、制骨手工业作坊遗存和密集的墓葬区。充分证明这一带自早周时期起就为周人在周原居住的中心地区。
又周原的位置，凭倚岐山，可以防御来自北方戎狄的侵扰；再向东南，便是商朝在西方的力量崇国（今陕县户县东北）、荡社（今陕西三原、兴平诸县市间）的地方。然则这样的广阔范围、自然条件与地理位置，是适宜于周族经营农业、积蓄力量的。那高耸的岐山，被周人恃为发达的标志；而周原的有名于世，也是从周人居住在这里开始的。正是在周原，周族所建的邦国“周”渐臻强盛，并且走上了“有天下”的征程，《诗·鲁颂·閟宫》云：
后稷之孙，实惟大（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
以周原雄厚的经济力量为基础，古公亶父领导周人开始了“翦商”的伟业。
姬发灭商，定“有天下之号”曰周，于是周从国号扩大为“有天下之号”；而农业在周族起源、发展、壮大乃至成为天下共主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因此得到了极致的表张。
周灭商的伟业，历经艰难险阻、曲折起伏，而最终完成于古公亶父的曾孙姬发。
先是古公亶父的三子季历，“修古公遗道，笃于行义，诸侯顺之”，又屡败戎人。商王武乙三十四年，季历朝商，继位的商王文丁则以季历为牧师
，利用周人对付西方的戎狄。然而随着季历势力范围的不断扩展，商王文丁还是杀了季历，以除心头隐患。
季历卒后，其子姬昌继立，是为商朝的“西伯”。“西伯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诸侯皆向之”，于是商王帝辛（纣）又囚禁西伯姬昌，幸赖周臣太颠、闳夭、散宜生等贡献美女名马，商纣遂释姬昌，而且“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利用这一条件，姬昌击败戎人，攻灭密须、黎、邘、崇等国，更作丰邑，自岐下徙都于丰。相对于岐下，丰邑不仅便于周人向东的发展，而且丰邑周围川渠纵横、土地肥沃，自古号称膏腴之地，直到汉代，东方朔还称其地“有粳、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
。至此，“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的国力已经相当强大了，而且为最后的“翦商”事业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姬昌在位50年去世，其子姬发继立。姬发十一年（一说十三年），“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又“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一战，乾坤倒转，商纣的军队前阵倒戈，纣王“自燔于火而死”，商王国因此解体。
姬昌宣告“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周王朝建立；而周也从此成为“有天下之号”，历时近800年之久。
综上所述，因为弃驯化艺植了众多作物，弃的后代直到不窋以前，也都以重农为特征，
即周由此成为这支民族的族名。公刘至古公亶父，农业继续有所发展；尤其古公亶父迁居岐下之原后，雄厚的农业经济实力奠定了王业的基础，建国名“周”而为商的邦属，就在此时。古公亶父以后又历三代，遂灭商而建立起“周”王朝。据此，周王朝建立之前的漫长历史，正是
即田野、田间的禾稼作物不断丰富、农耕技术不断精进、土地不断垦辟的历史；以此为前提，周族的经济趋向繁荣、文化趋向昌盛、政治趋向完备、武力趋向强大，周逐渐由蕞尔小邦蔚为强盛大国，并最终成为天下之主；而以
即周称其族名、国号乃至“有天下之号”，以标志其特别善于农耕、特别重视农业的特征，可谓再也恰当不过了！
颇有意味的是，周王朝建立后，其所分封的诸侯国和附庸国，有些竟也沿用了宗主国“周”的成例，以称名立国，后来灭周的周的附庸国秦，便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