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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拉瓜迪亚的那天晚上，我既高兴又好奇，简直到了忘形的地步，继后的一个星期里，更是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对于美国精神分析学的最新发展，我确实各方面都得学习；无论是开大会，还是与同行的交谈，都富有教益。可我也渴望见见纽约城，然而他们却拼命阻挠，让人心头好不难过。他们整天闷在暖气过热的宾馆、配有空调的餐厅、庄严的办公室和豪华的套间里，要摆脱他们，谈何容易。每天晚饭后，每当他们把我送回宾馆，我便匆匆穿过大厅，从另一扇门溜出去；我每天天一亮就起床，在上午开会之前外出漫步一番。可在这偷偷外出的自由时光里，我没有多大收获。我意识到在美国，孤独感也无法排遣。为此，离开纽约时，我感到惴惴不安。芝加哥、圣路易斯、新奥尔良、费城，然后又回到纽约，再去波士顿、蒙特利尔：一次美妙的旅行。可是他们还得为我想方设法，使我不虚此行，有所收益。同行们确也给我提供了一些当地人的地址，这些人都会很高兴向我展示他们的城市。可尽是些医生、教授、作家，我表示怀疑。
无论怎么说，芝加哥这一站一开始就砸了。我在那儿只呆了两天，两位年迈的太太早早地在机场等候着我，然后她们领我去和另一些老太婆们吃午餐，整个白天里紧紧缠着我不放。做完报告后，我又由两位呆板的先生一左一右陪着吃螯虾。这种烦恼是如此折腾人，以致我一回到旅馆，便径直上楼睡觉了。
翌日清晨，我被气醒了。“不能这样下去了。”我暗自拿定了主意。我拿起电话：“我心里过意不去，请原谅，可我患了感冒，不得不卧床。”紧接着，我欢天喜地地跳下床。可到了街上，我马上失望了。天气酷冷，脚边是有轨电车的铁轨，头上是架空铁道，我感到彻底迷失了方向，即使再走几个小时也是白搭。我漫无目标，没有任何去处。我打开了记事本：刘易斯·布洛甘，作家。也许总比一无所依强。我又拨通了电话。我对这个布洛甘说我是本森夫妇的朋友，他们肯定已经写信告诉他我来访的消息。好，他说要在下午二时到达我所在的旅馆的大厅。“还是我去接您吧。”我说，然后放下电话。我讨厌我住的这家旅馆，讨厌它的去污粉味和美元味，能乘出租汽车去一个明确的地方，去看看某个人，我感到高兴。
出租汽车越过了一座座桥梁、一道道铁轨，穿过了一个个货栈，驶过了一条条尽是意大利商店的街道，最后停在一条小径的一角。小径散发着焚烧的纸味，弥漫着湿润的泥土芬芳，也透溢着一股贫穷的气味。司机指了指一堵架着个木阳台的砖墙：“就在这儿。”我沿着一排栅栏走去。左侧有一家小酒馆，挂着灯火熄灭的红字招牌：斯希尔茨；右侧贴着一张硕大的广告画，画上画着一个理想的美国家庭，合家笑盈盈地嗅着一盘麦片粥。一座木楼梯下，放着一个垃圾桶，正冒着热气。我登上楼梯。在阳台上，我发现了一扇玻璃门，遮着一块黄颜色的帘子：肯定就在里边。可突然间，我感到惶恐不安。富有总是包含公开的成分，然而一种贫困的生活，却是隐秘的。我感到去敲这扇玻璃门似乎有失礼貌。我一时拿不定主意，望着这一堵堵砖墙，靠墙搭着千篇一律的楼梯和灰不溜秋的阳台；越过屋顶，我瞥见了一个巨大的圆柱形的东西，呈红、白颜色：原来是只大储气罐；脚下有一块四方形的土地，光秃秃的，中间长着一棵黑黝黝的树，还有一架蓝色风翼的小风车。一列火车在远处驶过，阳台直晃。我叩响了门，看见走出一位相当年轻、高大的男子，他上身穿着一件皮夹克，绷得直挺挺的，他惊奇地打量了我一番。
“您真找到我的住处了？”
“我看是的。”
黄颜色的厨房里，正中摆着一只黑炉子，正呼呼地在烧；铺着地漆布的地面上堆满了旧报纸。我发现里边没有冰箱。布洛甘茫然地招了招手，指着那堆纸张说：“我正在整理。”
“我希望没有打扰您。”
“噢，不。”他一副尴尬的神态，笔直地站立在我的面前，“您为什么不愿让我去旅馆接您呢？”
“那是个可怖的地方。”
布洛甘的嘴上终于显出了微笑：“那可是芝加哥最美的旅馆。”
“问题就在这里。太多的地毯、太多的鲜花、太多的旅客、太多的音乐，一切都太过分了。”
布洛甘唇边的微笑悄悄爬上了他的双眸：
“请往这边走。”
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墨西哥毯子和一幅凡·高的《椅子》，然后是书、电唱机和打字机。这间房子不像是冒牌艺术家的寓所，也不像是美国人理想的典型住家。生活在此，该很惬意吧。我激动地说：
“在您这里感到挺舒服的。”
“您觉得？”布洛甘用目光扫视着四壁。“这儿不大。”又是一阵沉默，接着他急促地说：“您不愿意把大衣脱了吗？来杯咖啡怎么样？我有些法国唱片，您喜欢听吗？听夏尔·特雷内的？”
无疑是因为那只呼呼在烧的大炉子或因为被二月冰冷的太阳染成金色的布帘上那棵瑟瑟战栗的黑树的影子，我遂起了一个念头：“要是坐在墨西哥毯子上度过这个白天倒是挺美妙的。”可是我给布洛甘打电话是为了参观芝加哥。我狠了狠心说：
“我想看看芝加哥城，我明天早上就要走了。”
“芝加哥大着呢。”
“领我看看其中一角吧。”
他摸了摸皮夹克，声音不安地说：“我有必要换一下装吗？”
“想到哪里去了！我就讨厌穿得笔挺笔挺的！”
他激烈地辩解道：
“我这一辈子从未穿过硬领的衣服……”
我们的微笑第一次相遇了，可他似乎还没有放下心来：
“您不想看看屠宰场吧？”
“不。咱们到街上去随便走走。”
街巷很多，一条条都很相似，两旁尽是破旧的木屋和一块块极力想模仿郊区小园子的空地。我们也游览了几条大街，街道笔直，死气沉沉，到处都是冷飕飕的。布洛甘不安地触摸着双耳：“这耳朵已经硬邦邦的，就要冻成两截了。”
我对他顿起怜悯之心。“我们到哪家酒吧去暖暖身子吧。”
我们俩走进了一家酒吧。布洛甘要了姜汁酒，我点了美国威士忌。当我们走出门外时，天还是那么冷；我们又进了一家酒吧，开始闲聊起来。他曾在登陆战后在阿登省的一个军营里呆过几个月，于是就法国、战争、占领时期和巴黎向我问了一大堆问题。我也向他提问。他对有人听他说话似乎感到十分幸福，可要讲述自己的情况却又感到不好意思。开始时，他迟疑不决地一句句往外掏，可很快滔滔不绝地向我道来，话中倾注着几分热情，我每听到一句话就仿佛感到领受了一份礼物。他出生在芝加哥城南一个小食品杂货店主的家庭，父亲是个芬兰人，母亲是个匈牙利的犹太人。在大危机时期，他正好二十岁，经常躲进货车的车厢在美国到处闯荡。他当过小贩，洗过餐具，做过跑堂，还干过按摩，当过挖土工、泥瓦匠、售货员，迫不得已时也干过偷鸡摸狗的事。在亚利桑那州那家他洗过餐具的偏僻的驿站里，他写了一个短篇小说，由一家左派杂志发表了。于是他又写了另一些小说。自他第一部长篇小说成功之后，他一直靠一家出版商给他发的一笔年金维持生活。
“我很想读一读这部书。”我说。
“下一部将更好。”
“可这一部已经写成了。”
布洛甘一副困惑的神色审视着我：“您真的想读？”
“对，真的。”
他站起身，向厅堂深处的电话机走去。三分钟后他回到桌旁说道：“那部书将在今天晚饭前送到您的旅馆。”
“噢！谢谢！”我热烈地说。
他一举一动都富有活力，因此而触动了我。正是他这种自然的姿态马上赢得了我对他的好感。他不知道那些客套话，那些礼节、礼貌。他这些亲切的举动完全是自然的流露，仿佛是柔情的创新。首先，我为与这位有血有肉的传统的美国典型——自立的左派作家相遇感到欣喜。现在，我感兴趣的是布洛甘，通过他的叙述，可以感觉到他并不认为对生活拥有任何权利，然而他向来具有强烈的生活欲望。这种交织着谦逊和热望的脾性真惹我喜欢。
“您是怎么冒出写作念头的？”我问道。
“我生就喜欢那种印成铅字的纸头，我还是个孩子时，就用剪报贴在日记本上，搞了一种报纸。”
“可能还有别的原因吧？”
他思索片刻：“我熟悉许许多多不同的人：我渴望给每个人展示其他人的真实面目。人们撒谎何其多。”他沉默了一会儿。“二十岁时，我终于明白了大家都对我撒谎，这使我极为愤怒，我想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我才开始写作并继续写下去……”
“您还一直气愤吗？”
“或多或少有点儿。”他有所保留地微微一笑。
“您不搞政治吗？”我问。
“我做些细微的小事。”
简言之，他与罗贝尔和亨利的处境相差无几，然而他异常镇静，泰然处之。写作，在电台发表讲话，偶尔在群众集会上谴责某些流弊，这着实使他满足。有人已经跟我说过：这儿的知识分子可以安心地生活，因为他们深知自己绝对无能为力。
“您有作家朋友吗？”
“噢！没有！”他激动地说。接着他微微一笑，“我有些朋友，他们见我只在打字机前坐坐就可以赚到钱，便都动手搞起写作来，可没有成为作家。”
“他们赚到钱了吗？”
他朗声大笑起来：“有一位一个月内就打了整整五百页，他肯定花了一大笔钱才将它印成书，他妻子禁止他再干这等营生，于是他又操起了扒手的行当。”
“那是个好行当吗？”我问道。
“要看人。在芝加哥，这一行竞争很激烈。”
“您认识许多扒手？”
他一副稍带揶揄的神态看了看我说：“半打吧。”
“那盗贼呢？”
布洛甘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所有的盗贼都是混账。”
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跟我讲起最近这些年来盗贼们干的那些破坏罢工的勾当，接着又对我讲述了许多关于盗贼与警察、政界和商界的关系的趣事。他讲得很快，我听他说话有些困难，可这仍像爱德华·鲁宾逊的电影一般引人入胜。他突然打住话头：
“您不饿吗？”
“饿。现在经您一提醒，我饿极了。”我说，继又快乐地补充道，“您知道的趣事真多。”
“噢！要是我不了解，我就瞎编。”他说，“因为有兴趣看您听人说话。”
已经八点多了，时间流逝得真快。布洛甘领我到一家意大利餐馆吃晚餐。我一边吃着意大利馅饼，一边琢磨在他身边我为何感觉如此舒服。我对他毫不了解，然而他对我来说一点儿也不陌生。这也许是因为他生活贫困，却无忧无虑的缘故吧。矫揉造作、附庸风雅、扭扭捏捏，这只会造成距离。每当布洛甘拉开或拉上穿在那件破旧的羊毛套衫外面的皮夹克，我便感觉到身边这一具躯体的冷与热，这是一具活生生的躯体，他的存在给人以信任感。他从来都是亲手擦拭自己的皮鞋：只要看看他的这双鞋子，就可对他的个人生活有所了解。当我们走出意大利馅饼餐馆时，他挽起我的胳膊，怕我在结了薄冰的地面上滑倒。顷刻间，我感到他的热情是多么亲切。
“哎！我总得领您看看芝加哥的几个地方吧。”他对我说。
我们坐进了一家杂耍歌舞表演厅，看着一些女人伴着音乐脱去衣服，继又在一个黑人小舞厅里听了爵士乐，然后来到一家像是夜晚收容所似的酒吧喝了酒。布洛甘什么人都认识：表演厅那位手腕上刺了花纹的钢琴手，舞厅那位黑人小号手，酒吧里的流浪汉、黑人和老妓女。他邀请他们跟我们同坐一桌，逗他们说话，满脸幸福的神情凝望着我，因为他看得出我玩得很开心。当我俩又来到街上时，我激动地说：
“感谢您让我度过了美利坚之行最好的一个夜晚。”
“我还有许多别的东西想让你开开眼界！”布洛甘说。
黑夜结束了，黎明就要来临，芝加哥城就要永远离去，然而架空铁道的铁轨遮住了我们眼前那个已经开始侵蚀蓝天的圆点。布洛甘挽着我的手臂。黑黑的桥拱在我们身前身后无限地延伸，仿佛感到它们已经将整个地球团团围住，我们将永久地这样走下去。我说：
“一天，太短暂了。我得再来。”
“再来吧。”布洛甘说，接着声音急促地补充道，“我不愿去想从今往后再也见不到您的面。”
我们继续默默地走，一直来到出租汽车站。当他把脸凑近我的脸庞时，我禁不住把头往边上一扭，可我嘴上感觉到了他的呼吸。
几个小时后，在列车上，我一边尽量集中精力去读布洛甘的小说，一边暗暗责备自己：“都这么大年纪了，真荒唐！”可是，我的嘴仍然那么狂热，犹如一位未婚的处女。我从来只是和跟我睡过觉的男人接吻。当我回味着这一仅仅是个影子的吻时，我似乎感到就要激起大脑深处那炽热的爱的回忆。“我一定要再来。”我打定了主意，暗暗对自己说。可我紧接着想到：“这又有何用？我们还得再次分离，到了那一次，我就再也没有勇气说‘我一定要再来’了。不，还是立即停止亲近为好。”
我并没有惋惜芝加哥之行。我很快明白了毫无结果的友情和分离时微不足道的痛苦正是旅行乐趣的组成部分。我干干脆脆，把讨厌的人一概排斥在外，只接触让我高兴的朋友。大家整个下午在一起漫步，整个晚上在一起喝酒、交谈，然后便各奔东西，一生再也不能相见，对此谁也不感到惋惜。生活是多么轻松！没有憾事，没有义务，我的一举一动都无关紧要，谁也不求我帮助出主意，我也无拘无束，任自己为所欲为。在新奥尔良，我在一家院子里畅怀痛饮代基里酒，过后，一出门便乘上了飞机飞往佛罗里达。在林奇堡，我租了一辆小车，整整八天里，我驾车在弗吉尼亚州的红土地上到处兜风。回到纽约后，在整个逗留期间，我几乎没有阖眼睡觉，我四处游逛，见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戴维斯夫妇建议我陪他们去哈特福德，两个小时后我便跟他们坐上了小车：能在一幢美丽的乡村别墅度过几天，这是多么意想不到的美事啊！这是一座十分漂亮的木屋，洁白的颜色油光闪亮，到处开着小巧玲珑的窗户。默利娅姆是搞雕塑的，女儿在学跳舞，儿子在写一些谁也读不懂的诗篇。诗人三十多岁，长着一张娃娃脸、两只忧伤的大眼睛和一只迷人的鼻子。第一天晚上，南希一边向我倾诉她内心的忧伤，一边玩着帮我穿上了一件宽松的墨西哥礼服，把我的头发松开，披散在肩头。“您为什么不总是这样梳妆？”菲利普对我说，“好像您故意要变老似的。”他拉着我跳舞，一直跳到深夜。为了让他高兴，继后的几天里，我继续打扮得像个年轻女子。我完全理解他为何向我献殷勤。我来自巴黎，而且我的年纪和他少年时期心目中的默利娅姆一般大。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感动了。他为我组织舞会，邀请我参加鸡尾酒会，用吉他给我弹奏十分美妙的牧童曲，领着我漫游古老的清教徒村寨。在我启程的前夕，我们等别人走后，继续留在起居室里，一边饮着威士忌，一边听着唱片。他以遗憾的声调对我说：
“我在纽约没有更好地了解您，多么遗憾啊！我该多么高兴在纽约城里和您一起出门漫步！”
“还会见面的。”我说，“再过十天我又要回到纽约，您到时也许会在那儿吧。”
“我不管怎样都可以去那儿。给我打电话。”他神情严肃地望着我说。
我们又一起听了几张唱片，接着他陪我穿过客厅，把我一直送到我房间门口。我把手伸给他，没料到他低声问道：“您不愿意拥抱我吗？”
他把我搂到怀里，我们脸贴着脸，一时冲动得全身整个儿一动不动。忽然，我们听到了轻轻的脚步声，连忙松开了身子。默利娅姆诡秘地一笑，看了看我们。
“安娜一大早就要走，不要让她熬得太迟了。”她声音微妙地说。
“我这就去睡觉。”我说。
我并没有上床。我站立在敞开的窗前，呼吸着夜间的气息，然而这黑夜闻不到任何芳香，仿佛月亮已经冻结了鲜花的芬芳。默利娅姆就在隔壁的房间睡觉或者尚没有入睡。我知道菲利普不会再来了。偶尔，我好像听到了一声脚步声，可那只是风刮树枝的声响。
加拿大没有什么意思。当我重新回到纽约时，心里感到十分幸福，马上就想到了：“我要给菲利普打电话。”当天我就受到了邀请，请我去参加一个鸡尾酒会，可以与我结识的大部分朋友再次相聚。从窗前望去，我瞥见了一大片摩天大楼，可是所有这一切再也满足不了我。我下楼来到旅馆的酒吧，在蓝黑色的灯光中，一位钢琴手正在低声弹奏着靡靡之音，一对对男女在窃窃私语，酒吧招待踮着脚尖来回走动。我要了一杯马提尼，点起了一支烟，心脏在怦怦地小声跳动。我就要做的那一切并不是十分理智的。与菲利普一起度过八天时光之后，要与他分离，内心肯定会陡添一丝淡淡的哀愁，不管怎么说总是难免的，况且我已经感到忧伤。再过八天，皇后桥、中央公园、华盛顿广场、东河，我就再也看不到了。不过总的说来，我宁愿深深地怀念某人，而不乐意为那些石块伤心，这在我看来似乎要好受些。我呷了一口马提尼酒。一个星期的时间，要有新的发现，要享受毫无结果的乐趣，这点时间实在太短暂了。我再也不想当个游客在纽约城到处游逛，我必须在这座城市里实实在在地生活，只有这样，它才有可能成为我的城市，我也才有可能在这座城市留下我的某些东西。我必须有个暂时属于我的男人挽着我的胳膊漫步街头。我举杯一饮而尽。在这次旅行期间，只有一个男人挽过我的胳膊。时值寒冬，我踩着薄冰踉跄而行，可在他的身旁，我感到温暖。他说：“再来吧。我不愿去想从今往后再也见不到您的面。”可是我不会再去，我的胳膊将又紧紧地搂着另一个人的手臂。一时我感到有罪，感到是对他的背叛。可是，这谈不上什么背叛。我彻夜难眠，渴望得到的是菲利普，我对他还充满欲望，而他也正在等待我的电话。我站起身，走进了电话间，要通了哈特福德。
“我要菲利普·戴维斯先生。”
“我去找他。”
我的心蓦然猛烈地跳动起来。片刻前，我还是那么随心所欲地占有着菲利普，唤他来到纽约，让他睡在我的床上。但是，他是为自己而独立地生活着，此刻，从属于他的是我。在这个狭窄的牢笼里，我孤立无援。
“喂？”
“菲利普吗？我是安娜。”
“安娜！听到您的声音是多么愉快！”
他慢腾腾地讲着一口纯正的法语，那声调突然显得那么冷酷。
“我是在纽约打电话。”
“我知道，亲爱的安娜，自从您离开我们之后，哈特福德是多么使人厌倦！您旅行愉快吗？”
他的声音是多么贴近！这声音掠过了我的脸庞，可是他突然那么遥远。我的手紧捏着黑色的硬质胶话筒，湿乎乎的。我语无伦次地说道：“我多么想跟您谈谈我的旅行。您说过让我与您联系。您能在我离开纽约前来一趟吗？”
“您什么时候走？”
“周六。”
“噢！”他说道，“噢，这么急就走！”出现了短暂的沉默。“这个星期六，我要到科德角的朋友家去，我答应过的。”
“多遗憾啊！”
“是的，是遗憾！您不能推迟行期？”
“不能。您不能推迟去看朋友？”
“不行，不可能！”他声音沮丧地说。
“那么，我们就今年夏天在巴黎见。”我客气而又乐呵呵地说，“夏天已经不那么遥远了。”
“我多么遗憾！”
“我也一样。再见了，菲利普。今年夏天见。”
“再见，亲爱的安娜。不要把我忘了。”
我放下了汗涔涔的电话听筒。我又恢复了平静，肋骨下留下了一片空虚。我来到了威尔逊家。客人很多，有人把一杯酒塞到我的手中，人们向我微笑，叫喊着我的名字，扯着我的胳膊、肩膀，右边有人请我，左边又有人请，我在记事本上记下了一个个约会，然而那片空虚仍然留在我的胸间。肉体的失望，我能承担，可这片空虚，我实在难以承受。他们向我微笑，跟我说话，我也跟着微笑，说话，整整一个星期里，我们还得再微笑，再说话，然而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念着我，我也决不会怀念他们。这是个真实存在的国度，我也是个活生生的人，可是我却将空空地离去，留不下我的一丝痕迹，带不走这儿的任何东西。在扮笑脸的当儿，我猛然生起一个念头：“我去芝加哥怎么样？”当天晚上我就可以给布洛甘去电话，告诉他：“我来了。”若他不再渴望见到我，那他会明言相告的。但这又有何妨？遭受两次拒绝，并不会比被人拒绝一次更糟糕。在再次假扮笑脸的间歇，我愤然自问，得不到菲利普，就要投入布洛甘怀抱，这种发情母畜似的作风算什么东西？实际上，跟布洛甘睡觉这一念头对我并无多大吸引力，我猜想他在床上准是个笨样。再说，连我自己也不肯定与他再次见面会带来什么乐趣。我仅仅与他度过了一个下午的时光，有可能经受更为痛苦的失望。毫无疑问，这是个愚蠢的念头。我渴望走动，寻找刺激，这仅仅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窘迫。人们往往就这样干起了真正的蠢事。我决定留在纽约，继续记下了一个个约会。要参加那么多展览会、音乐会、晚宴、聚会，一个星期时间将会很快度过。当我置身于街头时，格拉梅西广场的大钟敲响了午夜的钟声。不管怎么说，打电话已经太迟了。不，还不算迟，在芝加哥还是九点钟，布洛甘准在他的房间读书或写作。我止步站在一家杂货店灯火闪烁的橱窗前。“我不愿去想从此再也见不到您的面。”我走进了小店，在柜台换了零钱，要通了芝加哥。
“刘易斯·布洛甘吗？我是安娜·迪布勒伊。”
没有任何回音。“我是安娜·迪布勒伊。您听清了吗？”
“我听得很清楚。”他声音欢快，但结结巴巴，用不成句子的法语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说道，“您好，安娜，您好吗？”
这声音不如菲利普的那么贴近，然而布洛甘显得似乎不那么遥远。
“我这个星期可以来芝加哥过三四天。”我说，“您觉得怎么样？”
“眼下芝加哥天气很好。”
“可我来是为了见您。您有时间吗？”
“我有的是时间。”他打趣地说道，“我的时间全都属于我自己。”
我犹豫了片刻。这太容易了：一个说不行，一个说行，可两人都那么漫不经心。要想退却，为时已晚。我说：“那我明天早晨乘头班飞机到。给我预订个房间，不要在芝加哥那家最好的旅馆。我们在什么地方碰面？”
“我去机场接您。”
“一言为定。明天见。”
一阵沉默。我终于又听到了三个月前对我说“再来吧”的那个声音。这声音又在说：
“安娜！我与您再次见面多么幸福！”
“我也一样幸福。明天见。”
“明天见。”
这是他的声音，这确确实实是我记忆中的他，他没有把我忘却，在他的身旁，我将像冬日里一样感到温暖。突然，我为菲利普回答“不行”而感到高兴。一切都将十分简单。在灯光柔和的酒吧交谈片刻之后，他就会对我说：“到我家去休息吧。”我们将紧挨着坐在墨西哥毯子上，我将乖乖地听着夏尔·特雷内的唱片，布洛甘会把我搂到他的怀里。这肯定谈不上多么了不起的一夜，但他会因此感到幸福，我对此深信不疑，这也就使我满足了。我上床睡觉，想到有一位男子正等着我，要把我紧紧地贴在他的心间，我心里是多么激动。
他没有等着我，大厅里空无一人。“一开始就不顺利，”我边想边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我明显感到慌乱，忧虑不安地责备自己处事不慎。“我到底要不要给布洛甘打电话？”我独自玩开了这个游戏。贸然投入一桩鲁莽的事中，能否有结果，不再取决于我。我所能做的，就是乖乖地跟随着钟盘上那指针的运动，可是那指针却不往前移动。这种被动的境况令我感到害怕，我极力安慰着自己。不管怎样，如果这事没有好的结果，那我可以找个借口明天就回纽约去。无论如何，一个星期后事情就会彻底了结：我将又平平安安地过我的日子，宽大为怀地向我那些或迷人或荒唐的往事微笑。我不安的心情平静了下来。我细细察看所有安全门，保证不会遇到任何不测，然后打开了提包，寻找记事本上布洛甘的电话号码。我抬起头，发现他就站在我的面前，正冲着我淡淡地微笑。我惊骇不安，以为是在世界的彼端遇见了他的幽灵。“怎么样？好吗？”他用那糟得可怕的法语问道。我站起身子。他比他的照片上显得更瘦削些，可两只眼睛更加炯炯有神。“还好。”
他一直挂着微笑，把嘴巴凑到我的唇间。当着众人的面亲吻，我感到很不自在，这一吻在布洛甘的下巴上留下了一个红红的唇印。“看您脸上被弄得红红的。”我说道，随手用我的手绢给他擦拭红印，并补充道：“我九点钟就到了。”
“噢！”他以责备的口吻说道，仿佛是冲着我来的，“他们在电话上告诉我头班飞机十点着陆。”
“他们搞错了。”
“他们从来就不会错。”
“反正已经在这儿了。”
“您是在这儿了。”他退让着。他坐了下来，我也跟着坐下。九点二十分。他迟到了二十分钟，也提前了四十分钟。他身着一套漂亮的法兰绒套装，一件洁白的衬衫。我隐隐约约看到他站立在镜子前，惴惴不安地一心想为我打扮得体面些，笨拙地照着镜子，用既得意又困惑的目光询问着镜中的身影。他焦虑不安地直盯着挂钟，而我心里已经暗暗地等待着他！我朝他莞尔一笑：
“我们可不要一个上午都呆在这里。”
“不会。”他说道。他思索了片刻说：“我们去动物园，您愿意吗？”
“去动物园？”
“离这儿很近。”
“我们去那儿干什么？”
“我们去看动物，它们也可以看我们。”
“我来这儿可不是让你们那些动物看的。”我站起身。“我们还是去一个安静的地方，我们可以喝杯咖啡，吃点三明治，就我们俩，您望着我，我看着您吧。”
他也站了起来：“这是个主意。”
我们俩坐进了一辆老式小汽车，车子载着我们向市中心驶去。布洛甘把我的旅行包放在膝上，一直没有吭声，我重又感到不安起来：“要与这位陌生人一起度过四天，这太漫长了；可要相互了解，这四天时间又太短暂了。”我说：“得先去我的旅馆，把行李放下。”
他神态尴尬地笑了笑。
“您是给我预订了一个房间吧？”
他仍然挂着那自感有罪的苦笑，可声音中却隐含着某种挑衅的成分：“没有！”
“怎么！我不是在电话里请您订的吗？”
“您说的那些话，我连一半也没有听懂。”他滔滔不绝地说，“您的英语比去年冬天还要糟糕，讲得又快，像打机关枪似的。可这没有什么关系。我们把这只包放在行李寄存处。您在这儿等着我。”当我们在民航局前下车时，他这样对我说道。他推开了一扇转门，我满腹狐疑地用目光尾随着他。忘了订房间，这到底是疏忽还是狡猾？他说不定跟我一样明白，今晚我将在他的床上度过。可一想到晚上我们有可能激不起真正的欲望，我不禁感到惊慌。我早就发过誓，若没有欲望，今生今世决不犯傻上一个男人的床。等布洛甘一回来，我便焦躁不安地说：
“无论如何要给哪家旅馆打个电话。我夜里没有睡觉，我想先眯一会儿，洗个澡。”
“在芝加哥，要找到一间客房很难。”他说。
“那就更应该马上去找。”
他本该开口说：“就来我家好了。”可是他什么也没有说。他领我去的一家咖啡店一点也不像是我想象中的亲切又温暖的酒吧，而像是车站的餐厅。我们紧接着走进一家酒吧，可这地方也俨然一间候车室。我们就这样眼巴巴地等待着度过白天？我们在等待着什么呢？
“来杯威士忌？”
“好。”
“要烟吗？”
“谢谢。”
“我去放张唱片。”
要是我们能够像上次那样安安静静地交谈，该多好啊！可是布洛甘一刻也呆不住。他到柜台要了一瓶可口可乐，往唱片盒里塞进了一块硬币，接着又塞进一块，继而又去讨价还价买香烟。当我终于说服他去打电话后，他离开的时间那么久，以至于我误以为他已经永远离去了。我的打算显然错了！仿佛他是故意要打破我的如意算盘似的。他几乎不像是留在我记忆中的那个男子。春光融化了他那被寒冬凝固了的一团僵硬。诚然，他并没有变得风度翩翩、灵活敏捷，可他差不多有了一个优美的身段，添上了一头金发，连眼睛也显示出了十分明朗的灰绿色。在这张我曾以为毫无表情的脸庞上，我发现了一张敏感的嘴巴，两只略嫌粗野的鼻孔和某种令我困惑不解的精妙。
“我没有找到房间。”布洛甘重又坐到我的身旁，对我说，“我只好给旅馆协会挂了电话。稍过一会儿我还得再打。”
“谢谢。”
“您现在想做点儿什么？”
“咱们安安静静地呆在这儿怎么样？”
“那再来一杯威士忌？”
“好。”
“要烟吗？”
“谢谢。”
“您愿意我再放一张唱片吗？”
“请您不要放了。”
出现了一阵沉默。我开口说道：“我在纽约见到了您的那些朋友。”
“我在纽约没有朋友。”
“有的，是本森夫妇让我们联系上的。”
“噢！那些不是朋友。”
“对了，两个月前您为什么会同意接待我？”
“因为您是法国女人，您的名字‘安娜’惹我喜欢。”他一时又向我露出了微笑，可很快收起了笑容。我重又鼓起勇气说道：
“您后来情况怎么样？”
“我过一天老一天。”
“我看您倒更年轻了。”
“是因为我穿着夏季衣服的缘故。”
重又降临了一片沉默，这一次我没有再开口。
“好。咱们找个地方去。可到哪儿去呢？”
“去年冬天，您曾想去看一场棒球。”他连忙说，“今天就有一场。”
“那好，就去看吧。”
能记起我上次表达的愿望，这真好，可是该明白眼下棒球根本激不起我的兴趣。算了。我们还是等待着消磨时光……可等待什么呢？我目光呆滞，傻乎乎地看着那些戴着头盔的男人在绿得刺眼的草坪上奔跑，心里焦灼不安地重复道：消磨时光！可是，我们连一个小时也不该浪费。四天时间，这是多么短暂，我们必须加快行动：我们到底何时才能真正相会啊？
“您是不是看厌了？”刘易斯问道。
“我有点儿冷。”
“咱们到别的地方去。”
他领我进了一家保龄球场，我们一边看着小木柱被击翻在地，一边喝着啤酒；接着又进了一家小酒店，里面五架机械钢琴轮流弹奏着一种干巴巴的乐曲；后又去了一家水族馆，一些鱼儿恶意地扮着怪相。我们乘了有轨电车，又坐地铁，接着又坐上了有轨电车和地铁。在地铁里，我倒挺高兴。我们额头顶着第一节车厢的窗玻璃，投入了令人晕眩的地铁隧道中。隧道里，挂满了淡绿色的灯泡，布洛甘用胳膊撑扶着我的腰身，我们默默无言，就像是保持着将相互信任的情人联结在一起的那份沉默。可是一到了街头，我们就又拉开了距离行走。我绝望地感觉到我们之所以沉默无语，是因为我们已经找不到任何可以相互倾吐的东西。到了下午三四点钟，我已经不得不承认自己盘算确实有误，到了下个星期，明天，这一天就会成为过去，即使我赢得这一天也无济于事。可是现在得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度过这一天，在这些时光中，一位陌生人肆无忌惮地控制着我的命运。我已经如此疲惫，如此失望，恨不得马上一个人呆着。
“请您再打个电话。”我央求道，“我需要睡一会儿。”
“我这就去给旅馆协会打电话。”布洛甘边说边推开了一家杂货店的门。我站着漫不经心地看店中出售的那些铜版纸封面的书籍，他几乎很快就走出了电话间，脸上挂着得意的微笑。
“再过两排楼房，就有一个房间在等着您。”
“啊！谢谢。”
我们默默地一直走到旅馆。他为何没有撒谎？他现在就该说：“就上我家去住吧。”他莫非也对自己有否欲望没有把握？我本来希望他的那份热情和那股勇气来打破紧紧附在我身上的孤寂，可是他任我囚禁在这份孤寂之中，我已经无能为力，不可能再为我们俩做点什么。刘易斯走近服务台：
“我刚刚订了一个房间。”
服务台朝登记簿瞥了一眼：
“两个人？”
“一个人。”我说。我在住房登记卡上登上自己的名字。“我的行李在寄存处。”
“我去拿。”刘易斯说，“您什么时候要？”
“两个小时后给我打电话。”
我是否做了一个梦？要不他真的和服务员交换了一个奇怪的眼色？他是否预订了一个双人房间：要是这样的话，他完全可以找个借口与我一起上楼呀？这种借口我完全可以教给他几十个。他那可怜的计谋令我感到气恼，更何况我本来倒是希望任他捉弄的。我给浴缸放了水，置身于温乎乎的水中，一边暗暗在想我们俩一开始就把事情搞糟了。难道是我的过错？说不定有的女人一见面就会说：“我们上您家去。”纳迪娜可能就会这样说。我躺在缎面棉被上，阖上了双眼。我已经恐惧这种可怕的时刻，被迫独自一人呆在这间客房中间，连牙刷也不会给我一分亲切的感觉。一间间不同而难以辨认的客房，一次次打开又关上的行李箱，一次次抵达、一次次出发、一次次惊醒、一次次等待、一次次奔跑、一次次逃窜，我已经感到厌倦，为在这三个月中熬过了一个又一个毫无出路的日子而厌倦，为在每个清晨、每个夜晚、每个时辰都不得不重新创造自己的生活而厌倦。我热切地希望一股外来的力量将我永远击倒在这张床上。但愿他上楼来，来敲我的房门，进入我的房间。我焦躁不安地窥听着走廊里响起他的脚步声，这种焦躁是多么的强烈，以致都抑制了欲望的爆发。没有一点声响。我进入了睡梦之中。
当我在大厅又与布洛甘相见时，心里已经平静下来。这场历险的命运不久就有定局，不管怎么说，再过几个小时，我就可以安睡了。我们在一家古老的德国餐馆吃了晚餐，我觉得这家餐馆殷勤好客。我们在此无忧无虑地闲聊了一番，接着又坐进了一家酒吧。酒吧沉浸在紫罗兰的朦胧气息之中：我感觉颇佳。布洛甘也开始用他过去的声音跟我说话。
“出租汽车把您带走了，”他说道，“我没有您的一点音讯。回到家门口，我看到了门下的《纽约客》，在一篇报道精神分析学术大会的文章中，我一眼就看到了您的名字。仿佛您在深夜又回到了我的身旁，对我说明您到底是何人。”
“本森夫妇没有告诉您？”
“噢！我从来不读他们的来信。”他以打趣的声音说道，“在那篇文章中，他们说您是位杰出的大夫。”
“这肯定使您大吃一惊吧？”
他看了看我，笑而不答。当他这样冲着我微笑时，我嘴上似乎又感觉到了他的气息。
“我想法国有的是怪大夫。”
“我一回到旅馆就发现了您的书。我想好好读读，可我太困了。第二天，我在火车上读了您的书。”我审视着刘易斯，“贝尔迪，大概就是您吧，对吗？”
“噢，我可从来没有放火烧过一家农场。”布洛甘以含讥带讽的口吻说道，“我太怕火了，也很怕宪兵。”他突然站起身来，“来玩一盘二十六点吧？”
端坐在牌桌后的那位目光忧郁的金发女郎给我们递过了圆锥形的骰子盒。布洛甘选了一个六点，押了半个美元，我无精打采地看着那些小骰子在绿台毯上滚动。他为何在我们刚刚开始相聚时就回避？难道我也使他害怕？他的面孔在我眼里显得十分坚硬又极为脆弱，我难以看透。“赢了！”他声调欢快地喊叫着。他把骰子盒递给我，我猛烈地摇晃着。“我押的是我们的良宵。”我在瞬息间拿定了主意。我选了五点，我的嘴巴像是贴上了一层羊皮纸，两个掌心汗涔涔的。五点在前十三次中出了七次，接着又出了三次：输了！
“这是种愚蠢的游戏。”我边说边又坐了下来。
“您喜欢玩吗？”
“我讨厌输。”
“我就爱玩扑克，可我尽输。”布洛甘阴郁地说，“据说我的面相很容易被看透。”
“我看不见得。”我用挑衅的目光盯着他说道。他显出尴尬的神色，可我还是没有移开目光。我押上了我们的良宵，可我输了，布洛甘拒绝给我以帮助，骰子决定了我的命运。我猛烈地与这次失败抗争，突然间，这股猛烈的反抗力量化作了勇气。
“今天上午以来，我一直在想您对我来是否高兴，可我怎么也弄不清楚。”
“我当然高兴。”他说道，那声音是如此严肃，我不禁为自己那逼人的口吻感到羞愧。
“我希望您高兴。”我说，“因为与您相会我是多么幸福。今天上午，我真害怕我的记忆让我出了差错：可是没有，我记在心头的确实是您。”
“我很自信自己的记忆。”他说，那声音重又变得热乎乎的，就像是呼出的一股热气，我握住他的手，道出了所有想表达柔情的女人常说的那句话：
“我多么喜欢您的手。”
“我也多么喜欢您的手。您就是用这手来折磨那些毫无防御能力的可怜病人的脑袋？”
“把您的脑袋给我吧，我相信它需要我的折磨……”
“噢！我这个脑袋只有一边不太牢靠。”
我们的手紧紧地贴在一起，我激动地凝望着这座在我们的生命之间架设起来的易垮的桥梁。我嘴巴发干，暗自在问：“这手，我到底要不要把它们分开呢？”沉默持续了许久，布洛甘建议道：
“您愿意我们再转回去听比格·比利唱歌吗？”
“我很乐意。”
在街上，他挽起我的胳膊，我知道他时刻都会把我拉到他的怀里，这沉闷的一天的重负悄悄地从我的肩头消失了。我终于走向安宁，走向欢乐。突然，他放下了我的胳膊，他的脸上出现了从未见过的明朗的微笑：“泰迪！”
那位男子和两个女人停下脚步，也都咧嘴朗笑。不一会儿，我们坐进了一家寒碜的咖啡店，在桌上，他们一个个讲话都讲得很快，我根本听不明白他们在说些什么。布洛甘经常大笑，他的目光变得活跃起来，看他的样子，似乎为摆脱了我们俩漫长的单独谈话松了一口气。这是很自然的：这些人都是他的朋友，他们有许多趣闻可以相互述说。而在他和我之间，到底有何共同之处？坐在他身旁的女人年轻漂亮：她们惹他喜欢吗？我突然意识到在他的生活中肯定有不少年轻漂亮的女人。我们俩尚未交换过一个真正的热吻，可我为什么会感到如此痛苦呢？我感到痛苦。在一条隧道深处很远很远的地方，我瞥见了逃命的出口，就在今天上午，那些安全门在我看来是那么可靠，可是我已经精疲力竭，难以走到那个出口了，哪怕爬也恐怕不行了。我真想抱怨：“搞了那么多麻烦，为的就是不让我们俩亲吻！”然而，这种不知羞耻的抱怨也无济于事。荒唐还是不荒唐，得到我的赞同还是遭到我的指责，这再也无足轻重。事情的发展已经完全由不得我：我已经被束缚了手脚，彻底被另一个人所摆布。多么愚蠢啊！我甚至都不再明白我到底来这儿寻找什么，只有头脑发昏才可能想象一个与我毫无关系的男人于我会有什么价值。“我马上就去睡觉。”我打定了主意。恰在这时，布洛甘又挽起了我的胳膊。
“我很高兴把泰迪介绍给您。”他说，“这就是我上次跟您说过的那位扒手作家，您还记得吗？”
“我记得。那两个女人，她们是谁？”
“我不认识她们。”布洛甘在一条街道的拐角停下脚步。“要是有轨电车不来，我们就乘出租汽车。”
“乘一辆出租汽车，”我暗自思忖，“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要是来了有轨电车，我就不去，马上回旅馆。”我一时张望着似乎就会响起可怕的叮当声的铁轨，这一时刻显得漫无尽头。布洛甘挥手叫了一辆出租汽车：“上去吧。”
我心里还没有来得及细想：“要么现在，要么永远都不，”他就已经把我紧紧地搂住，一副肉体组成的枷锁牢牢地卡住我的双唇，一条舌头在我的嘴中猛舔，我的躯体在死者中间慢慢升起。我跌跌撞撞地走进一家酒吧，那踉跄的步履就像是刚刚复活的拉撒路
。乐手们正在休息，比格·比利上前坐到了我们一桌，布洛甘与他开着玩笑，双眼闪烁着光芒。我多么想分享他的欢乐，可我被我新生的躯体缠住了，这具躯体太庞大了，太灼热了。乐队重又开始演奏。我目光茫然地看着一头烫发的独脚艺人表演响板节目。当我把盛满威士忌的酒杯往嘴边送时，我的手直颤抖：布洛甘要干什么？他会说些什么？我自己已经难以有任何表示、任何言语。过了在我看来显得十分漫长的一刻之后，布洛甘声音激动地问道：“您愿意离开吗？”
“愿意。”
“您想回旅馆去？”
在一阵撕裂了我喉咙的嗫嚅声中，我终于结结巴巴地说出来了：“我不愿离开您。”
“我也不愿离开您。”他笑眯眯地说。
在出租汽车里，他又亲了我的嘴，接着问道：
“您愿意在我家睡吗？”
“当然。”
他认为我会把他刚刚献给我的这具躯体扔进垃圾堆去？我把脑袋依偎在他的肩头，他用胳膊搂着我的身子。
在黄颜色的厨房里，那只火炉已经不再呼呼地燃烧，他猛地把我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安娜！安娜！这是个梦！我整个白天是多么痛苦！”
“痛苦！是您折磨了我，您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亲亲我。”
“我亲过您了，可您用您的手绢擦了我的下巴：我以为我做错了呢。”
“在大厅里可不能亲！得把我领到这儿来。”
“可您非要一间客房！我原来什么都安排好好的，我还买了一大块牛排准备晚上吃，等到晚上十点钟我就说：现在太晚了，已经找不到旅馆。”
“我全都明白了，可我处事谨慎，就当我们没有见到面吧。”
“我们怎么没有见到面？我可从来没有把您丢了。”
我们嘴挨着嘴交谈，我的嘴唇感觉到了他的呼吸。我低声说道：“我当时多么害怕真来了一辆有轨电车。”
他骄傲地一笑：“我早就打定主意，一定要乘出租汽车。”他亲了我的额头、眼皮和脸颊，我感到大地在旋转。“您累死了，该上床睡觉了。”他说道。接着他神色惊愕地说了一句：“您的行李！”
“我用不着。”
我脱衣服时，他一直站在厨房，我裹上了被单，盖上了墨西哥毯子。我清楚地听见他忙碌，收拾，打开一个个壁橱，接着又关上，仿佛我俩早已是一对夫妻。在旅馆的客房或朋友的房间度过了那一个个夜晚之后，躺在这张陌生的床榻上，却重感觉回到了自己的家，这是多么令人快慰啊！我选择了他，他也选择了我，这位男子就要躺在我的身旁。
“啊！您已经躺下了！”布洛甘说。他双手抱着洁白的床单，不知所措地望着我。“我想换换床单。”
“用不着。”他仍然站在门口，十分尴尬地抱着那堆豪华而又累赘的东西。“我这样很好。”我说着把他前一夜用过的热乎乎的被单一直拉到我的下巴。他返身离去，接着又回来。
“安娜！”
他扑到我的身上，他的声调令我心潮激荡。我第一次呼唤他的名字：“刘易斯！”
“安娜！我是多么幸福！”
他光着身子，我也赤条条的，可我一点也不感到难为情。他的目光不会刺伤我，他不对我进行评判，对我毫不挑剔。他的双手从我的头发一直抚摸到我的脚趾，把我深深地印在他的心间。我再次说道：“我喜欢您的手。”
“您喜欢我的手？”
“整个晚上我都在问自己我的身体到底是否有幸感受到您双手的抚摸。”
“您整整一夜都可以感受到。”他说。
突然，他不再那么笨拙，也不再那么正经。他的欲望把我全然改变成了另一个人。我早就失去了欲望，失去了肉体，如今我又拥有了乳房、肚子、性器官，重又拥有了肉体。我犹如面包一样富有营养，宛如土地一样芬芳四溢。这一切是多么神奇，我竟没想到去计算我的时光，去衡量我的欢乐。我仅知道当我们昏昏入睡时，耳边已经响起了黎明时微微的啁啾声。
一股咖啡的香味把我唤醒。我睁开双眼，看见近处的一把椅子上我那件蓝色羊毛裙被一件灰色上衣的袖子包裹着，我不禁微微一笑。那棵黑树的影子已经添上了新叶，那叶子印在黄闪闪的帘子上，犹如一只只飞动的蝴蝶。刘易斯给我递过一只杯子，我一口气饮尽了杯中的橘汁。今日清晨，这橘汁竟给人以久病康复的滋味，仿佛淫欲本身就是一种疾病；或好似我整个人生就是一场大病，我正在慢慢康复。
这是个礼拜天，今年以来太阳第一次在芝加哥上空闪耀。我们来到湖边，坐在一块草坪上。一些孩子在树丛间玩苏人
游戏，许多恋人手拉着手，一艘艘游艇在富丽的水面上滑行，一架架像玩具似的小型飞机在我们头顶盘旋，有红色的，有黄色的，油光闪闪。刘易斯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两个月前我为您写了首诗……”
“给我看看。”
我感到心头微微一揪。他临窗坐在凡·高的那幅复制画下，为一位拒绝与他亲吻的贞洁的陌生女子写下了这些诗句。整整两个月里，他一直满怀柔情地怀念着她。可是，我已经不再是那位陌生女郎，他无疑发现了我脸上显现出的阴影，只见他惴惴不安地说：“我本不该给您看的。”
“应该，我很喜欢。”我强装笑脸。“可现在这双唇属于您了。”
“现在终于有了。”他说。
他声音中饱含的热情使我感到心安。去年冬天，我的持重感动了他，可他现在显然更为高兴。我用不着自我折磨。他抚摸着我的头发，对我说着简单但温柔的话语，把一枚古老的铜戒指戴在了我的手指上。我凝望着戒指，倾听着大胆的言语；我透过自己的面颊，捕捉着一个陌生的心脏熟悉的跳动。对我没有任何要求：只需要保持自我，男人的一个欲望就足以把我创造成一个完美无瑕的奇迹。这里是多么舒适，要是太阳永远停驻空中，我也准会在不觉之中任时间流逝。
但是，太阳已经靠近大地，绿草开始变凉，树丛停止喧闹，游艇昏昏入睡。“您要着凉了。”刘易斯说，“我们走走。”
我重又迈起自己的双脚，用自身的热量温暖自己，我的躯体竟然知道运动，竟然占有它应有的位置，这一切都显得那么神奇。整个白昼里，这具躯体徒有其形，消极存在：它等待着黑夜，期待着刘易斯的抚爱。
“您想在哪里吃晚饭？”他问道，“我们可以回家或到别的地方去。”
“去别的地方吧。”
在这一个白天里，天是那么蓝，那么温柔，我感到无比甜蜜。我们的过去还不足三十六个小时，我们的前景紧缩到了小小的一点，我们的未来，就是同床共枕：在那种闭塞的空气里，我感到有些窒息。
“我们去看看比格·比利昨天讲的那个黑人俱乐部，好吗？”
“那很远。”刘易斯说。
“我们这样可以散散步。”
我渴望消遣。那些过分热烈的分分秒秒使我感到疲惫。在有轨电车里，我依偎在刘易斯的肩头昏昏欲睡。我没有费神去辨认自己在这座城市所处的位置，我不相信它会和其他城市一样拥有固定的交通干线和明确的交通工具。必须遵行唯有刘易斯懂得的某些礼仪，这样一个个场所才会从虚无中突然出现。德丽莎俱乐部在虚无中出现了，周围闪耀着一轮淡紫色的光晕。大门的一侧有一面硕大的镜子，我们俩不约而同地朝着我们的身影微微一笑。我的头勉勉强强及他肩膀高度，我们显得幸福而又年轻，我快乐地说：“多美的一对儿！”说罢，我的心猛地一缩：不，我们不是一对夫妻，我们永远都不会成为夫妻。我们本来是可以相爱的，对此我确信不疑。可是在世界的何处，在何时相爱？毫无疑问，地球没有一块爱的土地，未来也没有这样的一分时光。
“我们想吃晚餐。”刘易斯说。
一位面色深暗、一副兰开夏式摔跤
冠军派头的侍应部领班把我们安排到与舞台靠得很近并单独隔开的座位上，并差人给我们端上了装满烤鸡的小篓子。乐手们尚未到场，可演出厅已经挤满了人：只有几个白人，大多是黑人，其中有些戴着土耳其帽。
“这些戴着平顶小圆帽的人是干什么的？”
“是一个教会团体的人，这种团体多着呢。”刘易斯说，“我们正好碰到他们开代表大会。”
“可这准会很烦人的。”
“我正担心呢。”
他声音阴郁不欢。他无疑也因为我们长时间放纵取乐而感到疲惫不堪。自昨日以来，我们始终不渝地相互寻觅，相互贴近，相互搂抱，睡眠太少，狂热过分，且又过于缠绵。正当我们默默地吃饭时，一个头戴土耳其帽的大个子黑人登上了台子，表情夸张地说了起来。
“他在说些什么？”
“他在说他们团体的事情。”
“后面总会有表演吧？”
“有的。”
“什么时候开始？”
“我不知道。”
他有口无心地回答着。我们俩都感到倦怠，双方因此而难以贴近。我蓦然感到自己的血管里流淌的仅仅是一种灰色的液体。也许我们想逃避我们那个闭塞的天地是个错误：那里，空气过分沉闷，过分浑浊；可这外面，天地空空荡荡，寒气逼人。那位演说者声音快活地喊了一个名字，一个头戴红帽子的女人应声而起，大家鼓起一片掌声。接着，一张又一张面孔出现在大家面前。他们难道要一一介绍团体的每一位成员？我朝刘易斯转过身子。他目光呆滞，毫无目的地死盯着一个地方，耷拉着下颌，俨然水族馆那些充满恶意的鱼。
“如果这需要很长时间，那我们还是走为好。”我说。
“我们从那么老远赶来，可不是为了这么风风火火地赶紧离开。”
他声音生硬。我似乎从中感觉到一种敌意，而这分敌意，困倦是不足以说明的。也许当我们离开湖边时，他希望回到我们那个家去，或许因为我并不渴望立即回到我们的床榻而伤了他的心。这念头使我感到懊丧。我设法用言语与他慢慢亲近。
“您累了？”
“不。”
“您烦了？”
“我在等。”
“我们可不会就这样等上两个小时吧？”
“为什么不？”
他把头倚在座位的木隔板上，脸庞发黑，遥远，好似月球的表面。他仿佛已经做好准备，两个小时内一声不吭地昏昏欲睡。我要了双杯威士忌，可喝了还是打不起精神来。舞台上，几个头戴红色土耳其帽的年迈的黑女人相互致意，并在一片片掌声中向观众致敬。
“刘易斯，咱们回去。”
“不，这太荒唐了。”
“那就跟我说说话吧。”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在这儿，我再也受不了了。”
“是您自己要来的。”
“这可不成其为不走的理由。”
他说着又陷入了昏睡之中。我集中精力思忖：“若睡觉，准是个噩梦，我一定要保持清醒。”可是不，那个蓝得过分的下午才是梦，而现在我们都是清醒的。在湖畔，刘易斯对我喁喁私语，仿佛我永远都不该离开他，他还给我的手指戴上了一枚结婚戒指。再过三天，我就要走了，永远地走了，他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他责怪我，这是对的。”我心里暗暗在想，“既然我不能留下，那我为何要来呢？他责怪我，他的怨恨将使我们永远分离。”只要发生一点点小事，就足以使我们永远分离：在这短短的一瞬前，我们就已经永远分道扬镳了！泪水涌上我的眼眶。
“您生气了？”
“没有。”
“那怎么了？”
“没怎么。”
我搜索着他的目光，可无济于事，纵然我砸断手指，撞墙而死，也无法使他心动。几位身着颁奖仪式专用裙服的姑娘排列在舞台上，一位身材矮瘦、灰褐色皮肤的姑娘走到麦克风前，开始哼唱了起来，还一边大作媚态。我绝望地咕噜道：“我可要回去了。”
刘易斯一动不动，我不信地问自己：“难道就这样彻底完了，这可能吗？我就这样匆匆地失去了他？”我尽力使自己保持理智的头脑：我没有失去他，我也从来没有占有过他。既然我只是暂时委身于他，那我就没有权利抱怨。行，我不抱怨，可我心里感到痛苦。我摸了摸那枚铜戒指。唯有一个办法可以停止痛苦：否认过去的一切，把戒指还给他，明天早晨就乘飞机回纽约去，那么今天这一天就将成为记忆，时间会慢慢地把它抹去。戒指慢慢地从我的指间往下滑，我突然重又看见了蓝天，看见了刘易斯的微笑。他抚摸着我的头发，呼唤着我：“安娜！”我心一软，扑倒在他的肩头：“刘易斯！”
他用胳膊搂着我的身子，我泪如泉涌，夺眶而出。
“我刚才真那么坏吗？”
“您让我害怕了。”我说，“我是多么害怕！”
“害怕？您在巴黎怕过德国人吗？”
“不。”
“我倒让您害怕了？我是多么自豪……”
“您应该感到惭愧。”他轻轻地吻了吻我的头发，用手抚摸着我的臂膀。我低声地说：“我刚才都想把戒指还给您了。”
“我看见了。”他声音沉重地说，“我想是我把什么都糟蹋了，可我怎么也说不出一个字来。”
“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我没有追问下去，可开口问道：“您愿意我们现在回去吗？”
“当然愿意。”
在出租汽车上，他突然问道：“您有时是不是想把所有的人都杀掉，包括您自己？”
“没有过。当我跟您在一起时，就更不会了。”
他微微一笑，让我依偎在他的肩头，我重又感觉到了他的温暖，他的气息。可他保持缄默，我暗自思忖：“我没有想错，这次危机并不是无缘无故爆发的：他准想过我们的这段艳史纯属荒唐，而且肯定还这么想！”当我们一上床，他马上灭了灯；他在黑暗中默默地占有了我，没有呼唤我的名字，也没有向我露出微笑。紧接着，他便一声不吭地离开了我。“对，”我恐惧地对自己说，“他是在责怪我，我就要失去他。”我央求道：
“刘易斯，您至少得告诉我您对我还是有友情的！”
“友情？可我爱您。”他猛烈地说。他转身靠着墙，我久久地哭泣着，弄不清楚到底是因为他爱我，还是因为我不能爱他，或还是因为他总有一天会不再爱我。
“我怎么也得跟他谈谈。”第二天清晨，我一睁开眼，心里打定了主意。如今爱的话语已经倾吐，我必须跟刘易斯解释清楚我为何不能付诸行动。可他把我拉到他身上：“您是多么红润！您是多么温暖！”我心头顿时发软。除了在他那温暖、美妙的怀抱里所感受到的幸福之外，其他一切都无足轻重。我们出门向城中走去，互相搂着漫步街头，街的两旁是破败不堪的房屋，屋前停着豪华的轿车。在有的地段，建筑在低洼处的房屋与马路隔着一条水沟，沟上平架着木梯，给人以行走在河堤上的感觉。在密歇根大街的人行道下，我发现了一个不见太阳的都市，那儿，终日闪烁着霓虹灯招牌。我们乘游艇在河上游览，继又登上了一座塔顶，在那儿饮了数杯马提尼酒，从塔顶放眼望去，可见一个无边无际的大湖和像湖一般广阔的郊区。刘易斯热爱他的城市。他向我讲述着这座城市的一切：牧场、印第安人、原始的木房、猪在嗷叫的街道、大火和最初拔地而起的摩天大厦，仿佛他亲身经历了这一切。
“您想在哪儿吃晚饭？”他问道。
“您想在哪儿？”
“我原来想我们可以在家里吃。”
“对，在家里吃。”我说。
我心头一缩，听他说“家里”这几个字的口气，仿佛我们早已是一对恩爱夫妻，可是我们只剩下两天共同生活的时光。我在心里反复说道：“必须讲清楚。”我必须对他倾吐的，就是我本来是可以爱上他的，可我不能这样做。他会理解我吗？会恨我吗？
我们买了火腿、萨拉米香肠、一瓶基昂蒂葡萄酒和一盒朗姆酒心饼干。我们走过了闪耀着“斯希尔茨”霓虹灯招牌那条街的拐角。走到楼梯底下时，他突然紧紧把我搂到怀里。周围是一个个垃圾桶。“安娜！您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爱您吗？是因为我的爱会使您感到幸福。”我凑过双唇，想更加尽情地呼吸他的气息，可偏偏在这时，他松开了我，“阳台上有人，”他说道。
他在我前面快步登上楼梯，我听见他快乐地惊叹道：
“玛丽亚，这多么出人意料！进来。”
他朝我微微一笑：“安娜，玛丽亚是一位老朋友。”
“我不愿意打扰你们俩。”玛丽亚说。
她进了屋。她年轻，可略嫌粗壮了一些，要是梳妆打扮得精心一点，也许会很漂亮。她身着蓝色的罩衫，露出两条白皙的臂膀，其中一条留着几块大大的瘀斑，她也许是作为近邻来走动走动，用不着注意衣着打扮。“一位老朋友”，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她坐了下来，声音有些嘶哑地说：
“我需要跟您谈谈，刘易斯。”
我喉咙眼里涌起一股苦涩的水。刘易斯。听她呼唤这个名字，仿佛他对她来说亲密无比。她满怀柔情地看着刘易斯打开了一瓶基昂蒂葡萄酒。
“您久等了吧？”他问道。
“等了两三个小时。”她轻声地说，“楼下的人很客气，他们请我喝了咖啡。他们都觉得您好极了。”她一口饮尽了一杯基昂蒂酒。“我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跟您说。”她用目光打量着我，“是一些个人的事情。”
“您可以当着安娜的面讲。”刘易斯说，接着补充道，“安娜是法国人，她从巴黎来。”
“巴黎！”玛丽亚重复了一声，继又一耸肩膀，“再给我倒点儿酒。”刘易斯给她满斟了一杯，她又粗野地一饮而尽。“您必须帮帮我。”她说，“只有您……”
“我尽力而为。”
她犹豫不决，接着打定了主意：
“好，我马上就把事情告诉您，好吗？”
这次，我给自己倒了一点儿酒，焦急不安地思忖：“她会不会在这儿呆上一夜？”她站起身，倚靠着炉子，滔滔不绝地诉说起一桩麻烦事，说什么结婚呀，离婚呀，什么违心从命呀。“您呀，您是成功了。”她声音恳切地说，“可一个女人，就不那么容易了。我必须完成手头那本书，可眼下的处境，我无法写作。”我似听非听，心里气愤地在想，刘易斯完全应该找个借口让我们摆脱她的纠缠。他口口声声说爱我，而且心里也十分清楚我们的时间屈指可数。到底是为什么？只听到他以礼貌的口吻说道：
“您的家庭呢？”
“您为什么问我这个？我的家庭！”她神经质地一挥手，抓起乱摊在桌上的纸片，揉成纸团，猛地朝垃圾箱扔去。“我恨这个乱劲！不，”她死死地盯着刘易斯继续说道，“我只能依靠您了。”
他神色尴尬地站起身：“您不饿吧？我们正要吃晚饭呢。”
“谢谢。”她说，“我已经吃过奶酪三明治了，是美国奶酪。”她以略带挑衅的口吻强调道。
“您今天夜里到哪里去睡觉？”他问道。
她哈哈大笑起来：“我不睡觉了。我喝了十杯咖啡。”
“可您在哪儿过夜呢？”
“您不是邀请我了吗？”她审视着我，“自然，要让我同意留在这儿，就不能有别的女人在屋里呆着。”
“麻烦的是屋里另有一个女人。”刘易斯说。
“让她出去。”玛丽亚说。
“难呀。”刘易斯快活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