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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会发现，在上述马克思论述古代哲学与近代哲学的对照表中，达到古代哲学中心的苏格拉底在近代哲学没有对应者。如果近代哲学没有与“宗教的化身”相对立的“哲学的化身”，那么如何解释近代哲学的启蒙精神呢？在黑格尔哲学体系分裂为“自我意识”特殊化的对立派别之后，如何继续推进启蒙精神呢？完成博士论文之后，1840-1841年间的8本《柏林笔记》是马克思阅读哲学著作所作的摘录，包括亚里斯多德的《论灵魂》第三卷，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和《书信集》，莱布尼兹《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文集》，休谟的《人性论》，罗生克兰茨的《康德哲学史》。马克思此时关注的焦点显然已转移到近现代哲学。
经过大量的聚精会神的阅读，并联系主编《莱茵报》期间对德国政治现状和制度所进行的批判，马克思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迅速掌握了法国、英国和德国的时代前沿知识，洞察到他所处的时代精神，明确了继续推进启蒙的方向。
从德国启蒙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时代精神不是虚无缥缈的空气，总是具体地凝固为一定的理论形式。青年黑格尔派成员赫斯1841年发布的文章《欧洲三巨头》指出，18世纪以来英、法、德三国思想体现了现代欧洲政治发展方向的“神圣历史”。有人猜测这篇文章影响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时代精神的把握。文本证据的显示，马克思恩格斯恰恰通过对那种“神圣目的论”的批判，明确了他们批判的主攻方向和依靠力量。
马克思在1844年发表的《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针对黑格尔派中激进的政治代表卢格寄希望于威廉四世“基督教之心的善良信念”（全集3:376），分析了宗教正统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关系，说明宗教正统主义反映普鲁士封建国王的利益，“在政治上他是和自由主义直接对立的”，他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尚未激化，而“资产阶级由于同无产阶级的关系紧张和尖锐而变得更加驯服和软弱”（全集3:376）。即使资产阶级在英国成为统治阶级，也不愿和不能在政治上解决工人普遍赤贫问题。“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家，即英国政治条件在科学上的反映”（全集3:379），不但与英国资产阶级和政府的看法一致，反而厚颜无耻地把赤贫掩饰为科学顶峰的“新鲜空气”和“实践中最细小的环节，那是卖淫、谋杀和绞架！”（全集3:380）。
针对卢格寄希望于普鲁士王国“政治理智”的主张，马克思说，经过法国大革命夺取政权的资产阶级，即使在拿破仑统治的强盛时期，同样不能解决赤贫。其所以如此，马克思分析说：
一个国家越是强盛，因而政治性越强，那末这个国家就越不愿意认为社会疾苦的根源就在于国家的原则，在于现存的社会结构——它的行动的、自我意识的、正式的表现就是国家——就越不愿意理解社会缺陷的普遍原则。政治理智之所以是政治理智，就因为它是在政治范围以内思索的。它越敏锐，越活跃，就越没有能力理解社会疾苦。政治理智的典型时代是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的英雄们根本没有在国家的原理中看出社会缺点的根源，相反，他们在社会缺点中看出政治弊病的根源。（全集3:387）
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马克思说：“一个民族的政治理智越是发达和普遍，无产阶级就越是把自己的力量浪费在那种盲目的、无益的、在血泊中被扼杀的起义上面”。例如，在1831年和1834年的里昂工人起义中，“里昂的工人们以为自己追求的只是政治的目的，以为自己只是共和国的战士，可是事实上他们却是社会主义的战士。……他们的政治理智蒙蔽了他们的社会本能。”（全集3:393）
与法国工人政治追求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刚刚开始的德国工人运动，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一下子就毫不含糊地、尖锐地、毫不留情地、威风凛凛地大声宣布，它反对私有制社会”。马克思以魏特林的“德国工人的这部史无前例的光辉灿烂的处女作”为例说：
我们就能预言德国的灰姑娘将来必然长成为一个大力士的体型。应该承认，德国无产阶级是欧洲无产阶级的理论家，正如同英国无产阶级是它的经济学家，法国无产阶级是它的政治家一样。（全集3:390）
德国是哲学的民族，但德国哲学和政治的发展不相称，不是什么反常的现象，而是德国资产阶级没有在政治中实践他们哲学的必然结果。同样必然的是，“一个哲学的民族只有在社会主义里面才能找到与它相适应的实践，因而也只有在无产阶级身上才能找到它的解放积极因素。”（全集3:391）
18世纪“三国演义”无独有偶。恩格斯同年发表的《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独立地得到“德国、法国和英国是当代史上的三个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的结论。恩格斯区别三国的主要依据是：三者的启蒙运动分别以哲学、政治和社会革命为依据。他说：
德国人，信仰基督教唯灵论的民族，经历的是哲学革命；法国人，信仰古典古代唯物主义的民族，因而实践政治的民族，必须经过政治的道路来完成革命；英国人，这个民族是德意志成分和法兰西成分的混合体，就是说英国人身上具有对立的两个方面，所以比这两种因素中任何一种更广泛，因此，英国人也就卷入了一种更广泛的革命，即社会革命。（文集1:89）
由于三国革命的性质不同，产生三种不同哲学：“德国人代表基督教唯灵论的原则，法国人代表古典古代唯物主义的原则”（文集1:89），而英国人感觉到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矛盾无法解决，“这种矛盾的感觉曾经是英国人殖民、航海、工业建设和一切大规模实践活动的源泉。无法解决矛盾这一点贯穿着全部英国哲学，并促使它走向经验和怀疑论。”（文集1:90）
恩格斯不看好英国哲学，却赞赏英国的工商实践和社会革命使得“英国人确实是世界社会最文明的人”（文集1:97）。英国文明的伟大成就是工业革命，生产了前所未有的财富，“财产、物升格为世界的统治者”，由此而产生一个问题：“财产的统治必然反对国家，瓦解国家，或者，既然财产没有国家又不行，那么至少也要挖空它的基础。”于是，国民经济学诞生了。
与工业革命同时，亚当·斯密开始这种挖空基础的工作，他在1776年发表自己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从而创新了财政学。全部以前的财政学都纯粹是国家的；国家经济仅仅被看作全部国家事务中的一个部门，从属于国家本身；亚当·斯密使世界主义服从国家的目的并把国家经济提升为国家的本质和目的。他把政治，党派、宗教，即把一切都归结为经济范畴，因此他认为财产是国家的本质，致富是国家的目的（文集1:105）
恩格斯还说：“18世纪在英国所引起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由于工业革命，产生了无产阶级。”（文集1:107）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与土地贵族和金钱贵族对立的工人民主派。恩格斯在接着写的《英国宪法》中得出结论：英国三派角力的前途将是民主制。恩格斯说：“不是那种曾经同君主制和封建制度对立的法国大革命的民主制，而是现在这种同中产阶级和财产对立的民主制。以往的全部发展证明了这一点。”而这种民主制“马上就会发展出一种新的因素，一种超出一切政治事物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全集3:585）。“社会主义的原则”指的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革命的指导思想。可以说，恩格斯通过《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等研究成果，已经独立地得出马克思同样的结论：18世纪以来启蒙时代的发展趋势是批判地吸收德国哲学、法国政治学和英国政治经济学的无产阶级新理论。
启蒙三国共产主义平等观的不同形式 在《1848年政治经济学手稿》的“增补”部分，马克思说明当时的共产主义运动接受了英、法、德三国的启蒙成果，在各国有不同的理论形式。他们都以平等作为政治革命的诉求，法国这个政治民族，直接把平等作为社会主义的政治依据，而德国这个思辨民族，把自我意识的同一性作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指出两者的一致性：
平等不过是德国人所说的“自我=自我”译成法国的形式即政治的形式。平等，作为共产主义的基础，是共产主义的政治的论据。这同德国人借助于把人理解为普遍的自我意识来论证共产主义，是一回事。（文集1:231）
马克思接着指出，平等的共产主义超出了启蒙运动的平等口号，而要求扬弃人的异化；同样，这个要求在各国有不同的形式和共同的斗争目标。马克思说：
不言而喻，异化的扬弃首先总是作为统治力量的异化形式出发的：在德国是自我意识；在法国是平等，因为这是政治；在英国是现实的、物质的、仅仅以自身来衡量自身的实际需要。（文集1:231）
从这个“不言而喻”的理论前提出发，为了把发端于启蒙的政治革命提升到人的革命的高度，马克思的批判哲学既扬弃了自我意识占统治地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也扬弃了平等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法国社会主义，最后也是更重要的是，扬弃了资产阶级的实际需要占统治地位的英国政治经济学。
启蒙时代精神的德国哲学更新和先导 同年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形成了一个关于启蒙精神精华的纲领。按照这个纲领，英、法、德三国启蒙精神的继续发展，必然要对启蒙时代的制度，不管是它所保留的旧制度还是它所建立的现代制度，进行彻底的哲学批判和革命实践的改造。马克思认为，英国和法国已经完成了政治、经济革命并建立了现代制度，与之相比，德国制度“低于历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但依旧是批判的对象，正像一个低于做人的水平的罪犯，依旧是侩子手的对象一样”（文集1:6）。马克思向人们展现的广阔视野是，对德国落后的“前现代”制度的批判将引领欧洲现代国家的时代精神，“因为”，他说，“德国现状是旧制度的公开的完成，而旧制度是现代国家的隐蔽的缺陷。对当代德国政治状况作斗争就是对现代各国的过去作斗争，而过去的回忆依然困扰着这些国家”（文集1:7）。但是，对德国现状和旧制度的批判不能依赖德国哲学。在马克思看来，德国庸人们沾沾自喜的“德国哲学革命”根本没有改变落后现状的能力，只不过“在思想中、在哲学中经历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文集1:9）。
马克思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德国人只能跟随英法现代国家的道路吗？如何摆脱现代各国中的“德国的幽灵”（文集1:7）？一句话，如何超越18世纪启蒙所达到的目标？马克思的回答：德国哲学的批判与革命实践的结合。此时的马克思已经敏锐地注意到，欧洲各国无产阶级将成为承载“人的高度的革命”的物质力量。因此，德国哲学的批判与革命实践的结合意味着：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的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文集1:17-18）
《导言》中全面批判和超越欧洲各国所达到的启蒙成果（英国的经济制度、法国的国家制度和德国的哲学思想）的纲领，虽然只是轮廓，论述概略，但马克思从未放弃这个方案。他运用哲学这个“精神武器”有重点地先后、但连续不断地深入批判法国社会政治学说、德意志全部意识形态，以及英国国民经济学。通过对启蒙时代理论成果的批判性继承，马克思完成了汲取启蒙精神之精华的独步天下之新学说。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独自撰写的第六章，展示了从《柏林笔记》开始研读近代哲学的厚实功底。马克思在英、法、德三国的社会背景中对启蒙时代的哲学作了全面梳理，有下列五个可圈可点的洞察。
英国唯物主义的起源和发展 英国唯物主义最早可追溯到中世纪的司各特，弗兰西斯·培根则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培根吸收了阿那克萨哥拉的种子说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等古代思想；培根的唯物主义被霍布斯系统化而又片面化了。马克思说，在霍布斯手里，感性失去了它的鲜明色彩，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物理运动成为机械运动或数学运动的牺牲品；几何学被宣布为主要的科学。唯物主义变得漠视人了。（文集1:331）
霍布斯同时消除了培根的有神论偏见，在他的政治哲学中，人的一切激情都是有始有终的机械运动。欲求的对象是善。人和自然都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强力和自由是同一的。（文集1:332）
最后，洛克“论证了培根和霍布斯的原则”。
洛克论证了bon sens的哲学，即合乎健全理智的哲学，也就是说，他间接地指出不可能有与人的健全的感觉和以这种感觉为依据的理智不同的哲学。（文集1:332-333）
法国唯物主义的来源“法国唯物主义有两个派别：一派起源于笛卡儿，一派起源于洛克”（文集1:327）。前者的机械唯物论成为自然科学的宝贵财富。洛克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合乎法国启蒙的需要，受到热烈的欢迎。
法国人赋予英国唯物主义以机智，使它有血有肉，能言善辩，他们使英国唯物主义具有从未有过的气质和优雅风度，使它文明化了。（文集1:333）
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特点与法国启蒙运动在政治上反对封建专制相适应的是“反神学、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理论”：
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特别唯物主义，不仅是反对现存的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现存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特别是反对笛卡尔、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的形而上学的公开的、旗帜鲜明的斗争。（文集1:327）
法国唯物主义通过伽桑狄恢复了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并反对笛卡儿的形而上学；比埃尔·培尔的怀疑论使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威信扫地；拉美特利等人继承笛卡尔物理学中的唯物主义，孔狄亚克用洛克的感觉论去反对形而上学和神学，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的著作是笛卡儿唯物主义和英国唯物主义的结合。（文集1:329-340）
法国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 马克思说，法国唯物主义“直接汇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集1:334）。他对两者的联系作了充分的分析：
唯物主义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天资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必然的联系。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获得一切知识、感觉等等的，那就必须这样安排经验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体验到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常常体验到自己是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全部道德的原则，那就必须使人们的私人利益符合于人类的利益。既然从唯物主义意义上来说人是不自由的，就是说，人不是由于具有避免某种事物发生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具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是自由的，那就不应当惩罚个别人的犯罪行为，而应当消灭产生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温床，使每个人都有社会空间来展示他的重要的生命表现。既然是环境造就人，那就必须以合乎人性的方式去造就环境。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那他就只能在社会中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不应当根据单个个人的力量，而应当根据社会的力量来衡量人的天性的力量。（文集1:334-335）
这五个“既然……那就”的排比句有力地证明，19世纪法国社会主义关于人性解放和改造社会的主张“甚至在最老的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著作中也可以几乎一字不差地找到”。（文集1:335）
同样，19世纪的共产主义者（现在称作“空想社会主义者”）如傅立叶、巴贝夫、欧文、卡贝等人“也把唯物主义学说当做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文集1:335）
德国唯心主义的启蒙哲学 与法国唯物主义的启蒙哲学不同，德国的启蒙哲学是唯心主义。马克思说明两者的辩证关系：
被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所击败的17世纪的形而上学，在德国哲学中，特别是在19世纪的德国思辨哲学中，曾经历过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黑格尔天才地把17世纪的形而上学同后来的一切形而上学以及德国唯心主义结合起来并建立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包罗万象的王国。（文集1:327）
从17世纪唯心论的形而上学到18世纪的唯物论，再到19世纪的思辨哲学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就是说，德国思辨的形而上学不同于17世纪的旧形而上学，它同样有着丰富的启蒙思想内容。
鲍威尔却把德国唯心论解释为启蒙思想的对立面。他说，法国启蒙思想归结为唯物主义与斯宾诺莎泛神论“相互争辩的两个流派……这一启蒙运动的单纯命运就是在浪漫主义中灭亡”（文集1:326转引），只有“自我意识”才是对启蒙哲学的否定和完成。鲍威尔说：“如果说斯宾诺莎主义是他的哲学的必然起点，那么费希特的‘自我’概念就是他的哲学的完成。”针对这种武断取消唯物主义和否定启蒙的观点，马克思用哲学史材料说明，鲍威尔既不理解唯物主义，也不理解斯宾诺莎和德国唯心论。
马克思把鲍威尔的观点转述为“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文集341-342）并立刻揭示了这三者是不同形式的形而上学：
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文集1:342）
如此，马克思把17世纪斯宾诺莎代表的形而上学和19世纪德国形而上学都改造成人和自然的学说。在此意义上，他们与法国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同属于启蒙思想的阵营。
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当时站在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人本学”的立场上，依据人与自然关系总结从斯宾诺莎、费希特到黑格尔的形而上学的精神。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反对黑格尔是“以清醒的哲学来对抗醉醺醺的思辨”（文集1:327）。马克思评价说：
费尔巴哈消解了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使之变为“以自然 为基础的现实的人”；费尔巴哈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因为他同 时也为批判黑格尔的思辨以及全部形而上学拟定了博大恢宏、堪称典范的纲要。（文集1:342）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结束了德国形而上学反对法国唯物主义的复辟，具有法国唯物主义反对17世纪形而上学那样的意义，这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否定。马克思说：
这种形而上学将永远屈服于现在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在理论领域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在实践领域体现了这种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文集1:327）
就是说，费尔巴哈“立足于黑格尔的观点之上而结束和批判了黑格尔的体系”（文集1:342），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思辨性不是完全被否定，而是被完善化了，并与人道主义和唯物主义相结合。其实，马克思赞扬的费尔巴哈只是自己心目中的目标，正是马克思本人才真正达到了这样的目标，正如我们将要在1844年手稿中看到的那样。
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的第二部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已经超越了费尔巴哈，揭露鲍威尔、施蒂纳和格律恩等人代表的德国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已经丧失了启蒙精神，堕落为毫无实际内容的思辨玄想和混乱空洞的文字游戏。为了揭露施蒂纳名为反自由主义实际反启蒙的唯我主义，马克思娴熟地运用哲学史材料和方法，顺便批判了德国和英法的几种自由主义。
“政治自由主义”一节把德国自由主义的根源追溯到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马克思说：
18世纪末德国状况完全反映在康德的“实践理性批”中。当时法国资产阶级经过历史上最大一次革命跃居统治地位，并且夺得了欧洲大陆；……但软弱无力的德国市民只有“善良意志”，康德只谈“善良意志”，哪怕这个善良意志毫无效果他也心安理得，他把这个善良意志的实现以及它与个人的需要之间的协调都推到彼岸世界。康德的这个善良意志完全符合德国市民的软弱、受压迫和贫乏的情况，他们的小眼小孔的利益始终不能发展成为一个阶级的共同的民族的利益……一方面是德国市民的现实的地方的、省区的偏狭性，另一方面是他们的世界主义的自夸。总之，自宗教改革以来，德国的发展就具有了小资产阶级的性质。（全集中文1版，3:211-212）
马克思又说：
在康德那里，我们又发现了以现实的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法国自由主义在德国所采取的特殊形式。……康德把这种理论的表达与它所表达的利益割裂开来，并把法国资产阶级意志的有物质动机的规定变为“自由意志”、自在自为的意志、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从而就把这种意志变成纯粹思想上的规定和道德假设。因此当这种强有力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实践以恐怖统治和无耻的资产阶级钻营的形态出现的时候，德国的小资产阶级就在这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实践面前畏缩倒退了。（全集中文1版213）
在这两段话里，马克思指出了德国市民或小资产阶级自宗教改革以来与社会现实的严重脱节，安于软弱、受压迫和贫乏的现状，与法国资产阶级强有力的自由主义实践形成鲜明对照。但同时承认法国和德国哲学同属于启蒙主义的思想政治运动。马克思的政治洞察力在于发现了康德的道德哲学不只是纯粹理性的思辨和推论，而是回应政治生活中重要问题的实践、经验的、实用的理论。在这一点上，马克思阐发了康德的启蒙观。
事实也是如此。法国大革命前夕，康德写了《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启蒙》的著名论文。康德给启蒙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勇敢地使用你的理智！”康德高度评价启蒙的社会进步作用。他说：
对公民的行止的人身限制日益被取消，普遍的宗教自由得到允许……逐渐地产生启蒙，启蒙是一大笔财富。
但是，当康德目睹法国大革命的暴力行动后，主张用温和理智的途径达到启蒙的目的。1798年，康德说：
我们在自己这个时代目睹了一个富有才智的民族进行的革命，这场革命可能会成功或失败；它可能会如此充满了不幸和暴行，以至于一个思维健全的人如果会希望第二次从事时成功地完成革命的话，就绝不会以这样的代价来进行这场试验。
马克思关于政治自由主义起源于康德的论断也被20世纪自由主义所证实。哈贝马斯、罗尔斯从康德的政治哲学中吸收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丰富理论资源。
《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功利主义的评价与《神圣家族》有所不同。在《神圣家族》中，爱尔维修、边沁的功利主义被看作倾向于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解的利益的体系”（文集1:335）。而在第二年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里，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认为功利主义是“功利和剥削”关系的“形而上学的抽象”（全集中文1版3:479），“功利和剥削的理论的成就以及这种理论的不同阶段，是和资产阶级发展的不同时期有密切联系的”（全集中文1版3:481）。
第一个阶段是英国资产阶级1640和1688年取得政权的两次革命。功利主义表现在霍布斯和洛克哲学之中，“特别是在洛克的学说理论里，剥削理论还是和经济内容有直接联系的”（全集中文1版3:482）。
第二个阶段是法国启蒙时期。“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已经把这种学说理想化了，这种做法是和法国资产阶级在革命前的反封建的作用完全一致的”，但失去了“可以在英国人那里找到的实证的经济内容”。不过，被忽视的剥削理论被同时代的重农学派所发展和系统化了。重农学派首先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门特殊的科学。（全集中文1版3:482）
第三个阶段是法国大革命之后。资产阶级此时已不是一个特殊的阶级，它的生存条件成为整个社会的生存条件。于是，“我们第一次在边沁的学说里看到：一切现存的关系都完全从属于功利关系”，“除了单独的个人对现存世界的私人剥削以外，再没有其他任何供思辨的对象了”。边沁的功利主义的经济内容使得政治经济学先前迈进一步，但他的冗长的道德议论只是替现存事物的单纯的辩护。（全集中文1版3:483-484）
最后，马克思写道：“我们在穆勒的学说里可以看到，功利论和政治经济学是完全结合在一起了。”（全集中文1版3:483）
在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阶段，马克思把功利主义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对现代功利主义的创始人边沁的嘲笑尤其辛辣。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说，劳动力的买卖市场“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马克思解释说，资本家购买工人的劳动力和工人出售自己所有的劳动力是依据双方自由意志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的契约；双方的关系是边沁式的。
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前定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友谊、全体有利的事业。（文集5:204-205）
这些话讽刺按照个人快乐算计社会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原则只不过是受资本增值规律支配的社会关系。正如19世纪经济学家把古典经济学庸俗化，边沁把启蒙时期的功利主义庸俗化。马克思认为：“效用原则不是边沁的发明。他不过把爱尔维修和18世纪其他法国人才气横溢的言论平庸无味地重复一下而已。”（文集5:704）
马克思把葛德文和边沁都当作剥削理论在英国的发展，不同的是，葛德文的《论政治上的正义》一书是在法国大革命恐怖时代写的，而边沁是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产物（全集中文1版3:482-483）。客观地说，葛德文在书中批判资本主义把功利主义变成一种最狭隘的利己主义，提倡公民应该以公共利益作为正义原则。恩格斯公允地概括说：
葛德文还把功利原则完全一般地理解为公民的义务，即舍弃个人的利益，只为普遍福利而生活。（文集1:106）
恩格斯把葛德文著作评价为“几乎只是无产阶级的财富”（1:475）。
顺便插一句，毛泽东也认为功利主义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分。他说：“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和“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宗旨的理论基础可以说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