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刘永兴口述

刘永兴，男

调查地点：竺桥

我们是老南京了，住了好几代了。日本人进南京那年，我24岁，我是做裁缝的，那时住在城南张家衙。家有父母、弟弟和结婚不到半年的老婆。我们五个人都躲到大方巷的华侨招待所里面。

那天下午，一个鬼子到我们住的门口，他朝我招招手：“出来，出来！”我走过去了，他要我弟弟也一起跟他走。

走到对面一个大广场上，已经有不少人坐在地上了。过了一会，翻译官说：“做苦力去，都到下关码头搬东西去！”

有的不去，当场一枪。排好队就走，前头是穿黑制服的国民党警察开路，后头是日本人的马队压阵。路上死人很多，碰到人就抓，都带走。哪个跑，就开枪。

挹江门边上国民党的官兵好多被日本兵抓了，用铁丝穿大腿，一串一串的，都穿着军装。

到了下关码头天黑了。抓来的人很多，20个一串捆着，捆好就用枪扫。我在前面，连忙跟着别人跳江。这时，子弹的响声把耳朵都要震聋。打破头的，打断手的，一片哭叫声！

我身子全在泥水里，只有头露在上面。子弹从我的肩上穿过，棉袍子里的棉花都打出来了。机枪扫过后，日本兵又用刺刀一个一个地捅。没有打死的哇哇地叫。我在江水中朝岸上看，只见刺刀的亮光一闪一闪的，日本兵一边“嗨！嗨！”地喊，一边朝乱七八糟的死尸堆里用刀戳，惨叫声听得人汗毛都要竖起来！

刺刀捅完又用火烧。火很旺，吱吱地响。没有死的人一着火手脚乱动，大声地惨叫，一会儿就不动不叫了。我在水里，日本兵下不来。天又黑，他们看不见，所以保了一条命。天快亮的时候，他们走了，我才慢慢地爬上来。那天爬上岸的有十多个人。

水里泡了一夜，冷也冷死了，吓也吓死了，我上岸后躲进了一个防空洞。躲了一天，晚上转到一个尼姑庵。庵旁边有个草棚子，棚里面有个40多岁的农民。我掏出12块大洋，求他救救我。说了许多好话，他才烧了一点胡萝卜给我吃，又给我换了一套对襟的蓝布老棉袄，还有一条手巾，我拿来扎在头上，就这样逃了命。

2.潘开明口述

潘开明，男，70岁

我叫潘开明，今年七十整。小命是捡来的。我从小就命苦，父母早死了，姐妹八个给了人家四个。大妹妹早出门了。我是老大，14岁到水西门的陈有记理发店当学徒。学了三年，自己挑担，手里拿一副行头，两块薄铁板中隔一根木棍子，一拉嗒嗒嗒响，剃一个头十个铜板。生意不好，连青菜煮黑面条都吃不饱，晚上还去拉黄包车，就这样一天也挣不了几角钱。活不下去了，一个弟弟卖了35元，还有一个小弟弟给人拐走了。

日本人来了，先扔炸弹。成贤街的教育部、中央大学都炸了，八府塘那边炸死不少人！难民都跑反，拉黄包车生意好了，新街口到下关一趟能挣四角钱。没有几天，日本兵进了城，我躲到鼓楼二条巷24号的洋房里。那里是难民区，那年我刚好20岁。

十三日上午八九点钟的样子，我出门去看看，三个日本兵把我带走了，带到了大方巷口的华侨招待所，造得像宫殿的那种式样。日本兵把我和另外七八个人关在一间小屋里，三天不给吃不给喝。十六日下午，日本兵把我们赶出小屋，用绳子一个个地反绑起来。排好长的队伍后，又用长绳子把队伍两旁的人的膀子与膀子连起来。我排在右边，从前面数下来是第七八个，两边有日本兵扛着枪押着。

到了下关，走热河路，再往靠河边的一条小巷子进去，到了煤炭港，就是以前火车过长江的那个地方。

队伍停下来了，我看了看，大概有300多人。日本兵用皮带抽、用枪托打，把我们都赶到煤堆上，四周机枪架好了，一个日本兵“啊”的一声大喊，接着哨子一吹，枪声就像放鞭炮似的噼里啪啦响了，人一排排地像割稻子一样倒下了，我糊里糊涂地也倒了，人昏了，不知道是死是活。

那天白天晴，多云。夜里月亮当头的时候，我醒过来了。身子动不了。睁眼一看，我身上压着死人，身上尽是血！我想：我是人还是鬼？我死没有死？

推开死尸，我爬起来一看，还有几个人坐着，我数了数，有八个。我问离我近的那一个人：“老总，你没有死？”

那是个军人。他说：“没有。”

这时，坐在铁轨边上的一个人把反绑的绳子磨断了，后来你帮我、我帮你，八个人的绳子都解开了。

我爬到江边，先把黑棉袍子外面的灰大褂脱下来，洗了洗，擦掉身上的血，就摔到江里去了。我四天没吃饭了，身上没劲，就靠在一个铁架子上养了一会儿神。这时，其他人都各奔东西了，有的到和记洋行，有的抱着木板过江了，有的带着伤一拐一拐地朝城里走，好几个都是中央军，讲的四川、广东口音。有个人问我：“你不走啊？”

我说：“我是本地人，不能走。”

坐了一会，我慢慢地站起来，往一排空房子里走，在这里捡了一件破衣服穿，天亮走到热河路。不料，惠民桥边过来了四个日本兵，我吓死了。日本兵大吼一声，要我站住。问我：“干什么的？”

我说：“老百姓。”他们抓过我的两只手看了又看，摸了又摸，又问我出来干什么。我骗他们说：“给日本先生挑东西。”边说边把手搭在肩上装出挑担的样子。一个日本兵问我：“有没有路条？”

“没有。”我心慌了。

一个中等个子的日本兵还不错，他从衣袋里掏出日记本，撕了一张，用钢笔写了“苦力使用过”几个字给了我，上面还有些日本字我不认识。

他们在前面穿了大皮靴“的咯、的咯”走，我在后面慢慢地跟着。马路上没有什么行人，全是死人，一堆一堆的。

进了挹江门，我就朝右边一拐，插进了察哈尔路。翻过山，在古林寺旁边碰见了一个种菜的老头。我跪下就磕头：“老爷爷，我几天没吃了，日本人把我拖到煤炭港用机枪扫，我没有死，我逃出来了。”

这老头50多岁，脸黑红，中等个，留着胡子。听了我的话，他说：“可怜啊可怜！”他进到草棚子里端出一大碗干饭，用水泡泡给了我：“没有菜，将就一下吧。”

吃完饭，他说：“现在不能走，你先睡一觉。”我在他的草棚里睡了一觉，到晚上六点钟的样子，他说：“能走了，你走吧，路上当心。”

我跪下又磕了个头：“老爷爷，谢谢你！”

他说：“不用不用，都是中国人！”

3.陈德贵口述

陈德贵，男

你找我可找对了，我这人命苦，可也命大。我们那一批3 000多人都给日本人打死了，就我一个逃了条活命，你说命大不大？要不，早变成鬼了！

从头讲？好。那时我在车行当学徒，就在珠江路小营那块修脚踏车。日本人来了，我和我哥都躲到宝塔桥难民区英国人的和记洋行的房子里。

十五日上午，日本人进来了，先是要洋钱、手表、金戒指。难民区3 000多人分三个地方，日本人放了三只搪瓷脸盆，叫大家把这些值钱的东西都往脸盆里丢，连妇女的耳环子和老太太的簪子也都搜罗去了。

到了下午四点多，来了200多个日本兵，都扛着枪，叫我们都跪下来，四个一排。然后把我们押到煤炭港的货房里。机枪在大门两边堵着，还有上了刺刀的日本兵一边一个管着我们。关了三天。

第四天早上，来了个翻译说：“现在出去做工，十个人一批！”

大门口的十个人先赶出去了。过了十多分钟，枪响了。我知道坏了！外面是河汊子，没有通路，这下要死了！

两三个日本兵进来赶出去十个人，外面江汊子边穿黑衣服的日本海军三四十个人一人一支步枪等着。一阵枪响，第二批人又完了！

我是第三批，我排在前面，出去时我就站在江边。都站好了，我知道快要开枪了，日本兵刚举枪要打，我一个猛子拱到长江里去了。这时，枪“嘣嘣”地响，我管它，我只管拼命往对岸拱。我早作准备了，我在货房里就把褂子的纽扣都解开，裤带也解掉了，裤腰一卷掉不下来。江汊子有四丈多宽。我水性好，钻到水里先将衣服裤子都脱光，身上精光滑脱拱得快。冷？那时一心想逃命，哪里还管冷不冷！一会儿我就钻到对岸了，正好有节货车厢翻倒在江边，我就躲在火车肚子下，看着对岸十个一批十个一批地用枪打死。死人多了，河汊口的那只小汽艇开几下，把尸体冲走。日本兵那天中饭是轮流吃的，不停地杀。一直打到下午四五点钟还没有杀完。冬天五点多钟天就黑了，后来扛来了几挺机关枪扫，把好几百个人一起赶出来在江边扫死了！

天黑了，我从车厢底下钻出来，手脚都冻麻了，又冷又饿。我躲到了扬州班轮船码头边的桥洞下，桥下都是难民的尸体。我在死尸堆中找了一条破毯子把身子一包，就在桥洞里躺下了。

天亮了，日本兵往桥下扔手榴弹，我在死角里，炸不到。后来来了几个哨兵。我冷，动了一下，哨兵“乒”地给了我一枪。我曲着身子睡的，右手夹在两条大腿中间取暖。那日本兵枪法好，一枪伤了我三个地方。子弹从两条大腿中间穿过，两条大腿和右手第四个手指都伤了，粘糊糊的全是血。我不敢动，更不敢哼。夜里我在死人穿的棉衣里扯出棉花把大腿包起来。

第三天太平一些了，日本兵抓了夫子来挖坑埋死人。我听一个人在讲：“他妈的，难民打死这么多，还叫我们来挖坑。”

一个人来拖我时我动了。他说：“你还没有死？”我说：“我不是中央军。”这个夫子40多岁，他一看我的腿，就把我扶到桥上去。他走过去跪下给一个翻译官讲：“这是个小孩，不是中央军，还没有死。”

翻译走过去和日本人叽里咕噜讲了几句，就过来对我说：“你是小孩，写个条子给你，回家吧。”

我不能走了，就爬着回去。过煤炭港货房时我站不起来不能鞠躬，站岗的日本海军给了我一棍子，疼死了。我连忙咬着牙站起来鞠躬，又递过条子，才爬回和记洋行。

难民区里有个张老头，80多岁了，白胡子很长，他的儿子和我一走抓走的。我说：“我的命是捡来的。”他哭得很伤心。后来他用茶水给我洗伤口，又用死人的大腿骨头刮粉敷在上面，两天换一次，整整一年才好。

现在还不行。伤了筋，天一变就疼。大冷天光着身子在江边泡了一天，身上一根布纱都没有，冻啊，两条腿得了关节炎。

那天我哥哥也被日本兵抓走了，他当挑夫，烧水做饭，一直到句容，夜里把水桶扔在井里跑回来了。他叫陈金龙，我叫陈德贵，我们兄弟俩命大。

哎，那时的人老实，都不敢动，叫跪就跪，叫坐就坐下。大货房里3 000多人只有3个日本人看管，大门开着，又都没有绑，一起哄，3 000人至多死几百个，2 000多都能逃出去，可就是没有人出头，都胆小，都怕死！

4.融通法师口述

融通法师，男，66岁

日本人进南京时，我16岁，在古林寺上初级佛教学校。我的师父叫果言。冬月十四那一天，日本兵冲进寺里，把近百个和尚和躲在寺里的百把个散兵都赶到山门外的菜园里集合。枪响的时候，寺后面一个四五岁的小孩跑着喊着来找他妈妈，鬼子的大皮鞋一脚踢过去，又狠命一踩，小孩的头都被踩扁了！白的脑浆，红的鲜血，一塌糊涂，孩子的手指头还在一下一下地抽搐。罪过啊！

后来我到城隍庙当和尚，城隍庙的师父叫光辉，是湖南人，当过北伐军，方圆脸，很和气的，他被日本兵打死了。那天夜里，日军来抢东西，逼着师父要麻将牌和银洋钱，师父说没有，他穷得冬天都穿单裤，日本兵飞起一脚，踢在师父的胸口，过两天就死了。中华门外天界寺的老和尚也是被日本兵杀死的。我们城隍庙里那时住了保安九中队，都是警察。日本人一来，他们都放下了武器，全部骗上汽车，一个个地都被杀掉了！日本兵杀人不管你老的小的，他不高兴就杀。有一天上午，我看见秣陵路口一个老头、一个老太挑担木柴出来，老头不知什么原因被日本人杀了。老太坐在地上哭。一个30多岁的女人头上包着一块蓝布出来淘米，我们南京人叫下河猫子，一刺刀被日本兵戳死了，地上好大一摊血。那时明瓦廊有个春阳米行，日本人住里面，我们城隍庙里的一个伙计刘怀仁被抓进去毒打了一顿。可怜我的舅舅差一点命也完了，他48岁才找了一个寡妇，刚结婚，就被日本人抓了夫。一共四个人，搬完东西，一人一枪，我舅舅命大，打了三枪没有子弹了，只好用刀砍，正要砍，出来一个军官叽里咕噜说了几句，不杀了。晚上又出发扛东西，到了中华门外，我舅见路边有一个小水塘，就扎下去了，日本兵开了好几枪，天黑，都没打中，菩萨保佑！

5.宏量法师口述

宏量法师，男，75岁

我14岁进长生寺，长生寺在中华门外的方家巷，这个寺有三进30多间房子，五开间的大殿中央是金身的释迦牟尼，左边观世音，右边地藏王，四周是十八罗汉。头进是弥勒佛，二进是灵官、文昌、关帝、五显。长生寺规矩很严。我师父叫梵根，这个人宗教观念很深，他不相信日本人会糟蹋寺庙，他说：“日本人也信佛教，都是佛门弟子，善哉善哉！”

日本兵攻下雨花台后就来了，躲也躲不及。梵根师父把寺里的和尚召到大殿上念经，香烛梵音，一个个都跪在蒲团上，向慈善的佛祖顶礼膜拜。端着刺刀的日本兵在院里站好，派一个日军进大殿拍拍和尚的肩膀，一个个地叫出来。到院中的丹墀上跪下，旁边站一个和尚念“阿弥陀佛”。“砰”的一枪，跪着的和尚死了，再叫一个出来念佛。一枪一个，17个人念佛，17个人毙命！清净的佛地血迹斑斑，穿着僧衣的出家人竟倒在佛像面前！送佛送到西天。信佛的日本兵是念着佛经杀害佛教徒的！

那天，还有一个俗家人，是卖油条的吴老头，他没地方躲，就躲进了长生寺。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师父好心，给他一件僧衣装成和尚。真可怜，日本兵在他后颈上砍了一刀，只砍了一半，颈骨砍断了，气管还连着，头耷拉下来，血不停地流，刀口上的皮肉一收缩，就朝里面卷进去了！老头躺在地上抱着头喊疼，喊了半天，另外来的日军又给了他几刺刀！第三天，日本人来寺里找花姑娘，找到了和尚隆慧。隆和尚是旗人，40多岁没有长胡子，人白白的，几个日本兵以为是个女的，七手八脚扒掉他的衣服，一看是男的，日本兵来气了，把他赤条条地拉到陀罗尼门的大石坎上，抬起来往下摔，头砸开了，脑浆和血淌了一地！

可怜我师父当时快50岁了，和高座寺来避难的一个和尚一起被日本兵拉夫拉走了，穿着僧衣走的，一去没有音讯。长生寺一共死了21个，只留下了我的十一二岁的徒弟妙兴和能行。

我当时躲到普照寺去了，普照寺在莫愁路靠难民区，这是讲佛经的地方。长生寺还有个隆和尚也躲到普照寺来了，日本兵进到寺里，他爬到罗汉菩萨背后躲起来，靠一个叫陈妙信的女居士用绳子吊上去送饭吃。刚下来，日本兵进来找花姑娘，先把辉因住持拖出来，叫隆和尚闭目念佛，一枪打死了辉因，隆和尚也吓昏了。

逃进寺里的尼姑和居士一起躲在大殿隔壁西方殿后的楼上，一个个都抹了烟锅灰，度厄法师叫她们合掌念佛，不要出声。大殿与西方殿的通道上，他搭了一张板床挡起来，这里睡了一个60多岁的老太婆。三四个日本兵要污辱这个老太，老太吓坏了，用手指了指蚊帐里面。日本兵一掀，冲进去哈哈大笑，七八个女的又喊又叫，连十一二岁的女孩也被糟蹋了！

日本兵自己伤天害理，还要亵渎佛门！守中华门的日本兵强奸了一个姑娘后，要中国人也干这个缺德事。不干的一个个都杀了。正好有个和尚要进城，日本兵叫和尚“快活快活”，和尚双手合掌，念声“阿弥陀佛”。日本兵讥笑他“没有用”，便把他男人的东西用刀子割了，和尚在地上滚了好长时间活活地疼死了！那阵子佛门遭了劫难。武定门正觉寺被日本兵杀死了七个和尚，莲华法师告诉我的。通济门外的龙华寺印沅和尚的师父也是被日本兵打死的。小心桥百岁宫里有位70多岁的隆华老师太，她见日本兵作恶多端，虐杀生灵，就叫人在大殿上架好了柴火，自己盘腿坐在上面，日军冲进宫后，她点火自焚，人和宫一起烧了。

6.朱寿义口述

朱寿义，男

提起大屠杀，我要哭啊！我是基督徒，基督教我们人要爱人，要拯救世人。可日本兵却人杀人，这是罪恶，这样的人进不了天国永生。我从小在南京，南京危险了，我要逃扬州。我带着老婆、儿女一起到水西门。一条小船上铺了一条芦席，刚要上船，上帝在我耳边说话了：“船漏水了，不能去，要死在江里的！”

我说：“回去！”花了七八块钱，要了两部黄包车，又拖回来。回到青年会，碰到费吴生和密尔士牧师。他们说：“不去好，你搬到安全区去吧。”

我搬到阴阳营47号，是平房，我把丈母、舅舅、姨父母、姐夫四五家三四十人一起叫去。只过了三四天，日本人来了，穿黄呢军服，拿枪拿刀，凶样不得了！是强盗！是土匪！什么都要。还是畜生，见到女人就强奸！我老婆抱着姑娘，脸上涂着锅烟子，穿着她母亲的破棉袄，四十几天不洗脸！我跪在房子上祷告：“主啊，救救我吧！”

没有用。我的亲戚中，有三个姑娘被日本兵抓去了，小的才12岁，过了几天才回来，那天夜里，一人手里拿一支蜡烛，跌跌撞撞的，哪里还像人的样子？小的那个吓坏了，黄胆吓破了，回来就死了，我去难民区开条子，弄了一口小棺材。（他停了好一会，哆哆嗦嗦地从衣袋里摸出手帕擦去眼角上的泪花。）

我父亲60多岁了，天冷，戴了一顶皮帽子，日本人说他是“太君”，用绳子绑起来跪在地上，要杀头，刚刚举起刀，费吴生坐汽车来救了。耶稣保佑！

中国人可怜呵，一个老头在阴阳营走着，日本兵举起枪托，一下砸下去，满头都是血！十几岁的一个小孩好好地站着，日本兵“嘿”的一声，一刺刀捅到大腿上，血不得了，小孩爬不起来！我眼泪直掉！后来又说要夫子去抬子弹，抓去100多个，一个都没有回来！

我在中华路的三间房子也给日本人烧了，烧了我家不稀奇，烧了教堂我心疼。青年会是两层楼的洋房，烧了教堂哪里去祷告？

（说到这里，朱先生嘴唇不停地颤动，眼圈慢慢地红起来，全身都战栗着。终于，泪水流下来了！）

我一生穷，我一生不做坏事。难民区地板上和我睡的一个人，叫王承典，鼓楼开拍卖行的，日本人来以后，他进了自治会，当个什么社会局长。四五十岁，个子不大。他对我说：“朱先生，我们是难友，我给你弄个位置，当个区长吧。”

我说：“我只能写字算账，我胆子小，这种事你另外找人。”

“这么好的发财机会你不干？”他说：“一区在夫子庙，日本人要去找花姑娘，你不干，那你去二区，二区在升州路。”

“我不干。”我说。

“你这个人不识抬举。”他在地板上翻了个身，屁股朝我转过去了。

我要是去了，肯定要做坏事，就活不到今天了。那个王承典早死了！我最难过的是当亡国奴，出去左膀子上要戴太阳臂章，见到日本人要鞠躬。没得办法，忍辱负重啊！中华门城楼下那时有五个日本兵站岗，进进出出都要搜查，女人要脱裤子摸。惨！评事街小学门口有一个日本兵站哨，走过要弯腰低头，我不走，我八年不走那条街！我不喜欢“中日亲善”，我不忍心！你是记者，你是作家，你要讲公道话，你看看我的心！

（他激动地掀起衣襟，露出一根根肋骨和满是皱纹的松弛的皮肤。这是一个苍老的瘦骨嶙峋的胸腔，胸腔里有鲜红的心和鲜红的血！）

7.沈锡恩口述

沈锡恩，男，80岁

调查地点：鸡鹅巷

我家清朝末年就住在这里了，从曾祖父开始。我80岁了，我没有跟孩子走，我是作为纪念。我儿女有十一个，现在已经四世同堂，合起来大大小小有46个人！有的在杭州，有的在武汉，有的在扬州，还有个儿子在台湾，叫霞林，今年56岁，日本人来那一年才6岁，我拉着他到处跑，够苦的。

日本兵进南京是冬月十一，冬月初九是我30周岁的生日，那天面也没有吃，大炮到处响，吓得不敢出门。我想，我们是平民，是教徒，两军交战对我们还不至于怎样吧，总有人道吧。谁知第一天就出了事情，原先我这房子后面就是清真寺，管寺的是60多岁的张爸，他是山东人，大个子，一个人流落到南京。他脾气犟，他要管清真寺，不去难民区。结果被日本人用刺刀戳死在寺后面的池塘边，脸朝下趴着。是我给他沭洗的，哎哟！一身都是血！我数了数，上身下身有十几处伤，衣服都被血粘住了，根本脱不下，我用剪刀从袖子里剪开，剪到领子慢慢地撕下来的，灰衣服上粘着一片片的血和肉！没有白棉布包，只好找了一条旧被单。可怜张爸单身一人，老了竟死得这么惨！我们给他埋在中华门外，还用石头立了一块碑，上面刻着他的名字和亡故的年月，碑头还有阿拉伯文刻的“奉普慈特慈的安拉之名”，这是我们的习俗。愿真主保佑他！

提起日本兵，我真恨啊！我当时洗的尸体，都是血淋淋的！少手少脚的，没胳臂没腿的，还有没有头的！我们伊斯兰教的规矩是死了人不得大声哭喊的，可我忍不住，我难过，我总是呜呜地哭。中华门外一条巷子里，地上躺着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孩，小孩才1岁的样子，扯着他妈妈染血的衣襟，哇哇哭着要吃奶，他不知道妈妈已经死了！汉中门内的乌龙潭里，一个塘里漂满了尸体，满满一池全是血水！还有九华山下现在煤气公司那地方，那时候来不及掩埋，死人堆了一大堆。去年有个日本人叫本多胜一来访问我，我带着他去看，我讲实际情况。日本有人说不是侵略，是进入，你进入到中国来干啥？你拿着枪、拿着刀杀人放火还不叫侵略？想起日本人我就来气！

真主至大！

8.何守江口述

何守江，男，69岁

调查地点：五所村290号

调查时间：1986年8月19日

你问我哪里人？我老家在滁县，12岁要饭来南京，后来卖烧饼油条。日本人来了，跟着大家跑反到江北，我记挂着两间小房子，就偷偷坐小划子过来，七里洲、上元门那边全是尸体，回来一看，房烧了。日本兵到处抢花姑娘，拖住就干坏事，还抓耳坠，抢金戒指，好些女人剃了光头躲到尼姑庵里。冬月十二，日本兵抓了几百个难民赶到宝塔桥上，用枪逼着往下跳。宝塔桥是石桥，很高，跳下去的大部分都摔死了，淹死了。没有死的，日本人在桥上用机枪扫，都死了。

那时煤炭港是杀人场，枪扫过再用汽油烧，烧得死人身上吱吱地响。日本人在那里设了一个卡，一个小青年把良民证拿倒了，日本兵打了他三棍子后，抓起来往地上摔，摔得半死。一个妇女鞠躬没有鞠好，一刺刀挑死了！

9.杨品贤口述

杨品贤，男，72岁

调查地点：侯家桥18号

调查时间：1986年9月17日

日本人攻南京，我在夫子庙乐古斋古玩店做事，刚满师。老板叫杨乐民。古玩店后来被日本人烧了！

我躲到华侨路兵工署里面。和我住一起的一对夫妻和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小孩扯着父亲要到门外看看，日本兵一刺刀把小孩的父亲戳死了！第二天下午，住我对面屋里的两个姑娘，被三个日本兵轮奸！父母吓得闭着眼睛不敢动，姑娘蛮漂亮的，哭死了。你问我怎么知道的？这我亲眼看见的嘛！在我对面，门开着的。上海路防空洞里躲了二三十个人，都被日本人用枪扫死在里面！水西门棺材店的小老板，20多岁，死在豆菜桥口，日本兵把他的舌头割掉了，眼睛也挖掉了，血淋淋的，躺在路上疼死了。

领了良民证后，我回小彩霞街6号家里去，一路上都有尸体。走到陡门桥，看到电线杆上挂下来一串东西，我走近一看，是用细麻线穿起来的一串人耳朵！走多近？三米差不多！从电线杆上头挂到离地四五尺的样子，我当时就想，这下杀了好几百个人！这事我印象最深，不会错，耳朵支离破碎了，都沾着血，我看了吓得要命！后来我写过一篇《劫后余生》的文章，里面写有这件事，年代久了，文章找不到了。

10.张玉珍口述

张玉珍，女，81岁

调查地点：四牌楼73号

调查时间：1986年9月20日

可怜呵，冬月十一日本人进城，冬月十二我家就遭难了。那一天，在门西福音寺开豆腐店的哥哥被日本兵逼到床边，非要花姑娘，我嫂子躲在芦柴堆里，吓得发抖。日本兵找不到女人，就一刺刀把我哥哥戳死在床上，床下一抽屉满满的都是血！我姐姐一家更惨，姐夫被日本人刺刀捅死，兰英姐带着四个小孩跳了河塘！

他们住哪里？姐姐住在城南石坝街的白塔巷口，姐夫姓秦，以前在汉口做工，后来靠收房租在南京糊日子，他有三进房子，祖上传下来的。他舍不得房子，所以不去难民区。

冬月十二那天，日本人冲进门，把姐夫和一个姓徐的房客拖到巷口，一边一个站好，一人狠命地一棍子，两人都倒下了。我姐夫49岁，戴一副眼镜，高平头，灰长衫。那个房客是邮政局长，快70岁了，白头发。过了一会儿，房客醒过来了，他女人正准备跳塘，姓徐的老头喊：“我没有走，你不要寻死！”后来他们进难民区了。

后来？我姐夫后来也慢慢醒转来了，头发上粘糊糊的都是血。他刚要爬起来，日本兵又过来了，一刺刀戳进肚子里，再一绞，肚肠白花花的都拖出来。

姐姐一看男人死了，日本人又经常寻上门做坏事，就咬了咬牙，带着四个孩子跳进了巷子南面白鹭洲的金宝山塘！做什么坏事？这就不要讲了，说出来难听。有一个卖烤山芋的老太，是邻居，这人好，她在后面喊：“秦大嫂，你不要死！”

后来有人跳下去救，救上来四个，1岁多的小孩淹死了。我姐姐那年40岁，她中等个子，缠小脚，脸白白的，脸上有些雀斑。救上来没有衣服换，躲在床铺下发抖，又冷又气又怕，三个小孩子哇哇哭，哭他们爸爸，大的孩子才11岁。

到晚上，日本兵来放火了，外面老太喊：“快出来，要烧死人了！”我姐擦了擦眼泪，拉着孩子从火里冲出来。她是小脚，跑不快，摔了好几跤，可怜！

第二天火灭了，灰堆里躺着一个人，曲着身子，一半烧焦了，看到一只黑鞋，才认出是我姐夫，只好草草地在白鹭洲挖了个坑埋了。

没得办法，家破人亡了，只好到难民区去，国际委员会救济了一些衣服，发了两条被单，还有一些粮食。那时候有好心人，也有坏良心的。我姐姐第二个小孩那年8岁，被人拐跑了。有人说是旁边那家裁缝干的。裁缝的女人不是东西，以前是夫子庙当妓女的，牙齿扒出的，一脸恶相，她不会生小孩。好几个人去找她，她到惜字庵里赌咒发誓：“小孩是我拐跑的，今天夜里不得过！”这是下午3点钟的样子。菩萨真灵！当天夜里这个女的得急病死了！怪不怪？

人要有良心，不要做亏心事。

11.孙庆有口述

孙庆有，男，74岁

调查地点：石榴新村157号

调查时间：1986年9月22日

以前这里叫王府巷，现在叫石榴新村，因为对面有个石榴园，名字蛮好听，1958年改的，年轻人不知道王府巷了。

日本人进城的第二天晚上，就来放火烧卫生所的房子。我们这里是棚户区，都是穷人，芦席棚一点就着。对面省委党校当时是国民党的政治学校，日本人住在里面作兵营，是中岛部队，坏得很。你来访问，还作笔记，我高兴。说出来我心里好受一点，不说真窝囊。那天日本人进门，我“呼”的一声站起来立正，日本兵上来摘掉我的破礼帽扔在地上：“你的媳妇有？”我摇摇头。“金表有？”我哪里有？我又摇摇头：“没有。”

“妈的，八格牙鲁！”几个日本兵一边骂，一边“叭叭”打我嘴巴子，走了一会儿，又来一伙，牵着狼狗，那狗会认人，见到中国人会咬，“呼”的一下扑到我身上来了，我连连后退，还是咬住了脖子，疼得要命呵，日本兵哈哈地笑。日本人欺侮中国人，日本狗也欺侮我们中国人！

我家隔壁汪家的二姑娘，20岁，瘦巴巴的，身材蛮标致。也是那天下午，两个鬼子堵住门，进去就扒掉她的裤子。她喊：“救命！”我没有办法救她，我被狼狗咬得动不了。鬼子在她肚子上踢了一脚，上去就干坏事。日本人走后，她呜呜地哭，穿蓝衣服、黑裤子、小沿口鞋。我娘劝她：“二闺女，不要再吱声了，有什么用呢？”

我们这边有个刘大胆，是回民，大头、黑脸、高鼻梁、尖下巴，两肩膀很宽，30岁左右，帮马登高磨面的。他气坏了，他说他也要去放火把日本人都烧死！

马登高家就挨着政治大学，天刚黑，刘大胆翻过院墙就放起了火，烧了！日本人抓不住他，他跑得快，路熟。日本兵急了，到处抓人去救火，谁去？抓了个收废纸的徐宝弟，还有韩天成、高三、郝三四个人，喊去却没回来。我家是草棚子，头天没有烧掉。我娘叫我把破棉被搬到外面空地上，因为火快要烧过来了。我回到家，在篱笆墙的一个洞里朝外看，火烧得很旺，月亮似亮不亮的样子。快11点，日本人嗷嗷叫，要杀人了！

刘大胆跑到我家看了看，说：“火是我放的！”就飞快地顺着巷子朝后跑了。他前脚跑，日本兵后脚跟进来。几个手电往我脸上照，哗地抽出刀，朝我头上啪一刀，血当时就喷出来！我想死也不死在你日本人面前，就捂着头冲出门。外面还有个鬼子，一挡，王八蛋赶上来，在我背上刺了四刀，左耳下两刀！我趴下了，不知道了，迷迷糊糊的，我不吱声，一吱声就没命了！

狗日的，真厉害！那年我才25岁。西边又抓来一个姓徐的，身体比我好，当印刷工的，头靠着我的头，仰天刺了五六刀，刺一刀喊一声“俺娘啊”，这个老实人叫了五六声不会叫了。

那天夜里，路对过的老头范永昌也被鬼子用刀砍死了。拖水车的白老五也死了，两个儿子大的11岁、小的8岁，趴在他身上，也是日本兵用刀挑死的，儿子老子三个死在一块，撇下了一个女人！白老五对面一家姓王的，只有娘儿俩，儿子十八九岁，是瞎子，算命的。他母亲跪着求饶：“先生，他是瞎子。”不管，也杀了，老太太也一道杀了！

还有个吴三，收鸡毛的，他藏在鸡毛堆里，一刀，从前心戳到后心！还有刘三，收旧货换鹅毛的，30多岁一个光棍，被日本人砍了11刀，死了！

刘大胆后来也抓到了，也是那天夜里，收旧瓶子的回民王耀岳看到被抓住的，不知是刀劈死的还是火烧死的，反正是死了，还有一个差一点忘了，是卖粥的瘸子20多岁，喊他去救火，他腿不便，走不快。日本兵一刀从左肩膀砍下来，脖子砍掉一大半，死在路边。旧货店的人用门板盖起来，有人来搬门，一看是瘸子，血糊糊的样子！

我被砍倒后大约半个多小时醒了，摸鱼收旧货的龚茂福几个人把我抬到屋里。我妈哭了，我家眷也哭了，她才16岁。我说：“不要哭！”我在屋角落里躺着，摸到了一根皮带，往血淋淋的腰上一勒，披了一件在拜堂时穿过一次的灯芯绒棉袄，被送到鼓楼医院，我娘一个个地磕头，姓张的一个医生把我抬到他的房间里抹药包扎，后来在难民区一个铜板买一碗稀饭，一天只卖两碗。我趴着躺了一个月伤才好。

妈的个蛋。那一夜杀了十八九个！

12.魏廷坤口述

魏廷坤，男，73岁

调查地点：长白街509号

调查时间：1986年9月20日

（我去采访时，他离开人间五个月了。客厅的粉墙上挂着他的遗像：方脸、浓眉、两眼有神、高鼻梁、花白头发、英俊和善。他的老伴说：“他不大多说话，他血压高，他喜欢听收音机。”遗像下的方桌上，还放着他生前听的熊猫牌小收音机。我在遗像前默哀，他望着我，好像有许多话要说。我摘录了他生前留下的证言。）

当时我家住头条巷18号，日本人杀进城了，我们全家躲到成贤街一座没有盖好的楼房的地下室里。这里已经躲了三四十个人。有一个炸豆腐干的中年人冒冒失失地到洞口去望望，正好被日本兵看见，一枪就打死了。过了一会，来了好些日本兵，用刺刀把地下室的人都赶出去。我忽然发现墙边有一个没有封口的烟囱，我就钻进去躲了起来。不一会，外面响起了枪声，我父母和其他三四十个人都死了。

夜里，我肚子饿，就钻出烟囱出来找东西吃，钻到一个大的小管子里，仍然听到枪声不断。三天后，我趁天没有亮钻出水管，被日本兵看见了，赶到一个已经集中了好几百个人的地方，后来有不少人用绳子绑起来押到汉中门去，听说都杀死了。我被赶到难民区，听人说难民区里的年轻人也要来抓，我就逃走了。

13.左润德口述

左润德，男，66岁

调查地点：石榴新村159号

俺家来南京九十几年了，老家在山东。家乡口音改不了，一代传一代！那时俺拾煤渣，父亲拉人力车，苦人啊！俺那时跟老孙住不远，就是上午你找的孙庆有。

你听我说，冬月十二下午三点钟，日本兵来拖俺，说俺是中国兵，赶到小王府巷，是磨坊马二的院子，进小门，右手一拐就是，院子门口有个日本兵放哨，他没有枪，手里拿一把斧头把门，押进去有七八个人，俺后面的一个回过头去看了一眼，斧头就砍了下来，不很重，后颈破口子淌血。进了院子叫俺们跪下，脸朝西，俺是北边第一个，挨了斧的是第三个，他跪下就昏过去了。

有七八个日本兵。刚举刀要杀，跪南边的那个人不知怎么的叫了起来：“有马！”日本兵不知道怎么回事，叫他起来带去找马。这人是赶马车的，日本兵都跟他去了，只留下拿斧头和拿枪的两个日本人。拿枪的日本兵开始用刺刀捅了，从南边开始的，还是拿斧头的把门。第一个跪着的人“啊”地大喊一声倒地了，俺想要死要活就这一下了，就和右边的官生志膀子碰了一碰，俺呼的一声站起来，冲到门口，那个拿枪的日本兵不知怎么回事，用枪拦了俺一下，跟在俺后面的官生志头一低就钻出去了，刺刀划在俺的胸上，俺知道枪刺能拔下来，就抓住刺刀，日本兵往后一拉，自己坐在地上了。开始，拿斧头的日本兵管着跪着的几个人，后来他过来了，地上的人都站起来也想逃出去。俺趁那个日本兵倒下的时候冲出门了，他在后面开枪，第一枪没中，打第二枪时俺拐了个弯，转到另一条巷子里了。那天下午小院里杀死了四个，跑掉了三个。

夜里，鬼子来放火，俺这一片都着火了，许多人出来救，被日本兵拖着往火堆里扔，烧死了一百几十个！错不了，我数的。

敲鼓？有的。埋尸时有时候日本和尚敲几下鼓，敲起来阴森森的，怕人！怕死人？死人有什么好怕的？死人也是人，就差一口气。我干了一个多月，是难民区卖粥的人招我去的。我收尸都在城南。这一带有一百多。破肚拖肠的看得多了，中华门、光华门到处都是。一辆车上三个人，两个小工，收一个记一个。一个死尸、一张席子、两根绳，一卷一扎就完了。江东桥是国民党军队撤退时炸的。日本兵过河，就用尸体填。汽车一开，往下塌，又加上土。桥下全是尸体，数不清！妇女是最惨的，大多是强奸以后杀死的。评事街一条巷子里面有一个女尸，被日本兵四肢捆在床上，下身塞着一个“正广和”的汽水瓶！我给她解开了手脚，我哭了。

14.袁昌华口述

袁昌华，男，66岁

调查地点：七家湾32号

我当时住难民区大方巷10号，七家湾那时有100多户人家，大部分都住在大方巷10号，那是个大院，屋很多，现在还在，你可以去看看。我们住多长时间？我家在这里住了六代人了！你不问这个？问难民区，在难民区住了四个多月。那时我17岁，挑担做小生意，上午卖糯米饭，下午卖糖芋苗。我记得最凶的是冬月十四那天上午，十点钟左右，进来十几个日本人，毛胡子，都有枪，吓人呵！那天下大雪，我一看不好，就跑到三楼顶上的晒台上躲起来，我们有十几个小伙子都躲在顶上，日本人怕滑不敢上来，他们穿马靴，底下是铁钉，滑一跤要命！一个皮匠倒了楣，抓去杀了。我的叔叔杨文才也是那天被抓走的，抓走也死了，我祖母见小儿子抓去了，东找西找找不到，急死了。

那天抓去不少，被杀的人很多，有三四十个，姓曾的、姓薛的、姓沙的、姓夏的、姓季的、姓李的、姓杨的，多唻！

15.夏春英口述

夏春英，女，63岁

调查地点：七家湾32号

我家那时也躲在大方巷10号。我伯伯夏松波没有去，和姓沙的老夫妻两个守在鸭子店里，日本人进来要花姑娘，刺刀对着伯伯的胸口，我伯伯吓得直发抖，日本人哈哈大笑！

伯伯没死，我大哥死了。就是冬月十四那天，我嫂子躲在金陵女子大学里，穿大褂，戴礼帽，脸上抹灰装男人。小侄女跟着我妈和我哥的丈母娘。大哥叫夏春海，那年30岁。什么模样？中等个，脸长长的，一脸都是蝴蝶斑，他在汉中门外宰牛的。太阳快到中午的时候，日本人进来，看到年轻的男人两个一双捆住就押出去。还有前面牛首巷姓李的一个阿訇，才二十出头，刚刚新婚，和我们住一个房间，矮矮胖胖的，也押出去了，与我哥一起捆去的，押着往下关的江边走，我妈和我哥的丈母娘背着侄女儿追着喊着叫儿子，日本兵用枪捣我妈，哭死也不睬。可怜我哥后来死在江边，那年嫂子才23岁。

说起来伤心，每年到冬月十四，我妈就哭着想儿子哭了几十年，她活了86岁，刚死。

16.伍贻才口述

伍贻才，男，62岁

调查地点：七家湾60号

我是老巴子（南京方言，排行最小的孩子），那年才12岁。我的三个哥哥和母亲去难民区了，我和60多岁的父亲看家。日本兵常进来要花姑娘，要香烟，我害怕，过了三四天也躲到难民区了。

隔了四五天，邻居沙老头来告诉我妈，说“老头给日本人刺死了”。我们回家一看，老父亲穿着黑袍子仰天躺在巷子口，棉袍上一块块血都硬得邦邦响了，前胸刺了四刀！邻居说，那天鬼子吃了酒，找父亲要花姑娘。父亲听不懂，不知道怎么回事，几个日本兵就把他拖到巷子里，一刀刀地戳他。我们四个儿子把他抬到五台山，从塘里抬来水洗净了他身上的血，用白被单包着埋了，大哥找了块木板插在上面，用毛笔写的字：先父伍必成之墓。

唉，50年了。

17.兰桂芳口述

兰桂芳，女，65岁

调查地点：七家湾60号

那年我17岁，22天时间我家死了三代四口人，我外公被鬼子放火烧死，姐姐兰桂英坐月子吓死，小外孙没奶吃饿死，老公公见媳妇、孙子死了，也急死了。

我在五台山难民区看到日本兵刺刀尖上挑着小孩还哈哈笑。我们后面一家姓马的卖盐水鸭的没有走，女人躲在柴火背后，日本兵看见摇篮里躺着个小孩，逼老太要小孩的妈妈。老太说：“小孩妈妈死了！”日本兵抓起几个月的小孩扔进水缸里淹死了！马家的小叔子和侄子也是给日本兵用枪打死的。

日本投降后，叫日本兵挖秦淮河，给他们吃发霉的米饭。这时我不怕他们了，我常去看。休息时有人骂他们，恨他们。有的日本兵说：“我不杀人，我也有父母孩子。”有一个日本兵哭了：“我是被抓来的，我也是人，我没有杀中国人。”谁知道他们说的是真是假，我不信！

18.陈玉兰口述

陈玉兰，女，68岁

调查地点：七家湾51号

日本人来时，我女儿红珠生下才40天，住在上海路难民区。红珠爸爸是第二三天抓去的。叫什么名字？叫周汉成。这个死鬼不听我话。大院子里有几十个人在晒太阳，我叫他：“周汉成，进来，外面在抓人！”他说：“怕什么，我们是好人！”话刚说完，两个日本兵进来了，皮靴喀喀响，日本兵用手指着一个一个地拖出来，又一个一个地用麻绳扣在脖子上，院子里抓了七八个。我在门缝里看到的。出去？我哪敢出去？出去也给我一刀！这死鬼进来过一次，穿了件羊皮袍子又出去晒太阳了，进来不出去就没事了嘛，也是该死！他拖出去时连礼帽也没有戴。啥样子？中等个，瘦长脸，那年23岁，是印信封的。啥时候？中午，还没有吃中饭。

抓去的人都没有消息，听说都在下关一起扫了！他死了，我苦了，拖着个娃儿糊日子，说不完的苦水呵！

死的何止我家一个，我弟弟小狗子到娃娃桥去找我妈，抓去音讯全无。那时电线杆上吊着死人，有跪着的，倒下的，五花大绑的，各式各样死的，不得了！以前我连树叶子掉下来都怕。见鬼子我个个恨！奸盗杀抢，都有他们的份！

19.汪昌海口述

汪昌海，男，64岁

进难民区两个礼拜了，日本兵把我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夫喊去当伙计，中午回来，他们很累。我和外孙拿两个银角子去打酒，走到中国国货公司（现在胜利电影院对面），来了五个日本兵，没头没脑朝我们刺来，酒瓶打碎了，我倒地了，一摸嘴上都是血，牙齿掉了半个，嘴唇刺通了，日本兵笑着走了。

后来烂了，流臭水，吃饭喝水都往外淌。有一天我在路上捡了一盒润面油，涂涂好了。但不能笑，一笑，就又崩开了，过了半年才好。50年了，喏，你看，现在还有疤。

20.赵温氏口述

赵温氏，女，85岁

调查地点：七家湾4号

我3岁搬来，在这里住了82年了。七家湾给日本人杀死不少，草桥清真寺里有七八个，难民区大方巷10号抓去186个，七家湾的有三四十。怎么知道的？我一个一个地数，记在心里的！卖牛肉的姓季、姓夏的都是抓去的。还有一个姓金的。当时骗去的，说出去做工，会回来的。我老头赵文亮也被抓去了，摸摸头，摸摸脚，那年46岁。他抓了三次，放了三次，第四次抓走就没有回来。干啥的？扇子上画画的。

我们那一个房间里住31个人，7户人家，大地铺。有个姓沙的人聪明，日本兵来了，他钻到一个麻包里，姓李的一个麻子一屁股坐在麻包上，所以没有被抓走。一个骑马的日本兵在我身上掏，掏去了十几个银角子，吓了我半死！

你说我记性好？恨！当然记得！居委会开会，老头老太一起回忆，都哭。

21.杨余氏口述

杨余氏，女

日本兵打南京时，我有七个孩子，大的10岁，小的还不满周岁。当时，我自己养六个，三男三女。还有一个女儿交给我在伟子街的弟弟家寄养。

日本兵进了城，我从家里带着六个孩子，还有邻店家一个15岁的女孩子，一起躲进了离家不远的一个防空洞。

哪里晓得躲不住，给日本兵看见了。他们先用机枪朝洞里面扫，后来又对准防空洞火烧烟熏。等日本兵走后，可怜我的六个孩子，以及邻居家的女孩子，统统被杀害了，只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活着跑出来。

我又急又怕，慌忙抱了一条被子，连夜跑到伟子街我弟弟家里。后来寄养在弟弟家的那个女儿也病死了，可怜啊，我七个孩子一个都不剩！如今老了身边没有一个人！苦啊！

22.邓明霞口述

邓明霞，女，71岁

我本来姓刘，我丈夫邓荣贵被日本兵打死了，公公婆婆没有孩子，我就姓了邓，生是邓家人，死是邓家鬼，我为邓家守寡，守了50年了！

不瞒你说，我命苦哇！我男人死时我才21岁，女儿小华还不到1岁，今年她50岁了！我吃了50年的苦啊！

荣贵什么样子？喏，我女儿像他，高高的，黑黑的，脸长长的，双眼皮。他剃平顶头，是在船上烧火的，平常穿短褂，进难民区时穿我哥的一件皮袍子，外面罩着黑大褂，脚穿布棉鞋，头戴灰礼帽。我的男人嘛，我怎么会忘记！一生一世都记得！

那天是冬月十四，我们躲在山西路难民区，就是现在军人俱乐部里面。一早，我妈烧了一桶汤饭。正要吃，日本兵大批到了，把铁栅栏门一关，大声喊：“都出来！都出来！”

出来后，有个像汉奸的人叫：“男的女的分开站！”

荣贵手里抱着小华，他不肯离开我们母女两个。但日本兵拿着刺刀和大木棍在赶，他只好把孩子交给我。这时，三挺机枪堵着大铁门，日本兵在男人堆里挑出二三十岁的人另外站队，先看头上有没有帽印子，再看手上有没有老茧，年纪老的不抓，太小的也不抓，站出了好几百人，可怜我荣贵那年35岁，他是最后一个拉过去的，他不肯去，是用枪打着走的。有一个老太跪在地上哭着求情：“老爷，老爷，我三个儿子留一个给我！”日本人端起就是一枪，老太倒在地上了！我吓得动都不敢动。

过了一会，大门旁开了个小边门，拉出来的几百个男人被枪赶着押走了。荣贵看着我，我叫他喊他。出铁门时，他还回过头来叫了我一声，我手里抱着小华，哭着叫着，一直到他的那顶灰色的礼帽看不见为止。

这是上午十点钟的样子，难民区里老子哭儿子，妻子哭丈夫，小孩哭爸爸，一片凄凉！一个汉奸模样的人说：“不要哭，抓夫去了，到城门口抬死尸去了，过几天就会回来的！”

这一说哭声小了一些，可是到了晚上有人来说：“拖出去的人都用绳子拴着，在大方巷的水塘里用机枪扫死了！”这一讲又使多少人伤心得大哭起来。日本人的皮靴响了，我们连忙捂住嘴，不敢哭，眼泪往肚子里流。

我不死心，我总盼望荣贵是抓夫去的，他总会回来的。可天天盼，月月盼，他没有回来。他死了，连个坟都没有。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给他留了套衣服，想买个棺材，招魂入墓留个坟。衣服是白斜纹衬衣、中山装、西装裤。可回到堂子街的家里，房子全烧了！

我们孤儿寡母可苦了，为了活命，我抱着小孩纺纱，一天挣两三角钱。后来没得纺了，我就拾柴火、挖野菜，去当佣人给人家洗衣做饭，做了四年没得做了，又典当衣服去跑买卖贩香烟，可怜在车站上叫鬼子揍了我几棍子，疼得站不起来。我是天天眼泪伴野菜过日子，小孩吃包谷糊拉肚子，拉虫子，人又瘦又黄。长到三四岁了，跟着别的小孩去拾柴火。有一次走丢了，天昏沉沉的，要下雷阵雨，我急得哭老天。亏得碰上了挑桶卖酸菜的老伯伯，老人家心眼好，抱着小华送回来了，手里还拿着两块饼，我想报答报答人家，可身上没有一文钱，只好母女俩跪下来，给老人家磕了头！

23.薛世金口述

薛世金，男

我10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后来到白下路德昌机器厂当学徒。日本人打进南京时，我已满师了，结婚才几个月。我老婆叫潘秀英，17岁，圆圆的脸，大眼睛，个子高高的，不太胖，人雪白干净，蛮漂亮的，她老子是和记洋行看大门的。

我叫师傅一起躲到难民区去，他近60岁了。他说：“我见过的事情多了，日本人不会杀老百姓的。”我带着母亲和老婆从武学园家里到了难民区，一看人很多，我想，我们家门口有躲日本飞机的防空洞。能躲飞机的洞，难道躲不了日本兵？我说：“这不受罪吗？回家吧！”

我把母亲和老婆在地洞里安顿好，就到厂里去看师傅，师傅被日本人打了七枪，死了，我们几个徒弟把他埋在中华门外。我刚到家，与秀英没有说几句话，日本兵叽里呱啦地来了，我连忙叫她和母亲钻进地洞，我在上面又盖了一些杂草，我躲进后院的小屋角落里。

日本兵一进来到处翻腾。他们用刺刀挑开杂草后发现了地洞，就又是叫喊又是开枪，逼洞里人出来。我母亲刚出洞口，脚还没站稳，日本兵举起东洋刀，一刀把我母亲的头砍下了。秀英一见婆婆这个光景，吓得哆哆嗦嗦，日本兵吼着催她爬上来，她胆战心惊地一出洞，日本兵也是一刀。这一刀砍在脖子左边，她当时流着血昏倒在地上了。

日本兵一走，我急忙跑到前院，只见63岁的老母亲身子在门口，头滚出一丈多远！秀英也倒在门口，她的短发和士林蓝褂子上都是血。我抱着她叫她喊她，她醒来就喊我：“世金，世金，我不行了。”

我连忙把她抱到房里，她用手捂着脖子喊疼。我先出去把母亲的头捧回来放在蒲包里。又请邻居和师弟金子成帮忙，把秀英抬到鼓楼医院。

我急忙回家准备收殓母亲，不料半路上碰到两个日本兵，用棍子捣我，叫我在前面走，一直走到水西门的一家当铺里，里面关了100多人，关了两三天，叫我们往芜湖抬东西，叫我拉黄包车。过了八天才放回来，我立即赶到医院去看秀英，秀英不会讲话了，大眼睛里亮晶晶的，含着泪水，直盯盯地看着我。她流产了，她有三个月的身孕了，医生端着盆子给我看肉滚滚又血淋淋的我们的孩子，我痛心得呜呜地哭。

我的母亲是带血掩埋的。血海深仇！过了几天，秀英也死了，日本兵的这一刀砍了她左边半个脖子，刀锋割到她的喉咙口！

我跑回空荡荡的家里哭了一整天。我的娘啊！我的秀英啊！

24.姜根福口述

姜根福，男，57岁

你来了三趟了？我在船上上班。来采访我的人很多，我是苦出身，我一家的苦难可以写一部书，大小九个人只剩下我们弟兄两个，两个孤儿！

从日本兵来讲起，好不好？我父亲徐长福是给马福记元大公司的小火轮拖船的。我母亲是摆跳板的，就是给岸上的人来河里淘米洗菜铺一块跳板，给一个铜板一把米，这行当现在没有了，你们年轻人不知道吧。我兄弟姐妹有七个，大姐姐早给了人家，一家还有八个，天天吃豆腐渣、米糠、大麦面、菜皮子，包谷面算是好的了。

日本人进了南京，我们一家上了自己的一条破小划子，下关乱，就顺着惠民河往上到水西门、三汊河方向去。到了石梁柱，划子漏水了，头、尾和中舱都漏，二姐、三姐拼命舀水，舀的没得漏的快，父亲说“不行了”。他赶紧把我们一个一个抱上了岸，只抢出来一条破被子，小划子就沉了。

天黑了，父母带着我们摸到一个村庄，有七八户人家，人一个也没有，都躲日本人跑了，我们不敢住。又走到一个村庄，有10多户人家，全是空房，也都跑反了。父亲带我们到江滩边的芦柴窝内躲起来。父亲带二姐、三姐在一处，母亲带我们弟兄四个在一处，相隔几十公尺。那时，小弟弟才几个月，母亲没有奶水，他饿得直哭。那天夜里，圩堤上过日本兵，圩堤高，我们在堤下洼地里。日本兵手电到处照，照到我们了。十几个人下来了，好几个鬼子拉着我母亲要污辱她，我母亲死死抱着小弟弟挣扎。一个日本兵从我母亲怀里夺过小弟弟，活活地摔死了，母亲扑上去抱起来，日本兵打了两枪，我母亲和小弟弟都死了。

我们不敢哭，父亲也不敢过来，直到日本兵走了蛮长时间，天快亮了，父亲和姐姐才过来，全家都哭了。父亲去村子里找几块板钉棺材了，我们看着母亲，她很瘦，尖下巴，梳一个巴巴头，穿黑棉袄，棉袄的大襟、肩头和两肘有四块补丁。大襟上都是粘糊糊的血。父亲把母亲和小弟弟装进一个门板钉成的木盒子，木盒子放在圩堤上。父亲带着我们仍然躲在芦柴窝里。过了两天的下午，日本人又在圩堤上过队伍，他们看见了我父亲，就抓着他走了，叫他扛东西，一走没有音讯。

二姐带我们了，还有一点小划子里带来的豆腐渣吃。又过了两天，中午的时候，二姐正想给我们搞饭吃，圩堤上又来了日本兵。我们都不敢吭气。可日本人看见我们了，二姐往塘边跑，好几个日本人撵，撵到现在河运学校那个地方抓住了。二姐那年13岁，日本人扒她的衣服要污辱，二姐死活不干，还打了日本人一个嘴巴子，一个军官模样的日本兵抽出长刀，把我二姐的头劈成两半！我们在芦柴窝里看到的。日本兵走后，我们跑过去看二姐，她躺在堤上，身上穿着破得不得了的一件黑底小暗花棉衣，是人家给我们的。二姐对我很好，她去帮人家剥蚕豆，一天挣几个铜板，回来总要买一个烧饼给我们每人一小块分分吃。现在她只有半边脸了，短头发只有半边了，半个头在圩堤下边！

11岁的三姐说：“不要哭了，鬼子还要来，我们走吧。”在芦柴窝里又过了一夜。我们饿得哭，三姐哄我们：“别哭，日本人来了要打死的。”天亮了，她背上背着3岁的小弟弟，一手搀我，一手搀着五弟往三汊河走去。找了大半天找不到东西吃，我们都哇哇哭。三姐也哭，她拿了个和面的瓦盆到塘里舀来了一盆水给我们喝。水通红的，是血水，塘里有好多尸体，不能喝，三姐倒了，又跑到石梁柱的一个塘里舀了一盆来哄我们喝，这盆水血少一些，我们饿得慌，一人一次喝几口，转了几次喝光了，我们又冷又累，睡不着就哭，哭着睡着了，醒来再哭，一夜真抵几年过！

后来三姐在渡口对过的一间空屋里找到了一缸咸菜，我们姐弟四人靠嚼咸菜和喝水活了一段时间。咸菜吃了嘴发干，肚子胀，又烧心，喝了水也难受，难受也没有办法！

后来市面上稍稍安定了一些。有一天，一个老和尚带着几个小和尚打着膏药旗从圩堤上走过，听到我们的哭声，就走下堤来问：

“小孩，你家大人呢？”

“我爸给日本人抓差抓走了，我们等着他回来。”三姐说。

老和尚又问：“你们妈妈呢？”

三姐用手指了指圩堤上的木盒子：“妈妈和弟弟都给日本人打死了。”

老和尚很胖，穿灰色的和尚衣，他叫我们跟他走，有吃有穿。三姐背着六弟，一手拉我，一手拉弟弟，跟着和尚过了三汊河的船桥，到了三汊路口的一间茶馆里，出来一个蛮富态的陌生人，他与和尚说了几句，到我们面前转了几下，一下子拉断了姐姐背上捆弟弟的带子，把小弟弟抢走了。

我们哭着要弟弟，3岁的弟弟后脑上留一个鸭尾巴，他哭着叫：“我不跟他去，姐姐你快来！”

老和尚说：“跟他去，你们弟弟不会饿死了！”

后来三姐也被一个陌生人抢走了。老和尚把我和弟弟带到三汊河的放生寺里。这里收的都是妈妈老子给日本人杀死的孤儿，很多。叫我们念经，一天两餐面糊子，夜里用草包垫在大殿上睡觉。后来一家姓陈的收我们兄弟俩当他的养子，养了几个月他娶了小老婆，大老婆给人家做佣人去了。我和弟弟就流浪要饭，捡煤渣，给狗咬，给日本鬼子打，寒夜里抱着烧饼炉子，冻得汗毛孔都出血，脚烂得露出了骨头！

我们差一点没有命了。有一天早上，一个叫鲁法兴的码头工人看我们四脚四手在地上爬，他看我们可怜，买了两个烧饼给我们一人一个吃。过了两天，他对住在河边的杨国贞和姜树文说：“你们没有小孩，车站有两个孩子怪可怜的，去领回来吧。”

杨国贞把我弟弟背回来了，我五弟姓杨。姜树文成了我的父亲，我就姓姜了。这两家都是穷人，虽然穷，良心好。解放初的五一年，政府帮我们找到了六弟，他被人抢到了一家茶店里，两夫妻都抽大烟，对六弟狠，后来被一个算命的瞎子领回去当儿子，这瞎子姓戴，我六弟也改姓戴。

我三姐被人抢去当了童养媳，因受不了虐待，上吊死了！

我们徐家三兄弟现在改了三个姓。日本鬼子害得我们父母双亡，骨肉分离。我们一家的苦处，三天三夜说不完！

25.徐金德口述

徐金德，男

调查地点：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喏，这辆白车子就是我开的，开着这辆车拉尸体，拉了半年多。车子上有红 字，照片上能看出来。你们看！

这辆车原来是我们警察厅的救护车，我开到 字会去，就拆掉了担架。小广东开的是这一部，黑的，是囚车，抓犯人的。小广东不知还在不在？

这个日本和尚就坐我的车。他是中岛部队的。每天早饭吃过他就来了，到宁海路国际委员会斜对面的 字会，我车停在那里，他手拿一面像茶盘一样大的鼓。咚咚咚地敲几下。他叫我“天文修”（日语，即司机），他就坐在我的驾驶室里。

他个子不高，不穿和尚衣，穿一件皮衣，头上扎一顶灰布帽子。我们拉死人出城，由他给城门口的日本兵说几句，就能开出去，没有他，车开不出去。

字会有不少人，有个山东人老高，见了面我认识。还有个大黑个子，拉黄包车的，圆圆的脸，他跟我的车时间长一些。那时只图活命，看着这么多死人，哪有心思互相说话。忘了，大多数人都记不得了，死得差不多了。

我的车能装十几二十几个。开始还好，天气冷，一个死尸一张芦席一卷，用绳子或电线中间一扎，抬到车上。路上死人多，忙啊，来回拉。

抬什么地方的？阴阳营、朝天宫、宝塔桥，挹江门这个地方最多。都拉，车子到处开，拉到雨花台、花神庙去埋。朝天宫前面是运渎河，河里也有好多死人，最惨的是一个妇女，蛮年轻的，光着身子泡在水里，一只胳膊砍掉了，小便的地方插着一把刺刀！我看见的这个最惨。妇女的尸体都是披头散发、脸上抹灰，没有一个穿好衣服的，好的衣服也是故意撕坏的。

后来芦席不多了，两个死人、三个死人合一张，卷起来一捆，丢到车上就算，来不及了。那个日本和尚有时下车，看一看，“咚咚咚”地敲几下鼓。嘴里咕噜咕噜地念经。什么意思我也搞不清。

后来天暖和了，尸体臭得要命。我受不了，我老婆给我做了个18层纱布的大口罩，她在鼓楼医院当护士，她有纱布。后来，那个口罩也不行了，臭得厉害。死人都烂了啊，收尸的一人一个铁钩子，一人多长，手指粗，头上弯弯的。你不知道，一拉，肉就一块块往下掉。以前芦席上捆一道绳，后来捆两道，最后要捆三道，怕掉出来。池塘里泡着的尸体像烂鱼一样，一钩就散。“钩不成了！”“算了，钩不成了！”

还有小巷子里的，我的车开不进去，烂了的，个别的，就地挖个坑，埋了。那时城内空地多，随便什么地方挖个坑一埋就行。

说出来你不相信，一天下来，我的车子上到处都是蛆。死人烂了，长蛆，到处爬。连车窗玻璃上都是，白白胖胖的，一扭一扭地动。我的身上、衣服上也不少。车子一天两次用水冲。一回家，衣服先到门外抖几下，把蛆抖掉。惨啊！

黑龙江路，中央门上坡那个地方，老早是日本兵养狼狗的，那里的狼狗咬死我们不少人。哎，那个日本和尚叫什么名字？宫大山？二宫大山。哪个山？日本山，妙法寺。他走了没有？走了。以前，以前我没有同他说话，他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我同他讲什么？不啰嗦！

26.袁存荣口述

袁存荣，男

我收尸在城北一带，干了两个月光景。我们安徽会馆的南秀村那里埋了不少，是挖沟埋的。挖一人多深、两丈多长、一人宽，挖了四条沟，全填满了。五条巷，就是云南路那边，以前有三个水塘，死尸满满的。现在宁海路百货公司那块，当年也是个塘，死人埋满了！北京路四条巷边有山，山上挖了两个大坑，一个埋满了，还有一个坑没有满。古平岗的炮台底下，有个60多岁的老奶奶，是一个班七八个日军糟蹋死的，光着身子，我抬的。我每次走过阴阳营那个厕所旁边，总要想起一个老公公，死得很冤枉。他姓吴，从新街口搬到北阴阳营来躲难的。四个日本兵强奸了一个20多岁的姑娘。搞完，又叫姓吴的老公公干，他不干，一枪打死了。打死时我在，后来也是我收的尸，就埋在房子旁边，当时没有这个厕所。你说死得冤不冤？

我还救活了一个人。那人姓刘，也是安徽人，比我小一点。就在中山北路上，他被日本兵杀了七刀，还有气，他也是工人，我认得的，他住下关狮子山下面。我一看有气，就同另外人把他抬到鼓楼医院去救。嗨，后来活了！该他的命好！

27.崔金贵口述

崔金贵，男

我是崇善堂掩埋队的。南京除了红 字会、崇善堂是慈善团体外，还有同仁堂、公善堂，都是埋死人的“码头”。没听说过？你多大？你当然不知道！

我第一年埋尸在汉中门外，挖坑，顺着河边挖。坑上搭木板，拉来尸体都往坑里扔。死尸没有完整的，一个头、一只手、一条腿，用铁钩子钩的，一块块扔进去。臭啊，臭得吃不消！都是枪打死后又用火烧过的，黑糊糊的像木炭。第二天我叫老婆做了个口罩，口罩外面再抹上万金油，这样气味稍微小一点。但也不行，我受不了，回家饭都吃不下。干了三天，我对队长说：“给我换个地方。”队长给我换到二道埂子。那边有个金华酱油厂，现在是第二制药厂。不得了，酱油缸里尽是死人。厂里有个一间房子大的大铁桶。里面的死尸都卤过了，血红血红的，像酱鸭酱肉的颜色，臭味小一些，我们二三十个人捞了三天！里面男女老少都有，也有当兵的，老百姓大多数，看到这副惨相，我不忍心，我不干了！

28.高瑞玉口述

高瑞玉，男，81岁

雨花台的坟山都是我埋的，现在还在嘛，那地方以前叫宪兵操场。一个坟山埋千把人，你算算，百十米长。三米深、一个人宽，十个人一垛，正好1 000人一个坑。我们那个队埋了一个大坟、两个小坟，有一个小坟堆埋的是女尸。每天早上去，晚上回来，我们队有四部车子，工人不少是江北招来的。收尸的满城都收，汽车上有白布红 字旗子，坟山埋人时也插上 字旗。我们埋了几个月。我管埋尸的。每天埋了多少，用自来水笔记下，回来报告给账房。账房叫周建玄，大个子，胖胖的，今年活着的话有90多岁了。

尸体大都烂了，有的在防空壕里，有的在路边，都是枪打死、刀刺死的。很多不成个了，一钩膀子、腿掉了，臭得厉害，我却闻不到臭，也不生病，奇怪不奇怪！

怎么埋的？先挖好坑，坑上架着跳板，拉尸车一来，钩子钩，芦席卷，十个一排垛起来，一排一排垛过去。上面堆上土。有时候日本和尚来念经敲鼓。

日本兵也有来帮忙掩埋的。是工兵部队，人不多。他们胆子大，来发洋财。尸体身上到处摸，摸出手表、钢笔、金戒指、大洋、钞票，都往腰包里装。人死了，本来要烧纸钱，给他们到阴间里用。日本人连阴间的钱也不给他们带到地下去。人烂了，死尸身上的钱洋钱变成黑色的了，钞票颜色淡了，还有一股臭味。市场上流行的这种钞票叫做“臭票”。后来不少中国同胞也在死人身上发洋财。板桥有一件事很惨，一个国民党兵打仗死了，他的绑腿带里面有钱。正在摸的时候，公路上来了日本兵，那个人心狠，他拿起刀，把这条腿砍下后背了就走。这是一条士兵的腿！士兵保不住国土，连自己的尸体都保不全！人心变了，变邪了！变狠了！

那时东西多，从中华门到挹江门一路，汽车、自行车、皮箱、大衣、皮鞋、包袱，什么都有。我不眼红，跟我的人都不准弯下腰。我对他们说：“这个年头，我们自己的命还不知在哪里，要这些不义之财干什么？”

下关码头死人堆得比车高，那里尸体最多。都是男人，女人、小孩很少。南京各个掩埋队合起来埋尸有十几万！

红 字会就是发慈悲善心的，见死要救，见难要助，像如来佛、观音娘娘那样。国民党的飞机把日本飞机打下来了，打下好几架。有八个日本人炸死了，我收的尸，我把他们在中华门外面找一个地方掩埋了。后来日本人来找尸骨，我领他们去挖的。他们给了我四桶汽油。人家死在外面，家里人要惦记的。叶落归根，入土为安。做人要行善积德，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不对？ vnwUMKAFyn/u45CA+7cMrEz1ATdwroZuMdM0aZoTR+o4mGkEYUU2TsT2SEKIIsS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