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上哪里没有我的安身之处？

——《科利奥兰纳斯》 第三幕第三场

一九四五年，空军上尉内森·桑塔格在图森“休假”的时候，搬进了米尔德丽德·罗森布拉特和她两个女儿在德拉克曼路居住的那栋灰泥粉刷的小平房。纳特 是位战斗英雄，胸前挂满了勋章，他是空军王牌飞行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的第五天，他的飞机被击落。他被弹片击伤，在医院里住了一年后，来到图森疗养康复。更可喜的是，纳特英俊潇洒，活泼开朗。这场婚姻得以维持下去。不过，这一切对苏珊都无关紧要。

纳特为了当好苏珊的父亲，给她提出了善意的建议：“别太聪明了，否则，你会永远嫁不出去的。”苏珊才刚刚十三岁，听了继父的话，不禁大笑道：“我可不会嫁给不喜欢我这样的人的家伙。”苏珊倒没怎么生气，她只是觉得好笑，心想：“这个白痴不知道外面的世界里聪明的男人多的是，还以为别的男人都像他呢！”但是，他说的话无关紧要，她后来说：“我不受外界的影响，我有自己的乐子。”

内森不是盛气凌人之辈。他看得出，苏珊在同龄人中可能要过一种孤独的生活了。他会为苏珊成为名作家而深感自豪。苏珊也很感谢她父母，“对待我的方式就好像我的生活完全是我自己的事情一样”。

除了文学抱负初露端倪，桑塔格对战后社会主张顺从、主张一种单调沉闷的团体思维的做法也在作出回应，这种思维方式她在“同学和老师傻呵呵的哗众取宠的废话以及在家里听到的令人发疯的庸俗的话语”中都领教过。她讨厌那些带有预先录入的笑声的每周广播节目，讨厌流行唱片榜单上愚蠢而又感伤的曲目，讨厌周日夜晚和周末闯入她家的大奖赛和棒球赛主持人的闹腾。她恨得咬牙切齿，揪自己的头发表示强烈的愤慨，但是，她没把这些想法讲出来。

一九四六年，桑塔格一家搬到加利福尼亚，住进一栋雅致的小屋，“这栋小屋带百叶窗，很舒适，周围是玫瑰丛树篱，门口还有三棵白桦树”，位于圣费尔南多谷附近。纳特·桑塔格凭借其军事训练获得的干练，硬是搞起了露台烧烤，他采用的是南加州风格，这种越来越讲究的烧烤方式成为战后繁荣的一种标志。

苏珊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住在加州。她在这里最初的发现之一就是一家“真正的书店”——匹克威克书店，她是在好莱坞林荫大道上“逮着”的。她十三岁便“过了”看《星期六评论》这类期刊的年龄，而转向“《党派评论》上的美文和雄辩”了。该杂志她每期从头看到尾，边看边“梦想着哪天去纽约为他们写稿”。

在家里，苏珊有自己的房间。大人让她上床睡觉、叫她熄灯后，她会打开手电筒看书。书是从她那喜剧类藏书丰富的书房里选出的，如《康普顿百科全书》、波布希双胞胎系列故事、传记、哈里伯顿的作品，以及各式各样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经典作品。她收藏图书，不去图书馆。书是她的“守护神、宇宙飞船”。苏珊欲罢不能，强烈地渴望占有文学、同时也被文学占有。她对这个阶段炽热的记忆及其孤独感似乎令人窒息。她收藏文学作品的激情甚至让她犯罪，她偶尔也窃书，因为凭她那一点儿可怜的零花钱她根本买不起这些书。

苏珊写故事、记日记，她也站在那儿放她收集的每分钟转数为七十八的唱片，边放音乐边指挥。她的中学同学梅尔·罗斯曼记得，他们会在她家听上好几个小时她最喜欢的唱片，尤其是莫扎特D小调弦乐四重奏。

十三岁的时候，苏珊还发现了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他的日记英文版一九四七年出版，尽管苏珊也许看过一些原版。二十一岁的纪德写日记的形象令人难以抗拒。一八九〇年，他写道：“我始终隐约地感到我将自己的热情传给了他人，但是，他们缺少神圣的火花。”或者像下面这一段：

我必须学会保持沉默。……我必须学会认真对待自己。……眼睛要更多地观察，脸则要少动。我说笑话的时候要板着面孔。别人说笑话的时候，不要每次都喝彩。别千篇一律毫无特色地对所有人表现出和蔼可亲的态度。在合适的时候以脸上毫无表情的方式让别人感到窘迫。

苏珊有个北好莱坞中学的同学说：“她那么全神贯注——甚至一丝不苟，如果你可以说一个十五岁的孩子一丝不苟的话。苏珊——当时没有人喊她苏茜——从不做无聊的事。她没有时间闲扯。”从苏珊高中拍的照片上几乎看不出什么来，摆姿势拍照的时候，她不去模仿南加州的那种友好的神情，她表情平静安定，但眼神十分机警。

纪德看起书来胃口很大，是个“孤寂忧郁童年”的产物，弦繃得紧紧的，喜怒无常：“我像一把音调得很准的竖琴，根据诗人一时的异想天开，演奏起一首快乐的谐谑曲，或者一曲忧伤的行板乐段。”坐拥书城，他不断地拿起几本同时看。看书理书对他是一种感官的、舒服的体验。他信奉的理论是“艺术世界是超越时间的心境的安宁，一种人创造的健康”。他为那些受命运摆布的人物所吸引，那些“出生在土星的标志下”的人物，比如俄瑞斯忒斯。对桑塔格和纪德来说，记日记（不仅是写日记而且是记）是对使命感的确认。他献身于戏剧、艺术、政治和音乐，成为一个十足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

苏珊·桑塔格后来回忆，十四岁的时候，她的主要计划就是保护自己免受当代社会的愚蠢将其吞没的威胁。她四处觅友，希望他们与她志同道合，一起致力于纪德所谓的艺术崇拜。

没有人完全达到苏珊的严格标准，但是，有两个男孩——彼得和梅里尔——对其美学激情产生了共鸣，而且他们俩也是孤独者。彼得是个难民，有匈牙利和法国血统；苏珊发现，他们不在“草地上打滚、拥抱”的时候，可以交流有关他们死得充满刺激性的父亲的轶事。他们一起骑自行车，看电影，在一起争论政治——尤其是关于亨利·华莱士第三党总统竞选活动。彼得个头很高，是个优点；对苏珊来讲，这是个先决条件，因为苏珊的个头高出大多数男孩许多；她中意的人，她需要仰视才行。

苏珊的另一个伙伴梅里尔是个金发碧眼雪肤的男孩，聪明伶俐，用当时的话来说，他是“理想中人”。她非常喜欢他，“想和他在一起，或者希望他和我在一起”。遗憾的是，他比苏珊矮，好在激情是知性的。

拜访托马斯·曼是梅里尔的主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刚结束的时候，托马斯·曼在美国的名声已如日中天。他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反法西斯主义的重要人物，看上去表情威严、冷峻。他作客白宫，受到新闻界的热捧。谈起文学和政治来，他俨然是一个流亡的国家领导人。当曼作为一个平民，从洛杉矶飞往旧金山的时候，遇上一队骑自行车巡逻的警察，他们把他一路护送到他在伯克利作演讲的场馆。对于桑塔格，一如对于千百万读者那样，《魔山》是一部“改变人的书，充满了新发现和新洞见”。这部小说中所有人物都是流亡者——正如桑塔格自认为的那样——他们在销蚀自己，就像是夺走她父亲性命的“遥远的别处”一样。桑塔格的意思是，《魔山》使她不再相信母亲所说的肺结核是一种“羞耻的疾病”这种鬼话。在《魔山》里，“思想就是激情”，桑塔格如是说，这就为她自己将小说创作散文化找到了正当的理由，这种写法将在《火山情人》中“开花结果”。

桑塔格是个“得过哮喘病、现已康复的孩子”，是“半个孤儿”。她认同曼笔下的“孤儿主角”——汉斯·卡斯托普，“一名合我那没有保护的心灵之意的英雄”。如果说她不像汉斯那样“简单”或“平常”，那她却有着他那极其认真和温顺的举止（她妈妈说她是“装的” ）。他们都知道生活中如何以礼待人，同时又保留自己的一份孤独；他们均受到监护人的看管，而这些监护人都自以为知道什么东西对他们有益。但是，《魔山》最引人入胜之处在于那种在南加州很难听到的“自由而充满激情的谈话”。

文学是苏珊别处的世界。“他（曼）在的地方，我都不在。我是指欧洲。”这不是她母亲收集早期美国家具、享受南加州阳光的世界。有一天，梅里尔打电话给苏珊，说他已安排好与托马斯·曼的见面。苏珊觉得与曼联系是一件不合适的事情，便盘问了曼一家对打电话去的反应。兴致勃勃的梅里尔声称没有任何问题，曼的号码就在电话号码簿上。但是，苏珊没有对任何人讲这次约会，心里对约会会有什么结果感到忐忑不安。

拜见托马斯·曼的想法令人感到沮丧。她对文学的敬畏竟然降低为两个功未成、名未就的高中生和这位神圣作家之间的见面，这让她感到羞辱。她不希望生活与艺术之间有此交易——众多文学爱好者都不想有。这样的见面毁掉了一种理想，毁掉了阅读的纯粹性，是粗俗的。它暴露出对传记所怀有的一种低级趣味：对某些人来说，这是对书呆子实施的一种报复行为。

托马斯·曼看上去的确像一位庄重的老文人。对苏珊来说，他很像他摆好姿势拍下的照片（曼传记里的照片上他在笑，没摆姿势，几乎与普通人一样）。他极为严肃，说起话来语速极慢，桑塔格还是第一次听人讲话这么慢。谈话经常冷场，尽管梅里尔和苏珊获得了机会，当面向曼表达了对其作品的酷爱之情。苏珊担心他会问到她没看过的他的作品。好在他没有问。他谦和、得体，也令人感到乏味。桑塔格记得，他讲话好像写书评。她更感兴趣的是他的藏书，不是他这个人。他将话题转到他们的学习情况时，苏珊快难以忍受了。这个高大威严的人对她那可怕的中学教育能够知道些什么呢？他知道驾驶学习班吗？他知道老师布置学生阅读《读者文摘》吗？他知道乱扔在学校草坪上的安全套吗？他知道躲在隐秘处卖大麻香烟的奇卡诺 男孩吗？他知道她的一个同学持枪抢劫加油站吗？

北好莱坞中学有一条漂亮的拱廊和一个院子，因此有点大学校园的味道。一九四七年，苏珊入学时，全校有两千多名学生。苏珊当了一年校报——《拱廊》——编辑，同时也担任“出版总干事”。她以政治和校园生活为题撰写社论，同时写影评。她主张一种得到两党支持的外交政策，主张致力于发掘新成立的联合国的潜力，这是一个机构，旨在避免“侵略与绥靖政策之极端”。有些人认为应当“在别人向我们扔炸弹之前，先将炸弹朝他们扔过去”。桑塔格痛斥这种心态。有人认为每个持不同政见者都是共产党人，她对这一歇斯底里的反共表现表示痛心。她非常理解读者，向他们推荐奥立弗的《哈姆莱特》：“如果你们哪个人认为它令人感到厌倦，或者学术性太强，那么，你很可能会改变主意。……在这部片子里，有大量引人入胜的情节和动作，足以填满一百部好莱坞片子。”她也喜欢《红河》，说该片“展示了一个魅力无限的西部……有（蒙哥马利）悬崖和一万头牛的特写镜头”。她还发表了一首谜样的诗，令人想起她孤独的感受力：“凝眸静谧……/再吸气呼气。”

但是，她别的投稿没有什么美学的或者土星式的味道，相反，它们是清醒、真诚、关心公益事业的。与桑塔格合编《拱廊》的琼·库兰记得和她合写过一篇社论，提议学校附近安装交通信号灯，引起了地方当局的关注，并采纳了她们的建议。罗伯特·洛记得，苏珊在一节课后，会来他的教室，与她的导师、校报顾问、二十五岁的塞达·加拉佩迪安认真讨论很长时间。苏珊和加拉佩迪安小姐似乎忘了时间，一直讨论到第二节课——洛和他的一些同学开心死了，他们巴不得英语课推迟上。苏编辑在代表毕业生所作的告别辞中盛赞加拉佩迪安：“让我们将粉红色矮牵牛花献给加拉佩迪安小姐——我们那白里透红、光彩照人的师长。我们大家都极其粗心，都具有恶魔般的幽默感，她一一照单全收。”

苏珊知名度越来越高，使得她在总干事职位的竞选中胜出；她是三个候选人之一。这也让她在学生会有了一席之地，是范·赫斯特提的名，因为她注意到苏珊的功课是全优，而且《拱廊》记者的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她愿意为你们的利益而辛勤工作，我相信，苏·桑塔格是这个工作的最佳人选。”她几乎一直被称作“苏·桑塔格”，她写文章也是这样署名的。

苏·桑塔格没有掀起什么波澜。她任期内的学生会主席——阿特·索尔——不记得她。其他同学只模糊地记得是有这么一个非常令人愉快，如果不说是个非常友善的同学。但是，那些记得她的人则记得非常清楚。梅尔·罗斯曼回忆说：“她是我的初恋情人，尽管我是单相思。”罗斯曼见到桑塔格的时候已是北好莱坞中学毕业班学生，他并不知道她比他小，她看上去是那么成熟。弗雷德·马戈林（除了校报上的文章，苏珊·桑塔格别的作品他一个字都没有读过）记得“好看的”桑塔格是学校少数几个犹太女孩之一，她这个人“总是独来独往，从不随大流”。当时，她常常见马戈林、梅尔·罗斯曼，以及其他一些同学，包括一个马戈林记得是名共产党的直率的女孩。“不管是什么原因，”马戈林说，“我对苏珊的记忆一清二楚。苏珊笑的时候，那可是满屋生辉啊！”他记得，只要天气允许，她总是穿雨衣。“她会大步流星地走过，而不是漫步。她不需要趋附什么人，她非常自信。”她不打情骂俏，没有男朋友，不出去约会。用马戈林的话讲，她保持了“一种男性般的独立”。当问及是否见过桑塔格家别的什么人的时候，马戈林说没有，“认识苏就足够了。”

桑塔格是学校管弦乐队的小提琴手，是一个世界友谊协会和滑稽戏俱乐部的会员，十五岁的时候，她就已经是一位出色的演讲者了。她发表过关于亚伯拉罕·林肯的演讲，参加过论题为第三党的必要性的辩论。她代表学校参加了世界友谊演讲赛的半决赛，就“我的邻居是谁？”的主题发表演讲。不过，尽管她才华出众，没有哪个同学认为她是个怪人。大多数同学几乎就没有注意到她。她看上去傲慢吗？没有人记得有个叫苏珊·桑塔格的学生有一丁点讨嫌，除了体育老师——简·萨利文。简记得苏珊“狂妄自大”，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如何逃避体育锻炼上。

库兰、洛和其他人都记得这所进步学校里有一支生机勃勃、成员大多年轻的教师队伍。学生们享有充分的自由去选择课程和老师。他们记得当时不存在偏见——最近一次老同学聚会上一个墨西哥裔美国学生的话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在梅尔·罗斯曼的回忆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青少年的世界完全不同于当今世界”，前者是一个让人感到孤独的世界。

当时没有青少年文化。我们每人都生活在各自的地狱里。我们谈论许许多多让我们心驰神往的事情；我们讲到许多我们关心、恐惧和希望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谈论与我们家庭的关系。那些事情，还有性，完全属于个人隐私，我们从来就不会考虑去讨论，连和我们最要好的朋友也不谈。那些话题完全是禁忌，我们自己也常常连想都不敢想。也许，我们因此才对我们看的书、听的音乐那样充满激情。

偶尔，老师也会闯进这个私密世界。对于罗斯曼和桑塔格来说，这个老师就是索菲娅·莱辛。苏珊听莱辛的英语课，莱辛曾邀请苏珊上她家作客。多年后，在桑塔格一次签名售书会上，莱辛向她作了自我介绍。“我无法告诉你那个时候她对我意味着什么，”桑塔格回忆道，“我们俩聊了很久，都哭了。我到现在还记得她的起居室的样子。壁炉上挂着一幅保罗·克勒 作品的复制品。”

弗朗西丝·加纳，一位受欢迎的英语和法语老师、戏剧指导，经常旅行，也是个老道的先锋文学读者，是她另一个重要的知性导师。她女儿琼·加纳·泰勒说：“妈妈成了桑塔格的第二个母亲。她和苏珊一见如故。我是进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才听说的。妈妈一个劲地夸她，她们俩经常呆在一起。”苏珊去加纳家拜访过，发现欢迎她的弗朗西丝是个为“非传统”所吸引的老太太。弗朗西丝·加纳曾对女儿讲过有个叫苏珊的有点儿反叛，她没什么朋友，她不是一个双手合叠、坐在课堂里机械地听着老师布置作业的女孩。平日里受到管束的桑塔格此时敞开心扉，加纳太太得知她与母亲的相处有问题，与家人并不亲近。加纳太太断定苏珊·桑塔格会取得巨大的成功。“苏珊在芝加哥的时候，她们俩通信，”琼·加纳·泰勒回忆道，“妈妈是芝加哥大学毕业生，这成为她们之间联系的纽带。”

苏完全有别于她的同班同学。她不是孩子般的娇小可爱，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漂亮。不是那样的，比桑塔格低两级的作家贾梅克·海沃特记得，“她俊俏得令人赞叹：皮肤黝黑，表情严肃，眸子里流露出超常的智慧，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比现在的短，卷曲得厉害些，精致的双唇随时准备张开，娓娓道出一套又一套思想，这既让我着迷，又让我愤慨。”苏的眼神表明她完全能将心比心，替人考虑，但是，海沃特在后来与已成为作家的苏珊·桑塔格几次紧张而又匆忙、有冲突的相遇中，再也找不到她的那种品质。海沃特曾与桑塔格一起担任笔会管委会成员，他发现桑塔格不友好。就像笔会管委会主任卡伦·肯纳利告诉海沃特的那样，苏珊经常对朋友大发脾气，“当着大家的面一甩手，‘砰’的一声，将他们拒于她的生活大门之外。”

杰克（当时，收养他的人家叫他杰克·马克斯）与苏有共同之处，即爱争辩、爱思考。即使在那个时候，“她也很强硬”，崇尚理性。杰克是个浪漫主义者、非理性的辩护人。“苏想把我拉回到天真的现实主义世界中去。她偏爱莱昂内尔·特里林 那种男性的、直率的风格。”她年长几岁，而且博览群书。她向他提出挑战，看他能否证实他的观点，能否找到更具有说服力的观点——但一般总是她赢，总以一句类似“正如T. S．艾略特所说的那样”的话来结束辩论。她激怒了杰克，但也迷住了他，坚持要他看“看不完的小说和文章”。她使他受到教育，把他锻炼成更有力的对手。而他呢，反过来也给她介绍了一些作家，主要是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 和朱娜·巴恩斯 ；他认为，这两人能够治好苏过分依赖逻辑的毛病。他也赢过几场辩论，他把T. S．艾略特写给他的信（同意杰克将一本书献给他）拿给她看的时候，她气疯了。这下，他真的是胜她一筹。

海沃特记得，社会研究系系主任哈利·谢普罗吸引了苏参加政治讨论。谢普罗让杰克感到恐怖。这位理性的老师让许多学生害怕，因为他放出话来，说自己曾经是一艘德国潜艇指挥官。这种人物性格倒很适合凶狠的谢普罗先生。他大胆地讨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海沃特记得，苏“通过这些讨论似乎茁壮成长起来”。

一九八三年，帕特里夏·罗加尔特-罗思致信《洛杉矶时报》，向谢普罗和他教的十一年级公民学课致意：“他会向你提出一个问题，然后要求你做出符合宪法的辩护。如果哪个学生不明白宪法是人类设计出的最伟大的文件，那么，他可就要倒霉啦。”有次，谢普罗布置作业，让学生写一个杰出的美国人。有个学生交上一篇论亨利·福特的文章。谢普罗，这个苏联犹太人，对他说他没有完成作业；要不然，他会发现，“福特身上有一些明显的非美国因素”。后来，众议院在调查非美活动时，曾传谢普罗，他求助于第一和第五修正案进行辩护，结果，他丢掉了他的终身职位，而且连教师也当不成了。

在学校，有个年轻貌美的教师与另一个教师约会，他们看上去就像是“模范夫妻”。然而，有一天，“T小姐”不经意之间对杰克和苏说她是女同性恋，公开的男同性恋海沃特回忆说：“她明白我们是局外人，不会因此感到沮丧，也不会击垮她的自信心。也许她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杰克和苏不讨论他们自己的性趣，也不琢磨人家的，但是，听了T小姐的自白，他们也并不感到非常吃惊，毕竟，大环境受电影的影响，而这类事情在电影里是司空见惯的。T小姐解释说，装成浪漫的异性恋是他们对付世俗偏见的一种办法。她相信这两个学生才对他们讲，杰克因此大悦。他认为这是对他们成熟的认可，“就像我们的社会学老师和我们讨论其激进的政治观点一样”。

一九四八年秋季学期结束时，苏珊·桑塔格从北好莱坞中学毕业，她已经十年级，第三学期快结束时，校长跟她说学校已没什么东西好教她了。一九四九年元月，北好莱坞中学校报一个栏目宣布了毕业生的去向。一些人要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另一些人上南加州大学，还有一些人上奥克西登塔尔学院 。刚过十六岁的苏打算到芝加哥大学注册入学。 UWWptwLKcteo6O9mSBHqCXWmiIWeLNu7T/iUGYnooABo/He7k3HgtCeszZ275/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