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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在认识马克思之前，恩格斯与马克思对时代精神有相似的看法。在共同构思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框架之后，恩格斯在几乎所有重要的理论著作之中，都在启蒙时代社会变革的背景中总结和评价英法德的哲学和宗教实质，表明启蒙精神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连续性。在通过哲学史批判方法汲取启蒙时代精神精华这一点上，马克思与恩格斯没有分歧。正如历史上没有两个思想家是完全相同的，恩格斯历史梳理和哲学批判的重点和思路与马克思也有所不同。理解两人启蒙观的差异，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不同视角和丰富内容。
恩格斯少年时曾是笃信的基督徒，青年时通过当时盛行的圣经批判思潮，以及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认同当时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共产主义运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及其缩写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重申了《神圣家族》中关于英法唯物主义的发展线索。缩写本《1892年英文版导言》重点梳理了唯物主义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三次大决战中与宗教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综述如下：
宗教改革期间 第一次大决战是德国宗教改革，以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失败告终，“结果，德国在200年中被排除于欧洲在政治上起积极作用的民族之列”（文集3:510）。在第二次大决战中，加尔文教的改革适应了“当时资产阶级中最果敢大胆的分子的要求”（文集3:511），保障荷兰革命和1640年英国革命的成功。
1688年的“光荣革命”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妥协，资产阶级“打着宗教的旗帜战胜了国王和贵族”，又发现“可以用宗教来操纵他的天然下属的灵魂”（文集3:513），于是把宗教当作镇压下层阶级的补充工具。
英国唯物主义由于资产阶级的仇视而成为一个宗教异端，它的自然神论形式是“一种贵族的秘传学说”，“具有反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系”。（文集3:513-514）
法国大革命期间 此时，“唯物主义最初也完全是贵族的学说，但是不久，它的革命性就显露出来”，当英国唯物主义传到法国，公开的唯物主义和和自然神论风靡一时，“成为一切有教养的青年信奉的教义”。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的第三次大决战，在革命进程中，唯物主义这个原来“由保皇党孕育的学说，竟给予法国共和党人和恐怖主义者一面理论旗帜，并且为《人权宣言》提供了底本”（文集3:514）。
英国为了摧毁法国的海上霸权的需要和对法国大革命恐怖政策的恐惧，“唯物主义既然成为法国革命的信条，敬畏上帝的英国资产者就更要紧紧地抓住宗教了”（文集3:515）。与此同时，英国工业革命产生了大工业的资产阶级及其对立面，即产业工人阶级。资产者在穷人传播福音所引入的“救世军”等教派“恢复了原始基督教的布道方式，把穷人看作是上帝的选民，用宗教手段反对资本主义”。恩格斯预言，资产阶级不遗余力传播的基督教，“总有一天会给目前为此投掷金钱的富翁带来麻烦”（文集3:516）。
工人运动时期当德法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法国和德国的资产阶级，只好采取最后的办法，不声不响地抛弃了他们的自由思想……嘲笑宗教的人，一个一个地在外表上变成了笃信宗教的人”（文集3:520），他们乞灵于宗教，视之为“唯一的和最后的拯救手段”。然而，恩格斯说：“除非我们相信超自然的奇迹，否则，我们就必须承认，任何宗教教义都难以支撑一个摇摇欲坠的社会。”（文集3:521）至于登上历史舞台的工人阶级应当如何对待宗教，我们将在下一章中阐述。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对18世纪启蒙运动的精神作出精彩概括。他说，启蒙学者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部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文集3:523）
这段话一般地谈论启蒙学者的革命性，但尤其适用于康德。实际上，“批判”“理性法庭”“思维着的知性”都是康德的术语。恩格斯指出了法国启蒙学者和康德不可能想到的现实：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王国；（……）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文集3:524）
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康德道德哲学软弱性的批判相比，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更积极地肯定启蒙学者和康德哲学的革命性，同时，更明确地把启蒙哲学的资产阶级性质提升到哲学高度加以批判。
恩格斯对英法唯物主义的梳理，以及对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总结，重申了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的哲学史批判。不同的是，恩格斯对康德的批判主要集中于不可知论的认识论。恩格斯认为不可知论是“‘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文集4:280），受限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的认识局限。他说：
在康德的那个时代，我们对自然界事物的知识确实残缺不全，所以他可以去猜想在我们已知的为数很少的各个事物的背后还有一个神秘的“自在之物”。但是这些不可理解的事物，由于科学的长足进步，已经接二连三地被理解、分析，甚至重新制造出来了；我们当然不能把我们能够制造的东西当作是不可认识的。（文集4:279）
恩格斯晚期把18世纪法国形而上学到德国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的改变，归结为自然科学的进步，认为“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文集9:25）。恩格斯用受限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和唯心史观两方面原因，解释黑格尔辩证法的“头足倒置”（文集9:541）。恩格斯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文集9:545-546），结束了对18世纪以来启蒙哲学史的批判。恩格斯认为马克思的发现同时也终结了作为世界观的哲学，“于是，”他进一步作出了一个大胆的预言：
在以往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于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文集9:544）
马克思曾经在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完成与哲学时代精神的实现相统一的意义上谈论哲学的终结。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差异的背后，是《反杜林论》对“存在”概念的本体论理解，以及恩格斯晚年致力建构的“自然辩证法”。关于恩格斯由此引申出的哲学观，我们将在最后两章评述。这里强调的是，恩格斯分析从18世纪启蒙到马克思学说发展的思想和社会原因，符合马克思启蒙哲学史的批判方法和论断。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德国古典哲学的革命的启蒙精神的阐述丰富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简述。恩格斯重点说明了德国哲学革命对启蒙时代全部哲学具有总结意义，及其对马克思哲学的重要贡献。
德国古典哲学的革命意义 恩格斯说：
正像在18世纪的法国一样，19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崩溃的前导。但是这两个哲学革命看起来是怎样不同啊！法国人同全部官方科学，同教会，常常也同国家进行公开的斗争；他们的著作在国外，在荷兰或英国印刷，而他们本人则随时都可能进巴士底狱。相反，德国人是一些教授，一些由国家任命的青年的导师，他们的著作是公认的教科书，而全部发展的最终体系，即黑格尔的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在这些教授后面，在他们的迂腐晦涩的言词后面，在他们笨拙枯燥的语言里面竟能隐藏着革命吗？那时被认为是革命代表人物的自由派，不正是最激烈地反对这种使头脑混乱的哲学吗？（文集4:267）
恩格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而自由派的反对是错的。他说：
黑格尔哲学（我们在这里只限于考察这种作为从康德以来的整个运动的完成的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彻底推翻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文集4:269）
恩格斯的政治洞察力在于发现了法国和德国哲学同属于启蒙主义的思想政治运动。在这一点上，他坚持和发扬了黑格尔的启蒙观。黑格尔说：
世界历史的这一伟大的时代（其最内在的本质将在世界历史里得到理解），只有日耳曼民族和法兰西这两个民族参加了，尽管它们是相互反对的，或正因为它们是相互反对的……这个原则在德国是作为思想、精神、概念，在法国是在现实界中汹涌出来的。这个原则出现在德国，显得是一种外部环境的暴力和对这种暴力的反动。
与黑格尔一样，恩格斯把法德两国启蒙哲学表面上的对立归结为法国的政治革命与德国哲学革命的差别。与黑格尔不同，恩格斯把法德两国启蒙哲学的对立归结反官方与官方、公开抨击与隐晦思辨、法国资产阶级的自觉革命与德国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贫乏之间的对立。他承认黑格尔辩证法具有革命性质，尽管采取了“头脚颠倒”的“神秘主义”的方式。
20世纪政治哲学确确实实充满恩格斯提到的那些偏见和误解。西方现代的“自由派”如同恩格斯年代那样，批判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隐藏或表达着极权主义的秘密，他们要克服或超越德国启蒙代表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形态。而哈贝马斯、罗尔斯等自由主义巨擘从康德的政治哲学中吸收丰富的理论资源，对黑格尔的“国家主义”和形而上学却报以微词。保守主义或国家主义者如同当年普鲁士官方那样认可黑格尔的法哲学。然而，无论哪一个阵营，都没有把德国古典哲学当作与此前社会契约论和此后“现代性批判”同等重要的政治哲学。
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性质 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中革命性和保守性矛盾的阐述符合马克思分散在不同时期的论述。恩格斯强调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其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文集4:269）。恩格斯说：他的辩证法承认认识和社会的一定阶段对它那个时代和那种环境来说都有存在的理由。这种观察方法的保守性是相对的，它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这就是辩证哲学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文集4:270）
只是黑格尔哲学的体系“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这样一来，“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真理”，体系的教条同辩证的方法相矛盾，黑格尔哲学“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窒息”（文集4:271）。
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 黑格尔体系瓦解后，这个体系包含的不可比拟的广大领域，“为容纳各种极不相同的实践的党派观点留下了广阔场所”（文集4:273）。对马克思哲学有了比较全面深入的理解。黑格尔哲学内部的革命与保守的矛盾，在他死后表现为青年黑格尔派与“虔诚派的正统教徒和封建反动派”的分歧和围绕当前迫切的现实问题越来越明显的斗争（文集4:274）。
迫切的现实问题集中在宗教和政治领域。在政治领域，《莱茵报》上青年黑格尔派的“激进资产阶级的哲学”的目标是要“消灭传统的宗教和现存的国家”（文集4:274）。在反宗教的斗争中，施特劳斯和鲍威尔分别主张“实体”或“自我意识”在世界历史中起决定作用，施蒂纳则是“无政府主义的先知”（文集4:274）。与他们相比，“唯有费尔巴哈是个杰出的哲学家”（文集4:296）。
费尔巴哈是青年黑格尔派中唯物主义的代表，“对现存宗教进行斗争的实践需要，把大批最坚决的青年黑格尔分子推回到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文集4:275）。而费尔巴哈的出场，消除了18世纪唯物主义包含的自然和思维的矛盾。恩格斯回忆说，费尔巴哈的《基督教本质》发表后，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这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种种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文集4:275）
恩格斯此处可能言过其实了，这段话中加括号的“保留意见”应在正文中重点强调。马克思从来没有成为“费尔巴哈派”，费尔巴哈对马克思影响最大的不是《基督教的本质》中的宗教批判，而是《未来哲学临时提纲》中提出的自然主义的人本学。
恩格斯对青年黑格尔派在宗教和政治领域的批判的态度，以及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历史功绩和局限性的评价，基本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过程。恩格斯认为，费尔巴哈未能克服旧唯物主义的缺点。18世纪的英法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唯物主义”，它以力学为基础，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个过程，对人类社会持非历史的观点。费尔巴哈不同意过去的机械唯物主义，但未能向前发展唯物主义。（文集4:231）
费尔巴哈的另一个局限性在于，19世纪自然科学中细胞学说、能量转化定律和达尔文进化论三大发现还没有完成，他不知道辩证法的重要性，于是只是把黑格尔哲学“简单地把它抛到一旁”（文集4:276），而未能吸收其辩证法精髓。更重要的是，费尔巴哈和历史上其他唯物主义者一样，“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文集4:296），因此想用“爱的宗教”代替传统宗教。加之脱离政治斗争的实践，因此被时代所抛弃。
宗教史和哲学史的唯物史观解释 恩格斯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原理，重点解释了哲学和宗教这两个“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文集4:308）。他认为，从原始宗教、罗马宗教到基督教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的物质条件决定的，这一事实，对这些人来说必然是没有意识到的，否则，全部意识形态就完结了。”（文集4:309）
比如，中世纪的基督教是与封建制度“相适应的、具有对应的封建等级制的宗教”，“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文集4:310）。再如，市民阶级的反抗从一开始就披上宗教的外衣。加尔文的宗教改革使荷兰独立，“并为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二幕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在这里，加尔文教派显示出它是当时资产阶级利益的真正的宗教外衣”（文集4:311）。还如，法国大革命是“同已经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相适应的、非宗教的、纯粹政治形式进行自己的革命”，表明“基督教进入了它的最后阶段……统治阶级只把它当作使下层阶级就范的统治手段”（文集4:311）。
哲学史也符合唯物史观的进程。从15世纪中叶到19世纪，“哲学的内容本质上仅仅是那些和中小市民阶级发展为大资产阶级的过程相适应的思想的哲学表现”（文集4:308-309）。现在的德国哲学已经失去了德国古典哲学“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只有在工人阶级中还保持着“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的科学精神和理论态度。因此，《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最后一句话是：“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工人阶级如何通过德国古典哲学的途径走向新的哲学？我们将在第四章“实践哲学”中回答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