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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的历史纪年中，中原王朝的第一个可信朝代是夏朝。夏朝以前属于史前史时代，开天辟地的盘古氏，那是神话中的人物；有七种说法的“三皇”、有四种说法的“五帝”，那是传说中的远古帝王和上古帝王。对于这些神话和传说，可以从历史文化人类学求得解释，比如认为五帝都是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的领袖，云云；但神话传说中有关盘古、三皇、五帝等等的事迹，却不必也不能坐实。中国历史进入信史时代，应该是从夏朝开始的。
时至今日，我们并未见到夏朝的文字，换言之，夏朝历史仅见于后世的记载。但是尽管如此，种种方面可以证明，商朝以前确有夏朝这一朝代。按照“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结论，“夏代基本年代框架的估定”如下：
夏代基本年代框架的估定包括两点，一是夏商分界，二是夏代始年。夏商分界已估定为公元前1600年。关于夏代始年的推定，我们主要是依据文献中有关夏代积年记载的研究，并参考天文推算的结果及相关 14 C测年数据。
关于夏文化的上限，学术界主要有二里头文化一期、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两种意见。新砦二期遗存的确认，已将二里头文化一期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紧密衔接起来。以公元前1600年为商代始年上推471年，则夏代始年为公元前2071年，基本落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第二段（公元前2132—前2030年）范围之内。现暂以公元前2070年作为夏的始年。
上引的这段“反映20世纪年代学研究最好水平的成果”，简而言之，就是考古材料已经证明了夏朝的存在，而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的双重证据，证明了夏朝约起于公元前2070年、止于公元前1600年。又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夏商周年表”，夏朝历17君，起于禹（习称大禹），止于癸（习称夏桀）。
这历时400余年的夏朝，如果从真正建立起君、家、国三位一体的国家论，其实始自禹的儿子启，“启”字本身就有开创始祖之意。
所以夏朝应该是历13代16君。而这中国历史上第一拨最高统治者16君，所用的国号就是“夏”。
夏既然是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的第一个可信朝代，夏国号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然而夏国号是怎么来的？其含义如何？却是从古到今，云遮雾绕，历来史家和注释家多有推测，也多有争论。即以夏国号的含义言，便有舞容说（徐灏）、夏水说（章炳麟）、夏地说（李得贤）、水中怪虫说（姜亮夫）、石室说（许同莘）、蛙说（陆思贤）、母猴之类的兽类说（李玄伯）、野人说（何光岳）、翟鸟说（郑杰祥）、阿尔泰语Ɣa（本义为高大）说等等
这还不包括下文将要辩证的一些说法，其丛脞纷纭，由此可见。然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章也力图证明一种假说：夏本义为蝉；启取蝉所代表的美义，始用为国号。
夏这一国号，一般认为是从禹开始的。中华书局校点本《史记·夏本纪》：“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夏者，帝禹封国号也。”今按《史记·夏本纪》及中华书局校点本的句读、张守节的《正义》，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
其一，禹，虽然后世称作夏禹，或称夏禹王，但在春秋以前，书中只称禹而不称夏禹；称夏开始于启，也就是说，自启以后才以夏为国号。
其二，“国号曰夏后”也不确切。从典籍记载看，“后”是中国最早的君称。在甲骨文以及金文中，“后”的字形从女，而“后”的初义就是全族的尊母。在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上古社会中，生育了本族全部子孙的高母，乃是理所当然的权威与领袖，而其名称就是“后”。等到母权制被父权制取代后，“后”也变成了男君，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了这一名号，直到被皇、帝、王等等专用于男性统治者的名号所代替；而“后”字，也转变成称谓君王配偶的女性尊称。
具体到夏，最高统治者称“后”，而国号为“夏”。如此，上引中华书局校点本《史记·夏本纪》若读作“国号曰夏，后姓姒氏”，应当更加合理。“后姓姒氏”，即所谓“国姓”
为姒。
夏为何意？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指出：“夏（
)，中国之人也。从夊，从頁，从
。
两手，夊两足也。”实际上任何人都有两手两足，这并不是“中国之人”独有的特征，所以许慎的说法属于望文生训，不足为信。而大率遵用许说者，也有直接解释“夏”为“中国”的，如《汉书·地理志》唐颜师古注：“夏，中国”，《后汉书·班彪传》唐李贤注、《战国策·秦策》南宋鲍彪注略同。清徐灏《说文解字注笺》则说：“夏时夷狄始入中国，因谓中国人为夏人”，这是从历史的角度解释中国为夏或夏为中国。今按夏指“中国”，为后起义而非初始义，因为夏时还没有出现“中国”概念，“中国”名号确见于西周武王时期，也可能始于商代。又林惠祥《中国民族史》理解《说文解字》是训夏为人：“原始民族常自称己族为‘人’。……故所谓夏者如《说文》所训无误，则此字实即我族自称之语，其意即为人。”
其实林说也甚是不妥。观《说文解字》又训夷曰：“夷，东方之人也。从大，从弓”，如此则“夏，中国之人也”，切合实际的字面解释应是“居住在中国的人称夏人”。何谓“中国”，此处不赘；而夏字初义绝非“人”，大概能够断定。
那么，夏字的初义到底是什么呢？要明确夏字的初义，最好得到夏字的初形，也就是夏字最初的写法。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河南安阳小屯发现了大批商代的甲骨文字。地不爱宝，这种前所未有的史料，为古史研究新局面的展开奠定了基础。非常幸运的是，在甲骨文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组字：
叶玉森《殷墟书契前编集释》解释这组字说：
释夏，……（其）形，并状緌首翼足，与蝉逼肖，疑卜辞假蝉为夏，蝉乃最著之夏虫，闻其声即知为夏矣。
按逝世于1934年的叶玉森，曾被推为是继罗振玉、王国维以后研究甲骨文“最著”的学者；而上引的说法，也早见于1923年出版的叶著《殷契钩沉》。不仅叶玉森，1931年董作宾《卜辞中所见之殷历》、1933年朱芳圃《甲骨学文字编》等，同样认为夏字初形就是蝉（即现在习称的知了）。当然，也有把这组字认作蟋蟀、蝗虫、天牛、长着两只角的龟的，而反对蝉说的学者也不少。其实这并不奇怪，本来，在甲骨文考释中，各执其词就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笔者倾向于叶氏、董氏、朱氏的蝉说。因为蝉说较之前述的舞容、水中怪虫、石室、蛙、母猴、野人、翟鸟诸说，以及蟋蟀、蝗虫、天牛、长着两只角的龟诸说，于形于义都更加合理。
首先是形肖。商代甲骨文中有许多象形字，所谓象形，不是图画，而是“象形”出所指代事物的特殊部分。如牛字只画一个牛头，羊字只画两只角，推广些说，甲骨文中的十二生肖字，按照这个原则，我们都能认出大概。具体到蝉，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它带有触须的宽宽的头额，如纱般的、网络状的薄翼，而这批夏字已经具备了这两项特征，的确很像蝉的侧面。
其次是义合。蝉在夏天是常见其形、每闻其声的昆虫，《礼记·月令》：“仲夏之月，……蝉始鸣。”“仲夏之月”是农历五月。作为夏天的特征之一，“假蝉为夏”，确实可以用蝉来表示夏天，这就仿佛甲骨文中的四时，按照多数学者的看法，春字是草初生的样子，秋字是禾稼成的样子，冬字是枝果折落的样子，也就是说，其本形、本义都是以一种物质为代表的。而具体到甲骨文中的夏字，字形既象蝉的侧面，字义也本是一只夏季的鸣蝉，这也符合“蝉鸣夏”的意思。
如果我们更大胆地再进一步，甚至可以想象商代甲骨文以前的夏字，应当更象蝉形。唐兰《古文字学导论》指出：
殷商系的文字，图形已极简单。四足省作两足，肥笔概用双钩，或省为瘦笔；正画的物像，改为侧写，以适应整篇文辞的书写；此类征象，已可证明这是狠发达的文字。而尤其重要的，则是象形象意的文字日就衰歇，而形声文字兴起。这种变动，至迟起于殷初，或许更可推上几百年。在这种变动以前，是象形象意文字时期，更前则是象形发展到象意文字的时期。
唐兰还进而认为，夏初“已有了历史的记载”。这“历史的记载”，当然不是结绳记事或刻划符号能够胜任的，也就是说，夏初已经有了文字。而以理推之，在夏初，作为国号的夏字，应该是出现频率相当高的一个字眼，其象形性也应该更加明显，也就是更像蝉的形状。希望有朝一日发现夏代文字时，笔者的这种推断能够得到证实。
启为什么会选择蝉形的夏字作为国号呢？田倩君《“中国”与“华夏”称谓之寻原》
以为这和启所奉的图腾有关。图腾（Totem)，本是北美印第安人的土语，意思是“他的亲族”，指的是原始民族的一种宗教信仰，岑家梧《图腾艺术史》指出：
第一，原始民族的社会集团，采取某种动植物为名称，又相信其为集团之祖先，或与之有血缘关系。第二，作为图腾祖先的动植物，集团中的成员都加以崇敬，不敢损害毁伤或生杀，犯者接受一定的处罚。第三，同一图腾集团的成员，概可视为一完整的群体，他们以图腾为共同信仰……
值得注意的是，原始民族的族名就常得自图腾，比如美洲印第安人有狼族、熊族、蛇族等，取的都是动物之名；取植物之名者也不少，比如玉蜀黍族、马铃薯族、巨树族、绿叶族、烟草族。中国古代民族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
中国之四裔据《说文》谓“羌西戎羊种也，从羊儿。南方蛮闽从虫。北方狄从犬，东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此异种也”。又云“蛮，南蛮，蛇种”，“闽，东南越，蛇种”，此诸族之名皆图腾也。
与此可以比照的是，以启为代表的、建立夏朝的这一支中国上古民族，也奉有图腾。
夏朝的奠基人是禹。《史记·夏本纪·正义》引《帝王纪》：禹“父鲧妻脩己，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禹”。按脩即修，长的意思；己在古文字里作蛇形。以此，禹是奉长蛇为图腾的部族之女所生，即禹的母族的图腾是长蛇。又禹，《说文解字》：“禹，虫也”，甲骨文、金文“虫”作屈曲之形，蛇头、蛇身、蛇尾俱全，则禹之名也来自蛇图腾；后世典籍如《列子·黄帝》中还有“夏后氏蛇身人面”的说法。这样看来，禹的母族、禹的本族皆为蛇图腾。而有关禹的最重要的故事，是治理洪水、划分九州，也正是在禹治水的过程中，禹的妻子涂山氏女生下了启，《史记·夏本纪》：“启，禹之子，其母涂山氏之女也。”再后来，禹传位于启。
启的母亲是涂山氏女。涂山今地所在，略有六说。一说在今河南嵩县西南，即古三涂山，伊水经其下；一说在今四川汶川县境内，古有涂禹山；一说在今安徽怀远县东南淮河东岸，又名当涂山；一说在今安徽当涂县境；又一说在今浙江绍兴县西北；再一说在今重庆市东，俗名真武山。考虑到夏国早期的疆域位置与影响范围，以第一说较为合理
，即禹娶妻以及会诸侯（实为部落酋长）的涂山，在今河南嵩县西南境。禹既娶妻于涂山，又“合诸侯于涂山”，可见禹与涂山的关系十分密切。
然则涂山氏者，也就是聚居在涂山一带的部族。该部族的图腾，李宗侗在《中国古代社会史》中考为蟾蜍
，田倩君则“极为赞同此说”，并且作了两点发挥：其一，关于“塗”、“蜍”的关系，《山海经·北山经》“涂吾之水”，晋郭璞注：“涂吾即余吾”，《诗·小明》笺：“余作除。”塗、除、涂、蜍都是同音字，可以互通假借，而蟾蜍图腾即是塗（今作涂）山氏的族徽，亦即夏后氏国号的由来；其二，蟾与蝉通，故“蟾蜍”即“蝉蜍”，是以启取蝉字作为朝名，后世又沿用这个由蝉转变来的“夏”作为国号。
今按上述田倩君的说法，其实存在着一些致命的缺陷。虽然蟾、蝉二字可以互通假借
，然而蟾（蝉）蜍与蝉毕竟是绝不相同的两种动物。按照今天的认识，蟾蜍属两栖纲，其中最常见的大蟾蜍俗称“癞蛤蟆”，其皮肤腺及耳后腺的分泌物有毒，可以入药，对细菌有异常强大的抵抗力，对心血管系统有强大的兴奋作用。又引申些说，也许蟾蜍丑陋的形象及其药用价值，与涂山氏把蟾蜍奉为图腾，或有一定的关系吧。至于蝉，属于昆虫纲，俗称“知了”，其卵产于树木中，孵出后的幼虫（蝉蛹）栖于土中，吸取树根的液汁，经过多年的几次蜕皮后，方才破土而出，爬到树上，并蜕去最后一层干枯的浅黄色的壳。所蜕之壳可供药用，主治感冒发热、咳嗽音哑、小儿麻疹、风疹、惊痫等症；又成年的蝉也靠吸取树汁生活。蝉分雌、雄，雌蝉再在树木中产卵，然后卵成蛹，蛹成蝉，蝉产卵；雄蝉则以鸣叫为特征。总之，蟾（蝉）蜍是蟾（蝉）蜍，蝉是蝉，两者无法画等号。田倩君可能也意识到了这一缺陷，遂强作弥缝说：“夏代取‘蝉’作为图腾”，而“用图腾作为朝名，这是很自然的演变”，于是相互矛盾，前后失据。（见图1-1）
事实上，族名与国号并非一回事。虽然在上古社会发展史上，多见与图腾有关的族名，现代民族调查材料中也有这方面的事例，但在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国号不一定得自族名。
国号的选择，可以有多种方法。如上所述，商代甲骨文的夏字本是一只夏季的鸣蝉，而在中国古代，文人墨客们对蝉视之甚高。如曹植的《蝉赋》：
唯夫蝉之清素兮，潜厥类于太阴。在焱阳之仲夏兮，始游豫乎芳林。实澹泊而寡欲兮，独怡乐而长吟。声皦皦而弥厉兮，似贞士之介心。内含和而弗食兮，与众物而无求。栖乔枝而仰首兮，漱朝露之清流……
又唐虞世南《蝉》诗云：
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清沈德潜《唐诗别裁》卷一九评论道：“咏蝉者每咏其声，此独尊其品格。”而类似这样以蝉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在中国古代可以说是不胜枚举。文人们喜欢自比为蝉，喜欢佩戴玉蝉，也正是看重了蝉高洁的品性。他们认为蝉是“餐风饮露”的，所以不会被世间的污浊和尔虞我诈所侵染，纯洁清高而不同流合污；他们看到蝉高居在树上，鸣叫的声音能够传到很远的地方，所谓“居高声自远”，所以他们也希望拥有如此高尚的精神和魄力，自己的主张可以达到“声远”的效果而为统治者采纳。以上这些象征意义，都让文人墨客们产生了自比于蝉的想法和愿景，也使得蝉作为一种符号化的意象，长存于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
当然，以上所引的作品与说法，时代都较晚，那么在夏朝前后，蝉又具有怎样的意义呢？如果我们作些追溯，自然会关注到考古所见的玉蝉与蝉纹。如时代早于夏朝的辽西红山文化、江南良渚文化中，已经出现了玉蝉，这可能与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了蛹—蝉—蛹周而复始、不断循环的神秘现象有关，这种神秘现象，无疑象征着生命的延续不断、复活永生。再如时代晚于夏朝的商、周时期，也常有玉蝉出土，特别是以夏文化继承者自居的周人，更在彝器（如鼎）上大量雕镂蝉纹图像，清冯云鹏、冯云鹓兄弟的《金石索·钟鼎之属》解释：“蝉，取居高饮清之义”；又到两汉时期，在丧葬仪式中，逝者的口里普遍含有玉蝉，这更明显寄寓了生命如蝉、获得再生的希望。（见图1-2）
要之，从很久远的时代起，蝉能蜕变转生、蝉出于污秽而化成高洁、蝉居高而鸣远、蝉饮露而清高等等的象征意义，已经逐渐明显与丰富了起来；如此我们可以推断，启以蝉形的夏字作为国号，大概正是看中了蝉所代表的这些神秘而美好的意义，因为这些秘义、美义，既反映了继禹而立的启所怀有的、仿佛秦始皇帝嬴政“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的心志，也可以用来彰显全新意义上的夏国政治上以及文化上的非凡地位。试问，哪一位君主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延绵不息、世代永存、居高鸣远呢？当然，启不用本族或者母族的图腾作为国号，应该说也照顾了归属其统治或者受其影响的其他图腾部落的心理要求。
有趣的是，本作蝉解的夏字，自从成为国号以后，又逐渐产生了诸多的引申义。
东汉王充《论衡》记费昌问冯夷：“何者为殷？何者为夏？”冯夷回答说：“西，夏也；东，殷也。”
又春秋时，陈国公子少西字子夏，郑国大夫公孙夏字子西。如所周知，中国古人取字一般遵循“名字相应”的原则，即名与字之间要有一定的联系，或同义互训（如陆游字务观，游与观同义），或反义相对（如韩愈字退之，愈与退反义），或近义联想（如屈原字平，由原而平），或同类相及（如白居易字乐天，乐天才能居易），或原名变化（如杜牧字牧之），或名字相同（如司马道子字道子）；而少西字子夏、公孙夏字子西，符合的是同义互训的原则，也就是说夏有西义。范文澜也说：“中国西部地区称为夏。”
夏为何会有西的意思呢？这与夏国的疆域位置有关。依据史书的记载，禹的父亲鲧封于崇（今河南嵩县北伊、洛之间）；禹在确立王权后，初都阳城（今河南登封市东南告城镇）。又《逸周书·度邑解》：“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可见夏的活动范围，早期在今河南伊、洛流域及嵩山一带。及至夏末，《史记·吴起列传》云：“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也就是说，晚夏的疆域，东止郑州，西临华山，南濒伊、洛，北达长治，约跨今豫、晋、陕三省交界一带。又《左传·定公四年》称唐叔封于“夏虚”，唐叔的封地在今山西西南汾水流域，而称作夏墟，可见这是夏的古老故居之地。
公元前16世纪，成汤灭夏桀，建立商朝。以商朝疆域言，其归并的夏疆属于甲骨文所谓东、西、南、北“四土”中的“西土”；再从相对位置来看，商是由起源于东方的民族所建立的王朝，而夏是由发迹自西方的民族所建立的国家，如此则夏有西义，是其他东方民族所赋予的，或者就是商朝及其以后后起的一种解释。
传统说法又以为夏含有雅、大之义。范文澜指出：“宗周诗篇称雅诗，《秦风》诗篇称夏声，夏声即雅诗，就是用西方人的声音歌唱的诗篇。”
其时夏、雅同音
，秦又处于西方，尽有早先的宗周旧地，雅之义应当由此而来。又《荀子·荣辱》：“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荀子·儒效》：“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居夏而夏”就是“君子安雅”，“夏”有雅义，也是极为明显。然而雅者，又是立足于文化高下的一种说法，如称宗周诗篇为雅诗，清刘台拱《论语骈枝》便以为“王都之音最正，故以雅名”。
又《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观乐于鲁，“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如此夏又可以解释为大，寓意夏为泱泱大国。《尔雅·释诂》：“夏，大也”，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夏，训大也，中国有文章光华礼义之大”；西汉扬雄《方言》卷一：“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物之壮大者而爱伟之，谓之夏”；古代高大的殿宇建筑也称作“夏”（厦）。甚至《说文解字》中的夏（
）字，其字形已经演变为象人叉着胳膊、伸开双脚之形，此形比之原来，所占空间较大，所以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夏，引伸之义为大也。”又何新更予以发挥：“夏字在古汉语中具有博大的语义，引申具有元首语义。元首之族称‘夏’，我认为这就是夏族得名的由来。”
按夏引申为雅，表示夏文化之高、影响之大。《国语·周语》说：“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可见同起于西方的民族所建立的周朝
以夏文化的继承者自居。《汉书·地理志》陇西郡有大夏县，其地又有大夏河（即广通河，东流入洮水，非今之大夏河）；今汾、浍流域古称大夏，古籍中又有夏口、夏阳等地名，这些遗留的地名，也足以说明夏文化影响之大。夏文化的这种地位与影响，又基础于夏之“大”。的确，夏作为我国从部落状态发展出来的第一个世袭制国家，相对于其周围的众多方国和部落，无疑是当时极坚强的一个大国。“大”字自古及今是为人所习用的一个壮美字样，一桩事情高妙到无以复加了，便拿大来形容，如“大哉孔子”、“唯天为大”；而后人鉴于夏这个国家文化之雅、力量之大，于是赋予了夏以雅、大之义。要之，雅、大为后起之义，并非夏的原义就是如此。
顺带可以提及，由于夏引申为大，而“大”字即古文字中的人字，于是夏又引申出人的意思，而且其形体也随之变成了两手两足的人形，许慎《说文解字》所解的夏字以及林惠祥所理解的“夏为人”，就缘于夏字的这种变化。然而据古文字学家（如董作宾）的研究，夏字形体的变化是从周代金文开始的（如秦公簋夏作“
”)，商代甲骨文中夏作蝉形，这也证明了夏的本意为蝉，由引申义“大”，促成了夏字形体向“人”的演变。
夏朝距离今天太遥远了！作为中国历史的文明初曙时代，夏朝的几乎一切都还显得是那么地模糊不清，这当然也包括“夏”这个国号。历史文献没有给出夏国号确立过程、来源含义的标准答案，既往的甚至今后的考古发掘，大概也挖不出有关这个具体问题的清晰答案。
其实不仅年代久远的夏朝是如此，从夏朝以降直到晚近的大明、大清，国号的确立过程与来源含义，真正见于记载者也是寥寥无几，绝大部分的国号是如何确立的、含义是什么，都披着神秘的面纱，显得扑朔迷离。然而这样的状况，是否就决定了国号问题无从讨论了呢？不然！穿越时空的阻隔，以当时的历史为背景，以当时的社会为参照，以当时的思想为基础，我们换位思考，或者就置身于那过去的时代，仍然能够追寻国号的确立过程，探索国号的来源取义。毕竟，国号就如同人名一样，总体而言，仍是时代的镜像。东汉《白虎通德论·号》说：“王者受命，必立天下之美号以表功”，“夏、殷、周者，有天下之大号也。百王同天下，无以相别，改制天下之大礼号，以自别于前，所以表著己之功业也。”“表功”、“表著己之功业”云云，正是我们研究国号的途径，换言之，由时代的意识去反推国号的成立与取义，在学理上应该是圆融的。当然，反推出来的“认识”，我们只能力求接近“真实”，而无法成为“定论”。
比如由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可信国号“夏”的上述反推，我们获得了如下接近“真实”、但非“定论”的认识：其一，国号的选取，往往并不简单；而对国号的推源释义，应该严格区分初始义与后来的引申义，不可混为一谈。其二，夏国号的最终择定，与蝉所代表的生命永驻、居高鸣远、高洁清雅等等的秘义、美义有关；而取秘义、美义为国号，遂成为后世中国历史上命名国号的常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