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平民圣人

令人欣慰的是，墨子的生平细节或许在秦汉之后即笼罩在一团迷雾之中，但就其个人的精神品性和价值关怀而言，则借助传世文献可以勾勒出一个大体清晰的轮廓。如果对其基本人格做一界定，或许“平民圣人”最为贴切。“平民”言其出身或思想立场，而“圣人”则表其人格境界。

1.“役夫之道”

如同他的姓名、年龄、里籍、家世无法确考一样，墨子的个人出身也只能凭藉后人从传世文献的有关记载中来进行推测。战国末的大儒荀子曾非常不屑地批评墨子的学说乃是“役夫之道”（《荀子·王霸》），显然认定墨子的思想出于社会底层民众，这一看法倒也未必是单纯的污蔑之词。

早在墨子生前，楚惠王的使者穆贺就曾当面说他的学说是“贱人之所为”（《墨子·贵义》）。对此，墨子不仅不以此为耻，相反还以“贱人之所为”为荣。他针对穆贺所谓“贱人提出的理论虽然不错，但尊贵如楚王者不能采纳”的托辞争辩道：农夫交粮给当官的，当官的用它酿酒，制作供品，祭祀上帝鬼神，难道能说是贱人生产出来的就拒绝享用吗？

这里，墨子以农夫为例，以贱人自比，显示出墨子的出身肯定不是贵族。事实上，在墨子所在的周代，所谓贱人，与后世所谓的良贱之分并不相同。大凡“士”阶层以下的庶民，都可称为“贱人”。另外，在《墨子·鲁问》篇中，墨子也曾自称“北方之鄙人”，“鄙人”应即“野人”，属于底层劳力者，居住在鄙野的农村公社区域，这同当时的“国人”即贵族阶层居住在国中的家族公社区域是不同的。又《吕氏春秋·贵义》篇说墨子自“比于宾萌”，宾即客籍，萌即四鄙之萌人，与墨子所自称“北方之鄙人”相合。

从墨子的俭朴的生活看，也能看出墨子出身贫贱的端倪。据《吕氏春秋》记载，墨子“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而他弟子的生活也差不多，吃藜藿之羹，穿短褐之衣，这跟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贵族讲究，大异其趣。《庄子·天下》载，墨子称禹为“大圣”，“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又说：“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凡此种种，似乎都证明了墨子的平民身份。

另外，从墨子的知识结构看，墨子也绝非那些五谷不分、坐而论道的贵族所能比，在《墨子》一书中，有许多关于生产技术、科学知识的记载。而他本人就是一个技艺精湛的能工巧匠。在这方面，他的名气甚至在被后世尊为木工祖师的公输般之上。关于墨子的精湛技术以及很多天才的设想，历史上留下了不少记载。而在墨子的言谈、游说和教授弟子的活动中，他常用各种工匠的技艺打比方、作论证，对于“农与工肆之人”与“农与工肆”之事，可谓津津乐道。在作为墨者的公共必修课教材的《墨经》中，就曾广泛列举了诸如缝纫、刺绣、制鞋、冶金、造甲、建筑等等工匠的技艺。同时，墨子反战非攻，因此在制造防御战的器械方面，也有不少影响深远的发明。

当然，墨子虽精通百工之技，但他本人并不是一个以生产为业的工匠。事实上，墨子对《诗经》《尚书》《春秋》等古代典籍也非常熟悉，且经常在讲学游说中广征博引。他曾经自称：“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可见，从出身看，他既不是高高在上的贵族统治者，也不是直接从事生产的底层劳动者，而是一个有丰富文化知识积累，但又非常接近“农与工肆之人”的人物。他了解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感情，理解他们的利益和要求，并为他们呼吁呐喊：“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墨子·尚贤》）。同时，墨子还能把百工的技巧上升到科学理论的高度，对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知识进行总结、概括，从而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的科学定义、科学命题、经验公式、机械制造规范，等等。《墨子》经说四篇是其集大成。在《墨经》中，有关数学、几何学、物理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的条目达50多条。如《经下》和《经说下》有关几何光学中阴影问题、针孔成像问题与球面反射镜成像问题的实验结果和理论说明共八条，层层深入，依次递进，形成了一套具有相当完整性的光学科学体系。正如科学史家钱临照先生所说：

这八条光学文字虽为经下八十余条中的一小部分，但八条文字的本身是经过作者缜密的考虑，把它排成一个很合乎科学意义的次序，这决不是偶然的事。影论，像论有了，几何光学的基础打下了，首尾具备了，这样有条理的完整的记载，文虽前后仅八条，寥寥数百字，而更重要的是，墨子对于百工之技的谙熟，绝不仅仅是出于一种为技术而技术、甚至以技炫人的目的，而在于利用百工之技可以造福于百姓。惠施所谓：

确乎可称二千多年前世界的伟大光学著作。

墨子大巧，巧为輗，拙为鸢。（《韩非子·外储说》）

即体现了这一点。从单纯技术的角度看，经历三年殚精竭虑制作而成、能够飞翔天空一日不落的木鹰不可不谓精巧，但相比只用三寸木段花半天工夫制成、但能运载数百斤重物的车辖，却徒有其机巧而无用于人，以此观之，则制作车辖才是真正的大巧。《墨子·鲁问》篇更明确地将这一观点表述为：

故所谓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

可见，自称“北方之鄙人”的墨子，被视为“役夫之道”、“贱人所为”的墨家学说，确确实实地体现着来自社会底层的精神气息，但是也正是墨子这样的“贱人”、“鄙人”，却对于社会的公利苦苦追索、孜孜以求，这难道不正体现了一种圣人的高尚情怀吗？

2.义以救世

正如大多现代学者所看到的那样，墨子在哲学、伦理、逻辑、教育、天文、数学、物理、工程技术、军事等各个领域，都有在他的那个时代堪称一流的探讨和研究，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墨子乃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但是，在所有的这些知识、思想之中，有一个基本宗旨贯穿其间，这就是墨子自苦为极、兼利天下的救世情怀和精神。

战国之初，社会剧烈动荡，社会力量新旧交争，旧秩序体系崩溃，新规范亟须构建；诸侯力争，诈伪相尚，战争和统治者的贪欲使社会下层人民遭受了深重的苦难。同时，诸侯的纷争和旧权威的跌落又使社会思想充分发育，诸子百家纷纷据其对社会各种问题的认识著书立说、发表见解、阐明态度，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墨子的一切思想和实践，都是围绕着这一社会状况来展开。他站在社会底层民众的立场上，亲眼目睹、亲身体验着“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的社会不义，以拯救天下为己任，大张“义”的旗帜，提出“万事莫贵于义”（《墨子·贵义》）的宣言。

梁启超曾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写道：“古今中外哲人中，同情心之厚，义务观念之强，牺牲精神之富，基督而外，墨子而已。”可谓对墨子人格境界颇为中肯的评价。

（1）义的“钩拒”

在《墨子·鲁问》篇中，有一则关于墨子舌战公输般的故事耐人寻味。

《鲁问》记载，楚越两国舟师多次在长江上交战。楚国处上游，战船较大；越国处下游，战船较小。楚国战船顺流而进，逆流而退。遇到有利情况即进攻，但如遇不利，想退却就不大容易了；而越国战船逆流而进，顺流而退，遇到有利就进攻，遇到不利退却也会相当迅速。越国人利用这种水势，屡战屡胜。

于是，楚国聘请制造攻战器械的高手公输般即鲁班来解决这一困局。鲁班不愧为木匠界的祖师，他发明了钩和拒两种器械。敌船进攻则以“拒”推击，敌船退却则用“钩”钩住，为了达到最佳效果，公输般还反复计量钩拒的最佳尺度，可谓精益求精，所以，楚国舟师就克服了原来机动性的不足，在此后的船战中连奏凯歌。

公输般自然十分得意，自以为他的武器为天下至巧，便向经常与他斗智比巧的老对手墨翟夸耀道：“我船战有钩有拒，不知你口口声声的‘义’有没有钩拒之利？”

墨子回应道：“我这义的钩拒，远比你那舟战的钩拒为好。我用兼爱来钩，用恭敬来拒。不用兼爱来钩，就不相亲；不用恭敬来拒，则会流于轻慢。不相亲而又轻慢，人心马上就会离散。所以互相兼爱，彼此恭敬，就等于互相有利。而你用钩去钩人，人也用钩来钩你；你用拒去拒人，人也用拒来拒你，互相钩，互相拒，那也就等于互相为害了。你舟的钩拒怎么能比得过我义的钩拒呢？”公输般无以作答，只能默然叹息。

墨子与公输般的这次钩拒之辩，更重要的是它的象征意义。公输般所自以为的高明之处，在于利用更先进的兵器帮助楚国，使之变劣势为优势，进而击败越国。而墨子所思考的则不是一时一处的胜负之分，而是从社会的根本大计出发来看待一切。他希望用良好的道德改善人与人之间互相争利、国与国之间彼此征伐的社会局面，以建立一个以仁义爱敬为钩拒的社会秩序。

这里，公输般与墨子之间匠人与圣人的区别可谓昭然若揭：匠人仅仅局限于“用世”，就是用他的技能服务于社会，至于技能为善人所用还是为恶人所用，是服务于强权还是服务于黎庶，就并不是他所关心的了；而圣人则以“救世”为旨归，它有着明确的价值指向和道德尺度，对于墨子而言，这就是“义之所在”，就是所谓“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2）天下良宝

在春秋战国时期，许多诸侯国都有自己的镇国之宝，尤其著名者，如和氏璧、随侯珠。至于周天子之“九鼎”，更是天下至宝。

和氏璧极富传奇色彩。两千多年来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于它的记载和传说史不绝书，其中蔺相如奉璧使秦，完璧归赵的著名故事更是家喻户晓。而随侯珠则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随国的珍宝，与“和氏璧”并称为“春秋二宝”或“随和”，古有“得随侯之珠与和氏璧者富可抵国”之说。至于三翮六翼的九鼎，就更是唯有天子方可拥有的国之重宝。据《春秋左传》记载，夏朝初年，夏王大禹划分天下为九州，令九州州牧贡献青铜、铸造九鼎，将全国九州的名山大川、奇异之物镌刻于九鼎之身，以一鼎象征一州，并将九鼎集中于夏王朝都城。这样，九州就成为中国的代名词，而九鼎成了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公元前606年，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势力日益强大，他野心勃勃，意欲取代周王而定天下。于是，就有了楚王陈兵周郊、“问鼎大小轻重”的故事，而“问鼎”亦成为图谋夺取统治权的代名词，与此相应的“定鼎”，则是指一统江山之意。

由此可见，在春秋战国时代，和氏璧、随侯珠和九鼎对于各诸侯国的君主而言，绝对具有不容辩驳的珍贵价值，更不用说普通民众。但是，墨子却并不这么认为，因为在墨子看来，与“义”相比，它们显得不值一提。天下之良宝，是“义”而非此三者。

《墨子·耕柱》篇中有一段墨子关于天下良宝的论述，他说：“和氏璧、隋侯珠、三翮六翼的九鼎，这是诸侯所说的良宝。它们可以使国家富庶、人民众多、政通人和、社稷安定吗？显然不能。之所以贵重良宝的原因，在于使人得到利益。而用义在国家施政，人口必然增多，刑政必然得到治理，社稷必然安定。因此义才是天下的良宝。”

也正因为此，墨子在《贵义》篇中开头就说：“万事莫贵于义。”指出天下的一切事情都不如“义”贵重。在《天志上》中又说：“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将“义”的重要性提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可以说，以义为贵是墨子学说的根本特征，而义之所在则是指引墨子一生行事的根本指南，义的实现是他终身奋斗的目标。

（3）自苦为义

行义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是墨家的外在目标。而以“绳墨自矫”，则是其立身行事的内在规矩。绳与墨，是木匠做工时的衡准工具；“以绳墨自矫”，是指墨家就像木匠以绳墨为准加工木材一样严于律己。庄子认为墨子“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即是指用各种严厉的规矩约束自己以满足社会的急需。某种意义上说，墨子行义以救世的实践，正是以“以绳墨自矫”的自律、自苦甚至自我牺牲作为前提的。

墨子认为，欲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者，就必须担负起受苦受难、自苦为乐的角色，一切从自我做起，做行义为善的楷模。对此，《庄子·天下》篇借墨子称赞大禹的话予以揭示，墨子说：“从前大禹治水时堵塞洪道，疏通江河，并使四夷九州沟通起来。经他之手整治的大河有三百条，分支河道有三千条，水渠溪流更是不可计数。所有这些，都是大禹亲力而为的，他亲自抬筐挥铲，终于汇聚了大地上肆虐奔流的洪水而使之归入大江大河。劳苦奔波，使得他腿肚子消瘦，小腿上无毛，淋着暴雨，冒着狂风，安顿好了万家城邑。禹是大圣，但仍亲自为天下事务如此操劳。”因此，墨子要求后世的墨者以粗布做衣，用草木为履，日夜不停地操劳，把自身清苦看作是行动的第一准则。并且认为：“不这样做，就不符合夏禹的主张，也就不配称作墨家传人。”

墨子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而他的弟子们，也谨遵师训，成为“以绳墨自矫”、自苦为义的真正践履者。在《非乐》《节用》等篇中，墨子把节俭奉为生活原则，衣食不求美味华丽，居处不求奢侈豪华，只要“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足以避润湿、御风寒”即可。他的一生朴素清贫，穿粗布之衣，食野菜糜粥，行以步代车。如止楚攻宋时，他从鲁国出发，跋涉千里，裸足而行，疾行十日十夜，脚上磨起了老茧水泡也不休息，到达楚都郢城时已是衣衫褴褛，脚底裂开了道道血口。

也正是墨子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使他的弟子们也个个以“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为追求。据《墨子·备梯》记载，墨子的大弟子禽滑厘追随墨子行义于天下，手脚磨起了老茧，面目被晒得黧黑，但仍然一点也不敢放松自己，恭谨地聆听墨子的教诲，却从不敢提起自己的所欲。这样的刻苦自砺，甚至连墨子都觉得过意不去，于是拿出酒菜来慰劳他，坐在茅草地上叫他喝酒吃肉。但是，就在这本该轻松片刻的时候，禽滑厘还诚惶诚恐地向墨子请教守御之道。比起儒门大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的吃苦精神，无疑更为难能可贵。然而，颜回乐道不忧贫的精神，自古以来即广为传送，而墨家自苦为义的精神，却长久以来很少为人所知，这不能不让人慨叹历史的厚此薄彼，也不能不让人对于墨家自苦以利天下的高尚精神愈发钦佩。

也正因为此，梁启超高度赞扬墨家说：

墨家的根本之义，在于肯牺牲自己。即“士损己而益所为也”，“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也”。

就刻苦实行这一方面来看，墨子真是极像基督，若有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一定含笑不悔。

（4）修身立义

墨子自苦以行义的高尚情操并不是凭空而来的，相反，它与墨子高度重视平日的道德养成大有关系。如《墨子·修身》篇就认为，作战虽以阵势，但必以勇敢为本；办丧事虽讲礼仪，但必以哀痛为本。而自身的道德修养，则是行义的根本。根本不牢的，枝节必危，不去修身，则无从行义。

《墨子·贵义》篇中记载了墨子的一段话：

世之君子欲其义之成，而助之修其身则愠，是犹欲其墙之成，而人助之筑则愠也。岂不悖哉！

这就是说，要实现天下之“义”，就必须与自身的道德修养结合起来，否则，任何美好的理想都会流于空谈。为此，就必须勇于承认自身修养方面的不足，对于他人的逆耳忠言要从善如流。

墨子还说：

必去六辟。默则思，言则诲，动则事，使三者代御，必为圣人。必去喜，去怒，去乐，去悲，去爱，而用仁义。手、足、口、鼻、耳，从事于义，必为圣人。

即一定要排除掉那些偏离天下大“义”的邪僻感情，从而全身心地投入到实现天下公义、公利的事业之中。为此，就更有必要随时随地地进行个人的道德修养：静处时就去冷静思索怎样去恶为善，开口说话就要像教诲学生那样择善而言，行动做事就致力于实现正义的事业。语默动静皆不离道德修养，则就必然可以使自身的手、足、口、鼻、耳皆符合于“义”的标准。果然做到了这一点，那就是圣人了。

（5）义不鬻爵

墨子一生清贫，但也并非不知高爵厚禄的好处。雏（一作“刍”）豢悦口，锦绣愉身，自是人之常情。然而，在天下大义、人民公利的面前，墨子真正做到了孟子所谓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在他的一生中，有过多次升官发财的机会，但都因为他认为这不符合他所谓“义”的标准而一一放弃了。而其众多门徒也在他言传身教、以身作则的榜样力量作用下，深得其精髓。墨子曾把他的许多学生推荐到各国去从政做官，但目的绝不是求得仕途腾达和荣华富贵，而是为了推行“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墨家主张。如果这些主张不被当政者采纳，就义无反顾地向义而背禄，放弃高官厚禄。这样的事例在古代史籍文献特别是《墨子》一书中多有记载。

谢绝越封

据《墨子·鲁问》记载，墨子曾派遣公尚过前往越国推行自己的主张。

公尚过游说越王后，越王非常佩服，便对公尚过说：“先生假如能让墨子亲自到越国教导我，我愿意把过去夺取自吴国的土地中的五百里封给墨子。”公尚过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越王便给公尚过安排了50辆马车，让他前往鲁国迎接墨子。

到了鲁国，公尚过禀告墨子说：“我用老师的学说劝说越王，越王非常高兴，一定要请先生亲自出马，到越国去面见他。他还许诺，如果先生答应的话，他愿意将以前夺自吴国的土地中的五百里封给您。”

墨子对公尚过说：“你观察越王的心志怎么样？假如越王将听从我的言论，采纳我的学说，那么我将前往。至于封地云云，则我从来都是按着食量吃饭，按着身材穿衣，根本不需要那些身外之物。假如越王不听从我的言论，不采纳我的学说，而我去了，那我就是把‘义’给出卖了来换高官厚禄了。如果我要出卖‘义’，早在中原国家就卖了，何必大老远跑到越国去呢？”

拒受楚禄

据唐余知古《渚宫旧事》卷二记载，公元前439年，楚惠王在位50周年，墨子专程赶往楚国，把自己的著作献给楚王，以期楚王采纳自己的主张。

楚王读完墨子的著作之后，尽管不得不承认墨子的书是好书（“良书”），但并不打算真正实行墨子行义的主张。便顾左右而言他道：“我虽然不能得到整个天下，却非常乐意奉养天下贤人。如果先生愿意留在我的宫中，我给您百钟俸禄。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墨子正色答道：“贤人进言给王者，如果自己的道理不被实行，就决不接受赏赐；自己的学说不被采纳，就决不俯首称臣。您既然不打算实行我书中的道理，那就让我走吧！”

于是，楚王以年老为借口让大臣穆贺送行。墨子出宫之后，楚国的一位地方封君鲁阳文君对楚王说：“墨子是北方有崇高声望的圣人，你不给予他足够的礼遇，这会让天下贤士寒心的。”于是楚王便让鲁阳文君追回墨子，并表示要将书社五里之地分封给墨子，享受封君的特权。但墨子仍然坚辞而去。

义辞卫封

墨子不以义鬻爵的高尚气节与情操，也深深地影响着他的追随者。《墨子·耕柱》篇即记载了一个墨家弟子义辞封爵的故事。

为了推行自己的学说，墨子也鼓励自己的弟子去各个诸侯国出仕。有一次，墨子让弟子管黔到卫国，荐举另一名弟子高石子在卫国做官。卫君早就知道墨子的德行，便给高石子很高的待遇和俸禄，并安排他在卿的爵位上。高石子就任后，三次朝见卫君，都竭尽其言，极力陈说墨家大义，鼓动卫君采纳实行，但卫君却毫不为其所动。于是，高石子离开卫国，回到墨子身边。

高石子如实向墨子陈述了他在卫国的情况，解释了他之所以不受卫国封爵继而离开卫国的原因。毕竟，他去卫国出仕为官，也是老师墨子的意见，所以他对此也甚为不安；同时他还有另一层担心，他对墨子说：“我辞决卫国的封爵与厚禄，不知卫君会不会以为我发疯了，从而影响先生您的声誉令名呢？”

墨子对高石子说：“离开卫国，假如符合道的原则，即使有人指责你发疯了又有什么不好？古时候周公旦驳斥关叔，辞去三公的职位，到东方的商奄生活，旁人都说他发狂，但是后世的人却称誉他的德行，颂扬他的美名，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况且我听说过：‘行义，就不能回避诋毁而追求称誉。’离开卫国，假如符合道的原则，承受发疯的指责有什么不好？”

高石子这才放下心来，说：“我离开卫国，何敢不遵循义的原则！以前老师说过：‘天下无道，仁义之士不应该处在厚禄的位置上。’现在卫君无道，而我若贪图他的俸禄和爵位，那么，我就成了只图吃人家的米粮的宵小之徒了。”

墨子听了高石子的此番言论，非常欣慰，就特地把禽滑厘召来，说：“姑且听听高石子的高论吧！我常常听到有人违背道义而向往俸禄，但今天，我在高石子这里见到了拒绝俸禄而向往道义的典范！”

怒斥胜绰

据《墨子·鲁问》篇记载，齐国曾经试图攻打鲁国，墨子以大国攻打小国是互相残害，灾祸必定反及于本国为理由，说服齐国大将项子牛罢兵。虽然齐国这次兴兵由于墨子的上下奔走游说，总算平息了事态，但墨子看到项子牛骄横跋扈，难免将来再生事端。为了节制齐国对鲁国的进犯，墨子决定派遣他的弟子胜绰去做项子牛的幕僚，以便能够随时规劝项子牛。

遗憾的是，胜绰拿了齐国的厚禄，就将墨子非攻行义的思想抛到了脑后。项子牛三次兴兵进犯鲁国，胜绰三次都随从了他。墨子听说后，便立即派弟子高孙子去请项子牛辞退胜绰，高孙子转告墨子的话说：“我派胜绰到齐国做官，本意是让他阻止骄气，纠正邪僻。现在胜绰得了厚禄，却再三欺骗你，你三次入侵鲁国，胜绰三次跟从，这是在助纣为虐，无异于在战马的当胸鼓鞭。有道是：‘口称仁义却不实行，这是明知故犯。’胜绰不是不知道，他只是把俸禄看得比行义还重。”

墨子怒斥胜绰，并掀掉了他的顶上“乌纱”，正是因为他见利而忘义，这也从反面见证了墨子不以义鬻爵的高风亮节。

（6）舍身取义

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著名诗句，曾经是激励无数热血青年追求进步与自由的至理名言。在这个西方诗人心目中，这个世界上有比生命更为重要的东西，这就是自由。而早在两千多年前，墨子也指出了一种比生命更为宝贵的东西，那就是作为天下公利的“义”。

在墨子那里，“义”不仅是任何高官厚禄都换不来的“天下之良宝”，更是在必要之时值得人们用生命来捍卫的最高价值。在《墨子·贵义》篇中，墨子曾说：“万事没有比义更珍贵的了。假如现在对别人说：‘给你帽子和鞋，但是要砍断你的手、脚，你干这件事吗？’那人一定不干。为什么呢？因为帽、鞋不如手、脚珍贵。又说：‘给你天下，但要杀死你，你干这件事吗？’那人一定不干。为什么呢？因为富有天下不如人的生命更珍贵。但是，因为争辩一句话而至杀身者却是存在的，因为，义比人的生命更重要。”这里，墨子所谓的“争一言而相杀”即因为争辩一句话而至杀身，决不是指意气用事、一时冲动的匹夫之勇，而是为了捍卫“义”，捍卫天下公利而做出的勇敢牺牲。某种意义上，这也与儒家“舍身取义”、“杀身成仁”的思想同日而语。

当然，“舍生取义”并不仅仅是墨子及其弟子们上说下教的豪言壮语，而且更见诸他们的实际行动中。在关键时刻，墨家学派的成员人人都能挺身而出、视死如归，为实现“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理想和宗旨贡献出全部的力量或生命。以“赴火蹈刃，死不还踵”，来描述墨家为了天下公利舍生忘死的牺牲精神，可谓贴切之至。

义的表现当然不止是舍生，但悲壮的死却实实在在是义的极致，还有什么比生命的终结更令人痛惜的呢？

《吕氏春秋·上德》篇记载了一场荡气回肠的殉义壮举，虽字数寥寥，但读之令人扼腕动容。

孟胜据说是继禽滑厘之后的第三位墨家首领（“巨子”），他与楚国的一个小诸侯阳城君曾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鉴于墨家“善守”的声誉，阳城君在前往楚都郢城与其他70余家楚国地方封君密谋除掉大将吴起之前，把自己的城邑交给了孟胜来守卫。二人毁玉璜以为符信，相约两符相合才可另行决断。

然而尽管阳城君等地方封君的此次行动杀掉了吴起，但也因射向吴起的乱箭伤及了楚王的尸身而获罪，此罪罪不容赦，且株连三族，因为据楚国法律规定：“丽（加）兵（即兵器）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于是，阳城君选择了匆忙出逃。

面对前来讨伐的楚国大军，恪守“言必信，行必果”墨家大义的孟胜，在没有另一半保存在阳城君手中的符信的情况下，只能选择当时的承诺，死守阳城。由于双方实力过于悬殊，使得此次守御形同赴死。因此，有一个名叫徐弱的墨者就质疑这种牺牲的价值，他说：“如果我们的牺牲能够有益于阳城君，那么我死而无憾；但如果我们战死却改变不了任何东西，反而要使本来就所剩不多的墨者归于灭亡，这样的事，我认为不妥。”孟胜的回答斩钉截铁：“我于阳城君，非师则友，非友则臣。如果我不信守诺言而死战，则天下之人就再也不会把我们墨者当作严师、贤友和良臣了，果真如此，那么，我们虽然得以苟活，肉身得以延存，但墨家的真精神早已荡然无存！当今我等唯有一死，方才是践行墨者之义从而接绪墨家大业的行动。更何况，宋国的贤人田襄子可以接替我做墨家巨子，有他这样的贤人在，墨家怎么会就此灭亡呢？”于是，徐弱毅然道：“先生所言确实符合墨家之义。既然如此，请让徐弱先死，为先生在黄泉开道吧！”说罢便毫无惧色地撞墙身亡。孟胜在委派两名墨者前往宋国，传达传巨子之位给田襄子的命令之后，便率领180多名墨者死战阳城，最终全部殉城就义。而那两位赴宋国传达命令的墨者，在完成任务之后也义无反顾地返回阳城，慷慨赴死。

墨家180多人死难阳城的悲壮事件，固然有忠友忠君的传统“士为知己者死”的悲剧色彩，但我们看到更多的是那种为了行墨子之义、接绪墨家大业而死的无畏无私的精神。这是一种为了一种主义的牺牲，这和墨子本人提倡的“舍生取义”的精神是息息相通的。 IZGl9adElBpfXabigl1hT7FCzdYdi2pHEjDper0+kPtBS177NCzLT7ztfuuvMC4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