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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伍长德口述
伍长德，男，76岁，同仁街菜场退休工人
调查地点：糖坊桥
调查人：朱文英、汪道明
1937年12月，当日本军队接近南京时，家里的人（父母、妻子、大儿子）都疏散到苏北去了，留我一人在南京看家。那时我在南京当警察。日军侵占南京后，见人就杀，百万人口的南京几乎成了座空城。我躲进了受到国际委员会“保护”的司法院难民区。
12月15日上午八时左右，忽然来了十几个日本兵，用刺刀把青壮年男子全部赶到外面，并集中到马路上，共约2 000人以上。十一点左右，我们全体排着队被押着出发，走到首都电影院（现胜利电影院）门前时，从队伍后面开来了几辆卡车，运来了日本士兵和机枪，并由这几辆卡车在我们队伍前面开路，从首都电影院继续出发。下午一点到达汉中门，要我们这2 000多人都在城门里停下来，并命令坐下。接着，两个日本兵拿着一根长绳子，一人手持一头，从人群中圈出100多人，周围由大批日本兵押着，带往汉中门外，用机枪扫死。就这样，我眼看着这些被抓来的人们，每批一二百人，被用绳子圈起来，又一批一批地被带到汉中门外枪杀掉。偶尔有个别人吓瘫了，不能动弹的，也就被就地杀掉了。到了下午五点多钟，我本人也被圈进去了，日本兵把我们带到护城河边上，赶到河堤斜坡下面。我见到河堤两侧，架着两挺机枪；再定神一看，眼前横七竖八全是倒卧着的尸体。我急了，就情不自禁地向前跑了几步，纵身一扑，扑倒在乱尸堆上。恰恰就在我扑倒的同时，机枪响了，人们接二连三地倒了下去，我就被埋在别人的尸体下面了。机枪射击声停止后，接着又响起了步枪声。等到步枪声停止后，我感到尸体堆上像是有人在走动。因为我是冲着河岸方向脸朝下抱着头趴着的，通过背上的尸体，传来有人走动的压力。这时冷不防，我的背上却挨了一刀，火辣辣地疼。原来是日本兵在尸体堆上刺杀尚未断气的活人，刀尖穿透我背上那个人的尸体，扎到我身上来了。在这以后，我又连续听到两阵机枪声响，大约还屠杀了两批人。接着，日军就放火烧尸，我被浓烟烈火逼得受不了，就趁着天黑，冒着危险，忍痛跳进了秦淮河，幸好河里水不多，以后又偷偷地沿着河向南爬去，爬到了水西门旁，躲藏在瓦厂街九号一带一个宅院的厨房里，正好地上有一摊稻草，就倒在稻草上昏昏睡去了。大约过了头10天，我想总不能老是躲着，就用锅灰抹了抹脸，装成要饭的，好不容易逃回到了难民区，后来被送进鼓楼医院，住了50多天才医好了刀伤。现在背上还留有一条五寸多长的伤痕。
1946年5月，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战犯时，我曾作为见证人之一，到东京出庭作证，以亲身受害的经历和亲眼所睹的事实，控诉了日本侵略军的暴行。
2.汤正有口述
汤正有，男，82岁
调查地点：江苏路
调查人：廖美庆
民国26年（1937年）冬，我家住在鼓楼三条巷1号。在日军占领南京不久的一天，突然开来了一辆日本军车，从车上跳下几名日本兵，在我家住的那一带抓走了三四十名青壮年，我也是其中之一。上车后，汽车开到汉中门外河边，日军逼我们下了车，赶我们到河的中间。因为是冬天，河里水不太多。只见河两岸站了几十名端着枪的日本兵，我们被夹在当中。河里站着的中国同胞至少有四五百人。不一会，日本兵的哨声响了，机枪开始吼叫，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开始了，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悲惨地倒在血泊中，喊叫声、呻吟声、怒骂声响成一片。我却因被跌倒的人群绊倒在地，幸而没被机枪打中。日本兵走后，我挪了挪身子，发现自己还活着，全身都被死难同胞的鲜血染红了，也沾满了泥巴。我壮着胆子，从死难同胞的尸体中爬出来，看看四周，迅速离开了杀人现场，沿着汉中门、龙蟠里、清凉山，提心吊胆，躲过日军的盘查。傍晚时分，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这时，我已筋疲力尽，好像再世做人。我回想起当年日军杀人的惨景以及我本人这种九死一生的遭遇，至今记忆犹新，也是永远难忘的。
3.刘世海口述
刘世海，男，73岁，茶亭代销店退休职工
调查地点：茶亭东街
调查人：段月萍
民国25年（1936年），我参加国民党第五军。翌年开赴上海与日军作战，后退却到南京。民国26年（1937年）12月，日军逼近南京，我在雨花台战斗了两三天，部队瓦解。我们跑到下关，想过江去，但没有船，无法过。
我因是安徽人，就加入了逃向安徽的那一伙。我们一行一共五十来个人，从三汊河来到江东门，打算向芜湖方向去。一路上看到许多尸体横陈，一根电线杆上倒挂着七八具尸体，都用铁丝穿着锁骨连在一起，有男有女，还有小孩。再往前走，死者更多。
到了江东门，在模范监狱门前，被一队日本兵拦住。我们把白旗举给日本兵看，对他们说我们是投降后的士兵。日本兵不问青红皂白，把我们强行赶到监狱东边的一块菜地里，命令我们排成一队，周围有五六十名日本兵，其中有十几人提着军刀，其他的都上了刺刀。冷不防日本兵一起从四周冲上来，用军刀、刺刀乱砍乱杀，我的脖子上被砍了一刀。我只记得有个日本兵高举军刀向自己砍来的凶恶形象，别的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我苏醒过来时，天已经黑了，我身上压着两个死人，我使劲推开站了起来。幸亏伤口还不深，血已经止住了。趁着天还没亮，我赶快离开了那块菜地，走了半里多路，看到一个防空洞，我躲进了洞中。天一亮，日本兵又来了，用日语大喊了一阵，可能是叫“出来”。由于洞中比较暗，什么也看不见，日本兵喊了一会就走了。
那次遇难的时间，是冬月十四日或十五日。同行的五十来人，只有我一人幸存，现在脖子上还有刀疤约10厘米。
4.郭国强口述
郭国强，男，68岁，原籍河南省沈丘县人
调查地点：八卦洲
调查人：潘可荣、赵金华
1936年，我18岁时参加了中央军，在88师服役。当时日军侵占上海，我师在上海进行抵抗。败阵后，到江苏句容又和日军打了一仗，以后就溃不成军了。1937年12月，我和两三百名中央军穿着便衣，逃到南京燕子矶三台洞附近，亲眼看到日军在燕子矶江滩进行大屠杀的情景。当时日军用机枪扫射了一天一夜，有两万多名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央军丧了命。我们躲在三台洞里，后来被日军发现，我们佯说是开山的农民，并拿出开山工具才免于一死。之后，我寻机逃到八卦洲下坝村，在这里定居了下来。
5.唐广普口述
唐广普，男，68岁
调查地点：六合竹镇
调查人：段月萍、陈立志
我老家在江苏省阜宁县施庄公社二级唐大队。15岁到南京，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期预备班任公役。一年多以后，参加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二团三营，在营部当勤务兵。
南京保卫战时，教导总队的任务是“与南京共存亡”。1937年12月，国民党守军全线溃散，我们把南京各城门用沙袋堵起来，城门外公路挖上壕沟，进行守备。12月13日，日本兵从中华门侵入南京，我跑到下关，无船渡江，就跑到燕子矶。燕子矶满街是人，抱木板、盆桶争相泅渡长江。我扛了个肉案，想渡江到八卦洲。但由于肉案是个圆木，半浮半沉，无法泅渡。不得已，我又跑回街上，找了两只小柜子，把肉案翻过来，四条腿朝上，把两只柜子系在肉案的腿上，使肉案能平稳地浮着，然后用一只军用小洋锹划水。但由于刮北风，右划左拐，左划又向右拐，原地转圈，就是不向北进。我叹道：“我出生在江北，现在要死在江南了！”过不了江，只好再跑回燕子矶，这时疲劳极了，就找了个地方睡觉了。天还未亮，日本兵来了，把青年人全部撵到街心。有个会讲中国话的日本人说：“哪个认识幕府山的前面带路！”于是有个人站出来带路，把我们带到幕府山，关在空营房里。集中囚禁约两万人，大多为被俘士兵，另有部分警察和老百姓。三天三夜不给饭吃，也不给水喝，老人小孩相继饥渴而死。妇女全被轮奸。有个四川兵，不堪饥渴，约众外逃，结果有1 000多人被日军射杀于外壕中。12月18日，日本人从早上四点钟就开始捆人，用整匹整匹的布撕成布条，先把人两手反缚着，然后再把两个人的手臂捆在一起，从早上四点一直捆到下午四点。然后还是那个会讲中国话的日本人讲话，问哪个认识老虎山的带路，说要送我们回南京城去“米稀米稀”。到了上元门大洼子江滩，叫我们一排排坐下。这时有人讲：不好，要搞屠杀了。“做鬼也要做个散手鬼”，就相互解绳子。晚上八九点钟，日本兵开始屠杀，机枪一响，我就躺倒在地。20分钟后，机枪停了，我右肩头被打伤也没有知觉，死尸堆积在我身上，感到特别重。约5分钟后，机枪又开始扫射，过了一阵子，日军上来，用刺刀刺，用木棒打，然后用稻草洒在石榴树上，用汽油一浇就烧起来了。这时我感到吃不消了，尽力挣扎，爬出死人堆后，顺着江边，往燕子矶跑，在一个房子被烧、无人居住的村子里，我钻进砻糠灰里，把衣服一件一件脱下来烘干，嚼生稻子充饥。在这里我看到一个老头和小孩划了一只小舟到村子里来拖稻草，我求他们，把我带到八卦洲，以后回到了江北。
在江北，我遇到从幕府山逃出的另一个幸存者，姓诸，他说日军在枪杀后，用汽油焚烧全部被杀者的尸体。当时他被烧伤，从烟火中逃出。诸原籍广东，后来，他在六合竹镇参加新四军，和我失去联系。
6.严洪亮口述
严洪亮，男，79岁
调查地点：仁义里
调查人：战国利、陈家荣
我祖籍安徽桐城，生在南京。父亲在南京当厨师，母亲在大户人家当佣人。父亲36岁才结婚，40岁才生我，所以小名叫“严四十”。我12岁学手艺、织缎带，以后学唱扬戏。家住仁义里18号。
1937年我32岁。冬月初，被南京要塞司令部（司令邵伯川）抓去，给他们送军用品，如弹药、药品、棉花等。日军快进城时，他们都跑了。冬月十一日我跑出来，想逃到江北，因没船过不去。我认识和记洋行工头徐志和，就躲到洋行去。日军部队冬月十一日凌晨两点从光华门进南京城，他们见人就杀，见妇女就奸，放火烧房子。一天早上，日军到和记洋行抓人，抓走了3 000多人，我也在内。把我们押到老江口（草鞋峡），江边被抓来的有好几万人，密密麻麻地坐在地下。从上午八九点钟开始，日寇就进行大屠杀了。他们用绳子圈20个人为一扎，用机枪扫射以后，就把尸体推到江里去，这样从上午一直屠杀到晚上。天快黑时，三个背东洋刀的日军检查到我，看我手上没有老茧，说我不是中央军，叫我走。看守我的一个日本兵很来气，给我头上一枪拐子，打得我鲜血直流，躺在地下；接着，又用刺刀向我肚子刺来，因我练过功，随身一让，他没有刺到肚子，小腿上却挨了一刀。伤痕现在仍明显可见。我装死躺在地上，趁天黑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在路上，我搞到一些米，跑到老虎山上，躲在死尸堆里，饿了就吃生米。蹲了三四天，实在蹲不下去了，下山来讨饭吃，又回到和记洋行，徐志和老婆叫我看看大门。过了一个多月，到腊月三十日晚上，我才回到家里（已搬到鼓楼三条巷难民区）。妈妈、姐姐看到我没有死，又是心酸又是高兴。我就是这样死里逃生的。
7.陈德贵口述
陈德贵，男，67岁，市汽车运输十四车队退休工人
调查地点：下关二板桥
调查人：李文奎、刘雯、冯中美
1937年12月12日，我跑到下关和记洋行避难。13日，日军到了下关，发现了我们这一批难民。第二天早晨，来了两百来个日本兵，从几千难民中抓出2 800多个年轻人。日军要大家排成四人一排的队伍，并要大家交出手表和银元等贵重物品，并进行搜身。下午，把我们从和记洋行押到煤炭港一间仓库关起来。第三天清晨，日军打开仓库的门，说：“现在到工地去干活，每10个人一组出去。”站在门口附近的10个人马上被推了出去，不久，听到一阵枪响。不一会，门又打开了，再推出去10个人，又是一阵枪响。我心里明白，出去的人都被枪杀了。当日军要第三批人出去时，我就出去了。这时约在上午八点多钟，一走出仓库，就看到日本兵列队两旁，斜举着刺刀，后边的日本兵押着我们。当走到长江边时，我看到仓库背后的河堤上排列着30多个举枪的日本兵，我马上意识到屠杀就要开始了。当我站到水里，就在日军举枪射击时，我一个猛子栽到河里，潜游到对面，藏在一个倒在河里的火车肚子里，亲眼看见10人一批、10人一批被日本兵枪杀。从早晨杀到傍晚，还有六七百个人未被枪杀，日本兵就把他们一起赶到河口，用机枪向他们狂射。天黑以后，日军走了，我摸到岸边，偷偷爬上岸来。因在水里躲了一天，冷得直打哆嗦，从地上拣起一条破毯子裹在身上，睡在尸体中间。第二天几个日本兵从栈桥头经过，发现我在抖动，朝我打了一枪，子弹从我大腿穿过，左手无名指也被打伤，至今还留下伤疤。日本兵以为我死了，就走了。到第三天，掩埋尸体的人见我还活着，把我救上来，才幸免一死。
8.潘开明口述
潘开明，男，67岁，南汽传动轴厂退休工人
调查地点：高家酒馆
调查人：蒋琳
我家原来住在双井巷六号。父母早死。日军进南京前，我和姑母、弟弟三人搬进鼓楼二条巷难民区，门牌号码记不清了。我当时的职业是白天剃头，晚上拉人力车。
1937年12月份，日军在南京见人就杀，见到妇女就强奸，无恶不作。就在日军进城的第二天，他们闯进我家，不问三七二十一，把我抓走，拖到华侨招待所，关了一天。到第三天下午两点多钟，他们用绳子把我捆起来，和300多个人一起，押到下关煤炭港。押走时，为了防止我们逃跑，叫我们走在马路中间，日军在两旁监押，相隔约一米左右。大约快到四点时，到了煤炭港，他们把人集中起来，用机枪扫射。在日军扫射的时候，我眼冒金花，突然昏过去了。后来，死尸把我压在底下，直到晚上九十点钟时，我才醒过来。当时虽然月光很亮，但我还是不知道我是否活着。我问自己：是人还是鬼？我心想，日本兵用机枪扫射我们，我还能活着吗？可能不是人了！抬头一看，还有几个人坐着，有的被绳子捆着，有的没有捆。我说：“老总，救救我吧，我没有死，把我的绳子解开。”我们互相解开绳子以后，就各奔东西，有的抱着木盆过江，有的跑到和记洋行。我是本地人，家里还有姑母和弟弟，我不能逃走。我顺着铁路，走到火车渡江的地方，到江边把身上的血洗掉，到附近人家要了一件坏衣服穿起来。那时已经是半夜了，实在无法走，就蹲在人家房屋边上。天亮以后，我往车站方向走，走到热河路，碰到四个日本兵，他们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给“日本先生”拖东西来的，他们进火车站去了，我回家去。他们又问我有条子没有？我说没有。他们就写了一张“苦力我已使用过”的条子给我。我跟着他们进了挹江门，走到铁道部时，他们进去了，我顺着察哈尔路翻山逃走。路上碰到一位老人，我给他磕了个头，向他讨饭吃。他说现在到处是日本兵，不能走，碰到日本兵要被杀头的。我躲到晚上回家去，姑母在到处找我，我说：我差一点送命，是死里逃生的。姑母与我大哭一场。
9.史荣禄口述
史荣禄，男，69岁，农民
调查地点：燕子矶
调查人：刘虎、姜秀华
我叫史荣禄。我哥叫史荣铭，今年72岁。我们俩都是日军在大窝子进行集体屠杀的见证人。“大窝子”，当地人又叫“史家大窝子”，宽7米，深7米，位于现在的栖霞区建筑公司采石场附近。
1937年，日本侵略南京时，我逃往江北避难。后因没有米吃，又过江来取米。谁知过来后，日本兵就封了江，无法再到江北去，我只好躲在家中。12月的一天，我亲眼看到日本兵把很多中央军和平民百姓从下游笆斗山赶到老虎山下的大窝子集中起来。那里的200亩江滩，都站满了解除武装的中央军和无辜的百姓。这时日本兵把外围的中央军的绑腿带解下来，把绑腿带连结起来，防止跑掉。然后，他们以升日本旗为号，三挺机枪，交叉进行扫射，把手无寸铁的中央军和无辜者全部射死。有没死的，日本兵就用刺刀捅。第二天日本兵又继续赶，把中国人赶到大窝子后，叫他们把头一天杀死的尸体抬去丢在大江里，然后又把这些中国人扫射死。这样连续屠杀了三天，被枪杀的中央军和无辜者约两万多人。
10.刘永兴口述
刘永兴，男，71岁，南京烷基苯厂退休职工
调查地点：竺桥
调查人：陈小敏、汤云龙
日本军队是冬月十一日进城的。当时我家住张家衙19号，职业是裁缝。家中有62岁的父亲、61岁的母亲、21岁的弟弟和我的19岁的妻子，共五口人。我当时24岁，那年八月份结的婚。冬月初十上午，我们全家到了大方巷14号后面的难民区。
冬月十四日是一个大晴天，我们全家躲在屋里，不敢出来。下午三时左右，一个日本兵闯进门来，向我和弟弟挥了挥手，要我们跟他走。我们只好跟他出去，因为我们曾看到一个姓钱的私塾先生不听日本兵的命令，遭到了枪杀。出门后，一个汉奸翻译官对我们说，要我们到下关中山码头去搬运东京运来的货物。我们发现，同时出来的还有我家附近的30多个人。我们先被带到一个广场，天将黑时，场上坐满了人。日军叫我们六至八个人排成一排，向中山码头走去。
我和弟弟走在平民队伍的前头，看到一小队拿着枪的日军走在最前面，接着是30多个被俘的国民党军警，后面才是被抓来的平民百姓。队伍的两旁有日军押着，还用马驮着三十几挺机枪，队伍的最后是骑马的日军军官。一路上，我们看到路两旁有不少的男女尸体，大部分是平民百姓，也有一部分是中央军。
到了下关中山码头江边，发现日军共抓了好几千人。日军叫我们坐在江边，周围架起了机枪。我感到情况不妙，可能要搞屠杀。我心想，与其被日军打死，还不如跳江寻死，就和旁边的人商量一起跳江。日军在后边绑人以后，就用机枪开始扫射。这时，天已黑了，月亮也出来了，许多人纷纷往江里跳，我和弟弟也跳到了江里。日军急了，除继续用机枪扫射外，又往江里投手榴弹。跳江的人，有的被炸死了，有的被炸得遍体鳞伤，惨叫声、呼号声，响成一片。一阵混乱之后，我和弟弟散失了，以后再也没有找到。我随水漂流到军舰边，后来又被波浪冲回到岸边。我伏在尸体上，吓得不敢动弹。突然，一颗子弹从我背上飞过，擦破了我的棉袍。猛烈的机枪声，把我耳朵震聋了，至今还没有好。机枪扫射以后，日军又向尸体上浇上汽油，纵火焚烧，企图毁尸灭迹。夜里，日军在江边守夜，看见江边漂浮的尸体就用刺刀乱戳。我离岸较远，刺刀够不着，才免一死。
天快亮时，我从江里爬上岸来，看到侥幸活下来的人不足10人；岸边的人，一个个被烧得焦头烂额，惨不忍睹。当时，我在江里泡了将近一夜，全身麻木，也不知道害怕了，换了一身死人的衣服，爬到一个农民挖的防空洞里，在洞里躲了一天，一天没吃东西，也没有喝水，又饥又渴。（冬月十五日）天快黑时，我又从防空洞里爬出来，由于不识路，只好乱跑。跑到三所村，那儿有个尼姑庵，庵附近住了不少农民，我跟他们说好话，才住了下来。后来又被日军抓去做苦力，烧茶做饭，直到阳历12月28日，日军要去小丹阳，我才回家。
我弟弟被抓走后，我父亲常常拄着拐杖含泪四处寻访，但弟弟再也没有回来，估计是在那次被杀害了。事后我才知道，这次在中山码头搞大屠杀的是中岛部队。
11.王秀英口述
王秀英，女，58岁
调查地点：武学园
调查人：刘创伟
南京沦陷前，我家十余口人，到宁海路难民区避难。1937年阴历冬月十四日，日本兵突然冲进难民区，以检查中国兵为名，凡是头上有帽箍、手上有老茧的，都认为是中国兵，大批大批拉出去。我父亲和大哥也被拉出去了。事后知道是拉到下关江边集体枪杀了。我母亲王昌氏和二哥王菊华曾到下关江边死人堆里东翻西找，也没找到父亲和大哥的尸体。
我有个小弟叫王菊长，下肢膝间患有骨炎，睡在床上不能动弹。日本兵来查兵，勒令我母亲将他陪送到秣陵路就医，实则要将他活活烧死。我母闻讯后，在夜间将小弟翻墙头送出去，暂住柳叶街姑母陈王氏家躲避。日本兵说他的病“大大的危险”，要传染别人，将武学园一带用铁丝网围起来进行搜查。过了一星期，没有查到，撤除了封锁，我母亲才将小弟带回家来。后来我小弟连病带吓，不久就死了。
12.何守江口述
何守江，男，66岁
调查地点：五所村
调查人：李文奎、刘雯等
我家原来住在傅佐路20号。1937年12月，日本兵进城的第二天，日军把我抓住，送到大方巷难民营，当时被抓的有一两千人。晚上5点左右，全部押送到下关江边，用六挺机枪扫射。我混在人群里跳下江，躲在漂浮的死人堆里。12点左右，日本兵都走了，我爬上岸，救了一名警察和一个卖肉的小青年，一起逃往刘家湾。后被日本兵发现，因他二人走在前，被打死。我被一日本军官抓去侍候他，才侥幸死里逃生。
1937年，我家住在下关宝塔桥桥东。日本兵侵占南京时，宝塔桥一带没有来得及逃走的难民，大约有四五千人，
字会把难民分男女两边集中，日本兵一来，不问三七二十一，就从女难民中拉走了十几个年轻的妇女去奸污。从此以后，女孩子害怕得都剃光了头发，扮成男孩。
日本兵到下关的第二天，把700多个中国人，陆续不断地赶到宝塔桥上，强逼他们往下跳，桥那么高，先跳下桥的人，大部分都摔死了。后跳下桥的人，没有摔死的，日本兵就用机枪扫射，无一人幸存。
在同一天，我还看到日本兵把2 000多人，赶进煤炭港的一个大仓库里。在房子上泼了汽油，放一把火，把2 000多人都活活烧死了。只有一个青年人，知道仓库墙角有个下水道，把十指扒出了血，才从水道里爬出来，没有被烧死，这是唯一的一个幸存者。
1938年阴历正月初四，我从江北岸的卸甲甸过长江到草鞋峡（现在的金陵船厂），看到遍地都是死尸，全是日本兵用机枪扫射死的。一过江，我就躲进和记洋行，吓得不敢再出来。
13.徐吉庆口述
徐吉庆，男，71岁，南京丝织厂退休工人
调查地点：安仁街
调查人：沈珍昌
1937年，我住在南京山西路。日本军队进城时，我们集中住在大方巷口华侨招待所的大礼堂里，称作难民营，在那里大约住了2 000多人。十二月中旬的一天早上，几个日本军官带领几个士兵和一个翻译来到难民营。日本军官叽里哇啦地讲了几句，翻译对我们说：“现在日本皇军要送你们回去，用汽车送你们走！”后来他们用了20辆汽车，每车大约装了40人，把这些人拖走了。后来知道，实际上是拖到下关三汊河全部枪杀了。第二天是个大晴天，一大早，还是那几个日本军官、士兵和翻译来到难民营，用20辆汽车把头一天没有运完的人全部装上汽车，每辆汽车上架一挺机枪。我被装上第四辆汽车。车子开到新街口中央银行大院内停下来。日本军官又说几句日语，我们也不懂，翻译说：“现在分老的、年轻的、男的、女的、小的站好。”日本军官又说了几句，翻译又说：“谁愿意留下来给皇军做事的，可以留下来；不愿干的，还把你们送回难民营去，明天再跟你们谈。”结果没有一个人留下来，日军就把我们送回了难民营。第三天早上，大约才七点钟，他们真的又来了，把我们1 000多人，分别用绳子捆好，六个人拴在一起，押上20辆汽车，车上仍架着机枪，一直开到三汊河才停下来。我一看不好，四周全是机关枪。我们六个人一排站着。当时我站在后边，又靠河边。机枪一响，我就倒了下来，其实我没中弹。夜里十二点，日军还没走，他们怕有活着的，又用刺刀给每人补刀。我是在尸体下面，没被刺到。夜里一点多钟，我听日本兵说：“统统死啦死啦的！”他们走了，我慢慢地抬起头来，同时尸体里也有三个人抬起头来。我们一同爬出尸体堆，浑身上下全是血，我的鼻子也流血了，大概是由于紧张害怕的缘故。我们爬到河边洗掉血，很艰难地逃了出来。
14.程金海口述
程金海，男，74岁
调查地点：铜作坊
调查人：王天柱、黄广诚、达式宏等
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时，我是一个幸存者。那时，我住琅玡路11号。1937年阴历冬月的一天，我和邻居三人上街看看，恰巧被日军发现，将我们三人检查了一番。他们见我长得像当兵模样，就把我双手倒背用绳子绑起来，带到大方巷口难民区，将其他两个人放了回去。从早上九点起，凡被抓的人，都送到这里集中，到下午四点以后，被抓来的人就有好几百。我从早上九点被抓来以后，双手一直被绑着，大小便只好解在裤子里。四点以后，日军用机枪向我们进行疯狂的扫射。我因在后面，又被前面的死者压在底下，所以没有中弹。我还听到，机枪扫射以后，又用步枪对没死的人进行补枪，我躺着不动，日本兵以为我死了。日军走后，我爬起来走出不多远，遇到姓黄的邻居，他帮我把绳子解开，我回到了家里，就这样幸存下来了。
15.邓明霞口述
邓明霞，女，70岁，梅园中学退休职工
调查地点：桃园新村
调查人：殷红英、曹义富、陈小敏
1937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南京时，我家从汉西门堂子街躲到华侨招待所难民区。12月27日上午九点左右，日本兵闯进难民区，三挺机关枪对准所有难民，把中青年男子都抓起来，一个连着一个用绳子捆绑着，押到大方巷塘边，用机枪扫射。这一次就打死了好几百人，塘水都给染红了。整个难民区一片哭声，老人哭儿子，妇女哭丈夫，孩子哭爸爸。日本兵来了还不敢哭，谁哭就打死谁。我的丈夫邓荣贵就是这次屠杀中被枪杀的，死时仅35岁。丈夫死后，我抱着不满1岁的女儿回家。可是，家也被日本兵烧毁了。我结婚时置办的整房家具、铜锡器皿、衣服被子、瓷器首饰都没有了，只剩下孤儿寡母，生活无着落，造成了我终身的痛苦。日本兵真是太残酷了！
16.王鹏清口述
王鹏清，男，72岁，汽车附件三厂退休职工
调查地点：岗子村
调查人：秦景峰、曹义富、顾苏宁
日本军队没有进南京城时，我家住在居安里7号。我是做铁匠手艺的，父母都是50岁上下的人了，家里还有一个妹妹和我的妻子，家庭生活主要靠我维持。
1937年12月13日，日本兵进城时，我家就搬到古林路18号难民区居住。我当时已是25岁的人了，上半年刚结婚。我们成天躲在家里，我妹妹和我妻子都躲在外面，不敢回家。日军进城后大约半个月左右，有一天上午，我记得是个晴天，日本兵在我家附近一带挨户搜查，已经将许多人集中在宁海路上，查看他们手上有没有老茧，头上有没有帽箍，主要是看是不是当兵的。我自料逃不出去，只好躲在家里。吃过中饭以后，大概一两点钟的样子，四五个日本兵到我家搜查，他们发现我手上有打铁留下的硬茧，就硬要把我带走。我母亲哭着说：“他不是当兵的，是做铁匠的。”并拿出铁匠工具给他们看，他们根本不理睬，还恶狠狠地用枪托把我父母打倒在地，吆喝着把我强行带走。当我听到母亲哭得死去活来，想到自己性命难保，今后父亲、母亲、妻子和妹妹的生活怎么办的时候，顿时一阵心酸，眼泪汪汪，哭喊他们。
日本兵把我带到宁海路，那里已经有200多个被抓来的人，他们都是平民百姓。日本兵用绳捆住每个人的手腕，四个人一排捆在一起，日本兵在两旁押着，把我们赶到虎踞关。到了虎踞关，我们被赶到一个凹地上，旁边有一个水塘，日本兵在四周居高临下架起机枪，几十个日本兵将我们围在中间。这时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了，日军军官一声令下，机枪、步枪一齐向我们射击，一颗子弹从我头上擦过，鲜血直流，我只觉得头上像挨了一闷棍，顿时倒了下去。停止射击后，我隐约听到用脚踢尸体的声音。当踢到我时，我没有动，后来就昏过去了。当我醒来时，已是深夜，日本兵早已走了。我从死尸堆里慢慢爬出来，满身是血污。我顺着原路摸回家，路上一个人也没有。到家后我敲门，母亲起来开了门，她见我回来，又惊又喜，赶紧把我头上的血洗干净，敷上香灰。这次总算死里逃生，侥幸活下来了。
17.周凤英口述
周凤英，女，70岁
调查地点：西止马营
调查人：马管良、陈裕民
1937年冬月，我们一家人住二条巷，在大方巷难民区里，是旧兵工署的房子。日本军队12月13日进南京城后，就对老百姓实行大屠杀，简直惨无人道。我家十口人，就被日本兵野蛮惨杀了五口人。
我家婆母周洪氏，当时55岁；叔公周必富，51岁。我爱人兄弟五人：老大周永春，36岁；老二周永寿，33岁；老三周永财，30岁；老四周永林，27岁；老五是我丈夫，名叫周永其，24岁。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和我。就在日本兵进城大屠杀的第三天，即冬月十四日，早上八点多钟，有七八个日本兵将我们院子里的难民约100多人都赶出来，用铁丝网围着，一个一个进行检查，看头上有帽箍的，手上、肩头上有老茧的就拉出来，讲是“中央兵”，叫另站一旁。我家男人们是在止马营种菜的，他们弟兄和叔公手上抓钉耙，肩上挑担子，当然老茧是很厚的。日本兵叫我叔公周必富，夫兄永春、永寿、永财、永林等五人都站出来，说他们是中央兵，“死啦死啦的”。太阳快落山时，七八个日军将拉出来的百十个人都赶到阴阳营一个塘边，用机枪扫射死了。几天以后都无人敢收尸。十多天后才由红十字会将死尸掩埋了。
第二天，我婆母吓得将我丈夫和两个孩子藏在天花板里，将我送到金陵女子大学去躲藏。我家遇难的一天，正是三哥永财30岁生日的一天，所以记得比较清楚。可怜永财哥，在冬月十四日这一天，既是生日，又是死日，真正惨啊！我婆母一天之中死了四个儿子、一个夫弟，真是痛心极了，她在难民区还不敢哭，回到止马营家里就大哭，结果害了一场大病，三个多月才好。对日本侵略者的这一野蛮行动，我们是永远忘不了的。
18.朱锡生口述
朱锡生，男，回族，70岁，秦淮区物资回收站退休职工
调查地点：双乐园
调查人：刘玉银、杨正元等
我老家在安徽寿县，母亲在我刚周岁时就死了。大约在民国20年（1931年）的样子，因在老家生活不下去，我爹就带我来到南京，他挑高箩、卖废品，我就跟着他收集破烂，父子俩勉强糊口过日子。
民国26年（1937年），我22岁。日本兵进攻南京，是阴历冬月十一进城的。进城前，我和父亲一起到了难民所，当时是叫福音堂，即现在的十九中。没几天的一个下午，大约快四点钟，日本兵进来抓人，我装病躺在地上，用被子盖着，并拿出难民所的一个证明条子给他们看，日本兵不看就撕了。当时连我抓了三个人，另外两个人我也不认识。被抓后，日本兵就把我们三人往河边上带，走到河边时，那两个人就被日本兵用刀砍死了。有个日本兵要砍我，我求他们说，家里有80多岁的老人要靠我养活……说时怕他们听不懂，还用手势比划着，意思是老人的胡须很长很长。正说着，忽又来了三个日本兵，我还没有来得及看清他们，就被其中的一个从背后用刀砍了我的后颈，一下子我就跌倒在地上。这时我心里还有点数，因我穿的是一个破大衣，就用嘴巴咬住衣领，逼住嘴不透气，装着已经被砍死了。过了几分钟，日本兵用脚踢踢我，我仍装死不动，听他们讲声“死啦死啦的”！就走了。这时大约已到傍晚五点钟了，天也黑下来了，我痛得难受，衣服上都是粘糊糊的血。想想天也黑了，日军也走了，赶快逃跑吧！于是，我忍着疼又往难民所跑。因满街都是尸首，我一路跌跌爬爬的，好不容易才又摸回到原来住的地方。看到我这个样子，父亲惊呆了，难民所的人又不敢让我蹲在那里，得到几个好心邻居的帮助，弄点香灰给我敷了一下伤口，赶在天亮之前，连夜把我背到一个较僻远的破草房里歇下。这时，只好由我父亲独自陪同我在一起。因为没吃的，饿了三四天，实在受不了，父亲又只好冒险带我回了家，幸好周围还有几个邻居活着，就跟人家讨一点吃的度命。挨到阳历年时，那天下雪了，刚听到皮鞋响，日军就进了屋，看到我睡着，就拉起我的膀子，看我手上有没有戴表，虽见我没有手表，却发现我颈上有伤，就紧抓住我进行盘查和追问。当时，我不敢讲被日本兵砍的，就用手势比划着，嘴里发出“轰”、“叭”的声音，意思是在说明被日机轰炸时受的伤，这样总算又逃过一关，把他骗走。以后邻居曾劝我去鼓楼医院医治伤口，我没敢去。我躲在家里躺了三个多月，约一百多天，伤势才慢慢好转，才能起床活动。直到现在，我的后颈还留有三四寸宽的疤痕。
在我遭到这场大难时，我的父亲因受吓，又着急，老人家好端端的一个人，不久就被弄得痴呆了，到了第二年的9月里，也就死去了。我也因为身上有伤，干活困难，影响生活，一直到31岁才成家。对我的这段苦难经历，我家周围的邻居和我所在的物资回收公司的工人们是人人都知道的。解放以后，托共产党的福，我生活安定，现在因年老退休在家已四年多，每月享受公司给我的劳保福利。我老伴是两年前病死的，现在同女儿、女婿们一起生活，我还能帮他们带带孩子，料理点家务，晚年是过得好的。
19.沙官朝口述
沙官朝，男，77岁，三轮车公司退休工人
调查地点：通济门东关闸
调查人：战国利、杨正元
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南京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无数同胞被杀害，我就是一个幸存者。
抗战的那一年，我30岁，已成家，并有两个孩子。我以拉人力车为生。日军占领南京时，我们全家已从东关闸搬到沈家巷13号难民区躲避。几天后，因带的粮食吃光了，在那天下午三点钟，我就约了邻居六人（一个李铜匠的儿子、一个姓韩、一个姓荣、一个对门姓范的等，我们年龄都差不多），一起回家找粮食。走到鸽子桥泥马巷口，碰到四五个日本兵，看我们都很年轻力壮，就动手刺杀，和我同行的六个人，一下就被其中的三个日本兵用刺刀刺死了。我吓得要命，拔脚就跑，当即被两个日本兵捉住了，有个日本兵用刺刀对着我肚子就是一刀，因我衣服穿得多，我又一让，刀刺偏了，从左腹进、右腹穿出。紧接着，日本兵又刺了我腰部一刀；还有站在我背后的那个日本兵，又从我背后刺了一刀。这刀正好刺在我骨头上，我随即咬咬牙把它拔了扔掉，忍着痛向前飞跑，一路鲜血直流。日本兵一看，就跟在后面追。因为我是拉人力车的，腿跑得快，大街小巷又熟悉，故日本兵使劲追也追不上，就向我开枪射击，一枪又打在我的膀子上。他们总算惬意了，就哈哈大笑而去。我眼见六个邻居趴倒在地，统统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本身又挨了几刀一枪，受了刀伤、枪伤，心里又恨又急，就拼命地狂跑，抄着几条僻静的路，沿着木料市、小王府园一带直跑到难民区。回到难民区以后，伤口疼得不得了，我妻子看了很着急，搀架着我到了鼓楼医院，医生看后要我住院治疗。我住院住了11天，记得睡的是267号病床。住在那里也并不安稳，因日军要常到医院检查。医生嘱咐我，不能说是被日本兵刺的，就说是轰炸受的伤。果然有一天傍晚日本兵到医院，把我被子揭开来问，我就照医生嘱咐的话讲了，因天黑了看不清楚，也就侥幸搪塞过去了。等我伤口好些了，就出院回家，用中草药继续医治，治了很长时间，伤口才慢慢愈合，逐渐恢复健康。
20.刘修荣口述
刘修荣，男，63岁，个体售货员
调查地点：黄鹂新村
调查人：吴传铭、刘兴林、何炼生等
1937年，我16岁，一家四口人（父亲、哥哥、弟弟和我），住在离江东门街约一里路远的地方。当时我们只知道形势紧张，没料到日军来得这样快，也舍不得丢下家里养的几头猪，所以没有到难民区去。冬月初九，雨花台吃紧，我们跑到江边，但无法过江，就返回来躲在水关桥，在那里住下来。
冬月十一日，天还未亮，有几个日本兵突然闯进我和哥哥住的屋里，用刺刀往被窝里乱戳。我小肚子上中了两刀，因隔着被子，伤口较浅，但伤痕至今犹在。我当时被戳得哭了起来，哥哥前来救我，立即被日本兵抓住，拖到门口，用刺刀乱戳，又向他太阳穴打了一枪，当场被打死了。几天以后，父亲才将哥哥尸体掩埋。
日本兵在江东门杀人很多。两天以后，我看见日本兵把国民党军俘虏集中在陆军监狱（就在我家附近）到大茶亭之间约两里长的距离内，用刺刀捅，用机枪扫，整整杀了一天，尸体成堆，只有极少数人死里逃生。我还看见曾被日本飞机炸断的江东门旧桥，已被日军用受害的中国平民的尸体堆接起来，上铺木板，当桥行走。
天暖雪化时，江东门一带血水满地，令人心寒。
21.吴芝生口述
吴芝生，男，72岁
调查地点：月牙巷
调查人：徐朝春、董明征
日本兵进城前半个月，我们就从原住处大丁家巷38号搬进难民区，住在今华侨路附近。我和弟弟吴芝堃住在一处叫“仁庐”的房子，母亲和我的前妻蔡芙蓉另住一处。
1937年冬月二十三日（送灶节）上午，我同芝堃到德商西门子电器公司驻京办事处（今小粉桥附近）去买米，当时买米的人很多，正簇拥着买米时，忽然来了三四个日本兵，他们抓男人看头、看手，检查中央军。我原是给人抄文书的“录事”，心里也很害怕。我把芝堃朝人群里边一推，拔腿就跑，被日本兵看见，对准我的后脑勺就是一刀。顿时，血流得满头都是，沾湿了衣领。我装死趴在地上，日本兵踢了我一脚，看我不动就走开了。后来我弟弟和别的买米的邻居把我扶回家，用香灰撒在伤口上止了血。此后，我就躺在“仁庐”养伤，由弟弟照料。现在，我后脑勺的伤痕清晰可见，伤痕成凸型，长2．5厘米。
我的前妻蔡芙蓉，当时23岁，被日本兵拉走了。我岳父多方求人，找了一名叫苍义成的翻译给想法子，过了近一个月才把她放回来。
22.黄广林口述
黄广林，男，66岁
调查地点：溧水县和凤乡船桥大队
调查人：姜继安
解放前，由于家境贫困，我于1936年跟随父母及弟妹到南京，住在中华门龙泉巷七号，以做糕、团、蒸饭谋生。1937年因日军进攻南京，就被迫迁往五台山附近的一所难民营里。当年我18岁。12月13日，日本侵略者侵占南京城。12月14日上午，我约同住在一起的丁乃成（现溧水孔镇乡人）和其他两名青年（一名是现溧水县和凤乡黄家大队甘村人，另一名是南京人）到中华门老家去看看。我们四人一同走到杨公井时，迎面遇见一队日本兵，牵着马、羊向我们走来，有两个日军走到我们面前，我心里想，可能要拉我们帮他们牵羊、牵马了。然而，这两个日军叫我们排成竖队，我排在最后面，一个日军举起枪来，把我前面的三个人一个一个打死了。待要向我射击时，我拔腿就跑，跑出几十米远，日军朝我打了一枪，没有打中。我跌倒在路边的沟里。接着来了两个日军，先是在我左边腰上戳了一刀，我一翻身，又在我右膀子上部、右肋间、右腰上、背上戳四刀。这样，我被日军戳了五刀，有七个伤口，现在留下七处伤疤。我当时昏了过去。后来，我迷迷糊糊地好像听不到皮鞋声音，就撑起来想回家，走到街心时，又碰见两个日军，走到我面前，把我头上戴的汤罐头帽摘下来，摸摸我的额头和手掌，接着，他们又叽里哇啦讲了几句什么，也就走掉了。我忍着满身伤痛，硬拖拖到五台山时，已经是傍晚时候了。
我回到难民营，父亲、母亲一看到我，就抱头大哭起来。这时，我已浑身无力，支撑不住，也就躺倒在地上了。有两个同我在一起上街的人，当他们的妻子得知丈夫已被日军打死，嚎哭得多悲痛，多伤心啊！我的父亲、母亲看我衣服同血一起粘在身上，就用剪刀把我的棉衣服剪开来。当时我全身布满血斑，伤口里尽是黄水，他们就用破布、棉花揩伤口，并把我隐藏起来。幸好天冷，没有烂开，歇了两个多月，伤势才渐渐地好起来。现在想起来，这个不幸的遭遇，是多么的惨痛难忘啊！
23.马金义口述
马金义，男，76岁，退休工人
调查地点：腌腊加工厂
调查人：刘淑芳、梅嘉福、顾苏宁
日军侵占南京时，我29岁，和妻子住在铜坊苑五号。我在夫子庙一家小吃店当厨师。
1937年12月16日上午九点多钟，我正站在院子里，有人猛敲院门，姓钟的邻居去开了门，随着进来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日本兵，他推着一辆自行车，身上挂着一把佩刀，看样子是个下级军官。他对我招招手，示意要我跟他走，我只好跟他出去。一路上只见街道两旁大火熊熊，日军正在纵火狂烧。我跟他走到三坊巷原来电报局的地方，门口挂着一块“清水大队”的牌子。进门后日军指着我说：“中国兵”。接着上来四五个日本兵对我拳打脚踢，把我身上的棉袍撕破，用黑布把眼睛蒙着，说死啦死啦的。他们解下我的腰带套在我的颈子上，两个日本兵一头一个，同时用力拉，待我昏死过去时，他们就松一下；等我醒来时，他们又用力拉。就这样一紧一松，使我几次昏死过去。
天快黑时，我苏醒过来，身上盖着一张芦席，躺在电报局后面的花园里，周围到处都是死尸，令人毛骨悚然。不久，有两个日本兵拿着两张芦席走来，向我踢了两脚，一脚正踢在我的左眼上，我忍着疼痛没敢动，他们以为我死了，就转身走了。
天黑了，四周听不到人声，我才慢慢爬到围墙边，墙外通高家巷四圣堂，靠墙的一棵大树下放着一个粪桶，我扶着树站在粪桶上，爬上墙头逃了出来。由于上浮桥一带有日军看守，不敢回家，只好到水仓巷舅子家躲了起来。由于左眼肿得睁不开，腿在跳墙时也跌坏了，行走不便，身体十分虚弱，卧床一个多月才逐渐恢复。后来听说看守上浮桥的日军撤走了，我才拄着拐杖回家。我的左眼从此视力衰退，半年就失明，我一辈子成了独眼残废了。
24.周兆坤口述
周兆坤，男，70岁，原在集合村粮库工作
调查地点：西芦柴厂
调查人：袁志明、汤云龙
1937年，我家住在西芦柴厂178号，有父亲（时五十来岁）、母亲、哥哥和我爱人共五口人。全家以编织芦席为业。日军进城前一天，我家搬到三岔牌（即现在的江东乡清江村）居住。
日军侵占南京后的第二天上午八九点钟，我想出来看看动静，还没走到汉中门，迎面来了几十个日军。为首的一个日军手持指挥刀，走到我面前便砍，我头略往左一让，结果砍中了头的右上部，鲜血直流。幸亏我头上戴着厚棉帽，没想到它却起了点防护作用，不然早就没命了。后来经那个翻译模样的人说我不像是士兵，日军才住了手放走我。我忍痛捂住伤口回到家，就此再也不敢走出家门了。我头上伤口缝了十多针，养了一个多月才愈合，至今头上还留有三寸多长的伤疤。
25.薛家林口述
薛家林，男，74岁
调查地点：栖霞山衡阳大队
调查人：张良、李家坤
我家住在栖霞山衡阳寺。1937年冬月，日本兵进了村。村上的人走的走，躲的躲。我没有来得及走，被日军抓住了。两个日军逼我带路，去找花姑娘。日军踢开陈德山家大门，走近灶边，揭起锅盖，发现一锅热气腾腾的稀粥。一个日军歪着脑袋，嗯了一声，意思好像是说：烧了这么多粥，人到哪里去了？另一个日军问我：“花姑娘的，有的？”我顺口回了一声：“没有。”这个日本兵一气之下，猛地拔刀朝我砍来。我头一歪，想躲过这一刀，只听“锵锵”一声，东洋刀砍到了我的嘴上。我什么也不顾了，调转身子，拔腿就跑。拐了弯，转了巷，日军被我甩掉了，我钻到后山的树林中躲了起来。这时我才发现，上下嘴唇被切成四瓣，左边大牙被砍掉五六颗，血从下巴直往下滴，汗打浑身往外直冒，疼得要命，也不敢喊叫。
这次，我死里逃生，虽算活过来了，但嘴上的疤痕却永远记录着日本侵略军的罪行。
26.张文泉口述
张文泉，男，回族，72岁，南京钢铁医院退休职工
调查地点：估衣廊后街
调查人：井升安、丁亚庆
1937年前，我家住在大辉复巷10号。日军侵犯南京时，我住到金陵中学难民区内，由于难民较多，中学内只有一口井，水不够吃，我外出挑水。1937年冬月十四日清早，我刚走到外面，就碰到一队日军，将我挑水的担子夺下来，摔在地上，用脚踩掉桶底，并把他们身上背的东西卸下来（约40斤），强迫我代替他们背，押着我跟着他们队伍走。大约在中午十二时，走到板桥，他们又强迫我给他们烧饭吃，烧好后又怕我下毒，要我先尝，然后他们才敢吃。吃过饭，又来了另外一队日军，其中有个骑马的，因马的左脚掌掉了下来，他就钉马掌。没想到马可能由于护疼，就突然飞起一脚，恰巧踢在他的嘴巴上，他的脸顿时肿了起来。这时，那个日本兵火了，就拿我出气，立即从身上拔出东洋刀，对准我的小腹狠狠戳了两刀。因为我的腰带是用消防帆布管带做的，很厚实，被戳当时还没有感到疼。下午，又跟着他们继续出发，大约走了四五里路以后，总觉得身上有点热乎乎的，自己用手一摸，才发现满手都是血，这时才感到疼痛难挨，可又不敢吭声，只好用腰带把伤口扎扎紧，暂且止止疼。
到了晚上，与我同时被抓的马大福等人，悄悄告诉我说：“趁天黑日军看不见，我们快逃跑吧！”我听了这话，就跟着他们一伙拔腿跑了。不料，刚跑到江宁桥北，后面的机枪就突然响起来了，跑在我后面的几个人，统统被打死了。这时，我知道是跑不掉了，就没有再跑，又被日军将我重新抓了回去。与我同时再次被抓的，有张道全（句容人，30多岁）、余胜颜（淮安人，30多岁）等两个人，又被日军勒令在江宁“张而生药店”替他们烧饭。腊月二十日，又随日军到了南京升州路，我们三个一路商量着怎么逃走。到了黑廊巷，我们就跑到一户人家的院子里躲了起来，任凭日军怎么大声叫喊我们，我们死也不答腔、不出来，他们奈何不得，也就走了。我总算得了生，又回到了难民区。
27.苍开甲口述
苍开甲，男，67岁
调查地点：玄武新村
调查人：张登风、田梅
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时，我20岁，住玄武湖老岭洲（现动物园），已结婚，并有一个1岁多的男孩。全家靠我在玄武湖捕鱼为生。由于日军扫荡，早上妻子带着小孩躲进芦苇，晚上再回家过夜。
1938年元月2日，中午一时左右，我在家烧中饭，突然两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兵闯入，问我要花姑娘。我说没有，他们很恼火，其中一个拿起手枪对着我的腹部开了一枪，子弹从腹部贯穿，我倒在地下，流血不止，昏迷不醒。因父亲已被日军抓差抓走了，家中哪有人来救护我。等日军走后，乡亲们回来见我这种惨状，都以为我死了，就把我抬到一个地洞里。等我苏醒过来，我见有个死人压在我身上，我吃力地推开他，又挣扎着爬出地洞，看天时已是下午五点左右了。晚上，等我父亲逃回来，才把我接回家。以后用膏药治疗，伤口虽慢慢好了，但疤痕至今仍在。
事后我才知道，压在我身上的那个死人叫周太山，是在我受害之后被日军打死的。
28.李翠萍口述
李翠萍，女，58岁，现在浦口三河乡政府工作
调查地点：浦口三河乡
调查人：蒋霈、王家春
1937年我家住在现在的雨花公社集余大队。家有继父、母亲和我三人。阴历十一月的一天，继父到河边洗菜。我人小，跟继父去玩。继父在前，我紧跟在后。突然，日本兵打来一枪，子弹从继父的右腰打过，又穿过了我的左肩。继父死了，我受了伤。接着，日本兵又向我母亲开了一枪，子弹穿过母亲的右肩。我一家三人，短短几分钟里就一死两伤，说起来真惨呀！
29.侯吕清口述
侯吕清，男，69岁，退休职工
调查地点：碑亭巷
调查人：李小珍、陈小敏
南京沦陷时，我躲在牯岭路难民区避难，后因生活无着，提心吊胆跑出来，想找点生活出路。不想刚到珠江路口，就被一群日军拉去，给他们扛稻草到湖南路国民党中央党部去。在途中，有两个一道被抓的难民被日军用刺刀戳死。到中央党部后，也不给吃喝。第二天早晨，日军用手榴弹在该部后边塘里炸鱼，逼我们难民多人脱光衣服跳下塘去捞被炸死的鱼。当时正是严寒天气，我们从塘里起来时，皮肤都冻紫了。日军又叫我们站在火堆边烤火，谁知四个日军抬着我们一个难民在火上燎，用以取乐。（他们）把他燎得浑身是泡，就被扔在一边不管，又不给吃喝，整整挨过了三天，才侥幸被放了出来。
30.周长荣口述
周长荣，男，64岁，农民
调查地点：石佛寺
调查人：徐化龙
日军侵占南京时，我17岁。1938年3月，我挑着一担秧草朝家里走，路过叶学诗家门前时，放下担子，休息一会。由于饥饿，又到石佛寺去买点吃的，路上遇上了几个日军，日军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农民，割秧草的。日军不信，说我是当兵的，把我抓到石佛寺后院进行审问，并进行毒打。两个小时后，被庙堂中一个年约40多岁名叫叶南的和尚救了下来，可是日军在临走的时候，还用枪托捣断了我的脊背骨，留下终身的残疾。
31.张从贵口述
张从贵，男，79岁，北山门菜场退休职工
调查地点：桑树园
调查人：肖仲煌、尹长风
1937年冬月，日军侵占南京才几天。那时我家住在宝塔山，日本人要杀就杀，要砍就砍，逼得我们走投无路，只好向外逃难。路过江东门，走到江东门桥上时，从桥边的芦席棚内，走出几个荷枪实弹的日军。他们不问青红皂白，竟将我们同行而且互不相识的九个人抓去，指手画脚，叫我们做抱稻草、铺床、烧饭等杂事。我们只能忍气吞声，叫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等日军吃完晚饭后，天已经黑了，他们把我们九个人叫到一个铁丝网围着的操场内，逼我们全部跪下。两旁各站着一名日军，以防我们跑掉。另有九个日军，各持一支上了刺刀的枪，朝我们身上刺。第一刀正刺在我的腰部，因天气很冷，我穿着棉衣，这一刀没有刺着我的肉。第二刀正刺到我的颈部，顿时鲜血直流。没一会工夫，由于流血过多，我昏倒在地，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日军也就以为我死了。到了深夜，我苏醒过来了，借着月光，我看到其他八个人都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下，周围一片血迹。我仔细听了听，没有一点动静，我猜想日军大概都睡觉了，就拖着沉重的身子，爬到铁丝网前，滚出了铁丝网，掉到了沟里。我又忍着伤痛，爬了一里多路，在一块坟地里歇了一会儿，看到周围有稻草灰，就抓了一些垫在地上，就地躺下。由于伤痛，实在睡不着，熬到天亮，看到一些难民从这里经过，我就跟在他们后面。由于我身上有血，难民怕我连累他们，不让我跟他们走。到了毛公渡，这儿离我岳父家不远，我就到了他家。岳父用刚剥下的鸡皮贴在我的伤口上，伤慢慢好了，我也算死里逃生幸存下来了。
32.彭玉珍口述
彭玉珍，女，67岁，菜农
调查地点：东花园
调查人：李美华、刘升孝
1937年冬月十一日，日军侵占了南京。一天，我到白鹭洲河里去洗尿布，被在城墙上的日本兵看见了，就对准我开枪。没有打中要害，把我的右腿打伤，鲜血直流，不能动了，后来是我丈夫彭兆喜把我抢救回家的。从此，我右腿就残废了。
33.王如贵口述
王如贵，男，57岁，现在淮阴县工作
调查地点：云南路
调查人：廖美庆
1938年阴历正月初，我从安徽全椒县回到南京，住白下路南首巷1号。当时我只有10岁，为了维持生活，随家人在现在的建康路邮局门口卖茶。一天，日军巡逻队过来，我没有向他们鞠躬敬礼，一个鬼子兵上来就给了我一刺刀。当时因生活困难，没钱医治，伤口溃烂，过了很长时间才好了。现在我右膀上还有刺刀刺的痕迹，伤痕看得很清楚。
还有一件事也是我终身难忘的。谁无父母？谁无子女？当父母被日军任意凌辱时，做儿女的却无力保护自己的父母，这种痛苦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我母亲被日本兵捉去，扒光她身上的衣服，将两个铃铛挂在她的两个奶头上，然后赶进磨房去推磨，直到磨完之后，才放她回家。我永远把这种凌辱牢记在心头。
34.龚玉昆口述
龚玉昆，男，67岁，水运公司轮驳大队退休工人
调查地点：石梁柱大街
调查人：李文奎、刘雯、冯中美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时，我17岁，在三汊河扬子面粉厂（现在是有恒面粉厂）看大门。我亲眼看到日本兵屠杀中国同胞的暴行。
从三汊河到水西门，尸体遍地都是。单就这一段，万人坑就有五个：老虎门附近一个，水西门附近一个，汉中门外黄土山下一个，三汊河高鼓村对面一个，大同面粉厂（现在鸡鸭加工厂）后门仓库外一个。这五个坑，以后都被尸首填满了。
日本兵进城第三天，我亲眼看见日军在三汊河抓到早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兵100多人，叫他们排成一字队形，被日本兵一个个地捅死，真是惨不忍睹。
农历十一月二十七日，我被日本兵赶到有恒面粉厂的楼上。在楼上我看到日本兵在三汊河抓到七个中国兵，叫他们各自挖一个坑，日本兵用枪打死六个，倒在坑里，叫第七个中国兵，把前六个人的坑填平后，日本兵叫他“开路”。这个人是七个人中的唯一幸存者。此人和我们在一起呆了几天，名字叫王有道，是河南开封人，不久他就回老家去了。
1938年3月，我只身一人出来，在三汊河一带捡一点柴火烧锅，被开澡堂的杜文甫和徐三老板看见，向日本兵诬告我是小偷。日本兵把我捆绑在大同面粉厂门口的柱子上，放军犬把我全身衣服撕破。我腿被咬伤，右耳被戳破，可是残暴的日本兵又用东洋刀背在我头顶砍了两刀，当场昏了过去。醒来后，由翻译官说情，才放走了我。迄今我大腿和头部还有伤痕。
35.王芝如、夏淑琴口述
王芝如，女，72岁；夏淑琴，女，55岁，中山陵园管理处退休职工
调查地点：小荷花巷、竹林新村
调查人：孙宝珍、龙顺河等
日军进城前，我家就住小荷花巷。侵华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时，我家留在中华门内新路口家中的九口人，有七口人被杀害。留下两个小女孩，7岁的被刺伤，3岁的被吓呆。被刺伤的这个侄女就是现住中山门外竹林新村的夏淑琴。
日军侵占南京时，我随丈夫带着两个小孩到难民区去避难，父、母、姑子、姑爷及五个侄女留在家中。原来准备到了难民区以后，叫丈夫回家接家里的人，哪知道到那里以后就不能出来了。二十几天以后回家一看，家中躺着七具尸体。父、母、姑爷被杀害了，大侄女（20岁）、二侄女（18岁）和姑子被活活糟蹋死了，7岁的侄女被刺了几刀昏迷过去，3岁的侄女被吓呆，最小的侄女被日军戳死了。当时的惨景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我丈夫看着这些尸体急得发疯，最后找来一个棺材，
字会给了四块板，又用家中大橱，草草把丧事处理了。
王芝如是我的舅母，她说的全是事实。日军侵华时，我们一个大门里住着两户人家，一家是回族，四口人；我家有九口人，共十三口人。日军在短短的十几分钟内，枪杀了我们两家十一口人：邻居家四人和我家七人。只幸存我和一个妹妹，当时我7岁，妹妹3岁。我背脊被戳了两刀，左臂被戳一刀，至今还留有疤痕。
36.周文彬、周文鑫口述
周文彬，男，47岁，现在汽车运输公司修理厂工作；周文鑫，男，59
岁，现在百子亭粮站工作
调查地点：鱼市街卫巷、四牌楼
调查人：曹义富、秦景峰
听我奶奶和母亲说，日本军队侵占南京时，我家逃难到江北九里埂，到那里后，腊月二十一日，母亲生下我。有一天下午日本兵去九里埂扫荡，全家人躲避日本兵，我一个人睡在摇篮里，天快黑了，房子又深，日本兵不敢进去，发现屋里有一摇篮，就打了两枪，一枪打在我的左脚上，打掉三个脚趾。当时我还没满月，留下终身残疾。这个情况，我的哥哥周文鑫知道。
周文彬是我的弟弟。大约过了春节，阳历二月初的样子，日本兵坐汽艇到我们住的围子（九里埂卞洲围），我母亲躲起来了，我和奶奶、两个弟弟没有走。当时我小弟周文彬没满月，睡在摇篮里。我们人全被赶出来站在外面。日本兵见屋里有个摇篮，就朝摇篮打了两枪。小弟在摇篮里哭了起来，日本兵哈哈大笑。天黑以后，日本兵走了，我母亲回来掀开被窝一看，弟弟左脚前三个指头被打掉了。
37.朱有才口述
朱有才，男，67岁，湖滨饭店退休职工
调查地点：唱经楼西街
调查人：曹义富
1937年12月，我帮人家做烧饼，师傅叫尹永发（已死），住东瓜市金陵女子大学门口。每天晚间做饼，第二天一早卖饼。日军中岛部队进南京城三四天的时候，有一天早上很冷，烧饼卖完后，我和卢广有（现住唱经楼东62号）、叶小栓（现住九江市）三人去许老太烟酒铺喝酒取暖。刚进酒店，日本兵就来了，把我一人抓去，在上海路排队上卡车，当时已有三四十个青年人排着队。我听说日军把我们的人拉到水西门全部杀死，我想，宁愿在这里给他们打死，也不能给拉去，使家里人无法收尸。这时我排队站在第一个，卡车停在上海路口，路上有行人来往。日本兵在后面喊上车，我就靠汽车边溜掉了，日本兵没有发现，也没有人喊。后面的人全部上车，汽车往汉中路开去，上车的人一个也没有回来。我从上海路出来后，吓得我躲到小店许老太放棺材方子的房子里迷迷糊糊地睡觉，家里人以为我被拉走杀了，急死了。天黑我又上班去打烧饼，他们见了我又惊又喜，都说我命大，真是死里逃生。
事隔一个星期左右，我家里人想吃烧饼，我说外面很危险，你们不要出去买，我给你们带回来。那天早上，我包了20块烧饼，走到陶谷新村时，路上行人很少，只有一个20岁左右的小伙子在我前面走，我连走带跑急于赶回家，不一会就赶过了这个小伙子。忽然一声枪响，惊得我回头一看，只见小伙子倒下去了。这时我离小伙子只有10多米远，吓呆了，站在那里不敢跑，也跑不动，直愣愣地看到两个日本兵跑上来又打了小伙子一枪。我想这下要完了，只好听天由命了。日本兵跑到我面前，见我拿了一大包烧饼，就拿起烧饼吃起来。他觉得好吃，就全部把烧饼拿走了。我虽空手而归，却留得了性命，总算20块烧饼救了我一条命。
38.梅福康口述
梅福康，男，63岁，在梅山村代销店工作
调查地点：梅山村
调查人：秦金文
1937年12月的一天下午，200多个日本兵来到了梅山村。我们这个村是一个有六家二十来人的小村。日军一进村，就拳打脚踢地把全村人赶到了外面。到了晚上，他们把年轻妇女集中起来关在一间屋子里，把男人关在另一间屋子里。深夜，女人们趁日本兵打瞌睡时偷偷跑了。第二天早晨，日本兵发觉了，把男人们毒打了一顿。后来，日军又用手榴弹在塘里炸鱼，用刺刀逼我二哥和其他人下塘去摸鱼。我二哥这时正发高烧，天气又冷，从塘里上来时，浑身发抖，口渴得难受，想喝水，就在日军烧着的火堆旁倒点热水喝，正要喝时，被一个日军夺过碗来向二哥头上砸去，把二哥砸得头破血流。
我们村外的田地中间有个小土堆。日本兵吃过鱼以后，将我家祖母、父亲、二哥、外甥女、三个堂兄和我八口，加上村里的四个邻居，总共12个人，一起赶到小土堆旁，要我们围着土堆脸朝外排成一圈，然后用布条将人与人相互的手和手都捆绑、连结起来。待捆好后，日本兵就残酷地向我们这群人圈里摔手榴弹。在手榴弹爆炸后，还唯恐我们没有死，又凶恶地跑来，举起刺刀在我们每人身上捅几刀。可怜我的小甥女，因被刀刺痛得难忍，叫了起来，随即就被日本兵用手将她卡死。我本人的耳根周围、颚部和舌根都被炸伤，又被捅了三刀：胸部两刀，屁股一刀。在这次受害的12个人中，死了10个，最后幸存的只剩下我和另外一个邻居。我家八人，七人惨遭炸死。
日本兵以为我们全部被炸死了，放火烧了全部房子。我的哥哥原已被日本兵抓到邻村烧饭，他看到本村着了火，跑回来，才发现我还活着，将我抬到附近山上，每隔两三天转移一个地方，过了二十来天才脱离危险。我的舌头两三年不能转动，话也说不清楚。
39.孙玉泉口述
孙玉泉，男，65岁
调查地点：群英北街
调查人：李帼义
我原来的名字叫孙景波。1937年12月，日本军队侵占南京后第三天，我们一家人从北祖师庵逃到阴阳营避难，我却被日本兵抓走了。当时与我一起被抓走的有很多人，看样子是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去集体枪杀。我一面跟着走，一面盘算着如何逃生。当走到玉泉路时我就急中生智，趁日军不备，冒险溜出队伍，抄附近的小路飞跑，终于使我侥幸逃出来了。事后，为了纪念我的逃出地点，庆幸自己的死里逃生，就把原来名字改为现名，叫作孙玉泉。
40.杨全和口述
杨全和，男，74岁
调查地点：大方巷
调查人：廖美庆
我怀着满腔怒火，控诉日军的南京大屠杀暴行。我亲眼看到多少个中国同胞惨遭日军杀害，我就是千万个遭受日军残酷迫害中的一个。
1937年，我住在大方巷。冬月十一日，日军侵占南京城。冬月十二日下午，大约四五点钟的样子，天快晚了。我上街，在大方巷口碰到两个日本兵。他们叽里哇啦地给我讲话，我听不懂，他们举起刺刀就往我头上刺。我急了，举起左手向上一挡，头保住了，左臂前手腕后约一寸多的地方却被刺刀砍了一个大口子，深及骨头。这时日军来气了，又用刺刀在我左膀子上猛刺了一刀。正在这紧急关头，来了一个挂军刀的日本兵，似乎是个当官的，他给那个日本兵讲了几句话，那个日本兵就走了。我乘机逃回家，这时正是冬天，我穿着袍子、夹袄、衬衣等衣服，要不是这样的话，我的左膀子早被砍了下来。
几十年过去了，左膀上清晰可见的两处刀痕伴随着我度过了一生，它是南京大屠杀的活见证，每当我抚摸这伤痕的时候，心情总是不能平静。
大方巷一带，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时是难民区，成千上万的逃难者居住在这里。我由于当时被日军刺伤，不敢贸然上街。有一天，我在自家住的晒台上看到日军把中国人捆成每四个人一串拉到池塘边（现南京化学厂一带）残酷地杀害了。
41.许自强口述
许自强，男，64岁，二十八中学退休教师
调查地点：明瓦廊
1937年1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善良的平民遭到蹂躏，血海深仇，永世难忘。
那年冬天，我们一家五口，随祖父母匆匆搬入颐和路难民区去避难。12月16日下午，有四个日本兵，身上背着枪，满脸凶样，来到我们住处，将门内所有的人，无论男女老幼，统统集中在大院子里排起队来，厉声吆喝，仔细地注视每一个人。当他们看到年轻的妇女，脸上露出可怕的狞笑，将他们看中的六个妇女，强行拖进屋去，进行奸污。院子里所有的人，特别是她们的亲属，没有一个不是心如刀绞，泪如雨下。过了一会，日本兵又来到了大院，嘴里吆喝着：“中国兵，有没有？有的，站出来！”不管他们说什么，没有一个人答话，气氛低沉。这时，几个日军青筋暴露，从人群中横蛮地拖出十几个青年男子，叫他们站在一边。我的一个25岁的叔父也被拖了出来，祖母痛哭流涕，在场的人个个哀声不已。这时，几个日本兵分散到各家强行搜掠贵重物品后，将我的叔父和十几个青年带走，从此生死不明、毫无音讯了！我叔父走后，全家人泣不成声，万分悲痛，尤其年迈的祖母，更是悲痛不已，哭得死去活来。老人的泪水流干了，最后双目失明，病在床榻，不久也就离开了人世。
日本兵走后还不到半小时，又闯进来五个日本兵，还是叫我们站到院子里，不问青红皂白，就用刺刀戳，用枪拐子打，院里的人，几乎无一幸免。就连我这个15岁的小孩也无缘无故被日本兵在小腿上戳了一刀，顿时血流如注，疼痛万分，至今伤痕还隐约可见。这时，院子里响起了痛哭声和叫骂声，当场有个老大爷倒在血泊中，又有几个妇女被奸污了！
祖父感到这里很不安全，便想回到原来的住处。过了几天，祖父对我说：“我带你到明瓦廊去看看！”我们祖孙二人刚走到宁海路口，看到路边有很多老百姓的尸体，有的缺胳少臂，有的没有腿，有的肚肠拖到外面，甚至有的头颅也没有，真是血肉模糊，惨不忍睹。路边的住房，有的被烧毁，有的被抢劫一空，有的连大门也没有。在一幢楼房门口，站着几个日本兵，马路上看不到一个人影。我们走到距离日本兵站岗不远的地方，日本兵喊了一句话，我们听不懂，可能是叫我们站住，我们只好站住不动。有一个日本兵上来用刺刀将祖父的帽子挑掉，随手在他胸口上刺了一刀。祖父用手捂住胸口，满手的血，连衣服也染红了。我急得无法，连忙把手帕递给祖父，可是一条手帕有什么用呢？祖父蹲在地上站不起来，日本兵用凶恶的眼光盯住我们，并将祖父推倒在地。过了一会，另有两个日本兵挥手叫我们走。祖父有气无力地对我说：“我们回去吧！”于是我便扶着祖父走回颐和路去了。没多少天，祖父的伤势日重就死去了。
日本兵的暴行越来越猖狂，每天都有好多次来到我们住所，记得12月20日这一天来过八次之多，每次最少二三人，最多七八人，他们抢掠财物，强奸妇女（就连60多岁的老妇人和年幼的女孩都遭到污辱），抓人杀人。这日子怎么过呢？门内五六户人家，大家计议，连夜动手，挖了一个地洞，早上除了年老的人留两三个看门外，其他人进洞藏身，傍晚出洞，这样过了半个多月时间。有一天，几个日本兵来向看门老人要花姑娘，老人答没有，一枪就将老人打死了。
搬进难民区时，我们这一门内有三四十人，经过短短十来天时间，就只剩下17个人了。日本侵略者就是这样在南京杀害了30万同胞，真是骇人听闻，令人发指！
42.伍必毅口述
伍必毅，男，65岁，南京市工商联退休干部
调查地点：孝陵卫
1937年，我家住升州路南侧的小彩霞街，我当时18岁。这年12月15日，我家的门被砸开了，闯进来两个日军和一个翻译。翻译说：“大家要欢迎皇军，不准再关起门。”然后，他们在这一带挨家翻箱倒柜，把各家所有的粮食都搜了出来，找出麻袋装起，叫我和马银东、伍贻经三人扛起，跟他们走。出门向西，走不多远，翻译又叫我们从斜对面把一部东洋车拉出来，把粮食放在车上，拉着继续向西，弯进了渡船口，一家一家地把粮食搜出来，由我们三人拉着，向水西门方向去。被洗劫的人家，只有流泪，不敢吭声。
到了水西门口的日军驻地，粮食搬进了后厨房里，后门是南湾子，可巧这时一阵呜呜角声，日军都去集合了。我们商议，趁此走吧！我们分散地隐蔽着从这一家到那一家，到天黑时，都回到了家里。
到了腊月初三，天未明时，来了七八个日军，把我和堂兄伍必成抓到了，押到升州路上。我一看，满街是日军，还抓了几十个中国人，分别派在若干辆板车上，替他们拉车。日军驱赶着我们出了中华门，沿宁芜公路西去。路旁，不断出现中国人的尸体，路中间的尸体已被踏平，仅存一具人形。东善桥路边麦场上，堆积着无数中国军民的尸体，惨不忍睹。当日宿西善桥，我们被关进一间屋里，只给一盆饭团，门口有日军哨兵，不准外出。次日天明，继续向西走，午后至采石矶。伍必成因两天没吃过食物，体力不支，突然倒下。大家想搀扶他，凶恶的日军却用枪托向大家打来，并用刺刀向伍必成猛戳。我惊呼着丢下车绳，想去挽救，却被扇了两个耳光，用刺刀逼着我退回，必成二哥就这样惨遭杀害了。到芜湖后，我侥幸得到一个日本军官写的一张路条，趁机逃命，才得返回南京。现在，回忆起这一段辛酸往事，我是多么悲痛，多么伤心啊！
43.苗学标口述
苗学标，男，78岁，退休职工
调查地点：南湾子
调查人：马中炎、马管良
日军侵占南京时，我曾先后三次被日军抓着，亲眼见到日军杀、烧、淫、掠的暴行。
第一次被抓：日本兵进城时我住在陡门桥山东会馆内。12月14日上午，我被日本兵抓到莫愁湖对面许歪头鸭毛栈外，我一看空地上已有好几百人被抓来，几个日本兵端着枪看守着。后来又来了些日军，一个一个地摸被抓的人的头、肩、手、腿各部。他们叽叽咕咕地说着话，把摸过的人分为两边站。一直折腾到下午四点多钟，将拣出来的300多人说成是中国兵，用机枪扫射杀死。射杀以后，叫我们这一边的人把死尸扔进塘里。我们扔着扔着，也就一个个偷偷溜跑了。
第二次被抓：是被抓到莫愁湖，还是专门派我和其他被抓的人一起抬死尸往塘里扔。我抬了三四十具以后，又趁夜晚天黑偷跑了。记得我在回家的路上，从水西门外到升州路一带，遍地都是死尸。我回到山东会馆，多半是从死人身上踏过的。
第三次被抓：是12月17日上午十时左右，与我同时被抓的约有20多人。日本兵把我们抓到中华门外，又是要我们抬死尸。我们大约抬了几十个死人，把这些尸体一起埋在山脚下。日本兵又叫我们在雨花台路边上挖一个坑，约一米多深。坑挖好后，一个日本兵逼着我们的一个同胞下到坑内，由几个日本兵亲手填土把他活埋了。我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心里多凄惨、多难受！后来日本兵又把我带到水西门外抬死人。水西门外的那座大桥有五个孔，我眼见抬去的死尸，足足填了两个孔。回忆当年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真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44.赵宗陶口述
赵宗陶，男，72岁，建明铸造厂退休工人
调查地点：嘉兆巷
调查人：史学蕙、陈声华
1937年12月，日本军队侵占南京时，我在西郊双闸街做小生意。一天下午，枪声大作，街坊的人乱作一团，各自逃命。当时，我与邻居、教书先生陈有臣和木匠李文山等三人正在商量向何处逃避，突然，日本骑兵由板桥方向朝双闸街上飞奔而来，我们三人吓得不知所措。我急中生智，跑到街后水塘边隐蔽起来。他们两人由于慌乱，躲闪不及，被日本兵用马刀砍死。同时，日本兵开始放火烧房子，顷刻间，双闸街变成一片火海。我家的房子也被烧了，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只好跑到沙洲圩岳父家避难。
大约过了三天，日本兵又扫荡进了沙洲圩村。村口树上拴着一头牛，被日本兵一枪打死了。进村后，日本兵挨户搜查。有两个从城里逃来避难的姑娘，被日本兵搜出后，拖进房里强奸了。有两个日本兵闯到我岳父家里，把我的帽子拿掉，摸我的头，看我的手说我是中国兵，“死啦死啦的”。就在这危急时刻，日本兵看到筐里的鸡，就丢开我去抓鸡，他们把四只鸡抓住就走了。想不到，真万幸，四只鸡救了我的命。
以后接连十多天，日本兵天天来扫荡。村里人看到这里已不是安全地带，就趁着一天雨夜逃出沙洲圩到南乡山区避难去了。我带着妻子，到谷里村我连襟家躲避。一天早晨，三个日本兵骑着三头毛驴闯进村里，把我和三个村里人抓住，叫我们跪下，正准备开枪打死我们四人。真是无巧不成书，村上一位老太太这时开门，飞出了一群鸡。日本兵看见鸡，也不开枪了，示意叫我们去抓鸡。没办法，我们四人共抓了八只鸡，用绳子捆扎好，交给了他们。几个日本兵狂笑着骑上毛驴就走了。八只鸡救了我们四人的命。
45.高秀琴口述
高秀琴，女，64岁，退休工人
调查地点：汉西门工商村
调查人：陆家骅
1937年，我17岁，随父在汉中门外织芦席，卖芦柴，以此维生。日本兵进城前，已有人去难民区。因我家没钱，与别的许多穷人一样，还留在家里。
日军侵占南京后，经常到城外我们的住处找吃的，见到猪、鸡就抓走。我们躲在自己挖的地洞里，清楚地听到地面上鸡飞狗叫声和杂乱的皮鞋声。
有一天，我到城里去，看到日本兵把手上有茧的人抓了八九辆卡车，拉到汉中门码头用机枪扫射死了。从上午九十点钟左右到下午二时许，一直听到汉中门码头传来密集的枪声。枪声停止以后，我们合伙跑到那里，亲眼看到死尸堆满码头，惨不忍睹。过了一段时间，才由红十字会在淘炼厂附近挖了两个大坑，把尸体埋掉。
一天上午，我跟三个五六十岁的老太婆，到汉中门挑酱回家吃。向回走时，刚走到城门口，被站岗的日本兵挡住，说要吃我们挑的酱。当他们看到这些酱不好时，又不要了。我那时，头上戴一个破旧的头巾，脸上涂了脏，打扮得很丑的样子。我们刚要走，日军突然掀掉我的头巾，说我是姑娘，我说不是。他们二话不说，拉着我就往营房跑。路上刚好遇见两个骑马的军官，日本兵就停下来敬礼，回答军官的问话。趁此机会我就逃跑了。没跑多远，日本兵朝我开了三枪，其中一枪打伤了我的左前臂。回到家时，满手是血，红肿了起来，过了一段时间才好。现在还有宽二厘米、长五厘米的伤痕。
46.马忠山口述
马忠山，男，回族，69岁，退休职工
调查地点：评事街
调查人：蒋宝霞、刘维玉
抗日战争前，我家居住在中华门外雨花路98号。父亲、大哥、三哥都是伊斯兰教的阿訇，二哥在码头上做事，我则靠经营小杂货店谋生。在日本军队进城前约一个月，我就随同母亲、三个姐姐、大哥、二哥和一个妹妹到江宁县水荆墅的亲戚家避难，家中只留下老父马明春、三叔马明庆和三哥马忠华看家。
日军进城后就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我家所在的雨花路是首当其冲。12月14日，父亲他们正呆在家里，突然隔壁开豆腐店的一个妇女（她是一个寡妇）慌慌张张跑进来，说有几个日本兵企图侮辱她。我父亲得知这个情况后，赶紧带她到后门，帮她逃走了。紧跟着前门冲进来几个日本兵，气势汹汹地要找刚才跑走的那个女人。他们不由分说就里里外外搜查起来，自然是什么也没有找到。恼羞成怒的日本兵认定是我父亲他们放走了女人，迁怒到他们身上，竟对我父亲、三叔、三哥这样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下了毒手，用刺刀将他们活活捅死，随后放了一把火将房子烧得精光。被烧的还有和我家相连的十多户人家。当时我们躲在乡下，并不知道灾难已降临到我家。直到1938年2月我大哥从江宁县回到南京，才从邻居那里得知了事情的详细经过。在回民掩埋队的协助下，大哥将我父亲等三人的尸骨埋葬在雨花台南边的花神庙。
1938年4月，我家在外逃难的人回到南京。由于原先的房子已被烧光，不能再回原处，只好通过热心的回族老乡帮助，在大香炉的一家回民空房子里住了下来。
就这样，我家的三个亲人和全部家产，都断送在凶残的日军手里。像我们家遭受的苦难，只是当时南京人民遭受日寇疯狂烧杀淫掠的缩影。
47.姜根福口述
姜根福，男，54岁，在长江航运管理局工作
调查地点：下关
调查人：彭如清
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时，我们一家原有八口人，就是父、母、两个姐姐、三个弟弟（本来我还有个大姐，因为家里太穷，早已送给了人家）。全家原来住在一条破船上，为了躲避日军，父亲带我们暂时到乡下去躲一躲。我们把船向三汊河方向划去。到了石梁柱，小船漏水了，无法继续划行，只好弃船上岸，沿着圩堤向前行走。岸边虽然有十多间比较好的房屋，居民都逃走了，但这里容易被日军发现，我们也不敢住。为了隐蔽一些，父亲带着两个姐姐，母亲带着我们四个兄弟，分开躲进芦苇丛，相隔一百米左右，以便照应。因为母亲没有奶水，小弟弟饿得慌，哭着要吃奶。这时，正有十来个日军从堤上经过，顺着哭声找来，他们发现了我的母亲，就拉出去要强奸。母亲抱着弟弟反抗，灭绝人性的日本兵，从母亲怀中夺过孩子，用力摔在地上。母亲哭着扑向已被摔死的小弟，日本兵从背后向母亲开了两枪，把母亲打死了。日军走后，父亲找来一些木板和草席，把母亲和小弟弟埋在芦苇岸边。因为找不到更安全的地方，所以仍在芦苇丛中躲藏。第三天，日军发现了我父亲，又将他抓走，从此一去就杳无音信。又过了两天，日寇又来到芦苇丛，看见我11岁的二姐，竟要强奸她。二姐逃跑，跑到现在的河运学校附近，被日军抓住了。二姐连骂带踢与日军拼打，一个日军抽出军刀，将二姐从头劈为两半！就这样几天之内，日军枪杀了我母亲，摔死了我弟弟，刀劈了我姐姐，又抓走了我父亲，使我家破人亡，姐弟四人失去依靠，不得温饱，过了好多年的流浪生活。
48.陈光秀口述
陈光秀，女，67岁，南京千斤顶厂退休工人
调查地点：红旗新村
调查人：郭立言
我出生在江宁汤山镇许巷村。1937年12月间，日军先头部队从我家住地附近沿公路进攻南京。农历冬月初八，我父亲陈智松留在家中看家，日本通信兵沿公路回收电线，正巧我父亲到稻场上去搬草喂牛，被日兵枪杀身死。冬月十四日，村上忽然出现大批日本兵。当时全村有近200户人家，日本兵把全村的100多个年轻人，集中在打稻场上，全部敞开胸怀，用刺刀一个一个地戳死。我的亲弟弟陈光东也在其中。有个叫时大林的，日本兵复查时，发现他没有死，又戳他几刀。每戳一刀，就听他喊一声“我的妈呀”，就这样惨死了。回忆起来，真叫人心疼呀！还有刘应志和时先二人，被戳了几刀，因未戳中要害，后被他们家的亲人救护，伤口用布包扎起来，经过一段时期伤口渐渐好了。湖山煤矿工人崔义财，由于机智，在日本兵戳人的时候，他顺着倒在死尸之中，幸免于难。这三个当年的幸存者几年前已先后去世了。
日本兵残忍成性，烧杀淫掠，无所不为。当时村上艾家四兄弟：艾红来、艾根来、艾义生、艾仁义，被日本兵抓住，像扔麻袋一样，活活地砸掼死了。还有一些从外地被日本兵抓来做苦力的人，事后也被日本兵用刺刀将心肝五脏都挖了出来。邻近村庄有个叫方老二的，被日本兵砍成两段，一段丢在大场岗，一段抛到六亩口；还有个刘老五，日本兵冲入门内，用刀把他头脑砍掉了，半截身子在门外，半截身子在门里。日本兵除了杀人外，还强奸妇女。苏仁发的老婆当年约40多岁，被日本兵按在我家床上奸污了；苏仁发家有个童养媳，才十五六岁，被三四个日本兵拖到时魏官家轮奸，造成下阴部红肿，流血不止，走路都困难。
日军血洗许巷村的罪行，叫人难以忘怀。我家除父亲、弟弟被杀外，我嫂嫂因躲避日军，在外边大山上生小孩，得了产后风病，不久即死去；我妈妈因夫、子被杀，也忧郁而死，一家人只剩下我们姊妹三人和两个内侄。
49.刘福根口述
刘福根，男，57岁，现在蔬菜公司工作
调查地点：茶亭东街
调查人：杨新华、吉龙生
1937年冬天，一批日本兵来到我家所住的茶亭东街，到处抓人、杀人、放火、掳掠，无恶不作。一天，我家来了两位亲戚：象良明和他的儿子象连生，他们躲在我家的豆芽房。日军来抓民夫，抓到了象连生。象连生不愿去，日军就用枪托把他往死里打。我父亲刘保荣和我大舅李保田看见情况不好，就想跑，日军没有放过他俩，把他俩打死了。同时被打死的还有三个木匠和两个过路人。日军还放火烧了四邻李德金家三间房子、朱凯林家三间房子，又把李德金的兄弟李德银抓去做苦工，在三汊河江边，李德银逃走，在中途西德河边（现在凤凰街）被打死。
象良明和李德金两位老人都还健在。象现住莫愁新村，李还住茶亭东街。
50.薛世金口述
薛世金，男，71岁，南京线路器材厂退休工人
调查地点：光明村
调查人：高秀兰、王文清、叶云
1937年12月的一天，天空阴沉沉的。我好不容易从难民营跑回武学园家中，多么想和母亲、妻子见上一面，叙叙离别之苦啊！谁知还没有说上几句话，就听到日军叽里呱啦的叫喊声，我们赶快分散躲藏起来，我躲在后院小屋的一个角落里，母亲和妻子钻进门口的地洞里，想用洞穴掩护身躯，保存生命。万万没有想到，这地洞却成了母亲、妻子的葬身之地。
日军端着刺刀在前院到处翻腾，突然发现了洞口，用刺刀挑掉了堆积在上面的杂物后，逼着藏在里面的人出来。母亲刚出洞口，脚还没站稳，就被日军用东洋刀把头砍了下来，人头滚得很远。慈爱的母亲就这样无辜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
我的妻子见到这个光景，胆战心惊地爬了上来。日军不问青红皂白，砍她一刀。这一刀砍在颈脖上，她昏迷地倒在血泊里。等她苏醒过来时，日军已经走了。她哭喊着我的名字，我听到她的惨叫声，跑出来一看，天啦！我的心都要疼碎了。我赶紧把奄奄一息的妻子送进鼓楼医院，又收殓了母亲的尸体。
第二天，我又被日军抓夫抓到了芜湖，在日军的严密监视下，我无法逃脱。到第八天，我趁敌人不备之机，逃回到南京。刚进医院，就听人说我妻子已经死去了。她当时还怀孕在身。这时，我悲愤、忧伤、绝望，种种心绪交织在一起，不由自主地跑回空荡荡的家里痛哭一场。从此以后，我只身一人，孤独地自谋生活了。
51.翟厚知口述
翟厚知，男，60岁，农民
调查地点：尧化乡
调查人：王前富、杜怀静等
1937年，我13岁。腊月初的一天早晨，我和葛朝金等三人起早拾粪。大约八点钟左右，日本兵进村杀人放火。我爷爷和父亲是被日军推到粪池里活活淹死的。母亲抱着一个生病的小妹妹，东藏西躲，跟着人家跑。因为小孩子会哭，让日本兵知道就更不得了，所以人家不愿意我母亲跟着跑，我母亲没有办法，只好忍心把我妹妹甩到塘里淹死了。日军不仅杀了我家的人，还放火烧房子，全村只剩下几间瓦房。
52.李春香口述
李春香，男，72岁，退休职工
调查地点：栖霞街
调查人：周士发等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南京即将沦陷时，一部分日军沿着龙潭、东阳、栖霞、甘家巷等地，向南京城区进发。我家七口人，听到日军一路烧杀淫掠的恐怖情况，都十分害怕。栖霞街上许多人都躲进了栖霞寺难民收容所。我家的人，除了我父亲因舍不得家，又自以为是60岁开外的老人，独自留下看家外，全部都躲进了收容所。
栖霞山武家庄房，是栖霞寺的佃户居住的地方，当时我家也是佃户之一，故居住在那里。12月10日左右，日军路过武家庄房。他们看中了我家赖以为生的一条耕牛，要我父亲赶牛跟着他们走。父亲一则迫于日军凶神恶煞的喝令，二则舍不得那条耕牛，不得已只好赶着耕牛跟着走。当然，心神是不定的，加上眼睛本来就不太好，在即将到达甘家巷日本兵的宿营地时，日本兵嫌我父亲走得慢，一枪就把他打死了。当时我们一家都躲在栖霞寺里，全然不知道这件祸事。当我们得知这一凶信时，全家悲痛万分，但亦无可奈何。后来遇到甘家巷附近的人，才知道尸体是被红十字会收埋的。现已隔了47年，每一想起，心情难免总是很沉痛的。
53.葛金银口述
葛金银，男，67岁，农民
调查地点：板仓村
调查人：邓哲民、张兆富等
我家一直住板仓村。1937年，我父亲葛步广已60多岁。12月底的一天，日本兵闯进家中，抓住我父亲，要他去送烧饭的炊具。在路上，因父亲年纪大，走得慢。日本兵说：“你的不行的。”端起枪将父亲打死。母亲葛沈氏，也是60多岁，在自家院子里被日军抓住，日军问她是什么人，她答老百姓，便被一枪打死了。
父母遇难时，我们都逃难在外，当时并不知道。后来过了很长时间我们才得知凶信，等到回来收尸，老人家的尸体已经腐烂了，连伤害部位都无法看清。两老的被害经过，是事后听邻居们说的。
54.魏廷坤口述
魏廷坤，男，71岁，八府塘菜场退休工人
调查地点：长白街
调查人：熊国华
我是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和见证人之一。1937年冬日本军队侵占了南京城。那时我家住头条巷18号，父母急忙带我们躲到成贤街一座尚未竣工的楼房的地下室里。这里已经躲了三四十人。有一个炸豆腐干的人在洞口张望，被日军发觉，随手一枪打死。这样他们就发现了洞口，用刺刀把地下室的人一个一个逼出来。这时，我忽然发现墙边有一个尚未收口的烟囱，我钻了进去，躲了起来。接着，我听到外面响起了一阵枪声，我父母和其他的三四十人都被日本人杀害了。夜里，我从烟囱里出来，转到一个大管道内，几经周折，才得以存身。
55.刘志发口述
刘志发，男，59岁，现在盘城乡磷肥厂工作
调查地点：盘城乡
调查人：伏世诚
我父亲刘林，母亲刘许氏。1938年父母都是41岁，同时被日本兵杀害。
当时，我家住盘城乡路陶村。1938年1月3日中午，浦六公路上一辆疾驶的汽车突然停在路陶村的马路边上，车上下来几个日本兵，直奔村里而来。村子里顿时鸡飞狗叫，大人喊，小孩哭，人们赶忙向村外逃去。日本兵边追赶边向人群开枪射击。我父母跑到村西头不远处，被可恶的日本兵打中。这些日本兵在村子里烧杀抢掠，无所不干，一直闹到天黑才滚走。晚上，村里人陆陆续续回来了，我们兄弟三人到处找爹、找妈，几个乡亲把我父母抬了回来，可怜父母双眼紧闭，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只剩一口气了。我们兄弟三人扑在父母身上大哭起来。父母慢慢睁开眼，看着我们三个孩子，眼泪簌簌地淌。可是他们一句话也不能讲了，他们慢慢伸出手，用力抓住我们，眼里喷出仇恨的怒火。第二天，父母双双怀着满腔仇恨，永远离开了人间。当时我才12岁，二弟9岁，三弟4岁，兄弟三人成了孤苦无依的孤儿了。
56.史家有口述
史家有，男，51岁，农民
调查地点：盘城乡
调查人：伏世诚
我家一直居住在盘城乡丁解村。解放前，家里很穷，从爷爷到父亲都是靠帮工糊口。父亲47岁那年，即1937年，家乡沦陷。12月15日，家里又断了粮，真是“屋漏更遭连夜雨，行船偏遇顶头风”。不得已，父亲只好背着口袋外出借粮。母亲和我们兄妹三人，一直等父亲回来，等到中午，仍不见他回来。一家人提心吊胆地等呀、等呀，约到下午三点钟，爸爸背着好不容易借到的几斤米往家里赶，刚上马路（浦六公路），突然远方一辆日军的车子疾驰而来，爸爸慌忙让开，想快点躲起来。万恶的日本兵，那时常常拿中国人当活靶子打着玩。日本兵老远就看到了爸爸，端起枪就向爸爸射击，连打二三十枪，都没打中。爸爸赶忙躲在路旁的田埂下，狼心狗肺的日军哪肯放过，立即把车子开到爸爸躲藏的田埂旁，两个日本兵从车上跳下来，嘴里叽里呱啦地骂着，端起刺刀就向爸爸猛刺，爸爸躲闪不及，喉咙、两肋、心口被连刺四刀，鲜血直流，当场就死去。日本兵见了，哈哈大笑，扬长而去。妈妈听到这不幸的消息，一下子就昏倒了。邻居们把爸爸尸体抬回来，妈妈哭得死去活来。我们兄妹三人当时虽然很小，哥哥6岁，我4岁，妹妹才1岁多一点，也都跟着哇哇大哭。这段悲惨情景，都是我们懂事后听妈妈多次诉说的。
57.汪玉华口述
汪玉华，女，53岁
调查地点：浦口公安街
调查人：周玮
1937年，我家住南京箍桶巷蔡家院，全家五口人：父、母和我们兄妹三人。年底的一天，我们全家正在吃早饭，忽听门外有人喊：日本兵来了！父亲带着我们兄妹三人丢下饭碗赶紧躲在附近一幢楼房的防空洞里，妈妈跑到外婆家去了。日军搜查到我们这里，将躲在防空洞里的20多人全部拖了出来，逼着跪在地下。当时我才7岁，和其他几个孩子跪在墙角，吓得直抖。大人们不肯跪下，日本兵把他们推倒在地上，用刺刀在他们身上乱戳，结果被戳死、戳伤近20人。我父亲汪泰洪被日本兵用刺刀活活戳死了。日本人走后，我和哥哥、妹妹被一个受伤的邻居带到难民区交给我姨妈。后来，我姨妈回家看外婆，才知我妈妈在去外婆家的路上已被日本兵杀掉，而我外婆也在家里被日本兵杀害了。
虽然事隔多年，一提到这件事，我就伤心不止。
58.卞正煌口述
卞正煌，男，76岁
调查地点：盘城乡
调查人：秦金文
1937年，日本军队侵入南京时，我29岁，我兄弟卞正明，19岁。1938年元月2号，我兄弟看到日本兵来了就往圩里跑，刚跑到村西天河坝头，就被日本兵连打两枪。日军把他打死以后，又把他的尸体丢到河里。1938年元月6号，我父亲卞克中和本村农民沈江子、卞正耀三人在屋前说话，这时从村东大路上走过来一队日本兵，他们走过村东屋小墙后，其中一个日本兵回过身来，朝我父亲开了一枪。这一枪，打穿了我父亲的右肋部，同时也使沈江子和卞正耀身上挂了花，致使我父死亡，他们两人受伤。我父亲死时是63岁。日本兵在五天之内，就连续打死了我家两口人。
59.沈桂英口述
沈桂英，女，52岁，退休工人
调查地点：西街
调查人：肖中煌
1937年，我家住沙洲圩，当时我只5岁。在我懂事之后母亲告诉我，阴历冬月二十二日那天，我家有四人被日军杀害：父亲沈传和，在郑家庄被日军打死；叔叔沈传元，在盈香庙（现南京中药厂附近）被日军用刺刀杀死；二伯伯沈传海，被日军带走，杳无音信；日军想强奸我姑母，因强奸未成，姑母跳入沙洲圩沈家庄池塘内，被日军开枪打死。
我家八间房屋也被日军烧掉。父亲死后，我母亲及我们姐妹二人，生活无着，不久妹妹也饿死了。
60.杨余氏口述
杨余氏，女，1905年生，1984年调查后不久去世
调查地点：凤凰街
调查人：王梅影、郭嘉友
日军侵占南京时，我有七个孩子，大的10岁，小的还不满周岁。当时，我自己养六个，另一个女儿是交给我住在伟子街的弟弟家寄养的。
1937年冬月，日军进了南京城，我从家里带着六个孩子，还有邻居家一个15岁的女孩，躲在离家不远的一个防空洞里。哪晓得躲不住，很快被日本兵发现了，他们先用机枪向防空洞里扫，后又对准防空洞火烧烟熏。等到日军走后，结果我的六个孩子，以及邻居的那个女孩，统统被杀害死了，只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活着出来。我又急又怕，就慌忙抱了一床被子逃命，冒着黑夜寒冷，抄直路一口气跑到伟子街我弟弟家里。这里要回过头来补说的是，当我领着孩子们躲到防空洞里的时候，正好我的丈夫不在家。等到他回家后，估计我们大概躲到防空洞了，就赶忙来寻找我们，不是冤枉不凑巧，偏偏又迎头碰上了日本兵，就被日军举起军刀活活劈死了。事后我才知道，在我丈夫要来寻找我们之前，曾遇到一位老人，劝他不要冒险再找了，找也没有用，说不定已全部被杀光了……可叹我丈夫为了妻室儿女，没有听这位老人的劝阻，结果走在路上就被日军杀了。那时，我人蹲在弟弟家，心里却愁着丈夫的吉凶，实在待不住，就又回过头来去寻找丈夫。一旦上了路，恨不得插翅飞，遇河过河，哪怕水深天冷，走起来一歪一滑，跌跌爬爬，冻得发僵，冷得要命。拼命跑到防空洞，周围一看，连个活人影子也没有。从此我就家破人亡了。我失去了丈夫，自己的七个孩子，在防空洞里一下就死去了六个，其中有三个男孩、三个女孩，剩下一个寄养在弟弟家的女孩不久也病死了。
61.许金凤口述
许金凤，女，75岁
调查地点：柴油机厂宿舍
调查人：郑兴仁、刘芳等
1938年初，我家住沙洲圩，那一年我27岁。一月份的一天，日本兵进了圩，我丈夫急忙躲在一个大橱里。哪知道，日本兵放火烧房子。我丈夫如果继续蹲在房里，就会被烧死。他无法存身，跑了出来。日军发现后，把他拖到塘边，用刺刀戳进了他的心脏，又向他头部打了一枪，从左边打进，右边出来，脑浆都流出来了。我丈夫死后，又被日军扔进塘里。
日军走了以后，下午四点多钟，我请人把丈夫的尸体打捞起来。正准备埋葬时，又碰上了日军，日军又放火把他的尸体烧掉了。
62.郭桂氏口述
郭桂氏，女，82岁
调查地点：上新河
调查人：高鸿翔、陈和华、邹玉琴
1937年时，我丈夫家开菜馆。日本军队侵占南京后，把我丈夫抓去当苦力。因我丈夫是做生意的人，劳动力不强，挑不动日军要他挑的东西，日本兵刺他屁股一刀，当时没有死，接着又给他下身致命处一刀，把他刺死了。我去找他的尸体，是在现积余村附近堆积的三层尸首底下找着的，后来就把他掩埋了。
63.刘庆英口述
刘庆英，女，92岁，南京糖厂退休工人
调查地点：红梅桥
1937年12月13日，日本军队打进南京，凶狠无比，杀、烧、抢、奸俱全，打死无数居民，抢去大批财物，烧掉不少房屋，强奸很多妇女，南京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的一家就是侵华日军大屠杀的受害者。我家原有四口人：丈夫韩老六，儿子韩小斌，儿媳和我。一天内被日军把丈夫和儿子两个男人都杀掉了。我儿子当时20岁，和房东张老板的两个儿子躲在屋内，日军查房时，查到了他们。房东家大儿子张老大，因脚上长烂疮，用纱布缠着。二儿子张老二当过兵，手上有老茧。我儿子因和他俩躲在一起，日本兵硬说他们三人是当兵的，当场被日军杀害。张家兄弟被砍掉头，死在家门前；我儿子被日军用刀捅死，共捅了九刀：肚子两边各四刀，手臂一刀，最后日军用棕绳捆住我儿子手臂上的伤口，把他拖到大门口，他就死去了。我丈夫韩老六这时也被日军抓住，看到儿子的这种被害惨状，难过得直朝儿子身边挣扎，却恼火了日军，就把他举起来，摔到水井里，接着又用大石头往下扔，就这样活活地连砸带淹，他也就死在井里了，死时只有45岁。我一天失去两个亲人，这使我伤心一辈子，也是一辈子忘不掉的。
64.张朱氏口述
张朱氏，女，79岁，原在铁心桥粮库工作
调查地点：吴尚村
调查人：马金文、毛伟等
我们一家住在铁心桥吴尚村，我丈夫叫张文华。1937年阴历十一月间，日本军队侵占南京时，我丈夫领着我和两个女儿避难住到贾家洼。
一天早晨，七个日本兵巡逻到村上，硬把我丈夫抓去，押到江东门毛公渡的一个桥上。这里就是日军杀人的屠场，当时桥下遍地都是尸体。有个日本兵就对准我丈夫开枪，我丈夫就随即倒在桥下的尸堆上死掉了，死时他才32岁。
由于贾家洼不安全，我只好带着两个女儿继续逃难。当时我正怀着孕，怕遇见日军再遭殃，所以白天不敢走，只得在晚上偷偷赶路，整整用了两个夜晚才到了牛首山下的赵家洼。在那里碰巧遇到了我的二弟朱万炳和三弟石全子。刚到没多久，日本兵又来了，他们不容分说把我三弟石全子从赵家洼抓到毕家洼的一个山坡上，一个络腮胡子的日本兵把他吊在树上，从他腿上割下一尺左右的肉，石全子疼得惨叫了两声，就昏了过去，鲜血顺着腿直往下流。狠心的日军又举起东洋刀往他头部猛劈，头被劈成了两半，脑浆迸出，活活被砍死了。他死时年仅22岁。
二弟朱万炳，不久也被日军枪杀，死时只有26岁。
65.徐周氏口述
徐周氏，女，78岁
调查地点：栖霞区农村
调查人：李家坤
我家原来住在栖霞山岗下村。我丈夫叫王立顺，在南京城里做鞋匠。在日军攻打南京时，他就回家来了。
民国26年（1937年）冬月十四日，日军围剿岗下村。我和丈夫已经跑出村了，因为带着丈夫幼小的堂弟王立中哥俩——一个10岁、一个4岁，自小死了爹妈，由我和丈夫照管——哪能跑得快。刚到下坝桥上，就被日军拦住了。我们回到村头，看见场上架着机枪，田里跪着七八十号人。我们也被押到这群人里面去了。日军持枪挥刀，哇里哇啦喊叫，撕人衣襟，摘人礼帽，要找中央军。他们用刀背在我颈子上拖，吓得我直哆嗦，又把立顺从人群中拉了出去进行检查。立顺是做鞋匠的，成天修、绱鞋，手上当然有老茧，又是“白面书生”，块头又大，日军怀疑他。我再怎么求情，日军也不理睬，他们将我丈夫和20多个年轻人带走，在陈家窑村前用机枪扫射死了。
立顺当时才32岁，多年轻啊！晚上，我用竹床把尸体抬回。惨啊，他浑身是血，腋下被打穿了，手臂被砍了两刀，手指被砍掉三个。我抱着立顺哭得死去活来！
66.郑永英口述
郑永英，女，71岁
调查地点：栖霞镇钱家渡
调查人：钱敬宏、李家坤
今年我71岁。我24岁那年，日本兵到南京不久，丈夫就被杀了。
我的丈夫叫郑永福，日本兵打到南京前夕，就同我一起去江北逃难了。后来，我们接到信，说我父亲也将在某天某时过江。永福就按时到江边码头去迎接。他等啊，等啊，等了好久，因一直不见人影，怕出问题了，一急之下，他就搭船回家了。
真不凑巧，永福乘的船和我父亲乘的船，却在江中挨肩一擦而过，相互间走岔掉了。永福到了江南，又惦记自己的奶奶，不如接她一道过江，免得老人家在家无人照顾。
当天夜里，永福带着老祖母，还拉着一头牛，又向石埠桥跑来，小路老人不好走，就走大路吧！不料在衡阳寺，撞上了两个日本兵，大祸就出啦！我丈夫身材高大，年轻力壮。日军撕开他的衣襟，查看他的手掌，不分青红皂白，硬说他是中央军。永福说是良民，日本兵哇里哇啦，端起枪来，砰砰两下，我丈夫倒下了。可怜呐，活蹦蹦的人啊，一下子就没有啦！
永福死后，家中无人料理，还是村上人行了好事，在甘家巷赊口棺材，抬到对门山上摆着。
几个月后，我们才从江北回得家来。我失去了“大柱子”，带着两个儿女，还有老父亲，怎么过日子啊！我靠卖菜，苦了十年，才还清了棺材钱。那些年头，我受的罪，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我的丈夫，死得好苦啊！
67.张玉英口述
张玉英，女，58岁，现在交电公司工作
调查地点：正洪街
调查人：林子英
我家原来在北京，家住北京宣武门外西草场胡同12号。父亲叫张慰曾，别名张幼明，为了逃避灾难，带着我母亲和弟妹共六人来到南京，临时住在山西路傅佐路内。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抢掠，无恶不作，城内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那天，惨无人道的日本兵，手持刀枪，闯到我家来，见我母亲年轻，就兽性发作，要强奸她，勒令我母亲朝床边走去。我父亲见情势危急，就大着胆对日军说：“她不是花姑娘，已经是几个孩子的母亲了。”并指着我们四个孩子给日军看，而且我母亲手里还抱着个刚两岁的弟弟。日军一见，就大声吼骂“巴格牙路”，凶狠地推着父亲朝屋外走。我父亲辩解说：“我不能跟你们走，我的几个孩子还很小，要靠我养活。”凶恶的日军，哪容你分说，就举起刺刀向父亲刺来，父亲往后一退，被一刀刺在肩膀上，接着，日军又用枪打破了我父亲的后脑，我父亲一下子就被打死了。日军还不肯放过，用脚狠踢了两下，见我父亲已不能动弹了，他们才滚掉。
我可怜的父亲，为了全家的生存，辛辛苦苦地把我们从北京带到南京，而他自己却没有逃脱掉这个灾难。我母亲是个目不识丁的家庭妇女，又是个小脚，寸步难行，带着我们弟妹四人（我最大，也只12岁），身居异地，举目无亲，房无一间，地无一亩，自我们失去父亲后，全家生活的艰难，是完全可以想像得到的了。
68.马秀英口述
马秀英，女，回族，77岁
调查地点：白下区新巷
调查人：马艳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南京时，我家住下浮桥门西金家苑，全家九口人到第三难民区（地点在现在的阴阳营一带）去避难。阴历十一月十四日，听说我的二哥被日本兵杀害了，我的丈夫金德泉带大儿子金同和出来找二哥的尸体，结果被日本兵抓去。当天下午四时左右，日本兵押着大批被抓来的中国平民去屠杀。他们的军队和机枪手走在前面，中间是中国平民，后面是日本的马队，走到第三难民区前面，用机枪进行扫射，我的丈夫也在其中。从十五日开始我就找他的尸体，找了20多天也没有找到。
我丈夫被枪杀后，家中失去了主要劳动力，我婆婆和妈妈由于没有生活来源，又想念儿子，两位老人在十天内先后死去。以后生活更加困难，我的二儿子和五儿子也死去了。这就是日本鬼子害得我家破人亡的惨状。
69.李文如口述
李文如，女，69岁
调查地点：饮虹园
调查人：陈燕召
我家原住双闸红保村。1937年12月28日，五个日军来到红保村。我丈夫金德强和七八个壮劳力，躲在村里已烧毁的破房子里。因一天没吃东西，下午三时许，我丈夫出来看日军是否走了。不料被日军发现，把他抓住。日军发现我丈夫肩上有疤，手上有老茧，就说他是中央军，逼着他把衣服全部脱掉，跪在地上。当时，天还下着雪，日军将指挥刀压在我丈夫的脖子上，他一惊，日军乘势就将我丈夫的头砍落在地，踢了三脚，把我丈夫的头踢进田边的肥料坑中。那时，我已有两个孩子，大的4岁，小的才几个月，以后就这样孤儿寡母过生活，说起来真惨呀！
70.戴兴锦口述
戴兴锦，男，65岁，退休职工
调查地点：栖霞镇新合村
调查人：张大发、李家坤
1937年冬天，日本军队打进了南京城，老百姓到处找地方逃难。那时我家住在张家库，在山窝里，是个“鸟不生蛋”的穷地方。因此，很多人都觉得这里保险，就到我们村上避难来了。我家住了一户姓李的，他的两个女儿都不小了。
我们住在一起，能够相互照应。后来，李家说我家人好，要把小女儿嫁给我。在那兵荒马乱的年头，做上人的都想了掉一番心事。于是两家老人，就匆匆忙忙地叫我们结婚了。
就在我们结婚的第二天，日军突然摸进了我们村子。我们跑也来不及了，急得在家团团转。日军进了家，要找花姑娘，亏得新娘一下扑到锅灶底下，一头钻进柴火中。我和她的姐姐都被抓住了。
当时，也许我的妻子心惊胆战，浑身发抖，使得柴草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日军端起枪就往柴草里打了一枪，没有发现动静，日军走的时候，虽把我放掉了，可却把她的姐姐抓去。
日军走后，我赶紧跑去救护妻子，见到她的大腿被打穿了，裤子让血染得红红的。后因战争年代，缺医少药，无处治疗，她不久就丧命了。多少年来，我一直感叹着我的这个前妻，我忘不了她就是婚后第二天被日本兵杀死的。
71.金家仁口述
金家仁，男，回族，71岁，安乐园菜馆退休职工
调查地点：户部街
调查人：沈兆琴、阎家林
日本侵略南京时，我家住宁海路福英里一号。有一次，日军进行大搜查，把人全部赶到街上来。我当时的职业是厨师，天天拿菜刀，所以手上有老茧。日本兵看我年轻，手上又有老茧，就把我从人群中拉出，立即绑起来。并说：“你是中国兵。”这时已经绑了很多人。我的妻子当时在金陵女子大学难民区避难，四邻看到我被绑以后，跑去告诉她。她立即赶来，抱着我哭喊着说：“我丈夫不是当兵的，他是厨子。”正在这时，一个日本军官走过来，问干什么的，日本兵说“中国兵”，我妻子说我是个厨子。日本军官问我：“你到底是干什么的？”我说是厨子。他在我身上反复检查了几遍，也没查出什么名堂。这时我说：“我真是厨子，不信你看我的裤带，上面都是油。”没料到我的话刚说完，那个日本兵就狠狠地用大皮鞋朝我妻子的小肚子上踢了一脚，妻子被踢到老远的地方，休克过去了。我被带走，和其他被绑的人一起送到清凉山，用机枪进行屠杀。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被人松了绑以后，立即去看妻子，并把她送到鼓楼医院去抢救。我妻子只住了三四天医院，抢救无效而死亡。
那时，我父亲在大行宫288号开菜馆，被日本中岛部队抓到长江路，叫他杀猪剥皮。因他是回族，坚决不干，日本兵把他狠狠打了一顿，关了起来，过了个把月才放出来。
72.郑周氏口述
郑周氏，女，86岁
调查地点：西九儿园
调查人：周顺华、曹慧芳
日本军队进城时，我家住石门坎。我公公（即丈夫的父亲）住进了华侨招待所难民区。有一天，公公不放心我们，回家来看看，走到八府塘附近东文思巷对过，就是现在的茶炉边，被日本兵拦住，先是搜身，见没有什么东西，就打了我公公一耳光，并说“死啦死啦的”，一个日本军官抽出指挥刀，在我公公的颈子、胸口、肚子上各刺一刀，当即倒在大街上，躺在血泊里。再等我跑去找到公公的尸体，已被狗啃坏。我公公那年已经81岁了，日军对这么个老人下如此毒手，实在太残酷了。
同一天，我一个侄儿因住难民区吃不饱回家来，我做了点东西等他回来吃，也是走到八府塘，他就被日军砍死了。
后来，我搀着12岁的儿子去难民区，走到东文思巷胡家园后草房边，被日本兵看见，这些强盗不由分说，对我儿子颈子上刺了一刀，我儿子哇的一声倒地，等我跑过去拉他时，可怜的儿子已经咽气了！
73.孙育才口述
孙育才，男，56岁
调查地点：西洋巷
调查人：殷冬梅、于凤林等
1937年以前，我家住在雨花台西洋巷，当时这里的住户不多，我们以放牛为生，家境贫困。
1937年阴历冬月初八日晚，中央军伤残人员大批退下来。冬月初十，日本兵侵占了西洋巷一带。老百姓东躲西藏，在一个骡马房的地洞里，躲了27个人，我家父亲、母亲、姐姐、弟弟和我都躲在洞中。冬月初十下午五点多钟，日军发现洞口后，就用烟熏我们出来。我父亲发现后，对大家说：“赶快上去，不上去会被活活呛死的。”于是大家哭着爬了上来。日军叫大家排着队出去，用刺刀一个一个刺死。我5岁的弟弟吓得大哭，被一个日本兵拎过去摔在地上，活活地摔死了。父亲的头部、肩膀被戳，躺倒在地上。姐姐肋下也挨了一刀。我看到家人都被刺倒在地下，也吓得倒了下去，才幸免一死。我的母亲以为家里人都死了，就往家里跑，日军追上她，一刀砍在左边脸上，一块被砍下的肌肉耷拉在脸上，牙齿也砍掉了几颗。夜里，父亲叫家里人快跑。我们跑过一片菜园后，一家人又跑散了，我和姐姐在一起，父母在一起，第二天早晨又碰到了一块。我们逃到沙洲圩，便住了下来。
躲在洞中的27个人，除我家四口人和另一人死里逃生外，其他22人都被杀死了。我二伯也惨遭毒手。
74.杨义兰口述
杨义兰，女，68岁
调查地点：太平路
调查人：刘君
1937年日军轰炸南京，我和丈夫到六合乡下避难。我老公公朱再兴在南京太平路开林园浴室，日军侵占南京时，他守店未走。日军进城的第二天早上，日本兵来喊开门，我公公去开门，哪知门一开，一句话都没有说，就被日军一刀戳进了胸口，当场身死。我的叔公朱再祥，见哥哥开门未回，就端着面盆到门口去看。他看到日本兵以后，掉脸就往回跑，被日军赶上，从背后刺了一刀，又刺死了。同时被戳死的还有三个跑堂的职工。叔公死后，留下5～7岁的三个小孩，十分悲惨。
75.范兰珍口述
范兰珍，女，58岁
调查地点：龙虎巷
调查人：贾玉凤、章华明
1937年冬，为了躲避日本兵，我随母亲、哥哥范有林、姐姐范兰甫跑到赵家桥。那时我刚11岁，跟着农民和家里人到芦苇荡里躲藏。有一天，三四个日军乘着汽艇向我们追来，到了水浅的地方，日军就下水追。追到了我哥哥，一个日本兵叫我哥哥背他过河。哥哥知道芦苇荡里躲着很多人，在背时就把日军歪到了河里，他和日军搏斗了一阵，被日军用枪打死在水里。到了晚上，几个农民把哥哥的尸体从水里捞上来，我母亲和姐姐看到哥哥身上被打了几个洞，哭得很伤心。特别是姐姐，更是伤心透了，她想自己是个女流之辈，不知哪一天遭日军的毒手，急得跳河自尽了。母亲接连失去了两个亲生儿女，简直是痛不欲生。这种悲惨情景，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76.傅左金口述
傅左金，男，72岁，原在西善桥窑厂工作
调查地点：能仁里
调查人：郑兴仁、刘芳等
1937年，我29岁，已结婚。我家住西善桥窑场。这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村里人突然喊着日军要进村了，于是大家纷纷躲藏，我和母亲、妻子跑进了附近山上。大约三点多钟，母亲要我回家看看自家的房子。黄昏时，快到家了，遇到村里的一个熟人，他劝我不要回去，说日军到处杀人放火。我半信半疑地躲在草堆里往村里看，果然我家的房子和邻居几家的房子都被烧着了，而且机关枪乒乒乓乓响个不停。回到山里，决定和妻子到岳父家躲一躲，当夜赶到岳父家。第二天下午三四点钟，日本兵又来了，岳父给了我30元钱，叫我们快跑。他自己却不愿离去，守在家里，被日军一刀砍下头而死。岳母跪着扑上去，被日军一枪打中脚后跟，由于兵荒马乱，没法医治，烂了几年后死去。我侄儿当年12岁，和他奶奶隔河相望，吃饭时，他要到奶奶那边去，刚跑上桥，日军一刀把他的头砍了下来，滚落到河里。日军在南京杀人无数，有一家十三口人，大大小小全被杀死了。我亲眼看到日军把几百个老百姓，集中在现在锅厂的空地上，用机枪扫死。
77.张道富口述
张道富，男，80岁，原在白下区酱品厂工作
调查地点：洪武路
调查人：战国利
解放前，我在南京鱼市街福和酱园店帮工。1937年底，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我们到金陵女子大学难民区避难，福和酱园店的老板余学其和我的本家弟弟、福和店店员张道金也住在一起。1938年2月，刚过春节以后，日本兵到难民区来抓人，一看见男人，就检查头上有没有帽箍印、手上有没有老茧，如果有就认为是当兵的，抓去杀掉。当时抓走了很多人，店老板余学其和我弟弟张道金因头上有帽箍印也被抓走了，被押到五台山上用机枪扫死。当时有上万人被杀害。
78.杨品贤口述
杨品贤，男，回族，70岁
调查地点：侯家桥
调查人：吴义梅、何炼生
日军侵占南京前，我在乐古斋商店当学徒，家住小彩霞街六号。1937年冬季，侵华日军攻入南京城，我们全家五口人搬到上海路豆菜桥难民区避难，目睹了侵华日军一桩桩惨无人道的暴行。现在我别的不讲，专门讲讲日军借发良民证的机会，继续进行大屠杀的罪行。有人说难民区登记时，有五关难过：一是光头关，二是手上老茧关，三是肩膀上老茧关，四是头上帽印子关，五是套头的卫生衣关。在这五关上死的人很多。这个话一点不假。
日军进城将近两个月时，就把豆菜桥难民区里的幸存者约数百人都赶到华侨路兵工署大院内，说是要发良民证，让我们回家安居。当时，大院中间摆着方桌，日军军官站在上面，台下是汉奸翻译詹荣光，桌子四周是难民，外圈是日军包围着。汉奸翻译说，“皇军”传话给你们，只要领了良民证，各人就可以回家安居乐业了，是良民的站一边，是军人的站到另一边。当时，人群中无一人站出来。无奈，日军又以举手的办法，要中央军举手，结果仍无动静；又要良民举手，此时呼啦一下子大家都举起了手。日军官见此大怒，下令把青年全部拖出去，有一个男青年被日军拖出去又跑回来，连拖三次，被日军用刺刀刺死。后来，被拖的青年不敢再跑回人群了。青年难民被全部拖出后，日军就把剃光头和手上有老茧的青年当作中央军押上三大卡车拉走了。我当时留着长发，手上也无老茧，得以虎口余生。第二天，同院有一个被抓走的青年逃了回来，他说日军把他们拉到汉西门外河边，用机枪进行集体屠杀，他因事先倒下，未被击中，夜间从死人堆里爬出逃回。
我们领了良民证后，就搬回家居住，沿途尸体到处横陈，惨不忍睹。走到陡门桥时，看到一根电线杆上吊着一长串人耳朵，就是用麻绳把一只只耳朵叠串起来，从电线杆顶端直挂到离地有一人高处。从这可以看出，日军杀害了我多少同胞呀！
待城内稍为安定后，我写过《劫后余生回忆录》，可惜年久散失。但日军的残酷暴行，却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79.翟经纶口述
翟经纶，男，69岁，玄武区废品回收公司退休职工
调查地点：三茅宫
调查人：周秀英、汤云龙等
1937年，我在首都警察厅第一厅任班长，家在六合县，有父母、哥嫂和妻儿。日军侵占南京前两天，我奉命撤离，没有走成；想回六合，又无船渡江，只得到难民区投奔姨父。12月14日，我和姨父一家在陶谷新村一个国民党官员未建成的小洋房里住了下来。这期间，我东逃西躲，逃避日军的大屠杀。曾在汉西门被日军抓去为他们做饭两天，幸得返回。现在，我将我所目睹的日军借发良民证的机会，继续进行大屠杀的暴行揭露于后：
有一次，日军在金陵女子大学（今南京师范大学）门口贴出告示，说为了使平民安居乐业，不遭坏人破坏，特发“安居证”，持证者可自由活动于街巷。告示贴出后，告示前聚集了几千人，都认为这下可好了，可以省去不少麻烦。忽然日军军官带着汉奸出现在人群面前的台阶上，向平民训话。一个中国通说，本市平民百姓不要惊慌，今天发“安居证”，每人都有。其中有当兵的，你们也是被抽壮丁入伍的，家中有父母兄弟姐妹。现在“皇军”“开恩”，遣送你们回家，是士兵的都站出来。汉奸扫视一下人群，见毫无动静，又说了一通“慈悲”话，结果有几十人举手，当即被“请”到前面，每人还发了一包香烟，载上卡车；第二次催促，又有几十人举手，又被“请”上卡车，送了出去。这样左一次右一次，一批一批，轮番送走。我姨父以为这还不错，就叫我举手站出去。我因不知日军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敢贸然举手。1 000多人被送走了，剩下的人仍然不少，于是日军设三道关卡，让每人通过，进行检查。见到年轻人，检查尤为严格。当检查到我时，我把姨父母说成是自己的父母，左右两个日军对我左看右看，不让我通过，我说我父母在这里，还有弟妹，我们一家都住在难民区。日军看了我们好一会才放行。不能通过这一关的年轻人有几百个，与举手自认是士兵的人一样，被运往中华门外，晚上被集体屠杀了，并焚尸灭迹。其残酷的程度，简直难以用言语表达。
80.刘世尧口述
刘世尧，男，82岁
调查地点：丰富巷
调查人：何月英
1937年农历冬月初六，正是我父亲过70生辰的前两天，南京城内居民纷纷跑反找生路，听人说五台山划为难民收容所，总部设在五台山永庆寺内。我父母亲和我前妻跑到云南路口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楼下住了下来。冬月初八，收容所总部来人联系，说已成立国际救济委员会第三十五难民收容所，要我和太平路美最时皮鞋店负责人担任小组长。当时住在三十五收容所的难民有2 000余人，拖儿带女，扶老携幼，都认为住在难民区能保证生命的安全。冬月十几的一天上午九点左右，突然来了几个日本军人，一进收容所就开枪打伤一人，随即抓走数十人。到晚上，只见太平路、中华路一带火光不绝，日本兵开始杀烧淫掠。
冬月十四日，我在农业专修科二楼，看见日本军队在云南路口抓人，凡是路过此地的中国人，都被拦住。到十点钟，把集中起来的数千名中国人带走，到中午的时候，听到机枪声不绝于耳，真是“只听枪声响，没见一人归”。收容所后面有一个小塘，日军把从湖南路抓来的中国人，五人一排跪在塘边，开枪杀害。过了几天，在塘中发现83具尸体。另一次，日本兵将数百名中国人带到清凉山附近的一个大防空洞里，把人推入防空洞中，先用汽油燃烧，再用机枪扫射，将数百人活活烧死。每到晚上，日军就到收容所来抢走年轻妇女，进行奸污。
后来，日军还借发“安居证”的机会，继续进行大屠杀。我亲眼看到日军在宁海路发“安居证”的情景。有个汉奸叫詹荣光，据说是江西人，他站在汽车上讲：凡是被抓夫的、抽壮丁的或是被迫当兵的，要一一说出来，“皇军”不杀你们，有饭给你们吃，还发路费给你们回乡；凡是不讲的，查出来统统杀死。人们听到汉奸的话，误以为真，竟有数千人站了出来，被日军用汽车运走，全部枪杀了。
81.陈万珍口述
陈万珍，女，61岁，农民
调查地点：雨花区河南村
调查人：滕桂珍、杨新华
1937年农历冬月十一日，日本军队侵占了南京。冬月十二日这一天上午，日军抓走了我的伯伯，随后又将他押送到积余村附近王华明家里。王家的三间房子当时已关满了难民。过了一会，日军又把这些难民押到附近的一个大茅坑里，用几张大桌子卡在人头上面，然后在桌子上面加上干柴点燃，使得桌子和人一道化为灰烬。日本兵走后，我去找伯伯时，伯伯已和所有的受难者一道，被活活烧死在茅坑里。
82.葛仕坤口述
葛仕坤，男，74岁，农民
调查地点：燕子矶笆斗村
调查人：李春明、陶俊
日本军队侵略中国时，我们全家从许家村搬到江北去住了。但我时常回到许家村来。记得1937年12月的一天，我亲眼看见日本兵在许家村月亮山用绳子把400多名中央军捆起来，叫他们跪在地上，用机枪把他们全部扫死。当时从乌龙山到许家村沿路都是死尸，过路人都要从死尸身上踩过去。我们村长周明旭带人沿路挖坑，把死人就地埋葬。
在老十亩地，我还亲眼见到六七个日本兵把一个姓葛的妇女，拖到我家进行轮奸。此人现在还健在。
83.钟声、钟诗来、张春山钟声口述
钟声，男，59岁，从雨花区农委退休；钟诗来，男，60岁，退休工人；张
春山，男，84岁，南京港务局退休职工
调查地点：棉花堤
调查人：邹玉琴、陈积华等
我们三人都世居上新河棉花堤。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了南京，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从上新河至双闸被杀死的有上万人，棉花堤街200多户人家的房屋几乎全部被烧光，只剩下王家的房屋未被烧毁。日军的暴行最没有人性的是杀人祭马。
日军有一匹战马被流弹打死，地点在棉花堤街郭光贵家现在的住址。为了纪念这匹马，硬逼着棉花堤的一些老人把马拖到现在的拖拉机站埋葬。埋葬以后，日军把埋马的人杀了九人，把人头砍下来，放在马墓旁，还竖了一个牌子，上写某某大队军马。这件事，说起来就叫人气愤，日军简直不把中国人当人。
84.高瑞玉口述
高瑞玉，男，80岁
调查地点：白下区龙王庙后
调查人：周子廉、杨正元
我自幼在山东长大，是枣庄人，抗战前是军阀抓夫到南京的。在南京还未沦陷之前，我经朋友介绍，就在世界红
字会南京分会做事。那时的红
字会，在小火瓦巷有个分会，地点就在我住的附近，下关也有分会，现在是区房管所的房子。日本兵进城以前，红
字会专门办慈善的事，如放赈等。日军进城后，满街尸首，都是被杀害的同胞。红
字会就组织收尸埋尸。当时有两个班，一个班负责收，一个班负责埋。我是埋尸班的班长，这个班共有99人。埋尸地点主要是在雨花台两侧、宪兵操场，汉中门外城墙根、中山门外城边都埋过。埋尸的人每人穿一件褂子或背心，有的因来不及做，也有的是袖章，作为符号。我是穿的褂子，褂子的前胸后背，都有
字，有的帽子上也有
字（当时我还拍过照片，后来找不到了）。
字是白底红字，褂子颜色为深蓝色。埋尸的坟很大，一个坟就有千把人，上面覆盖芦席和泥土，我这个班经手埋的有几千人。当时埋的尸首，有全尸的，也有没头没腿的，我们就用钩子拉，扔在坑里，一天埋多少也不一定，有的时候埋得少，就先把坑扒好，埋尸工作我干了好几个月，直到第二年秋天。
搞埋尸的还有一个崇善堂。这个团体就设在洪武路拐进去的一个大门里，他们埋尸的情况我就不大清楚了。
85.施惠云口述
施惠云，男，67岁，南京毛纺厂退休职工
调查地点：花露岗
调查人：邵荷月、赵玉珂、高方简
我原在万竹园种菜。1937年底，日军侵占南京时，我们一家人跑到五台山难民营。我在粥棚里煮粥，每天给我60个铜板。有一天，红
字会的崔主任来找我，他说：“你带二十个人去抬死人，每天给你4毛钱。”我找齐20个人以后，称为红
字会的第一班，崔主任叫我当班长。我们从1938年3月份开始收尸，一直到8月份才结束。头一天，收内桥、南门桥到水西门一带的死尸。当时到处都是死尸，由于收尸的人手不够，又由20个人逐步增加到160人，分两个班收尸。每天管门东、门西、三牌楼地段，最多一天收过800多具尸体。特别是到收尸的后期，由于有的人被杀的时间较长，天气又热，尸体已经腐烂了，我们就用铁钩子来抬。每天收到的尸体，用汽车送到望江矶、汉西门和下关一带埋起来。我们拖的尸体中，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和年轻的妇女。
86.崔金贵口述
崔金贵，男，70岁，东方机械厂退休工人
调查地点：武学园
调查人：战国利、杨正元
我在抗战前是赶马车的，日本兵进城以后就没法干了。在我们家住的附近有个崇善堂，是个慈善团体，满清时就有这个堂，我小时候就知道的。崇善堂在抗战前，冬季施棉衣、施粥，夏天施茶水。日本兵进城以后，崇善堂找人收尸、埋尸，有些过去抬棺材的和我这种闲着没生活来源的人就去了，一天弄块把钱。我去的时候天已较暖，大约三四月光景。头一天是到水西门外二道埂子金华酱油厂，在这个厂酱油缸打捞尸首，都是日本兵把中国人扔进去的，还有别处收来的尸首。因为天暖了，尸首气味已不能闻，干了一天，我就不想干了。同我一同去的还有一个我过去赶马车的助手王小洋，但他不同在一个队里。第二天就没去，想做小生意做不成，过了几天后又去埋尸了，前后干了个把星期。埋尸时，每人发一个背心，前后都有字，白底黑字，写的“崇善堂”，记得还有个关防，走在前面的还有个旗子。因为那时候还比较乱，不然日本兵会乱抓乱杀的。埋尸就在附近挖坑埋，或拉到原来的壕沟扔下去，填些土；埋的尸首，都没有多少整体，工具就是铁钩子。那个酱油厂，就是现在第二制药厂的前身。埋尸的时候，埋的人不计数，是按天算钱，但崇善堂有人跟着专门计数的。同我一起参加埋尸的王小洋，五年前不在世了。干了个把星期后我就不干了，这时别人还在干。我做小生意时，到下关看到过草鞋峡那里尸首最多，尸首都被波浪冲到沙滩上。还有鱼雷营死的人也很多。
87.沈锡恩口述
沈锡恩，男，回族，76岁
调查地点：鸡鹅巷
调查人：井升安、刘兴林
日本军队进南京前，我家住在鸡鹅巷礼拜寺。一家九口人，父母亲、我们夫妇和五个孩子。我和父亲都是伊斯兰教的阿訇。
1937年阴历十月底，因为形势紧张，我们搬到豆菜桥28号难民区，住在二楼。冬月十二日，日本兵一进城就烧、杀、抢，闯进哪家哪家就倒霉。豆菜桥来了三个日本兵，其中一个闯进我家。我家后屋的邻居李扩飞，是个28岁的姑娘，她看到日本兵进来，机智地抱着我家三岁的女儿月云，坐在我们的身边，想以此显示她已是有孩子的妈妈了。日军看她长得漂亮，把月云硬从扩飞手中拉出，一下摔到墙角，把扩飞连推带搡弄到后房强奸了。我家孩子被摔得半死不活，眼睛直向上翻，没过两天就死了。以后扩飞母女躲进金陵大学，但日本兵还不断来缠她，母女俩感到走投无路，跳进金陵大学池塘寻死，幸好被人救起。
1938年农历正月，许多回民受害者的亲属一起来请求我和马长发、王寿仁、戈长发、麻子和、张子惠，还有我父亲沈德成等几个回民阿訇出来收埋尸体。我去找当时维持会的负责人孙叔荣（回族）帮忙，并自己作了臂章作为身份证明，组成了回民掩埋队，开始收埋回民尸体。
我们收埋的第一具尸体是看管鸡鹅巷清真寺的张爸，他60多岁，死时趴在地上，因为曝尸时间太长，尸体都开始腐烂了。按照宗教习惯，要先清洗尸体，再举行土葬。清洗尸体，首先得脱掉衣服，很多尸体衣服已没法脱下，只好用剪刀剪开。土葬也没有平时埋得那么仔细。当时，由胆大有力气的人收尸，我和几个身体较弱的人举行仪式。
埋尸的地点，主要在红土桥（今广州路）、冬瓜市（今南京师范大学）、五台山三处，红土桥、冬瓜市埋得最多。还有九华山等地，都是离死尸较近的地方。
我们一直工作了三个多月，天天都有人来找我们去收尸，少时一天二三具，多时七八具，一般都是四五具，有时照应不过来，就分成两个组。最初是埋一具登记一次，以后无法再逐个登记，收埋的总数不下400具，而且都是鸡鹅巷清真寺周围被杀的回族人。收埋的尸体中，男女老幼都有，有母子二人被害后倒在地上，小男孩才七八岁，头朝着他妈妈，死得很惨。当时南京城里，到处都可以看到横七竖八的尸体。乌龙潭里漂满了尸体，偌大一个塘，几乎看不到水面，水也成了红的。九华山下也堆满了来不及收埋的尸体。现在一想到那时的情景、提到那些地方，就心惊肉跳。
88.麻子和口述
麻子和，男，回族，87岁
调查地点：堂子街
调查人：刘向军、刘兴林
我原来是水西门灯笼巷清真寺（今已不存）第七代大掌家。1937年日本兵进南京城之前，我和老婆、两个孩子住在二条巷，父母亲住豆菜桥。还有二女儿跟随我姨丈逃往重庆，以后不知下落。
日本兵进城后个把月，难民区内的回民阿訇组成了“回民掩埋队”，准备收埋回民尸体，我也在其中。我记得旗子中间写个“
”字，一边写着汉文，一边写着回文，用竹竿挑着。每个人都戴着臂章，上面画着个太阳。掩埋队里，王寿仁、马长发、沈德成算是负责人，其他还有沈锡恩（沈德成之子）、戈长发等。我当时是负责按我们回族传统为死者举行宗教仪式。开始时，有的把尸体送来，有的叫我们上门。清真寺内也放了很多尸体，因为时间长了，都散发着臭味。埋葬的地点在今省中医院对面的山上和五台山等处。
因为教堂的掌家是不干这一行的，加上一家老小无人照看，我在掩埋队不到两个礼拜就退出了，记不清埋了多少尸体。
89.金××口述
金××，女，回族，72岁
调查地点：四龙街
调查人：杨其庠、朱桂兰、刘镇西
1937年冬天，日军侵占南京后，我住在汉口路难民区。一天夜里，几个日军闯进难民区，把我从睡梦中拖起，用汽车拉到一个地方，对我进行了奸污。第二天黎明，把我放回。和我一起受难的有十多人。
90.陈××口述
陈××，女，61岁
调查地点：双闸乡
调查人：孙有姐、张学林、王玲
1937年，我才12岁。当时住在双闸乡，有一天，几个日本兵到了我家，要我跟他们走。当时我已没有父母亲，只有唯一的亲人奶奶。我害怕，不跟他们走，他们就打我。我乘其不备，拔腿就跑，他们紧追不放。我钻进草堆，被日军用刺刀挑出来。就这样日军把我强奸了。又有一次，我被几个日本兵追赶到江边沙滩上，日本兵向我开枪，我便装死倒在地上。日本兵的兽行，我有口也难以诉清。
91.金××口述
金××，女，67岁，退休工人
调查地点：宝塔山
调查人：肖中煌
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前，我丈夫被国民党军队拉夫走了，当时我已怀孕。我父汪贵之，是挑理发担的，时近50岁。12月日军攻占南京，我父亲带我到上新河李家理发店避难。有一天，日军闯入我家，把我往外拉，父亲见此情况，进行阻挠，把我往屋里拉，日军狠狠朝我父亲打了几个嘴巴，朝他身上捅了几拳，他被打伤了，我也被日军强行拉走。我父重伤后，不能做手艺，就去要饭，两个月后因伤重死去。我曾多次被日军拉去奸污。
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说不完的。在江东门，我亲眼看到几个同胞被绑起，洒上汽油，活活烧死。一个老太太的乳房被割掉。在江东门桥的两边都是死人。
92.张××口述
张××，女，69岁，农民
调查地点：双闸乡
调查人：耿玉峰、高静萍
1937年冬月，因我听说丈夫董良余被日军捅了三刀，第二天我就偷偷跑到出事地点去探望他，哪知却被日军看到，他们就想抓住我。我就拔腿逃跑，他们就追，开枪打。子弹从我肩膀上方穿过，没有打中。后来，终因我跑不过日本兵，被追上了，就立即上来五个日本兵，对我进行轮奸。当他们走后，我已不省人事，昏迷过去了。这些狼心狗肺的坏家伙，不知糟蹋了我们多少中国人。提起这件事，我心头的怒火冒三丈，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93.张××口述
张××，女，61岁
调查地点：南捕厅
调查人：沙志华、张美云
日本军队攻陷南京时，我们家住在竹竿里，因为没有来得及搬到难民区去，就躲在家里。12月14日，我父亲到竹竿里鸽子桥头去看看情况，不料碰到两个日本兵。这两个日本兵不问青红皂白，就用刺刀向我父亲戳了几刀，他老当即倒在血泊之中，被无辜杀害了。第三天，有个女人哭着翻尸体找她的丈夫，把我父亲的尸体翻出来了。邻居们你一言，我一语，叫我妈在万家棺材店里赊一副棺材，用被单将父亲的遗体包包，请几个人抬到宫后山上埋掉了。
隔了几天，日本兵又将我家的门踢开，冲进屋里乱搜。我们躲在厨房的柴堆里，被搜了出来。日本兵把同我们一起的人都撵走后，把我和另一个女人奸污了。我那时才是一个14岁的小姑娘呀！
94.杨××口述
杨××，女，回族，67岁
调查地点：大辉复巷
调查人：梁素荣、盛桂兰、马秀英
1937年冬月十一日，日军进城。我当时20岁，结婚两年，生一个小孩才六个月。我从南门外宝塔山家里，跑到楼子街背后姨婆家。冬月十三这天，我出门淘米洗菜，被三个日本兵发现并对我进行轮奸。我丈夫马××见此情景后，出来阻挠，被日本兵用枪打死了。
95.马××口述
马××，女，回族，61岁
调查地点：小礼拜寺
调查人：蒋宝霞、戴广梅
1937年我才14岁，住草桥清真寺。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的第一天，我看到五六个日本兵用刀戳死一个男人，吓得赶快回家躲起来。不久，听到敲门声，父亲去开了门，进来几个日本兵，问我父亲要花姑娘。我看到情况不对，就跑到河边上，藏在一个防空洞里。日本兵闻声追来，用砖头往洞里砸。我无法，只好出来。他们把我拖到小礼拜寺巷八号，用刺刀逼着我把衣服全部脱光，我就这样被几个日本兵轮奸了。我被抓后，我母亲就跑出来找我，哪知没有找到，却在清真寺又碰到一个日本兵，她又被日本兵奸污了。后来，我父亲又被日本兵打伤了，子弹从他的右肩穿到后背。第二年，为了避祸，我才15岁，就只好出嫁了。
96.史××口述
史××，女，61岁，农民
调查地点：顶山乡
调查人：吴宝林
1937年冬，我刚14岁，在丈夫家做童养媳。一天来了三个日本兵，闯入村中，年轻人都跑了，我和婆婆在家看门。事前因为家里有一条牛，婆婆叫我拉到山沟放。日军在村里没有找到女人，就准备走了。刚走出村，看见我在山沟里放牛，两个日本兵跑来，把我轮奸了。
97.张××口述
张××，女，71岁
调查地点：仁孝里
调查人：战国利、陈家荣
日军进城时，我逃难到赛虹桥西边一个圩子里，住在一个墩子上姓白的家里。
有一次，日本兵拉我的丈夫李××和邻居陈金龙去送炭。送到地头后，日军硬逼他俩吃马料（豆子和草混在一起），不吃不给走。没有办法，只好吞下一口草料。日本兵就这样侮辱中国人。
有一天，我躲在渔船上，被日本兵拖上岸污辱了。
98.李秀英口述
李秀英
，女，66岁
调查地点：玄武区鱼市街卫巷
调查人：段月萍、陈立志
1937年12月13日下午，日本军队一进城，就开始杀、烧、淫、掠。我的丈夫已经逃到江北乡下避难，我因有七个月身孕，行动不便，就和父亲留在城内未走，躲在五台山一所小学的地下室里。
12月19日上午九点钟，来了六个日本兵，跑到地下室，拉走我和其他十多个年轻妇女。我想宁死也不能受辱，急得没有办法，就一头撞在墙上，撞得头破血流，昏倒在地。当我醒来时，日军已经走了。后来我感到这样做没有用，我自幼跟父亲学过一点武术，可以跟他们拼一拼。这天中午，又来了三个日本兵，他们把男人赶开，把两个妇女带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准备奸污。这时一个日军上来解我的纽扣，我看到他腰间挂着一把刺刀，我急中生智，决定夺他的刀。我趁机握住刀柄，同日军拼搏。日军见状大惊，同我争夺刀柄。我刀不能用，就用牙咬，咬住日军不放。日军被咬痛了，哇哇直叫。隔壁屋里的两个日军听到喊声，就跑过来帮助这个日军。我一人对付这三个人，没有办法，但我紧紧抓住刀柄不放，和这个日本兵在地上滚来滚去搏斗，其他两个日军就用刺刀向我身上乱戳，我的脸上、腿上都被戳了好几刀。最后，一个日军向我肚子刺来，我立即失去了知觉，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了。
日军走后，父亲见我已死，十分伤心。他找几个邻居在五台山旁挖了一个泥坑，把门板拆下来做成担架，抬出去准备埋葬。当他们抬出门的时候，由于冷风的刺激，我苏醒了过来，哼了一声。父亲听见了，知道我还活着，赶忙抬回家，又设法将我送进鼓楼医院抢救。第二天，我流产了。经医生检查，我身上被刺了30多刀，嘴唇、鼻子、眼皮都被刺破了。经过七个月的医治，我才恢复了健康。
99.左润德口述
左润德，男，65岁
调查地点：石榴新村
调查人：杨素玉、马云鹏
1937年我家住在王府巷，这里是一个只有三百来户人家的棚户区。我家里很穷，全家五口人（父、母、两个妹妹和我），靠父亲拉人力车和我拾破烂维生。
日本军队侵占南京时，我17岁。12月的一天，日本兵在这一带抓走了我们七八个人，强迫我们脱掉棉上衣，赶进叫作“磨坊”的一个院子里，叫我们跪成一排。我和一个邻居跪在一起，在日本兵开始用刺刀捅人时，我看不跑不得了，就用胳膊碰了碰邻居，于是我们两人突然站起，夺门奔逃。日本兵端起刺刀劈面向我刺来，我一侧身子，刺刀划破了我胸部的皮肤。我抓住刺刀柄，把日本兵推倒在地，我趁这个空档急忙向后门跑去，日本兵连开两枪，打偏了，我跑了出来，得以死里逃生。
就在这天晚上，日军在丰富路卫生所（现在的建邺医院）放了火，火势很大，附近的居民都纷纷赶去救火。不料救火的人刚跑到跟前，早埋伏在隔壁军营（现在的省委党校）的日本兵大批翻墙而出，端起刺刀就对救火的人捅，捅死就摔进火堆里。有的还被日本兵活活推进火里烧死。在这场灾难中，王府巷居民被烧死的就有20多人。后来我曾到卫生所的废墟那里去过，只见一片焦黑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堆在那里，惨得很。
100.孙庆有口述
孙庆有，男，72岁
调查地点：石榴新村
调查人：杨素玉、马云鹏
1937年，我24岁，家中有父亲、母亲和我夫妇俩，住在王府巷内。我当时做收旧货的生意。日军进城前，王府巷有一部分人进了难民区。因为穷家难舍，我家没有到难民区去。
日本兵进城一个礼拜后的一天晚上，约在八九点钟左右，日军在紧邻王府巷的丰富路卫生所里（原址就是现在的建邺医院）先是烤火取暖，然后纵火把卫生所烧了。当时火越烧越大，眼看火势向我们这些茅房棚户区蔓延，我们都很惊慌。这时，日本兵假意要我们去救火，实则进行杀人，我们见到日本兵来了，就四散躲避。当时刚好有部分人从难民区回家来看看，因而被抓、被打死的人很多，有很多救火的人被日本兵抛进火里活活烧死。日本兵抓住我家邻近的徐保定、韩天成两人，要他们俩喊人去救火，他俩被迫喊了两个人一起去，结果喊人的、被喊的四个人，没有一个人生还。
当天晚上，我见到被日本兵杀死的人还有：范老头夫妇俩被砖头砸死了；王月的母亲和弟弟（是个瞎子）被刺刀刺死；王冠发的岳父和岳母被用绳子缚住，推到火里烧死；柏老五和铁贵宝的岳叔丈以及在丰富路卖粥的伙计，也被打死、砍死。我母亲还看见吴三躲进鸡毛堆里，被日本兵发现，狠戳了一刀，从前胸直刺到后背心，刀都拔不出来，日本兵就弃刀走了。后来收尸时费了很大功夫才将刀弄出来。
在日军杀人放火的那天晚上，我身负重伤。起因是两个日本兵追赶两个被抓去“救火”而逃回的人（一个姓徐，一个姓刘），当追到我家门口时，姓刘的跑不见了，日本兵闯进我家，就把我当作那个姓刘的，揪住我的衣领，说我不是好人，当头就是一刀。接着就把我拖到外面，这时我因已受伤不能走，日本兵就在我背上戳两刀，我趴倒在地，头钻进旁边的破箩筐里，这时背上又挨了两刀，我痛得侧卧过来，日本兵又朝我左耳下和腿上各刺了两刀。这时，姓徐的已被砍了十多刀也不能走了。日本兵把他拖到我的面前，与我头对头趴在地上，日军从他身上拔出带血的刺刀，顺手又在我屁股上戳了一刀。日本兵以为我们已死，就走了。姓徐的头部被戳得像个烂西瓜，肠子也露出来了，当场死亡。我则被母亲扶回家，赶紧到鼓楼医院求医，我死里逃生，身上的刀伤疤痕至今犹存。
101.李健口述
李健，女，回族，71岁，退休职工
调查地点：太仓巷
调查人：申全英、章厚之
抗战的那一年，我24岁，已有一个3岁的孩子。我虽是在太仓巷结的婚，但一年倒有八个月的时间住在娘家。娘家有父母、两个哥哥、两个嫂子、一个妹妹和舅舅，在党家巷开了个饮食店叫“望成轩”，经营水饺和牛肉面。店房是两层楼六间，较为宽敞。娘家就住在店房附近的瞻园路上，有十间住房。
为了躲避日军对南京的轰炸，1937年农历七月十一日，我和丈夫、孩子、妹妹一起到江宁县湖熟镇乡下避难。娘家的人，除舅舅留下看管房屋外，其余都下乡去了。
我舅舅叫马怀德，当时年近60岁。12月15日那天，日本兵闯进“望成轩”，把家具全部砸碎烤火，然后在楼下放了一把火。顷刻间，烈焰腾空，火势很快蔓延开来。我舅舅本在店内，见楼着火，就往外跑，没跑多远，就被日军开枪打死了。这次大火，从党家巷一直烧到东牌楼，瞻园路半边街的十多户人家的房屋烧得精光。我家的店产、家产烧得一点不剩。
日军占领南京后，继续向四郊乡村扫荡，我们又逃到安徽全椒县一个叫望银子的农村。次年阴历五月，听说南京较为平静，我们从全椒乡下步行300里回到南京。到达时，两腿肿得上下一般粗，脚底血泡相连，疼痛难当。进城时，日军打了每人两记耳光。到家后，才知父母哥嫂早已回家，舅舅死后连死尸都没有找到。可怜我们一家老小，无处藏身，在老邻居的帮助下，才将就安顿下来。
在日军到南京的几年中，我家父亲、大哥、二哥因受惊先后去世。住在逸仙桥的大姐姐家和住在我家对面的二姐姐家的房屋也被烧毁。
102.蒋行春口述
蒋行春，男，67岁，南京服装厂退休职工
调查地点：傅德巷
调查人：申全英、章厚之
1937年冬天，日本侵略者在南京无恶不作。那时，我家从城里搬到江宁县韩家村老家避难，我每天跑到江心洲去做服装手艺。有一天，日本兵从谷里镇到江宁镇一线，从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钟，到处烧杀。我老家的四间房子全被烧了，一点东西都没能抢出来，只好又迁到离老家六七里路的山里去住。过了两天，听说江宁镇被日军杀死了400多人，我跑去一看，一个池塘里全是尸体。我被吓住了，不敢在乡下住，又赶紧到城里来，住在中华门外五贵里我哥哥家。后来，我被日军抓去当差，替他们抬伤兵，和我一起被抓当差的有70多人，有人在路上生了病，有人走不动，日军就用大皮鞋踢，还往江里摔，最后只剩下三十来人。这些事已过去了40多年，现在想起来还叫人胆战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