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的话

退休后，想以《南大往事》为题，学写学术散文。目标是通过一些老师和学生的教学与科研等活动，来探讨与揭示南京大学人文学科的优良传统。“学术”在这里的含义是指所写力求言必有据；“散文”在这里的含义是指通过一些具体事例来写人、写事、写传统，结合亲身经历，融入真情实感，使文章有点可读性。文章大致以所写人物出生时间先后为序，分为三辑。第一辑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人物，第二辑写跨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人物，第三辑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培养的人物。从中略可窥见南京大学人文学科，特别是中文学科的发展轨迹，以及各位老师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学科建设等方面的特点与成就。聊举数例如下：

一是立志报国。创办三江师范学堂、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的初衷就是为了救国，如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监督李瑞清在致张謇等的信中说：“中国前途，除办学外，更无第二条生路。”“救社会，舍教育外，更无他法。惟一二英杰投身教育，不但不可有富贵思想，即名誉思想亦不可有。”不少教师在教学中都贯彻了爱国主义精神，并收到了显著效果。如沈祖棻在《自传》中说：“在校时，受汪东、吴梅两位老师的影响较深，决定了我以后努力的词的方向，在创作中寄托国家兴亡之感，不写吟风弄月的东西，及以后在教学中一贯地宣传民族意识、爱国主义精神。”她本人也成了著名的爱国诗人，正如刘白羽所说：“国破家亡之恨，销魂呻吟之词，古已有之，惟沈祖棻生于今世，写于今时，她未停留于伤春悲秋，羁愁离怨；能于绮思丽句中寓天下兴亡之志；故尔有追求，而追求得又那般痛苦；于是通过个人心灵，树立民族魂魄，句句珠玑，字字血泪。”“上举戊稿诸什，则黄钟大吕，浩然正气，岂古人能比，乃一当代爱国词人也。”舒芜也在《沈祖棻创作选集》序中指出：“现代杰出的女词人、故沈祖棻教授，当得起爱国诗人的称号而无愧色，她的各体文学创作和她的整个一生，证明她的爱国是很高的境界。”

南大师生的爱国情怀表现在方方面面。如李小缘在求学时，指导教师对他说：“国家的疆土在清晚期百年间丧失大片，这是国耻国辱，你能为国土不再丧失甚至收回或公平合理划界作贡献吗？”这对一位青年学子来说无疑是埋下了一粒爱国种子。他到美国学习图书馆学与社会教育学，遂致力于编纂《西人论华书目》。为了搜集资料，当然也为了挣学费，他每年暑假都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做中文编目工作，还兼任过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图书馆中文部主任。他毕业后本来可以在美国找一份工作，却毅然选择回国，并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汉文部的留名录上题词：“与其临渊羡鱼，不如归而结网。”他回国后，积极投身于祖国的图书馆事业，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图书馆学系，培养了钱存训这样的著名学者，出版了《图书馆学》《云南书目》等著作。在担任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期间，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1959年12月26日去世前，留下遗嘱：“图书全部赠送图书馆。”“我编的稿子和西文论中国之目录，希望图书馆好好保管，如果有人能编可以扩大编制，把一切的一切献给人民。”

二是注重学科建设。如李瑞清在两江优级师范学堂首创图画手工科，将所培养之美术人才纳入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轨道，并培养出了吕凤子、李健、姜丹书，以及张大千等著名画家。这些学生除创办了首批美术专科学校外，还在全国各地的大中小学担任美术教员，培养出了潘天寿、丰子恺、李苦禅、俞剑华等大批书画名家。再如，陈中凡1921年9月被东南大学聘为国文系主任与教授，即于1922年9月将吴梅从北大请到东南大学国文系任教，开设词曲方面的课程。1952年秋高校院系调整后，陈中凡担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于1956年率先招收戏曲专业研究生，于1958年成立戏曲研究室，于1959年引进曲学专家钱南扬。先后培养了吴新雷、董健等一批戏曲专业人才，为戏曲专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2004年，南京大学文学院成立戏剧影视艺术系，形成了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完整的教育体系，成为国内戏剧影视教学与研究的重镇。

三是强调读原著。黄侃被誉为我国传统语言学的集大成者，他还培养出了范文澜、陆宗达、黄焯、殷孟伦、潘重规、徐复、钱玄、洪诚等一大批著名学者。他培养学生的基本方法就是强调读原著，这样做的实践效果是非常明显的。陆宗达说：“季刚先生指导我研治《说文》，他的办法很独到：首先要点三遍《说文段注》，他说：‘一不要求全点对，二不要求都读懂，三不要求全记住。’头一部规定两个月时间，点完了，他看也不看，也不回答问题，搁在一边，让我再买一部来点。这样经过自己钻研、比较、体会，三遍下来，理解加深了，有些开始不懂的问题也豁然明白了。”陆宗达也是这样教学生的，他的学生王宁回忆道：“1962年4月，我把点读过的《说文解字注》拿去给陆先生看，陆先生一边翻一边乐，没批没改，只对我说：‘再去买一部重点吧！’连着点了三遍《说文解字注》。”后来王宁也是这么指导研究生的，她说：“为了有效的保持传统，打好基本功，我一如陆先生当初带我们那样亲自带读古书，要求学生点读《说文》和《十三经注疏》，引导学生养成逐字逐句将一本书连同注疏一起从头读到底的良好读书习惯。”只有将原著读懂了，才能对问题作出全面而客观的分析。寻章摘句，人云亦云，是难以进入科学研究之门的。听老师讲授的时间毕竟是短暂的、收获毕竟是有限的。所以强调读原著、强调自学，能让人终身受益。

四是注意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柳诒徵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任教期间，培养了胡焕庸、郑鹤声、缪凤林、向达、范希曾、刘掞黎、赵万里、张其昀等一大批杰出的史学家。那么，这些杰出人才是怎样培养出来的呢？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郑鹤声谈到了这一点：“其教学方法以阅读《二十四史》《九通》《资治通鉴》《历代纪事本末》等书为本，例如教授两汉历史，则以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等为基本参考教材，其中则出若干题目，令学生选择其一，就指定参考资料加以阅读，选出基本材料，然后再参考其他材料，加以组织成篇，由柳先生详加批阅，指出问题所在，虽一字一句，亦不放过，数经修改，择其优者，选入该校所出版的《史地学报》，以资鼓励。”“就我个人而论，1925年我作毕业论文时，柳先生拟出《汉隋间之史学》一题，以清章宗源所撰《隋经籍志考证》为主，以自《史记》至《隋书》各正史、刘知几《史通》等书为辅助资料，加以反复研究，用一年功夫，撰成初稿十余万字，柳先生评阅后，作‘一时无两’的评语，写于论文卷首，推荐《学衡》杂志发表。”此外，柳诒徵还以《日知录》为例，指导低年级学生做好读书笔记。从斟酌选题到强调读原著、认真做读书笔记，从布置作业到认真批改作业、直到推荐优秀作业发表，可以说柳诒徵狠抓了培养学生科研能力的每一个环节，极大地调动了学生们学习与从事科学研究的积极性，所以在他教过的学生中人才辈出也就不足为奇了。

五是狠抓文学创作实践环节的训练。如今没有文学创作经验却大谈文艺理论是普遍现象。吴梅却有不同看法，常说：“一个人文学的理论无论谈得如何天花乱坠，我不会相信，他如能当场写一篇出来，我便佩服了。”为了培养学生们的词曲写作能力，他布置的课程作业就是要学生们练习写词曲。据台北成功大学中文系教授尉素秋回忆，吴梅“担任一至四年级词曲必修和选修课程。一年级的《词学概论》，一开始规定每两周填词一首……他虽逼得紧，批改起来却认真，朱墨鲜明，连圈点也一笔不苟，和印出来一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还组织潜社，让学生练习写作词曲。其日记云：“潜社者，余自甲子（1924）、乙丑（1925）间，偕东南大学诸生，结社习词也。月二集，集必在多丽舫，舫泊秦淮，集时各赋一词，词毕即畅饮，然后散。至丁卯（1927）春，此社不废。刊有《潜社（词刊）》一集，亦有可观处。”潜社活动一直延续到1937年，吴梅还将同学们的作品陆续编印成《潜社词刊》《潜社曲刊》《潜社续词刊》，并辑成《潜社汇刊》。据《潜社汇刊同人名录》可知，参加潜社的学生有七十人，后来成为大学教授的有卢前（中央大学）、冯国瑞（兰州大学）、张世禄（复旦大学）、章荑孙（华东师范大学）、张汝舟（贵州大学）、唐圭璋（南京师范大学）、段熙仲（南京师范大学）、王玉章（南开大学）、王季思（中山大学）、常任侠（北京大学）、张惠衣（浙江大学）、蒋维崧（山东大学）、盛静霞（杭州大学）、周法高（台湾大学）、沈祖棻（武汉大学）、吴南青（中国戏曲研究院），此外还有任仲敏（扬州大学）、钱南扬（南京大学）、万云骏（华东师范大学），真可谓人才济济。可见在中文系狠抓实践环节，加强对学生文学创作能力的训练是卓有成效的。

六是把培养学生放在第一位。现在高校对教师的评价标准，普遍重视科研而轻视教学。迫于评职称、评奖、评估、申报科研项目等活动的压力，教师们往往将自己的科研工作放在第一位，而将教学工作放在第二位。但是程千帆先生却一再强调“把自己的研究工作放在第二位，而把培养学生放在第一位”。其实这是南大的一贯学风。就以改作业为例，这当然要占用教师大量时间，所以现在不少教师很少布置作业，即使布置作业也不认真批改，当然也不讲评。但是在吴梅看来，教师替学生改作业是天经地义的事，金虑《记吴瞿安先生数事》称，吴师“批改文卷极勤，又极严格，用朱笔正楷，一笔不苟，尝云：‘设我子女之教师，不勤改习作，我必戚戚然，绝难满意。’”

程千帆也非常重视为学生批改作业，曾说过：“不准写错别字，凡是发现一个错别字，我就用红笔打一个大‘×’，有一寸长，小了怕他们看不见；当然，语法不通我也要给他改。严格的训练行不行得通，关键就在于导师怕不怕麻烦。因为你要发现错字，就得非常仔细地看，否则错字往往就被忽略了。再如，凡是引书，一定要注明卷数、版本，这也是基本训练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如果学生引出个什么材料，来历不明，我就给他勾出来，打一个大’？‘，问他从那里引来的？有个学生写了一篇论文，一上来就说，‘恍惚记得恩格斯在什么地方说过’，那我当然要给他退回去。在这样的要求之下，他们就会慢慢地觉得做学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以说我们论文写作水平的提高是程先生改作业改出来的，后来我们指导研究生也照此办理，认认真真地为学生批改作业与论文。我们的学生当教师后也是这么做的，譬如南通大学教授王育红。有个学生在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后记》里写道：“老师王育红，批阅论文5次，就初稿10499字，改动282处，增删1615字（不包括标点和结构问题）。‘认真于每一件事，人生必定有收获。’”王育红是程千帆的再传弟子，他继承并发扬了程先生爱学生，把培养学生放在第一位的优良传统是令人欣慰的。

七是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南大教师对藏书的态度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们除利用藏书为自己的教学、科研服务外，还无私地供学生们使用，并最终捐给南大图书馆或其他单位。如郑振铎称赞吴梅说：“他把所藏的善本曲子，一无隐匿的公开给他的学生们。”“他帮助他们研究，供给他们以他全部的藏书，还替他们改词改曲。他没有一点秘密，没有一点保留。这不使许多把‘学问’当作私产，把珍奇的‘资料’当作‘独得之秘’而不肯公开的人感到羞愧么？假如没有瞿安先生那么热忱的提倡与供给资料，所谓‘曲学’，特别是关于曲律的一部分，恐怕真要成为‘绝学’了。”学生中住在吴梅家看书收集资料，并撰写了科研成果的名家就有任二北、钱南扬、王玉章、王季思等。程千帆也曾将不少新诗集赠给陆耀东研究新诗史，将不少唐人小说资料赠给吴志达研究唐人传奇，将不少古代文学资料赠给莫砺锋研究唐宋诗，将不少文献学资料赠给徐有富研究校雠学等等。《南大往事》中所提到的汪辟疆、陈中凡、胡小石、李小缘、程千帆等，都将他们的藏书捐给了南京大学图书馆。我们在所借书中，见到他们的藏书印，每每感慨系之。

八是以文献学为基础。程千帆早年在金陵大学、武汉大学开过校雠学（也即文献学）。1952年实行教学改革，该课程被取消了。程先生在《校雠广义叙录》中谈道：“一九七八年，我重新出来工作，在南京大学指导研究生。考虑到如果要他们将来能够独立进行科学研究，则校雠学的知识和训练对他们仍然是必要的。”于是又重新开了校雠学。这门课程本来是为他的三名硕士生开的，但是系内系外，校内校外不少研究生与中青年教师都来旁听，教室里总是坐得满满的。1982年国家教委委托南京大学主办培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经验交流会，程先生在会上提出了必须开设文献学课程的方案，此后全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都普遍开设了古典文献学课程。程先生还和他的学生花十多年时间合著了140万字的《校雠广义》，该书被有的书评誉为“校雠学重建的奠基之作”，曾获得过第四届国家图书奖，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至今仍被不少学校用作研究生教材。1996年在程先生的大力支持下，南京大学中文系成立了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点。在程先生的倡导下，南京大学中文系两古专业形成了以文献学为基础的学风，有力地克服了学术研究空疏的弊病。

九是开展综合研究。目前学术界分工过细，文、史、哲泾渭分明，各学科内部还分成许多条条块块。譬如将一部文学史分成几段，一位教师只能教其中的一段，研究隋唐五代的，别人问到陶渊明的问题，他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陶渊明是属于魏晋南北朝的，同我没关系。问到欧阳修，又说欧阳修是宋朝的，也同我没有关系。为了克服这种不良学风，周勋初依据我国文史不分的学术传统，主张综合研究，他说：“我主张综合研究，为此我曾一再申述。”“综合研究，锐意进取，这是我的终生追求。屈原在《离骚》中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可以作为我的座右铭。”他的《九歌新考》《〈韩非子〉札记》《文史探微》《文史知新》《诗仙李白之谜》《唐人笔记小说考索》等，均为综合研究的实例。《周勋初文集·前言》尝云：“不论是文、史、哲方面的新见，抑或目录、版本、校勘方面的一些实际知识，都可兼收并蓄，融合渗透。后来我把个人坚持的这一治学特点称为综合研究。”就文学而言，即使是分析一首五言绝句，往往要涉及到作者生平、写作背景、文献真伪、版本差异、音韵训诂、诗词格律、诗学理论等各类知识，因此综合运用各相关学科知识是提高学术研究水平的必由之路。

南京大学是一条河，我仅取一瓢饮。虽然从中略可品尝到河水的滋味，然而各段、各支流的河水特点是不尽相同的。所以，我还想将《南大往事》继续写下去，以期能对南大人文学科的优良传统有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并丰富我的退休生活。

苗怀明主持的中国古代小说网发表过我的一些学术散文，想不到竟引起了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社长徐海、副总编王保顶、编辑室主任卞清波的关注，他们策划了这一选题。此外，责任编辑洪扬、插图朱亚文、题签吴应宁也为此付出了辛勤劳动。他们都是南大人，对母校怀有深厚的情感。谨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徐有富于2018年4月8日春和景明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