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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6世纪，成汤败桀灭夏，建成中国历史上第二个中原王朝——商。成汤之前13代，是商族的始祖契，相传契曾经佐禹治水；如此，由契到成汤，商族见证了夏国的建立与兴盛，并成为结束夏国命运的执行者。成汤到纣，凡历17代31王，约500多年，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年表，商朝纪年为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
当然，公元前1600年是取整数、大概而言的；公元前1046年，也不是公认的确切年份。
商朝因为有1899年以后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的大量甲骨刻辞，以及多处出土有铭文的青铜器，并发现多处宫殿、作坊、陵墓遗址，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众所公认的、确定不移的信史时代。
然而有关商朝国号，仍有许多不明确的地方。夏国号的含义众说不一，商国号的来源也是迄今没有定论；尤其纠葛不清的是，在文献中，“商”往往被称作“殷”，有时还统称为“殷商”。“殷”与“商”究竟有无分别？两者的关系如何？这应是讨论商国号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撰写“中国”通史，夏、商、周三代各有本纪，但在名称上却值得玩味。《夏本纪》之后，《周本纪》之前，为《殷本纪》；而且《史记·殷本纪》开篇就说“殷契”，仿佛《夏本纪》开篇的“夏启”，《周本纪》开篇的“周后稷”。可见司马迁是以《殷本纪》记述先商及商朝的历史的。
在司马迁之前，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孔丘）与孟子（孟轲）也是专用殷字的，全部的《论语》、《孟子》，加上《大学》、《中庸》，都用殷字
而在司马迁之后，可能是受了孔、孟和司马迁的深刻影响，在儒家经学史上拥有重要地位的唐代大文学家韩愈也一直称商为殷。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赵宋时又一般称商，甚至把先前书中称殷的地方改回称商。范祖禹的《唐鉴》、郑樵的《通志略》、叶适的《习学记言序目》等，都是称商的；大理学家朱熹注《四书》，遇到殷字，注中都有意回避，全部的《集注》里，只有“吾学殷礼”、“殷礼吾能言之”两处的殷字没有改，其他一律改殷为商。
按宋人改殷为商，一个显然的原因是为了避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之父赵弘殷的名讳。正是出于避讳的原因，宋朝人讲到商朝，自然不能像孔、孟、司马迁、韩愈那样径用殷字；既然不能用殷字，当然就得用商字，或者干脆把殷写成缺笔的别字。如据陈垣的引证
，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周赧王元年条“管叔监商”云：“《孟子》只云‘监殷’，今《通鉴》云‘监商’，避宋庙讳也”
又清翟灏《四书考异》“殷因于夏礼”条云：“宋高宗石经‘殷’字避宣祖讳作‘商’，‘殷礼吾能言之’，‘殷人以柏’，宋石经皆作‘商’，而《中庸》‘吾学殷礼’之‘殷’，但阙笔为‘
’。”
不过史书中更为普遍的情形，还是殷、商混用或殷、商合称。在《诗》、《书》等古文献中，《武成》称商者六见，称殷（衣）者一见；《康诰》、《酒诰》中，都是一处称商，七处称殷；《多士》称商者二见，称殷者十二见；《君奭》一处称商，八处称殷；《毕命》称商者一见，称殷者四见；《多方》称商者一见，称殷者三见。《左传》中也是时而称商、时而称殷。至于殷、商合称，在《诗·大雅》中则有“自彼殷商”、“殷商之旅”、“咨汝殷商”等十七处之多。
然则通观先秦传世文献以迄近现代各家著作，称商、称殷、称殷商甚至称商殷，总体感觉是相当随意、没有什么规律可言的。
但名号非小事，何况国号！当初建国时，一国之号必定是唯一的。问题在于，这个唯一属“商”还是属“殷”？这里不妨先引述说法各异的诸家观点如下：
（1）历史上的传统说法是，汤建国时称其国为商，到盘庚迁都于殷后，国号就改成了殷。《诗·商颂谱》东汉郑玄笺：“商者，契所封之地”，唐孔颖达疏：“商者，成汤一代之大号，而此云商者契所封之地，则郑（玄）以汤取契之所封，以为代号也。”又《书·盘庚》孔颖达疏：“郑玄云：‘商家自徙此而号曰殷’，郑（玄）以此前未有殷名也。”又《史纪·殷本纪》唐司马贞《索隐》：“契始封商，其后裔盘庚迁殷，殷在邺南，遂为天下号。”清崔述《商考信录》卷二因此指出：“世儒多谓盘庚改商为殷。”而以此为据，或谓“商”是指成汤伐桀至帝辛（纣）灭亡，“殷”则仅指盘庚迁殷至帝辛灭亡；或谓成汤伐桀至盘庚迁殷称为“商”，盘庚迁殷至帝辛灭亡称为“殷”，而成汤伐桀至帝辛灭亡称为“商殷”；也有指迁殷以后的商朝或在殷地的商朝为殷商的。
（2）崔述《商考信录》卷二以为：“盘庚未迁以前已称殷也，……盘庚既迁以后犹称商也，……殷与商可以连称，亦可以互称也。”所以不存在盘庚改号之事。“盖商者汤之国号，而殷者则商之邑名，后世所谓建都之地是也。其称为殷商，犹其称为京周也。商邑于殷而遂号为殷。”
（3）《国语·周语》“商王帝辛大恶于民”三国吴韦昭注：“商，殷之本号也。”
（4）20世纪以来，学者们大多依据新发现的殷墟甲骨卜辞立说。罗振玉以为：“史称盘庚以后，商改称殷，而遍搜卜辞，既不见殷字，又屡言入商。田游所至，曰往曰出，商独言入，可知文丁、帝乙之世，虽居河北，国尚号商。”
郭沫若后来也指出：“根据卜辞的记载看来，殷人自己自始至终都称为商而不自称为殷的。在周初的铜器铭文中才称之为殷。……殷代无所谓盘庚以前称商，盘庚以后称殷的事实，旧式史籍中的殷、商之分是毫无根据的。”
又彭邦炯总结说：“总之，从文献和甲骨材料看，商人在很早以前就称商，成汤灭夏以后仍叫商，盘庚以后还是叫商”，“考虑到历史的科学性，还是统一称为‘商’好。因为，这样既符合商人的历史实际，也符合后人定朝代名称的习惯”。
（5）1956年，陈垣在《商朝与殷朝》一文中，主张“我们的历史课本将称商代商人的地方，一律改为殷代殷人”，“因为商人容易与做买卖的商人相混，如果称殷代又称商人，就好像说殷代做买卖的人一样”。
梳理以上各说，综合考虑其根据，笔者这里可以提出以下倾向性的意见：
首先，韦昭“商，殷之本号”的解释是正确的，推而言之，殷是商的别号。
其次，商是自称，是商人对其国家的称号；殷是他称，是周人以及后世对商国的一种称法；商、殷商或商殷也是周人以及后世文献的称法。
最后，以商为号早，以殷为称晚。
至此，商与殷的纠葛可以解开了，即“商”是本号、自称，“殷”是别号、他称，这种情形，有些仿佛三国时的刘备、刘禅政权，当时自称“汉”而他称“蜀”，后世又称汉、蜀、蜀汉。但汤为何要定国号为“商”？后人又为什么要称为“殷”呢？
商国号的由来与取义，可以从族源与字源两方面寻求答案。
先说族源。《诗·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里的“商”显然不是地名，地如何能“生”？而象是人名或族名。《商颂》是周朝时宋国人（商族后裔
祭祖时所唱的颂歌，其中很可能保留着商族世代相传的祭祖乐歌的一些片断，可以认为是可信的史料；而商的先祖中没有名为“商”的人，所以这里的“商”只能作为族名理解，而且这个族名还与“玄鸟”有着密切的关系，所谓玄鸟生商是也。
“玄鸟生商”的传说，据《史记·殷本纪》的记载：
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这是说，帝喾的第二位妃子、有娀氏之女简狄吞了一颗“玄鸟”的鸟蛋，因此怀孕生子，所生之子，就是商人的始祖契。
如此有趣的“玄鸟生商”的传说，却也有着真实的历史的影子在内，即其反映的正是原始商人的图腾崇拜。商人以玄鸟为图腾，认为自己的父系祖先是玄鸟。这种崇拜不仅在传世文献中习见
，而且从出土的商代甲骨文、金文和铜器纹饰中，也可以找到许多佐证。如有一件晚商铜壶，壶上有“玄鸟妇”三字的合文，玄字作“8”（这在金文里经常见到），右侧的鸟正双翅展飞。根据于省吾的考证，作壶者就是以玄鸟为图腾的妇人，而这位妇人是简狄的后裔，也是商朝贵族。
又胡厚宣也认为商人以玄鸟为图腾没有疑问。
晚商铜壶“玄鸟妇”三字合文
那么玄鸟又是何物呢？据玄有深奥、虚幻、黑色等字义，学者们或说玄鸟是燕，或说玄鸟是凤，而燕是占优势的传统说法。《诗·商颂·玄鸟》“天命玄鸟”西汉毛亨解释：“玄鸟，鳦也。”《诗·邶风·燕燕》“燕燕于飞”毛亨曰：“燕燕，鳦也。”也就是说，玄鸟、鳦、燕为一物三名。按燕的上体羽毛呈蓝黑色，玄即黑色，以貌取名，所以燕又名玄鸟，于是学者们大多主张商族以燕为图腾。不过凤说也有一定的依据。如屈原说到商族的起源，在《天问》中有“玄鸟致贻，女何喜”之问，但在《离骚》中，同样的事情，说法变成了“有娀之佚女（美女），……凤皇既受诒兮”，可见屈原作品中的玄鸟就是凤凰；又春秋时，楚国狂人接舆曾对孔子唱道：“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孔子是宋国贵族之后，也就是商族的后裔，接舆把孔子比作凤，也反映了商族原有崇尚凤的习俗。或许凤凰起初的形象是黑色的，所以称为玄鸟；也可能因为凤凰是许多禽鸟形象的组合，是现实中并不存在的神鸟，所以取玄字的虚幻之意，而称为玄鸟。闻一多在《神话与诗》中，进而认为“凤是原始殷人的图腾”。
值得注意的是，燕与凤之间，其实存在着某种演化关系。《尔雅·释鸟》：“鶠，凤，其雌皇。”这句话中的“鶠”就是燕，燕也称凤；
①
“皇”又作凰，雄曰凤，雌曰凰，总称则曰凤。何新《诸神的起源》则从中国神话的角度，论证玄鸟的含义，或者演变为燕子，或者演变为凤凰
又袁珂编著的《中国神话传说词典》“凤皇”条指出：“燕色玄，故称玄鸟。……由一玄色小燕，渲染而神化之，遂有如《山海经》及《说文》所写神鸟凤皇之状。”
总之，商族是以玄鸟为图腾的。玄鸟起初是燕，这是实有的凡鸟；后来经过不断的渲染、美化以至神化，终于变成了凤凰，这是虚构的神鸟。对于这一演化过程，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理解：玄鸟（燕）生商，是指所有的商人都为玄鸟所生，这反映了原始时代的平等观念，此时的商人可能还徘徊在母系氏族社会阶段；玄鸟（凤凰）致贻，则有了具体对象，既指帝喾次妃、有娀氏之女简狄因为玄鸟受孕，也指商族始祖契和契以后的首领、帝王为玄鸟所生，大概契的时代，商人已经迈向了父系氏族社会阶段，表现之一，便是从契以后，商族才有了比较可信的、按父系排列的世系。换言之，燕图腾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是商人的原始图腾崇拜；凤凰图腾，应该是商人社会发展阶段有了较大进步后的产物。
凤凰图腾的成立，又为“商”成为族名进而成为国号奠定了基础。
原始民族的族名常与他们的图腾相关，这一点在上一章讨论夏国号时已经提过。而就商这一族名分析，也正肇源于凤凰图腾。我们先来看看甲骨文中的“凤”字与“商”字
安阳殷墟甲骨
甲骨文“商”字举例
甲骨文“凤”字举例
在甲骨文中，凤字的下部明显为鸟身象形，上部则象凤鸟头上的冠羽。又甲骨文中的商字，其上部正是凤字上部的凤鸟冠羽，它代表着商人崇拜的凤凰图腾；下面的
（早期商字多不从口，晚期从口），则有多种说法，徐中舒说似穴居形，杨亚长解释为房屋，张光直取叶玉森、于省吾之说，认为是祭几。
凤鸟居穴，房屋上面插着凤羽，祭几上面放置着凤凰形象，这三种说法都可以讲通，但比较起来，祭几上面放置着凤凰形象，人们口中念念有词地进行祭拜，更加于义为长，以此所谓“商”者，应该就来源于该族的凤凰图腾崇拜。
“商”起始是作为族名使用的，这一族名出现于该族凤凰图腾成立以后，具体出现的时间虽然无法指实，但不会晚于传说中的商族始祖契。
又商族名形成的地域，应在东方，其关键依据为：
其一，契的居地。《水经·渭水注》以及《帝王世纪》引《世本》，都说“契居蕃”。契是传说中商族的始祖；而蕃的地望，王国维疑即《汉书·地理志》中的鲁国蕃县，其地在今山东西南滕州市境。
又传说中商族自契至汤曾经有过八次迁居，据许多学者考证，八迁的具体地望，也主要在今鲁西南和豫东地区。
其二，鸟图腾的分布。《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少皞（昊）氏“为鸟师而鸟名”，有十几种不同的鸟名称，由此可以证明东方少昊氏族集团以鸟为图腾，该集团并且包括有许多不同鸟名称的分支氏族。同时考古也证明，以今天泰山为中心的大汶口文化区，正是史前以鸟为图腾的少昊氏族集团的分布区；而流口如鸟喙、通体美似鸟形的三足陶鬶，也正是5000余年前山东、苏北地区大汶口文化的特有器物。
然则基础于以上两点，很多学者指出：商族与东方少昊氏族集团具有族源关系，商族的原始氏族最早应当是少昊氏鸟图腾集团的分支氏族。少昊氏族集团聚居的中心区域既在今山东曲阜一带
，商族聚居之地也应当在此范围内或相去不远，而“契居蕃”正好符合这一条件。这样，我们推定商族名形成的地域在今鲁西南地区，是可以说得通的。
商从族名进而上升为“有天下之号”即国号，则是从汤开始的。汤，原名履、天乙，甲骨卜辞中称为太乙、高祖乙。汤经过十一战而灭夏后，又称武汤、成汤或成唐。汤灭夏，定“有天下之号”为商。商国号的确立，一来彰显了商族的功绩，突出了商已经成为统治民族的地位；二来由于商来源于凤，而“凤，神鸟也”，所以定商为国号，也不仅只是族名的推衍，还有神化其政权的意味，这也应当是汤定国号为商时考虑到的更深一层的含义。
顺带可以提及，自商朝以降，凤这种虚构的灵异之鸟，形象越来越神奇，象征意义也越来越丰富。如《山海经·南次三经》描述道：“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又《说文解字》：“凤，神鸟也。天老曰：‘凤之像也，鸿前麐后，蛇颈鱼尾，鹳颡鸳思，龙文龟背，燕颔鸡喙，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水，莫[暮]宿风穴，见则天下大安宁。’”这样的神奇形象与丰富象征，与上章所说作为夏国号来源的、餐风饮露、居高鸣远的蝉，已经颇为近似了。当然，汤建国时，凤的形象与象征应当还不至于此，但凤已非现实的鸟类，却仍是可以肯定的。
以上推论了由燕图腾而凤图腾、由凤图腾而商族名、由商族名而商国号的衍变过程。必须说明、无法回避的是有关商国号来源的另外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观点，即王国维在《说商》中所说的“商之国号，本于地名”。
商所“本”的这个地名究竟在哪里，则历古及今，又是众说纷陈。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以下三说：其一，《史记·殷本纪》刘宋裴骃《集解》引东汉郑玄：“商国在太华之阳”，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具体到“上洛商”，唐李泰《括地志》更明确为“商州东八十里商洛县”，是为陕西商县说；其二，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西晋杜预注《左传》及撰《春秋释例》、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宋罗泌《路史·国名纪》等，递相承袭，主张宋国即今河南商丘说，及至王国维撰《说商》，更是力证此说，而近现代学者多宗其意；其三，《史记·郑世家》刘宋裴骃《集解》引东汉贾逵称“商丘在漳南”，又甲骨文中有一滳字，是水名，葛毅卿、杨树达、丁山、于省吾等释为漳
，邹衡、孙淼、朱彦民等则认为此滳（漳河）为商族名或商国号所本。
按以上各家地名说，相互驳难，虽然都有一定的依据，但也存在着共同的或各别的弱点。共同的弱点在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文献中所见的这众多“商”地名，无法被证明是商族名或商国号之源。《左传·文公十年》有楚国子西的商邑，《战国策·秦策》、《史记·商君列传》、《竹书纪年》、《汉书·地理志》有秦国卫鞅的封地商，《战国策·秦策》、《史记·楚世家》有商於之地，《史记·苏秦列传》、《帝王世纪》有商山，《左传·昭公元年》、《左传·襄公九年》有商丘，《世本》、《竹书纪年》、《帝王世纪》、《水经·瓠子河注》又有另一商丘。这些商字地名虽然都可以肯定为先秦地名，但要认它们是商名之源，却是困难重重。反之，如果把它们看作是商名之流，即当时或后来的人们因为商族的居住、迁徙，或商国的拓进、经略，或商朝的联系、影响而取的地名，则诸多的疑滞能够焕然冰释。其实，类似这样的情形，即地名随着人群的迁移而迁移、受到强势文化的辐射而出现，近现代还多见其例，况且地旷人稀、新地原来无名或少名的先秦三代
至于甲骨文中的“滳”，也应该是因为商（族号或国号）而得名的，因为从地名发展与演变的基本规律来看，只有专名而无通名者产生在先，专、通名兼备者产生在后。
“滳”是专名（商）、通名（即意符“氵”）兼备的，它的出现不可能早于“商”，以此，滳也是商名之流而非商名之源。又具体到陕西商县说，其根本的弱点在于，从考古文化看，子西商邑、卫鞅封商、商於之地、商山所在的今陕西省商洛地区，其古文化和商文化本不属于一个系统
，所以作为族名或国号的商，就更与它无缘了。
众多地名说的又一弱点在于，如果确实是因为契始封于商、所以称族名或国号为商的话，那么，自始祖契到汤建国总共八迁，如契居于蕃，昭明居于砥石，那为什么不名族、号国为蕃、为砥石呢？
“商”的族名与国号“本于地名”的观点，依据上述理由，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还有一种本来不值得一辨的观点认为，商族、商国所以名“商”，是由于该族、该国之人善于经商做生意。实际恰恰相反，商业、经商的“商”得名于商族、商国，这就好比china（瓷器）来源于China（中国），而绝非坊间流传的China（中国）来源于china（瓷器）。讨论名号问题，一定要分清因果，颠因为果、本末倒置，那就闹笑话了。商代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商业逐渐发展起来；周灭商后，部分商的遗民为了生存，赶着牛车，从事贸易活动。正是因为以货币为中介的真正的商业行为出现于商代，失国后的商遗民又多从事贸易活动，沿袭下来，世人就把搞买卖、做生意的人统称为“商人”，并称他们从事的这一职业为“商业”。
再到后来，由搞买卖、做生意的“商”，还引申出“商”有商量、商讨、商议等一大堆相关的意思。
上面曾提到与商纠葛不清的殷，是商的别号，是商朝以后的周人以及后世文献对商国的一种称法。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别号与如此的称法呢？为免枝蔓，这里不去细说，仅表明笔者倾向性的观点如下：
（1）殷起自夷。姜亮夫《殷商辩名》“结合古史、古文字、先秦古籍、东方民习等”，论证“殷”是“夷”的繁体，而“夷”就是“所谓东方引弓之民”，“殷为后起字，夷为准初文”，“自其音论之，则殷复变如衣”。
徐中舒《殷商史中的几个问题》指出：“周人称殷为夷。……衣、殷、夷读音相近，都是古方音的不同。”简而言之，周人泛称包括商在内的东方民族为夷，而特称商为衣，后为殷。
（2）殷的称谓来自地名的说法，如郭沫若的衣（殷王畋猎之地，即沁水流域靠近怀的殷城）说，王国维的殷墟（即今河南安阳，盘庚以来殷的旧都）说，傅斯年、赵铁寒、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的黄河下游或河北大地域说，邹衡的韦（今河南郑州境）说，杨宝成的安阳衣地说
，这些说法的弱点，与上节分析的“商之国号，本于地名”说类似，不及姜亮夫的夷殷之变说圆通。
（3）周灭商以后，周对商的称呼并不含有贬义，如周成王时器《何尊》铭文的“大邑商”，周代文献《逸周书·祭公》的“大殷”、“大邦殷”，与此同时，周人在文献中却自称“小邦周”、“小国”，如《书·大诰》“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书·多士》“肆尔多士，非我小国，敢弋殷命”。这就诚如杨升南所指出的，是周人巩固统治的一种策略，“以使商朝的旧贵族们在失掉政权后，在精神上得到某些满足，从而支持自己的统治”
。
（4）殷从实质上说，本是不贬不褒的称呼。郭沫若所谓“周人称商为衣、为殷，大约是出于敌忾”
，杨升南所谓“周人称商人为殷，……是一种尊称”
，都缺乏坚强的证据。而殷字具有美义，如《说文解字》“殷，作乐之盛称殷”，清段玉裁注：“引申之为凡盛之称，又引申之为大也，又引申之为众也，又引申之为正也、中也”，等等，皆为后世的解释，并非殷字初义。再者，殷作为“国号”被归入美号的行列，如《白虎通德论·号》“夏者，大也，明当守持大道，殷者，中也，明当为中和之道也”，忽必烈至元八年（1271年）《建国号诏》“驯至禹兴而汤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也都属于“违其正实，失其初意”
的后起之说。然则殷字的具有美义，殷号的属于美号，与上章所论夏为国号后产生的诸多美好的引申义一样，也是彼此仿佛。
（5）称商称殷，虽然在后世极为混乱随意，但有两事值得注意：其一，孔子为商人后裔，而孔子专用殷、自称殷人，这应该缘于孔子觉得殷的引申义较商更加美好、更有“文化”的味道；其二，在特讲“文化”的赵宋一代，大体改殷称商，这不仅有着显然的避讳原因，还与赵匡胤起自宋地、国家居火德之运等隐然因素有关
，所以赵宋称呼三代之商，用其本号“商”，而基本不用其别号“殷”。（见图2-1）
（6）既然商是本号、自称，殷是别号、他称，那么按照“名从主人”的通例，《史记·殷本纪》应当订正为《商本纪》，而盘庚以后商的故都，即《史记·项羽本纪》的“殷虚”、今天考古学上鼎鼎大名的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也就应当改称“商虚”、“商墟”。
“商虚”、“商墟”理应成为后世对于商朝之都的正式称谓。
①
如闻一多《古典新义·离骚解诂》(收入《闻一多全集》第二册，三联书店，1982年版)“凤皇既受诒兮”条考证：“燕鶠音同，燕之通鶠，犹经传以宴燕通用，金文燕国字作匽若郾也。鶠即燕，是凤皇即玄鸟。”又胡厚宣《甲骨文所见商族鸟图腾的新证据》由康丁卜辞王亥之“亥”的写法(亥上之鸟从
，像冠形)，也认为玄鸟可说成凤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