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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人热心建构马克思的道德哲学，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把历史和现存的道德列入意识形态范围，此后也无意提出自己的道德哲学。马克思一方面反对把道德作为评判社会的标准，另一方面对资产阶级进行严厉的道德谴责，《资本论》对资产阶级贪婪、非人道的剥削的道德控诉如此震撼人心，以致人们不能忽视马克思哲学的道德批判力量，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为未来社会建立一个道德规范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涉及道德问题的论述很多，需要仔细梳理一番。
享乐主义的阶级根源 马克思没有把功利主义仅仅看作一种道德说教。他说：“功利论至少有一个优点，即表明了社会的一切现存关系和经济基础之间的联系”（全集中文1版3:484）。可是，施蒂纳连功利主义的这一优点也抛弃了，他打着批判自由主义的旗号，鼓吹极端个人主义。马克思揭露了个人主义的享乐主义的根源。马克思分析说，享乐主义源于古希腊昔勒尼学派，在近代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义的斗争中表现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享乐主义曾是启蒙思想的对立面，在近代法国成为宫廷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共同哲学。宫廷贵族用回忆录、诗歌、小说等直接的素朴的形式，表达封建主义崩溃之前君主专制时期贪图享乐和挥金如土的人生观；而新兴的资产阶级则把享乐主义普遍化，“从而把它变成一种肤浅的虚伪的道德学说”（全集中文1版3:489）。
第二阶段，当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而与无产阶级冲突之后，“贵族变成了伪善的信教者；而资产阶级却道貌岸然”，他们对自己在理论上有严格要求，而在实践中采取穷奢极侈的消费方式。（全集中文1版3:489:490）
资产阶级道德虚伪性《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剥削阶级享乐主义的批判贯穿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比如，《共产党宣言》中，针对“共产党人要实行公妻制”的资产者指控，马克思反讽说：
我们的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和女儿受他们支配为满足，正式的卖淫更不必说了，他们还以相互诱奸妻子为最大享受。（文集2:49-50）
马克思说，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和社会关系的根本变革，历史上剥削关系所“产生的公妻制，即正式的非正式的卖淫，也就消失了”（文集2:50）。“共产党人要共产共妻”的谣言不攻自破。
马克思批判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道德，但马克思根本不指望任何道德批判可以克服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享乐主义。每一个时代享乐哲学的局限性和虚伪性，只有在可能对现存制度的生产条件和交往条件进行批判的时候，也就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产生了共产主义观点和社会主义观点的时候，才能被揭露。马克思认为，不同道德观的冲突不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斗争的根源，共产主义学说的理论基础不是任何一种道德学说。
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们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呀等等；相反，他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全集中文1版3:275）
道德不是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并不意味工人阶级不需要道德。相反，在为国际工人协会所写的章程中，马克思说：“加入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彼此间和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文集3:227）
道德不是评判社会进步的标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
是更像利己主义者还是更像自我牺牲者，那是完全次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只有在一定的时代内对一定的个人提出，才可能具有任何一点意义。否则这种问题的提出只能导致在道德上虚伪骗人的江湖话。（全集中文1版3:274）
《共产党宣言》积极评价“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首先提到的就是社会风尚的改变：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文集2:33-34）
对资本向世界各地扩张的评价也是如此。马克思一方面谴责资产阶级对殖民地人民的残酷剥削和迫害，另一方面肯定其推动殖民地落后的社会结构向较为先进的生产关系转变的变革作用。他说，在印度，“英国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文集2:683）。
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文集2:686）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认为犯罪和恶对生产力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中说，恶是“一切职业和事业的牢固基础、生命力和支柱”。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说：“只有曼德维尔才比资产阶级社会庸才勇敢得多，诚实得多。”（全集32:353）马克思问道：
如果没有小偷，锁是否能达到今天的完善程度？如果没有伪造钞票的人，银行劵的印刷是否能像现在这样完善？如果商业中没有欺骗，显微镜是否会应用于通常的商业领域？应用化学不是也应当把自己取得的成就，像归功于诚实生产者的热情那样，归功于商业的伪造和发现这种伪造所作的努力吗？犯罪使侵犯财产的手段不断翻新，从而也使保护财产的手段日益更新，这就像罢工推动机器的发明一样，促进了生产。而且，离开私人犯罪的领域来说，如果没有国家的犯罪，能不能产生世界市场？如果没有国家的犯罪，能不能产生民族本身？难道从亚当的时候起，罪恶树不同时就是知善恶树吗？（全集32:352-253）
马克思最后一问与康德和黑格尔对基督教“原罪”说的解释不谋而合。康德把人类始祖犯罪被逐出伊甸园的故事解释为人类历史的开端。他说，人从无辜状态“走出的第一步，在道德方面是一种堕落”：“因此，自然的历史从善开始，因为它是上帝的作品；自由的历史从恶开始，因为它是人的作品。”黑格尔也说，原罪的神话象征“精神的概念”，“我们无法想象除认为人性为恶之外尚有别种看法”；“正与自然相反，精神是自由的，它是通过自身而成为自己所应该那样。自然对人来说只是应当加以改造的出发点”。
恩格斯赞成黑格尔关于性恶论比性善论是“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的观点，并作出唯物史观的解释：
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文集4:291）
马克思恩格斯当然不提倡恶和犯罪，而是直面人类社会的历史和现实，阐明不以良好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社会发展动力，突破了把社会进步归结为道德教化的唯心史观。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阶段，马克思把从封建阶级到资产阶级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据此分析资产阶级的“节约”与“享乐”。马克思认为，重农学派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的理解，他们代表的早期资产阶级的封建外观欺骗别人欺骗自己，为没落贵族的享受披上自然本性的外衣。而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进一步明确地认为，“资本的积累应归功于资本家的个人的节俭、节约和节欲”（全集33:35-36）。
《资本论》在“节欲论”一节分析说，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致富欲和贪婪作为绝对的欲望占统治地位”，资本家把积累看做是对自己享受冲动的“禁欲”。“但资本主义生产进步不仅创造了一个享乐世界，随着投机和信用事业的发展，它还开辟了千百个致富的源泉”；“虽然资本家的挥霍从来不像放荡的封建主的挥霍那样是直截了当的，相反地，在它的背后总是隐藏着最肮脏的贪欲和最小心的盘算；但是资本家的挥霍仍然和积累一同增长，一方决不会妨碍另外一方。”（文集5:685）
《资本论》中，马克思不再提及资产阶级在本国和在海外市场的历史进步作用，而对资产阶级发出了比过去更为严厉的毫不留情的道德谴责。个中原因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发达阶段，在世界各地，资产阶级已经完全失去了进步作用。在1858年写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说：“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化，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完成了”，而“大陆上的革命已经迫在眉睫”，马克思希望把资本主义“送进坟墓”（文集10:166）。显然，道德谴责对唤起工人阶级的革命热情，比理性的、历史的价值评估具有不可比拟的震撼力。
《资本论》一方面把资产者不可遏制地追求金钱的贪婪的根源归结为资本增值生产的规律；资本家和地主“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马克思说：“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同其他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文集5:10）另一方面，《资本论》中用相当大的篇幅，对资本家和英国政府为了攫取高额剩余价值而采用的不人道、非道德的手段进行详细描绘和尖锐揭露，对资本主义辩护士“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加以严厉谴责。道义上的义正辞严比冷静的理智更能唤起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更能有效地传播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使得《资本论》迅速成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因此，既不能贬低马克思哲学中道德批判的理论价值，也不能忽视道德谴责的不可取代的实践效应。在了解《资本论》的全貌之后，我们将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如上所述，马克思既不赞成泛道德主义，也反对非道德主义。但是，马克思的敌人常常向他身上泼污水，如把他写《论犹太人问题》的心理动机曲解成为了撇清自己与犹太人的干系而宣扬“反犹主义”。同样，马克思的资产者家庭出身，以及在伦敦接受工厂主恩格斯资助，晚年靠燕妮继承的贵族遗产改善生活，乃至与女仆有私生子等，被伪善的卫道士们指责为心口不一的不道德品质。对马克思私生活的这些攻击，也许用得上黑格尔的一句话：“谚语说，‘伺仆眼中无英雄’；但并不是因为伺仆服伺的那个人不是英雄，而是因为服伺英雄的那个人只是伺仆。”
马克思不是圣人，他自知错误，他的批判首先和主要不是针对特殊阶级地位的个人生活过错。他用基督教术语说：
问题在于忏悔，而不是别的。人类要使自己的罪过得到宽恕，就只有说明这些罪过的真相。（全集47:67）
理论家超越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地位如同虔诚信徒的“忏悔”那样，对包括自己在内的特殊阶级的“罪过”行为和思想观念进行无私的批判，以使人类都得到“宽恕”。马克思用基督教术语说明了他以后唯物史观的一个原理：人类摆脱苦难的途径不是靠个人的道德净化，而要通过扬弃劳动者和剥削者的异化。为了人类利益而不为个人私利的阶级觉悟，来自理论必然性而不是出于个人实际需要。马克思说，《资本论》“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而资产阶级的反应却相反，他们“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文集5:10）。两相对照，马克思在道德上理直气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