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6世纪,成汤败桀灭夏,建成中国历史上第二个中原王朝——商。成汤之前13代,是商族的始祖契,相传契曾经佐禹治水;如此,由契到成汤,商族见证了夏国的建立与兴盛,并成为结束夏国命运的执行者。成汤到纣,凡历17代31王,约500多年,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年表,商朝纪年为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
当然,公元前1600年是取整数、大概而言的;公元前1046年,也不是公认的确切年份。
商朝因为有1899年以后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的大量甲骨刻辞,以及多处出土有铭文的青铜器,并发现多处宫殿、作坊、陵墓遗址,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众所公认的、确定不移的信史时代。
然而有关商朝国号,仍有许多不明确的地方。夏国号的含义众说不一,商国号的来源也是迄今没有定论;尤其纠葛不清的是,在文献中,“商”往往被称作“殷”,有时还统称为“殷商”。“殷”与“商”究竟有无分别?两者的关系如何?这应是讨论商国号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撰写“中国”通史,夏、商、周三代各有本纪,但在名称上却值得玩味。《夏本纪》之后,《周本纪》之前,为《殷本纪》;而且《史记·殷本纪》开篇就说“殷契”,仿佛《夏本纪》开篇的“夏启”,《周本纪》开篇的“周后稷”。可见司马迁是以《殷本纪》记述先商及商朝的历史的。
在司马迁之前,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孔丘)与孟子(孟轲)也是专用殷字的,全部的《论语》、《孟子》,加上《大学》、《中庸》,都用殷字
而在司马迁之后,可能是受了孔、孟和司马迁的深刻影响,在儒家经学史上拥有重要地位的唐代大文学家韩愈也一直称商为殷。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赵宋时又一般称商,甚至把先前书中称殷的地方改回称商。范祖禹的《唐鉴》、郑樵的《通志略》、叶适的《习学记言序目》等,都是称商的;大理学家朱熹注《四书》,遇到殷字,注中都有意回避,全部的《集注》里,只有“吾学殷礼”、“殷礼吾能言之”两处的殷字没有改,其他一律改殷为商。
按宋人改殷为商,一个显然的原因是为了避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之父赵弘殷的名讳。正是出于避讳的原因,宋朝人讲到商朝,自然不能像孔、孟、司马迁、韩愈那样径用殷字;既然不能用殷字,当然就得用商字,或者干脆把殷写成缺笔的别字。如据陈垣的引证
,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周赧王元年条“管叔监商”云:“《孟子》只云‘监殷’,今《通鉴》云‘监商’,避宋庙讳也”
又清翟灏《四书考异》“殷因于夏礼”条云:“宋高宗石经‘殷’字避宣祖讳作‘商’,‘殷礼吾能言之’,‘殷人以柏’,宋石经皆作‘商’,而《中庸》‘吾学殷礼’之‘殷’,但阙笔为‘
’。”
不过史书中更为普遍的情形,还是殷、商混用或殷、商合称。在《诗》、《书》等古文献中,《武成》称商者六见,称殷(衣)者一见;《康诰》、《酒诰》中,都是一处称商,七处称殷;《多士》称商者二见,称殷者十二见;《君奭》一处称商,八处称殷;《毕命》称商者一见,称殷者四见;《多方》称商者一见,称殷者三见。《左传》中也是时而称商、时而称殷。至于殷、商合称,在《诗·大雅》中则有“自彼殷商”、“殷商之旅”、“咨汝殷商”等十七处之多。
然则通观先秦传世文献以迄近现代各家著作,称商、称殷、称殷商甚至称商殷,总体感觉是相当随意、没有什么规律可言的。
但名号非小事,何况国号!当初建国时,一国之号必定是唯一的。问题在于,这个唯一属“商”还是属“殷”?这里不妨先引述说法各异的诸家观点如下:
(1)历史上的传统说法是,汤建国时称其国为商,到盘庚迁都于殷后,国号就改成了殷。《诗·商颂谱》东汉郑玄笺:“商者,契所封之地”,唐孔颖达疏:“商者,成汤一代之大号,而此云商者契所封之地,则郑(玄)以汤取契之所封,以为代号也。”又《书·盘庚》孔颖达疏:“郑玄云:‘商家自徙此而号曰殷’,郑(玄)以此前未有殷名也。”又《史纪·殷本纪》唐司马贞《索隐》:“契始封商,其后裔盘庚迁殷,殷在邺南,遂为天下号。”清崔述《商考信录》卷二因此指出:“世儒多谓盘庚改商为殷。”而以此为据,或谓“商”是指成汤伐桀至帝辛(纣)灭亡,“殷”则仅指盘庚迁殷至帝辛灭亡;或谓成汤伐桀至盘庚迁殷称为“商”,盘庚迁殷至帝辛灭亡称为“殷”,而成汤伐桀至帝辛灭亡称为“商殷”;也有指迁殷以后的商朝或在殷地的商朝为殷商的。
(2)崔述《商考信录》卷二以为:“盘庚未迁以前已称殷也,……盘庚既迁以后犹称商也,……殷与商可以连称,亦可以互称也。”所以不存在盘庚改号之事。“盖商者汤之国号,而殷者则商之邑名,后世所谓建都之地是也。其称为殷商,犹其称为京周也。商邑于殷而遂号为殷。”
(3)《国语·周语》“商王帝辛大恶于民”三国吴韦昭注:“商,殷之本号也。”
(4)20世纪以来,学者们大多依据新发现的殷墟甲骨卜辞立说。罗振玉以为:“史称盘庚以后,商改称殷,而遍搜卜辞,既不见殷字,又屡言入商。田游所至,曰往曰出,商独言入,可知文丁、帝乙之世,虽居河北,国尚号商。”
郭沫若后来也指出:“根据卜辞的记载看来,殷人自己自始至终都称为商而不自称为殷的。在周初的铜器铭文中才称之为殷。……殷代无所谓盘庚以前称商,盘庚以后称殷的事实,旧式史籍中的殷、商之分是毫无根据的。”
又彭邦炯总结说:“总之,从文献和甲骨材料看,商人在很早以前就称商,成汤灭夏以后仍叫商,盘庚以后还是叫商”,“考虑到历史的科学性,还是统一称为‘商’好。因为,这样既符合商人的历史实际,也符合后人定朝代名称的习惯”。
(5)1956年,陈垣在《商朝与殷朝》一文中,主张“我们的历史课本将称商代商人的地方,一律改为殷代殷人”,“因为商人容易与做买卖的商人相混,如果称殷代又称商人,就好像说殷代做买卖的人一样”。
梳理以上各说,综合考虑其根据,笔者这里可以提出以下倾向性的意见:
首先,韦昭“商,殷之本号”的解释是正确的,推而言之,殷是商的别号。
其次,商是自称,是商人对其国家的称号;殷是他称,是周人以及后世对商国的一种称法;商、殷商或商殷也是周人以及后世文献的称法。
最后,以商为号早,以殷为称晚。
至此,商与殷的纠葛可以解开了,即“商”是本号、自称,“殷”是别号、他称,这种情形,有些仿佛三国时的刘备、刘禅政权,当时自称“汉”而他称“蜀”,后世又称汉、蜀、蜀汉。但汤为何要定国号为“商”?后人又为什么要称为“殷”呢?
商国号的由来与取义,可以从族源与字源两方面寻求答案。
先说族源。《诗·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里的“商”显然不是地名,地如何能“生”?而象是人名或族名。《商颂》是周朝时宋国人(商族后裔
祭祖时所唱的颂歌,其中很可能保留着商族世代相传的祭祖乐歌的一些片断,可以认为是可信的史料;而商的先祖中没有名为“商”的人,所以这里的“商”只能作为族名理解,而且这个族名还与“玄鸟”有着密切的关系,所谓玄鸟生商是也。
“玄鸟生商”的传说,据《史记·殷本纪》的记载:
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这是说,帝喾的第二位妃子、有娀氏之女简狄吞了一颗“玄鸟”的鸟蛋,因此怀孕生子,所生之子,就是商人的始祖契。
如此有趣的“玄鸟生商”的传说,却也有着真实的历史的影子在内,即其反映的正是原始商人的图腾崇拜。商人以玄鸟为图腾,认为自己的父系祖先是玄鸟。这种崇拜不仅在传世文献中习见
,而且从出土的商代甲骨文、金文和铜器纹饰中,也可以找到许多佐证。如有一件晚商铜壶,壶上有“玄鸟妇”三字的合文,玄字作“8”(这在金文里经常见到),右侧的鸟正双翅展飞。根据于省吾的考证,作壶者就是以玄鸟为图腾的妇人,而这位妇人是简狄的后裔,也是商朝贵族。
又胡厚宣也认为商人以玄鸟为图腾没有疑问。
晚商铜壶“玄鸟妇”三字合文
那么玄鸟又是何物呢?据玄有深奥、虚幻、黑色等字义,学者们或说玄鸟是燕,或说玄鸟是凤,而燕是占优势的传统说法。《诗·商颂·玄鸟》“天命玄鸟”西汉毛亨解释:“玄鸟,鳦也。”《诗·邶风·燕燕》“燕燕于飞”毛亨曰:“燕燕,鳦也。”也就是说,玄鸟、鳦、燕为一物三名。按燕的上体羽毛呈蓝黑色,玄即黑色,以貌取名,所以燕又名玄鸟,于是学者们大多主张商族以燕为图腾。不过凤说也有一定的依据。如屈原说到商族的起源,在《天问》中有“玄鸟致贻,女何喜”之问,但在《离骚》中,同样的事情,说法变成了“有娀之佚女(美女),……凤皇既受诒兮”,可见屈原作品中的玄鸟就是凤凰;又春秋时,楚国狂人接舆曾对孔子唱道:“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孔子是宋国贵族之后,也就是商族的后裔,接舆把孔子比作凤,也反映了商族原有崇尚凤的习俗。或许凤凰起初的形象是黑色的,所以称为玄鸟;也可能因为凤凰是许多禽鸟形象的组合,是现实中并不存在的神鸟,所以取玄字的虚幻之意,而称为玄鸟。闻一多在《神话与诗》中,进而认为“凤是原始殷人的图腾”。
值得注意的是,燕与凤之间,其实存在着某种演化关系。《尔雅·释鸟》:“鶠,凤,其雌皇。”这句话中的“鶠”就是燕,燕也称凤;
①
“皇”又作凰,雄曰凤,雌曰凰,总称则曰凤。何新《诸神的起源》则从中国神话的角度,论证玄鸟的含义,或者演变为燕子,或者演变为凤凰
又袁珂编著的《中国神话传说词典》“凤皇”条指出:“燕色玄,故称玄鸟。……由一玄色小燕,渲染而神化之,遂有如《山海经》及《说文》所写神鸟凤皇之状。”
总之,商族是以玄鸟为图腾的。玄鸟起初是燕,这是实有的凡鸟;后来经过不断的渲染、美化以至神化,终于变成了凤凰,这是虚构的神鸟。对于这一演化过程,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理解:玄鸟(燕)生商,是指所有的商人都为玄鸟所生,这反映了原始时代的平等观念,此时的商人可能还徘徊在母系氏族社会阶段;玄鸟(凤凰)致贻,则有了具体对象,既指帝喾次妃、有娀氏之女简狄因为玄鸟受孕,也指商族始祖契和契以后的首领、帝王为玄鸟所生,大概契的时代,商人已经迈向了父系氏族社会阶段,表现之一,便是从契以后,商族才有了比较可信的、按父系排列的世系。换言之,燕图腾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是商人的原始图腾崇拜;凤凰图腾,应该是商人社会发展阶段有了较大进步后的产物。
凤凰图腾的成立,又为“商”成为族名进而成为国号奠定了基础。
原始民族的族名常与他们的图腾相关,这一点在上一章讨论夏国号时已经提过。而就商这一族名分析,也正肇源于凤凰图腾。我们先来看看甲骨文中的“凤”字与“商”字
安阳殷墟甲骨
甲骨文“商”字举例
甲骨文“凤”字举例
在甲骨文中,凤字的下部明显为鸟身象形,上部则象凤鸟头上的冠羽。又甲骨文中的商字,其上部正是凤字上部的凤鸟冠羽,它代表着商人崇拜的凤凰图腾;下面的
(早期商字多不从口,晚期从口),则有多种说法,徐中舒说似穴居形,杨亚长解释为房屋,张光直取叶玉森、于省吾之说,认为是祭几。
凤鸟居穴,房屋上面插着凤羽,祭几上面放置着凤凰形象,这三种说法都可以讲通,但比较起来,祭几上面放置着凤凰形象,人们口中念念有词地进行祭拜,更加于义为长,以此所谓“商”者,应该就来源于该族的凤凰图腾崇拜。
“商”起始是作为族名使用的,这一族名出现于该族凤凰图腾成立以后,具体出现的时间虽然无法指实,但不会晚于传说中的商族始祖契。
又商族名形成的地域,应在东方,其关键依据为:
其一,契的居地。《水经·渭水注》以及《帝王世纪》引《世本》,都说“契居蕃”。契是传说中商族的始祖;而蕃的地望,王国维疑即《汉书·地理志》中的鲁国蕃县,其地在今山东西南滕州市境。
又传说中商族自契至汤曾经有过八次迁居,据许多学者考证,八迁的具体地望,也主要在今鲁西南和豫东地区。
其二,鸟图腾的分布。《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少皞(昊)氏“为鸟师而鸟名”,有十几种不同的鸟名称,由此可以证明东方少昊氏族集团以鸟为图腾,该集团并且包括有许多不同鸟名称的分支氏族。同时考古也证明,以今天泰山为中心的大汶口文化区,正是史前以鸟为图腾的少昊氏族集团的分布区;而流口如鸟喙、通体美似鸟形的三足陶鬶,也正是5000余年前山东、苏北地区大汶口文化的特有器物。
然则基础于以上两点,很多学者指出:商族与东方少昊氏族集团具有族源关系,商族的原始氏族最早应当是少昊氏鸟图腾集团的分支氏族。少昊氏族集团聚居的中心区域既在今山东曲阜一带
,商族聚居之地也应当在此范围内或相去不远,而“契居蕃”正好符合这一条件。这样,我们推定商族名形成的地域在今鲁西南地区,是可以说得通的。
商从族名进而上升为“有天下之号”即国号,则是从汤开始的。汤,原名履、天乙,甲骨卜辞中称为太乙、高祖乙。汤经过十一战而灭夏后,又称武汤、成汤或成唐。汤灭夏,定“有天下之号”为商。商国号的确立,一来彰显了商族的功绩,突出了商已经成为统治民族的地位;二来由于商来源于凤,而“凤,神鸟也”,所以定商为国号,也不仅只是族名的推衍,还有神化其政权的意味,这也应当是汤定国号为商时考虑到的更深一层的含义。
顺带可以提及,自商朝以降,凤这种虚构的灵异之鸟,形象越来越神奇,象征意义也越来越丰富。如《山海经·南次三经》描述道:“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又《说文解字》:“凤,神鸟也。天老曰:‘凤之像也,鸿前麐后,蛇颈鱼尾,鹳颡鸳思,龙文龟背,燕颔鸡喙,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水,莫[暮]宿风穴,见则天下大安宁。’”这样的神奇形象与丰富象征,与上章所说作为夏国号来源的、餐风饮露、居高鸣远的蝉,已经颇为近似了。当然,汤建国时,凤的形象与象征应当还不至于此,但凤已非现实的鸟类,却仍是可以肯定的。
以上推论了由燕图腾而凤图腾、由凤图腾而商族名、由商族名而商国号的衍变过程。必须说明、无法回避的是有关商国号来源的另外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观点,即王国维在《说商》中所说的“商之国号,本于地名”。
商所“本”的这个地名究竟在哪里,则历古及今,又是众说纷陈。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以下三说:其一,《史记·殷本纪》刘宋裴骃《集解》引东汉郑玄:“商国在太华之阳”,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具体到“上洛商”,唐李泰《括地志》更明确为“商州东八十里商洛县”,是为陕西商县说;其二,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西晋杜预注《左传》及撰《春秋释例》、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宋罗泌《路史·国名纪》等,递相承袭,主张宋国即今河南商丘说,及至王国维撰《说商》,更是力证此说,而近现代学者多宗其意;其三,《史记·郑世家》刘宋裴骃《集解》引东汉贾逵称“商丘在漳南”,又甲骨文中有一滳字,是水名,葛毅卿、杨树达、丁山、于省吾等释为漳
,邹衡、孙淼、朱彦民等则认为此滳(漳河)为商族名或商国号所本。
按以上各家地名说,相互驳难,虽然都有一定的依据,但也存在着共同的或各别的弱点。共同的弱点在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文献中所见的这众多“商”地名,无法被证明是商族名或商国号之源。《左传·文公十年》有楚国子西的商邑,《战国策·秦策》、《史记·商君列传》、《竹书纪年》、《汉书·地理志》有秦国卫鞅的封地商,《战国策·秦策》、《史记·楚世家》有商於之地,《史记·苏秦列传》、《帝王世纪》有商山,《左传·昭公元年》、《左传·襄公九年》有商丘,《世本》、《竹书纪年》、《帝王世纪》、《水经·瓠子河注》又有另一商丘。这些商字地名虽然都可以肯定为先秦地名,但要认它们是商名之源,却是困难重重。反之,如果把它们看作是商名之流,即当时或后来的人们因为商族的居住、迁徙,或商国的拓进、经略,或商朝的联系、影响而取的地名,则诸多的疑滞能够焕然冰释。其实,类似这样的情形,即地名随着人群的迁移而迁移、受到强势文化的辐射而出现,近现代还多见其例,况且地旷人稀、新地原来无名或少名的先秦三代
至于甲骨文中的“滳”,也应该是因为商(族号或国号)而得名的,因为从地名发展与演变的基本规律来看,只有专名而无通名者产生在先,专、通名兼备者产生在后。
“滳”是专名(商)、通名(即意符“氵”)兼备的,它的出现不可能早于“商”,以此,滳也是商名之流而非商名之源。又具体到陕西商县说,其根本的弱点在于,从考古文化看,子西商邑、卫鞅封商、商於之地、商山所在的今陕西省商洛地区,其古文化和商文化本不属于一个系统
,所以作为族名或国号的商,就更与它无缘了。
众多地名说的又一弱点在于,如果确实是因为契始封于商、所以称族名或国号为商的话,那么,自始祖契到汤建国总共八迁,如契居于蕃,昭明居于砥石,那为什么不名族、号国为蕃、为砥石呢?
“商”的族名与国号“本于地名”的观点,依据上述理由,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还有一种本来不值得一辨的观点认为,商族、商国所以名“商”,是由于该族、该国之人善于经商做生意。实际恰恰相反,商业、经商的“商”得名于商族、商国,这就好比china(瓷器)来源于China(中国),而绝非坊间流传的China(中国)来源于china(瓷器)。讨论名号问题,一定要分清因果,颠因为果、本末倒置,那就闹笑话了。商代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商业逐渐发展起来;周灭商后,部分商的遗民为了生存,赶着牛车,从事贸易活动。正是因为以货币为中介的真正的商业行为出现于商代,失国后的商遗民又多从事贸易活动,沿袭下来,世人就把搞买卖、做生意的人统称为“商人”,并称他们从事的这一职业为“商业”。
再到后来,由搞买卖、做生意的“商”,还引申出“商”有商量、商讨、商议等一大堆相关的意思。
上面曾提到与商纠葛不清的殷,是商的别号,是商朝以后的周人以及后世文献对商国的一种称法。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别号与如此的称法呢?为免枝蔓,这里不去细说,仅表明笔者倾向性的观点如下:
(1)殷起自夷。姜亮夫《殷商辩名》“结合古史、古文字、先秦古籍、东方民习等”,论证“殷”是“夷”的繁体,而“夷”就是“所谓东方引弓之民”,“殷为后起字,夷为准初文”,“自其音论之,则殷复变如衣”。
徐中舒《殷商史中的几个问题》指出:“周人称殷为夷。……衣、殷、夷读音相近,都是古方音的不同。”简而言之,周人泛称包括商在内的东方民族为夷,而特称商为衣,后为殷。
(2)殷的称谓来自地名的说法,如郭沫若的衣(殷王畋猎之地,即沁水流域靠近怀的殷城)说,王国维的殷墟(即今河南安阳,盘庚以来殷的旧都)说,傅斯年、赵铁寒、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的黄河下游或河北大地域说,邹衡的韦(今河南郑州境)说,杨宝成的安阳衣地说
,这些说法的弱点,与上节分析的“商之国号,本于地名”说类似,不及姜亮夫的夷殷之变说圆通。
(3)周灭商以后,周对商的称呼并不含有贬义,如周成王时器《何尊》铭文的“大邑商”,周代文献《逸周书·祭公》的“大殷”、“大邦殷”,与此同时,周人在文献中却自称“小邦周”、“小国”,如《书·大诰》“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书·多士》“肆尔多士,非我小国,敢弋殷命”。这就诚如杨升南所指出的,是周人巩固统治的一种策略,“以使商朝的旧贵族们在失掉政权后,在精神上得到某些满足,从而支持自己的统治”
。
(4)殷从实质上说,本是不贬不褒的称呼。郭沫若所谓“周人称商为衣、为殷,大约是出于敌忾”
,杨升南所谓“周人称商人为殷,……是一种尊称”
,都缺乏坚强的证据。而殷字具有美义,如《说文解字》“殷,作乐之盛称殷”,清段玉裁注:“引申之为凡盛之称,又引申之为大也,又引申之为众也,又引申之为正也、中也”,等等,皆为后世的解释,并非殷字初义。再者,殷作为“国号”被归入美号的行列,如《白虎通德论·号》“夏者,大也,明当守持大道,殷者,中也,明当为中和之道也”,忽必烈至元八年(1271年)《建国号诏》“驯至禹兴而汤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也都属于“违其正实,失其初意”
的后起之说。然则殷字的具有美义,殷号的属于美号,与上章所论夏为国号后产生的诸多美好的引申义一样,也是彼此仿佛。
(5)称商称殷,虽然在后世极为混乱随意,但有两事值得注意:其一,孔子为商人后裔,而孔子专用殷、自称殷人,这应该缘于孔子觉得殷的引申义较商更加美好、更有“文化”的味道;其二,在特讲“文化”的赵宋一代,大体改殷称商,这不仅有着显然的避讳原因,还与赵匡胤起自宋地、国家居火德之运等隐然因素有关
,所以赵宋称呼三代之商,用其本号“商”,而基本不用其别号“殷”。(见图2-1)
(6)既然商是本号、自称,殷是别号、他称,那么按照“名从主人”的通例,《史记·殷本纪》应当订正为《商本纪》,而盘庚以后商的故都,即《史记·项羽本纪》的“殷虚”、今天考古学上鼎鼎大名的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也就应当改称“商虚”、“商墟”。
“商虚”、“商墟”理应成为后世对于商朝之都的正式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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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闻一多《古典新义·离骚解诂》(收入《闻一多全集》第二册,三联书店,1982年版)“凤皇既受诒兮”条考证:“燕鶠音同,燕之通鶠,犹经传以宴燕通用,金文燕国字作匽若郾也。鶠即燕,是凤皇即玄鸟。”又胡厚宣《甲骨文所见商族鸟图腾的新证据》由康丁卜辞王亥之“亥”的写法(亥上之鸟从
,像冠形),也认为玄鸟可说成凤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