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守龙,男
调查地点:南京棉毛纺织厂
调查时间:1960年
调查人:高兴祖等
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我家父母和三个哥哥一家五口,想跑到苏北老家去避难。就在下关长江渡口,我的大哥和全家失散了。后来,船没有开走,母亲怀着我,父亲带着另外两个哥哥,只好在下关宝塔桥红 字会避难。后来日本人来了,叫当过兵的站出来,可以优待给工作做。我父亲曾经当过伙夫,后来逃回家的,对日寇的欺骗信以为真,就站了出来,结果被日寇拉去用草绳和其他被骗者连着绑在一起。母亲知道情况不对,但想拉也拉不回来了。父亲就这样被带到江边,后来鬼子又把家属都叫了去,当着家属的面用机枪把我父亲和其他大批难民扫射死了。第二天母亲去翻尸,由于尸堆如山,没有翻认出来。父亲死后,母亲精神失常到处乱跑,又被日本鬼子拉去污辱了。两个哥哥因为没有东西吃,一个饿死,一个病死了。母亲放回来后,就靠拾煤炭、帮人家做工维持生活。我们家住在下关码头,我五六岁时,亲眼看到日寇把我们中国工人吊起来,用鞭子抽,头颈上吊上大砖头,灌辣椒水,用脚踩肚子,纵使军犬咬,人死后就抛入江中。
周根荣,男
调查地点:南京下关电厂
调查时间:1960年
调查人:高兴祖
日寇进南京时,我就是这个电厂的工人,当时亲眼看到有十万多男女老幼的难民,逃到下关车站和中山码头一带。1937年12月14日上午,日寇从挹江门冲出来,对准这些难民疯狂地扫射,马路上顿时死尸遍地,血流成河。后来又把难民(我也在内)都赶到铁路仓库去,挤得水泄不通。因为日寇需要电厂工人,我和几个工人被一个会讲日本话的人押解出来,强迫我们替日本人做工。我刚出仓库不过五分钟,只听到机枪格格地不停地响,从早晨开始打到晚上,仓库变成了死尸库,然后日寇又浇上火油放火烧尸灭迹。我在沿路上见车站和江边尸体纵横,有些地方死尸堆有半人多高,长江里尸体到处漂流。到晚上十二点钟左右,又见日寇从城内押来大批难民,叫他们面朝江面,日寇在后面架起机枪扫射,片刻间几万人都被打死在江里。鲜血把江水都染红了。对于日寇这种惨无人道的滔天暴行,我是永远忘记不了的。
管兆宝,男,52岁
调查地点:中华门菜场
调查时间:1960年
调查人:高兴祖
提起日本鬼子来,我心里非常难受。鬼子来时我才29岁,大儿子12岁,小儿子5岁。阴历七月初六,日本鬼子丢炸弹,我们躲到乡下去,只见路上炸死许多人。八月十五一次轰炸,炸弹丢到我家附近,邻居被炸死十多个。后来我一家住几处,我和父亲带了孩子逃到浦口。浦口沦陷后,我亲眼看到有的男人被鬼子抓了,要他们推车子,不肯,就一枪打死,也有的是被鬼子丢到江里去的。那时,浦口街上的死尸很多,街上烧红了半边天。我由于没有地方可以安身,就带着小孩坐小划子过江,只见江中浮满了死尸,到处都是。到了下关,只见一片焦土,没有人影,也是遍地死尸,有的肠子、心、肝、五脏都在外面,烂得不成样子。我当时心想,我们母子三人要死死在一块。一回到家中,知道丈夫已经死了!姨娘说他先被鬼子在背上、手臂上戳了两刀,受伤后躲到了地洞里,又被鬼子叫出来去扛木头搭桥。以后只跑回了三个人,我丈夫和其余的人全被杀死了。那时,死尸堆成山,红 字会来收尸时,我天天去认尸,认了一个多月,也没有认到,有的尸体被用火油浇过,烧得像柿饼一样,脸已无法认出。还有,我的侄媳妇也被鬼子强奸了。
韩湘琳,男
调查地点:南京大学
调查时间:1984年
调查人:高兴祖
在日军侵占南京以前,十一月初,国民党政府决定迁都武汉,高级官员都开始陆续西迁。十一月中旬,一般市民也有往乡下逃难的。
十二月十二日,我去下关运米,因我当时在国际救济委员会担任管理难民区粮食的工作。我带着几个人从珠江路到下关去,沿路看到很多散兵,三五成群,向下关走去。当时,挹江门东边的一个城门已经堵塞不通,西边的一个门半开着,才能走过一辆车子。周围都是铁丝网、麻袋等阻碍物。
十二月十二日晚,我又带了六七个搬运工人去下关运米。一路上只见满地都是丢弃的子弹、军服、皮箱和行李等物品,城外已经看不到其他行人了。
当时,城内百分之八九十的居民已经逃入难民区。
在日军侵占南京前的六七天,就远远地听到枪炮声。听说沦陷前十天,在雨花台有过激战,日军伤亡甚重。
当时城内粮食还是充足的。一部分是因为国民党开始想固守南京,贮备了一些粮食;另外,城内市民外逃的很多,粮食不会带走。
在日军侵入市内以前,城区虽然比较混乱,但是没有抢劫现象。城内,士兵比老百姓和警察多,所有的商店已全部关了门,但水电没有停止。
十二月十日,国民党政府决定放弃南京,从苏州撤退到南京的教导总队,还有原属白崇禧的广西部队(七十五、七十四师,唐生智本人没有部队,指挥不灵)等,要撤出南京。唯一的道路就是渡过长江到浦口再转徐州,由京汉路至武汉。但长江上只有两三只渡船。这些军队,为了争夺渡船,曾发生过冲突。有的部队抢上了船,就架起机枪,不让其他部队上船。
当时,难民区难民约有25万人(原南京市民约有120万人),逃走的老百姓,主要是向安徽芜湖方向逃的。
十三日早晨,我乘汽车由珠江路去上海路。两个白俄招手要我停车,说日本人已经进城。我立即返回小粉桥一号住处,约有难民九百多人。我回到家后,听到枪声很近,就在阳台上偷偷地张望。只见在汉奸的安排下,珠江路口有许多难民在拍手欢迎日军,并呼“皇军万岁”。但随后就听到广州路上有枪声,打死一两个欢迎的难民,群众就立即逃散。当天,四处都是大火,只听到群众的嚎哭声,使人感到极端恐怖。这样的情景一直持续了三个星期之久。
日军进城后,水电停止了。到第七天,日军急于找电工修复水电。由于我曾在德商洋行工作过,德商雷伯叫我带了几个电工去下关看机器,由两个日本校官和一个日本宪兵押送。自珠江路乘汽车去下关,一路上,只见丢弃的东西很多,汽车不能很快通行,有时还会碰到尸体。难民区外,只有日本兵来来往往,两旁都是烧焦的房子。中山路到下关,几乎看不出是柏油马路了,满地都是衣服、军帽、弹药、破损的运输工具。鼓楼与中央路交界处,有8~10具平民尸体。外交部广场附近,看到一具身穿农村服装并缠过脚的妇女尸体,不远处有一具年岁较大的男人尸体。五六步外,还有一具六七岁孩子的尸体,脸向上,胸部还插着一把刀。路上丢弃的东西太多了,并且尽是一摊摊紫黑色的血迹。还有一些日本兵在用地毯和沙发烤火。后来一个国际红十字会的牧师告诉我,原来据守光华门的中国军队约2 000人,被日军俘虏,关在外交部楼下。经过他与日本人反复交涉,进去看过,看到日军用十分残酷的手段对待他们。后来都被屠杀了。这个牧师后来回美国,在白宫礼拜堂做牧师。
到最高法院附近,三三两两的尸体很多,也有十多具尸体在一起。到山西路,看到一具卖豆腐的老头被日军打死在墙边,胡子上流满了鲜血,还有八九岁、两三岁孩子的尸体。再向前走,有兵、马、驴的尸体。
交通部前,有三四十具尸体。路西尸体更多,都是老百姓服装。靠北有四五十具士兵尸体,大门口有十多具尸体,是穿老百姓服装的。北边空地还有二三十具尸体。
这些尸体,看来大半是集体或个别枪杀的,尸体比较集中。
到海军部,门口有两架高射炮,一架已毁坏。旁边有三五具士兵尸体。门里也有几具尸体。
城门口,挹江门两个大门还在冒烟,门里停的20多辆独轮车都已烧坏。城楼已被烧毁。一出城门,门西有五六具尸体,大半是男尸,也有两三具小孩尸体,门东也有几十具尸体。从尸体看,大半是惨杀的。下关到处还在冒烟,一直不断。
当时惠民河河水很浅,河滩上有许多小船,船旁都有尸体,三五具、十多具尸体不等。尽自己的目力所及,河旁都有尸体。
首都电厂,有50~60具士兵尸体,电厂工人都逃到和记洋行去了。
从下关进城,只见热河路被破坏得不成样子。两旁百分之九十的房子都已烧掉,还有烧焦的男人、妇女和孩子的尸体。
大约过了一个月以后,日本宪兵在南京散发传单,宣传皇军如何如何的好,他们十分讨厌国际救济委员会。他们借口清理人员,要每个人都去登记。在难民区内欺骗说,凡是当过兵的、外地来的,自动站出来,有工作做。又威胁说,不站出来,要枪毙。最后一一检查,看年龄、手、肩、帽子、衣服大小等等。许多人被拉出去杀害了。记得从上海路到五台山,敌人以发“良民证”为名,令中国人四人一排地进行检查,可疑的立即分开另列一排,用卡车装走集体屠杀。
南京陷落以后不到一个月,有一次日本兵到小粉桥一号,要钱要花姑娘。当时院子里还有300多难民。还有一次,日本兵疯狂地打门,打得很厉害,还用刺刀戳了两个洞。后来,只好开门,进来四五个日军,其中有当官的。有一个日本兵一手拿着一个包,一手拿着刺刀,包中有一双女人的高跟鞋,刀尖上还有血。我们吓昏了。接着,便是搜身。钱包被搜去了,他们才离开。
毛德林,男
调查地点:南京大学
调查时间:1984年
调查人:高兴祖
1937年十二月十五日,南京沦陷后的第三天,南京所有的居民住宅、商店及一切公共场所如学校、教堂等,任何房屋都门户洞开,遭到日寇蹂躏。为此,管理教会财产的北部长老派教会布教团的美国人密尔斯(W.P.Mills),急于至市内各区教堂和男女教会学校察看,把门窗关好,贴上布告,说明这是美国人的财产,任何人不得入内。他要我去完成这一工作。当时,我在金陵大学管理工程方面的工作,但不敢离开难民区,怕随时会被日军开枪打死。后来密尔斯去日本使馆交涉,日方同意派一个日本警察同车前往,以保安全。另外,还请了一个年轻人协助,一同前去,三日内完成这一工作。记得我们乘汽车先到城南再到城北。我坐在前面,日本警察坐在后面。我不敢东张西望,只是直视前方,看到的只是街上的一部分情景。路上尸体太多,无法记得有多少,所经过的路,也只有那么几条,不能反映全城的情况。下面,把我亲眼所见的成堆的尸体说一说,零散的、其他街道上的尸体,就不能说了。
我们的汽车出校门,经中山路到新街口,看到中山路两侧司法院(现电业局)门口,尸体三三两两地倒在血泊中,情景十分凄惨。心中说不出的难受痛苦。这是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凶残暴行。汽车到新街口圆圈路边,树上吊着尸体,满身鲜血直流到地面。许多男女老幼,倒卧在血泊中。更为惨不忍睹的是一位妇女怀抱着婴儿惨死在血泊中。新街口变成了血路。
汽车开到太平路,只见商店的大门全都打开着。有的店堂里,日兵在毁坏木器,燃起熊熊大火取暖,还有日军在值岗。这使我想起,南京市民来不及躲进难民区的,就被日军杀死,市内各处的大火,就是这样烧起来的。汽车到太平南路礼拜堂(前圣公会)和教会学校。我和相助的年轻人下车,将大门关好,贴上布告。但要到东巷后门去,日本警察坐在车上不下来。我们两人虽然害怕,但责任在身,只好前去。到后门,只见一个白发老人被杀在门槛上。我不忍将他拖着走,由我们两人把他抬开,关好门,贴上布告。
车到城西双塘礼拜堂和学校(现十九中学),进门一看,全是男女老幼难民。有的动弹不得躺在地上,有的泣不成声,有的痛苦呻吟不已。生活上,一口饮用水也没有,其他更不必说了。有一位是我认识的,他对我说,老的小的来不及去鼓楼难民区了。凡是留在家里的人,全被枪杀了,只好到这个礼拜堂来,听天由命,今天不知道明天又会怎么样……大家流着眼泪分手。
车又到下关圣公会教会和学校。当我们出挹江门时,见城圈中堆满了约两米高的尸体。中间留着一条进出的路,城门已经无法关闭了。从下关回来,见三牌楼前铁道部对面大沟内,尸体纵横重叠。东西人行道上也有零散的尸体。这些尸体,有的是军人,有的是五十开外的市民,还有青少年。男女都有。
五台山现幼儿园南面墙垣处,堆放着有两米高的尸体。血流在地面上,成了一条血沟。总之,我们所经过的路上,尸体太多了,无法计算。
当难民区将要解散时,在原金陵大学范围内,有两个尸骨坑,一个在天文台西面,是东西约十米、南北约三米的土沟,所埋尸骨不知是何处运来的,覆盖黄土约两米高;另一个在北京西路南侧,现南京大学木工厂东首,是约五米直径的圆土坑,覆盖约高三米。这个土墩在日伪统治时期就已经拉平。那时,我们都说它们是万人坑。
难民区是留在南京的外侨代表征得日军司令部同意以后成立的。由于筹备时间紧迫,而到难民区来的难民很多,因而将学生宿舍甲乙丙丁戊己庚辛楼和教室、体育馆以及新建成的图书馆等,全部腾出来,收容难民。所有的床、桌椅等等全部拆除,以便收容更多的人。但难民实在太多了,很短时间内就全部挤满了。后来的只好露宿在外,真是毫无办法。当时,南京水电已全部停止,为了供应难民吃水,我们多方设法,将以前所有的自流井都用来取水,而人力取水水量又有限。大小便也是问题,只能找点芦席搭个棚子,开个地沟来应急。还得当心火烛。事多人少,非常难于应付。
有一次,日军突然来到图书馆,要花姑娘。我们没有办法,东跑西寻找美国人来说话,但已有妇女被日寇拖走。数天以后,有个后来才听说是个新婚女子放回来了,但脸色惨白,骨瘦如柴,行动不得了。她终日流泪,不肯进食,只求速死。据说她是被拉到鼓楼东面傅厚岗日军驻地遭轮奸的。为了给她一点安慰,我们将她移到三楼存放报纸的一个小间内,让她休息,门外加了锁,由她的丈夫随时照顾,直到难民区解散,他俩才离开。这样的事是经常可以看到的,我们也无能为力。当时,父母带着女儿痛哭流涕,要我们将女孩子收藏在学校宿舍内。但宿舍都已挤满,只好由他们去协商解决。日寇无时不干这种下流的事,我实在不忍多谈这样的事。
金陵女子大学是专门收容妇女难民的,后有人对我说,日寇常常越墙进去拉走妇女。美国女校校长华小姐出来阻止也没有用,为此她哭过很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