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后，亚尼和罗马茨还是经常顺道来家里拜访，与母亲聊天，而且，我们现在多了一群访客——劳工营里其他男人的妻子。丈夫的离开让这些女人频频聚会，互相拜访，我家就是一个主要的聚集地。

女人们常常无所事事地待在公寓的大房间里，聊着天儿，喝着白兰地，抽着烟。一般在见面时打完招呼后，我便成了隐形人，被撂在一边。这种时候，我总有一种被遗忘的感觉，待上一会儿我便溜回小房间的角落里自己玩了。外祖父去世之后，小房间空了下来，变成了客厅，而且总有人在那里过夜，通常是我父亲在乳制品或小地毯业务上的朋友。之前常来的舅舅约西，现在却不再露面。他也像父亲一样，被征召到一个劳工营，送到苏联前线去了。

女人们通常待到傍晚才走，她们不停地聊天、喝酒、抽烟，把大房间弄得乌烟瘴气的。以前来家里拜访的人也抽烟，但我不记得谁曾喝过酒。氛围也与以前大为不同，曾经我习以为常的欢声笑语不再有了，每个人看上去都心事重重的。

我注意到母亲变得尤其能喝。在这些女人离开之后，她还常常待在灯光昏暗的大房间里，一个人抽着烟、喝着酒，看上去思绪已经飘远。我知道她在思念我父亲。

父亲走后不久，便与我们断了通信。后来母亲在1943年春天收到一份官方的正式通知，说父亲已经在前线“失踪”了。我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也不明白人怎么会消失不见。我想问母亲，“失踪难道不比被发现死了好吗”，但我没敢问。在此后那些漫长的下午，她常常待在大房间里抽烟喝酒，我则待在小房间里自己玩。

抽烟在我家是司空见惯的事，烟味儿弥漫在家中的每个角落，尤其是卫生间，因为人们为了掩盖别的气味，总会在那里点上一根。我讨厌烟味儿，但是我对吸烟的状态很着迷。一天，看着母亲和亚尼一起抽烟闲聊，我溜过去，请求他们让我也抽一根。他们嘲笑我，但这更让我跃跃欲试。我坚定地表达了我的这一想法。他们俩交换了下意见，然后母亲说：“好吧，安德里什，你试试吧，看看你到底喜不喜欢。”

我成功地拿到了她的香烟，立即抽了一口，却立刻感到一阵作呕。随后我扔下烟，冲向卫生间，对着马桶一阵狂吐。从卫生间走出来后，母亲和亚尼面无表情地让我再吸一口。而我摇摇头，甚至不愿直视他们。

家里没有客人时，大房间就成了我的游乐场。由于《丛林故事》激发了我对丛林的兴趣，我将每块小地毯设想为一个异国岛屿。我们公寓楼里有个比我大些的男孩经常来找我一起玩。借助一张他学过的东南亚地图，我们俩玩起了“跳岛游”。我们把“狮子叔叔”放到假定为苏门答腊岛的地毯上，然后从被当作婆罗洲的那块地毯出发，跳过被假定为南海的光滑硬木地板，来到苏门答腊岛，对着“狮子叔叔”叩头，请求与他建立友谊。然后，我们会跳到爪哇或者我朋友从他的地图上挑选出的其他远方岛屿。我们会花一整个下午玩这种游戏，直到吉兹开始做饭，而我的朋友也该回自己家为止。

每天上午，我都会去社区的幼儿园。我们班上大概有10到15个孩子，都是犹太人，老师也是。我们常玩可以拼装在一起的积木，但是我很少拼出它们被设计成的样子，相反，我更喜欢自己创新。

我还自己设计游戏。一次，当母亲与其他战时留守的妻子谈话时，我无意中听到一句话——“他们要把犹太人安置到犹太人居住区”，这句话激起了我的兴趣。我不知道犹太人居住区是什么意思，但是出于某种原因，我记住了这个词。

一天，我把幼儿园的一些桌椅拖到墙边圈出一块地方，然后宣布那里就是犹太人居住区，所有的犹太人都要被安置进去。我和几个小伙伴一起唱道：“他们要把犹太人放到这个犹太人居住区，他们要把犹太人放到这个犹太人居住区。”我们还拽住其他一些孩子，连推带搡地把他们赶到那个封闭空间。很快我们就开始高声齐唱：“他们要把犹太人放到这个犹太人居住区，他们要把犹太人放到这个犹太人居住区。”幼儿园的老师在听到我们这么唱之后，严厉地呵斥我们让我们停下来。然而当时班里的所有孩子都学会了这句话，她越阻止，我们唱得越大声。她无助地看着我们，默默地耸耸肩，不再管我们了。这个游戏我们一遍又一遍地玩了好几周。

母亲和亚尼偶尔会带我到布达的一个偏远地方野餐。他们专注于交谈，我则四处跑着玩。我有一个金属的小饮水杯，它由大小不一的金属环套叠而成，不用时可以压到只有一个金属环那么高。我很自豪能拥有这样一个杯子，我喜欢用它装泉水。

有一次，我来到泉水边，打开杯子装满水。而当我返回去找母亲和亚尼时，却遍寻不到他们。我无助地不停乱跑，直到意识到自己迷路了。我吓坏了。突然间，周围的树丛变得冷漠险恶起来，让我觉得自己无法再见到母亲了。我越跑越快，四处找寻她，直到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时才停下来开始哭。一些陌生人蹲下来试图安慰我，但是他们说什么也没用，直到也在找我的母亲和亚尼从树丛中走出来，我才停止了哭泣。我跑向母亲，抱着她的腿哭了起来。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平静下来。

我们公寓大楼的对面有一家蛋糕店，那里夏天会卖冰激凌。在我听话的时候，母亲总会带我过去买上一勺。冬天，奖励就从冰激凌变成了用栗子面做成的普里面包 ，面包的里面和表面加了打发的奶油。

我喜欢冰激凌，但在1943年夏天，我对这一喜好的坚持遭遇了严峻的考验。当时罗特巴特医生建议我摘除扁桃体，于是母亲带我去了医院。我并没有感到害怕，而且母亲答应我，从医院出来以后，我可以吃很多冰激凌。进了检查室，我被放到一张大皮椅里，我从脖子到膝盖都被一张很沉的橡胶床单盖着。我按照一位医生所说的那样把嘴张大——他眼睛上方戴着一个中间有孔的圆镜子，然后一位护士用一个金属托架把我的嘴撑开。我的下巴立刻被抻紧了，我想发发牢骚，但是从我嘴里说出的只有“啊，啊，啊”。医生点点头以示回应，安慰了我几句。他拿出一个很长的金属仪器，并将它深深地探进我嘴里，我没有感觉到疼痛，但过了一会儿，鲜血从我嘴里喷了出来，我胸前和地上都是血，那场面十分吓人。

做完手术，我在医院住了几天。母亲紧挨着我的床睡在一个铺在地上的垫子上。她允诺我的冰激凌还真的兑现了，而且我想吃多少她就给我买多少，不过那时我觉得它们没有以前那么好吃了。

跟医生打交道的经历还不止这一次。尽管我耳朵后面的伤口已经痊愈，但我的耳膜上又出现了一些小洞，而且两个耳朵里还总有液体流出。我们转了两次电车，去看一位住在布达佩斯城外的医生。这家诊所看起来与我见过的任何一家都不同，它并非像其他诊所那样开在医院或是公寓大楼里，而且它被一个很大的、奇特的花园围绕着，就像图画书中的城堡一样。

诊所里到处是各种奇怪的箱子，上面有旋钮和金属线。医生没对我的耳朵做什么，而是让我听他通过转动旋钮发出的各种声音，要求我听到后便做出反应。

刚开始时，我对这些奇妙的装置感到很好奇，像做游戏一样接受了这些测试。但过了一会儿，这种游戏就变得无趣了，不过我还是坚持做了下去，只要听到声音，就按下按钮。有时我会因为胡思乱想而错过按下按钮的时机，但随后我会赶紧按下，并希望能够算数。

测试后医生告诉母亲，我丧失了50%的听力，耳内渗出的液体也要留意。以前给我动手术的那个医生当时已经过世，所以母亲又在布达佩斯找到了一位备受推崇的耳科专家，这位专家就是格尔曼医生。

格尔曼医生的诊所装修得很别致，它在一座位于多瑙河畔的极为华丽的大楼里，这座大楼所在的社区有很多同样华丽的建筑。这里要比我们所住的社区雅致得多。母亲每星期都带我去看格尔曼医生，大多数时间我们都要等待。候诊室和检查室都粉刷成了深绿色，我所见之物、所见之处，都是深绿色。有人告诉我，这样做是为了安抚候诊患者的紧张情绪，但听到这话，我不但没有平静，反而担忧起来——我可不愿被弄疼。

最终，我的担心被证明是多余的。虽然格尔曼医生有一堆金属仪器，但是每次给我看病，他只是简单地检查一下，便用缠着药棉的仪器擦干从我耳内流出的液体。然后，他会拍拍我的头，告诉我们一周之后再来。离开时，母亲会对格尔曼医生的高收费抱怨一番，说这样下去我们会被赶到救济院去。

格尔曼医生娶了一位著名的女演员，这是人们谈起格尔曼医生时首先会提到的，连他的高收费都排在其后。因为他妻子只在大人看的剧中出现，所以我从来没在电视上见过她。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她的知名好像提高了格尔曼医生的名望。有一次格尔曼医生问我长大以后想做什么，我说想像他一样。他笑着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我也想娶一位女演员。”

从1943年开始，我们便时不时地遭到空袭。空袭多发生在半夜，那时我一般已经睡熟了。母亲会跑到我床边，把我从半梦半醒中拉起来，给我穿衣服。我醒过来时，常常会听到空袭警报器的鸣叫声。如果我站在床上向窗外望，我能看到一盏路灯挂在横跨街道的电线上。当时我认为警报声是从那盏路灯发出来的。

母亲会飞速穿上她的衣服和外套，带着我沿着又长又黑的走廊跑到楼梯口，然后下楼钻进防空掩体。防空掩体位于公寓大楼的地下室。其他人也从各自的房间鱼贯而出，迅速下楼进入掩体。“二战”爆发之前，公寓大楼里的每一家都在地下室中拥有自己的一块地方，用来存放烧炉子用的煤或木头。防空掩体是一个用墙隔开的部分，墙壁被刷成单调的颜色，里面摆着一排排没有靠背的木制长椅，光秃秃的电灯泡吊在天花板上。

人们有序地进入防空掩体，然后在长椅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不管冷热，人们总是裹着大衣。他们一个挨一个蜷缩着坐在长椅上，时而睡眼惺忪地盯着前方，时而抬头焦虑地看着天花板。空袭大多会持续半小时，有时一个小时，其间大家都沉默不语。我会靠着母亲重新睡上一小会儿，然后在坚硬的长椅上猛地醒过来，之后再慢慢睡着。我们在等待——要么是有炸弹击中我们，要么是迎来有规则的警报声，表示空袭已结束。

我们从未被炸弹击中过，但距我们五六个街区远的一栋公寓大楼未能幸免。那座大楼就像被一把大刀从每层楼的正面劈掉了一半。你可以看到这栋四层公寓的各个房间里的所有情况，它就像一个一面开放的玩具房子一样。每个房间里没被炸掉的部分还有家具立着，墙上还挂着画；而公寓楼的前半部分已经倒塌，变成了一大堆砖头和碎石。

各种传闻接踵而来。有人说造成破坏的是英国飞机，还有人告诉我母亲，炮弹爆炸产生的冲击力把一个存储区里的鹅绒储备炸飞了，鹅绒涌进附近的防空掩体里，导致藏在里面的好多人窒息而死。

我和母亲每次去城市公园，都会经过那栋被炸毁的大楼，那场景令我非常不舒服。但是一到公园，我就把它抛到脑后了。

我最喜欢在乔治·华盛顿的雕像附近玩。那是一座大型雕像，它由青铜制成，造型是一位士兵骑着一匹前蹄扬起的骏马。我曾经以为这座雕像是用铁做的，因为在匈牙利语里，“铁”写作“vas”，读作“vash”，所以我以为那个士兵叫“Vashington”，是以制成雕像的材料命名的。

雕像附近有一块沙地。一天，我看见一个不曾谋面的小女孩在那里玩，当时我带了些沙滩玩具，而她带了一个洋娃娃，我们就一起玩了起来。我们用沙子堆城堡，然后把洋娃娃放在城堡旁边，正玩得不亦乐乎时，她突然转向我，十分严肃地对我说：“耶稣是被犹太人杀害的，因此，所有的犹太人都该被扔进多瑙河。”

母亲当时就坐在附近的长椅上，而我跳起来跑向她，歇斯底里地大哭起来。我告诉她那个小女孩说了什么，她抱住我，说我们该回家了。随即我们便收起沙滩玩具回去了，战争结束前，我再也没去那个公园玩。

到1943年秋天时我已满7岁，开始上小学了。我的大多数同学只有6岁，但因为我的生日在9月，学校现在才收我入学。

我所在的小学隶属于一家犹太孤儿院，有些学生就来自那里，他们通常穿着制服。其他孩子和我一样是走读生，我们不穿统一的服装。这所学校里全是犹太人，自从在公园遇到那个小女孩之后，我发现身边都是犹太人会让我感到安心。

我的老师玛格达阿姨有一头红发。因为听力不好，我被安排在第一排，这样我才能听清她说的话。我喜欢坐在前面，那感觉就像她主要是在对我一个人说话，而我喜欢被关注。不发言的时候，老师要求我们坐直，两手交叉在背后，于是我们便把背向后靠到椅子上，小手垫在坚硬的木椅背和后背之间。

玛格达老师提问时，我经常第一个举手，而她也总能叫到我。我总是能给出正确答案，因此总是受到表扬，并进一步得到关注。老师还额外给了我一项特权，即我可以免受那种不舒服的坐姿的束缚。

班里的女孩子中，我尤其喜欢那个叫埃尼克的，而另一个女孩埃娃则喜欢我。但是，我迷恋的是埃尼克，所以很少注意到埃娃。那时，我们总是抢着帮彼此穿外套，通常我都能第一个拿到埃尼克的外套，不过我的却总是被埃娃第一个抢到。但是，我不会让埃娃帮我穿，而是会等埃尼克从埃娃那里拿回外套由她帮我穿。

有一次，埃尼克病了，几天没来上学。母亲带我去她家看望她。当我走进她房间时，她跳下床拥抱我，还用她的腿和胳膊盘住我，像个猴子一样，这让我兴高采烈。

1944年3月，德军占领了匈牙利。没有宣战，也没有战斗，他们就这么进来了。我和母亲站在环形大道的人行道上，看着满载士兵的汽车和装甲车从身边开过。这些德国士兵与看管父亲所在的劳工营的士兵一点儿都不一样。后者神色怠惰，身上的军服皱皱巴巴的；而德国士兵干净整洁，军靴锃亮，行动中带着一股自信。他们让我想起了我的玩具士兵：他们戴着相同的头盔，穿着同样颜色的军服，连手里的冲锋枪都是一样的。对此我印象很深。

人行道上站着一排排路人，所有人都看着行进中的德军队伍，所有人，包括母亲，都面色凝重。我抬头看着她，她面无表情，但是她紧紧地握着我的手。除了汽车、装甲车的发动机和轮胎发出的声音，周围寂静一片。队伍还在行进，母亲却拉着我走开了，但我当时并不想走，我对眼前的一切着了迷。

自此，在这座城市的任何地方，人们都能看到德国士兵的身影。他们胸前挎着冲锋枪，有排成大队的，步伐整齐地行进，也有分成小队的，以一列纵队前进。卡车和运兵的装甲车在全市逡巡，而环形大道上的军车最多。他们在距我家几个街区远的地方建起了司令部，总有士兵和军官们在我们社区附近的街道上来往。和列队行进的士兵一样，他们也衣着整齐、军靴锃亮，行动中带着自信。

有一次我在家附近的基拉伊大街上碰到了一个德国军官。当时我正只身一人从学校回家，他与我反方向走着，步伐从容而稳重，身上有着一种势不可当的劲头。我不自觉地把目光转向一边，紧靠墙站住，好让自己不被看见。

那个春天总是下暴雨。风暴来袭之前，你总会有所感觉，而在当时的匈牙利，你能预感到有什么事将要发生。风停后，气温开始下降，空气更加潮湿。在那个春天的空气中，你能感受到有什么事即将爆发，哪怕天气晴朗，这种感觉也不曾消失。我不知道是什么不对劲，但我知道事情开始不一样了。

那年6月，我小学一年级的生涯结束了。玛格达老师把成绩单发下来后，我们便奔向楼下正在等候的母亲们。我的分数是全班第一，这让我十分欣喜，向母亲展示成绩时，她也很高兴。 wSYoXWPn6KP3/9SbVzri1UIH8dUJaN8yUkc9u5j608IdIYW0LyK3T17GINZoBVNh