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文学家的纪念

今年里恰巧有三个伟大人物的诞生一百年纪念，因此引起了我的一点感想来。纪念——就是限定在文艺的国土内，也是常有的事，即如世间大吹大擂的但丁六百年纪念，便是其一。但是现在所说的三个人，并非文艺史上的过去的势力，他们的思想现在还是有生命有意义，是现代人的悲哀而真挚的思想的源泉，所以更值得纪念。这三个人是法国的福楼拜（Flaubert）、俄国的陀思妥也夫斯基（Dostoevski）、法国的波特来耳（Baudelaire）。

福楼拜的生日是十二月十二日，在三人中他最幼小，但在事业上却是他最早了。他于一八五六年发表《波华利夫人》，开自然主义的先路，那时陀思妥也夫斯基还在西伯利亚做苦工，波特来耳的《恶之花》也正在草稿中呢。他劳作二十年，只成了五部小说，真将生命供献于艺术，可以说是文艺女神的孤忠的祭司。人生虽短而艺术则长。他的性格，正如丹麦批评家勃兰特思所说，是用两种分子合成：“对于愚蠢的火烈的憎恨，和对于艺术的无限的爱。这个憎恨，与凡有的憎恨一例，对于所憎恨者感到一种不可抗的牵引。各种形式的愚蠢，如愚行迷信自大不宽容，都磁力似的牵引他，感发他。他不得不一件件地把它们描写出来。”他不是厌世家，或虚无主义者，却是一个愚蠢论者（Imbe-cilist），这是怎样适切的一个社会批评家的名称啊！他又梦想斯芬克思（Sphinx）与吉迈拉（Chimaera）——科学与诗——的拥抱，自己成了冷静而敏感、爱真与美的“冷血的诗人”。这冷血的诗人两个字，以前还未曾联合在一处，在他才是初次；他不但不愧为莫泊桑之师，也正是以后与当来的诗人之师了。

陀思妥也夫斯基生于俄历十月三十日，即新历的十一月十一日。他因为读社会主义的书，被判处死刑，减等发往西伯利亚苦工十年。饥寒，拷打，至发癫痫，又穷困以至于死，但是他不独不绝望厌世，反因此而信念愈益坚定，造成他独一的爱之福音。文学上的人道主义的思想的极致，我们不得不推重陀思妥也夫斯基，便是托尔斯泰也还得退让一步。他所作的长短十几篇的小说，几乎无一不是惊心动魄之作。他的创作的动机正如武者小路所说，是“从想肯定人生的这寂寞与爱而生的。……陀思妥也夫斯基的最后的希望，是从他想怎样地、不要把生而为人的事当作无意味的事情这一个努力而来的”。安特来夫在《小人物的自白中》说：“我对于运命唯一的要求，便是我的苦难与死不要虚费了。”这也可以说是陀思妥也夫斯基的要求。他在小说里写出许多“被侮辱与损害的人”；他们虽然被人踏在脚下成了一块不干净的抹布，但“他那湿漉漉的折叠中，隐藏着灵妙的感情”，正同你我一样。他描写下等堕落人的灵魂，表示其中还有光明与美存在。他写出一个人物，无论如何堕落，如何无耻，但总能够使读者发起一种思想，觉得书中人物与我们同是一样的人，使读者看了叹道：“他是我的兄弟！”这是陀思妥也夫斯基著作的精义，他留给我们的最大的教训，是我们所应当感激纪念的。（这节里多引用旧译《陀思妥也夫斯基之小说》的文句，全文见《艺术与生活》。）

波特来耳是四月九日生的。他十年中的著作，评论、翻译以外，只有诗集《恶之花》一卷，《散文小诗》及《人工的乐园》各一卷。他的诗中充满了病的美，正如贝类中的珍珠。他是后来颓废派文人的祖师，神经病学者隆勃罗梭所谓疯狂的天才，托尔斯泰用了社会主义的眼光批评他说一点都不能了解的作家。他的染绿的头发与变态的性欲，我们只承认是一种传说（Legend），虽然他确是死在精神病院里。我们所完全承认而且感到一种亲近的，是他的“颓废的”心情，与所以表现这心情的一点著作的美。“波特来耳爱重人生，慕美与幸福，不异传奇派诗人，唯际幻灭时代，绝望之哀，愈益深切，而执着现世又特坚固，理想之幸福既不可致，复不欲遗世以求安息，故唯努力求生，欲于苦中得乐，于恶与丑中而得善美，求得新异之享乐，以激刺官能，聊保生存之意识。”他的貌似的颓废，实在只是猛烈的求生意志的表现，与东方式的泥醉的消遣生活，绝不相同。所谓现代人的悲哀，便是这猛烈的求生意志与现在的不如意的生活的挣扎。这挣扎的表现可以为种种改造的主义，在文艺上可以为福楼拜的艺术主义，陀思妥也夫斯基的人道主义，也就可以为波特来耳的颓废的“恶魔主义”了。

我在上面略述这三个伟大人物的精神，虽然未免近于做“答题”，但我相信，在中国现在萧条的新文学界上，这三个人所代表的各派思想，实在是一服极有力的兴奋剂，所以值得纪念而且提倡。新名目的旧传奇（浪漫）主义、浅薄的慈善主义，正布满于书报上，在日本西京的一个朋友说，留学生里又已有了喝咖啡茶以代阿布散酒（absinth）的自称颓废派了。各人愿意提倡哪一派，原是自由的事，但现在总觉得欠有切实的精神，不免是“旧酒瓶上的新招贴”。我希望大家各因性之所好，先将写实时代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或颓废派的代表人物与著作，略加研究，然后再定自己进行的方针。便是新传奇主义，也是受过写实的洗礼，经由颓废派的心情而出的，所以对于这一面也应该注意，否则便容易变成旧传奇主义了。我也知道这些话是僭越的，但因为这三个文学家的纪念的感触，觉得不能不说了，所以聊且写出以宽解自己的心。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