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不是一本消遣性读物，虽然开头部分可能会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它是一本日记，是一个真实情况的报告。我写这本日记并且把它整理出来，不是为公众，只是为我的妻子和我的家人。假如有朝一日它适宜出版的话，必须事先取得德国政府的同意，但今天由于不言而喻的原因是绝对不可能的。

书中所有报告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的公函，以及与美国当局的往来信函都是由我从英文译成德文的。

约翰·拉贝
1942年10月1日于柏林

亲爱的读者，我想在此明确肯定地说，成为活菩萨即使对一个西藏人来说也不是件十分容易的事，对一个“汉堡人”来说就更是绝对不可能了。尽管如此，当我把我的日记说成是“一个活菩萨的日记”时，为了不致被认为是自大狂，或者像汉堡人说的“高兴得要发疯”，我必须委婉地指出，加给我的这个称谓，如同接受勋章一般，无法予以拒绝。我不想被人们视为理智不正常。这一称呼是怎么来的，请您倾听下面的叙述。

我从来都不是特别的悲观主义者。我竭力回避那些具有“预卜吉凶目光”的人，以免有朝一日被骂成是“不祥的乌鸦” 。虽然我健全的理智不会总是百分之百地冤枉这些悲观估计者，但我在最后一刻总会用一句“得啦，约翰尼 ，别害怕”来宽慰自己，躲进乐观主义者的阵营里去。不这样，我怎能在这个远东地区坚持30年！这里军阀和各省当权者之间的战争与革命，就像一条转动的传送带正在迅速地交替着，它对商业也产生了影响。上海和天津之间的交通动脉——津浦铁路，由于战事不断，已完全瘫痪了两年之久，就是一个小小的例子。战事不止一次地切断了我和我的家人以及北平的外界联系达几周或数月之久，但我并没有因此产生某种“特别的”担心。我们对自己说，这些战争只是中国人的事，我们欧洲人是不会因此受到真正威胁的，但我们必须忍受这些，就像人们忍受夏季的炎热、尘暴和“赤色分子”那样。

因此，1937年夏季在北平郊区卢沟桥发生所谓的“中日摩擦”时，在南京的我们曾认为，这起发生在北方的小小的事件会在当地加以调停解决的。后来天津也遭厄运，去北方的铁路因此而中断，造成了不便。

南京的夏天变得十分炎热。因此在七八月间，人们都到青岛海滨、烟台 或是位于天津和沈阳之间的美丽的北戴河去度假。我的妻子已于1937年6月去了北戴河。因为从陆路（津浦铁路）不再能驶到天津，我便乘坐开滦煤矿管理局的一艘内燃机轮船去秦皇岛。施密特先生的两个女儿对此非常高兴，因为她们的旅行目的地和我相同，但要是没有男人的保护就不许她们从上海去北戴河。后来她们以唱歌和幽默等最愉快的方式缩短了我的行程和时间。轮船相当肮脏，但我的舱房宽敞而凉快。要是我早知道舱房里的那张外交官办公桌是两用的，掀开桌面就是一个盥洗台的话，那我就会更好地享受这次旅行，而不用经常到洗澡间去了。人们在真正认识这艘破旧的小内燃机船之前，决不应该咒骂它。带着家眷的挪威船长对他的旅客感到很兴奋（我们是他船上仅有的旅客），抵达秦皇岛后，他邀请我们到煤矿管理局的俱乐部去喝咖啡。这天晚上的小聚后来发展成了一场音乐茶会，过得非常愉快，尤其是秦皇岛有声望的人也陆续都来了。在这个茶会上，我遇到了我以前熟悉的开滦煤矿管理局的一个经理，我开玩笑地向他打听与他共事的日本经理的情况。“嘘！”他做了一个手势，“您千万别招鬼，他就站在后面！”秦皇岛那时已被日本人占领。不断有运送军队的火车驶向天津，每列火车都架有高射火炮，这使我感到有些紧张，情况看来要比我估计的严重得多！

在北戴河（距离秦皇岛约一小时路程），人们对日军早已占领此地似乎没什么感觉，但空气有些紧张，它促使我立刻在秦皇岛请人给我预订返回上海的飞机票。回答却是：“两个月内的机票已售完。”正当我在考虑怎样才能尽快返回的时候，传来了一个消息，说是上海受到了日本人的进攻。因此眼下已不能指望经上海港返回了。这使我不知如何是好。而此后又逐渐传来消息说，日本飞机已经袭击南京，南京受到了猛烈轰炸，这时我醒悟到了形势的严重性。现在就只有从天津经海上去烟台或青岛，再从那儿坐胶济铁路的火车经过济南回南京。1937年8月28日，我在夜幕下告别了我的妻子。约15个小时后我到达天津，晚了一会儿。一些好朋友在那里给我搞到了英国海轮的船票，这艘轮船连烟囱边上都挤满了中国难民。我正好还有足够的时间看到了战争在天津造成的破坏，其中有一个我们花了很大精力建造起来的自动电话局被损坏就证实了这一点。街道上设置了铁丝网路障，但每处日本兵都让我们德国人顺利通行。在倾盆大雨中，一只小小的拖轮拖着两只挤满了逃难的中国人的小船。从白河向下游驶去，数小时后才到达大沽。那里，那艘应该送我们去烟台的轮船一下子拥上了许多中国难民，我在拥挤中一度丢失了行李，后来用了很长时间才找到。除此以外，一路上再没有发生什么事。在烟台，下船时又下起了倾盆大雨，爬过几道铁丝网路障后，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辆送我到旅社去的人力车。这时已是黄昏时分。我把人力车顶篷推到边上，以便看一眼我冒冒失失来到的这个地方。我们经过了一家、两家、三家、四家水兵光顾的小酒馆和一所教堂，又是一家、两家、三家小酒馆和两所教堂，接着又是几家小酒馆。之后，人力车到达普拉察旅社，车夫想在那里停下来。我这个人虽然并不太刻板，但是作为一个已是两个孙辈孩子的爷爷来说，和普拉察旅社前面那么多衣着单薄的姑娘们是很不相称的，这点我总还是明白的。我不得不用了一句我熟悉的中国最难听的骂人话“王八蛋”来骂他。这话虽然不那么文明，但却很管用。于是，那个可怜的人力车夫只得迈开他疲乏的双腿，把我拉到了靠近海滨大道尽头的海滨旅社，它看上去要像样得多。到达那里时我已成了一只“落汤鸡”。我们在烟台的代理是安茨公司，它的一位老板布瑟先生是我的老朋友。1919年我曾和他一同被遣返回国（他那时是我在诺瓦拉海轮上建立的应急货币银行的经理，该银行有自己临时签发的纸币）。我与他接通了电话：“亲爱的布瑟，我经过了9家小酒馆和3所教堂，好不容易才摆脱了普拉察旅社。除此以外，这里还有什么值得看的吗？”“好家伙，”他回答说，“您几乎连一半还没有看到哩！”

烟台的位置很好，安茨公司的老板布瑟先生和施密特先生都是讨人喜欢的人。我很快以贵宾身份被领进国际俱乐部，这家俱乐部拥有中国沿海地区最令人兴奋的俱乐部酒吧。据说以前在酒吧桌子后面有一个暗钮，如果有个外国人（一位贵宾）在“石头、剪子、布”的行拳游戏中输了一个回合，就会出现一个戏剧性的场面。一旦这个外国人的命运骰子落定，活门就会落下来，露出一块牌子，上面的文字是“We always stick foreigners”（外国人被我们捉弄了）。布瑟是一个烟台通，德国俱乐部过去就是在他的客厅里建立的，俱乐部规则就嵌在墙上镜框里，其内容是：

第一条：原则上禁止酗酒。

第二条：至多可以在星期日痛饮一番。

第三条：两个人会面应约在星期日。

因为我是个糖尿病患者，想给自己带些胰岛素回南京备用。我和布瑟出去寻找，我们找遍了当地的所有药店。在我们搞到了满满两大管胰岛素后，布瑟说：“好吧，我们现在到我的仓库里去一下，看看是否还有存货。因为我是代销胰岛素的，原先仓库里有很多货。”他没有充分利用当时的有利时机宰我一刀。次日，当所有的药店老板为了充实他们空空如也的货柜来向他订货时，他才着实赚了一笔。

布瑟和施密特轮流请我吃饭。我在他们两人家里和在烟台的其他所有地方一样十分愉快。在施密特家里，有一群孩子蹦来跳去地嬉闹玩耍，我好长时间都不知道他们是哪家的孩子。他们都叫一位冠以“密斯” 称呼的年轻女士为妈妈，这使我疑惑不解。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女士（施密特先生的女儿）是一位早已结了婚的人，她的丈夫姓密斯。所有知情人对我的“笨脑瓜”大大打趣了一番。当布瑟的女儿（后来为克勒格尔夫人）从南京经青岛到来时，我就更为高兴了。但她带来的消息却是不妙的：南京在8月中旬就受到了猛烈轰炸，居民们都在纷纷逃离。此外，烟台的周围地区遭到了水灾。乘机动车到胶济铁路去是不可取的，因为布瑟小姐乘坐的汽车途中就不得不多次停下来，全部乘客被迫下车，车子才重新发动起来。

“您让我来办吧。”布瑟说，“我给您搞一张去青岛的轮船票。”轮船票果真搞到了。

告别烟台时，我的心情很难受。那里有那么多快活的人，我几乎忘记了战争。我登上的那艘轮船也是到处挤满了中国难民。我已作好住统舱的准备。但与布瑟很要好的船长不同意这么做，他给了我一个设备舒适和漂亮的舱房。

我在青岛碰见的第一个德国人是“阿里大叔”——阿尔布雷希特·冯·拉梅灿男爵。他是南京中国政府的军事顾问，正准备回国，顺便陪施特雷齐乌斯将军的儿子约亨和将军夫人到青岛，因为后者在南京遭到空袭时发了心脏病，到青岛来疗养。我从这两个人的口中获悉了日机第一次空袭南京的详情。施特雷齐乌斯夫人激动地描述说，当炸弹落在她的左右时，她多么为她那个正在街上玩耍的男孩的生命担心。这男孩倒是安然无恙，遗憾的是，他的母亲却在我离开青岛几天后死于心脏病。后来我去拜访了我的老朋友奥贝林，还拜访了赫尔曼·施利希蒂格尔，后者已在青岛购买了一所房子，过起了乡绅般的生活。我同他漫步走去，为的是再看一看那些曾经属于德国的地方，我们也看到了日本人撤出的地方。我自己可以确信，那时它还很完好，据说后来它被中国人破坏得十分厉害。

我坐火车从青岛到济南十分顺利。胶济铁路两边远远近近的村庄和田地都被水淹没了，有些居民蹲坐在自家倒塌房屋的梁木上。只要火车一停下来，乞讨民众的凄惨的哀求声就从各个窗口传进来。在济南，我再次被安排住进了一家德国旅馆。这家旅馆以其美味的香肠而闻名——那里的人唱道：

香肠香肠好香肠，

济南府有好香肠；

牛肉牛肉小牛肉，

济南府有好牛肉。

德意志人有二十，

一个没留多可惜；

领事先生多忙碌，

好肠好肉没口福。

接着，我经津浦铁路顺利地到达了浦口，再从那里渡过扬子江到南京。有个好奇的中国官员愚蠢地询问我是谁，我回答：德华大兵（就是说，德国军事顾问）。这个暗示是“阿里大叔”告诉我的。“德华大兵”在那里很吃香。

1937年9月7日

和平时期坐火车只需40个小时的行程，可是这次我花了10天半时间，才又回到了南京。

在我的办公桌上，堆放着这期间德国大使馆寄来的函件。从这些信函中我得知，已经建立了一个委员会（克鲁姆马赫尔、平克内勒和霍特），其任务是就安全问题给在南京的德国公民出主意。由我建立的德国学校协会的理事会已经宣布解除了与全体教师的工作合同，以及与我的校舍的合同。这些信函中还包括：防空委员会发布的关于防空警报信号以及空袭时注意事项的通知；中国政府制定的关于在紧急状态时实行交通管制和戒严的规则（译文）；一份日期为1937年8月27日德国大使馆给所有并非由于职业或其他紧急原因而留下的德国公民的通知，该通知再次劝告他们离开南京。

所有富裕的和经济情况比较好的中国人都早已溯扬子江而上，逃到汉口去了。在所有的院子和花园里，在公共场所和街道上，人们都在紧张地构筑防空洞。除此以外，一切仍然很平静，直到——

9月19日、20日

在这两天里，我在4次空袭中受到了战斗的洗礼。从这一天起开始了—— RB1/xjPbEkVY7ogJGYjxywVUUkBnU/t6eMwgZI7n+ujsfM0ks3uS3xz+bqRhKVX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