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现在很多人热心建构马克思的道德哲学，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把历史和现存的道德列入意识形态范围，此后也无意提出自己的道德哲学。马克思一方面反对把道德作为评判社会的标准，另一方面对资产阶级进行严厉的道德谴责，《资本论》对资产阶级贪婪、非人道的剥削的道德控诉如此震撼人心，以致人们不能忽视马克思哲学的道德批判力量，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为未来社会建立一个道德规范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涉及道德问题的论述很多，需要仔细梳理一番。
享乐主义的阶级根源 马克思没有把功利主义仅仅看作一种道德说教。他说：“功利论至少有一个优点，即表明了社会的一切现存关系和经济基础之间的联系”（全集中文1版3:484）。可是，施蒂纳连功利主义的这一优点也抛弃了，他打着批判自由主义的旗号，鼓吹极端个人主义。马克思揭露了个人主义的享乐主义的根源。马克思分析说，享乐主义源于古希腊昔勒尼学派，在近代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义的斗争中表现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享乐主义曾是启蒙思想的对立面，在近代法国成为宫廷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共同哲学。宫廷贵族用回忆录、诗歌、小说等直接的素朴的形式，表达封建主义崩溃之前君主专制时期贪图享乐和挥金如土的人生观；而新兴的资产阶级则把享乐主义普遍化，“从而把它变成一种肤浅的虚伪的道德学说”（全集中文1版3:489）。
第二阶段，当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而与无产阶级冲突之后，“贵族变成了伪善的信教者；而资产阶级却道貌岸然”，他们对自己在理论上有严格要求，而在实践中采取穷奢极侈的消费方式。（全集中文1版3:489:490）
资产阶级道德虚伪性《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剥削阶级享乐主义的批判贯穿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比如，《共产党宣言》中，针对“共产党人要实行公妻制”的资产者指控，马克思反讽说：
我们的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和女儿受他们支配为满足，正式的卖淫更不必说了，他们还以相互诱奸妻子为最大享受。（文集2:49-50）
马克思说，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和社会关系的根本变革，历史上剥削关系所“产生的公妻制，即正式的非正式的卖淫，也就消失了”（文集2:50）。“共产党人要共产共妻”的谣言不攻自破。
马克思批判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道德，但马克思根本不指望任何道德批判可以克服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享乐主义。每一个时代享乐哲学的局限性和虚伪性，只有在可能对现存制度的生产条件和交往条件进行批判的时候，也就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产生了共产主义观点和社会主义观点的时候，才能被揭露。马克思认为，不同道德观的冲突不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斗争的根源，共产主义学说的理论基础不是任何一种道德学说。
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们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呀等等；相反，他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全集中文1版3:275）
道德不是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并不意味工人阶级不需要道德。相反，在为国际工人协会所写的章程中，马克思说：“加入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彼此间和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文集3:227）
道德不是评判社会进步的标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
是更像利己主义者还是更像自我牺牲者，那是完全次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只有在一定的时代内对一定的个人提出，才可能具有任何一点意义。否则这种问题的提出只能导致在道德上虚伪骗人的江湖话。（全集中文1版3:274）
《共产党宣言》积极评价“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首先提到的就是社会风尚的改变：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文集2:33-34）
对资本向世界各地扩张的评价也是如此。马克思一方面谴责资产阶级对殖民地人民的残酷剥削和迫害，另一方面肯定其推动殖民地落后的社会结构向较为先进的生产关系转变的变革作用。他说，在印度，“英国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文集2:683）。
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文集2:686）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认为犯罪和恶对生产力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中说，恶是“一切职业和事业的牢固基础、生命力和支柱”。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说：“只有曼德维尔才比资产阶级社会庸才勇敢得多，诚实得多。”（全集32:353）马克思问道：
如果没有小偷，锁是否能达到今天的完善程度？如果没有伪造钞票的人，银行劵的印刷是否能像现在这样完善？如果商业中没有欺骗，显微镜是否会应用于通常的商业领域？应用化学不是也应当把自己取得的成就，像归功于诚实生产者的热情那样，归功于商业的伪造和发现这种伪造所作的努力吗？犯罪使侵犯财产的手段不断翻新，从而也使保护财产的手段日益更新，这就像罢工推动机器的发明一样，促进了生产。而且，离开私人犯罪的领域来说，如果没有国家的犯罪，能不能产生世界市场？如果没有国家的犯罪，能不能产生民族本身？难道从亚当的时候起，罪恶树不同时就是知善恶树吗？（全集32:352-253）
马克思最后一问与康德和黑格尔对基督教“原罪”说的解释不谋而合。康德把人类始祖犯罪被逐出伊甸园的故事解释为人类历史的开端。他说，人从无辜状态“走出的第一步，在道德方面是一种堕落”：“因此，自然的历史从善开始，因为它是上帝的作品；自由的历史从恶开始，因为它是人的作品。”黑格尔也说，原罪的神话象征“精神的概念”，“我们无法想象除认为人性为恶之外尚有别种看法”；“正与自然相反，精神是自由的，它是通过自身而成为自己所应该那样。自然对人来说只是应当加以改造的出发点”。
恩格斯赞成黑格尔关于性恶论比性善论是“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的观点，并作出唯物史观的解释：
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文集4:291）
马克思恩格斯当然不提倡恶和犯罪，而是直面人类社会的历史和现实，阐明不以良好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社会发展动力，突破了把社会进步归结为道德教化的唯心史观。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阶段，马克思把从封建阶级到资产阶级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据此分析资产阶级的“节约”与“享乐”。马克思认为，重农学派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的理解，他们代表的早期资产阶级的封建外观欺骗别人欺骗自己，为没落贵族的享受披上自然本性的外衣。而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进一步明确地认为，“资本的积累应归功于资本家的个人的节俭、节约和节欲”（全集33:35-36）。
《资本论》在“节欲论”一节分析说，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致富欲和贪婪作为绝对的欲望占统治地位”，资本家把积累看做是对自己享受冲动的“禁欲”。“但资本主义生产进步不仅创造了一个享乐世界，随着投机和信用事业的发展，它还开辟了千百个致富的源泉”；“虽然资本家的挥霍从来不像放荡的封建主的挥霍那样是直截了当的，相反地，在它的背后总是隐藏着最肮脏的贪欲和最小心的盘算；但是资本家的挥霍仍然和积累一同增长，一方决不会妨碍另外一方。”（文集5:685）
《资本论》中，马克思不再提及资产阶级在本国和在海外市场的历史进步作用，而对资产阶级发出了比过去更为严厉的毫不留情的道德谴责。个中原因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发达阶段，在世界各地，资产阶级已经完全失去了进步作用。在1858年写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说：“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化，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完成了”，而“大陆上的革命已经迫在眉睫”，马克思希望把资本主义“送进坟墓”（文集10:166）。显然，道德谴责对唤起工人阶级的革命热情，比理性的、历史的价值评估具有不可比拟的震撼力。
《资本论》一方面把资产者不可遏制地追求金钱的贪婪的根源归结为资本增值生产的规律；资本家和地主“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马克思说：“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同其他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文集5:10）另一方面，《资本论》中用相当大的篇幅，对资本家和英国政府为了攫取高额剩余价值而采用的不人道、非道德的手段进行详细描绘和尖锐揭露，对资本主义辩护士“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加以严厉谴责。道义上的义正辞严比冷静的理智更能唤起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更能有效地传播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使得《资本论》迅速成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因此，既不能贬低马克思哲学中道德批判的理论价值，也不能忽视道德谴责的不可取代的实践效应。在了解《资本论》的全貌之后，我们将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如上所述，马克思既不赞成泛道德主义，也反对非道德主义。但是，马克思的敌人常常向他身上泼污水，如把他写《论犹太人问题》的心理动机曲解成为了撇清自己与犹太人的干系而宣扬“反犹主义”。同样，马克思的资产者家庭出身，以及在伦敦接受工厂主恩格斯资助，晚年靠燕妮继承的贵族遗产改善生活，乃至与女仆有私生子等，被伪善的卫道士们指责为心口不一的不道德品质。对马克思私生活的这些攻击，也许用得上黑格尔的一句话：“谚语说，‘伺仆眼中无英雄’；但并不是因为伺仆服伺的那个人不是英雄，而是因为服伺英雄的那个人只是伺仆。”
马克思不是圣人，他自知错误，他的批判首先和主要不是针对特殊阶级地位的个人生活过错。他用基督教术语说：
问题在于忏悔，而不是别的。人类要使自己的罪过得到宽恕，就只有说明这些罪过的真相。（全集47:67）
理论家超越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地位如同虔诚信徒的“忏悔”那样，对包括自己在内的特殊阶级的“罪过”行为和思想观念进行无私的批判，以使人类都得到“宽恕”。马克思用基督教术语说明了他以后唯物史观的一个原理：人类摆脱苦难的途径不是靠个人的道德净化，而要通过扬弃劳动者和剥削者的异化。为了人类利益而不为个人私利的阶级觉悟，来自理论必然性而不是出于个人实际需要。马克思说，《资本论》“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而资产阶级的反应却相反，他们“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文集5:10）。两相对照，马克思在道德上理直气壮。
我们看到，在认识马克思之前，恩格斯与马克思对时代精神有相似的看法。在共同构思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框架之后，恩格斯在几乎所有重要的理论著作之中，都在启蒙时代社会变革的背景中总结和评价英法德的哲学和宗教实质，表明启蒙精神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连续性。在通过哲学史批判方法汲取启蒙时代精神精华这一点上，马克思与恩格斯没有分歧。正如历史上没有两个思想家是完全相同的，恩格斯历史梳理和哲学批判的重点和思路与马克思也有所不同。理解两人启蒙观的差异，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不同视角和丰富内容。
恩格斯少年时曾是笃信的基督徒，青年时通过当时盛行的圣经批判思潮，以及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认同当时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共产主义运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及其缩写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重申了《神圣家族》中关于英法唯物主义的发展线索。缩写本《1892年英文版导言》重点梳理了唯物主义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三次大决战中与宗教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综述如下：
宗教改革期间 第一次大决战是德国宗教改革，以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失败告终，“结果，德国在200年中被排除于欧洲在政治上起积极作用的民族之列”（文集3:510）。在第二次大决战中，加尔文教的改革适应了“当时资产阶级中最果敢大胆的分子的要求”（文集3:511），保障荷兰革命和1640年英国革命的成功。
1688年的“光荣革命”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妥协，资产阶级“打着宗教的旗帜战胜了国王和贵族”，又发现“可以用宗教来操纵他的天然下属的灵魂”（文集3:513），于是把宗教当作镇压下层阶级的补充工具。
英国唯物主义由于资产阶级的仇视而成为一个宗教异端，它的自然神论形式是“一种贵族的秘传学说”，“具有反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系”。（文集3:513-514）
法国大革命期间 此时，“唯物主义最初也完全是贵族的学说，但是不久，它的革命性就显露出来”，当英国唯物主义传到法国，公开的唯物主义和和自然神论风靡一时，“成为一切有教养的青年信奉的教义”。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的第三次大决战，在革命进程中，唯物主义这个原来“由保皇党孕育的学说，竟给予法国共和党人和恐怖主义者一面理论旗帜，并且为《人权宣言》提供了底本”（文集3:514）。
英国为了摧毁法国的海上霸权的需要和对法国大革命恐怖政策的恐惧，“唯物主义既然成为法国革命的信条，敬畏上帝的英国资产者就更要紧紧地抓住宗教了”（文集3:515）。与此同时，英国工业革命产生了大工业的资产阶级及其对立面，即产业工人阶级。资产者在穷人传播福音所引入的“救世军”等教派“恢复了原始基督教的布道方式，把穷人看作是上帝的选民，用宗教手段反对资本主义”。恩格斯预言，资产阶级不遗余力传播的基督教，“总有一天会给目前为此投掷金钱的富翁带来麻烦”（文集3:516）。
工人运动时期当德法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法国和德国的资产阶级，只好采取最后的办法，不声不响地抛弃了他们的自由思想……嘲笑宗教的人，一个一个地在外表上变成了笃信宗教的人”（文集3:520），他们乞灵于宗教，视之为“唯一的和最后的拯救手段”。然而，恩格斯说：“除非我们相信超自然的奇迹，否则，我们就必须承认，任何宗教教义都难以支撑一个摇摇欲坠的社会。”（文集3:521）至于登上历史舞台的工人阶级应当如何对待宗教，我们将在下一章中阐述。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对18世纪启蒙运动的精神作出精彩概括。他说，启蒙学者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部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文集3:523）
这段话一般地谈论启蒙学者的革命性，但尤其适用于康德。实际上，“批判”“理性法庭”“思维着的知性”都是康德的术语。恩格斯指出了法国启蒙学者和康德不可能想到的现实：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王国；（……）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文集3:524）
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康德道德哲学软弱性的批判相比，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更积极地肯定启蒙学者和康德哲学的革命性，同时，更明确地把启蒙哲学的资产阶级性质提升到哲学高度加以批判。
恩格斯对英法唯物主义的梳理，以及对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总结，重申了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的哲学史批判。不同的是，恩格斯对康德的批判主要集中于不可知论的认识论。恩格斯认为不可知论是“‘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文集4:280），受限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的认识局限。他说：
在康德的那个时代，我们对自然界事物的知识确实残缺不全，所以他可以去猜想在我们已知的为数很少的各个事物的背后还有一个神秘的“自在之物”。但是这些不可理解的事物，由于科学的长足进步，已经接二连三地被理解、分析，甚至重新制造出来了；我们当然不能把我们能够制造的东西当作是不可认识的。（文集4:279）
恩格斯晚期把18世纪法国形而上学到德国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的改变，归结为自然科学的进步，认为“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文集9:25）。恩格斯用受限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和唯心史观两方面原因，解释黑格尔辩证法的“头足倒置”（文集9:541）。恩格斯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文集9:545-546），结束了对18世纪以来启蒙哲学史的批判。恩格斯认为马克思的发现同时也终结了作为世界观的哲学，“于是，”他进一步作出了一个大胆的预言：
在以往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于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文集9:544）
马克思曾经在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完成与哲学时代精神的实现相统一的意义上谈论哲学的终结。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差异的背后，是《反杜林论》对“存在”概念的本体论理解，以及恩格斯晚年致力建构的“自然辩证法”。关于恩格斯由此引申出的哲学观，我们将在最后两章评述。这里强调的是，恩格斯分析从18世纪启蒙到马克思学说发展的思想和社会原因，符合马克思启蒙哲学史的批判方法和论断。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德国古典哲学的革命的启蒙精神的阐述丰富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简述。恩格斯重点说明了德国哲学革命对启蒙时代全部哲学具有总结意义，及其对马克思哲学的重要贡献。
德国古典哲学的革命意义 恩格斯说：
正像在18世纪的法国一样，19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崩溃的前导。但是这两个哲学革命看起来是怎样不同啊！法国人同全部官方科学，同教会，常常也同国家进行公开的斗争；他们的著作在国外，在荷兰或英国印刷，而他们本人则随时都可能进巴士底狱。相反，德国人是一些教授，一些由国家任命的青年的导师，他们的著作是公认的教科书，而全部发展的最终体系，即黑格尔的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在这些教授后面，在他们的迂腐晦涩的言词后面，在他们笨拙枯燥的语言里面竟能隐藏着革命吗？那时被认为是革命代表人物的自由派，不正是最激烈地反对这种使头脑混乱的哲学吗？（文集4:267）
恩格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而自由派的反对是错的。他说：
黑格尔哲学（我们在这里只限于考察这种作为从康德以来的整个运动的完成的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彻底推翻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文集4:269）
恩格斯的政治洞察力在于发现了法国和德国哲学同属于启蒙主义的思想政治运动。在这一点上，他坚持和发扬了黑格尔的启蒙观。黑格尔说：
世界历史的这一伟大的时代（其最内在的本质将在世界历史里得到理解），只有日耳曼民族和法兰西这两个民族参加了，尽管它们是相互反对的，或正因为它们是相互反对的……这个原则在德国是作为思想、精神、概念，在法国是在现实界中汹涌出来的。这个原则出现在德国，显得是一种外部环境的暴力和对这种暴力的反动。
与黑格尔一样，恩格斯把法德两国启蒙哲学表面上的对立归结为法国的政治革命与德国哲学革命的差别。与黑格尔不同，恩格斯把法德两国启蒙哲学的对立归结反官方与官方、公开抨击与隐晦思辨、法国资产阶级的自觉革命与德国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贫乏之间的对立。他承认黑格尔辩证法具有革命性质，尽管采取了“头脚颠倒”的“神秘主义”的方式。
20世纪政治哲学确确实实充满恩格斯提到的那些偏见和误解。西方现代的“自由派”如同恩格斯年代那样，批判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隐藏或表达着极权主义的秘密，他们要克服或超越德国启蒙代表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形态。而哈贝马斯、罗尔斯等自由主义巨擘从康德的政治哲学中吸收丰富的理论资源，对黑格尔的“国家主义”和形而上学却报以微词。保守主义或国家主义者如同当年普鲁士官方那样认可黑格尔的法哲学。然而，无论哪一个阵营，都没有把德国古典哲学当作与此前社会契约论和此后“现代性批判”同等重要的政治哲学。
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性质 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中革命性和保守性矛盾的阐述符合马克思分散在不同时期的论述。恩格斯强调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其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文集4:269）。恩格斯说：他的辩证法承认认识和社会的一定阶段对它那个时代和那种环境来说都有存在的理由。这种观察方法的保守性是相对的，它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这就是辩证哲学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文集4:270）
只是黑格尔哲学的体系“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这样一来，“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真理”，体系的教条同辩证的方法相矛盾，黑格尔哲学“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窒息”（文集4:271）。
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 黑格尔体系瓦解后，这个体系包含的不可比拟的广大领域，“为容纳各种极不相同的实践的党派观点留下了广阔场所”（文集4:273）。对马克思哲学有了比较全面深入的理解。黑格尔哲学内部的革命与保守的矛盾，在他死后表现为青年黑格尔派与“虔诚派的正统教徒和封建反动派”的分歧和围绕当前迫切的现实问题越来越明显的斗争（文集4:274）。
迫切的现实问题集中在宗教和政治领域。在政治领域，《莱茵报》上青年黑格尔派的“激进资产阶级的哲学”的目标是要“消灭传统的宗教和现存的国家”（文集4:274）。在反宗教的斗争中，施特劳斯和鲍威尔分别主张“实体”或“自我意识”在世界历史中起决定作用，施蒂纳则是“无政府主义的先知”（文集4:274）。与他们相比，“唯有费尔巴哈是个杰出的哲学家”（文集4:296）。
费尔巴哈是青年黑格尔派中唯物主义的代表，“对现存宗教进行斗争的实践需要，把大批最坚决的青年黑格尔分子推回到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文集4:275）。而费尔巴哈的出场，消除了18世纪唯物主义包含的自然和思维的矛盾。恩格斯回忆说，费尔巴哈的《基督教本质》发表后，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这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种种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文集4:275）
恩格斯此处可能言过其实了，这段话中加括号的“保留意见”应在正文中重点强调。马克思从来没有成为“费尔巴哈派”，费尔巴哈对马克思影响最大的不是《基督教的本质》中的宗教批判，而是《未来哲学临时提纲》中提出的自然主义的人本学。
恩格斯对青年黑格尔派在宗教和政治领域的批判的态度，以及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历史功绩和局限性的评价，基本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过程。恩格斯认为，费尔巴哈未能克服旧唯物主义的缺点。18世纪的英法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唯物主义”，它以力学为基础，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个过程，对人类社会持非历史的观点。费尔巴哈不同意过去的机械唯物主义，但未能向前发展唯物主义。（文集4:231）
费尔巴哈的另一个局限性在于，19世纪自然科学中细胞学说、能量转化定律和达尔文进化论三大发现还没有完成，他不知道辩证法的重要性，于是只是把黑格尔哲学“简单地把它抛到一旁”（文集4:276），而未能吸收其辩证法精髓。更重要的是，费尔巴哈和历史上其他唯物主义者一样，“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文集4:296），因此想用“爱的宗教”代替传统宗教。加之脱离政治斗争的实践，因此被时代所抛弃。
宗教史和哲学史的唯物史观解释 恩格斯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原理，重点解释了哲学和宗教这两个“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文集4:308）。他认为，从原始宗教、罗马宗教到基督教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的物质条件决定的，这一事实，对这些人来说必然是没有意识到的，否则，全部意识形态就完结了。”（文集4:309）
比如，中世纪的基督教是与封建制度“相适应的、具有对应的封建等级制的宗教”，“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文集4:310）。再如，市民阶级的反抗从一开始就披上宗教的外衣。加尔文的宗教改革使荷兰独立，“并为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二幕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在这里，加尔文教派显示出它是当时资产阶级利益的真正的宗教外衣”（文集4:311）。还如，法国大革命是“同已经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相适应的、非宗教的、纯粹政治形式进行自己的革命”，表明“基督教进入了它的最后阶段……统治阶级只把它当作使下层阶级就范的统治手段”（文集4:311）。
哲学史也符合唯物史观的进程。从15世纪中叶到19世纪，“哲学的内容本质上仅仅是那些和中小市民阶级发展为大资产阶级的过程相适应的思想的哲学表现”（文集4:308-309）。现在的德国哲学已经失去了德国古典哲学“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只有在工人阶级中还保持着“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的科学精神和理论态度。因此，《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最后一句话是：“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工人阶级如何通过德国古典哲学的途径走向新的哲学？我们将在第四章“实践哲学”中回答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