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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人们因为困惑于玉石的形状，而忽视了它作为货币的效用。前文提到，《周礼》中以玉璧、玉琮为代表的六种玉器，分别代表着天、地和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有所谓“玉璧礼天，玉琮礼地”的说法。但古人究竟是如何用这些玉器来“礼拜”天地的，则无人知晓。
我们换个角度来思考，在比周、商更早的时代，玉石很可能就是流行的货币，而且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货币形制。我们已经说过，后来演变为圆形方孔钱的秦国的圜钱，就继承了玉璧的形状。齐国、燕国一带流行的是刀币，就是刀形的铜币，这些刀币和中国各地出土的石器时代的玉钺形状类似。魏国、韩国等中原一带，流行铲土工具一样的布币，而布币和以前的玉璋也非常相似，都是在尖端有一对开口。这样来看，战国时代各地的货币，其实都能找到更早的玉质前身。
这样，我们也解开了战国货币的另一个难题：为什么当时出现了圆形方孔钱、刀币、布币等这些形状各异的货币？就是因为它们都继承了早前当地流通的玉石货币的形状。只不过，在冶铜技术出现之后，玉石货币让位给了缩小版的铜币。这样来看，《周礼》中说的“六器”对应天、地和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其实更大的可能性，是“六器”代表了当时中国东、南、西、北各个区域流行的玉石货币的形状。
现在，我们来重新审视一下史前时代的中国版图。作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代表，发源于辽河上游的红山文化毗邻今天辽东半岛上的岫岩玉产地。陕西的半坡文化，邻近关中平原南部的蓝田玉产地。从中国著名的四大名玉产地来看，岫岩玉的辽宁辽东半岛、独山玉的河南南阳、蓝田玉的陕西关中，以及和田玉的新疆和田，都是古代中国经济发达的区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关中、中原、东北等古代经济地带，都是从这些史前货币原料的产地辐射开来的。
经研究发现，长江下游良渚文化核心区的玉料，来自附近的江苏溧阳小梅岭古玉矿。它虽不属于四大古玉产地，但是，良渚文化以其对玉璧、玉琮等玉石交换媒介的推崇，在很大程度上领导了新石器时代古代东亚的经济往来。
在浙江余杭瑶山、反山的典型良渚文化墓地中，死者身上往往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玉璧、玉钺，头上、腰上的空隙位置则放了玉琮。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死者下葬时的情景，这么多玉璧，从头到脚铺满了他的全身，身体表面能放的地方几乎都放了。
也许古代中国人和现代中国人有一样的脑回路，会用相似的方式对待死者。就像现在流行的盗墓探宝小说里写的那样，汉唐宋元王公贵族的坟墓中，有大量金银财宝随葬，而今天我们给死者陪葬的，也少不了金箔、银箔。那么我们可以猜想，在良渚文化土墩墓里随葬的玉璧，应该也是出于同样的用意。
这些玉璧不仅出现在良渚的古墓中，而且随着良渚文化与北方大汶口文化、江汉流域石家河文化、中原的庙底沟文化之间的交流而广泛传播，在当地产生了类似的本地制品，发挥了相仿的作用。
由此可见，从史前时代开始，玉璧、玉琮、玉钺、玉铲等古老石质货币的使用，加强了中国境内各区域的联系，为各地逐渐连成整体，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种审视古代玉器的全新视角。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都有各自崇尚的宝物。中亚阿富汗一带的人们喜欢青金石，印度人喜欢红宝石、蓝宝石，非洲人热爱钻石。这些罕见而坚硬的“石头”，都为当地古代的经济文化提供了发展的动力。玉器对于我们中国人也一样。
在中国的史前时代中，玉石扮演了沟通不同地区古文化的重要角色。尽管这些造型各异的玉石让后来者感到困惑，成为“礼天礼地”的六器，但是在古代文献中，仍然留有许多蛛丝马迹，指引我们发现玉石的真相。
作为货币的高古玉器，参与奠定了商王武乙和周穆王的基业。古代王朝通过玉石既能得到外援，又能购买到马匹。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思考一下，这些王朝的衰落，是不是也和玉石产量下降导致的经费不足有关呢？
后来，随着金属冶炼技术的提高，早期中国在商、周时期进入了青铜时代，玉石与其他石器一同退出了交换流通的舞台，留下墓葬中那些迷人而耐人寻味的“礼器”。当然，一同留下的，还有战国时代那些源自早期玉器造型的铜质货币。
虽然玉石的货币功能衰退了，但它本身作为装饰性珠宝的一面，随着玉石采矿业的延续，发展出了新的方向，并且成为文明史以来中国最具观赏价值的工艺品。玉石以贵重的玉质器物的形式，成为传世珍宝。
今天的玉器收藏爱好者可以这么思考：你所收藏的各种形式的玉器，之所以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是因为它们最初就是可以流通、用来兑换重要物资的交换媒介，它们还改变了石器时代一直到商、周王朝的历史。
告别了玉器和石器时代，中国就进入了青铜时代。在下一章，我们将一同探索改变古代中国的另一项重要文物——青铜器。我们知道青铜器历来都是国之重宝，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们的原料就来自古代江南这个巨大的矿区。这些铜矿料的流动，为秦国和楚国的未来铺设了命运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