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最早的记忆之一是，她四岁左右在公园里，听到她的爱尔兰保姆在跟一个身穿浆过的白制服的大块头讲：“苏珊弦繃得紧紧的。”苏珊心想：“这可是个有趣的字眼。是真的吗？”

她“想起了”一件大约是发生在一九三七年的事。一九九五年，她在接受《巴黎评论》记者采访的时候描述过这件事。该公园坐落在纽约市，保姆名叫罗丝·麦克纳尔蒂，是个文盲。在苏珊的印象中，罗丝对这个难带的孩子束手无策。桑塔格五岁前和爷爷奶奶住在纽约，生活由亲戚照顾。

桑塔格希望告诉我们的是，她小小年纪就感到了孤独，厌倦自己的生活环境，于是，她的内心生活——这是她惟一能够掌控的生活——变得至关重要。她自己说，四岁的时候，她就开始作批评性分析了，因为她在琢磨“弦繃得紧紧的”是什么意思。桑塔格倒宁可用“静不下来”这样的字眼儿来描写孩提时代的自己，那是一个觉得“童年纯粹是在浪费时间”的孩子。

她父母当时在哪儿呢？他们大部分时间在中国。杰克·罗森布拉特开了家商行——功成毛皮公司，经营毛皮。一九三三年元月十六日，苏珊在曼哈顿的妇女医院出生时，父母在西八十六街二百号有一套房子。苏珊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米尔德丽德觉得自己要是在国外生孩子会紧张的，但是，平安生下苏珊后不久，她就重返中国，回到丈夫身边。等到再次怀孕，她又回到曼哈顿，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在纽约医院生下次女——朱迪丝。这时候，他们家已搬到长岛的格雷特内克。

苏珊的父母富有而且年轻，整天忙着他们的生意。苏珊出生的时候，杰克才二十八岁，妻子米尔德丽德（娘家姓雅各布森）二十六岁。在公司名册上，她是总裁兼财务主管。杰克，或者叫贾斯基（这是他出生证上写的名字），不远万里，从下曼哈顿东六街七百二十一号一路来到天津。他父亲塞缪尔和母亲古茜（娘家姓凯斯勒）都是奥地利犹太人，他们做毛皮生意，生了五个孩子，三男二女。米尔德丽德娘家是被苏联占领的波兰的犹太人，经营服装生意。她父亲艾萨克是个裁缝，和母亲多拉（娘家姓格拉斯科维茨）共养育了七个孩子。米尔德丽德生在家中（库克街一百三十九号），排行倒数老二，是惟一的女孩。她和杰克是在卡茨基尔的格罗辛基度假村邂逅的，当时，她在那儿当女招待。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九日，接近午夜时分，杰克·罗森布拉特因肺结核在中国天津一家德美合资医院去世，活了还不到三十五岁。米尔德丽德当时呆在天津的阿斯特商行旅社，翌日，她给父亲和兄弟阿伦拍电报，并作好安排，一周后启程返回纽约。

桑塔格记得，过了几个月，母亲才告诉她父亲已去世，而且只是简单地说死于肺炎。

接着，五岁大的苏珊第一次犯哮喘。对所有人来讲，哮喘都是一种可怕的病，对孩子尤其如此。常常是凌晨两点到六点之间咳个不停；孩子会咳得喘不过气来，有时还吐黏液。

一九三九年，为了给苏珊找到一个更为适宜的气候环境，米尔德丽德决定将她的这个小家从纽约搬走，有位医生推荐了迈阿密。一次访谈中，桑塔格提到，她们家在那座城市居住过很短一段时间；她还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些趣事：一栋四周有椰子树的房子。她在前院，手拿榔头和螺丝起子，想敲开椰子这种热带水果。一个肥胖的黑人厨子带苏珊上公园，她看到一张长凳上标了“只许白人坐”的标志。她转过身去，对厨子说：“我们坐到那边去，你可以坐在我腿上。”桑塔格对访谈者讲，那可真像是十九世纪。迈阿密潮湿不堪，苏珊的哮喘病变得更加厉害。于是，没过几个月，她们又搬家了。

米尔德丽德把家搬到图森 的时候，她才三十一岁。在后来的访谈中，桑塔格把她母亲讲成一个很自我的虚荣女人，不会做母亲，而总在担心自己容颜老去。米尔德丽德让苏珊别在外人面前叫她“妈妈”，她不希望任何人知道她年纪都已经大到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了。苏珊感到迷惑不解，她想知道母亲一天到晚都在干吗，因为甚至在杰克·罗森布拉特去世后，米尔德丽德仍然老不在家，而把苏珊和朱迪丝“托”给亲戚照看。

情况可能是，在苏珊整个童年时代，米尔德丽德都一直心情郁闷，委靡不振。对于喜欢东奔西跑的米尔德丽德来讲，可能非常不容易适应做母亲带来的生活方式上的巨变。她不仅没了丈夫，也没了生意上的收入，没了工作，没了独立性，也没了地位——取而代之的是两个年幼的孩子没完没了提出的要求。喝酒能缓解紧张，让她暂时放松，甚至她的情绪也许会变得高亢一些，但在苏珊的印象中，米尔德丽德是一个懒散的母亲，整天昏昏欲睡，要不就是百无聊赖，根本不可能翻阅或者评论一下孩子全优的成绩单。这种情形在许多自孩童时代就开始创作的作家的生活中屡见不鲜，比如作家安妮·赖斯 就曾坐在她酒鬼妈妈的床边，闷闷不乐。

桑塔格极少谈及她在图森所受到的养育，当然，她记得自己小时候沿着古老的西班牙小径，朝坦凯弗德山麓丘陵走去；在那里，她仔细观察“可怕极了的树形仙人掌和仙人果”。她找箭头，找蛇，把漂亮的石头装进口袋。她将自己想象成最后的印第安人，或是孤独的护林员。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期，图森占据了九平方英里开阔的荒谷，丘陵起伏，色彩斑斓，重峦叠嶂，山石嶙峋，令人望而生畏。沙漠并非是一望无际的沙丘，那里有带刺的灌木和杂草，多刺的树形仙人掌，还有挂满了鲜红果实、橘红色穗状花蕾的树。下雨的时候，沙漠上花儿盛开，天空展现出两道长长的彩虹，碧空如洗。英国作家J. B．普里斯特利一九三七年游览亚利桑那，比米尔德丽德和苏珊母女早两年。他来过之后，从此再也忘不了那萦绕心际的美：“一种种声音，一个个脸庞，蓝色的鸟和红色的鸟，仙人掌和松树，在晨曦中时隐时现、在落日里珠宝般闪耀的群山，甜甜的清新空气，午夜时分，繁星满天。”

一九三九年，沙漠带来的这些快乐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尽管这个城市当时正在迅速发展成一个旅游城市和军事基地，但人口还不足四万。整个城市只有两家电台，居民沿街走过，从每家每户开着的窗子里听到的几乎是同一个广播节目。城里有五家影剧院，还有几家连锁书店和文具店。图森大学里有一个交响乐队，一个小剧场，上演音乐和艺术节目，此外就是一个州博物馆和卡耐基图书馆。生活是悠闲的，图森城对喜欢户外活动和希望身体健康的人来说颇具吸引力，因为这里有大约三十家医院和疗养院为患有各种呼吸道疾病的病人提供医疗服务。在这里，苏珊的哮喘病情好转。也正是在这里，她出落成一个体格强壮、擅长交际的女孩儿。

一九三九年九月，学年在尘土飞扬中开始。就在这片阴霾里，苏珊开始上一年级。回头看看，苏珊觉得那简直是个笑话：“当时，我六岁，星期一，我分在一年级A班；星期二，他们把我放在一年级B班；星期三，到了二年级A班，星期四转到二年级B班。一周下来，他们让我跳到三年级，因为功课我全会了。”当时，没有专门为特长生开设的班级。苏珊学的科目和其他孩子一样：作文、拼写、阅读、音乐、艺术、算术、社会科学、卫生体育和基础科学。同学都接纳了她。“我生在一个文化上非常民主的环境之中。我没有想到我还会影响那些孩子的生活方式，”桑塔格后来才意识到。她们总能找到共同话题，比如说些“啊呀，今天你头发真漂亮！”或者“哎呀，那双懒汉鞋真可爱！”诸如此类的话。

不过，虽然才六岁大，为了引人注目，苏珊认为有必要夸大她与同学之间的差异，她对他们说自己是在中国出生的。她希望给人以印象，她与遥远的地方有联系，而中国，她后来说，似乎是“人能去的最远的地方了”。

桑塔格七岁已养成看完一个作家主要作品的习惯，这习惯伴随了她一生。首先是艾伯特·佩森·特休恩 的《铁路工凯莱布·康诺弗》（一九〇七）、《一只名叫切普斯的狗》（一九三一）、《小动物与别的狗》（一九三六）。也许，他最有名的系列集中在狗儿拉德及其在新泽西农村的英勇行为上。特休恩探讨的是对与错和滥用权威的主题，如在《拉德更多的冒险》（一九二二）这部作品中，一个无知无识、却盛气凌人的县治安官扬言要毙了拉德；拉德的冒险行为一般都关涉正义的伸张。对成人世界的不公与麻木的愤怒常常刺激年轻作家和读者，也正因为如此，九岁的苏珊才去啃大部头小说，如她母亲的那套六卷本的维克多·雨果作品中的《悲惨世界》。苏珊后来称，芳汀 卖发一节让她年纪轻轻就成了一名社会主义者。

不过，更为重要的是，苏珊发现了游记作家理查德·哈里伯顿。我们只消看看他作品的首页照片就会明白为什么：在《万里揽胜》（一九二五）中，他站在泰姬陵前，包着头巾，双手叉腰，两腿自然放松，一脸灿烂的笑容；在《飞毯》（一九三二）里，他坐在他那架双座飞机顶上，准备好了去冒险；在《理查德·哈里伯顿奇观全集》（一九三七）里，一封致读者的信旁边是作者的一张照片，看上去三十来岁的他英俊潇洒。信里写的是，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喜欢看上面全是“世界上最奇妙的城市、大山和寺庙”的图片的书。他爱看那本书，因为它把他带到了“陌生而浪漫的地方”，让他留连忘返。

后来，桑塔格在回答什么书改变了她的人生时，她说首先是哈里伯顿的书。他让她看到，作家的生活是如何“有特权”，又是如何充满了“无尽的好奇心、精力和表达力，以及无比的热情”。哈里伯顿写过登埃特纳火山、波波卡特佩特火山、富士山和奥林匹斯山。他下过大峡谷，走过金门大桥，当时，金门大桥尚未竣工呢。他去过莫斯科的列宁墓，到过中国长城。“哈里伯顿让我充满欲望地意识到，世界辽阔广袤、历史悠久，世界上可看的奇观、可听的故事不胜枚举；他让我意识到我自己也能看到这些奇观，听到与奇观有关的各种故事，”桑塔格回忆说。

这种往事令人回忆起桑塔格七岁时为之激动不已的一些事，她当时就意识到世界要比图森大得多，而她的玩伴、老师和其他成年人对外面的世界并没有憧憬，眼界未免太窄了！成人为何如此谨小慎微？苏珊想不明白。她想，“等我长大成人，我得留心，可别让他们阻止我从敞开的门飞出去。”

阅读使苏珊身边的许多生活缩小了。她读关于战争和现代生活的书。在她的想象里，没有比如说图森的皮马人 的位置。她后来说：“西南地区的民间传说是静谧的，甚至对于生活在那里的人来说也是别有风味的。”

假使你是个小孩，发现了乔治·艾略特或萨克雷或巴尔扎克或那些伟大的俄罗斯小说，那么，戴有绿松石珠子的小印第安布娃娃肯定就无法与十九世纪小说相媲美了——因为就算是一种阅读体验也能够打破你狭隘的框框。如果你在找一种东西能够带你到什么地方去，去拓展你的意识，那么，这东西肯定就是一种伟大的世界文化。

桑塔格爱读哈里伯顿，她提到他的口吻，一如出自一个看到了奇妙世界的热情满怀之人。她渴望的就是那种能陪伴她的父母似的作家，但是，米尔德丽德却对能说会道的女儿讲：“在中国，小孩子不讲话。”碰上心情好的时候，米尔德丽德会边回忆边对苏珊说，在中国，“在饭桌上打饱嗝是一种表示感激的礼貌方式，”但那并不意味着她允许苏珊打饱嗝。

所以，苏珊的早年生活大多似乎是支离破碎的。在图森度过的头些年，桑塔格还不到十岁，米尔德丽德搬过几次家，苏珊转了几次学。过去的很快就过去了。

一九四三年，米尔德丽德带着两个女儿又搬家了。这次搬进的是一栋清洁小巧的四居室灰泥粉刷的平房，位于东德拉克曼街二四零九号，当时东德拉克曼街还是一条泥路。桑塔格的意思是，她妈妈缺钱，已经当掉了手头许多中国纪念品。这栋房子现在还在，就在亚利桑那大学边上，看上去就和一九四三年拍下的照片一模一样，当时房子是簇新的——除了一点不同：现在路铺过了。苏珊、她妹妹和妈妈是这房子最早的居住者。米尔德丽德如何付房租，如何养活她们一家，家里有困难，请人帮忙后如何付费，这一切概不清楚。也许，杰克·罗森布拉特的公司留下的钱还没用光，而且，桑塔格讲，她妈妈教书。现在，在图森公立学校找不到米尔德丽德教书的任何记录，不过，城里有无数所私立学校，哪所雇用过她也未可知。

在后院，苏珊挖了个长、宽、高几乎均是六英尺的洞，精确得令人难以置信。“你干吗？”一个仆人问，“一路挖到中国吗？”不，苏珊回答说，她只想“有个地方坐进去”。她在洞口上面放了几块八英尺长的板子，挡住强烈的光线。房东抱怨说这会给经过后院的人造成危险。苏珊把板子拿开，让他看她差不多要拼命挤才进得去的入口。洞内，她挖了个放蜡烛的凹处，但光线太暗，看不了书，她还吃了一嘴的泥，泥是从她搞出来的洞顶部的缝隙中掉下来的。房东告诉米尔德丽德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把洞填上。苏珊在女仆的帮助下，把洞填上。三个月后，她在原地又挖了个洞。汤姆·索亚哄骗他的邻居小孩帮他干活——粉刷篱笆；苏珊也学起汤姆，忽悠了三个玩伴来帮忙，满口答应他们，只要她不在那儿，洞就归他们用。

苏珊挖的洞是她的藏身之处，她的微型世界。她后来在一篇论及岩洞的文章中说过，她粗糙的掩体也标出了“危险与安全”间的边界。她的洞穴等同于别处的世界，等同于她父亲死在那里的中国。她父亲留给她仅有的几件物品是一枚刻有父亲姓名首字母JR的图章戒指、一条白色丝绸围巾（上面用黑丝线绣着他姓名的首字母）和一个印有杰克·罗森布拉特金色小字母的猪皮票夹。简单地说，他的履历还未写完，在她的想象中，是一种“未结束的痛苦”。这种痛苦，像哈里伯顿这样的外向型作家也无法医治。

幸运的是，桑塔格十岁前就早早地找到了她的第一个文学之父，即埃德加·爱伦·坡。像哈里伯顿一样，坡也构筑起了一个神奇的世界。他创作侦探小说，写月球之旅和其他不可思议的探索航程——如《阿瑟·戈登·皮姆的历险故事》。但是，坡也使苏珊有了“对内在性、忧郁、心理执著，对推理的刺激、变态，以及对不顾后果的自我意识的性情的最初了解”——又是一阵诞生中的渴望。坡的作品既是冒险的，又是知性的；故事的叙述者是羞怯的，包裹在自己的世界里。他笔下的人物就像桑塔格成年后一样，是比喻意义上的洞穴——思想的洞穴——的献身者。正如《贝蕾妮斯》的叙述者坦陈的那样，“我的激情 总是 思想的激情。”

像桑塔格一样，坡也是一个在欧洲、在文学本身中找寻灵感的美国作家；像桑塔格一样，他也着迷于销蚀性疾病和死亡。看坡的哥特式小说，你会紧张得大气不敢喘，因为其中的死亡感像他使用的头韵那样向你步步逼近：“在这一年秋天阴沉、黑暗而无声的一整天里……” 《厄舍古厦的倒塌》中这些有力而迷惑人的字句不啻为一帖帖文学麻醉剂。图森具有疗效作用的气候想要否定一个事实，即死亡是无法逃脱的。坡的小说则证实了这一事实。如果说，这似乎是一个可怖的发现，那么，对一个感觉到其周围的东西在否认着什么的孩子来讲，这倒不失为一种天赐之物。

如果说，理查德·哈里伯顿追求的是游历世界并抓住其中你所喜爱的东西这一外在的愉悦，那么，坡追求的是同样的快乐，只不过方向相反，即内在的快乐，表明文学可以是驶向他乡的交通工具，而且——甚至更好——文学本身即可为目的地。坡教会她依靠自己的感受力，把她遇到的所有非文学环境排斥在外。

但是，无论是坡，还是哈里伯顿，都无法给桑塔格一种职业感，对一个独立思考并已逐渐认为自己的一切该由自己做主的孩子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对于遭受“父亲渴望”或曰“父亲饥饿”煎熬的孩子来讲是一种相当普通的感觉。她在两本令一代代少女感到兴奋的书里找到了自己的使命感，这两本书是《居里夫人传》和《小妇人》。

快十岁的时候，苏珊看了伊芙·居里为母亲写的动人的传记。传记介绍的第一句话就非常吸引人：“居里夫人的生活包含了如此多的奇迹，所以，她的故事讲起来只能像传奇了。”伊芙这本令人心醉的传记叙述了一个完整的居里夫人，她这本传记为苏珊未来的生活描绘出一幅近乎完美的蓝图：年复一年，玛丽在死水般的波兰度过了一个个贫穷而孤独的日日夜夜。她有一种强烈的欲望，要去“爱某种极其崇高、极其伟大的东西”。伊芙问：“人们该如何去想象这个十七岁的女孩的热情呢？”玛丽参与了波兰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活动，渴望祖国从苏联占领中解放出来，去建设一个更美好、更公正的社会。她企盼着能够到法国这个学识和自由圣地接受教育。她给姐姐写信，说“我梦想巴黎，就像梦想救赎一样”。玛丽的机会到来的时候，伊芙评述道：“人在巴黎，感觉是多么年轻、多么有力、多么激动！又是多么的满怀希望啊！”在巴黎，玛丽在她钢铁般意志的引导下，在陋室发奋读书，几乎到了筋疲力尽的程度。她引起了大科学家皮埃尔·居里的注意。如同小说家那样，玛丽寻找着新的研究课题。她和皮埃尔共同创建出“一门新科学和一种新哲学”。他们成为“珠联璧合的创作者”，体现出“男女之间最高的结盟和平等的交流”这一精神风貌。夫妇俩也有孩子，玛丽母性洋溢，正如她对科学满怀激情一样。丈夫死后，玛丽即致力于“一种永远的奉献”。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照料伤病员；她向全世界人民敞开怀抱。世界的奥秘和奇观让她激动不已，她立志要去探索。特别是玛丽有使命感。正如伊芙所说的那样：“我们必须相信，我们有天赋去做某件事，那么，不管付出多少代价，这件事必须做成。”她以“一种超人的执著”坚持不懈。随着自己的逐渐成熟，玛丽发现有必要建设一种国际文化，并对自己“对一切低俗所持的那种与生俱来的拒斥感”笃信不已。

居里夫人的故事也是一个高尚的故事，因为，用她女儿的话来说，玛丽是以“淡然的态度”，以“一种不可改变的性格结构和一种智慧的顽强努力”来对待荣誉的。伊芙引用了爱因斯坦的评价：“在所有的名人中，玛丽·居里是惟一没有受到荣誉腐蚀的人。”

这不是说，桑塔格希望像玛丽·居里那样，要在后院建个化学实验室，也并非说她试图像契诃夫那样，既当作家，又做医生。对苏珊来说，想象自己发现种种治疗方法，发现一种像镭那样的可以用以治病的新元素，那不是她的发展方向。更为重要的是，伊芙唤起了对一种无私职业的思考——玛丽是无私至极，她甚至都不视之为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使命。在这一点上，玛丽·居里就像是女神，无懈可击的圣洁，“完整、自然，几乎毫不意识到她那令人震惊的命运。”

苏珊竭力模仿这位完美的居里夫人，这位不辞辛苦，站在又热又重的大桶旁炼矿并取得突破而获得了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桑塔格日后谈起自己的创作，使用的字眼是令人痛苦的劳作，完全集中在工作上，而不是可能获得的荣誉、抑或她本来完全有权利用的自我炒作的机制；她对任何追名逐利的低俗想法一概嗤之以鼻。

一直到上大学前，苏珊都没有完全放弃从事医学或者科学生涯的念头，但是，文学创作的想法已经向她发出了召唤。她后来称：“我真正希望的是每种生活都经历一下，作家的生活似乎是最具包含性的。”作家可以使用一种科学家或医生无法使用的方式，去自由自在地创造和再创造自我。

苏珊不仅酷爱看书作文，而且酷爱作家的 角色 这一理念。不仅仅要写作，而是要被 视为 作家，这是她的自我意识工程的一部分：“我 真的 想过发表的事情。事实上，我当时真的认为当作家就是要发表作品。”写作的冲动是她对自己读过的伟大作家的一种效仿行为，也是一种敬意：“人们常说他们希望成为作家，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或者因为他们有话要说。对我而言，它是一种生存方式，就好像是加入一群圣人的行列……我想我并非是在做什么自我表达，我觉得我正在成为什么，正在参与一项高尚的活动。”

十岁的小女孩哪来的关于出版界的想法？她的这些想法来自两部小说：《小妇人》和《马丁·伊登》。桑塔格认同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笔下崭露头角的作家——乔，尽管她立即加了一句，说自己根本不喜欢写乔写的那些个多愁善感、耸人听闻的故事。是乔十足的劲头深深地感染了苏珊：“我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一番英勇的、非凡的事业，我死后别人也不会忘却。我不清楚这是件什么事情。我全神贯注在寻找。总有一天，我要让你们所有人感到震撼。我说到做到！”特别有意义的是，乔对伟大的理解是与欧洲联系在一起的：“我多么想我到过那里啊！”乔喊道，“你去过巴黎吗？”乔拒绝了与她青梅竹马的伙伴劳里，而投入巴哈尔教授的怀抱；这位年龄更长的欧洲人欣赏乔的作品，认为这些作品不是什么“古怪的性格表征”。苏珊肯定注意到了乔与家人、与社区的疏远，尽管书里谈了诸如家庭和睦等话题。桑塔格很可能看过戴维·塞尔兹尼克制片的《小妇人》，在这部电影里，凯瑟琳·赫本把乔这一角色表现得魅力四射。成为乔，成为作家，就是成为明星。

《小妇人》讲述的并非只是年轻人狂热地希望当作家的故事。当乔为让家人满意而开始改变故事时，她感到迷惑不解。希望讨好读者、期待读者意见一致是白费工夫，这在书评家对乔的作品所做出的矛盾反应中得到了强调。乔糟蹋自己的才华，去为一些杂志写平庸作品。这时，她父亲便责备她：“你能写得更好的。朝最高的目标挺进，别在乎什么钱。”的确，奥尔科特也许是为所有艺术新蕾而写作的，展示了作家应该怎样找到自己的声音，并确立自己的品格。

甚至更为直接的是，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呈现出作家生活的一个寓言。这是一个自然主义作家对个人抱负所作的虽无情却令人振奋的研究，这样的抱负对桑塔格那忧郁却坚定的感受力具有吸引力。伊登铸造自己的身份主要是通过读书这一途径，他把书籍几乎看作他确立个性的“基石”，它们对他而言是有形的，伸手可及，而且相当性感。他不仅仅是看书，他分明是爱抚它们。

像马丁·伊登一样，苏珊也希望她的写作能给世人留下某种印象，不管他们看上去是多么的冷漠。伦敦的小说迄今为止仍然是自由撰稿人的一本有价值的手册，一页页描写了马丁为了发表作品而做出的狂热的努力，他一次次用写上自己姓名地址的回信信封寄出手稿，又一次次收到退稿信，然后，他又不断寄出一个个短篇故事和一篇篇文章，直到最终有作品被录用为止。退稿信与用稿通知的数量之比高得吓人：一篇作品被录用，就有成打成打的作品被退稿，但马丁绝不放弃。

当然，马丁不能控制的是出版途径。后来，桑塔格对南卡罗来纳大学的学生说，她大概在九、十岁的时候，自己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她在一台胶版誊写机上开办了一份她自己的月报，每份四页：

复制作品最便宜的方法是，准备一张刻有作品的蜡纸、一个浅盘和一些明胶。把墨抹在蜡纸上，然后蜡纸正面朝下放在明胶上。接着，明胶上可以放上大约二十张纸，就能复制蜡纸上的文字了。这在小房间里弄，真是棒极了。十岁大，我就创办了一份自己的文学杂志，然后，以五美分的价格卖给邻居。

桑塔格面带微笑讲述着，回忆这一出版行为是如何使她获得自我解放的。她作诗，写小说，并至少创作了两个剧本，一个是从卡雷尔·恰佩克的《R. U. R.》 中得到的灵感，另一个剧本是受了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的《阿里亚·达·凯波》的启发。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将自己看到的报道压缩，写出了关于中途岛战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等的文章。

十二岁的时候，她似乎只是在等待时机，“服满”她在回忆文章《朝圣》中所说的童年的“刑期”。那是一种折磨，好在她是个好演员，会掩饰。

接着，苏珊的世界里硬生生地发生了一件令人不安的事情——母亲改嫁。米尔德丽德虽然还是阴郁，但她依然漂亮，吸引了一个新伴。苏珊心里排斥他，但他的到来给了她一个新的姓氏，适合其即将成为作家的身份；而且，他还带来了旅游的希望——离开那童年的荒漠，抵达她的梦幻之地——加利福尼亚。 d0xVogb6evUcGD9fB2QXOknra0WsCrn/F8AuG3aNUEY4122lgc1PFHNgDOLcRJ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