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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所周知，史圣司马迁以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苦索穷究精神，为在其前出现过的中国历史上的各色人物作传，其笔下人物所及，上及帝王将相，下至刺客游侠，但是对于墨子，却不仅没有单独作传，而仅仅在《孟子荀卿列传》末用区区24个字提及墨子生平，而且在这24个字中，就有三个表达大概、可能、无法确定的字眼（一个“盖”，两个“或”）：
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无疑，在这部声称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巨著中，有关墨子这个“人”的形象却如镜花水月一般含糊不清、捉摸不定。
莫非是因为墨子在当时人微言轻，根本不值一提吗？显然不是。早在墨子在世时，即因有着极高的社会威望和影响力，而被称为“北方贤圣人”：
盛誉流于北方，义声振于楚越。（《吕氏春秋·当染》）
而在其身后，墨子及其墨家学派依然声名远播。无论是称颂还是批评，墨子都是其后诸子不能回避且必须高度重视的人物。如儒家的“亚圣”孟子就说：
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上》）
认为墨子的学说影响极大，充盈天下。而战国时期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对墨子的关注度，更丝毫不亚于孟子，在《庄子》一书中提及墨子、墨家者，不下数十次，在那篇总结先秦学术发展的经典文章《天下》篇中，开篇论及的就是墨家。同时，庄子虽然不赞同墨子的学说，但对于墨子的人格魅力，亦不乏溢美之词，他说：
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也正是因为墨子思想的巨大影响力和其人格的非凡魅力，墨子的学说成为战国时代唯一能与儒家平起平坐的“显学”，即有着广泛影响力和追随者的学说。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就明确指出：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韩非子·显学》）
杂家著作《吕氏春秋》也提及，墨子“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并说：
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吕氏春秋·当染》）
即使到了秦汉，儒墨并称、孔墨对举，也是极为常见的说法。如汉初陆贾《新语》说：
墨子之门多勇士，仲尼之门多道德。（《新语·思务》）
贾谊也说：
有仲尼、墨翟之贤。（《新书·过秦论》）
而在汉初黄老道家的代表作《淮南子》中，这种情形更为普遍，《俶真训》《主术训》《齐俗训》《道应训》《人间训》《修务训》《泰族训》等等文章中，此类表述所在多有，在一部集体创作而成的著作中，有如此之多的孔墨并提现象，也充分说明了墨子学说影响的强大和广泛。《修务训》甚至认为“新圣人书，名之孔墨”，即会大受世人所重，这也正形象地显示出对于墨子思想地位的推重。面对这样的历史现实，号称究通天人古今之际的司马迁，当然不会无知地认为墨子微不足道、不值一提了。事实上，他自己也在《史记》中每每儒墨并提、孔墨同称。“采儒墨之善”、“剽剥儒墨”、“儒墨之分”等等说法，在《史记》中比比皆是，墨家在司马迁心目中的地位如何，在此显然无需多言了。
既然如此，则是否有关墨子的传世史料太少，令司马迁无法连缀成篇呢？这种说法也很难成立。这其实也是对司马迁撰写《史记》时掌握史料之宏富和爬梳史料之能力的过于低估。事实上，即使到了西汉中后期的成帝年间，刘向、刘歆父子也能从众多前世传本中整理出《墨子》71篇——比今天我们看到的53篇还要多18篇——在西汉早期的司马迁，不可能面对梁启超所谓“史料可谓枯竭极矣”的情形。而在《史记》开首的《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以继承其父司马谈遗志自铭，声称要“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则自序中所引的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一文，必为其铺陈先秦诸子思想的总纲，而就是在这篇言简意赅的《论六家要旨》中，谈及墨子思想的文字篇幅就比有关儒家的多了一倍还多，显然司马迁不可能对此置之不顾，而以区区24个字匆匆作结的。
还有一种可能，或许可以解释《史记》失载的谜题，此即：有关墨子生平的寥寥数语，乃是因其简文残缺散失所致。
我们知道，古代的简册都是用各种编绳编连的，翻阅既久，即便再结实的编绳，也不免散断，所以孔子读《易》有“韦编三绝”之说。如果仔细辨别，其中的蛛丝马迹其实很多。首先，墨子的传记是在《孟子荀卿列传》的卷尾，而此一部位应该是最容易散失简板的部位，如同一本书，最易磨损、撕裂的就是封皮一样，而竹简一般都是捆卷起来存放的，故其卷尾部分即相当于今天书籍的封皮。更重要的是，有关墨子记载的文字，上下文有明显脱节之处。其上文“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书，故不论其传云”后，紧接着即是“盖墨翟，宋之大夫”云云，似言犹未尽而突换主题。而最后一句“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即戛然而止，从文义、文气判断，也不当如此，而应有较上述诸子更多的文字来展开才合文章常情。最后，至为关键的是，《史记》撰写的通例，是在每一篇传记的末尾都有“太史公曰”的评论以作总结，“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皆为如此，唯独此传，没有“太史公曰”的评语，则不可不为《史记》本有墨子长篇传记但因断简散失的一大明证。
如果说，在这里我们初步解开了《史记》何以不载墨子这位先秦的“贤圣人”详细情况，何以对先秦时可与儒家平起平坐的“显学”只用区区24个字轻描淡写地处理的谜底的话，则正是因为这一点，使得我们无法透过《史记》这部史料的富矿，对于墨子的生平有更明晰确切的了解，也直接导致了后世有关墨子生平的众说纷纭。
墨子雕塑像
墨子姓墨名翟，古无异说。《吕氏春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淮南子》等皆从此说，唐代林宝《元和姓纂》更明确地指出，墨子为孤竹君之后，本墨台民，后改为墨氏，并说：
战国时宋人墨翟，著书号《墨子》。
以后《新唐书·艺文志》也沿用这种说法，影响较大。
而南齐孔稚珪《北山移文》则称墨翟为“翟子”，这就似乎认为墨子以“翟”为姓。元代伊世珍《嫏嬛记》也附和此说，并认为墨子姓翟名乌，至于为何名“乌”，他引用了一本后来被考订为其自己臆撰的《贾子说林》一书的话来说明：
其母梦日中赤鸟飞入室中，光辉照耀，目不能正，惊觉生乌，遂名之。
清代周亮工《因树屋书影》更具体地提出：
墨子姓翟，母梦乌而生，因名之曰乌，以墨为道。今以姓为名，以墨为姓，是老子当姓老乎？
至于以墨为道如何成立，则他并没有解释。近代学者江瑔《读子卮言》承袭周亮工的说法，并作进一步证明，认为古代确有“翟”姓，但根本就没有“墨”姓，而且先秦诸子中儒、道、名、法、阴阳、纵横、杂、农、小说等，皆非以姓作为学派名，因此墨应该是学派的名称而非其姓。
20世纪20年代，胡怀琛在其所撰《墨翟为印度人辨》《墨翟续辨》等文章中更惊世骇俗地提出，墨非姓，翟也不是姓，更不是名，墨翟其实是“貊狄”或“蛮狄”之音转，它只是用来指称一个不知姓名的异邦人，更具体地说是印度人——至于墨子何以更为具体地是印度人，我们在下文谈墨子里籍时再加引述。总之，墨翟成了异邦人的代名词，它既非姓，亦非名。
由于墨子的姓氏成为问题，近代许多学者转而探求墨家以“墨”名家的来历。这大概可以算作江瑔所谓诸子百家皆不以姓命名观点的另一种延续。儒、道、名、法、阴阳、纵横等等，一见其名，即知其思想主旨，而墨家的“墨”，到底指称什么呢？大概有以下三种说法：
1.墨为古代刑法之一种：先秦有“墨、劓、刖、宫、大辟”五种刑罚，史学家钱穆即认为墨子、墨家的“墨”就是五刑之一的“墨”刑。墨刑又叫做黥刑，即先割破人的面部，然后涂墨，伤好后留下深色的伤疤，类似于后世的刺面，这是先秦最轻的一种刑罚。他认为，墨子或因坐罪而受过墨刑，罚做苦役，故人称之为“墨”。墨家其道以自苦为极，墨子和其弟子都“手足胼胝，面目黎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人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亦是其为刑徒役隶的明证。
2.“墨”即黑色：墨子“面目黎黑”，故以“墨”命名。《贵义》篇记载了一个故事，通过一位善察气色的相面先生之口，道出墨子面色黝黑，墨子自己也默认了这一说法。因此颇有人怀疑墨子之“墨”是指墨子的相貌、肤色。而东方人如此肤色，往往又与出身低贱、苦力为生的劳动阶级相关。
3.“墨”指木匠艺人用来打线的绳墨。近人李石岑主此说，认为墨子为大匠出身，因此绳墨精巧过人，遂得“墨者”的称呼。墨子确实是一个出色的木匠。《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了一则关于墨子精于木工的故事，讲墨子曾经花了三年时间，制作了一个会飞的木鸢，在天上飞行了一天才掉下来。他的弟子们对此表示了由衷的赞美，但墨子本人却不认为了不起，说他还有比这更精巧的技术。其精通绳墨之道，于此可见一斑。另外，主张此说的学者还举出《墨子》一书提到的“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天志上》），《庄子》书中说墨家“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天下》篇）等说法，来证明墨子及墨家与“绳墨”的密切关系。
无论如何，凡此种种说法众说纷纭、不一而足，没有哪种说法堪称定论。但一般而言，认为墨子姓墨名翟的观点，更为普遍。如刘汝霖（《周秦诸子考》）、伍非百（《墨子大义述》）、吴毓江（《墨子校注》）、方授楚（《墨学源流》）、王冬珍（《墨学新探》）以及杨俊光（《墨子新论》）等，都持此说。
墨子出生在哪一年，逝世于哪一年，享年多少，先秦典籍对此皆无具体记载。即使为墨子纪传的司马迁，他关于墨子生卒年份的说法也更像一个谜题：模棱两可地用了两个“或曰”，让后人猜测千年而不决：“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尽管如此，毕竟也给墨子的生卒年限划出了一个伸缩度颇大的范围。
东汉史学家班固则在司马迁的基础上缩小了范围，他在《汉书·艺文志》中明确指出，墨翟当“在孔子后”。南朝史学家范晔在《后汉书·张衡传》中也说：“公输般与墨翟当子思时，出孔子后。”《汉书》和《后汉书》的说法应是可信的，因为单从《墨子》一书中也可以找到佐证。如《墨子·耕柱篇》载有孔子的再传弟子，即“子夏之徒”和墨子的对话，即可证明墨子当在孔子之后，和孔子之孙子思等再传弟子们大概同时。另外，根据《墨子》书中的记载和先秦各家的传说，墨子和公输般（即鲁班）同时，但年纪比公输般小一些，公输般生于公元前489年（孔子去世前十年），与孔子不算并世，则墨子与孔子当然也不并世，而应在孔子之后。
但是，有关墨子更为具体的生卒年代，则有许多不同的说法。随着史料的不断发掘和研究的深入，各种说法间的差距也在逐渐缩小。大体有以下几种有代表性的说法：
（1）汪中说。其《墨子序》云：“墨子实与楚惠王同时。”楚惠王在位年限是公元前488年至前432年。汪氏又根据《墨子》书中己载的当时各诸侯国为齐、晋、楚、越四分天下的形势，进而分析“明在勾践称伯之后，秦献公未得志之前，全晋之时，三家未分，齐未为陈氏也”。勾践称霸是在公元前473年灭吴之后；秦献公继位在公元前384年；韩、赵、魏废晋静公，三分晋国是在公元前369年；陈氏夺取姜氏的齐国是在公元前379年。
但如果考虑各种文献中记载的墨子活动都发生在其成年后，所以汪中的分析仍然显得疏阔，毕竟从楚惠王即位之前到陈氏取得齐国政权，中间相隔最多可达一百余年。胡适根据这一分析，进一步将墨子的生年限定在公元前500年至490年之间，卒年限定在公元前425年至416年间；任继愈又进一步推断墨子约生于公元前480年，约卒于公元前420年，大概60岁。
（2）毕沅说。其《墨子注·叙》云：“（墨子）六国时人，至周末犹存。”所据为《非攻》中篇“中山诸国，其所以亡”一语。中山诸国亡于公元前295年。由此看来，墨子当与战国中期的孟子约公元前372年至289年同时，与汪中说相隔100多年。
（3）孙诒让说。在其《墨子年表》中，对汪中说和毕沅说分别给予了反驳，认为汪中“失之太前”，毕沅“失之太后”。孙氏根据《墨子》书中叙及的人物活动，认为“墨子当生于周（贞）定王（公元前468年至前441年在位）之初年，而卒于周安王（公元前401年至前376年在位）之际，盖八九十岁”。
梁启超认为孙氏说“大段不谬”。梁氏在其《墨于学案》中，根据《墨子》书中所记载的墨子亲见的人、亲历的事为标准，再拿他书所记实事做旁证、反证，对孙氏之说又作了进一步推敲，考定出墨子生于公元前468年至前459年间，约当孔子卒后10余年；卒于公元前390年至前382年间，约当孟子生前10余年，大概与子思同时。
以上三种说法中，孙氏、梁氏的说法似更为可信。后来一些学者的考证结果大多与此大体相当。当然这也并非定论，毕竟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不同意见，如学者方授楚即明确反对梁启超的观点，而更重视清人汪中的考定。
有趣的是，东晋道士葛洪还把墨子附会成神仙，据其《神仙传》记载，墨子活到82岁的时候，认为自己已看穿世事，一切人间荣华富贵皆为镜花水月，不得长久，于是，他发愿要放弃流俗、修炼成仙。传说中，至少在汉武帝时，武帝还派使者杨违，带着黄金玉帛，请墨子出山为官，而按墨子生年最保守的估算，到汉武帝时，墨子应该也有300多岁了。当然，葛洪的说法不过神仙家自伐其能的大话，自是不足为信的了。
墨子全身像
一说墨子故里为河南鲁山
墨子的出生地在哪里，同样众说纷纭。自汉以后，人各异说，但少有争议。清代考据学盛行，于是墨子的里籍问题才真正成为谜题，至今仍然争讼不绝，甚至有演变为争乡贤、旅游文化资源的嫌疑。正如孙悟空的老家到底在甘肃、福建还是印度一样不确定，墨子里籍的谜底同样多而不定：宋人、鲁人、楚人、齐人，甚至印度人、阿拉伯人。
墨子出生地——山东省枣庄市滕州市木石镇化石沟村
（1）宋人说：最早明言墨翟为宋人的是东晋的葛洪。其《神仙传》云：“墨子者名翟，宋人也，仕宋为大夫。”又在其《抱朴子》云：“墨子名翟，宋人。”林宝《元和姓篡》、杨倞《荀子·修身》注等皆从其说。今人顾颉刚、杨向奎、冯友兰等亦认同此说。其理据主要是《史记》《汉书》均以墨子为“宋大夫”，而大夫多为世袭；另外《墨子》中记载的墨子活动不少在宋国发生，且有止楚攻宋的著名事件；以及墨子语言有宋方言的特色等等。
（2）鲁人说：最早提出墨子是鲁国人的为东汉末年人高诱。《吕氏春秋·慎大览》高诱注曰：“墨子名翟，鲁人也。”清代学者孙诒让在《墨子间诂·墨子后语上》更明确指出墨子“生于鲁而仕宋”。他说：
以本书考之，似当以鲁人为是。《贵义篇》云：“墨子自鲁即齐。”又《鲁间篇》云：“越王为公尚过束车五十乘以迎子墨子于鲁。”《吕氏春秋·爱类篇》云：“公输般为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见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淮南子·修务训》亦云：“自鲁趋而往，十日十夜至于郢。”并墨子为鲁人之证。
孙诒让的考证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也得到了后来不少学者的赞同。梁启超、陈柱、刘汝霖、钱穆、伍非佰、方授楚等治墨大家皆从其说。
（3）楚人说：最早提出墨子为楚国鲁阳人的是清代的毕沅和武亿。毕沅《墨子注叙》曰：
高诱注《吕氏春秋》以为鲁人，则是楚鲁阳，汉南阳县，在鲁山之阳，本书多有鲁阳文君问答，又亟称楚四境，非鲁卫之鲁，不可不察也。
武亿《跋墨子》曰：
《吕氏春秋·慎大览》高诱注：“墨子名翟，鲁人也。”鲁即鲁阳，春秋时属楚。古人于地名，两字或单举一字，是其例也。
此说纯由墨子与楚鲁阳文君有所问对而推论“鲁”为“鲁阳”，所以从者不多，且孙诒让在《墨子间诂·墨子后语上》的批驳相当有力：
毕沅、武亿以鲁为鲁阳，则是楚邑。考古书无言墨子为楚人者。《渚宫旧事》载鲁阳文君说楚惠王曰“墨子，北方贤圣人”，则非楚人明矣。毕、武说殊谬。
（4）齐人说：今台湾学者宋正介以墨子独称齐王为“大王”、齐地即墨典故等推证墨子为齐国人，因其文献证据甚少，故很少有人认同。
（5）印度人说：显然，视墨子为外国人，是探析墨子里籍谜题中最为奇特也最令人感兴趣的一种说法。它将墨子的里籍之争引向了国籍之争，而且引发了上世纪20年代一场参与人数众多、火药味极浓的大论战。
一说墨子故里为古滕国
1928年4月，胡怀琛在《东方杂志》第25卷8号上发表《墨子为印度人辨》一文，拉开了墨子国籍问题论战的序幕。该文认为：墨翟的“翟”即夷狄的“狄”，由此而证，墨翟即是墨狄。所谓“墨”是指墨子面黑或衣黑，因此墨翟乃是面黑或衣黑的外国人。具体地说，墨子乃是印度的佛教徒。因为其“兼爱”、“节用”、“天志”、“明鬼”等主张实与佛教相通；而后期墨家的逻辑学，就是佛教逻辑“因明学”。另外，孟子说墨子“无父无君”，正是其出家的证明；史载墨家“摩顶放踵”，本意就是秃头赤足，这也正是僧人才有的装扮。而且，墨家人物的许多姓名非中土可有，如索卢参等，应为印度名字的译音，等等。此论一出，即引起了学界的一片哗然。
郑师许、吴进修、方授楚、陈登源等学者相继而起，对胡氏之论进行了反驳。其中，方授楚的驳论最为系统有力。他在《墨子非印度人论》一文中，以先秦至三国书尤其《墨子》书中无一处以“狄”为“翟”的用法，以孟子因陈相学于南蛮人许行而严斥之，但从未以“外国人”斥墨子，以《渚宫旧事》卷二鲁阳文君言“子墨子北方贤圣人”等，驳胡氏所谓墨子为印度人的说法。又以“天志”、“明鬼”乃上古旧学，而因明学乃陈那改良后才传至中国，胡氏对于孟子言墨子“无父”及墨家“摩顶放踵”的解释皆为曲解，并直接指出，墨家主入世、倡早婚，绝不同于佛学等等，驳斥胡氏墨子为佛教徒的说法。可以说条分缕析，有理有据，对于驳斥胡怀琛的墨子印度佛徒说相当有力，也得到了大多参与辩论学者的认可。
作为响应，胡怀琛自编《墨子学辨》，将自己的论战文章以及支持其观点的汉学家卫聚贤、高僧太虚法师的相关文章收入其中。卫聚贤是胡怀琛观点的重要支持者，他撰写多篇文章认为墨子、老子皆为印度人，其基本理据亦不过是墨子思想的独特性和肤黑、高鼻的身体特征等。而太虚法师则认为墨子之天志明鬼及自然科学，皆系中国原无，以证墨子确非中国人。但同时又认为墨子根本思想不是佛教，而是印度婆罗门教。对此，方授楚、陈登源等人，皆作了逐条批驳。
更富戏剧性的是，金祖同在论战中发表《墨子为回教徒考》一文，认为墨子其实是阿拉伯回教徒。他的主要观点是：墨子不是中国人；《墨子》一书纯为宗教家言论；墨子既非佛教徒，亦非婆罗门教徒，而为回教即伊斯兰教徒；回教不创始于穆罕默德。金氏认为：常人都说回教创始于穆罕默德，即在中国南朝陈宣帝太建三年，墨子与回教创教年代相距颇远，但公元前埃及史学家马懿涛早已言及回族自外来而胜埃及军队事，所以金氏认为：“回教之不创始于穆罕默德也明矣”，进而他认为墨子正是在回族胜埃及这一强盛之时来到中国的。就此，方授楚撰《驳墨子为亚剌伯回教徒说》一文，就金祖同历史考证中的常识性错误予以反驳。
当然，今天几乎没有人会赞同“墨子非中国人”这种说法了，墨子本人的生活以及他所创立的学说与中国的政治、经济、伦理文化以及民情风俗密切相关，无论如何难以和外国人扯上关系。但有关墨子里籍的争论仍然不断，不过，争论的主题更局限于河南鲁山（所谓“西鲁”，即战国楚鲁阳）与山东滕州（所谓“东鲁”，即战国鲁之附庸小邾国）之间争议了。
如果认为墨子是印度、阿拉伯人，则墨子的祖辈家世渊源想来渺茫难稽；而如果认为墨子的“墨”只是来自于他的出身（如刑徒、木匠等）或相貌体态（如面目黧黑）的话，则也无关于墨子的家世渊源。但如果我们希望对墨子这个人本身有一些更多的了解，那就有必要对墨子的家世有一些初步的认识。然而，墨子的神秘莫过于其家世的渊源了，几乎没有任何历史文献对此作过明确的记载。《史记》短短24个字关于墨子的介绍中，竟无一字与他的家世相关。
不过，前面提到的元代伊世珍的《嫏嬛记》中的一种说法，倒也值得一提，《嫏嬛记》认为，墨子乃是他的母亲因为做梦梦见日中赤乌而感孕所生；后来清代周亮工也附会其说，说“墨子姓翟，母梦乌而生，因名之曰乌”，这就似乎有把墨子的先祖说成是飞禽“赤乌”。这种说法，对于身处科学昌明时代的我们来说，自然不足以信。
但细考此说所出，伊世珍的说法也许并非没有一点来历，而这也或许能为后人考察墨子的家世渊源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蛛丝马迹。这就是有关殷商祖先的一种传说。在《诗经·商颂》“玄鸟”篇中曾经提到“天命玄鸟，降而生殷”，就是说，殷商人的祖先，乃是天命玄鸟所生。《史记·殷本纪》又对此作了进一步补充，说殷民族的先祖契，是他母亲简狄吞食了玄鸟蛋而受孕所生的。所以殷人一直把这种玄鸟视为神秘的、与其有一种特殊的血族关系的图腾而加以崇拜。玄鸟便是我们习见的黑色的鸟类，也便是伊世珍所谓的赤乌。司马迁又说过墨子为“宋之大夫”，宋国又是商族的遗民，把墨子这样一个令他的同胞感到骄傲的伟大人物与受人崇拜的神鸟联系起来，或许正与“天命玄鸟，降而生殷”的神话传说有关。当然，这只是一种神话传说，不管古人是否真的相信，今人是不该信以为真的。但墨子的“墨”姓，据许多学者考证，却确实与殷商王族大有关系，或者说，墨姓就是殷商王族的后裔。
前面提到的《元和姓纂》中曾说，墨姓乃是“孤竹君之后，本墨台氏，后改为墨氏。……战国时宋人墨翟，著书号《墨子》”。这就明确指出，墨翟正是孤竹君的后裔。《元和姓纂》是被公认为资料翔实可靠的经典，它的这段说法，不能不说是为我们提供了探索墨子家世渊源的一个重要的线索。
有关孤竹君的事迹已不可考，但是他的两个儿子伯夷和叔齐互相让国、不食周粟的故事却广为流传。《元和姓纂》所载孤竹国君，本墨台氏，后因避乱改为墨氏。至于究竟何时改为墨氏，并未明言。据史籍记载，正是从伯夷开始的。宋人邢昺《论语正义》注引《春秋少阳篇》曰：“伯夷姓墨。”很可能是伯夷因避纣王之乱而改姓，将“墨台”氏简为“墨”氏。这是古代文献记载最早的以“墨”为姓的人。由此，则墨翟就应当是孤竹君长子伯夷的后人。
相比于孤竹君、伯夷叔齐以及墨台氏等等说法的渺远难考，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另辟蹊径，认为历史上传说的伯夷实际上就是春秋时宋国公子目夷子。目夷氏也作墨夷氏，墨怡氏或墨台氏，目、墨通假，夷、怡、台也是相通的。因此来源于墨台氏的“墨”氏实际上是从目夷氏而来，墨子实为公子目夷子之后。
顾氏这种说法起因于《左传·僖公八年》记载的关于宋太子兹父与公子目夷互相以仁让国的故事。身为太子的兹父认为庶兄目夷年长且有仁义，向先君（宋恒公）请求让位于目夷。目夷则认为，兹父能够以国相让，则可谓最大的仁义，自己不如兹父。结果还是兹父继承了君位，这就是后来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宋襄公。因为这个故事的情形与伯夷、叔齐兄弟二人相互让国的传说极为相似，伯夷的父亲孤竹君的“墨台”之姓、伯夷与目夷的姓名也相近，顾氏遂认为这也许是同一个人的传说在后来演变增益的结果。目夷年长，所以称作伯夷。叔齐即太子兹父。说墨子是伯夷之后，事实上就是公子目夷之后。
尽管我们至今无法断定顾颉刚所谓伯夷与目夷只是同一人的说法正确与否——毕竟伯夷其人其事，先秦典籍中多有提及——但有理由相信，墨子应该与宋公子目夷子也有不可忽视的关系。很有可能，伯夷和目夷子皆是墨子的先祖，从伯夷到目夷子，再到墨子，正是墨姓一家世系的三个重要人物。
如果真如此，则从墨子的家世看，他和孔子有着相同的渊源。二人都是殷商的后裔，其先祖皆为宋国人——孔子的家世渊源在《史记》中有相当清楚的梳理，他的祖先为宋国人孔防叔——同时，孔子本人出生于鲁国，故为鲁国人当无疑义。而墨子本人尽管里籍不明，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其当为鲁国人，至少，他一生的许多活动，包括求学、论政等等，都是围绕鲁国展开，这一点应是疑义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