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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清遗事
于1905年7月被任命为三江师范学堂的代监督，
1906年5月复被任命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监督。
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发，
李瑞清于当年年底在南京城陷后不久，
便离开了因战事而暂时停办的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南京大学前身两江优级师范学堂
南京大学前身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李瑞清（1867-1920）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首创者。辛亥革命后，李瑞清鬻书上海，成了20世纪书法界“金石书派”的领军人物。他在现代教育与书画领域都成就卓著，影响深远，本文略述其遗事如下：
刘成禺《世载堂杂忆·清道人轶事》称：“梅翁籍隶江西，而生长读书皆在湖南。少时蓬头垢面，有如呆童，饮食起居，毫无感觉。自言自语，视人则笑，蜷处攻学，余无所知。匿不外出，彼不愿见人，人亦无与彼议婚事者。常德佘公，为长沙学官，闻而往视，觌面问话，触其所学，条对口如悬河。佘公曰，此子将来必成大名。太原王氏所谓‘予叔不痴’者，即此子也，以其长女妻之。”据《晋书·王湛传》记载，王湛少言语，家族中人皆以为痴，侄儿王济瞧不起他，见他床头放着《周易》，便说：“你也用得着此书？试说说其中的道理。”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而有奇趣，皆其闻所未闻，王济不禁肃然起敬。晋武帝也以为王湛痴，见到王济便问道：“卿家痴叔死了没有？”王济回答道：“臣叔殊不痴。”后来王湛官至汝南内史。佘蓉初用此典故，可见他对李瑞清之赏识。
刘氏所述，基本属实，但佘蓉初非“长沙学官”，而是常德朗江书院的主讲。李瑞清《书曲江手迹后》说到过有关情况：“余幼性绝钝，稍稍习《礼经》，年十七八，尚不能执笔为破、承题。外舅佘蓉初先生归老於家，主讲朗江，从学者数百人，日列帐谈艺，每询余，则芒昧不知所对。外舅因手钞国朝诸子文授余曰：‘此以经术古文为文者。’余读之不解辄欲卧。”（《清道人遗集》，黄山书社2011年版，下略，63页）
佘公嫁女的故事有不同版本，比较可靠的当推李瑞清的入室弟子蒋国榜《临川李文洁公传略》所述：“先是，公幼受知武陵佘公祚馨，妻公女，受聘遽卒。以六女妻公，先逝，继配以七女，又先公卒。公遂鳏终身，更字‘梅痴’，以志隐痛。”李瑞清在《亡室佘梅仙墓志铭》中介绍过他和梅仙的短暂婚姻：“梅仙序居六，范淑人出也。年十六归余，明年（1885）之广西，又明年（1886）返长沙，寓城南之带郭园。又明年（1887），以难产卒，时光绪丁亥八月六日，距适余才二载馀也。悲哉！”“方梅仙之适余也以甲申（1884），时吾父从征越南，边事多警，母夫人忧郁，时形诸颜色，梅仙每见，则皇皇不自安，必思得母夫人欢然后已。尝易服作男子装，登堂拜母，母惊起以为他客，既而梅仙笑，母知亦笑。又或诵稗官小说及古今忠孝行事以遣之。”还称她“能邕勰无间言”。“邕勰”当指蔡邕与刘勰，可见梅仙文学修养还是挺高的。李瑞清悼念佘梅仙的诗也相当感人，如《春日元配佘梅仙墓下作》前半首云：“驾言出南郭，零涕陟重冈。冈上有孤坟，荆棘互低昂。仓庚助哀响，杜若自春芳。眷眷想蕙质，凄怆促愁肠。夙夕誓同穴，永永毋相忘。欢宴遽几日，泉路终茫茫。”据《李氏族谱》记载，佘梅仙葬于长沙城南莫家垄。
李瑞清还写过一篇《继室佘玉仙传》，略云：“继室佘玉仙者，名钦淑，湖南武陵佘祚馨公第七女也。”“光绪庚寅玉仙来归。”“玉仙归余不盈三载而遂殁。”光绪庚寅为1890年，李瑞清时年二十四岁，与佘玉仙结婚。光绪癸巳为1893年，李瑞清时年二十七岁，佘玉仙就病死了，李瑞清从此终身不娶。
为了寄托对亡妻的哀思，李瑞清将梅花当作佘氏姐妹的化身，并形诸歌咏，如《邓尉看梅悼逝》：“睹此冰雪姿，起余卅载伤。花气淡如烟，恍惚见容光。夙申偕隐誓，今馀同穴望。魂兮倘翩来，与子将翱翔。”李瑞清还喜欢请人为他画梅，如其《索何铁根画美人笺》云：“君固豪士，乃善画美人。李瑞清芚然一杜多耳，顾独喜君所画美人，傥犹有情根耶？献上生绡一幅，为我写万梅花下一淡妆女郎。”（179页，“杜多”，梵语，指没什么欲望的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李瑞清还请陈衡恪为其画白梅。显然，这都是为了寄托他对佘氏姐妹特别是梅仙的怀念之情。
李瑞清还写过一首骚体赋《悲璚支》，璚支为玉名，这里似用来比喻亡妻玉仙。此录其写梦境一段为例：“魂姗姗而偏来兮，形茕茕而若怯。既面余亦掩涕兮，且讽余以自宽。抚余绸之单薄兮，怜余之夜寒。申申劝余之崇德兮，复劝余以加餐。风飒飒而洞邃兮，君思妾而耿耿。閟幽宫之郁郁兮，妾思君与天永。哀年命之不长兮，叹繁华之易摧。恻松门之黯黯兮，身欲却而转回。鸡伊喔而振声兮，惕警觉而无见。形随魂以潜怛兮，泪涟洏其如霰。”于此可见，妻子对他是多么体贴，多么留念。夫妻间天人永隔是多么痛苦。
李瑞清爱梅，也爱玉，所以他号梅痴、梅庵，也号玉梅花庵，如1912年4月21日《神州日报》曾刊出《玉梅花庵道士鬻书后引》，同年6月12日该报还刊出过当时李瑞清的住址：“李梅庵，新靶子路横滨桥北首路西玉梅花庵李寓”。他的临古诸跋题为《玉梅花庵临古各跋》，他的论书著作题为《玉梅花庵书断》，都说明了这一点。显然，李瑞清号梅痴、梅庵、玉梅花庵都是为了怀念他已故的妻子梅仙和玉仙。
1915年，在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旧址，成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6年，校长江谦为纪念李瑞清主持两江师范学堂的功绩，在校园西北角六朝松旁，用带皮松木造三间茅屋，取名“梅庵”。门前木匾上有李瑞清写的‘嚼得菜根，做得大事’八字校训。1933年，茅屋改为砖混结构，面积204平方米。匾额“梅庵”二字为柳诒徵书，所署时间为“民国卅六年六月九日”。曾熙、胡小石等在李瑞清墓附近还建了玉梅花庵。将纪念李瑞清的建筑取名为“梅庵”“玉梅花庵”可谓善解人意。
李瑞清于光绪十九年（1893）到江西南昌参加乡试，中了举人。次年（1894）进京参加会试，中了进士。又次年（1895）在京参加殿试，置二甲朝考一等，选翰林院庶吉士。不久，李瑞清念母亲病重，便请假回家探望，于途中获知母亲去世噩耗，痛不欲生。光绪二十五年（1899），其父在云南权篆迤西兵备道，李瑞清于这年春天入滇省亲，由于闲居多暇，便写了《梅花赋》《日赋》《秋月赋》，特别是《秋月赋》，一时传颂，纸为之贵。
晚清重臣魏光焘（1837-1916）字午庄，湖南邵阳人，光绪二十六年（1900），调任云贵总督，下车伊始便向同乡李必昌咨询政务，李必昌特地让儿子李瑞清写了篇《代大人拟上滇督魏午庄书》，该文依据国内外政治形势与云南所处地理环境，提出了四点对策：“一曰劝团练以实内，招游勇以御外；二曰广开矿以裕财源，整商务以塞漏卮；三曰精机器以制械，扩学堂以育才；四曰联官民以一志，抚土司而防边。”此信充分显示了李瑞清的才华，字又写得好，给魏光焘留下了深刻印象。
光绪二十七年（1901）正月，李必昌退休，瑞清随父回到了湖南长沙，阴历八月初四，父亲因病去世。李瑞清在家服丧期间，仍与魏光焘保持着联系，还特地绘画题诗为魏光焘祝寿，诗题为《古松歌寿魏中丞》，末数句云：“我今长啸归故乡，自惭翮短不能翔。敬献此图介公寿，颂公寿考永无疆。”诗中表达了希望获得提携的愿望，于是魏光焘便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阴历十月聘请李瑞清任云南学堂教习。胡思进《退庐文集·送李梅庵南归序》谈到了这一点：“壬寅（1902）十月，邵阳魏公承诏开云南学堂，聘梅庵为教习。”
魏光焘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二月改任两江总督，遂延揽李瑞清入幕。双方关系很融洽，当年阴历六月二十日，李瑞清还写了《荷花生日邵阳尚书置酒张饮莫愁湖上时久旱得雨池沼微凉作此奉谢》一诗。李瑞清任魏光焘幕僚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指导魏光焘的儿子魏肇文等读书写字。魏光焘之孙魏荣爵曾说过：“魏光焘对李的书法至为欣赏。在我父亲魏肇文未就读日本前，祖父魏光焘严格要他随李学书法。李别名梅庵，又称清道人，父遂取名桂庵，我长叔亦有拜师者，故贡为幕府，亲如家人。传闻梅庵先生曾向祖父说：‘令郎书法已尽取我长而过之！’这自是谦逊之词，祖父以玉砚馈赠以示尊重。”（《从三江师范创办谈到魏光焘和李瑞清》，载2001年3月1日《南京大学报》）李瑞清《跋自临黑女志》也提到了这一点：“武伯学此碑，大有悟入处。冬窗蚤暄，研冰欲解，临此。”（150页，“武伯”即魏肇文字）李瑞清去世后，魏肇文等兄弟八人合写了一副挽联，对他们的老师表达了深切的悼念之情。魏光焘在调任闽浙总督前，还特地代李瑞清纳赀为道员，分江苏试用。
光绪三十年（1904）阴历七月二十日，魏光焘奉调闽浙总督，继任为原山东巡抚安徽人周馥。蒋国榜谈道，李瑞清守父丧期满，“乙巳（1905）改官道员，分发江苏，总督为安徽周公馥。时朝旨废书院，兴学堂，罢私塾，设师范传习所，一时寒畯哗然，不赴考，周公急委公为传习所总办”。他的堂弟李云麾说得更加具体：“周馥继魏督两江，器兄且逾於魏。时初改学制，废书院，罢私塾，於江宁筹设师范传习所，不於此出不得为童子师，期尽化私塾为学堂，而士之仰束脩膏火为活者众，哗阻不前，事且僵。兄适於是时到省，周见牒如获至宝，即日委为师范传习所总办。”
张之洞奉命对此次学潮作了调查，并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二十九日上《查明周馥参款折》谈到了该事件的具体情况：“本年二月，该署督饬改凤池、尊经两校士馆为师范传习所，即以向来肄业之生童充之。该生童向不住馆，或以训蒙为业，或仰膏火赡家，恐取入传习所后功课既繁，又兼失去膏火，不无觖望，遂借口所定功课钟点太多，於署督亲临考试点名时，大众将首先应名接卷之两生拖下不准应点，一哄而散。”
李瑞清上任后对考生采取了区别情况分别对待的方法，风波很快平息了下去。1905年5月24日《中外日报》以《招考传习生出榜》为题作了报导：“师范传习所总办李梅庵观察，前月下旬，会同学务处司道，分期考选本籍、客籍各士子，现已将试卷评定甲乙，出榜晓示。计生员正取五十名，副取八十名，童生正取三十名，副取五十名。凡不愿入所肄业者，仍准按月考试，书院以资赡养而示体恤。”正因为李瑞清处理师范传习所风波卓有成效，所以很快就被周馥任命为三江师范学堂的代监督，1905年7月6日《时报》以《委代三江师范学堂监督（南京）》为题作了报导：“三江师范学堂监督徐积余（徐乃昌字积余）观察因欲入都赴引，玉帅（即两江总督周馥）以李梅庵观察办理师范传习所颇着成效，因特委代理师范学堂监督之任，并兼管传习所，日昨已下札矣。”
李瑞清是教育救国论者，他在《与张季直书》中说：“中国前途，除办学外，更无第二条生路，公不可不一注意也。”（179页。“季直”，张謇字）其《与伍仲文书》复云：“救社会，舍教育外，更无他法。惟一二英杰投身教育，不但不可有富贵思想，即名誉思想亦不可有。当如老牧师，除救世外，无他思想。”“吾辈果能舍身教育中，牺牲富贵名誉，无论国不亡便可致富强，即便亡，亦有翻身之一日，不能尽铲除吾人之爱国心也。如无教育，便无人，安有国？吾教育诸人，人人皆有此责，愿以此贡之。”
他上任伊始，就大刀阔斧地整顿了三江师范学堂的校风与教学秩序。1905年8月的《中外日报》以《整顿三江学堂新计划》为题作了报导：“三江师范学堂规模既大，用款浩繁，教习委员，不下百人之多，滥竽充数者，既不乏人。兼差支薪素不到堂者，亦复不少。代办监督李梅庵观察，特订新章。各委员所司之事，无论其冗滥与否，暂不予以裁汰。惟须终日在堂，不准无故擅离。倘有自旷职守者，一经查明，立予撤差，断不姑容。至各教习亦悉仍其旧，但属令自认愿教何许学科，设认定后如不切实教授，亦即屏退，已分别传知各委员教习遵照。”
接着，李瑞清于1906年3月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并选聘日籍教师。李云麾称：“兄受命严加整饬，学风倏肃。部署粗定，自请东渡日本考察，兼别求彼邦硕彦备改聘，所订条款至严，且声明无关国际交涉，开前所未闻之创格。归国之日，江督已易端方，聆悉始末，顾同座曰：‘吾以李道为文学教育家，今乃知其复为外交能手也。’由是大见倚任。”
李瑞清赴日本考察的事，1906年5月份的《时报》以《两江师范学堂续聘东教习（南京）》为题作了报导。王德滋主编之《南京大学百年史》对聘请日本教习的情况也作了简要的叙述：“1906年3月，李瑞清带着修改后的聘约章程亲赴日本，通过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聘请了总教习松本孝治郎和另外两名教习。松本总教习4月抵达两江后，又增聘小野等3位日本教习，加上留任的2人，改制后的日本两江师范学堂聘请10名日本教习。”
顺便说一下，周馥在担任两江总督期间，还将三江师范学堂，更名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并任命三江师范学堂代理监督李瑞清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监督。三江师范学堂的校名是张之洞取的，他于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初八日所呈《创建三江师范学堂折》称：“兹于江宁省城北极阁前，勘定地址，创建三江师范学堂一所，凡江苏、安徽、江西三省人士皆得入堂受学。”可见“三江”即指上述江南三省。以张謇为代表的江苏的官绅们认为既然名为两江总督，当然应当名为两江师范学堂，于是两江总督周馥顺应众议，依据《奏定学堂章程》条例，于1906年5月将三江师范学堂易名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并任命李瑞清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监督。
李瑞清从日本考察教育回来，首先改变了学制，开办优级本科之“公共科”与“分类科”。“公共科”主要修读人伦道德、群经源流、中国文学、东语、英语、逻辑、算学、体操等通识课程。“分类科”包括理化数学科、农学博物科与图画手工科。其中图画手工科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首创，对我国现代美术人才的培养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其弟子姜丹书在《我国五十年来艺术教育史科之一页》一文中指出：“监督李瑞清眼光远大，且自己擅长书画，故提出主张，同时学生竭力争取，于是呈准学部，特别添设了图画手工科。”
据《两江师范同学录》记载：1906年6月，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图画手工选科甲班入学，宣统元年（1909）十二月毕业。李健（仲乾）、吕濬（凤子）、桂绍烈（承之）等三十三人在册。1907年9月，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图画手工选科乙班入学。宣统二年（1910）十二月毕业，姜丹书等三十六人在册。此外，1907年，图画手工科还招收预科甲、乙两班学生一百零六人，柳肇嘉就是预科甲班的学生。这批学生堪称中国近代美术教育的开创者，他们除创办了首批美术专科学校外，还在全国各地的大中小学担任美术教员，培养出了潘天寿、丰子恺、李苦禅、俞剑华等著名画家。李瑞清到上海后，也收了一些学生，其中最著名的是张大千。所以说李瑞清为现代正规美术教育的奠基人是当之无愧的。
教学要靠老师，李瑞清非常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如上所说，李瑞清除亲自到日本选聘日籍教师外，对国内教师也认真选拔，聘请地理学专家姚明辉就是一个突出例子。当时，地理教员学非专门，对学生提问往往答非所问，学生意见很大。李瑞清获悉此情况后，经江苏提学使樊恭煦介绍，特地派人专程往嘉定聘请姚明辉（1881-1961），姚氏是经学与地理学方面的专家，著有《大学姚氏读本》《禹贡注解》《蒙古志》等著作。姚氏到校后，李瑞清亲备筵席为之接风，而姚明辉也不负众望，上课时讲得头头是道，妙趣横生，对学生提问，引经据典，对答如流。学生们对姚先生心悦诚服，学习积极性很高。
李瑞清对教师非常尊重，如果请学者来校讲演，他总是亲自到场聆听。柳诒徵的女儿柳定生在《魂依夭矫六朝松——记先父柳诒徵先生》一文中谈道：“出于对（柳诒徵）先生人格的尊重……凡遇先生到校讲演，李监督必亲自聆听，如因有事不能来听，则必请先生改期讲演，期能恭听。我至今尚留有近一百年前李梅庵（瑞清）监督请先生讲演的亲笔信：‘诒徵先生教席：今日堂中开讲演会，敬求大教育家临堂演说，近日学风日见退步，如各处毕业考试，竟先知题目，到处求人代作，闻有寄信至江苏镇江求助者，良可痛哭。故养成学无求学问之心，而单要求范围，要求分数，中国前途尚堪设想乎！乞提起其知耻心，以不欺为本。傍晚在堂恭候，敬请翼谋吾兄先生。弟瑞清。初二日’。”李瑞清平时也注意与教师交流沟通，据孙玉声《退醒庐笔记》卷下记载，李瑞清“任江宁提学使时，纵教员往谒，翌日必亦殷殷答拜，其谦恭下士可见”。柳定生还说：“梅庵与（柳诒徵）先生宾东之谊甚厚，并请先生到他家中，请看所藏《张迁碑》，乃何子贞所收剧迹。”《劬堂日记》也记载了这件事：“一九一一年四月初十：临《石门颂》两纸，《张夫人》一纸。李梅老约观何子贞所藏《张公方碑》，纸墨纯古。”李瑞清还专门为柳诒徵的母亲写过墓志铭。
正如赵玉麟《桃李无言下成蹊》一文所说，李瑞清在担任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监督期间，“以‘视教育若生命，学校若家庭，学生为子弟’为办学宗旨，全力以赴，始终不渝”。他在《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同学录序》中号召同学们“一志力学，为中国之培根、笛卡儿”。当时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各种思潮在学校中涌动，处理不当便会引起学潮。李瑞清进京赶考时曾参加过康有为所组织的“公车上书”，因此对思想激进的学生能给予同情、理解与支持。如杨向时《熊琢如先生寿序》云：“江西籍的熊恢（1894-1963以后）于1910年考入两江师范，不久参加共进会，率先剪去发辫，曾在月夜里登钟山，习兵法，慨然有革命之志。事闻于官吏，几乎遭到拘捕入狱，‘以师校监督李瑞清之庇而获免’。”苏云峰《三（两）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的前身，1903-1911》一书还提到“汤增璧（1886-1948）入学前就已参加革命活动了，后来也获得李瑞清之保证，以官费留日”。
李瑞清还经常深入课堂，坐学生间，认真听讲，并作笔记。既检查了教学质量，亦沟通了师生关系。据何开庸《近代著名教育家、书法家李瑞清》记载：“一天下课后突逢大雨，李瑞清和学生一道冒雨离开课堂，校役要替他打伞，被他拒绝。他说：‘学生淋雨，我不能例外。’”
李瑞清在教学方面也以身作则，他负责图画手工科中国书法的教学任务，能注意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据曾迎三《清道人年谱》记载，李芳同学收藏书画纱扇一柄，题曰：“先师梅庵公于光绪三十四年赐纱扇一柄，为课艺奖品，藏行箧走四方，五十有五年矣。公书名满天下，流传至广，而画殊罕现。此扇书画兼备，极可宝爱，不惟个人感知，拜惠之也。壬寅（1962）仲春，门人李芳谨识。时年七十有四。”李瑞清也承担着其他课程的教学任务，并认真批改学生的作业。《清道人遗集》还保存着《诸生课卷批》，如谓：“此卷颇喜其有言论自由、学术独立之概，故尤乐与详论之。”“文笔沉痛，识解超越。所云秦汉而降，专制习深，此未为知言也。秦为法家之一完全专制政体，明亦实行专制者也。汉唐宋皆带有杂质者也。”此类批语当然能对学生起鼓励与指导作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注意在阅卷时发现人才并加以培养，胡小石的助教郭维森所撰《胡小石先生传略》说：“小石师以其家传的书法和深厚的旧学功底，引起了梅庵先生的注意。有一次，李先生出题测试学生，题目出于《仪礼》，小石师曾读过家藏的张惠言的《仪礼图》，所以一点也不感到陌生，做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受到李先生的激赏，成了李先生悉心指导的入室弟子。……1910年2月，师从两江师范学堂毕业，因梅庵先生之介，留校任附中教员。李先生还同时介绍他与同学胡翔冬拜于陈三立（散原老人）门下，学习诗学。”后来胡小石与胡翔冬都成了南京大学历史上研究古代文学的著名教授。
这绝不是个别现象，还有个南京学生叫张通之，喜欢临摹晚清书法家张裕钊（号濂亭）的书法。李瑞清看到后，称赞他临到神似，并说：“学校饭堂里的‘规则’是我用濂亭体写的，但远比不上你。”他每次遇到张通之，都用手作写字状，并问道：“课后还写张濂亭字吗？”通之说没有写，他总是鼓励道：“写写写，毋懈毋懈。”张通之著有《庠序怀旧录》，第一篇写的就是李瑞清。张通之在书画方面颇有成就，与李瑞清的鼓励与教诲是分不开的。
两江师范学堂碑
李瑞清办学成就显著，正如柳肇嘉《清道人传》所说，李瑞清“以身作则，视诸生若家人子弟，提倡科学、国学、美术，不遗余力。中外教授及江南弟子千数百人，服其诚慤，教育成绩，评者推为东南冠冕”。苏云峰《三（两）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的前身，1903-1911》亦云：“它不仅是江苏省的最高学府，其规模可与京师大学堂比美，日本东亚同文会就说这是‘清国之两所大学校’。”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这一年的阴历六月，李瑞清赴北京参加全国教育会议，八月初回南京，已经是风起云涌。据《清代职官年表》（宣统三年江苏巡抚程德全）记载：11月6日，江苏巡抚程德全在苏州宣布江苏独立，并成立江苏都督府，自任民军都督。驻江宁之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也率军起义，并和来援之苏浙等省民军组成联军，于11月22日，进攻南京城。
李瑞清见形势非同寻常，赶紧安排全家至沪，独留宁，誓以身殉职。侄儿李健与一仆留下来照顾他。同时，他还自出路费安排那些家有老亲及道远欲归者先回家，而自己与留下来的学生继续按课表上课，也有原先准备回家而又继续留下来上课的。
蒋国榜记述道：“总督张人骏、提督张勋，方治军北极阁。战比捷，俄报将军铁良、藩司范增祥，正任官以下多逃，全城震惊，相与咨叹无策。忽然风送校舍振铃声，以远镜下窥，盖两江师范学堂弦诵未辍也。张人骏喜曰：‘李某果不去，好男子！是诚可寄命任重者。’立遣使迓公，一见即离席拜曰：‘樊山行矣，顷已电保公授宁藩矣。’”（99页。“樊山”，范增祥字）
李瑞清被清政府任命为江宁布政使，原布政使樊增祥携印而逃，所以李瑞清在围城中行文只好依赖一枚木印，刘成禺《世载堂杂忆·逋臣争印》提到了这件事：“辛亥革命，张勋守南京，范樊山为江宁布政使，携印渡江潜逃。李梅庵时为提学使，奉张命署理藩司。”“但布政使铜质印钤已被樊山携走，不得已刻一木印，执行藩司职权。”据李云麾介绍，李瑞清“念守城必先安民，安民必先足食，集米业者议予以便宜运米三十万石间道入城，开办平粜，救济失业难民，人心顿安”。当时提督张勋下了道“剪辫者杀无赦”的命令，“视青年学子皆革命党奸细，将穷搜骈戮。兄抗颜力争，谓‘生皆为我留，若戮一人者，请先戮我，第二人乃及其他’。张以重兄故，假兄以符曰：‘凡为公留者，趣纵之。’兄日夜遣送青年俊秀，皆得乘机出城，其有徵象特殊者，至载以己舆，全活殆不可数计”。
李云麾还谈道：“洎事亟，张勋率兵退江北，张人骏亦走，全城官无大小皆走。独兄所委江宁县知县陶某踉跄趋谒，誓死共维秩序。美日领事均自驱车迎兄避领事署。美教士包文慈善任侠，素敬兄，敦劝尤力曰：‘炮火无情，徒为牺牲，无谓也，但入安全地，仍得治事守土如故也。’可谓善为之词矣。兄迄不为动，曰：‘炮火无情，尤应与众百姓共之，同成齏粉，吾份也，使吾世世子孙出入此城而无惭焉，亦足矣。’乃公服捧印坐堂皇，炮弹落堂前轰发，左右震慄，欲挟兄移坐厅后，兄怒斥诸人，使远无敢动者。”（277-278页）
据李云麾介绍：“苏抚程德全以苏军都督偕镇军都督林述庆先后入城，驰使迎兄，推崇备至。兄不应，使曰：‘劝公不行，将以兵来，不死且辱，奈何？’兄咄曰：‘吾死不惧，辱将安施？能促吾行者，一人手一枪足矣，不则千万人何为？’”程德全想聘请李瑞清担任顾问，遭到严词拒绝，他还专门写了一篇《与程都督辞顾问官书》：“本月十二，江宁城陷，自谓当即时伏显诛，引领端坐，待膏斧钺。”“傥缘宽假，使清黄冠归卧故里，俾孱弱之躯得遂首邱之志，诚冥目至愿，土灰极荣。如必相迫胁，义不苟活，虽沸鼎在前，曲戟加颈，所不惧也。”
布政使是专管一省财赋与民政的官员。李瑞清在离宁赴沪前对所经管的藩署与两江师范学堂的财产都一一作了交代。蒋国榜称李瑞清“乃召宁中父老缙绅而告之曰：‘余不死，黄冠为道士矣。库之财，宁之财也，幸尚保之。’皆涕下莫能仰视。时藩库尚储数十万金，及两江师范清册，移交无一介苟”。不过刘成禺《世载堂杂忆·清道人与郑苏龛》所述更符合实际情况：“辛亥，南京城将破，（胡）小石住城北，急往城南，谒梅翁于藩署。梅翁预备离南京，办清经手事项，洁身而去。草数函，皆交清银钱手续公函。中有与程雪楼一函，用虎皮黄色笺纸，字写锺太傅体，函首书‘某某顿首死罪，致书于雪楼中丞，都督阁下’：内述藩司库内存现款若干，毫无沾染，并有‘愿中丞善事新国，己则从此为出世人’之语意。”“程雪楼”即程德全，时为江苏民军都督。关于两江师范学堂的财产交接问题，他专门在1912年2月21日《时报》上发表过一则《李瑞清启事》：“瑞清曾任两江师范历有年所，今春委属监学李君鸿才兼办，关于财务文牍账册，克尽其职。至於银钱帐据仍由陈、萧二君任之。瑞清黄冠以来，久将本堂三万余金折据，交代财务公所在案，凡本校银钱帐据，李君毫无责任。特此声明。”
李瑞清将公家的钱财账目交代清楚后，已经两袖清风，一贫如洗，李云麾谈到了他易道士服离宁赴沪的情况：“事少平，谋之沪，顾不名一钱，兄曰：‘此去作逋客，无用舆处。’货舆得资整装。适方外友度道人者，自鄂来视。”“兄曰：‘子来大佳，吾今已无累，正好从子游。’度欣然为兄结发，遂易黄冠为道士，并为易名永清。”事毕，李瑞清，以道士身份与侄儿李健，以及一名仆人前往上海与家人团聚。
李瑞清任职期间工资还是非常高的，江宁学务处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所呈《督宪调查两江师范学堂及附属小学校应行核减扩充大略情形清折》云：监督李瑞清，“薪水及夫马费，月共漕平银300两，折合龙洋440元”。李瑞清到上海后，由于不做官，断了经籍来源，生活非常拮据。辛亥十二月二十八日《郑孝胥日记》云：“李梅庵来，梅庵着道士服，家口四十八人，坐粮仅支正月。”“坐”有因为的意思，可见李瑞清找郑孝胥是因为家里快要断粮了。由于无米下锅，李瑞清只好用珍藏的字画来换米，谭延闿《题李道士画》提到了这件事：“道人昔宝南田画，燕台示我同称快。自言得此已倾囊，俸钱赊画家人怪。后来海上几淹留，忽闻易米同珠投。”（3页，“南田”为清画家恽格号）
哪有那么多字画可卖呢？所以李家经常处于断炊的状态，许多人在诗文中都提到过这一点，如陈三立《清道人遗集·序》云：“道人家累数十，僦椽僻区，屡空且饿毙，稍鬻书为活。”吴昌硕《清道人画松歌》也称：“玉梅花庵清道士，三日无粮饿不死。”而他所喜爱的一位侄女，竟因贫病交加而毙命。李瑞清《与诸门人谢寄钱米书》云：“一侄女，年十八矣，能读《太史公书》，以医药不继，遂亦夭殇，茹痛於心。”他的弟子们得知他断炊的情况后，曾寄钱接济过他，上面提到的这封信也说明了这一点。
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李瑞清只好走上了鬻书谋生的路。李瑞清《鬻书后引》谈到了个中原因：“瑞清三世为官，今闲居，贫至不能给朝暮，家中老弱几五十人。莫肯学辟谷者，尽仰清而食，故人或哀矜而存恤之，然亦何可长？亦安可累友朋？欲为贾，苦无资；欲为农，家无半亩地，力又不任也。不得已，仍鬻书作业。”李云麾则作了较为具体的介绍：“时局势骤变，故麕集於沪者多颠连愁苦，相向无可通融。兄惟日踯躅中逵，常昼不举火。同年，僚友及诸门弟子渐有知者，不时佽给。又念知兄喜啖，日餍兄於沪北一小闽菜馆‘小有天’。”“兄赋性狷介，不欲累人，受饷给，必酬以书画。”“既饷给必酬，黠者遂资为捷径，渐至应给不暇。”“於是乃从众人请，订润格，乃鬻以自给。不移时，风靡海上，日本国人尤不吝重值点题求索。初署款曰‘玉梅庵道士’，清后乃简称‘清道人’。”
于此可见，他在上海为生计所迫，鬻书谋生实在是不得已的事。他曾在1912年4月21日的《神州日报》上刊出《李梅庵先生鬻书启》，又在翌日的《神州日报》上刊出《玉梅花庵道士鬻书后引》，从此便以鬻书为生。他在《与胡翔东胡小石书》中说自己“已成为制米机器”。其《书郑大鹤山人尺牍册子后》复云：“余则著短袖衣，朝夕操觚，腕脱砚穿，其自待比於苦工。”其堂弟李云麾曾描述过李瑞清书画创作的情况：“兄作书画，余见必侍侧，不终事不去。每至宵分人静，而兄兴致益浓，必遍室无馀隙可陈，始掷笔，四顾神智洒然，曰：‘一家一月之需不已足耶？佝偻向人，何如佝偻向笔砚？’相与欢笑。时或捉臂趋街头广东消夜馆，狂啖鱼生粥馄饨，自携瓶酒，饮微酣，归而拂纸信笔，或书或画，间以谐谑，为状至乐，浸至破晓。”
李瑞清是20世纪书法史上“金石书派”的创始人。他也以开宗立派为己任，其《跋自书篆》云：“道人志欲左右齐楚，神游三代，探险辟荒，未知何日登彼岸也。”他曾自豪地说：“余尝曰求分於石，求篆於金，盖石中不能尽篆之妙也。篆书中惟鼎彝中门径至广，汉以来至今无人求之，留此以为吾辈新辟之国，余为冒险家探得大洲，贡之学者耳。”他曾与他的堂弟李云麾谈论过金文对于学习书法的重要性，指出：“夫书始於篆，分隶草真，皆由篆递衍，能通篆法，於书道可谓已擒贼擒王，以其法行之一切，下及诸家，随意变化，应付无穷。余致力钟鼎，上探古籀之源，已能得其神理，又幸余生晚，得多见古人未见之鼎彝，以成吾所学，天若留此大洲待吾开辟者，视二李（李斯、李阳冰）之缚绁於石，自觉有天马行空之乐。”
李瑞清曾谈起过他学书的过程：“余书幼学鼎彝（学《散氏盘》最久，后学《齐侯罍》，遍临诸铜器），弱冠学汉分，年廿六始用力今隶，六朝诸碑靡不备究，而后始稍稍学唐以来书。然从碑入简札，沉膇不入格，始参以帖学。”他还谈到过于金石之外学帖的原因：“余学北碑二十年，偶为笺启，每苦滞钝，曾季尝笑余曰：‘以碑笔为笺启，如载磨而舞，所谓劳而寡功也。’比年以来，稍稍留意法帖，以为南北虽云殊途，碑帖理宜并究，短札长简，宜法南朝，殿榜巨碑，宜尊北派。”于此可见，李瑞清于书法各体也是无所不能的。
李瑞清在书法方面成就突出与其家学渊源密切相关。其从高祖李宗瀚为乾隆五十八年（1793）进士，是嘉庆道光间名重一时的书法家，喜聚书，嗜金石文字。其家族中，李秉绶、李秉钺、李秉礼、李宗溎、李宗涵等都以书画闻名，因而有‘李氏一门风雅’之誉。李瑞清的父亲李必昌的书画也相当好。这样的家学传统，对李氏后人自然会潜移默化，李瑞清《跋自临帖》云：“儿时闻家大人曰：司空公学书必日书三百字以为程，虽严冬远道必夜起秉烛书已乃上车，先人学书之勤如此，小人识之不敢忘，因此碑亦平日有课，谨书所知以告吾家子弟。”
其次是因为他具有深厚的语言文字学修养。李瑞清说：“余书本从篆分入，学书不学篆，犹文家不通经也。故学书必自通篆始，学篆必神游三代，目无二李（谓李斯、李阳冰），乃得佳耳。”他从小就开始学习语言学知识，尝云：“瑞清幼习训诂，钻研六书，考览鼎彝。”深厚的语言文字学知识不仅为他学习书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增加了他书法作品的学术含量。如他在《跋汉五斗鍪拓本》中，就引用了《说文》、《广雅》、《急就篇》、《汉书》颜师古注、《考工记》及注、《钟鼎款识》、《三礼图》对“鍪”的音义与形状作了详细考证。下面再举一例，其《鲁孝王石刻跋》云：“年本从禾，上作垂笔，乃由篆初入隶形耳。”此跋使我们充分地认识到文字学知识对于书法是多么重要。
第三，李瑞清对中国书法史了解得非常透彻。李瑞清因为教学需要，对中国书法史做过深入研究，并想写一本中国书法史专著。他曾说过：“瑞清窃不自度，思放《汉书艺文志》撰成一书，备究众家，区别枝派，论列异同，上溯厥祖，下极其流，后载诸碑，以示学者。”
李瑞清的书法史专书虽未写成，但是他的题跋对历朝历代书法源流均有论述。如其论述汉魏六朝书学源流云：“光武以来，碑碣林立，皆不署书者主名，学者莫得而稽。当时蔡中郎最有名，宜多中郎书，然以《石经》笔迹考之，盖可得而县测焉。至于曹魏诸碑，皆师蔡中郎。王师锺繇，锺实出中郎。锺繇《尊号奏》、卫
《受禅表》是也。《范氏》《王基》虽晚出，实亦蔡法。有晋王逸少，世所号书圣者也。王师锺繇。锺实出中郎，是中郎为书学祖。”
李瑞清还注意论述一家一派的源流，如《玉梅花庵书断》云：“书学分帖学、碑学两大派。阮云台相国元以禅学南北宗分之，帖学为南派，碑学为北派。何谓帖学？简札是也。何谓碑学？摩崖碑铭是也。自宋以来，帖学大行而碑学微。”所论可谓洞如观火。再如《跋宋拓史晨后碑》云：“大约《礼器》，齐派也，《史晨》，鲁派也。鲁本承成周遗法，庙堂之上，从容秉笔，此为正宗。”此述齐鲁书派源流可谓要言不繁。其《与研青论书书》详细论述了颜真卿书学源流，因文长不录。
李瑞清还善于运用各种手段来鉴别各个时代、各个地区，各位书法家的书法特点。其《汉石阙拓本跋》：“右汉石阙四种，沈郑斋先生手集。笔势洞达，其波发皆引长，亦汉人题阙习气。”此从笔势、笔法来分析东汉石阙特点。其《跋朱丙君藏张猛龙碑》云：“其拓法用湿墨迅扫而成，有明中叶已无此拓法。即此可证此本之古。”此据拓法辨别拓本时代之古。其《陶斋尚书藏瘞鹤铭》云：“此本用墨古厚，六朝秘妙全露纸上，纳篆入真，几欲上凌《石门》矣，尤可宝也。”此据用墨鉴定拓本。其《跋董临东方朔图像赞》云：“董华亭书从《多宝塔》入。《多宝塔》以偃笔临之，意欲以右军变鲁公，故每一钩必廻腕敛墨，净洁如玉，此非深於书学者莫知也。”李瑞清鉴定书法作品的方法还有不少，如考据，对各种版本作比较研究等，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熟谙书法史当然有利于其书法创作，胡思敬《玉梅花庵临古》跋云：“今见此帖，秀者如妖韶美女，壮者如勇士横槊，锐不可当，乃知其於各书正变源流，无所不备。”
李瑞清的书法作品还充满着书卷气。其《匡喆刻经颂九跋》指出：“六朝书有士大夫书，有经生书。如《云峰山》《张猛龙》《黑女志》之类，皆士大夫书也。《文殊》《经石峪》及此，皆经生书也。造像诸体最多，当作经生书，然其中实有士大夫书。”所谓“经生书”就是“匠体”，其特点就是模仿前人，千篇一律，缺乏个性。所书内容也缺乏思想性。所谓“士大夫书”就是其书法作品，富有个性，充满书卷气，闪烁着思想与学问的光辉。李瑞清尝云：“学书尤贵多读书，读书多，则下笔自雅。故自古来学问家虽不善书，而其书有书卷气。故书以气味为第一，不然，但成手技，不足贵矣。”
如其在“长乐”书件上的题识：“多利则多害，多欲则多败。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故曰：君子坦荡荡。汉卿世叔以‘长乐’二字命书。”像这样的题识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一般的书匠是绝对写不出来的。至于不受篇幅限制的题跋，书卷气则更浓，如《跋郑叔问手书诗册》既说了郑文焯在晚清词坛上的地位，对他的博学多才，他的性格，他的绘画，他的诗，他的书法均作了评价，此录性格描写一段为例：“山人性高抗不屈，淡然自逸，博学多通，於训诂词章、书画金石、医卜音律靡不备究。然病懒，往往闭门高卧，数月不出，庭阶草深没径，但有飞英落叶堆积而已。山人居小园有梅坞，每花时，冷月在地，徘徊吟赏其下，至夜分不寐，其孤往如此。”读罢，我们会觉得清道人也是写抒情散文的好手。
李瑞清在书法方面还有一个突出成就是培养了胡小石，而胡小石培养了吴白匋、游寿、孙洵、侯镜昶等，而游寿、侯镜昶又培养了王立民、丛文俊等，他们都具有深厚的文字学功底、熟谙书法史，书法作品充满着书卷气等特点。中国现代书法史的金史书派，可谓后继有人。
杨心佛《金陵十记·张通之〈庠序怀旧录〉》说，李瑞清“健食，且喜吃蟹，一次能尽尖团脐七八十只，已成传世佚闻”。柳肇嘉《清道人传》也称其“食量过人，尤喜持鳌，因自戏号‘李百蟹’”。由于他皤腹健啖，故身体一直不好。李瑞清在沪鬻书时，南京教育界曾聘请他担任教育会长，一再电促其上任，还派人登门劝驾，李瑞清不得已写了封《辞教育会长书》，略云：“瑞清秉性迂拙，学术孤陋，诚非庸驽所能供给。又以围城之中，兼旬不寐，气力日微。近复咯血，常展转床蓐，申旦不寐。左体手足痹麻酸楚，一身之中寒暖异度，久病淹滞，神志昏雾，眎白为黑，言甲昧乙。愧无松柏岁寒后凋之姿，有同蒲柳未秋先霣之态。德医士威釐曰：‘及今不治，逮脑溢血，殆矣。’”可见李瑞清的病情已相当严重，然而他家庭人口众多，生活负担沉重，需要夜以继日地挣钱养家糊口，所以一直都未得到精心医治与调理，遂于1920年9月4日（阴历7月22日）突然中风，9月12日（阴历8月1日），卒于上海。当年9月14日《申报》发表了《清道人作古》的讣告：“清道人即李梅庵，字瑞清，为当今书法名家，薄海咸知，不料七月二十二夜一点钟起，忽患中风，不省人事，迭经中西医士诊治，迄无效果，延至旧历八月初一夜九时溘然而逝。”“按李氏从未服官民国，自元年由宁到沪，迄今以书为活。以名重一时，润笔之资所入甚富，但李氏素尚清义，凡亲族中之无依者，均一体酌于供给，故本人虽无妻室，而赖其赡养者多到五十余口，以此陟患重症，稍有积蓄，适敷医药之资，闻身后仍极为萧条云。”
李瑞清去世社会反响很大，李云麾尝云：“一时遐迩震悼，艺林尤甚，皆若有昏冥陷溺之惧焉。”《清道人遗集》录挽诗28首，挽联172副，可见一斑。如袁李梅挽诗评价道：“文章道德耀神州，富贵浮云任去留。学有渊源成一代，才兼书画足千秋。”李云麾还谈道：“群弟子之侍侧者奉曾农髯（熙）主其丧，谓兄一生事迹功业於南京为多，奉柩至南京，卜葬於牛首山之东北麓，尽斥遗藏，营祠於牛首山半罗汉泉前，曰玉梅花庵，置祀田三十余亩付之山僧。”在长长的送殡队伍中，除众弟子外，还有著名画家吴昌硕、书法界南宗首领曾熙、书法界名流王一亭，以及入室弟子张大千等。据曾迎三《曾熙年谱》记载，民国九年（1920）“十二月八日，李瑞清墓落成”。依据是曾熙为李瑞清所书《寄禅师冷香塔铭》写的一段题跋：“今庚申腊八日（阳历1921年1月16日），阿某墓成。识于江宁天阙山佛窟寺。是日冰雪大解。衡阳曾熙。”蒋国榜谈道：“曾公严寒犯冰雪，为公卜兆。既葬，复於牛首山雪梅岭罗汉泉旁，筑玉梅花庵以祀公。”可见。曾熙、胡小石等为李瑞清营葬时，风雪交加、天寒地冻，还是很辛苦的。李瑞清墓碑当为曾熙所书，所署时间为“岁壬戌秋九月之吉”（阳历1922年10月20日）。前安徽巡抚冯煦等联名奏请溥仪，予谥“文洁”。墓碑上写着“李文洁公之墓”，可见直到1922年深秋，李瑞清墓才修建完毕。
据南京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南京文物志》记载：“李瑞清墓在江宁县东善桥林场牛首山麓雪梅岭东侧。”“墓地植梅300株，并在弘觉寺塔东侧雪梅岭罗汉泉（一名感应泉）旁筑精舍数间，榜其额为‘玉梅花庵’。玉梅花庵位于山腰，墓园位于山麓，上下呼应。墓坐北向南，墓冢高⒈3米，为块石和混凝土砌筑，坟圹周长约20米，远看呈马蹄状。周围有十多株女贞子和苍松。”
其弟子柳肇嘉《清道人传》称：“门人宜兴吕国铨庐墓以终焉。”当然为李瑞清守墓者，并非吕国铨一人，如吴白匋《翔冬先生遗事》云：“梅庵先生晚年以黄冠隐沪上，自署清道人，恃鬻字为活，师岁数自宁至沪存问之，执弟子礼不衰。”“道人殁，师与诸同门葬之金陵牛首山，庐墓者数年。”可见胡翔冬也为李瑞清守过墓。
李瑞清墓建成后，李瑞清的弟子们每逢清明，常去牛首山凭吊。如王孝煃《乡饮脍谈·弟子心丧》云：“程良贵，字伯善，盐城人。两江师范学生。值清明扫墓，手一柱香，步行出城四十里至水阁，叩拜墓门，周视墓地，持香归城，日犹未晡，二十余年如一日。”王炳毅《李瑞清与琼瑶祖父陈墨西的师生情》记载，琼瑶祖父陈墨西1928年秋至1932年秋在南京教书，“尤为难得的是四年里，年年清明，陈墨西必与汪东等旧日同学相约去牛首山为师长李瑞清扫墓，恭行学生祭拜之礼，并在墓前吟诗填词，以抒悼念之情”。《清道人遗集》还保留了蔡松筠写的一首《庆春宫》词，记录了他同柳肇嘉扫墓的情况，题下小序云：“丁丑（1937）孟夏，同贡禾拜李文洁公墓，望祠堂不能至，怆然赋此。”“祠堂”指玉梅花庵，与李瑞清墓相距不远，不能至的原因是该地当时已变成了军事重地。吴白匋《翔冬先生遗事》记载：“癸酉（1933）甲戌（1934）以后，山归官，先改造林场，尽逐寺僧，伐老林，栽新树，丙子（1936）复改为要塞，建炮垒，虽扫墓者亦不得往。“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人们自然难以前往牛首山凭吊李瑞清墓了。
胡小石的研究生侯镜昶在《清道人其人其墓》一文中谈道：“小石师一生敬仰李瑞清先生，每逢八月李先生忌日，即茹素一天。抗战前且年年往牛首山扫墓，以寄哀思。”抗战胜利后回到南京欲祭扫李墓竟无迹可寻。“五一年秋在六朝松下，他并嘱我前往牛首山察看李先生墓近况”，但始终未能觅得李先生墓茔。直到70年代末，侯镜昶才找到李瑞清墓园“李家大坟”。侯镜昶在文章中接着写道：“不久前，我又一次去牛首山，见李先生墓园仍保存完好。并从当地农人程吉富先生家里，看到了久佚的墓碑。据程先生说，十年动乱初期，他将此碑取回家中，免遭破坏。碑文刻‘李文洁公之墓’，立碑人为其继子承重、承传，立碑年月为一九二二年，距李先生逝世适两年。墓碑之发现，确切证实了‘李家大坟’为李先生墓茔。”“我已请南京大学王德滋副校长、南京博物院梁白泉院长（均中央大学校友）共襄李墓整理保护事，均慨然允诺。拟由南京大学重立墓碑，省市文管会树志保护，以纪念李先生，并告慰海内外李先生之后裔及门生。”
上述设想逐步得到了实现，据《南京文物志》记载：“1986年对墓园进行修整，使其恢复旧观。1992年列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牌上面写“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中间写“李瑞清墓”，下面落款分三行写作“南京市人民政府，一九九二年三月发布，江宁区人民政府立”。2002年系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为南京大学的前身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监督李瑞清修墓被隆重地提上了日程。2002年年初，南京大学档案馆的同志得知程吉富家保存着李瑞清墓碑，前往程家商谈。没想到他一口答应，愿意将原碑无偿地捐献出来。据2002年5月9日《扬子晚报》记载：“今年初，南大陈洪渊院士写信倡议重修李瑞清墓。同时解放前中央大学教授柳诒徵之孙，复旦大学教授柳曾符看到李瑞清墓甚为简陋后，呼吁江宁区再现‘春游牛首’之盛景时，一并修缮此墓。在南京市文物局指导和江宁区文物局支持下，南京大学负责投资和设计，江宁区文化局组织施工，原江宁县某生产队长程吉富无偿捐献原碑，李瑞清先生墓终于整修一新。“2002年5月10日《南京大学报》还报道了李瑞清先生墓揭碑仪式：“4月29日，校长助理杨明生主持，校党委书记韩星臣和市文物局副局长吴建民共同揭碑，参加揭碑仪式的还有副校长洪银兴、江宁区副区长刘玲以及李瑞清的家属李淑英。”墓冢前立有一块新的墓碑，正面刻着“李瑞清先生之墓”，背面刻着《整修李瑞清先生墓记》，落款为“南京大学立，公元二〇〇二年五月”。该整修记最后写道：“庶几怀前贤开拓奠基之功，志今者瞻望敬仰之忱”，这两句话反映了南京大学师生共同的心愿。
（原载《江苏文史研究》，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