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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茨基在1907年《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中说，“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综合了德国思想、法国思想和英国思想”。列宁在1913年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更加明确地说：“马克思学说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又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唯物主义”，“他用古典哲学的成果，特别是用黑格尔体系（它又导致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成果丰富了哲学。这些成果中主要的就是辩证法”。本书“前言”提及，列宁的经典概论符合恩格斯《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终极》的主题，但也产生一系列问题：“三个组成部分”如何相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等同的唯物主义和源于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的成就”中的辩证法如何相统一？黑格尔辩证法及其对立面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如何相统一？
上述这些问题不是我们现在想象出来的，事实上，对列宁的经典概述的一个含蓄批评，早已见诸葛兰西《狱中札记》中《马克思主义问题》的讨论。葛兰西明确地提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的“三个来源”如何统一的问题。他说：
有人论证，说实践哲学是19世纪前半期文化最发达的环境中产生的，而这种文化是由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政治著作和实践所代表的，也就是说这三种文化运动是实践哲学的来源。对于这一论断应该去认识？是说这三者分别对实践哲学的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产生作出了贡献呢？还是说实践哲学是这三者即这一时期全部文化的综合？
葛兰西的回答是：
应该把这种综合中的兼备“要素”确定为内在性的新概念，内在性本是德国古典哲学提出的思辨形式，后来借助于法国政治学和英国古典经济学而转化为历史主义的形式。
葛兰西正确地看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内在性”是综合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政治学的兼备要素。但他也看到，德国哲学“内在性”的思辨形式与英法学说的历史内容的综合是各种不同的历史文化运动过程的革命实践中组成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历史板块”。不同的理论根据不同的社会传播和动员功能有所区分，但它们都有同一实践的目标，即取得文化领导权（或霸权），为此要与“最细致形态的现代意识形态作斗争”，在斗争中“教育普通群众，他们的文化是中世纪的”。“中世纪的文化”混合着民间迷信、“接近常识”的信念和偏见、“粗糙的唯物主义”和天主教的仪规习俗，它们仍然控制着普通群众的文化。为了夺取文化领导权，实践哲学需要比中世纪文化更高级的资产阶级文化的帮助。葛兰西坦言：
实践哲学之所以不能不同异己的思潮结成同盟，是为了战胜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的残余，而这种残余，依然在民众中间存在。
出于反对“中世纪文化”的斗争目标而与资产阶级文化结盟的需要，葛兰西不像列宁那样把“人类在19世纪创造的优秀成果”，而把16世纪以来与封建贵族和天主教势力进行斗争的几个世纪文化运动，作为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历史来源。他说：
实践哲学的前提是以下过去的文化：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德国哲学和法国大革命，加尔文教和英国古典经济学，世俗的自由主义以及植根于整个现代生活观的历史主义。实践哲学则是以上整个精神和道德改革运动得以圆满成功的顶点，成为大众文化与高级文化对立中的辩证法。实践哲学符合由新教改革加上法国大革命而成的结合：它既是一种政治的哲学，也是一种哲学的政治。
我们现在对照列宁的“经典概述”解释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并不是照着他们讲。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指普遍、整合的复合世界观（Weltanschauungen），与我们在第四章将要讲的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是两码事。我们宁可把葛兰西的哲学吸收在马克思的启蒙哲学中加以理解。葛兰西没有读到马克思后来发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手稿，否则他可能也使用启蒙哲学这一概念。葛兰西独立地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对启蒙时代精神的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在正式发表的著作中把启蒙运动理解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的思想斗争、政治革命和哲学革命。文艺复兴、宗教改革、17世纪的近代哲学、18-19世纪英国经济学、法国政治学和德国哲学，都被葛兰西全面地把握，葛兰西所说的实践哲学是对本章阐述的马克思启蒙哲学的吸收和转化。葛兰西强调的革命实践主要不是暴力革命，而是用这些启蒙思想的资源教化人民大众，以取得工人阶级的文化霸权，在人民文化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的情况下，工人阶级才能取得和掌握政权。
马克思恩格斯在启蒙哲学中尤其注重“本质上是革命”的黑格尔辩证法，不但用辩证法超越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而且用辩证法把英法德的先进理论加以综合改造，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系统论述，在葛兰西著作中都有简略而零散的表达。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葛兰西同意列宁所说，马克思恩格斯“更生了黑格尔主义、费尔巴哈主义以及法国唯物主义的整个这一套经验，以便恢复辩证统一的综合，即把它‘颠倒过来’”。
但是，葛兰西强调，马克思恩格斯达到的综合不是实践哲学的终极完成。他问道：
恩格斯关于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那句话，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是理解为一个已经大功告成的历史领域，已经一劳永逸地把黑格尔主义中富有生命力的精华全部吸收干净，还是理解为一种仍在运动着的历史过程，正在重现哲学文化的综合的必要性？我看还是第二个答案对。
葛兰西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与列宁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解释，字面上没有根本差异，葛兰西也承认“三个来源”对实践哲学具有决定性的理论影响，也承认马克思的哲学有“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组成要素。但是，在评价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意义等关键问题上，葛兰西鲜明地表达了对当时苏维埃马克思主义发展前景的担忧。葛兰西说，只有像马克思那样把黑格尔的革命辩证法贯彻到底，才能避免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危险倾向。他说：
实践哲学从理论上证实，任何一种被认为是永恒和绝对的“真理”都有实践的来源，都代表一种“暂时的”价值。
有“暂时价值”的结论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自身，就是说，“实践哲学对自身抱历史主义态度，也就是把自己看成是哲学思想的一个暂时阶段”。黑格尔辩证法揭示的矛盾的历史运动意味着实践哲学不是固定的、僵化的理论体系，而是理论和行动相结合的革命运动。葛兰西于是说：
从某种意义上说，实践哲学是黑格尔主义的改革和发展；是摆脱了（或正在设法摆脱）一切片面的和狂热的意识形态的哲学，是对矛盾的充分认识，通过这种认识，哲学家本身（既可理解为个人，也可理解为社会集团）不仅掌握矛盾，而且也把自己看成是矛盾的因素，并把这个因素提高到认识的从而行动的原则。
实践哲学之所以要继续吸收黑格尔哲学精华的基础上达到新的综合，是因为马克思实现的综合又发生了分裂。葛兰西说：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节里批判的那种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彼此片面的观点，现在现实中重演，今天，虽说处在历史的更高阶段，还和当时一样，仍然需要综合，需要一种在实践哲学发展的更高阶段上的综合。
“历史的更高阶段”指工人阶级运动胜利进军，在俄国建立了工人阶级的国家政权，在欧洲第二国际成为强大政治势力。但葛兰西并未因此而乐观，相反，他敏锐深刻而又高瞻远瞩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放弃了对资产阶级理论作斗争和对工人阶级和其他民众进行启蒙教育，自觉或不自觉地屈从于资本主义社会流行的蒙昧文化，已经或可能会倒退至马克思以前资产阶级甚至更落后的封建思想和政治统治。
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相分裂的角度，葛兰西把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分为两派：一派“自命为正统的，就是把实践哲学与传统的唯物主义基本同等起来，还有一派则回到康德主义去了”。后一派指伯恩斯坦和奥地利学派，他们是第二国际的主要理论家，但葛兰西并不称之为“正统派”。他视为“正统”的是在俄国占主导地位的哲学家。他明确地说：“所谓的正统派，其代表人物是普列汉诺夫，尽管说得头头是道，实际上还是陷入了庸俗唯物主义”；“普列汉诺夫提出问题的方式是典型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表明他的思辨能力和编史能力相当薄弱”。更加危险的是已经取得国家权力的“正统派”。葛兰西说：
实践哲学本身也不免有变成糟糕透顶的思想体系，即变成一种教条主义的永恒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趋向。如果照《通俗读本》那样把实践哲学同庸俗唯物主义混为一谈、同后者关于“物质”的形而上学扯在一起（因为“物质”必然是永恒的和绝对的），这种趋向就特别明显。
葛兰西从未公开批评列宁，但考虑到普列汉诺夫和布哈林是列宁看重的理论家，尤其是布哈林《通俗读本》在列宁当政的苏联是正统学说，列宁赞扬他是“革命的金娃娃”。葛兰西批判普列汉诺夫和布哈林的“庸俗唯物主义”，特别警告布哈林正统学说具有变成“糟糕透顶”教条主义体系的趋向，不能不看作暗含对列宁的潜在批评。
在《实践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葛兰西提问的方式包含着对“列宁主义”地位的质疑：
马克思是一种世界观的创造者。但伊里奇[列宁]的地位如何？是否只是亦步亦趋地祖述其说呢？说明就在既是科学又是行动的马克思主义本身。
葛兰西的回答是：实践哲学的两位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是“同质关系”；而马克思与列宁“代表着两个阶段：科学与行动，这两者是同类的，同时又不是同质的”。
葛兰西警告放弃辩证法而导致的教条主义或蒙昧主义的危险，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有所被表述。马克思恩格斯看到，取得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在宗教、道德和哲学上向封建阶级意识形态倒退复辟，也指出工人阶级有待启蒙教育和自我教育，从种种落后迷信和习俗束缚下解放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在不断推进直至实现启蒙时代精神的过程中创立更加先进的文化和理论的努力，可以说是葛兰西期待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榜样和原型。葛兰西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成熟不是一两个创始人一蹴而就的，而需要一代或几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持续不断地发展、创造和超越。而新型知识分子只有在革命实践中才能影响群众，只有通过群众文化运动才能实现文化霸权的目标。因此，新型知识分子和群众文化运动的关系是辩证的：如果没有群众广泛参加的波澜壮阔的社会文化运动，新型知识分子就没有成长的土壤；而如果知识分子脱离了社会文化运动，他们对群众没有任何影响，忘记或放弃他们承担的夺取文化领导权的历史责任，放任群众听从落后的文化和政治势力的摆布。
从欧洲16世纪以来从群众文化到高级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葛兰西总结出知识分子与群众文化运动关系的历史经验。他认为，宗教改革开始是德国人民整体的事业，知识分子临阵逃脱，因此高级文化在宗教改革中毫无建树，“要到始终忠于宗教改革事业的人民经过逐渐的筛选，才产生出一批新的知识分子，在古典哲学领域里取得登峰造极的成就”。
恩格斯晚年期待：
我们的思想既在工人当中，也在教师、医生、律师和其他人当中到处传播。如果明天我们必须掌握政权，我们就需要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文集4:563）
葛兰西看到，在欧洲启蒙思想的基础上创立自己学说之后，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来得及在工人阶级内部造就新的知识分子群体，当时第二国际的知识分子或是“同康德主义以及其他非实证主义的和非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潮拉扯在一起的派别”，与脱离群众的学院派“纯粹知识分子”别无二致，或是倒退到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的“正统派”。葛兰西批判正统派说：
他们认为，只祭起一种平凡而庸俗的唯物主义，便可战而胜之，然而这种唯物主义本身就是常识的一个不可小看的层次，它是靠宗教本身才得以维持生存的，其依赖程度要比当时或今天所想象的大得多，而在人民中间，宗教表现为一种充满着迷信和巫术的低级无聊的东西，在这方面，物质起着不小的作用。
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葛兰西对苏联流行的“无产阶级无神论”及其可能产生新的造神运动和教条迷信后果的深刻洞察。葛兰西的预言不幸成真。一方面，第二国际领导人理论脱离群众，使得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德国轻易获得群众拥护，致使恩格斯亲手创立的这个强大的工人阶级组织被葬送。另一方面，列宁之后的苏联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变成准宗教体系，列宁的“经典概述”在斯大林时代被僵化成“教科书体系”。而葛兰西设想的创造发展马克思主义新文化的启蒙，从未付诸实践。在理论上长期没有被解释、丰富和发展的条件，葛兰西以启蒙为己任的实践哲学只是一个“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